摘要：据可查的我国最早的公文名称是“誓”。《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公文汇编，它对后世公文的写作有很大影响。本文进一步探讨古代公文写作在表现手法、写作技巧上的特色。
关键词：简论 古代公文 写作特色
据可查的资料，我国最早的公文名称是“誓”。《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公文汇编，它对后世公文的写作有很大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公文写作有说理透辟、文辞流畅而口语化的特点。秦代公文注重公文的内容而不讲究文采。西汉初期公文的主要特点是政论性强，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受赋体和骈体文的影响，从西汉中期到南北朝，公文文风总的发展趋势是日益追求词藻华美，形式奇巧，而忽视公文的内容。隋唐的文风改革使唐代公文呈现出词强理直、质朴务实的文风。宋代公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是我国公文写作的繁荣期。封建社会最后两个王朝，明代和清代，文牍主义盛行，长而空的公文比比皆是。
“公文写作”，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产生的，统治阶级用以记叙和传递、保存管理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的公务信息的重要工具。我国古代公文写作，既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不少优秀篇章，至今具有学习借鉴、批判继承的价值，就是那些“糟粕”部分，也是古代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可以考订载籍之得失，补充史传之缺漏。
公文写作必须当作一个有机“系统”去研究，而不能仅仅说什么“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只强调文章形式与文人写作个性；或像肖统所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那样，只讲构思、讲文笔，就能提高公文写作水平。明确公文写作的特殊个性，有助于从整体出发，进一步探讨古代公文写作在表现手法、写作技巧上的特色。
一、公文写作的政策性与针对性
古代优秀公文写作，在内容上多体现了强烈的政策策略思想，在写作上有明确的针对性，能较好地达到它的创作意图，实现它的政治目的。我们试以林则徐《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分析，在这篇著名的奏稿中，林则徐是怎样向道光皇帝陈述自己禁烟的视点主张的呢？他着重指出鸦片“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是奏稿的核心部分，“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两句话，点出了清王朝如再不禁烟，将会出现的“军队瓦解，财源枯竭”两大问题，而这两点恰好是涉及封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正由于击中了要害，道光皇帝不得不多次召见，反复权衡，最后下了“禁烟”的决心。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包含了对鸦片战争前夕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朝廷内部禁烟与弛禁两派政略的反复探讨，对鸦片危害的充分调查研究与对道光皇帝心理的深入剖析。这样的几句话，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又维护了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策略思想水平也是很高的。不妨设想，林则徐如果只从道义上、理论上去阐述鸦片之危害，或仅从人民群众受烟毒摧残的角度去提出倡议，哪怕存屈原贾谊之才，文童写得再好，也只能落得屈贾遭遇，不见得有这几句话顶事。这种公文写作的构思与写法，在现代公文写作中其实是常用的。我们说：如不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但难以巩固，而且还可能倒退……；如不制止不正之风，就可能……等等，不都是同一思路、写法吗？
二、公文写作的说服力与真实性
真实性是公文写作的根本原则，古人早就有“修辞立其诚”、“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事以明核为本”等说法。从写作上讲，在于所选用的材料论据，是否真实，使人信服。只有真实的东西，才会真正地有政治力量，李斯《谏逐客书》可谓楷模。秦始皇听信谗言，或者说从不同的政治角度去考虑，打算把一切“外国”客卿都驱逐出境，李斯是楚国上蔡人，自亦在被逐之列，在这个严峻的政治背景下，他写了《谏逐客书》，运用了大量历史的与现实的事例，反复就“逐客”政策是否得当，向秦始皇进行利害对比。他从“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开始，接连选用了秦国历史上四位任用客卿而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君作为论据，援古证今，文章写得很有力，而且所举这四个国君都是秦始皇的老祖宗，这些事例货真价实，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接着，李斯又写了：“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风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焉，而陛下悦之，何也？……”等几大段，逐步从珍宝、美色、音乐等方面，驳斥了“逐客”政策的论据，指出逐客政策绝非“跨海内，治诸侯”之术。在这里，一般文学选本多从文学的角度欣赏文章的铺陈，或反复赞颂“致、有、垂、服、乘、建、树”这七个动词的生动灵活运用，而很少指出，作为公文写作，真正值得学习的，乃是它所举的这些事实，百分之百都是秦始皇自己的生活真实。这才是它的说服力之所在。《谏逐客书》最后的结论：“逐客以资敌国，损国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李斯文章是“批逆鳞”，企图改变国策的文章，所用的口气是很严厉的，而秦始皇竟能接受，不仅在于李斯旁征博引，授古论今，而主要在于所引论据内容的真实可信。
