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是三大理论源头的综合创新：第一大理论来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形态中包含的科学发展观雏形；第二大理论来源，就是当代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第三大理论来源，则是中华民族哲学智慧中蕴涵的以人为本思想、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独特萌芽。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理论来源；三大源头；综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Ａ8［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9－0003－04
科学发展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不是只有单一源头的简单思想，而是立足实践、三大源头的综合创新。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大理论来源，首先并且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蕴涵的科学发展观雏形
“马克思新唯物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发展主流，也标志着科学发展观理论来源的发展过程。
1．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的主要思想源头。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新唯物主义，首先是新型存在论、世界观，同时也包含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1845年马克思所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创新纲要。其中第三条讲的正是发展观问题，强调的是“环境发展――人的活动发展――人本身的自我发展”这三者发展的一致性，并把革命实践作为这三者发展统一的物质活动基础。
马克思哲学创新的思想重心，是把新唯物主义，首先是其中蕴含的实践观，运用于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人的本质――异化――解放”，“社会本质――社会结构――社会发展”，是蕴含其中的双线一体结构。唯物史观基本形成的标志《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探讨了五种所有制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画龙点睛式地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观在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述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2]
在19世纪40年代哲学创新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自然观、生态观、近代生态危机观思想萌芽。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哲学高度作出了最初的概括。而恩格斯在1844年9月－1845年3月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次生动具体描述了英国工人遭受的贫困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马克思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闪光思想，共产主义的发展目标本质特征应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的解决，新型和谐关系的建立：“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创作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形成了近代生态危机观与社会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在《资本论》第一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有一个统摄全局的基本思想，即人的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理论。在讲到未来社会时，他特别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价值目标：“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
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中，还闪现出可持续发展观的思想火花。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下“对土地进行野蛮的掠夺”，势必造成“土地枯竭”。他设想，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条件下，人们不再野蛮掠夺土地，使土地枯竭，而是像好家长那样，把改良好的土地传给后代。这里特别明确地论及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问题。
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尾声之处，针对“以资源高消耗，求生活高消费”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马克思在理论上首倡资源节约型新型发展模式：“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
这是不是马克思偶然闪现的思想火花呢？不是，实际上，1868年，他比较系统地研读与摘记了德国专家弗腊斯关于农业史、植物学的4部系统性专著，先后分5次，记了101页笔记。1868年3月25日，他在给恩格斯信中表达了一个闪光思想：农业盲目自发地发展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而要寻求出路必然导致社会主义。
看来，正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火花，引燃了恩格斯的哲学智慧，促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作为准备材料，也摘记了弗腊斯的上述著作。正是在此基础上，恩格斯1876年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这篇论文中，写下了那些蕴涵着生态危机观与科学发展观萌芽的哲学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对我们进行报复。”[6]也就在这里，恩格斯相当鲜明地提出了新唯物主义自然观、生态观、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因此我们必须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7]
2．科学发展观在列宁主义、尤其是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道路与最后构想中的思想源头。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先后提出的四个闪光思想。
第一个闪光思想，是列宁提出的辩证法科学定义，强调辩证法就是发展观，而且是最为全面深刻的发展观。
1913年，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篇著名论文，首次提出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就是发展学说的科学定义：“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知识是相对的。”[8]
1914年，列宁应约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了一个长篇辞条《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为了表明自己不同于第二国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介绍马克思哲学时，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前，首先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辩证法就是全面深刻的发展观”――这个定义成为其中“辩证法”一节的思想主线。而在1915年《哲学笔记》的尾声之处，在《谈谈辩证法问题》这个总结性纲要中，列宁从世界历史与哲学高度，提出了两种发展观的基本分野：“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9]
第二个闪光思想，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新鲜实践中，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新型矛盾论――寻求对立面和谐结合的新思路、新观念。
他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作批注过程中，开始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矛盾论、辩证法和发展观：对抗与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依然存在。
