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岩松说话慢悠悠的，嗓音里透着一股淡定；回答问题前总要想几秒，偶尔会把话拖得很长；对不同意见，最多来一句“那也不是吧”。在媒体拍摄的照片上，他经常是一副很酷的表情，但采访中，他态度温和，有问必答，说到自己觉得好玩的细节时笑得呵呵的。
马岩松的建筑事务所在北京板桥南巷胡同的一个单位大院里，他租了两层，把室内所有能拆的墙都拆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写字楼，我说我又不写字。在这里每天能感受到城市的生活和变化，这对我来说挺重要的”。算上实习生，他的团队大概有50人，其中一半是外国人，日常交流说英语，像个小联合国。
事务所最近开始在欧洲做项目，一个在罗马市中心，把一个类似博物馆的早期现代建筑改成住宅，另一个在巴黎。“现在我们更想把自己的理念放在全球文化中，探讨城市和自然的关系。”在国内，马岩松选择南京、黄山等地做设计，他管自己的作品叫山水建筑，试图恢复传统建筑中“人跟自然的韵味”。
北京人在耶鲁
马岩松小时候的理想是当画家，长大后又想拍电影。1994年，19岁的他去考北京电影学院，没考上。考官看他有美术功底，建议他学建筑。结果他真的考上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毕业时，马岩松不知道自己该去哪。“一看他们设计的那些建筑就不想去设计院，也不知道怎么改变。”他选择了出国读书，一开始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待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跟在国内差不多。“都是固定的老师，没什么挑战。”后来他去了耶鲁。“耶鲁的老师大部分是从外面请来的建筑师，各学派都有，充满争论，学术课堂很开放。耶鲁的核心精神就是任何想法都不能打压下去。”
耶鲁给了马岩松随意发挥的环境。2002年，全世界的建筑师都在研究世贸大厦的重建。还在读书的马岩松拿出了一个充满悬浮感的“浮游之岛”。他认为，最好的纪念就是发展：原来的双塔是现代派建筑的极致，他就要设计一个未来派的极致；纽约的高楼都像棍子一样竖着，他就来一个横着、漂着的。
从耶鲁毕业后，马岩松在导师的事务所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2004年回国创建了自己的事务所――MAD（英语意为“疯了”）。最初两年，MAD处于一种纸上谈兵的状态。客户认可他们的创意，但实现起来很困难，因为那些前卫的建筑造价太高。直到2006年，他带领MAD在加拿大一个超高层公寓设计竞赛中中标，成为首个在海外赢得标志性建筑设计权的中国设计师。那幢建筑被他设计出水波纹一样的曲线外观，当地媒体给起了一个名字――梦露大厦。
31岁的马岩松一举成名，也有了更多的建筑话语权。随后几年，MAD相继为国内多个城市设计公寓、博物馆等。
一个城市一定得找到自己的特点
在马岩松看来，西方主流现代派建筑风格对中国建筑界的影响很大，中国建筑师现在仍然非常崇拜现代派，而他则把自己称为“反现代派的异教徒”。他解释说，对西方来说，二战后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是有其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的，“为解决战后人们没房子住的问题，建筑被设计成简单的方块，成本低、容易复制。后来这个思潮影响到全世界，还发展成一种现代主义美学。”
马岩松认为：“改革开放后，国内建筑大量模仿西方，但由于没有经历过西方的工业革命和文化运动，一味抄袭，导致中国当代建筑大都是一些乏善可陈的混合物。”
环球人物杂志：北京二环以外的建筑很现代，看起来跟国外的大都市很像。
马岩松：其实现在二环以内也慢慢被蚕食了，必须到很中心的位置才有那种（老北京的）感觉。如今看来，现代化其实是商业化，它以技术和资本为支撑，而不是以文化为支撑。比如说全世界都可以开快餐连锁店，只要它能给你带来活力，而你又认可这种活力，它就可以把全世界都变得一样。只有当你认为一个城市的精神、价值观和文化是第一重要的，你才能对抗这种蚕食。这是现代城市的一个问题。北京这种有历史传统的尚且如此，更别说其它城市了。
环球人物杂志：看上去很有气势的城市建筑算不算成功的建筑，比如CBD的那些高楼？