三、公文写作中“情”的运用
多年来流行的看法，认为公文写作大多是“官样文章”，“晓之以利害”可以，抒情则大可不必，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公文写作的种类繁多，其写作方法的变化运用也是多样的，古代公文写作中也有一些名篇采取了“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手法，去实现作者的目的意图。《陈情表》的这种“不受抬举”式的上书，是不能像李斯、林则徐那样去讲利害、写论文的，唯一的可能就是“动之以情”，利用晋武帝的种种心情、弱点，去巧妙地、策略地打动对方。我们仔细地分析《陈情表》，就可以看出李密确实绞尽脑汁，煞费苦心。这篇文章中，首先回顾自己悲惨的童年，以求打动晋武帝的“怜悯”与“同情”；接着陈述自己“进退两难”的处境，以求解除武帝的疑虑；再则歌颂圣朝“以孝治天下”给晋武帝戴顶高帽子，搭一个下楼的梯子；再表明自己本为“亡国贱俘，至微至陋，本图宦达，不矜名节”，这等于臭骂自己本来是追求升官发财的小人，真正清高的封建士大夫是不会这样臭骂自己的，这也无非再进一步解除疑虑；最后以“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给晋武帝许愿，再搭一个楼梯，也为自己日后出山当官留下伏笔，从而终于达到了“辞不赴命”的文章意图，晋武帝不得不改变了金口玉言还赐给奴婢二人。李密的“孝”大概也是真实的，否则他不敢也写不出这样情真意挚的公文来；但对于封建士大夫来说，“忠臣”不能马上去“事二主”，犹如寡妇不能当天改嫁，大约也是生活的真实。像这种主要靠“以情感人”的公文写作，是通过“情”为手段，进行的一种高度政治斗争，虽属公文写作的特殊写法，却也有一定借鉴价值，今天的某些公文写作，实际上也还是要讲“情”的，如《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从一开头：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信，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到“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段段都是讲情，讲兄弟之情、同学之情、三次国共合作之情、民族爱国之情等等，从正、反、侧许多不同角度讲；从过去、现在、未来讲，是很值得学习研究的。
四、公文写作的“简练”问题
古代文论中对文章要写得简明精炼的论述极多。刘勰讲“文以辩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朱元璋一再反对繁文之弊。太平天国特别批判了那些空聘其华，舞文弄墨的夸夸文章。古代公文写作篇幅短小，用语精确，言简而意赅，是一大传统特色。殷商甲骨文有的只有十来个字，就包含了情况、理由、办法。据统计：《谏逐客书》705字，《出师表》679字，《陈情表》475字，汉武帝《求茂材异等诏》68字，都已是千古大文章。当然，古人用文言写公文，今天用白话，而且我们今天所见的大都是古代公文写作的精华，文笔自是十分精炼的。古文也有又臭又长的，如朱元璋《为公文写作革弊习谕》一文中所谈到的明主事茹太素给朱元璋上书陈事，长达17000字，其中近16500个字都是废话，以至挨了朱元璋的屁股板。还有古代的八股公文写作，等因奉此，空话连篇，也是不可取的。但总的来讲，言简意赅实为古代公文写作的又一重要特色，像刘邦入关中的《约法三章》用“杀人者死，盗及伤人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十六个字，宣布一项重大的方针政策，为汉家天下争取了民心，促进了开国政权的巩固，这样的文笔无论如何是值得学习的。“简练”不是公文写作的唯一原则，文笔精炼是为公文写作目的服务的，简练也并不影响文章的文采，古往今来，短公文写作往往比长公文写作更讲究辞章文采，更难写得多。从古代公文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名句，诸如骆宾王的“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人之天下”，魏征的“居安思危”与“载舟复舟”，李密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已成为千古流传的名句。这些几百字的文章，除表达了重要内容，创造了众多名言警句外，有的公文写作写得有声有色，有铺陈，有变化；有的写得有叙有论有情，本身同时又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像丘迟《陈伯之书》，抒情写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简直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今天搞“四化”建设，时代节奏大大加快，党和政府一再要求搬文山、填会海，把公文写作写短一些，写精一些，是可以从中有所借鉴的。
古代公文写作中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东西，说到底，古今公文写作都首先是“订”出来，而后才“巧”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我们学习古文，归根到底是为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取它的经验教训，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文写作学的建设服务。
