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年初，我们几位读高中时的老同学，前去拜望当年的班主任萧远淑老师。经历了近50年的风风雨雨、世事沧桑，师生皓首相见，不免感慨万千。当大家见到年届八旬的老师年齿虽高，却矍铄如旧，谈笑间风采一如当年。不由得祝颂她是“延年称人瑞，耋寿比婺星”的寿星老。不料萧老师却淡淡地说：“哎，其实应该说我是‘剩人’！”大家闻听“圣人”一语，都很惊诧，不约而同地向老师投去疑惑不解的目光。萧老师微微一笑，平静地说：“我说的‘剩人’之‘剩’并非‘圣贤’之‘圣’，而是‘剩余’之‘剩’，是经历人民解放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和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心灵与身体各种磨难剩下来的人。具体地说，是一个受封建专治制度迫害剩下的人，一个经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白色恐怖剩下的人，一个遭际文革十年浩劫，受侮挨打被批斗和家破人亡惨境剩下来的人。”随后，她概略地讲述了她3次面临险境而出走的经历，给我们心灵以巨大震撼。听着她的讲述，使我们对这位暌违近半个世纪的老师肃然起敬。我们没想到，她那瘦小的身躯却承载过这么沉重的痛楚和苦难。她所追忆的往事，不仅给人以感同身受的深刻回味，也使我们深切体会到她们这一代与共和国共命运的前辈，其坎坷曲折的人生之旅，能够走到今天是多么不易！ 笔者事后再次走访了这位尊敬的老师，将她人生路上三次出走的故实，整理出如下文字，以期昭示世人，并给后来者以启迪和镜鉴。于此尚需致歉的是，应执弟子礼的笔者，在行文中直书师尊名讳，实属大不敬，还望达者见谅。 挣脱封建礼教桎梏 投身革命得自由 四川省南充地区岳池县，东距伟人邓小平老家广安县30公里，东南在望的便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名的华蓥山。萧远淑1927年出生于岳池县城里的萧家。萧氏在城里也算个大家族，但她家因爷爷奶奶去世过早，家境较贫寒。父辈兄弟4人其父行四，分家单过时年仅14岁，靠学徒修钟表谋生，因无宅院居家只得租住在萧家祠堂里。稍长，则做长途贩夫，从岳池到重庆300多里路，肩担货物贩卖。因其少时读过些书，后来在学校做过会计，在县政府经征处当过经征员。其母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妇女，除起五更睡半夜操持家务之外，还以“摇会”的方式集资做生意。后来他夫妇二人用倒卖粮食和棉纱等货物赚来的钱，在乡下买了300挑谷，合60亩地――解放后其家庭也因之被定为地主成分。 萧远淑的父亲萧悠安少言寡语、蔼然可亲；母亲范韵竹争强好胜，泼辣干练。这夫妻二人长于理财，也善于治家，尤其精于子女教育。他们常说：“人生在世决不能靠娘田爷地。人贵自立，要靠自己奋斗自立于社会，才能被人瞧得起！”他们深知人生没文化就没有事业前途的道理，省吃俭用，尽力供子女读书。所以其9个子女都达到了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工作后都获得中级以上专业职称。但其母亲有任劳任怨、相夫教子的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也有封建专制制度深刻的思想烙印，如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萧远淑的哥哥出生之后，由于身体多病，其母便急盼再生个儿子，不料却连生了3个女儿，萧远淑是大姐。等大弟弟出生之后，便特别娇惯。比如，大弟弟睡觉之后，其母亲便让大姐值班守在身旁。为其摇扇子驱赶蚊蝇，保障儿子睡眠；大弟上学之后。不好好念书，母亲不训教弟弟，却埋怨和责备大姐没有好好帮助，还甚而打骂惩罚。在生活饮食上也是男女有别，男孩子吃好饭好菜，女孩子吃剩饭剩菜等等。封建传统礼教中对女孩子歧视的固有理念，无形中对萧远淑叛逆性格的形成，以至于离家出走投身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但其母亲争强好胜的性格，也对萧远淑产生了深刻影响。她刻苦读书、勤奋学习，读高中时各科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名，还曾被学校推荐到县里参加论文比赛，不仅得了第一名，她的这篇参赛文章还被一些低年级同学当做范文背诵。 1942年萧远淑初中毕业后，便到重庆考学，并同时考上了重庆师范和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母亲要她读师范，她却因喜欢数理化而选择了中央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系。然而也只上了一年，因为学校每周有3个半天到工厂实习，除有木工活外，车、钳、铆、锻、铸造工种齐全，其劳动强度，女孩子实在吃不消。班上的3个女同学均感体力不支，生活不便，在满一年之后便一起转学，离开了这所学校。 1943年萧远淑转学到岳池县的“新三中学”，这是所新建刚满一年的私立学校。“新三中学”的“新三”并非学校排列序号，而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父亲于新三的名讳。于新三早年在岳池县做过生意，其在王家老当铺当掌柜期间，与当地的耆宿名士多有交往，融洽相处，曾把儿子于右任的文章请当地一何姓进士予以指教修改。后来于右任回原籍陕西三原应试中得秀才。因此，于新三十分感谢岳池的旧交故友，称岳池为其第二故乡。“新三中学”以于右任父亲之名命名，寓意明确，即借于氏名望以能得到国民党上层的支持和庇护。学校的董事长柏被农是一位开明人士，解放后曾任岳池县副县长。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教员也大都是进步人士，其中不少共产党员。 萧远淑在转到新三中学上高中二年级一个学期之后，认识了教高中一年级国文的杨一凡老师（当时名字杨子范）。那时学生全部食宿在学校，师生接触机会较多，杨一凡身为中共党员，为了扩大革命思想影响，时时处处关注学生的思想倾向。他除了课余时间广泛接近学生、和学生谈心交友之外，还在教研室留心审阅学生作文。他注意萧远淑就是从看了她的作文之后开始的。 那时，面对全国抗战的形势，萧远淑在作文中经常揭露和鞭挞国民党的一些腐败丑恶现象。比如她曾在一篇文章中抒发了对其远房伯父萧艾蓍的不满。当时，他任岳池县县参议会参议长，是县里的头面人物。一次学校发动学生到社会进行支援抗战爱国募捐活动，萧远淑趁岳池县几位权贵人士在萧艾蓍家客厅打麻将的机会前去募捐。当时萧艾蓍收下募捐信放在桌旁，说等打完麻将再捐。可是等到他们散场，萧远淑再去时，已是人去屋空，募捐信撇弃在地上。萧远淑对此十分气愤。在作文中大为发泄、猛烈抨击。杨一凡看了这篇作文后，便主动与萧远淑接近，并介绍一些苏联小说给她看，如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以及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等，此外还给她介绍看国内反封建争民主自由的小说，如巴金的《家》、《春》、《秋》等。这些进步书籍为她认识外面精彩的世界打开了窗口，也改变了萧远淑最初“上大学找个好工作”简单的人生追求，开始向往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由平等的社会。