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与不断演化给资本主义带来一些现实性的或潜在性的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发展国有经济，雇员持股、股份社会化、福利制度、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等措施，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调整，以期达到缓解矛盾，甚至阻止资本主义灭亡的目的。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原因，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管理革命等所要求的。但是，究其实质，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调整、缓解由这些方面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维护其统治的需要。无论资产阶级采取何种调整手段，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调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从而也就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
（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没有改变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国有经济，实行股份社会化、雇员持股票计划，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实际上，资产阶级个人所有，许多单个资本联合投资的股份资本，私人垄断资本和法人社团资本，国家垄断资本，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而推出的相应的具体形式的调整，是资本社会化的发展与升级。但是，资本关系的社会化并不等于资本关系的社会主义化，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
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其国有经济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集中公共事业、基础产业和高技术部门，这些关系国家命脉的部门，多是需要巨额投资，而且投资时间长，利润又往往比较低的部门，私人通常不愿或无力向这些部门投资，但这些部门又是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必不可少的部门。于是，资本主义国家跑出来，充当起协调者角色。它在这些部门投资，其实是代表了资本家的总体利益。另一类是煤炭、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这些部门由于技术落后，出现巨额亏损。部分资本家承担不起这份亏损，而这份亏损引发的社会问题又要严重危及所有资本家的利益，那就只好由国家承担。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是作为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国有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垄断资产阶级整体的根本利益。可见，资本主义国有经济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特殊的变相的形式,是资产阶级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恩格斯早就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4〕237 “只要政权在有产阶级手中，那末任何国有化都不是消灭剥削，而只是改变其形式。”〔5〕
雇员持股票计划、股份社会化是资产阶级为进行社会集资，加速资本集中所采取的一种举措，也是资本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判断股份制的性质，不能看多少人参了股，而要看参股者掌握了多少股票，控股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企业中劳动者与股东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是怎样分配的。雇员拥有股票只不过是一种储蓄性投资，他们所掌握的股金有限，所得的股息也只相当于存款利息，他们不可能成为资本家。在西方国家，由于持股的个人股东在企业中的地位、发言权都取决于其拥有股份的数量，持有少量股票的职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更不用说决策权，因而，股票职工化远
不意味着使广大持股职工和大老板一样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主人。股权分散于职工，已成为资本主义约束、麻痹工人阶级的一种手段。因为职工一旦成为公司股东之一，便模糊了有产者与无产者的界限，甚至使无产者自觉地走上同资本家“同舟共济”的道路；雇员持股丝毫无损于资产阶级对企业股票的有效控制，更无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活。马克思早就指出，“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4〕499可见，雇员持股票、股份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并不是资本权力的真正转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一种更隐蔽更巧妙的剥削和统治方法，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总之，资本“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4〕237，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本质。
（二）工人阶级被剥削和奴役的雇佣地位没有改变
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福利制度与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措施，既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垄断资本为防止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出现工人革命而做出的一种妥协和让步，又是为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而采取的举措。它们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对立，绝不会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和奴役的雇佣地位。
西方福利制度,是战后西方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把一部分国民收入集中起来,用于社会上收入不高的居民,以部分改善他们在初次分配中收入过低状况的一种制度。其社会福利基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税，它从劳动人民的工资中直接扣除，而且其税率是随着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而提高的；二是资本家为受雇工人所交纳的社会保险税，表面上看似乎是资本家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却是作为可变资本的支出而计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同样是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三是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其他财政收入，而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广大的工资收入者交的税。所以，社会福利基金并不是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西方福利制度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始者、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一种由国家资助的保障制度“可以使广大无产者群众产生保守主义思想”,而“一位有身份的领取官方养老金的工人再也不适合去做假革命家”〔6〕。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道出了西方福利制度的本质。
实际上,福利制度在西方国家最为盛行的时候,也就是资本家利润大幅度增长的时候，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更多地落入了资本家的手中，贫困与两极分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美国预算和政策优先研究中心2000年1月18日发表的一份题为《两极分化：对各州收入趋势的分析》的报告说，在1988至1998年间，美国最贫穷的1/5家庭的收入，增长不到1%；但是最富裕的1/5家庭的收入，却跃升了15%。在1992~2000年间，美国大公司的老板和一般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由100倍上升到475倍；现在，全美最富的1%的人占有全美家庭财富的40%。相反，最低层的40%家庭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全部财富的0.2%，从1983年到1995年，这些家庭失去了其财富的80%，其债务已超过资产。而占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却增加了17%。美国的贫困率在70年代以后重新呈现上升趋势，在1997年达到了19%。
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在大机器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业时代,企业主推行泰罗制,对工人严加监管,工人被牢牢地束缚在机器和生产线上。现在,企业生产的技术基础已经由大机器和体力劳动为主,变成以信息技术和脑力劳动为主。劳动者在信息接收和处理的各个环节上,选择和决策的自主性增强了,企业要发展,要创造利润,就必须让工人自主地完成工作。这反映在企业管理上,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对工人卡得过死的情况,推行一些民主管理的形式,增加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机会。应该说,这比过去来说确实部分改善了工人与雇主的关系,确有其历史进步性的一面。但由于这种制度是在坚持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前提下实行的，它只是在麻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中，更加稳固有效地坚持资产阶级私有制、坚持阶级剥削的一种举措。因此，它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和奴役的雇佣地位。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相反，企业内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被新的企业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更巧妙地掩盖起来了。
（三）经济危机更加频繁
