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战略发展规划之我见
一、历史
1.外部历史：中国历年人口发展现状，甚至是国际上的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5到3.3个孩子。由于中国婴幼儿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10倍，出生人口性别比（超过120）也远比发达国家（只有105）要高，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人均生育孩子数）需要在2.3以上。考虑到不孕不育症、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生育率如果高于更替水平，会有人口膨胀压力；如果低于更替水平，今后将出现人口减少。
1970年中国的生育率为5.81。1971年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1973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允许生育2、3个孩子。
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但同时也明确提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距1980年已经三十年了。 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中国目前有10-15%了），丁克、单身人群比例也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根据联合国2008年的资料，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平均生育率分别从1965-1970年的4.78、5.81下降到2005-2010年的2.56、2.73。发达国家平均生育率也从1950-1955年的2.82下降到1995-2000年的1.56。现在世界平均生育率已经接近世代更替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快将低于更替水平，现在的人口增长是低惯性增长，今后面临的不是人口爆炸而是人口萎缩。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双重作用下，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1990年的2.17，1995年的1.4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
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中国大陆2010年的HDI超过0.8，相当于韩国和台湾1990年左右的水平，当时这两个地区的生育率只有1.7左右。现在泰国、伊朗的HDI与中国非常接近，生育率都只有
1.6左右。朝鲜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中华文化圈国家，HDI比中国落后十多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现在生育率只有1.9。
2010年：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
文章称，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65岁及以上老人分别从2010年的1.67、1.1亿增加到2030年的3.4、2.3亿，2050年的4.4、3.3亿。
2010年中国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只有11%，也就是9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并且只有城市四千多万老人享受社保金（他们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即便如此，养老金缺口已经很大了。2010年开始，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20多年后将是3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40年后将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现在的年轻人到了老年 ，将是无比凄惨。
2015年：总抚养比快速上升
文章介绍，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儿童和老人）与总劳动力的比例。中国目前总抚养比是空前地低，不到40%，这也是一些人口学家所吹嘘的“人口红利”（其实是人口高利贷）。但是由于长期的超低 生育率，从2015年开始，进入人口还债时期，总抚养比将
快速上升。
2011年：育龄妇女快速减少
文章表示，2011年开始，中国15-49岁总育龄妇女开始减少，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也快速减少。妇女是生育的主体。育龄妇女减少意味着人口再生产能力降低，加上 生育意愿已经很低，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 难阻人口锐减了。说明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如果十二五还只是放开二胎，那么中华民族的衰落是难以逆转的！
2016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文章指出，虽然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在增加，但从1988年开始，年增人口其实是在直线递减。根据1987年到2006年年增人口变化趋势，推测中国人口将在2016年开始负增长。
而联合国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则预测中国人口在2020年开始负增长。人口一旦负增长，将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主要是因为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不是因为生的太多，而是死的少，是人口“蓄洪”，也是实力的蓄积。
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中国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而1996年以来平均每年只出生女孩620万左右。如果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20多年后，中国生育率最多像韩国一样只有1.1，那么每年只 出生600多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将出现一个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净减一千多万， 大国空巢！在人口“泄洪”过程中，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
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危机将全面爆发。再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2.洪江历史
可以考虑从历史上人口增长再到现在的人口反减来入手。
二、“大干新三年，实现新跨越”的人口形势与严峻挑战
新中国人口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这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
（一）人口总量的发展
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可以把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发展缓慢，明显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平，从而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人口高增长状况。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的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2、人口低增长阶段（1958—1961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3、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问题，致使人们开始不断进行反思，但在究竟如何对待的问题上仍存在着很多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在有计划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政策和行动。因此，以上三个阶段可以说是建国后人口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这一时期人口总量的剧增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而且还对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中国人口发展与经济运行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影响。
4、人口有控制增长阶段（1971—1980年）
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期，是中国人口发展出现根本性转变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使人们认识到人口控制已迫在眉睫。中国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并陆续制定和完善了明确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高出生、高增长的势头得到迅速控制。人口由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进入了有计划、可控制的增长时期。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分别由1971年的30.7‰和23.4‰下降到1980年的18.2‰和11.9‰。然而，由于总人口基数庞大，这一阶段中国人口净增的绝对数仍相当可观。1971—1980年，全国总人口由8.52亿增加到9.87亿，净增1.35亿，超过了第一次生育高峰时期的净增人口。
5、第三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81—1990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到了战略高度，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但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加之20世纪80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造成许多不到晚婚年龄的人口提前进入婚育行列，使得人口出生率出现回升。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18.2‰、1981年的20.9‰，达到1987年23.3‰的峰值。1981—1990年净增
