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邹卫国 现在，对未来物价水平大幅度上涨的担忧气氛浓郁，国务院在最近的一次常务会议上甚至表示：在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
货币供应成为诟病的中心。批评者称，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约43万亿元，这是造成这一轮整体物价水平上涨的根本原因。但是，自今年6月份以来，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持续低于20%的增长，这个增长水平是最近两年以来最低的水平。这样的问题令人迷惑：当下的货币供应量相对而言并不是增长最快的时期，为何突然之间价格水平出现了飙升，并出现了强烈的价格上涨预期？
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可以发现一些令人关注的趋势。
货币供应量增长超过经济增长，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常态，但除了个别年份，整体物价水平上涨幅度并不高。本世纪中国更没有发生过严重通胀。理论界用经济货币化来解释这一现象。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物资流通过调拨实现，不需要动用货币。随着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深化，越来越多交易开始通过市场完成。这带来了额外的货币需求。比如，原来中国没有房地产市场，住房由单位分配。改革之后，住房分配货币化，即便经济没有增长，货币需求也产生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形成了数万亿元交易量的房地产市场。这些交易都需要额外的货币来支持。
更进一步，中国经济货币化迅速发展同时，中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突显。虚拟经济的发展，又引发了对货币的进一步的需求。比如，很多农产品、化工、金属产品市场都出现了金融化的趋势，大批电子交易市场设立，每年的交易额也以万亿计。以大蒜为例，在传统的流通结构下，大蒜大约经历收购、批发、零售三个环节就到了消费者手中。现在，随着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设立，这个传统的流通环节增加了投机势力。
在新的机制下，货币需求大幅上升，在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很多交易并没有进行实物交割。同样的一颗大蒜，假设被交易了10次，并且每次交易的价格都是5元，且交易对手都不重复的话，那么市场必须为此准备的现金至少为50元。而在传统的交易机制下，从田间到餐桌，只需要交易4次，加起来只需要准备20元的现金。
这是一个概算，并未考虑流通中的若干细节，但上述机制解释了即使货币投放远高于经济增长，物价仍不会大幅上涨的逻辑。概括起来就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通过货币来进行交易部分的比重不断提高，拉动了社会的货币需求，从而平抑了超额货币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的货币投放水平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并未出现剧烈变化的情况下，通胀水平和通胀预期急剧上升，可能表明中国经济在货币化或者金融化进程方面遇到了问题。
这个问题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金融化进程进入了尾声；要么是中国从计划经济领域投放到市场经济领域的资源进程变慢，即市场经济改革步伐相对停滞。两者都可能导致市场没有足够空间容纳多余的货币，进而引发物价水平上升。
认定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进入了尾声有些过于大胆。虽然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一个共识是：要过渡到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可能只是走完了一小半的路程。中国经济的很多关键性领域，比如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行业，并没有市场化或完全市场化。在土地、林权等各项资源、包括若干没有市场化改革的行业之中，还存在着巨量的资源没有投入到市场中来。
据此，我们可以得到初步的结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步伐相对停滞，导致计划领域的资源投入到市场领域的步伐放慢，从而消化不了富余的资金，构成了当下通胀预期高涨的深层次背景。
有没有现实的根据？看看下面的事实。
很多本已经充分市场化了的资源产品，又被重新纳入国有化的轨道。比如煤炭，最近几年，山西、内蒙古等地进行了对小煤矿的封杀以及对煤炭资源的国有化，这个改革造成了额外的以千亿计的现金寻求出路——据说这部分促成了北京房价大幅上涨。
打破垄断行业改革的步伐在放慢，比如说盐业体制改革，原本以为会在今明两年逐步推出打破专营体制的改革，但目前已经确认缓行；再比如说面对全国大范围的小产权房问题，相关部门勒令停建、破拆，并释放出“不可能将其合法化”的政策信号；宏观上，在国民经济收入的分配中，政府所支配的资源比重越来越大，这意味着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规模相对在缩小。
根本上，因为中国的汇率体制和经济结构，每年的净出口都换成了货币在国内市场游走，这造成中国每年都有额外货币寻求在国内消化的机会，为防止物价上涨，这要求中国必须不断提供新的资源以消解这一压力。
这一方面形成了通胀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进行改革的动力。事实上，中国不乏平抑通胀的资源。比如中国至今仍存在着大量未市场化的地权和林权等，这些资源的规模以十万亿计，这些资源投放会造就更大规模的市场。一旦政策放宽，可以轻易消化万亿货币。
所以，我们丝毫不担心中国的通胀会失控，唯一的风险在于，这些资源能否及时地投放到市场里。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计划经济领域的资源，以何种规模和速度投放到市场中去。
在中国当下的经济结构下，通货膨胀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衡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重要标尺。如果预期中的高通胀来了，一定是市场改革停滞的结果。