二战后，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呈现出了日益强烈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逐步转向了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或为主要调节机制，国家进入对经济生活实行干预的轨道，政府由“守夜人”转变为“调节者”。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以各种西方经济理论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进行改良，试图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由于这些理论存在着自身难于克服的缺陷。资本永远是追求利润的，它不会超越这个目的去考虑整个社会的按比例协调发展，因而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永远是与劳动对立的，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决定了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它们的理论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理论运用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而，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种种手段和政策也就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改良所采用的经济措施，改变的只是经济危机的频率与表现形态。二战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变得更加频繁复杂，世界性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更为难于预料。不仅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揭示的传统性的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仍然广泛存在，而且还出现了波及面更广、更难预测和防范、更加危险的股市泡沫、金融投机和诈骗、虚拟经济等新的经济危机表现形式。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部分，最多只能减缓它的程度，而不可能被消除，“商业周期之于资本主义犹如地震之于地球地质，是内在的。资本主义向来就有商业周期现象，将来也还会有”，“衰退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它们不可能被消除。”〔7〕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所有调整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采取发展国有经济、雇员持股、股份社会化、福利制度、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等措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经济运行、管理体制进行了这些调节、改良，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
生产力的发展，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保障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然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缓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做的种种调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基, 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和奴役的雇佣地位，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实践已经证明，无论资产阶级采取何种调整手段，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改良和改善，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绝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论断。”〔8〕法国前总理昂尔•若斯潘，1998年9月在《新观察家》上发表文章，援引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的话说，“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出现了裂缝，这些裂缝孕育着地震。人们不知道地震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以怎样的方式爆发，然而却知道总有一天会要爆发。”〔9〕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还不仅仅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可克服，还由于当今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具有进步意义的发展变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成长。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必将为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取代资本主义准备日益成熟的社会历史条件。在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每一次飞跃，都在为社会进步创造更为充分的物质基础；社会化大生产组织方式的日益发展与完善，将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彻底决裂准备日益完备的条件；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劳动条件、社会地位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将使工人阶级成为更加理性和逐步觉悟的社会力量。邓小平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10〕382~383“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10〕380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在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后，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取代一定会实现。
一
所谓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就是指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尤其是指20世纪80—90年代以后的新发展、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新科技革命的发生及其影响。新科技革命不仅是新变化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导致其它新变化的主要原因，其影响极其深远。这次科技革命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中的军备与军事技术的竞争，到50—60年代开花结果；它源于美国，后来扩展到西欧与日本。这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了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政治矛盾与社会矛盾也有所缓和，社会呈现出相对稳定与繁荣的景象。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因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普遍较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最终发生了苏东剧变并导致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可以讲，由于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两制”力量的对比中，资本主义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面临严峻的考验。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形成，而且对经济与社会生活宏观调控的作用越来越大。二战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危机感、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需要，也由于受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影响，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机制十市场机制的垄断资本主义。在这种机制的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国家对经济和生产的干预和调节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规模与程度越来越高，并且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国家可以把部分生产资料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主要指的是国有企业），也可以利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干预、管理和调节。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于克服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危机，缓和社会矛盾，缩小收入差距，克服资本主义经济无序发展的状况，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战后，在经济发展速度与综合国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远远走在社会主义国家前面，这样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体现）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三)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科技革命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发展和增长过程不仅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且也表现为包括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就产业结构来说，第一产业即农业比重不断缩小；第二产业即工业由20世纪50—60年代的上升到逐渐下降，总的方向是缩减传统工业，发展新兴的尖端工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迅猛发展。到了20世纪末期，从第二产业中崛起了新兴的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群，并逐步成为主导性产业。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就业结构也依次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倾斜。当代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表明，它们的经济结构开始向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倾斜与过渡。这种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从发达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对于增强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模糊阶级矛盾与缩小社会差别以及对于迟缓资本主义变革，都具有很难估量的作用。