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矛盾的特殊性是什么？解决矛盾的特殊途径是什么？在《论工会目前局势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这篇名著中，列宁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在走向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学会寻求对立面的和谐结合。
这就启迪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许多新型矛盾，不能再采取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方式，一方压倒一方，一方吃掉一方，而是应当寻求对立面的和谐结合，共同发展。
第三个闪光思想，十月革命前后，1902年、1919年列宁先后主持制定的两个党纲，都把人的和谐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最高理想目标，这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1902年，列宁在起草第一个党纲时，对普列汉诺夫等人起草的草案，先后提出过四次修改意见，每一次都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经济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而且在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中文第一版原来把这一纲领表述翻译为“最高的福利和全面协调地改善物质生活”，似乎都只是讲物质生活，实际上根据列宁使用的俄文原文，后半句指的是人的发展，“全面和谐的完善”。[10]列宁认为，单讲物质福利，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也能做到；在此基础上，每个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才是共产主义特有的更高目标。十月革命后，1919年，列宁主持制定的第二个党纲，仍然是坚持了上述双重目标的有机统一。
第四个闪光思想，列宁在晚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尤其是通常称作“政治遗嘱”的最后论著、最后构想中，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盘改革计划”，蕴涵着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新观念，至今仍有重大启迪意义。
在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上，他强调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为此在所有制问题上不要追求清一色的“纯社会主义”，而要长期保持多层阶梯式的经济结构，为此需要把合作制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桥梁和枢纽，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引进外资，作为特殊的中介和帮手，并充分利用国家宏观调节下的市场――这就意味着，不再把国家垄断制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最好途径，从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模式，走向多元主体的合作制社会主义模式。
在文化发展问题上，他提出不仅要把重心从阶级斗争、政治革命转向经济建设，而且要进一步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建设、“文化主义”，要把造就一代新人的问题，作为统摄全局的根本目标。
在政治发展问题上，他不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而且提出了必须与之配套实行的新政治政策。
列宁的最后构想，是落后俄国通过新经济政策道路――利用国家调节下的市场，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发展战略构想。
列宁的最后构想，是走创新型发展道路，走向“新型市场经济――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科学文化”的全盘改革构想。
列宁的最后构想，是“经济――政治――文化”三维一体、全面协调发展的总体构想。
因而，它对我们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特别直接、特别重大的启迪意义。
3．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这两大论著，包含着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源头。从中国现代化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容可以分为上下两篇，每篇又可分为序论与本论两部分：毛泽东思想的上篇是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前面的序论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后面的本论部分是新民主主义建国论；毛泽东思想的下篇是社会主义论，其中前边的序论部分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论，后边的本论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论。
其中，与科学发展观联系最直接的思想衔接点、活力最旺盛的理论生长点，首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论十大关系》中首倡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论、发展模式论。
《新民主主义论》核心部分是新民主主义建国论，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其中包括比较系统、比较具体、比较完整的经济发展纲领、政治发展纲领、文化发展纲领，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时代的科学发展观。
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主旨，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既超越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现代化，又超越西方旧式民主主义道路，也包括超越苏俄式现代化的道路。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还特别强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全面协调性。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是三维一体的发展目标：实现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建设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是互为根据的，如三足鼎立，协调一致。
在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既是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与思想源头，又是突破苏联传统发展模式、探索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起点和思想源头。我在2001年发表的《中华腾飞论》一书中，曾经着重研究了前一方面，这里试着谈谈后一方面。[11]也就是说从科学发展观角度，重读这一光辉的历史文献，探寻其中包含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萌芽：
一是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旨在实现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目标的基本方针。“统筹兼顾”这个提法，是稍后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补充提出的，但其基本思想、基本方针，还是初步形成在此前的《论十大关系》中。
二是《论十大关系》的头5条，实际上讲的是经济发展中的五大统筹、协调发展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国家、企业、个人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
三是《论十大关系》中的第6至第9条，实际上讲的是政治发展中的四大协调发展问题：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协调发展问题；党内与党外的协调发展问题；革命与反革命的敌我关系的妥善处理问题；党内分清是非与团结同志这两方面的协调发展问题。
四是《论十大关系》最后一条，题为“中国和外国关系”，实际内容侧重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与广泛吸取世界文明成果的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问题。
五是《论十大关系》最后一条讲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协调发展，其中蕴涵着“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哲学理念。