1.43亿，平均年增长人口1584万，1990年总人口达到11.43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
6、人口平稳增长阶段（1991年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加强和完善，20世纪80年代人口的高出生率得到控制，并持续稳步下降。1991年人口出生率为19.7‰，2008年降至12.1‰，13年下降了7.6个千分点，并一直稳定在低水平上。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10‰以下，从2000年开始，年净增人口低于1000万，中国人口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二）人口年龄结构已完成向老年型的转变
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成因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它是过去和当前人口出生、死亡、迁移变动对人口发展的综合作用，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在卫生保健等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人口的健康状况持续改善，
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特别是低年龄人口比其他年龄人口死亡率有了更大幅度的下降。而出生率仍维持在高水平，因此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1962-1970年中国创造了迄今为止历史上人口年增长速度的峰值水平。
由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产生了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凸出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凸出的部分也在移动，从未成年到成年，最后到老年。这就造成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成年型到老年型的转变。
2、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特点与现状
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转变密切相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都是随着人口转变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逐渐从年轻型、成年型到老年型转变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经历了大约150多年的时间。我国则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的，且明显带有人为的痕迹，经历着更加迅速的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比较快的变化，即从相对年轻型人口结构，直接转变为相对老年化的人口结构。
1953年和1964年第一、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基本属于年轻型，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伴随人口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升高，使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转变加快。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已初步进入成年型，到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已变为典型的成年型。此后，人口年龄结构继续老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向老年型转变。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
据200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08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8.3%，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又上升了1.3百分点，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仍在进一步发展（见表1，表2）。
3、人口年龄结构面临的挑战：人口老龄化
当人们关注着快速增长的中国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压力时，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悄然老化，使我们又面临另一个严峻的挑战：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老年人口数量大。据2008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1亿，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3%，占亚洲的38%。二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来势猛。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将达到11.92%，比2000年提高4.96个百分点，届时每8个人中就有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2020年以后老龄化程度继续提高，到21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5%，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三是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发达时期出现的，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同时，由于老龄化速度慢，允许其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适应。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由于生育率急剧下降造成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即“未富先老”，薄弱的经济基础尚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
目前，中国虽已步入老年型社会，但尚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早期，未来中国人口类型将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深度老龄化，进而转化成重度老龄化，银发浪潮将成为21世纪我国主要的人口问题之一。如何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达成双赢的局面，是我们亟待研究思考的问题
（一）十年发展现状
用2000年五普的数字和2010年六普的数据对比说话
1.国家十年情况
2.我区十年情况
（二）发展面临的人口挑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人口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人口安全面临的风险依然存在，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总体上仍然处于紧张状态，带来多方面的严峻挑战。
1．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我国人口在未来30年还将净增2亿人左右。过去曾有专家预测（按照总和生育率2.0），我国的人口峰值在2045年将达到16亿人。根据本课题专家研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加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并稳定至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目标，要求把总和生育率继续稳定在1.8左右。按此预测，总人口将于2010年、2020年分别达到13.6亿人和14.5亿人，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见图1）。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2000年为8.6亿人，2016年将达到高峰10.1亿人，比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不会缺少劳动力，但考虑到素质、技能等因素，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还将长期存在。同时，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2．人口素质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
人口素质已成为影响我国竞争力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因素。人口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亟待提高。我国每年约有20-30万肉眼可见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且近年来呈升高态势；各种不健康人群规模巨大，心理和精神性疾患明显增加，地方病患者达6000万人左右，智力残疾人达544万人，年患病人次数超过50亿。艾滋病等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的疾病有蔓延之势。2000年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只有7.85年，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4.63%，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数为545人（见图2）。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高达47.6%。重学历教育轻劳动技能培训问题突出。部分人群失去信仰、理想支撑，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社会责任感缺乏。人口素质问题影响了社会的文明与和谐、资源利用效率和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