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邹卫国 现在，对未来物价水平大幅度上涨的担忧气氛浓郁，国务院在最近的一次常务会议上甚至表示：在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
货币供应成为诟病的中心。批评者称，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约43万亿元，这是造成这一轮整体物价水平上涨的根本原因。但是，自今年6月份以来，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持续低于20%的增长，这个增长水平是最近两年以来最低的水平。这样的问题令人迷惑：当下的货币供应量相对而言并不是增长最快的时期，为何突然之间价格水平出现了飙升，并出现了强烈的价格上涨预期？
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可以发现一些令人关注的趋势。
货币供应量增长超过经济增长，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常态，但除了个别年份，整体物价水平上涨幅度并不高。本世纪中国更没有发生过严重通胀。理论界用经济货币化来解释这一现象。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物资流通过调拨实现，不需要动用货币。随着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深化，越来越多交易开始通过市场完成。这带来了额外的货币需求。比如，原来中国没有房地产市场，住房由单位分配。改革之后，住房分配货币化，即便经济没有增长，货币需求也产生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形成了数万亿元交易量的房地产市场。这些交易都需要额外的货币来支持。
更进一步，中国经济货币化迅速发展同时，中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突显。虚拟经济的发展，又引发了对货币的进一步的需求。比如，很多农产品、化工、金属产品市场都出现了金融化的趋势，大批电子交易市场设立，每年的交易额也以万亿计。以大蒜为例，在传统的流通结构下，大蒜大约经历收购、批发、零售三个环节就到了消费者手中。现在，随着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设立，这个传统的流通环节增加了投机势力。
在新的机制下，货币需求大幅上升，在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很多交易并没有进行实物交割。同样的一颗大蒜，假设被交易了10次，并且每次交易的价格都是5元，且交易对手都不重复的话，那么市场必须为此准备的现金至少为50元。而在传统的交易机制下，从田间到餐桌，只需要交易4次，加起来只需要准备20元的现金。
这是一个概算，并未考虑流通中的若干细节，但上述机制解释了即使货币投放远高于经济增长，物价仍不会大幅上涨的逻辑。概括起来就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通过货币来进行交易部分的比重不断提高，拉动了社会的货币需求，从而平抑了超额货币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的货币投放水平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并未出现剧烈变化的情况下，通胀水平和通胀预期急剧上升，可能表明中国经济在货币化或者金融化进程方面遇到了问题。
这个问题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金融化进程进入了尾声；要么是中国从计划经济领域投放到市场经济领域的资源进程变慢，即市场经济改革步伐相对停滞。两者都可能导致市场没有足够空间容纳多余的货币，进而引发物价水平上升。
认定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进入了尾声有些过于大胆。虽然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一个共识是：要过渡到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可能只是走完了一小半的路程。中国经济的很多关键性领域，比如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行业，并没有市场化或完全市场化。在土地、林权等各项资源、包括若干没有市场化改革的行业之中，还存在着巨量的资源没有投入到市场中来。
据此，我们可以得到初步的结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步伐相对停滞，导致计划领域的资源投入到市场领域的步伐放慢，从而消化不了富余的资金，构成了当下通胀预期高涨的深层次背景。
有没有现实的根据？看看下面的事实。
很多本已经充分市场化了的资源产品，又被重新纳入国有化的轨道。比如煤炭，最近几年，山西、内蒙古等地进行了对小煤矿的封杀以及对煤炭资源的国有化，这个改革造成了额外的以千亿计的现金寻求出路——据说这部分促成了北京房价大幅上涨。
打破垄断行业改革的步伐在放慢，比如说盐业体制改革，原本以为会在今明两年逐步推出打破专营体制的改革，但目前已经确认缓行；再比如说面对全国大范围的小产权房问题，相关部门勒令停建、破拆，并释放出“不可能将其合法化”的政策信号；宏观上，在国民经济收入的分配中，政府所支配的资源比重越来越大，这意味着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规模相对在缩小。
根本上，因为中国的汇率体制和经济结构，每年的净出口都换成了货币在国内市场游走，这造成中国每年都有额外货币寻求在国内消化的机会，为防止物价上涨，这要求中国必须不断提供新的资源以消解这一压力。
这一方面形成了通胀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进行改革的动力。事实上，中国不乏平抑通胀的资源。比如中国至今仍存在着大量未市场化的地权和林权等，这些资源的规模以十万亿计，这些资源投放会造就更大规模的市场。一旦政策放宽，可以轻易消化万亿货币。
所以，我们丝毫不担心中国的通胀会失控，唯一的风险在于，这些资源能否及时地投放到市场里。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计划经济领域的资源，以何种规模和速度投放到市场中去。
在中国当下的经济结构下，通货膨胀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衡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重要标尺。如果预期中的高通胀来了，一定是市场改革停滞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