同时杨一凡也告诉她，这样的社会中国就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杨一凡见萧远淑思想进步很快，个人之间也产生了感情。杨一凡是山东省夏津县杨庄村人，原名杨秉训。从小家境贫寒，迫于生活11岁被卖到东北，为军阀当娃娃兵。受兵营4年折磨之后，借故请假返回山东老家。15岁开始上学，4年读完小学，毕业后考入山东济南缫丝染织职业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不甘做亡国奴，便与同学结伴，步行流亡到四川，考入设在梓潼县专为山东流亡学生开办的国立六中师范部。1940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毕业后，以在重庆读书出版社当店员和在几所中学任教员为职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于长期奔波，居无定所，一直未婚。 萧远淑接到杨一凡的求爱信，很感意外，一时无法接受：因为对方是老师、年龄偏大，又是外省人，而且家里贫穷。自己父母决不可能接纳这样一门女婿。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权衡考量、思想斗争，最终由于当时进步书籍的影响，对现时社会腐败的憎恶和对封建家庭的不满，她决定要走自己的路，接受了杨一凡的爱，准备去追求那个理想的社会。
此时已是1944年暑期过后。再有几个月萧远淑就高三毕业了。她天真地以为等毕业后到重庆上大学，如果父母不同意，不回家就是了――此时杨一凡已调往重庆。岂料，她与老师谈恋爱的风言风语逐渐传开，以致被父母知晓，最终掀起轩然大波，一下子把她推到风口浪尖上。 一天下午，萧远淑被人从学校叫回家。进得父母房门，但见父亲面带愠色，愤然端坐；母亲则怒气冲天，大声喝斥，令其跪下，并厉声吼道：“你丢尽了萧家的人，全家人跟你脸上无光！你下面几个妹妹怎么找婆家？”萧远淑申辩说：“我根本没做见不得人的事呀！”谁知母亲雷霆大发，怒不可遏：“你还嘴硬？全城都传遍了，我跟你丢不起这个人！你说怎么办吧？”说着，手向桌子上一拍，“看，这是给你准备的老鼠药，你吃药死了算了！你是自己吃，还是让人给你灌！”原来父母竟要自己亲生女儿服毒自杀，萧远淑感到委屈，自己才十七八岁，也没做什么越轨之事，竟要在封建道德舆论压力下走绝路，于是悲伤地大哭起来。父亲估计女儿真要服毒自尽，便痛苦地失声而泣，母亲也一边骂一边哭。父母之哭是不忍心，女儿之哭是不甘心，全家上下一片伤心悲泣。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同住祠堂大院的大嫂大姐赶过来连拉带劝，才算把萧远淑拉到同院的芬姐姐房里。当晚，她没吃没喝就和芬姐姐同宿一床，她辗转反侧整宿未眠，好容易熬到天亮，希图继续上学。岂知起床穿衣时发现，自己的衣服鞋袜都不见了。一问才知道是母亲让人将其衣服收起，把她软禁起来了。 后来，那位芬姐姐传达了她母亲的意见，要她写一封与杨一凡断交信，由母亲寄出，方可放她出门。萧远淑拒绝了，于是双方僵持起来，她只得一天天躺在床上。第三天下午，学校老师派几位女同学前来看望，并做其母亲工作，而遭拒绝。后来，学校中共地下党老师出面，请萧远淑的一个亲戚――邓惠中表嫂来家做母亲的工作，她苦口婆心、晓以大义，母亲终于同意放萧远淑出门继续上学。 萧远淑的这位表嫂，是她们萧家姑姑的儿媳妇，表哥邓福谦是地下党员，当时已去了延安。表嫂邓惠中是1939年入党的地下党员，社会职业是小学校长，年龄和萧远淑母亲差不多。是后来在1948年华蓥山周围几个县联合武装起义的负责人之一，不幸于重庆解放前夕和二儿子邓诚一起牺牲在重庆渣滓洞。传说为小说《红岩》里“双枪老太婆”的生活原型之一。 萧远淑又到学校读书了，但学习和生活环境全变了，昔日高才生的风光，全被这场风波荡尽。在家中，她是“罪人”，无人理睬；在学校，她是“坏东西”，遍遭白眼和讥讽辱骂。这种屈辱的生活，使她无法长期忍受。她将情况通知杨一凡之后，杨向组织作了汇报，征得了组织的同情和支持，决定接她走出困境。 一个寒冬的下午，萧远淑收到接她的消息后，便向学校请假，回家收拾行装。母亲在家避而不理，反倒给她出走以方便。当晚在学校一工友接引下，寄宿于一地下党老师家中。第二天杨一凡雇一乘滑竿抬着她，而他自己和学校一位蔡姓男同学随后步行。这位男同学护送是地下党特意安排的。是为了防止万一此行被萧艾蓍发现，以“侄女被拐走”为由而惹麻烦。 在蜿蜒山路上日行近百里，当晚赶到这位蔡姓同学家住宿。第二天与护送同学分手，赶到合川，第三天便沿嘉陵江乘船东下，到达了重庆。 这是萧远淑的第一次出走，是为追求革命理想和婚姻自由迈出的一步。 冲破黎明前黑暗 千里奔赴解放区 萧远淑在重庆，为躲避家庭寻找和国民党查户口的麻烦，换住了几个地方，一是地下党在“读书出版社”的女同志宿舍，一是在市郊冷水场乡下一位地下党老大妈家。因距大学暑期招生尚有半年时间，于是地下党把她介绍到南坪中心小学去教书。这是1945年1月，是她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此时的杨一凡在距重庆60里路的巴县中学教书，为了生活方便，组织上同意他们结了婚。在他二人一次去《新华日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听取指示时，当时办事处南方局负责人刘光（受周恩来直接指挥）和助手张佛祥（又名张黎群），问起萧远淑离家出走的情况，当听到她流露出对母亲的不满情绪时，张佛祥说：“不能单纯怨母亲，那是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是这个社会造成的！”这使萧远淑开始理解了母亲――是啊，如果不是封建宗族势力和社会传统舆论的压力，哪个母亲愿意把自己亲生女儿逼上绝路啊！由此便渐渐把对母亲的怨恨转化为对陈腐而顽固的社会制度的愤恨。后来，她通过在重庆上大学的哥哥，与家庭取得了联系。 在重庆南坪场小学工作了一个学期，这时她已身怀有孕，不能再考大学了。其时，全国抗战胜利形势日渐明朗，党组织指示“准备出川”。于是暑假里萧远淑便由组织安排住进了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此间，她还由陶行知介绍，做了一段家庭教师。1945年8月底，党组织又假陶行知先生之口推荐他们夫妇和刘美云等3人，去河南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附设的子弟学校――自忠中学去工作。 关于“自忠中学”的来历，曾任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建国后曾任国家林业部副部长的张克侠后来回忆说：“1941年后，抗日战争基本处于相持状态，部队驻地比较固定下来，军人家属纷纷从内地和敌后来到驻地附近。家属来多了，儿童上学成了问题。最后决定让我负责办一个中学。为了易于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以纪念殉国的张自忠为名，定名为‘自忠中学’（正式开办于1943年3月――作者注）。开办自忠中学的目的，是使军人子女不致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让新一代对家庭的改造起到积极作用，培养一批将来为新社会服务的有用人才。” 萧远淑夫妇等3人是随着自忠中学来渝聘请教员的教务主任苏濯溪和英语教员张景明离开重庆的。萧远淑当时是孕妇，杨一凡将党的文件藏在她身上，以避路上搜查。他们乘船沿长江东下出四川。在湖北兴山下船后，便步行翻越神农架、武当山，经老河口，最后到达河南邓县张坡的自忠中学。 在之后的3年时间里，自忠中学随部队的转移，由邓县迁往临颍，又迁往商丘。在从邓县迁出时，因萧远淑怀孕在身，被安排和张克侠一家同乘一辆车上路。