马岩松：如果是那样，到了纽约就会知道什么是厉害了。一个城市的价值观是什么？现在很少有人去讨论。事实上，曼哈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些建筑是资本和权力的纪念碑。中国建筑应该超越北美模式，这是现在专业人士应该提出来的问题。如果说古典城市是关于神的，现代城市是关于资本的，那么未来城市就是关于人的。关于人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必须有一个想法在先。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一块土地上常集中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比如天安门有故宫、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你怎么看待这种“混搭”的格局？
马岩松：对一个现代城市来说，建筑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城市布局的问题。不是像现在这样，如同在一片荒地上画格子，然后一块块卖了。每个城市的格局不一样，才让每个城市有自己的性格和灵魂。今天中国的城市缺少格局上的东西，更缺少灵魂。
环球人物杂志：国内有没有哪个城市做得比较好？
马岩松：（思考）没有。中国现在的城市分两种，一种是有历史、有文化的，像北京、苏杭，尽管现代建筑发展得很糟糕，但毁不了老城，因为老城毕竟气场强大。另一种是新城市，因为无法成为一个有文化和归属感的地方，也就成不了一个伟大的城市。
我前段时间遇到有人争论巴黎和香港哪个好。巴黎是很多矮建筑、广场，香港都是高楼大厦，密度特别大。我觉得没必要争论，两个城市就是因为不一样才很独特。都有跟别的城市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的。一个城市一定得找到自己的特点，中国的这些新兴城市还找不到。另外，还要看出发点，就像拉斯维加斯，初衷就是要在沙漠里建一个特别刺激的地方，它不可能是适宜居住或者文化传承的城市。
环球人物杂志：城市建筑密度太大是个问题吗？
马岩松：中国要建一些新城市，这个方向是没问题的，因为能提高效率、集中人口，不可能像欧洲似的有很多小城市、小城镇，所以出现一些人口集中的高密度城市是肯定的。
马岩松说话慢悠悠的，嗓音里透着一股淡定；回答问题前总要想几秒，偶尔会把话拖得很长；对不同意见，最多来一句“那也不是吧”。在媒体拍摄的照片上，他经常是一副很酷的表情，但采访中，他态度温和，有问必答，说到自己觉得好玩的细节时笑得呵呵的。
马岩松的建筑事务所在北京板桥南巷胡同的一个单位大院里，他租了两层，把室内所有能拆的墙都拆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写字楼，我说我又不写字。在这里每天能感受到城市的生活和变化，这对我来说挺重要的”。算上实习生，他的团队大概有50人，其中一半是外国人，日常交流说英语，像个小联合国。
事务所最近开始在欧洲做项目，一个在罗马市中心，把一个类似博物馆的早期现代建筑改成住宅，另一个在巴黎。“现在我们更想把自己的理念放在全球文化中，探讨城市和自然的关系。”在国内，马岩松选择南京、黄山等地做设计，他管自己的作品叫山水建筑，试图恢复传统建筑中“人跟自然的韵味”。
北京人在耶鲁
马岩松小时候的理想是当画家，长大后又想拍电影。1994年，19岁的他去考北京电影学院，没考上。考官看他有美术功底，建议他学建筑。结果他真的考上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毕业时，马岩松不知道自己该去哪。“一看他们设计的那些建筑就不想去设计院，也不知道怎么改变。”他选择了出国读书，一开始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待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跟在国内差不多。“都是固定的老师，没什么挑战。”后来他去了耶鲁。“耶鲁的老师大部分是从外面请来的建筑师，各学派都有，充满争论，学术课堂很开放。耶鲁的核心精神就是任何想法都不能打压下去。”
耶鲁给了马岩松随意发挥的环境。2002年，全世界的建筑师都在研究世贸大厦的重建。还在读书的马岩松拿出了一个充满悬浮感的“浮游之岛”。他认为，最好的纪念就是发展：原来的双塔是现代派建筑的极致，他就要设计一个未来派的极致；纽约的高楼都像棍子一样竖着，他就来一个横着、漂着的。