摘要：据可查的我国最早的公文名称是“誓”。《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公文汇编，它对后世公文的写作有很大影响。本文进一步探讨古代公文写作在表现手法、写作技巧上的特色。
关键词：简论 古代公文 写作特色
据可查的资料，我国最早的公文名称是“誓”。《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公文汇编，它对后世公文的写作有很大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公文写作有说理透辟、文辞流畅而口语化的特点。秦代公文注重公文的内容而不讲究文采。西汉初期公文的主要特点是政论性强，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受赋体和骈体文的影响，从西汉中期到南北朝，公文文风总的发展趋势是日益追求词藻华美，形式奇巧，而忽视公文的内容。隋唐的文风改革使唐代公文呈现出词强理直、质朴务实的文风。宋代公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是我国公文写作的繁荣期。封建社会最后两个王朝，明代和清代，文牍主义盛行，长而空的公文比比皆是。
“公文写作”，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产生的，统治阶级用以记叙和传递、保存管理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的公务信息的重要工具。我国古代公文写作，既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不少优秀篇章，至今具有学习借鉴、批判继承的价值，就是那些“糟粕”部分，也是古代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可以考订载籍之得失，补充史传之缺漏。
公文写作必须当作一个有机“系统”去研究，而不能仅仅说什么“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只强调文章形式与文人写作个性；或像肖统所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那样，只讲构思、讲文笔，就能提高公文写作水平。明确公文写作的特殊个性，有助于从整体出发，进一步探讨古代公文写作在表现手法、写作技巧上的特色。
一、公文写作的政策性与针对性
古代优秀公文写作，在内容上多体现了强烈的政策策略思想，在写作上有明确的针对性，能较好地达到它的创作意图，实现它的政治目的。我们试以林则徐《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分析，在这篇著名的奏稿中，林则徐是怎样向道光皇帝陈述自己禁烟的视点主张的呢？他着重指出鸦片“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是奏稿的核心部分，“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两句话，点出了清王朝如再不禁烟，将会出现的“军队瓦解，财源枯竭”两大问题，而这两点恰好是涉及封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正由于击中了要害，道光皇帝不得不多次召见，反复权衡，最后下了“禁烟”的决心。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包含了对鸦片战争前夕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朝廷内部禁烟与弛禁两派政略的反复探讨，对鸦片危害的充分调查研究与对道光皇帝心理的深入剖析。这样的几句话，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又维护了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策略思想水平也是很高的。不妨设想，林则徐如果只从道义上、理论上去阐述鸦片之危害，或仅从人民群众受烟毒摧残的角度去提出倡议，哪怕存屈原贾谊之才，文童写得再好，也只能落得屈贾遭遇，不见得有这几句话顶事。这种公文写作的构思与写法，在现代公文写作中其实是常用的。我们说：如不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但难以巩固，而且还可能倒退……；如不制止不正之风，就可能……等等，不都是同一思路、写法吗？
二、公文写作的说服力与真实性
真实性是公文写作的根本原则，古人早就有“修辞立其诚”、“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事以明核为本”等说法。从写作上讲，在于所选用的材料论据，是否真实，使人信服。只有真实的东西，才会真正地有政治力量，李斯《谏逐客书》可谓楷模。秦始皇听信谗言，或者说从不同的政治角度去考虑，打算把一切“外国”客卿都驱逐出境，李斯是楚国上蔡人，自亦在被逐之列，在这个严峻的政治背景下，他写了《谏逐客书》，运用了大量历史的与现实的事例，反复就“逐客”政策是否得当，向秦始皇进行利害对比。他从“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开始，接连选用了秦国历史上四位任用客卿而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君作为论据，援古证今，文章写得很有力，而且所举这四个国君都是秦始皇的老祖宗，这些事例货真价实，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接着，李斯又写了：“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风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焉，而陛下悦之，何也？……”等几大段，逐步从珍宝、美色、音乐等方面，驳斥了“逐客”政策的论据，指出逐客政策绝非“跨海内，治诸侯”之术。在这里，一般文学选本多从文学的角度欣赏文章的铺陈，或反复赞颂“致、有、垂、服、乘、建、树”这七个动词的生动灵活运用，而很少指出，作为公文写作，真正值得学习的，乃是它所举的这些事实，百分之百都是秦始皇自己的生活真实。这才是它的说服力之所在。《谏逐客书》最后的结论：“逐客以资敌国，损国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李斯文章是“批逆鳞”，企图改变国策的文章，所用的口气是很严厉的，而秦始皇竟能接受，不仅在于李斯旁征博引，授古论今，而主要在于所引论据内容的真实可信。