中途在信阳的一段时日里，还同住一院。因之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建立了友情（几十年后的1971年杨一凡因病在北京住院，70多岁的张克侠闻讯还到医院看望）。杨一凡在该校任国文教员，萧远淑在该校代课，教了几个月的英语，还先后被地下党介绍到临颍师范和商丘师范教书。 杨一凡离开重庆时，党组织曾交代：此一去要独立工作，以后会有一个叫“仁宇”的人去找你，便是组织派去和你联系了。但3年来，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开始，党组织一直没派人来联系。到1948年春，国共两党武装力量已经进入战略决战时刻，国统区青年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自由的斗争也很激烈，自忠中学的革命教育活动和青年学生的表现也已引起了当地驻军的注意。那时，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后改为第三绥靖区）驻防徐州，而自忠中学的所在地商丘却归第六绥靖区管辖。他们经常派人闯进学校突击检查，尽管第三绥靖区派一个班士兵武装为学校24小时设门岗守卫，但杨一凡仍感到形势紧迫，处境危险，很想找党组织得到指示。五月初，他曾去了一趟上海，虽见到当年“读书出版社”的同事，却没找见党组织。他返回学校后，有一个名叫谢文洁的初中学生悄悄地告诉他：国民党要逮捕的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这个学生的父亲是商丘驻军的一名军官。这是他回家时偶然从他父亲的书桌上看到的。听到这一消息。坚定了杨一凡摆脱险境奔赴解放区的决心。 1929年入党的中共特别党员张克侠，注重对自忠中学学生的形势教育和国家前途教育，使学生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发动内战的反动本质。几年间的教育很有成果。学校迁到商丘以后，就前后有不少学生三三两两地冒着生命危险投奔解放区。这次，学生们听说杨老师要走的消息，竟有60多人报名要跟着走。考虑到人多目标大，路上易出问题，而且也会给学校带来麻烦，就只决定带8个学生一起走。
1948年6月24日，学校放暑假的第一天，凌晨4点他们出发了。预先雇好的一辆小拉车，拉着萧远淑和她的两个小孩及行李，其余人步行，向南跋涉一天，当晚宿于柘城。那时，正值豫东战役（睢杞战役）期间，是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的一次大兵团作战，部队进退迂回行动频繁。柘城城内冷清萧然，向百姓打听情况，一问三不知。他们尽管心中有些茫然，但仍按原定目标，第二天继续南行。一路上，杨一凡与8名学生身着国民党军服，成一路纵队行进，俨然国民党军队。直到当日下午3点多，他们被解放军部队拦住，才知道回到了“家”。 当年的自忠中学教务主任苏濯溪在多年后回忆说：1948年夏教师杨子范（即杨一凡）携全家离校奔解放区，部分学生随之前往。这一件事当时震动很大，并引起“三绥”总部发怒，还追问这个教员是谁介绍的。结果，张克侠以“这个教员是陶行知介绍来的”一句话给挡了回去（1948年10月底，自忠中学迁到江苏句容县桥头镇不久，张克侠和何基沣就率部两万多人起义了。自忠中学绝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员工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 当时，他们一行遇到的是参加豫东战役的部队，8名学生中7个年龄稍大的参了军，安排萧远淑夫妇和另一年龄较小的学生李世人去安徽界首，进豫皖苏边区建国学院，杨一凡教书，萧远淑做女生管理，那位学生继续读书。但当时界首仍处于战争前沿，生活不稳定，萧远淑带着孩子在炮火连天中奔波非常不便。因此一个多月以后，组织上就批准他们北上，到华北老解放区去。 1948年8月，萧远淑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和学生李世人从安徽界首出发了。当时铁路交通中断，他们乘坐拖拉机通过黄泛区赶奔洛阳。那时，黄泛区一片荒漠，渺无人迹，她们食宿在拖拉机上，经过3天的颠簸跋涉，才走完黄泛区抵达洛阳。于此稍事休整，又过黄河进入太行山。经边区政府开据介绍信，一站站换路条接送，出太行经涉县到邯郸，在冀南行署他们要求到石家庄正定的华北联大学习工作。但行署只准随行学生李世人去华北联大，把她们夫妇安排在滏阳中学（今南宫中学）教书。她们服从了组织决定。这所学校在当时实质上是培养干部和教师的学校，全校上下关系融洽，虽然生活清苦，但大家精神愉快，使得萧远淑真的体会到“回家”的感觉，找到了第二次出走后理想的“归宿”。 走避浩劫中无谓牺牲 步入人生第二春 1949年10月，萧远淑一家调到了石家庄。她被安排在石家庄师范任数学教员，丈夫杨一凡到市第二中学任语文教员、教导主任（后调任工农速成中学党总支书记，1952年经在北京中央马列学院学习3年后，1955年调入市委宣传部，1963年任宣部副部长）。萧远淑1952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调入市女子中学，1956年秋任女中副校长。1957年春，在市委组织的教育系统大鸣大放会议上，她怀着对党一片纯真的赤诚，对当时个别党员的不良作风不指名地提出了批评意见，却意外地蒙受了“反党”罪名，受到党内留察二年，行政上撤职、降级、降薪处分。1959年初调到市第三中学教高中数学（正于此时兼笔者班主任）。在三中工作4年中，不仅参加了河北师大举办的教师进修大学学习，提高了自身学养，还因教学成绩突出，恢复了党内正式生活，并于1963年暑期调到师大附中后，当年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1964年秋她被提升为师大附中副校长，但几个月之后的“四清”运动，又给她政治上巨大冲击。这位上任不久的“当权派”，虽多次检查却长期“洗不干净澡，下不了楼”。但这也仅是其经受政治灾难的开始，1965年8月她调任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后，一场更大的文革劫难正在等待着她。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运动兴起，萧远淑距离痛苦的灾难深渊便越来越近了。8月底的一天早晨，她进校门不久，便被几名学生反拧胳膊，摁住脑袋，押到操场的主席台上，批斗会开始后，即被摁头、压腰，拳打脚踢，推推搡搡，后来又“醍醐灌顶”――红蓝墨水和着糨糊搅在一起，把她从头到脚浇淋一身。那些红卫兵小将还嫌其不够丑陋，又持剪刀将头发乱剪一气，剪成“混蛋头”（又名“阴阳头”），并押着她们这些“走资派”游街示众，就像土改时斗地主一样，头戴高帽子，身挂白招子，上书“漏网右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游街返校后便被送进“黑帮室”不准回家了。 “黑帮室”是挨着厕所的一个狭小库房，搭了个通铺，关进4个人。从此，她们便被取消了名字，只按原职务顺序排号呼叫，称校长袁毓英（丈夫苏应明时为石家庄地委副书记）为“大混蛋”，副校长萧远淑为“二混蛋”，余者依次类推。此外，还规定“黑帮”之间不许说话，不许看书，一律学唱“混蛋歌”：“我是一个大混蛋……”第一次让萧远淑学唱时，她以有辱共产党员光荣称号而拒绝，却招致了一宿的惩罚、打骂，甚而压杠子折磨。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她们成了“失去自由的‘黑帮’，没有名字的‘混蛋’，不会说话的‘哑叭’，供人参观的‘动物’，只许干活的‘牲口’，任人打骂的‘奴隶’”。 