（四）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20世纪下半叶，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力水平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具体地说：资产阶级表现为复杂化和多层次化。战后又形成了几个新的阶层，即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被称之为“行动的资本家”的高级经理阶层与高级专家官员阶层以及以巨额股息、利息为生的食利者阶层，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统治大大加强，中等资产阶级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表现为扩大化与多层次化。无论在物质生产部门或非物质生产部门都出现了新阶层与新集团，如以熟练工人与技工为主体的新型工人阶层，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体的工程技术人员阶层，以“白领工人”为主体的职员阶层，以“蓝领工人”为主体的体力劳动者阶层等；新中间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在扩大。伴随以小业主、小商贩、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为代表的传统的中间阶层的萎缩，以科研人员、教师、医生、社会福利人员、文艺工作者为代表的新中间阶层崛起。另外，其它的阶层与集团如知识分子社会集团迅速扩大，边缘阶层、流动阶层等的作用也日益显现。
在阶级关系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施“人民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等措施和手段，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阶级利益得到调整，在阶级利益与阶级意识方面的所谓“一体化”和“趋同化”在加强。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对作为传统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性形成挑战；在阶级关系方面的“一体化”与“趋同化”对于“两个必然”的实现也会带来消极与不利的影响。
(五)国家的职能与上层建筑的变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职能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随着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逐步转变到非强制性的政治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上。国家主要不是依靠强力，而是通过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宣扬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优越性来维持与巩固他们的阶级统治。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职能也大大加强，国家不仅掌握经济命脉和大量的国有企业，而且还通过经济、行政、立法、金融等手段来调节经济，通过社会福利措施缩小社会差距，保持社会的稳定，以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长治久安”。其次，从上层建筑与法制方面来看，资方阶级通过多党的议会民主制度来保持政权的民主性与稳定性。在社会管理领域，国家法制比较完备，管理机制比较成熟。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职能和上层建筑的这些变化，无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与“长治久安”起着重要的保护与推动作用，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行社会变革更加困难。
当代资本主义的上述五大新变化表明，由于新科技革命注入了活力，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由于资本扩张，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度过了重重危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表现出更加稳定，更加具有活力。这确实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论断形成新的挑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新的困难。
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与不断演化给资本主义带来一些现实性的或潜在性的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发展国有经济，雇员持股、股份社会化、福利制度、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等措施，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调整，以期达到缓解矛盾，甚至阻止资本主义灭亡的目的。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原因，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管理革命等所要求的。但是，究其实质，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调整、缓解由这些方面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维护其统治的需要。无论资产阶级采取何种调整手段，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调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从而也就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
（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没有改变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国有经济，实行股份社会化、雇员持股票计划，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实际上，资产阶级个人所有，许多单个资本联合投资的股份资本，私人垄断资本和法人社团资本，国家垄断资本，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而推出的相应的具体形式的调整，是资本社会化的发展与升级。但是，资本关系的社会化并不等于资本关系的社会主义化，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
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其国有经济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集中公共事业、基础产业和高技术部门，这些关系国家命脉的部门，多是需要巨额投资，而且投资时间长，利润又往往比较低的部门，私人通常不愿或无力向这些部门投资，但这些部门又是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必不可少的部门。于是，资本主义国家跑出来，充当起协调者角色。它在这些部门投资，其实是代表了资本家的总体利益。另一类是煤炭、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这些部门由于技术落后，出现巨额亏损。部分资本家承担不起这份亏损，而这份亏损引发的社会问题又要严重危及所有资本家的利益，那就只好由国家承担。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是作为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国有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垄断资产阶级整体的根本利益。可见，资本主义国有经济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特殊的变相的形式,是资产阶级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恩格斯早就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4〕237 “只要政权在有产阶级手中，那末任何国有化都不是消灭剥削，而只是改变其形式。”〔5〕
雇员持股票计划、股份社会化是资产阶级为进行社会集资，加速资本集中所采取的一种举措，也是资本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判断股份制的性质，不能看多少人参了股，而要看参股者掌握了多少股票，控股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企业中劳动者与股东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是怎样分配的。雇员拥有股票只不过是一种储蓄性投资，他们所掌握的股金有限，所得的股息也只相当于存款利息，他们不可能成为资本家。在西方国家，由于持股的个人股东在企业中的地位、发言权都取决于其拥有股份的数量，持有少量股票的职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更不用说决策权，因而，股票职工化远
不意味着使广大持股职工和大老板一样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主人。股权分散于职工，已成为资本主义约束、麻痹工人阶级的一种手段。因为职工一旦成为公司股东之一，便模糊了有产者与无产者的界限，甚至使无产者自觉地走上同资本家“同舟共济”的道路；雇员持股丝毫无损于资产阶级对企业股票的有效控制，更无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活。马克思早就指出，“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4〕499可见，雇员持股票、股份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并不是资本权力的真正转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一种更隐蔽更巧妙的剥削和统治方法，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总之，资本“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4〕237，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本质。