六是《论十大关系》一开头就提出了“以苏为戒”的问题，就是借鉴苏联历史教训，寻找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新道路，开创一种又多又快、而且又好又省的中国发展模式。
4．邓小平理论中的科学发展观雏形：“南巡谈话”中的十大关系与可持续发展观萌芽。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地提出来。不过，在邓小平理论框架中，也合乎逻辑地包含科学发展观问题，就以邓小平理论的大成之作――1992年“南巡谈话”为例来说吧。为了揭示出科学发展观同它的理论渊源关系，我们从中选择出与科学发展观联系较为密切的十大关系：
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的关系；二是体制改革与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三是解放发展生产力与走向共同富裕的关系；四是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五是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六是贫穷与富裕、先富与共富、国富与民富的关系；七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八是发展经济与发展科技、教育的关系；九是改革开放与惩治犯罪、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发展的关系；十是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同加强党的建设的关系。
这十大关系，都牵涉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
也正是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
也正是在“南巡谈话”中，“三个有利于”的提法为中国发展确立了价值目标与价值尺度。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南巡谈话”重点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但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问题，如讲“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12]可惜，这里没有讲到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问题。但从总体上看，邓小平也曾多次关注这一问题。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邓小平就最早提出中国人口控制问题；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首倡尽快制定一部森林法，绿化祖国；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概念，并提出“增产节约”的基本原则。
可以说，邓小平理论中孕育着科学发展观的思想雏形。
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也包含着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过程中，同时也孕育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这集中体现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的重要讲话中，这篇讲话发表时题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十二大关系论纲》。这里讲的十二大关系，中心问题还是科学发展问题。特别是第二条“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第三条“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最后第十二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集中表明科学发展观问题已经成为贯穿其中的重要课题。
而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在讲到“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指导原则时，最重要的头一条讲的正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科学发展问题，更加重视了。
科学发展观的第二大理论来源，当代世界思潮中的生态危机观、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首先和主要的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发展。在此前提下，还应从世界历史[光的哲学高度，广泛涉取当代世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呼唤人类新型文明的四大思潮――生态危机观、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
20世纪70年代以来罗马俱乐部等提出了生态危机观。1968年，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位学者、活动家，成立了罗马俱乐部，呼唤人类注视已经面临的全球问题、生态危机、人类困境。1970年4月5日，美国30万人，举行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盛大示威，这一天后来成为“世界地球日”；1972年，世界举行第一次世界环境会议，通过第一份《人类环境宣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英国学者阿马蒂亚・森与联合国倡导新发展观。1983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发表了《新发展观》一书。该书主旨，意在不仅超越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而且超越重点强调的社会结构变迁的改良型发展观，旗帜鲜明地倡导新发展观，强调发展目标在于“为了一切人的发展”和“为了人的全面发展”。[13]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英国学者阿马蒂亚・森，第二年就发表了《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代表了新发展观的最新成果。他倡导聚焦于人类自由的新发展观，认为单纯强调经济增长或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发展，都只能叫狭隘的发展观。[14]
1987年以来，在国际范围内普遍兴起可持续发展观。1987年，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供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并经第42届联合国大会辩论后正式发表。这里第一次郑重肯定“可持续发展”这个新概念，并首次就此作出一个新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报告还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公正方面的双重尺度：“虽然狭义的自然可持续性意味着对各代人之间社会公正的关注，但必须合理地将其延伸到对每一代人内部的公正的关注。”[15]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并发表《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发表了《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并承诺执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当代世界思想发展的主要潮流。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国际范围内还兴起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这方面我们过去研究不够，实际上还是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科学发展观的第三大理论来源，中华民族哲学的活智慧、大智慧