后来，红卫兵大串联，顾不上对她们这些“黑帮”批斗，她们可以回家住了，身心因之稍得休整。但大联合之后，对她们批斗的浪潮又一波兴起。低头、弯腰、撅腚、胳膊被扳向后上方的“喷气式”流行起来。1967年4月萧远淑在经受了台上“喷气式”批斗，刚刚被如获大赦般地带下台来，却又被押进了一个菜窖里，在昏暗的光线下，她被一群高三的男学生拳打脚踢，打倒在地又被抓起来。再踢过来踹过去，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软组织多处受伤，呼吸都疼痛。学生们打累了要回家，才让她“滚回去”！萧远淑爬出菜窖，忍着浑身疼痛要骑车回家时，才发现被打丢掉一只鞋子和一支钢笔。她无力也不敢返回去找。这支钢笔是1948年她随丈夫回山东老家时正赶上土改后期分到的地主浮财，是一支“派克”金笔。 萧远淑不甘心就这样忍受打骂的日子，由于此前曾找过学校新成立的“革委会”不起作用，就想到了解放军。此时市里已成立了“军管会”，当晚10点多钟，她让女儿用自行车推着从桥东到桥西，走了10来里路赶到军管会，向值班人员述说了自己挨打情况，请求部队首长将她收监入狱，以免没完没了地挨打。值班人员称将向首长先汇报，几句安慰让她回家了。 谁知，第二天红卫兵小将怒其“向军管会告状”，又给其扣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施以毒打、辱骂、罚跪、扇耳光、抽鞭子等手段，折磨了一上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各个班级又轮流批斗。一天上午在一个教室里被批斗，坐在前排的一男生，一拳将其打倒，脑袋后仰撞到黑板框棱角上。萧远淑一阵眩晕，只觉得头部麻木，接着感到脑后有液体顺脖颈流下。原来头被撞破了。在校医务室止血后，又被押到桥东区医院缝合了伤口。受伤后，萧远淑整个头部除眼睛以外，全被白纱布包裹着。她以为受伤后，头部因失血多而发晕，可能会放松几天对她的批斗。但她想错了，红卫兵小将遵循的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的信条，当天下午她又被押在了批斗台上。 1967年6月下旬一个星期六的批斗会上，红卫兵总觉得萧远淑的“喷气式”不合格，是在故意对抗。便不断用棍子打，用皮鞭抽，会还未开完，她头上、脸上、胳膊上以及腿部已经处处是伤。会后在学校游行又被推推搡搡，你踢他踹，最后连一只高腰球鞋也踩丢了。好不容易熬过游斗，却没想到在“黑帮”劳动的淋石灰池旁，被一红卫兵兜头盖脑浇了一瓢刚淋的石灰水，使她身上多处流血的伤口刀扎似的疼痛起来。片刻之后，不仅浑身奇痛无比，而且脸、眼、腿部和胳膊都肿胀起来，全身青一块紫一块，不能触摸了。凭此身体状况，她请了半天假，称去医院看病，被批准了。
在医院就诊后，医生发现她除皮肤及软组织外伤外，尾椎骨也变形，至少需要休养半月，但医生的权力那时只能开3天假。 回到家里，丈夫看着她身体的惨状，实在不忍心，感到不能再这样硬撑下去了，便劝她出门躲避几日。此前，她们也曾有过这种打算，但感到运动遍及全国，躲到哪里都一样，但严酷的现实又逼得她们不得不再次考量。联想到近一个时期以来，求谁都不能制止自己挨打的情况，以及前几天在学校东北角厕所边的小黑屋里，她亲睹了那位被称为“大混蛋”的校长袁毓英，守着屎尿桶，面无人色、奄奄一息地斜倚在床边的悲惨场景，深深感到自己这个“二混蛋”的处境也与之相去不远了。与其在此浑噩麻木地作无谓牺牲，不如为孩子、为将来计，暂且走避一时，《国际歌》歌词说得好，此时没有神仙皇帝，还是靠自己吧！于是便决定出走，躲到丈夫老家山东农村去。 决策既定，他们夫妇在行动上又采用了当年做地下工作的经验，以既保密又安全为目的，并且行动迅速，以免夜长梦多。于是便在当天（1967年6月25日）晚上准备，半夜三更出发。请一位当年南宫中学的老学生谭凤德用自行车相送，直奔石家庄市东郊十几里以外的土贤庄火车站上车。当时的天气已近酷暑，气温很高，但萧远淑可能是受伤发烧的缘故，只觉得浑身发冷。于是便穿上过冬的毛衣毛裤，戴上大口罩，这也正好遮盖住那嘴歪眼斜、肿胀得吓人的面孔。头上再裹一条白毛巾，俨然一农村妇女。 萧远淑由那位老学生用自行车推着，丈夫在后背着衣物步行相随。因萧远淑浑身疼痛，不断调整坐姿，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早晨8点多钟才赶到东郊的土贤庄火车站。 在候车室候车时，萧远淑在长凳上面壁侧卧，丈夫则拉开距离，一旁警戒。尽管他们注意隐蔽，保持高度警觉，还是受到了两次惊扰：一是一个佩戴一中红卫兵袖章的女学生以寻人的目光在候车室乱窜（后来证实其为寻熟人买学生半价车票）；一是一个佩戴工人造反司令部袖章的工人直呼“杨部长 ”！事实证明是场虚惊之后，倒是由这位当年被“杨部长”帮助过的工人，送了他们一包点心，而惊醒了他们的肠胃――自昨天早饭后到现在，夫妇二人已经27个小时没吃饭了。 下午，在山东德州下车后，因没赶上长途汽车，二人便坐自行车“二等”（客人坐自行车后尾架，车主骑行）赶往老家。进村前，因太阳未落，怕人认出而惹麻烦，便在野外僻静的树下，一直坐到天黑，才悄悄进村敲门而入。 萧远淑的公婆去世较早，她们投奔的是丈夫二姐居住的夏津县甜水庄（当时他们的小儿子就寄养在此）。萧远淑在此深居简出，将养身体，从不与生人照面。丈夫返回石家庄不久来信，称校长袁毓英身心交瘁，已经在“七一”那天自杀身亡了。这距她离去才一星期呀！在悲痛之余，她也暗自庆幸自己的选择。但石家庄的红卫兵并不放过她，没过多久，那些红卫兵小将就找到她居住的村庄来寻她。在亲戚的掩护协助下，她自夏津县转移到平原县徐庄的亲朋家中，红卫兵又来查找几次，经明察暗访，仍寻她不见，才不了了之。 这是她的第三次出走，一次隐匿乡间田舍的苟且偷生之行。 萧远淑后来回忆说：“我一生三次‘逃跑’，这一次是心里最害怕和最痛苦的。前两次是从黑暗走向光明，是满怀理想和希望，向往着自由和幸福，投身广大群众追求的革命潮流的，沿途都有地下党和群众支持，到了目的地可以愉快地工作和生活。而这次却是害怕人们发现，过着不敢见天日的‘黑人’生活。” 1967年底，萧远淑返回了石家庄，继续她“犯不完的错误，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的被批斗生活，但对身体的伤害，相对少多了。1969年5月她被“解放”后，1970年春丈夫杨一凡也被“解放”了。但丈夫多年拖着病体被批斗，延误了施治，此时已是病入膏肓，虽多方求治终因肝病于1972年去世。时年45岁的萧远淑，承受着中年丧夫的不幸，守着5个未成年的子女，生活困境可想而知。 多年后她回忆文革中遭遇，难免有“人亡家破”之感慨。对于文革中的“整人者”和“被整者”，她认为无非是“受骗者”和“受害者”。对于那些“革命小将”当年的狂热，其时怨恨他们，而现在反倒同情他们虚度年华而哀其不幸，只有遗憾了。 现在，萧远淑过往蒙受的一切不白之冤，已经平反昭雪。1985年从石家庄师范学校校长职位上离休，享受地市级待遇。子女们也学有所成，各自立业。其长子退休后生活在广西北海市，二儿子一家都在北京。萧远淑随季节转换和兴趣所致，南北往返闲居，颐神养寿，其乐融融，如步入人生第二个春天。 笔者2007年春上拜会萧远淑老师后，感慨所系，曾凑得几句以记之： 师尊兴会心扉开， 笑谈当年无妄灾。 三次历险天有路， 一生磨难人未衰。 桃李不言成蹊径， 德业可风感人怀。 且喜耄耋身康健， 南北悠游归去来。 同年10月，时值萧老师八十大寿之际，同学们结伴往贺，笔者又代学友书一寿轴奉上： 远致高情后辈桃李承化雨 淑德懿范先生杖履步春风 笔者不才，斗胆藏老师名讳于其上，寓意她是历经坎坷困顿，将人生“风雨”踩在脚下走过来的老寿星，祈祝她乐享余年，后福无疆。 责任编辑 谢凤英