（二）工人阶级被剥削和奴役的雇佣地位没有改变
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福利制度与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措施，既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垄断资本为防止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出现工人革命而做出的一种妥协和让步，又是为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而采取的举措。它们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对立，绝不会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和奴役的雇佣地位。
西方福利制度,是战后西方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把一部分国民收入集中起来,用于社会上收入不高的居民,以部分改善他们在初次分配中收入过低状况的一种制度。其社会福利基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税，它从劳动人民的工资中直接扣除，而且其税率是随着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而提高的；二是资本家为受雇工人所交纳的社会保险税，表面上看似乎是资本家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却是作为可变资本的支出而计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同样是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三是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其他财政收入，而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广大的工资收入者交的税。所以，社会福利基金并不是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西方福利制度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始者、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一种由国家资助的保障制度“可以使广大无产者群众产生保守主义思想”,而“一位有身份的领取官方养老金的工人再也不适合去做假革命家”〔6〕。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道出了西方福利制度的本质。
实际上,福利制度在西方国家最为盛行的时候,也就是资本家利润大幅度增长的时候，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更多地落入了资本家的手中，贫困与两极分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美国预算和政策优先研究中心2000年1月18日发表的一份题为《两极分化：对各州收入趋势的分析》的报告说，在1988至1998年间，美国最贫穷的1/5家庭的收入，增长不到1%；但是最富裕的1/5家庭的收入，却跃升了15%。在1992~2000年间，美国大公司的老板和一般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由100倍上升到475倍；现在，全美最富的1%的人占有全美家庭财富的40%。相反，最低层的40%家庭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全部财富的0.2%，从1983年到1995年，这些家庭失去了其财富的80%，其债务已超过资产。而占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却增加了17%。美国的贫困率在70年代以后重新呈现上升趋势，在1997年达到了19%。
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在大机器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业时代,企业主推行泰罗制,对工人严加监管,工人被牢牢地束缚在机器和生产线上。现在,企业生产的技术基础已经由大机器和体力劳动为主,变成以信息技术和脑力劳动为主。劳动者在信息接收和处理的各个环节上,选择和决策的自主性增强了,企业要发展,要创造利润,就必须让工人自主地完成工作。这反映在企业管理上,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对工人卡得过死的情况,推行一些民主管理的形式,增加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机会。应该说,这比过去来说确实部分改善了工人与雇主的关系,确有其历史进步性的一面。但由于这种制度是在坚持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前提下实行的，它只是在麻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中，更加稳固有效地坚持资产阶级私有制、坚持阶级剥削的一种举措。因此，它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和奴役的雇佣地位。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相反，企业内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被新的企业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更巧妙地掩盖起来了。
（三）经济危机更加频繁
二战后，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呈现出了日益强烈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逐步转向了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或为主要调节机制，国家进入对经济生活实行干预的轨道，政府由“守夜人”转变为“调节者”。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以各种西方经济理论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进行改良，试图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由于这些理论存在着自身难于克服的缺陷。资本永远是追求利润的，它不会超越这个目的去考虑整个社会的按比例协调发展，因而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永远是与劳动对立的，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决定了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它们的理论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理论运用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而，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种种手段和政策也就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改良所采用的经济措施，改变的只是经济危机的频率与表现形态。二战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变得更加频繁复杂，世界性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更为难于预料。不仅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揭示的传统性的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仍然广泛存在，而且还出现了波及面更广、更难预测和防范、更加危险的股市泡沫、金融投机和诈骗、虚拟经济等新的经济危机表现形式。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部分，最多只能减缓它的程度，而不可能被消除，“商业周期之于资本主义犹如地震之于地球地质，是内在的。资本主义向来就有商业周期现象，将来也还会有”，“衰退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它们不可能被消除。”〔7〕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所有调整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采取发展国有经济、雇员持股、股份社会化、福利制度、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等措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经济运行、管理体制进行了这些调节、改良，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
生产力的发展，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保障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然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缓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做的种种调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基, 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和奴役的雇佣地位，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实践已经证明，无论资产阶级采取何种调整手段，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改良和改善，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绝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论断。”〔8〕法国前总理昂尔•若斯潘，1998年9月在《新观察家》上发表文章，援引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的话说，“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出现了裂缝，这些裂缝孕育着地震。人们不知道地震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以怎样的方式爆发，然而却知道总有一天会要爆发。”〔9〕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还不仅仅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可克服，还由于当今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具有进步意义的发展变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成长。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必将为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取代资本主义准备日益成熟的社会历史条件。在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每一次飞跃，都在为社会进步创造更为充分的物质基础；社会化大生产组织方式的日益发展与完善，将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彻底决裂准备日益完备的条件；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劳动条件、社会地位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将使工人阶级成为更加理性和逐步觉悟的社会力量。邓小平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10〕382~383“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10〕380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在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后，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取代一定会实现。