迄今为止，国内外流行观点多半认为，哲学只有西方哲学一种主流形态，辩证法只有古希腊辩证法一个思想源头。实际上，哲学发展的这种单一源头论、单线发展论、单一模式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们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大智慧、活智慧、新智慧。对于科学发展观来说，更是这样，一定会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发现许多源头活水。这里仅仅点出几例：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是贯穿中国哲学的一条基本线索，萌发于五帝时代，周公时代明确地从以神为本转向民本人本。仅据尚书中的《周书》部分，则有许多表达“以人为本”的哲学命题：“唯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不可信，为政唯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人本思想是主流色彩。老子讲“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孔子更讲“天地之性人为贵”；而《管子》的《霸言篇》、《晏子春秋》的《内问篇》，都直接提出了“以人为本”这个哲学命题。[16]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特点是反对把人与自然关系看成主客分离、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强调人与自然是紧密联系、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在距今1万年至5000年前，在中华文明起源时代与形成时代，通过原龙形态（原始的龙），就在神秘主义形式下，形成了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原始形式。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殷周之际，在中华文明雏形期，在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中华文化元典《周易》中，尤其是其开头的乾坤两卦，以及相应的商周夔龙形态中，初步生成了天人合一宇宙观雏形。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战国到秦汉之交，中华文明定型期，孔子晚年所作《易传》，包括1973年新发现的帛书《易传》等文献，不仅为易学从占卜之学转化为义理之学奠定理论基础，而且为中国龙学、龙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核心理念正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公元1000年前后，张载、朱熹从不同方面继承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周易》开创的发展观。这是中国古典特色的辩证法，是中国古典特色的发展观，也是中国古典特色的哲学形态、哲学智慧源头。其核心内容，特别强调阴阳交合的辩证法、发展观，通过阴阳交合，表现出矛盾统一体中阴阳这两个方面的对立同一的双重关系。
源远流长的生态保护观。在这方面，中华民族智慧中有许多瑰宝有待发掘：在距今一万年前的三皇时代，通过泰山封禅等神秘主义形式，就萌发了原始的山林生态保护观；黄帝开始的五帝时代，中国原始国家形成的公共职能之一就是生态保护；4000年前时的夏代，中国已有了生态保护的机构、制度与法令；距今3000年前的《周易》、《尚书》、《礼记》、《逸周书》等，都有原始的生态保护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老子、庄子之道家，孔子、孟子之儒家，管子、荀子之法家等等，都有古典形态的生态保护观思想萌芽……
和谐观。这也是从孔子儒家到老庄道家，中国哲学普遍的核心理念，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身心的三大和谐……
我们应当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对上述这三大理论源头进行综合创新：对于科学发展观来说，其中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是最直接的主要理论来源；当代世界新发展观是国际性、借鉴性理论来源；中华哲学智慧则是可持续发展观民族性、本土性的理论来源。
参考文献：
[1][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3．383．383―38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马克思．资本论（1）[Ｍ]．人民出版社，1975．649．
[5]马克思．资本论（3）[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6―927．
[8][9]列宁选集（2）[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0．557．
[10]列宁全集（6）[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7．
[11]王东．中华腾飞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3－125．
[12]邓小平文选（3）[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371．383．379―380．
[13]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Ｍ]．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序言11．
[14]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2．1．
[15]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Ｍ]．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2．53．
[16]王东．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81－794．
责任编辑 姚黎君
［摘要］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是三大理论源头的综合创新：第一大理论来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形态中包含的科学发展观雏形；第二大理论来源，就是当代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第三大理论来源，则是中华民族哲学智慧中蕴涵的以人为本思想、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独特萌芽。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理论来源；三大源头；综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Ａ8［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9－0003－04
科学发展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不是只有单一源头的简单思想，而是立足实践、三大源头的综合创新。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大理论来源，首先并且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蕴涵的科学发展观雏形
“马克思新唯物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发展主流，也标志着科学发展观理论来源的发展过程。
1．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的主要思想源头。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新唯物主义，首先是新型存在论、世界观，同时也包含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1845年马克思所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创新纲要。其中第三条讲的正是发展观问题，强调的是“环境发展――人的活动发展――人本身的自我发展”这三者发展的一致性，并把革命实践作为这三者发展统一的物质活动基础。
马克思哲学创新的思想重心，是把新唯物主义，首先是其中蕴含的实践观，运用于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人的本质――异化――解放”，“社会本质――社会结构――社会发展”，是蕴含其中的双线一体结构。唯物史观基本形成的标志《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探讨了五种所有制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画龙点睛式地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观在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述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2]
在19世纪40年代哲学创新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自然观、生态观、近代生态危机观思想萌芽。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哲学高度作出了最初的概括。而恩格斯在1844年9月－1845年3月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次生动具体描述了英国工人遭受的贫困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马克思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闪光思想，共产主义的发展目标本质特征应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的解决，新型和谐关系的建立：“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创作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形成了近代生态危机观与社会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在《资本论》第一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有一个统摄全局的基本思想，即人的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理论。在讲到未来社会时，他特别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价值目标：“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