三、公文写作中“情”的运用
多年来流行的看法，认为公文写作大多是“官样文章”，“晓之以利害”可以，抒情则大可不必，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公文写作的种类繁多，其写作方法的变化运用也是多样的，古代公文写作中也有一些名篇采取了“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手法，去实现作者的目的意图。《陈情表》的这种“不受抬举”式的上书，是不能像李斯、林则徐那样去讲利害、写论文的，唯一的可能就是“动之以情”，利用晋武帝的种种心情、弱点，去巧妙地、策略地打动对方。我们仔细地分析《陈情表》，就可以看出李密确实绞尽脑汁，煞费苦心。这篇文章中，首先回顾自己悲惨的童年，以求打动晋武帝的“怜悯”与“同情”；接着陈述自己“进退两难”的处境，以求解除武帝的疑虑；再则歌颂圣朝“以孝治天下”给晋武帝戴顶高帽子，搭一个下楼的梯子；再表明自己本为“亡国贱俘，至微至陋，本图宦达，不矜名节”，这等于臭骂自己本来是追求升官发财的小人，真正清高的封建士大夫是不会这样臭骂自己的，这也无非再进一步解除疑虑；最后以“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给晋武帝许愿，再搭一个楼梯，也为自己日后出山当官留下伏笔，从而终于达到了“辞不赴命”的文章意图，晋武帝不得不改变了金口玉言还赐给奴婢二人。李密的“孝”大概也是真实的，否则他不敢也写不出这样情真意挚的公文来；但对于封建士大夫来说，“忠臣”不能马上去“事二主”，犹如寡妇不能当天改嫁，大约也是生活的真实。像这种主要靠“以情感人”的公文写作，是通过“情”为手段，进行的一种高度政治斗争，虽属公文写作的特殊写法，却也有一定借鉴价值，今天的某些公文写作，实际上也还是要讲“情”的，如《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从一开头：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信，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到“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段段都是讲情，讲兄弟之情、同学之情、三次国共合作之情、民族爱国之情等等，从正、反、侧许多不同角度讲；从过去、现在、未来讲，是很值得学习研究的。
四、公文写作的“简练”问题
古代文论中对文章要写得简明精炼的论述极多。刘勰讲“文以辩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朱元璋一再反对繁文之弊。太平天国特别批判了那些空聘其华，舞文弄墨的夸夸文章。古代公文写作篇幅短小，用语精确，言简而意赅，是一大传统特色。殷商甲骨文有的只有十来个字，就包含了情况、理由、办法。据统计：《谏逐客书》705字，《出师表》679字，《陈情表》475字，汉武帝《求茂材异等诏》68字，都已是千古大文章。当然，古人用文言写公文，今天用白话，而且我们今天所见的大都是古代公文写作的精华，文笔自是十分精炼的。古文也有又臭又长的，如朱元璋《为公文写作革弊习谕》一文中所谈到的明主事茹太素给朱元璋上书陈事，长达17000字，其中近16500个字都是废话，以至挨了朱元璋的屁股板。还有古代的八股公文写作，等因奉此，空话连篇，也是不可取的。但总的来讲，言简意赅实为古代公文写作的又一重要特色，像刘邦入关中的《约法三章》用“杀人者死，盗及伤人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十六个字，宣布一项重大的方针政策，为汉家天下争取了民心，促进了开国政权的巩固，这样的文笔无论如何是值得学习的。“简练”不是公文写作的唯一原则，文笔精炼是为公文写作目的服务的，简练也并不影响文章的文采，古往今来，短公文写作往往比长公文写作更讲究辞章文采，更难写得多。从古代公文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名句，诸如骆宾王的“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人之天下”，魏征的“居安思危”与“载舟复舟”，李密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已成为千古流传的名句。这些几百字的文章，除表达了重要内容，创造了众多名言警句外，有的公文写作写得有声有色，有铺陈，有变化；有的写得有叙有论有情，本身同时又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像丘迟《陈伯之书》，抒情写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简直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今天搞“四化”建设，时代节奏大大加快，党和政府一再要求搬文山、填会海，把公文写作写短一些，写精一些，是可以从中有所借鉴的。
古代公文写作中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东西，说到底，古今公文写作都首先是“订”出来，而后才“巧”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我们学习古文，归根到底是为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取它的经验教训，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文写作学的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