一
所谓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就是指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尤其是指20世纪80—90年代以后的新发展、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新科技革命的发生及其影响。新科技革命不仅是新变化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导致其它新变化的主要原因，其影响极其深远。这次科技革命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中的军备与军事技术的竞争，到50—60年代开花结果；它源于美国，后来扩展到西欧与日本。这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了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政治矛盾与社会矛盾也有所缓和，社会呈现出相对稳定与繁荣的景象。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因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普遍较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最终发生了苏东剧变并导致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可以讲，由于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两制”力量的对比中，资本主义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面临严峻的考验。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形成，而且对经济与社会生活宏观调控的作用越来越大。二战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危机感、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需要，也由于受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影响，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机制十市场机制的垄断资本主义。在这种机制的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国家对经济和生产的干预和调节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规模与程度越来越高，并且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国家可以把部分生产资料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主要指的是国有企业），也可以利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干预、管理和调节。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于克服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危机，缓和社会矛盾，缩小收入差距，克服资本主义经济无序发展的状况，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战后，在经济发展速度与综合国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远远走在社会主义国家前面，这样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体现）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三)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科技革命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发展和增长过程不仅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且也表现为包括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就产业结构来说，第一产业即农业比重不断缩小；第二产业即工业由20世纪50—60年代的上升到逐渐下降，总的方向是缩减传统工业，发展新兴的尖端工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迅猛发展。到了20世纪末期，从第二产业中崛起了新兴的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群，并逐步成为主导性产业。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就业结构也依次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倾斜。当代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表明，它们的经济结构开始向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倾斜与过渡。这种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从发达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对于增强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模糊阶级矛盾与缩小社会差别以及对于迟缓资本主义变革，都具有很难估量的作用。
（四）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20世纪下半叶，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力水平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具体地说：资产阶级表现为复杂化和多层次化。战后又形成了几个新的阶层，即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被称之为“行动的资本家”的高级经理阶层与高级专家官员阶层以及以巨额股息、利息为生的食利者阶层，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统治大大加强，中等资产阶级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表现为扩大化与多层次化。无论在物质生产部门或非物质生产部门都出现了新阶层与新集团，如以熟练工人与技工为主体的新型工人阶层，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体的工程技术人员阶层，以“白领工人”为主体的职员阶层，以“蓝领工人”为主体的体力劳动者阶层等；新中间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在扩大。伴随以小业主、小商贩、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为代表的传统的中间阶层的萎缩，以科研人员、教师、医生、社会福利人员、文艺工作者为代表的新中间阶层崛起。另外，其它的阶层与集团如知识分子社会集团迅速扩大，边缘阶层、流动阶层等的作用也日益显现。
在阶级关系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施“人民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等措施和手段，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阶级利益得到调整，在阶级利益与阶级意识方面的所谓“一体化”和“趋同化”在加强。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对作为传统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性形成挑战；在阶级关系方面的“一体化”与“趋同化”对于“两个必然”的实现也会带来消极与不利的影响。
(五)国家的职能与上层建筑的变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职能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随着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逐步转变到非强制性的政治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上。国家主要不是依靠强力，而是通过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宣扬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优越性来维持与巩固他们的阶级统治。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职能也大大加强，国家不仅掌握经济命脉和大量的国有企业，而且还通过经济、行政、立法、金融等手段来调节经济，通过社会福利措施缩小社会差距，保持社会的稳定，以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长治久安”。其次，从上层建筑与法制方面来看，资方阶级通过多党的议会民主制度来保持政权的民主性与稳定性。在社会管理领域，国家法制比较完备，管理机制比较成熟。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职能和上层建筑的这些变化，无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与“长治久安”起着重要的保护与推动作用，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行社会变革更加困难。
当代资本主义的上述五大新变化表明，由于新科技革命注入了活力，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由于资本扩张，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度过了重重危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表现出更加稳定，更加具有活力。这确实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论断形成新的挑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新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