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中，还闪现出可持续发展观的思想火花。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下“对土地进行野蛮的掠夺”，势必造成“土地枯竭”。他设想，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条件下，人们不再野蛮掠夺土地，使土地枯竭，而是像好家长那样，把改良好的土地传给后代。这里特别明确地论及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问题。
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尾声之处，针对“以资源高消耗，求生活高消费”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马克思在理论上首倡资源节约型新型发展模式：“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
这是不是马克思偶然闪现的思想火花呢？不是，实际上，1868年，他比较系统地研读与摘记了德国专家弗腊斯关于农业史、植物学的4部系统性专著，先后分5次，记了101页笔记。1868年3月25日，他在给恩格斯信中表达了一个闪光思想：农业盲目自发地发展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而要寻求出路必然导致社会主义。
看来，正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火花，引燃了恩格斯的哲学智慧，促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作为准备材料，也摘记了弗腊斯的上述著作。正是在此基础上，恩格斯1876年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这篇论文中，写下了那些蕴涵着生态危机观与科学发展观萌芽的哲学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对我们进行报复。”[6]也就在这里，恩格斯相当鲜明地提出了新唯物主义自然观、生态观、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因此我们必须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7]
2．科学发展观在列宁主义、尤其是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道路与最后构想中的思想源头。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先后提出的四个闪光思想。
第一个闪光思想，是列宁提出的辩证法科学定义，强调辩证法就是发展观，而且是最为全面深刻的发展观。
1913年，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篇著名论文，首次提出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就是发展学说的科学定义：“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知识是相对的。”[8]
1914年，列宁应约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了一个长篇辞条《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为了表明自己不同于第二国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介绍马克思哲学时，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前，首先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辩证法就是全面深刻的发展观”――这个定义成为其中“辩证法”一节的思想主线。而在1915年《哲学笔记》的尾声之处，在《谈谈辩证法问题》这个总结性纲要中，列宁从世界历史与哲学高度，提出了两种发展观的基本分野：“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9]
第二个闪光思想，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新鲜实践中，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新型矛盾论――寻求对立面和谐结合的新思路、新观念。
他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作批注过程中，开始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矛盾论、辩证法和发展观：对抗与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依然存在。
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矛盾的特殊性是什么？解决矛盾的特殊途径是什么？在《论工会目前局势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这篇名著中，列宁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在走向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学会寻求对立面的和谐结合。
这就启迪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许多新型矛盾，不能再采取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方式，一方压倒一方，一方吃掉一方，而是应当寻求对立面的和谐结合，共同发展。
第三个闪光思想，十月革命前后，1902年、1919年列宁先后主持制定的两个党纲，都把人的和谐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最高理想目标，这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1902年，列宁在起草第一个党纲时，对普列汉诺夫等人起草的草案，先后提出过四次修改意见，每一次都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经济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而且在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中文第一版原来把这一纲领表述翻译为“最高的福利和全面协调地改善物质生活”，似乎都只是讲物质生活，实际上根据列宁使用的俄文原文，后半句指的是人的发展，“全面和谐的完善”。[10]列宁认为，单讲物质福利，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也能做到；在此基础上，每个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才是共产主义特有的更高目标。十月革命后，1919年，列宁主持制定的第二个党纲，仍然是坚持了上述双重目标的有机统一。
第四个闪光思想，列宁在晚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尤其是通常称作“政治遗嘱”的最后论著、最后构想中，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盘改革计划”，蕴涵着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新观念，至今仍有重大启迪意义。
在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上，他强调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为此在所有制问题上不要追求清一色的“纯社会主义”，而要长期保持多层阶梯式的经济结构，为此需要把合作制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桥梁和枢纽，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引进外资，作为特殊的中介和帮手，并充分利用国家宏观调节下的市场――这就意味着，不再把国家垄断制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最好途径，从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模式，走向多元主体的合作制社会主义模式。
在文化发展问题上，他提出不仅要把重心从阶级斗争、政治革命转向经济建设，而且要进一步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建设、“文化主义”，要把造就一代新人的问题，作为统摄全局的根本目标。
在政治发展问题上，他不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而且提出了必须与之配套实行的新政治政策。
列宁的最后构想，是落后俄国通过新经济政策道路――利用国家调节下的市场，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发展战略构想。
列宁的最后构想，是走创新型发展道路，走向“新型市场经济――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科学文化”的全盘改革构想。
列宁的最后构想，是“经济――政治――文化”三维一体、全面协调发展的总体构想。
因而，它对我们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特别直接、特别重大的启迪意义。