从耶鲁毕业后，马岩松在导师的事务所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2004年回国创建了自己的事务所――MAD（英语意为“疯了”）。最初两年，MAD处于一种纸上谈兵的状态。客户认可他们的创意，但实现起来很困难，因为那些前卫的建筑造价太高。直到2006年，他带领MAD在加拿大一个超高层公寓设计竞赛中中标，成为首个在海外赢得标志性建筑设计权的中国设计师。那幢建筑被他设计出水波纹一样的曲线外观，当地媒体给起了一个名字――梦露大厦。
31岁的马岩松一举成名，也有了更多的建筑话语权。随后几年，MAD相继为国内多个城市设计公寓、博物馆等。
一个城市一定得找到自己的特点
在马岩松看来，西方主流现代派建筑风格对中国建筑界的影响很大，中国建筑师现在仍然非常崇拜现代派，而他则把自己称为“反现代派的异教徒”。他解释说，对西方来说，二战后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是有其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的，“为解决战后人们没房子住的问题，建筑被设计成简单的方块，成本低、容易复制。后来这个思潮影响到全世界，还发展成一种现代主义美学。”
马岩松认为：“改革开放后，国内建筑大量模仿西方，但由于没有经历过西方的工业革命和文化运动，一味抄袭，导致中国当代建筑大都是一些乏善可陈的混合物。”
环球人物杂志：北京二环以外的建筑很现代，看起来跟国外的大都市很像。
马岩松：其实现在二环以内也慢慢被蚕食了，必须到很中心的位置才有那种（老北京的）感觉。如今看来，现代化其实是商业化，它以技术和资本为支撑，而不是以文化为支撑。比如说全世界都可以开快餐连锁店，只要它能给你带来活力，而你又认可这种活力，它就可以把全世界都变得一样。只有当你认为一个城市的精神、价值观和文化是第一重要的，你才能对抗这种蚕食。这是现代城市的一个问题。北京这种有历史传统的尚且如此，更别说其它城市了。
环球人物杂志：看上去很有气势的城市建筑算不算成功的建筑，比如CBD的那些高楼？
马岩松：如果是那样，到了纽约就会知道什么是厉害了。一个城市的价值观是什么？现在很少有人去讨论。事实上，曼哈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些建筑是资本和权力的纪念碑。中国建筑应该超越北美模式，这是现在专业人士应该提出来的问题。如果说古典城市是关于神的，现代城市是关于资本的，那么未来城市就是关于人的。关于人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必须有一个想法在先。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一块土地上常集中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比如天安门有故宫、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你怎么看待这种“混搭”的格局？
马岩松：对一个现代城市来说，建筑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城市布局的问题。不是像现在这样，如同在一片荒地上画格子，然后一块块卖了。每个城市的格局不一样，才让每个城市有自己的性格和灵魂。今天中国的城市缺少格局上的东西，更缺少灵魂。
环球人物杂志：国内有没有哪个城市做得比较好？
马岩松：（思考）没有。中国现在的城市分两种，一种是有历史、有文化的，像北京、苏杭，尽管现代建筑发展得很糟糕，但毁不了老城，因为老城毕竟气场强大。另一种是新城市，因为无法成为一个有文化和归属感的地方，也就成不了一个伟大的城市。
我前段时间遇到有人争论巴黎和香港哪个好。巴黎是很多矮建筑、广场，香港都是高楼大厦，密度特别大。我觉得没必要争论，两个城市就是因为不一样才很独特。都有跟别的城市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的。一个城市一定得找到自己的特点，中国的这些新兴城市还找不到。另外，还要看出发点，就像拉斯维加斯，初衷就是要在沙漠里建一个特别刺激的地方，它不可能是适宜居住或者文化传承的城市。
环球人物杂志：城市建筑密度太大是个问题吗？
马岩松：中国要建一些新城市，这个方向是没问题的，因为能提高效率、集中人口，不可能像欧洲似的有很多小城市、小城镇，所以出现一些人口集中的高密度城市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