2007年年初，我们几位读高中时的老同学，前去拜望当年的班主任萧远淑老师。经历了近50年的风风雨雨、世事沧桑，师生皓首相见，不免感慨万千。当大家见到年届八旬的老师年齿虽高，却矍铄如旧，谈笑间风采一如当年。不由得祝颂她是“延年称人瑞，耋寿比婺星”的寿星老。不料萧老师却淡淡地说：“哎，其实应该说我是‘剩人’！”大家闻听“圣人”一语，都很惊诧，不约而同地向老师投去疑惑不解的目光。萧老师微微一笑，平静地说：“我说的‘剩人’之‘剩’并非‘圣贤’之‘圣’，而是‘剩余’之‘剩’，是经历人民解放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和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心灵与身体各种磨难剩下来的人。具体地说，是一个受封建专治制度迫害剩下的人，一个经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白色恐怖剩下的人，一个遭际文革十年浩劫，受侮挨打被批斗和家破人亡惨境剩下来的人。”随后，她概略地讲述了她3次面临险境而出走的经历，给我们心灵以巨大震撼。听着她的讲述，使我们对这位暌违近半个世纪的老师肃然起敬。我们没想到，她那瘦小的身躯却承载过这么沉重的痛楚和苦难。她所追忆的往事，不仅给人以感同身受的深刻回味，也使我们深切体会到她们这一代与共和国共命运的前辈，其坎坷曲折的人生之旅，能够走到今天是多么不易！ 笔者事后再次走访了这位尊敬的老师，将她人生路上三次出走的故实，整理出如下文字，以期昭示世人，并给后来者以启迪和镜鉴。于此尚需致歉的是，应执弟子礼的笔者，在行文中直书师尊名讳，实属大不敬，还望达者见谅。 挣脱封建礼教桎梏 投身革命得自由 四川省南充地区岳池县，东距伟人邓小平老家广安县30公里，东南在望的便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名的华蓥山。萧远淑1927年出生于岳池县城里的萧家。萧氏在城里也算个大家族，但她家因爷爷奶奶去世过早，家境较贫寒。父辈兄弟4人其父行四，分家单过时年仅14岁，靠学徒修钟表谋生，因无宅院居家只得租住在萧家祠堂里。稍长，则做长途贩夫，从岳池到重庆300多里路，肩担货物贩卖。因其少时读过些书，后来在学校做过会计，在县政府经征处当过经征员。其母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妇女，除起五更睡半夜操持家务之外，还以“摇会”的方式集资做生意。后来他夫妇二人用倒卖粮食和棉纱等货物赚来的钱，在乡下买了300挑谷，合60亩地――解放后其家庭也因之被定为地主成分。 萧远淑的父亲萧悠安少言寡语、蔼然可亲；母亲范韵竹争强好胜，泼辣干练。这夫妻二人长于理财，也善于治家，尤其精于子女教育。他们常说：“人生在世决不能靠娘田爷地。人贵自立，要靠自己奋斗自立于社会，才能被人瞧得起！”他们深知人生没文化就没有事业前途的道理，省吃俭用，尽力供子女读书。所以其9个子女都达到了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工作后都获得中级以上专业职称。但其母亲有任劳任怨、相夫教子的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也有封建专制制度深刻的思想烙印，如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萧远淑的哥哥出生之后，由于身体多病，其母便急盼再生个儿子，不料却连生了3个女儿，萧远淑是大姐。等大弟弟出生之后，便特别娇惯。比如，大弟弟睡觉之后，其母亲便让大姐值班守在身旁。为其摇扇子驱赶蚊蝇，保障儿子睡眠；大弟上学之后。不好好念书，母亲不训教弟弟，却埋怨和责备大姐没有好好帮助，还甚而打骂惩罚。在生活饮食上也是男女有别，男孩子吃好饭好菜，女孩子吃剩饭剩菜等等。封建传统礼教中对女孩子歧视的固有理念，无形中对萧远淑叛逆性格的形成，以至于离家出走投身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但其母亲争强好胜的性格，也对萧远淑产生了深刻影响。她刻苦读书、勤奋学习，读高中时各科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名，还曾被学校推荐到县里参加论文比赛，不仅得了第一名，她的这篇参赛文章还被一些低年级同学当做范文背诵。 1942年萧远淑初中毕业后，便到重庆考学，并同时考上了重庆师范和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母亲要她读师范，她却因喜欢数理化而选择了中央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系。然而也只上了一年，因为学校每周有3个半天到工厂实习，除有木工活外，车、钳、铆、锻、铸造工种齐全，其劳动强度，女孩子实在吃不消。班上的3个女同学均感体力不支，生活不便，在满一年之后便一起转学，离开了这所学校。 1943年萧远淑转学到岳池县的“新三中学”，这是所新建刚满一年的私立学校。“新三中学”的“新三”并非学校排列序号，而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父亲于新三的名讳。于新三早年在岳池县做过生意，其在王家老当铺当掌柜期间，与当地的耆宿名士多有交往，融洽相处，曾把儿子于右任的文章请当地一何姓进士予以指教修改。后来于右任回原籍陕西三原应试中得秀才。因此，于新三十分感谢岳池的旧交故友，称岳池为其第二故乡。“新三中学”以于右任父亲之名命名，寓意明确，即借于氏名望以能得到国民党上层的支持和庇护。学校的董事长柏被农是一位开明人士，解放后曾任岳池县副县长。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教员也大都是进步人士，其中不少共产党员。 萧远淑在转到新三中学上高中二年级一个学期之后，认识了教高中一年级国文的杨一凡老师（当时名字杨子范）。那时学生全部食宿在学校，师生接触机会较多，杨一凡身为中共党员，为了扩大革命思想影响，时时处处关注学生的思想倾向。他除了课余时间广泛接近学生、和学生谈心交友之外，还在教研室留心审阅学生作文。他注意萧远淑就是从看了她的作文之后开始的。 那时，面对全国抗战的形势，萧远淑在作文中经常揭露和鞭挞国民党的一些腐败丑恶现象。比如她曾在一篇文章中抒发了对其远房伯父萧艾蓍的不满。当时，他任岳池县县参议会参议长，是县里的头面人物。一次学校发动学生到社会进行支援抗战爱国募捐活动，萧远淑趁岳池县几位权贵人士在萧艾蓍家客厅打麻将的机会前去募捐。当时萧艾蓍收下募捐信放在桌旁，说等打完麻将再捐。可是等到他们散场，萧远淑再去时，已是人去屋空，募捐信撇弃在地上。萧远淑对此十分气愤。在作文中大为发泄、猛烈抨击。杨一凡看了这篇作文后，便主动与萧远淑接近，并介绍一些苏联小说给她看，如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以及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等，此外还给她介绍看国内反封建争民主自由的小说，如巴金的《家》、《春》、《秋》等。这些进步书籍为她认识外面精彩的世界打开了窗口，也改变了萧远淑最初“上大学找个好工作”简单的人生追求，开始向往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由平等的社会。同时杨一凡也告诉她，这样的社会中国就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杨一凡见萧远淑思想进步很快，个人之间也产生了感情。