3．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这两大论著，包含着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源头。从中国现代化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容可以分为上下两篇，每篇又可分为序论与本论两部分：毛泽东思想的上篇是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前面的序论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后面的本论部分是新民主主义建国论；毛泽东思想的下篇是社会主义论，其中前边的序论部分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论，后边的本论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论。
其中，与科学发展观联系最直接的思想衔接点、活力最旺盛的理论生长点，首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论十大关系》中首倡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论、发展模式论。
《新民主主义论》核心部分是新民主主义建国论，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其中包括比较系统、比较具体、比较完整的经济发展纲领、政治发展纲领、文化发展纲领，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时代的科学发展观。
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主旨，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既超越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现代化，又超越西方旧式民主主义道路，也包括超越苏俄式现代化的道路。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还特别强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全面协调性。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是三维一体的发展目标：实现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建设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是互为根据的，如三足鼎立，协调一致。
在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既是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与思想源头，又是突破苏联传统发展模式、探索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起点和思想源头。我在2001年发表的《中华腾飞论》一书中，曾经着重研究了前一方面，这里试着谈谈后一方面。[11]也就是说从科学发展观角度，重读这一光辉的历史文献，探寻其中包含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萌芽：
一是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旨在实现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目标的基本方针。“统筹兼顾”这个提法，是稍后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补充提出的，但其基本思想、基本方针，还是初步形成在此前的《论十大关系》中。
二是《论十大关系》的头5条，实际上讲的是经济发展中的五大统筹、协调发展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国家、企业、个人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
三是《论十大关系》中的第6至第9条，实际上讲的是政治发展中的四大协调发展问题：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协调发展问题；党内与党外的协调发展问题；革命与反革命的敌我关系的妥善处理问题；党内分清是非与团结同志这两方面的协调发展问题。
四是《论十大关系》最后一条，题为“中国和外国关系”，实际内容侧重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与广泛吸取世界文明成果的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问题。
五是《论十大关系》最后一条讲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协调发展，其中蕴涵着“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哲学理念。
六是《论十大关系》一开头就提出了“以苏为戒”的问题，就是借鉴苏联历史教训，寻找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新道路，开创一种又多又快、而且又好又省的中国发展模式。
4．邓小平理论中的科学发展观雏形：“南巡谈话”中的十大关系与可持续发展观萌芽。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地提出来。不过，在邓小平理论框架中，也合乎逻辑地包含科学发展观问题，就以邓小平理论的大成之作――1992年“南巡谈话”为例来说吧。为了揭示出科学发展观同它的理论渊源关系，我们从中选择出与科学发展观联系较为密切的十大关系：
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的关系；二是体制改革与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三是解放发展生产力与走向共同富裕的关系；四是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五是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六是贫穷与富裕、先富与共富、国富与民富的关系；七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八是发展经济与发展科技、教育的关系；九是改革开放与惩治犯罪、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发展的关系；十是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同加强党的建设的关系。
这十大关系，都牵涉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
也正是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
也正是在“南巡谈话”中，“三个有利于”的提法为中国发展确立了价值目标与价值尺度。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南巡谈话”重点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但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问题，如讲“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12]可惜，这里没有讲到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问题。但从总体上看，邓小平也曾多次关注这一问题。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邓小平就最早提出中国人口控制问题；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首倡尽快制定一部森林法，绿化祖国；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概念，并提出“增产节约”的基本原则。
可以说，邓小平理论中孕育着科学发展观的思想雏形。
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也包含着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过程中，同时也孕育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这集中体现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的重要讲话中，这篇讲话发表时题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十二大关系论纲》。这里讲的十二大关系，中心问题还是科学发展问题。特别是第二条“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第三条“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最后第十二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集中表明科学发展观问题已经成为贯穿其中的重要课题。
而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在讲到“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指导原则时，最重要的头一条讲的正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科学发展问题，更加重视了。
科学发展观的第二大理论来源，当代世界思潮中的生态危机观、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首先和主要的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发展。在此前提下，还应从世界历史[光的哲学高度，广泛涉取当代世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呼唤人类新型文明的四大思潮――生态危机观、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
20世纪70年代以来罗马俱乐部等提出了生态危机观。1968年，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位学者、活动家，成立了罗马俱乐部，呼唤人类注视已经面临的全球问题、生态危机、人类困境。1970年4月5日，美国30万人，举行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盛大示威，这一天后来成为“世界地球日”；1972年，世界举行第一次世界环境会议，通过第一份《人类环境宣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英国学者阿马蒂亚・森与联合国倡导新发展观。1983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发表了《新发展观》一书。该书主旨，意在不仅超越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而且超越重点强调的社会结构变迁的改良型发展观，旗帜鲜明地倡导新发展观，强调发展目标在于“为了一切人的发展”和“为了人的全面发展”。[13]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英国学者阿马蒂亚・森，第二年就发表了《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代表了新发展观的最新成果。他倡导聚焦于人类自由的新发展观，认为单纯强调经济增长或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发展，都只能叫狭隘的发展观。[14]
1987年以来，在国际范围内普遍兴起可持续发展观。1987年，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供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并经第42届联合国大会辩论后正式发表。这里第一次郑重肯定“可持续发展”这个新概念，并首次就此作出一个新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报告还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公正方面的双重尺度：“虽然狭义的自然可持续性意味着对各代人之间社会公正的关注，但必须合理地将其延伸到对每一代人内部的公正的关注。”[15]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并发表《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发表了《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并承诺执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当代世界思想发展的主要潮流。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国际范围内还兴起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这方面我们过去研究不够，实际上还是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科学发展观的第三大理论来源，中华民族哲学的活智慧、大智慧
迄今为止，国内外流行观点多半认为，哲学只有西方哲学一种主流形态，辩证法只有古希腊辩证法一个思想源头。实际上，哲学发展的这种单一源头论、单线发展论、单一模式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们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大智慧、活智慧、新智慧。对于科学发展观来说，更是这样，一定会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发现许多源头活水。这里仅仅点出几例：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是贯穿中国哲学的一条基本线索，萌发于五帝时代，周公时代明确地从以神为本转向民本人本。仅据尚书中的《周书》部分，则有许多表达“以人为本”的哲学命题：“唯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不可信，为政唯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人本思想是主流色彩。老子讲“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孔子更讲“天地之性人为贵”；而《管子》的《霸言篇》、《晏子春秋》的《内问篇》，都直接提出了“以人为本”这个哲学命题。[16]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特点是反对把人与自然关系看成主客分离、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强调人与自然是紧密联系、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在距今1万年至5000年前，在中华文明起源时代与形成时代，通过原龙形态（原始的龙），就在神秘主义形式下，形成了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原始形式。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殷周之际，在中华文明雏形期，在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中华文化元典《周易》中，尤其是其开头的乾坤两卦，以及相应的商周夔龙形态中，初步生成了天人合一宇宙观雏形。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战国到秦汉之交，中华文明定型期，孔子晚年所作《易传》，包括1973年新发现的帛书《易传》等文献，不仅为易学从占卜之学转化为义理之学奠定理论基础，而且为中国龙学、龙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核心理念正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公元1000年前后，张载、朱熹从不同方面继承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周易》开创的发展观。这是中国古典特色的辩证法，是中国古典特色的发展观，也是中国古典特色的哲学形态、哲学智慧源头。其核心内容，特别强调阴阳交合的辩证法、发展观，通过阴阳交合，表现出矛盾统一体中阴阳这两个方面的对立同一的双重关系。
源远流长的生态保护观。在这方面，中华民族智慧中有许多瑰宝有待发掘：在距今一万年前的三皇时代，通过泰山封禅等神秘主义形式，就萌发了原始的山林生态保护观；黄帝开始的五帝时代，中国原始国家形成的公共职能之一就是生态保护；4000年前时的夏代，中国已有了生态保护的机构、制度与法令；距今3000年前的《周易》、《尚书》、《礼记》、《逸周书》等，都有原始的生态保护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老子、庄子之道家，孔子、孟子之儒家，管子、荀子之法家等等，都有古典形态的生态保护观思想萌芽……
和谐观。这也是从孔子儒家到老庄道家，中国哲学普遍的核心理念，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身心的三大和谐……
我们应当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对上述这三大理论源头进行综合创新：对于科学发展观来说，其中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是最直接的主要理论来源；当代世界新发展观是国际性、借鉴性理论来源；中华哲学智慧则是可持续发展观民族性、本土性的理论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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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马克思．资本论（1）[Ｍ]．人民出版社，1975．649．
[5]马克思．资本论（3）[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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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列宁全集（6）[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7．
[11]王东．中华腾飞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3－125．
[12]邓小平文选（3）[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371．383．379―380．
[13]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Ｍ]．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序言11．
[14]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2．1．
[15]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Ｍ]．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2．53．
[16]王东．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81－794．
责任编辑 姚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