杨一凡是山东省夏津县杨庄村人，原名杨秉训。从小家境贫寒，迫于生活11岁被卖到东北，为军阀当娃娃兵。受兵营4年折磨之后，借故请假返回山东老家。15岁开始上学，4年读完小学，毕业后考入山东济南缫丝染织职业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不甘做亡国奴，便与同学结伴，步行流亡到四川，考入设在梓潼县专为山东流亡学生开办的国立六中师范部。1940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毕业后，以在重庆读书出版社当店员和在几所中学任教员为职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于长期奔波，居无定所，一直未婚。 萧远淑接到杨一凡的求爱信，很感意外，一时无法接受：因为对方是老师、年龄偏大，又是外省人，而且家里贫穷。自己父母决不可能接纳这样一门女婿。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权衡考量、思想斗争，最终由于当时进步书籍的影响，对现时社会腐败的憎恶和对封建家庭的不满，她决定要走自己的路，接受了杨一凡的爱，准备去追求那个理想的社会。
此时已是1944年暑期过后。再有几个月萧远淑就高三毕业了。她天真地以为等毕业后到重庆上大学，如果父母不同意，不回家就是了――此时杨一凡已调往重庆。岂料，她与老师谈恋爱的风言风语逐渐传开，以致被父母知晓，最终掀起轩然大波，一下子把她推到风口浪尖上。 一天下午，萧远淑被人从学校叫回家。进得父母房门，但见父亲面带愠色，愤然端坐；母亲则怒气冲天，大声喝斥，令其跪下，并厉声吼道：“你丢尽了萧家的人，全家人跟你脸上无光！你下面几个妹妹怎么找婆家？”萧远淑申辩说：“我根本没做见不得人的事呀！”谁知母亲雷霆大发，怒不可遏：“你还嘴硬？全城都传遍了，我跟你丢不起这个人！你说怎么办吧？”说着，手向桌子上一拍，“看，这是给你准备的老鼠药，你吃药死了算了！你是自己吃，还是让人给你灌！”原来父母竟要自己亲生女儿服毒自杀，萧远淑感到委屈，自己才十七八岁，也没做什么越轨之事，竟要在封建道德舆论压力下走绝路，于是悲伤地大哭起来。父亲估计女儿真要服毒自尽，便痛苦地失声而泣，母亲也一边骂一边哭。父母之哭是不忍心，女儿之哭是不甘心，全家上下一片伤心悲泣。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同住祠堂大院的大嫂大姐赶过来连拉带劝，才算把萧远淑拉到同院的芬姐姐房里。当晚，她没吃没喝就和芬姐姐同宿一床，她辗转反侧整宿未眠，好容易熬到天亮，希图继续上学。岂知起床穿衣时发现，自己的衣服鞋袜都不见了。一问才知道是母亲让人将其衣服收起，把她软禁起来了。 后来，那位芬姐姐传达了她母亲的意见，要她写一封与杨一凡断交信，由母亲寄出，方可放她出门。萧远淑拒绝了，于是双方僵持起来，她只得一天天躺在床上。第三天下午，学校老师派几位女同学前来看望，并做其母亲工作，而遭拒绝。后来，学校中共地下党老师出面，请萧远淑的一个亲戚――邓惠中表嫂来家做母亲的工作，她苦口婆心、晓以大义，母亲终于同意放萧远淑出门继续上学。 萧远淑的这位表嫂，是她们萧家姑姑的儿媳妇，表哥邓福谦是地下党员，当时已去了延安。表嫂邓惠中是1939年入党的地下党员，社会职业是小学校长，年龄和萧远淑母亲差不多。是后来在1948年华蓥山周围几个县联合武装起义的负责人之一，不幸于重庆解放前夕和二儿子邓诚一起牺牲在重庆渣滓洞。传说为小说《红岩》里“双枪老太婆”的生活原型之一。 萧远淑又到学校读书了，但学习和生活环境全变了，昔日高才生的风光，全被这场风波荡尽。在家中，她是“罪人”，无人理睬；在学校，她是“坏东西”，遍遭白眼和讥讽辱骂。这种屈辱的生活，使她无法长期忍受。她将情况通知杨一凡之后，杨向组织作了汇报，征得了组织的同情和支持，决定接她走出困境。 一个寒冬的下午，萧远淑收到接她的消息后，便向学校请假，回家收拾行装。母亲在家避而不理，反倒给她出走以方便。当晚在学校一工友接引下，寄宿于一地下党老师家中。第二天杨一凡雇一乘滑竿抬着她，而他自己和学校一位蔡姓男同学随后步行。这位男同学护送是地下党特意安排的。是为了防止万一此行被萧艾蓍发现，以“侄女被拐走”为由而惹麻烦。 在蜿蜒山路上日行近百里，当晚赶到这位蔡姓同学家住宿。第二天与护送同学分手，赶到合川，第三天便沿嘉陵江乘船东下，到达了重庆。 这是萧远淑的第一次出走，是为追求革命理想和婚姻自由迈出的一步。 冲破黎明前黑暗 千里奔赴解放区 萧远淑在重庆，为躲避家庭寻找和国民党查户口的麻烦，换住了几个地方，一是地下党在“读书出版社”的女同志宿舍，一是在市郊冷水场乡下一位地下党老大妈家。因距大学暑期招生尚有半年时间，于是地下党把她介绍到南坪中心小学去教书。这是1945年1月，是她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此时的杨一凡在距重庆60里路的巴县中学教书，为了生活方便，组织上同意他们结了婚。在他二人一次去《新华日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听取指示时，当时办事处南方局负责人刘光（受周恩来直接指挥）和助手张佛祥（又名张黎群），问起萧远淑离家出走的情况，当听到她流露出对母亲的不满情绪时，张佛祥说：“不能单纯怨母亲，那是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是这个社会造成的！”这使萧远淑开始理解了母亲――是啊，如果不是封建宗族势力和社会传统舆论的压力，哪个母亲愿意把自己亲生女儿逼上绝路啊！由此便渐渐把对母亲的怨恨转化为对陈腐而顽固的社会制度的愤恨。后来，她通过在重庆上大学的哥哥，与家庭取得了联系。 在重庆南坪场小学工作了一个学期，这时她已身怀有孕，不能再考大学了。其时，全国抗战胜利形势日渐明朗，党组织指示“准备出川”。于是暑假里萧远淑便由组织安排住进了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此间，她还由陶行知介绍，做了一段家庭教师。1945年8月底，党组织又假陶行知先生之口推荐他们夫妇和刘美云等3人，去河南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附设的子弟学校――自忠中学去工作。 关于“自忠中学”的来历，曾任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建国后曾任国家林业部副部长的张克侠后来回忆说：“1941年后，抗日战争基本处于相持状态，部队驻地比较固定下来，军人家属纷纷从内地和敌后来到驻地附近。家属来多了，儿童上学成了问题。最后决定让我负责办一个中学。为了易于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以纪念殉国的张自忠为名，定名为‘自忠中学’（正式开办于1943年3月――作者注）。开办自忠中学的目的，是使军人子女不致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让新一代对家庭的改造起到积极作用，培养一批将来为新社会服务的有用人才。” 萧远淑夫妇等3人是随着自忠中学来渝聘请教员的教务主任苏濯溪和英语教员张景明离开重庆的。萧远淑当时是孕妇，杨一凡将党的文件藏在她身上，以避路上搜查。他们乘船沿长江东下出四川。在湖北兴山下船后，便步行翻越神农架、武当山，经老河口，最后到达河南邓县张坡的自忠中学。 在之后的3年时间里，自忠中学随部队的转移，由邓县迁往临颍，又迁往商丘。在从邓县迁出时，因萧远淑怀孕在身，被安排和张克侠一家同乘一辆车上路。中途在信阳的一段时日里，还同住一院。因之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建立了友情（几十年后的1971年杨一凡因病在北京住院，70多岁的张克侠闻讯还到医院看望）。杨一凡在该校任国文教员，萧远淑在该校代课，教了几个月的英语，还先后被地下党介绍到临颍师范和商丘师范教书。 杨一凡离开重庆时，党组织曾交代：此一去要独立工作，以后会有一个叫“仁宇”的人去找你，便是组织派去和你联系了。但3年来，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开始，党组织一直没派人来联系。到1948年春，国共两党武装力量已经进入战略决战时刻，国统区青年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自由的斗争也很激烈，自忠中学的革命教育活动和青年学生的表现也已引起了当地驻军的注意。那时，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后改为第三绥靖区）驻防徐州，而自忠中学的所在地商丘却归第六绥靖区管辖。他们经常派人闯进学校突击检查，尽管第三绥靖区派一个班士兵武装为学校24小时设门岗守卫，但杨一凡仍感到形势紧迫，处境危险，很想找党组织得到指示。五月初，他曾去了一趟上海，虽见到当年“读书出版社”的同事，却没找见党组织。他返回学校后，有一个名叫谢文洁的初中学生悄悄地告诉他：国民党要逮捕的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这个学生的父亲是商丘驻军的一名军官。这是他回家时偶然从他父亲的书桌上看到的。听到这一消息。坚定了杨一凡摆脱险境奔赴解放区的决心。 1929年入党的中共特别党员张克侠，注重对自忠中学学生的形势教育和国家前途教育，使学生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发动内战的反动本质。几年间的教育很有成果。学校迁到商丘以后，就前后有不少学生三三两两地冒着生命危险投奔解放区。这次，学生们听说杨老师要走的消息，竟有60多人报名要跟着走。考虑到人多目标大，路上易出问题，而且也会给学校带来麻烦，就只决定带8个学生一起走。
1948年6月24日，学校放暑假的第一天，凌晨4点他们出发了。预先雇好的一辆小拉车，拉着萧远淑和她的两个小孩及行李，其余人步行，向南跋涉一天，当晚宿于柘城。那时，正值豫东战役（睢杞战役）期间，是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的一次大兵团作战，部队进退迂回行动频繁。柘城城内冷清萧然，向百姓打听情况，一问三不知。他们尽管心中有些茫然，但仍按原定目标，第二天继续南行。一路上，杨一凡与8名学生身着国民党军服，成一路纵队行进，俨然国民党军队。直到当日下午3点多，他们被解放军部队拦住，才知道回到了“家”。 当年的自忠中学教务主任苏濯溪在多年后回忆说：1948年夏教师杨子范（即杨一凡）携全家离校奔解放区，部分学生随之前往。这一件事当时震动很大，并引起“三绥”总部发怒，还追问这个教员是谁介绍的。结果，张克侠以“这个教员是陶行知介绍来的”一句话给挡了回去（1948年10月底，自忠中学迁到江苏句容县桥头镇不久，张克侠和何基沣就率部两万多人起义了。自忠中学绝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员工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 当时，他们一行遇到的是参加豫东战役的部队，8名学生中7个年龄稍大的参了军，安排萧远淑夫妇和另一年龄较小的学生李世人去安徽界首，进豫皖苏边区建国学院，杨一凡教书，萧远淑做女生管理，那位学生继续读书。但当时界首仍处于战争前沿，生活不稳定，萧远淑带着孩子在炮火连天中奔波非常不便。因此一个多月以后，组织上就批准他们北上，到华北老解放区去。 1948年8月，萧远淑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和学生李世人从安徽界首出发了。当时铁路交通中断，他们乘坐拖拉机通过黄泛区赶奔洛阳。那时，黄泛区一片荒漠，渺无人迹，她们食宿在拖拉机上，经过3天的颠簸跋涉，才走完黄泛区抵达洛阳。于此稍事休整，又过黄河进入太行山。经边区政府开据介绍信，一站站换路条接送，出太行经涉县到邯郸，在冀南行署他们要求到石家庄正定的华北联大学习工作。但行署只准随行学生李世人去华北联大，把她们夫妇安排在滏阳中学（今南宫中学）教书。她们服从了组织决定。这所学校在当时实质上是培养干部和教师的学校，全校上下关系融洽，虽然生活清苦，但大家精神愉快，使得萧远淑真的体会到“回家”的感觉，找到了第二次出走后理想的“归宿”。 走避浩劫中无谓牺牲 步入人生第二春 1949年10月，萧远淑一家调到了石家庄。她被安排在石家庄师范任数学教员，丈夫杨一凡到市第二中学任语文教员、教导主任（后调任工农速成中学党总支书记，1952年经在北京中央马列学院学习3年后，1955年调入市委宣传部，1963年任宣部副部长）。萧远淑1952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调入市女子中学，1956年秋任女中副校长。1957年春，在市委组织的教育系统大鸣大放会议上，她怀着对党一片纯真的赤诚，对当时个别党员的不良作风不指名地提出了批评意见，却意外地蒙受了“反党”罪名，受到党内留察二年，行政上撤职、降级、降薪处分。1959年初调到市第三中学教高中数学（正于此时兼笔者班主任）。在三中工作4年中，不仅参加了河北师大举办的教师进修大学学习，提高了自身学养，还因教学成绩突出，恢复了党内正式生活，并于1963年暑期调到师大附中后，当年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1964年秋她被提升为师大附中副校长，但几个月之后的“四清”运动，又给她政治上巨大冲击。这位上任不久的“当权派”，虽多次检查却长期“洗不干净澡，下不了楼”。但这也仅是其经受政治灾难的开始，1965年8月她调任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后，一场更大的文革劫难正在等待着她。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运动兴起，萧远淑距离痛苦的灾难深渊便越来越近了。8月底的一天早晨，她进校门不久，便被几名学生反拧胳膊，摁住脑袋，押到操场的主席台上，批斗会开始后，即被摁头、压腰，拳打脚踢，推推搡搡，后来又“醍醐灌顶”――红蓝墨水和着糨糊搅在一起，把她从头到脚浇淋一身。那些红卫兵小将还嫌其不够丑陋，又持剪刀将头发乱剪一气，剪成“混蛋头”（又名“阴阳头”），并押着她们这些“走资派”游街示众，就像土改时斗地主一样，头戴高帽子，身挂白招子，上书“漏网右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游街返校后便被送进“黑帮室”不准回家了。 “黑帮室”是挨着厕所的一个狭小库房，搭了个通铺，关进4个人。从此，她们便被取消了名字，只按原职务顺序排号呼叫，称校长袁毓英（丈夫苏应明时为石家庄地委副书记）为“大混蛋”，副校长萧远淑为“二混蛋”，余者依次类推。此外，还规定“黑帮”之间不许说话，不许看书，一律学唱“混蛋歌”：“我是一个大混蛋……”第一次让萧远淑学唱时，她以有辱共产党员光荣称号而拒绝，却招致了一宿的惩罚、打骂，甚而压杠子折磨。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她们成了“失去自由的‘黑帮’，没有名字的‘混蛋’，不会说话的‘哑叭’，供人参观的‘动物’，只许干活的‘牲口’，任人打骂的‘奴隶’”。 后来，红卫兵大串联，顾不上对她们这些“黑帮”批斗，她们可以回家住了，身心因之稍得休整。但大联合之后，对她们批斗的浪潮又一波兴起。低头、弯腰、撅腚、胳膊被扳向后上方的“喷气式”流行起来。1967年4月萧远淑在经受了台上“喷气式”批斗，刚刚被如获大赦般地带下台来，却又被押进了一个菜窖里，在昏暗的光线下，她被一群高三的男学生拳打脚踢，打倒在地又被抓起来。再踢过来踹过去，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软组织多处受伤，呼吸都疼痛。学生们打累了要回家，才让她“滚回去”！萧远淑爬出菜窖，忍着浑身疼痛要骑车回家时，才发现被打丢掉一只鞋子和一支钢笔。她无力也不敢返回去找。这支钢笔是1948年她随丈夫回山东老家时正赶上土改后期分到的地主浮财，是一支“派克”金笔。 萧远淑不甘心就这样忍受打骂的日子，由于此前曾找过学校新成立的“革委会”不起作用，就想到了解放军。此时市里已成立了“军管会”，当晚10点多钟，她让女儿用自行车推着从桥东到桥西，走了10来里路赶到军管会，向值班人员述说了自己挨打情况，请求部队首长将她收监入狱，以免没完没了地挨打。值班人员称将向首长先汇报，几句安慰让她回家了。 谁知，第二天红卫兵小将怒其“向军管会告状”，又给其扣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施以毒打、辱骂、罚跪、扇耳光、抽鞭子等手段，折磨了一上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各个班级又轮流批斗。一天上午在一个教室里被批斗，坐在前排的一男生，一拳将其打倒，脑袋后仰撞到黑板框棱角上。萧远淑一阵眩晕，只觉得头部麻木，接着感到脑后有液体顺脖颈流下。原来头被撞破了。在校医务室止血后，又被押到桥东区医院缝合了伤口。受伤后，萧远淑整个头部除眼睛以外，全被白纱布包裹着。她以为受伤后，头部因失血多而发晕，可能会放松几天对她的批斗。但她想错了，红卫兵小将遵循的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的信条，当天下午她又被押在了批斗台上。 1967年6月下旬一个星期六的批斗会上，红卫兵总觉得萧远淑的“喷气式”不合格，是在故意对抗。便不断用棍子打，用皮鞭抽，会还未开完，她头上、脸上、胳膊上以及腿部已经处处是伤。会后在学校游行又被推推搡搡，你踢他踹，最后连一只高腰球鞋也踩丢了。好不容易熬过游斗，却没想到在“黑帮”劳动的淋石灰池旁，被一红卫兵兜头盖脑浇了一瓢刚淋的石灰水，使她身上多处流血的伤口刀扎似的疼痛起来。片刻之后，不仅浑身奇痛无比，而且脸、眼、腿部和胳膊都肿胀起来，全身青一块紫一块，不能触摸了。凭此身体状况，她请了半天假，称去医院看病，被批准了。
在医院就诊后，医生发现她除皮肤及软组织外伤外，尾椎骨也变形，至少需要休养半月，但医生的权力那时只能开3天假。 回到家里，丈夫看着她身体的惨状，实在不忍心，感到不能再这样硬撑下去了，便劝她出门躲避几日。此前，她们也曾有过这种打算，但感到运动遍及全国，躲到哪里都一样，但严酷的现实又逼得她们不得不再次考量。联想到近一个时期以来，求谁都不能制止自己挨打的情况，以及前几天在学校东北角厕所边的小黑屋里，她亲睹了那位被称为“大混蛋”的校长袁毓英，守着屎尿桶，面无人色、奄奄一息地斜倚在床边的悲惨场景，深深感到自己这个“二混蛋”的处境也与之相去不远了。与其在此浑噩麻木地作无谓牺牲，不如为孩子、为将来计，暂且走避一时，《国际歌》歌词说得好，此时没有神仙皇帝，还是靠自己吧！于是便决定出走，躲到丈夫老家山东农村去。 决策既定，他们夫妇在行动上又采用了当年做地下工作的经验，以既保密又安全为目的，并且行动迅速，以免夜长梦多。于是便在当天（1967年6月25日）晚上准备，半夜三更出发。请一位当年南宫中学的老学生谭凤德用自行车相送，直奔石家庄市东郊十几里以外的土贤庄火车站上车。当时的天气已近酷暑，气温很高，但萧远淑可能是受伤发烧的缘故，只觉得浑身发冷。于是便穿上过冬的毛衣毛裤，戴上大口罩，这也正好遮盖住那嘴歪眼斜、肿胀得吓人的面孔。头上再裹一条白毛巾，俨然一农村妇女。 萧远淑由那位老学生用自行车推着，丈夫在后背着衣物步行相随。因萧远淑浑身疼痛，不断调整坐姿，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早晨8点多钟才赶到东郊的土贤庄火车站。 在候车室候车时，萧远淑在长凳上面壁侧卧，丈夫则拉开距离，一旁警戒。尽管他们注意隐蔽，保持高度警觉，还是受到了两次惊扰：一是一个佩戴一中红卫兵袖章的女学生以寻人的目光在候车室乱窜（后来证实其为寻熟人买学生半价车票）；一是一个佩戴工人造反司令部袖章的工人直呼“杨部长 ”！事实证明是场虚惊之后，倒是由这位当年被“杨部长”帮助过的工人，送了他们一包点心，而惊醒了他们的肠胃――自昨天早饭后到现在，夫妇二人已经27个小时没吃饭了。 下午，在山东德州下车后，因没赶上长途汽车，二人便坐自行车“二等”（客人坐自行车后尾架，车主骑行）赶往老家。进村前，因太阳未落，怕人认出而惹麻烦，便在野外僻静的树下，一直坐到天黑，才悄悄进村敲门而入。 萧远淑的公婆去世较早，她们投奔的是丈夫二姐居住的夏津县甜水庄（当时他们的小儿子就寄养在此）。萧远淑在此深居简出，将养身体，从不与生人照面。丈夫返回石家庄不久来信，称校长袁毓英身心交瘁，已经在“七一”那天自杀身亡了。这距她离去才一星期呀！在悲痛之余，她也暗自庆幸自己的选择。但石家庄的红卫兵并不放过她，没过多久，那些红卫兵小将就找到她居住的村庄来寻她。在亲戚的掩护协助下，她自夏津县转移到平原县徐庄的亲朋家中，红卫兵又来查找几次，经明察暗访，仍寻她不见，才不了了之。 这是她的第三次出走，一次隐匿乡间田舍的苟且偷生之行。 萧远淑后来回忆说：“我一生三次‘逃跑’，这一次是心里最害怕和最痛苦的。前两次是从黑暗走向光明，是满怀理想和希望，向往着自由和幸福，投身广大群众追求的革命潮流的，沿途都有地下党和群众支持，到了目的地可以愉快地工作和生活。而这次却是害怕人们发现，过着不敢见天日的‘黑人’生活。” 1967年底，萧远淑返回了石家庄，继续她“犯不完的错误，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的被批斗生活，但对身体的伤害，相对少多了。1969年5月她被“解放”后，1970年春丈夫杨一凡也被“解放”了。但丈夫多年拖着病体被批斗，延误了施治，此时已是病入膏肓，虽多方求治终因肝病于1972年去世。时年45岁的萧远淑，承受着中年丧夫的不幸，守着5个未成年的子女，生活困境可想而知。 多年后她回忆文革中遭遇，难免有“人亡家破”之感慨。对于文革中的“整人者”和“被整者”，她认为无非是“受骗者”和“受害者”。对于那些“革命小将”当年的狂热，其时怨恨他们，而现在反倒同情他们虚度年华而哀其不幸，只有遗憾了。 现在，萧远淑过往蒙受的一切不白之冤，已经平反昭雪。1985年从石家庄师范学校校长职位上离休，享受地市级待遇。子女们也学有所成，各自立业。其长子退休后生活在广西北海市，二儿子一家都在北京。萧远淑随季节转换和兴趣所致，南北往返闲居，颐神养寿，其乐融融，如步入人生第二个春天。 笔者2007年春上拜会萧远淑老师后，感慨所系，曾凑得几句以记之： 师尊兴会心扉开， 笑谈当年无妄灾。 三次历险天有路， 一生磨难人未衰。 桃李不言成蹊径， 德业可风感人怀。 且喜耄耋身康健， 南北悠游归去来。 同年10月，时值萧老师八十大寿之际，同学们结伴往贺，笔者又代学友书一寿轴奉上： 远致高情后辈桃李承化雨 淑德懿范先生杖履步春风 笔者不才，斗胆藏老师名讳于其上，寓意她是历经坎坷困顿，将人生“风雨”踩在脚下走过来的老寿星，祈祝她乐享余年，后福无疆。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