3．人口结构性矛盾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影响日益显现。
一是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口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高龄趋势明显。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到20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34亿人，比重从2000年的9.9%增长到16.0%；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1.64亿人，比重从2000年的6.7%增长到11.2%。预计本世纪40年代后期形成老龄人口高峰平台，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4.3亿人，比重达30%；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多人，比重达22%。届时每3－4人中就有1名老年人（见图3）。2020年、2050年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分别达2200万人、8300万人。人口老龄化[7]将导致抚养比不断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加大，并影响到社会代际关系的和谐。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农村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尤其要关注庞大老年人群中的贫困化和边缘化问题。
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8]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为117（见图4），2003年抽样调查为119，个别省份超过130。2005年1%抽样调查为118.58。城乡均出现异常，农村失调程度更为严重。到2020年，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2005年以后，新进入婚育年龄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婚姻挤压问题凸现，低收入及低素质者结婚难，所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
三是人口在地区间、产业间分布不尽合理。大量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农村。如果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没有明显改善，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将严重制约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综上所述，我国正面临着比20世纪更为复杂的人口发展形势。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但从更长的时期看，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对新时期人口数量调控产生重大影响。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力资源，已成为进一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突破自然资源约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对于这种变化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予以高度重视。
三、说明经济发展，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一）人口红利
（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育观念，《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仅为1.73个。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主动推迟或者放弃生育的机会。
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人口安全，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十七大的以人为本全面回答了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谁发展（发展为了人民）、靠谁发展（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理顺了GDP分子与人口分母的关系：发展为了人民，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为了发展而实行计划生育减少人口；发展依靠人民，GDP是依靠人民的劳动和消费而增加的，人口是“母”，GDP是“子”，没有“母”就不会有“子”；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创造的GDP应该服务于人口本身的发展，恢复人口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最伟大的人口学思想。
2010年10月份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不像过去那样提“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而是而是：“全面做好人口工作”。
2010年11月中国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将查清人口数据，为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提供依据。李克强副总理亲任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组长（以前只是级别较低官员任组长），可见党中央对人口问题非常重视。
2010年1月19日，李克强在考察人口计生科研、管理服务工作时，提出要把“人口压 力转换为人力资源优势”，且主题思想由“人口控制”变为了“人口发展”。
2010年11月15日李克强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3208626.html）：“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内需潜力是促进我国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优势”。“应善于站在“巨人”的肩上，....。把人口多的压力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人才资源，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可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就是说，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生育率远远高于世代更替水平，有人口膨胀压力；但是1990年之后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在低惯性增长一段时间之后将面临人口萎缩。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人口锐减了。中国人口政策需要尽快由人口控制向人口发展转变
四、解决人口发展的建议
（一）自然增长
按统计指标来算，“十二五”规划每年应增长量
（二）政策吸引
PS,落户，社保、医保、廉租房等
（三）机械增长
办实业、发展市场，做大生意
(四)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1.发展空间不足制约我区第三产业规模化进程。我区地域面积狭小,同时，由于受历史的原因和人口递减,城市辅射能力弱等因素影响,缺乏集聚性大型商业网点,拓展商业空间和招引大商存在困难。洪江区第三产业的“星星点点式”发展难以形成燎原之势。
2.第三产业布局缺乏统筹规划。规划布局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龙头”，受职能所限，目前我区商业片区及特色街区建设缺乏整体规划，处于自然发展状态，形不成专业商业集群，形不成产业集聚效益,无法招引“知名商业大鳄”，带来不了规模效益。
3.交通状况仍然相对闭塞。随着邵怀高速公路洪江区连接线、怀通高速公路连接线控制性工程沅水大桥等交通项目的建设,长期制约我区的交通瓶颈将逐步被打破,但相对交通发达地区而言,我区目前的交通状况仍然略显闭塞。
4.人口变动略呈下降趋势。据公安部门人口年报和人口监测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区人口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如表:
5.旅游业发展仍面临较多问题。历经近10年的开发建设，洪江区旅游业已初具雏形，对全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
拉动力还相当弱，尚未形成大旅游、大产业、大发展的格局，2009年我区旅游业增加值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 1.1%，比重低于全国2.9个百分点(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旅游形成主导产业，旅游业增加值占GDP的应在25%以上)。洪江旅游距离成为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龙头产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目前我区旅游业规模化、产业化程度低，观念相对落后，旅游产品开发相对滞后，旅游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在全国叫得响的精品景点和旅游热线尚未形成。
由于我区距离中心城市(怀化)路程较短,加之目前旅游景点开发较少,尚未形成规模, 游客到我区旅游停留时间较短,住下来的游客很少, 旅游目的地尚未形成, 旅游业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不明显。此外,核心景区新景点的开发未能及时跟进,造成核心景区游客呈现下降趋势。
6.商贸物流业发展缓慢。我区流动人口少, 缺乏集聚性大型商业网点,金融市场发育尚待成熟,人流、物流、资金流渠道未能形成,商贸物流业发展仍为零星式的自然状态, 发展速度较为缓慢。2009年我区商贸旅游交通物流业只占国民经济总值不到10%，比重远远低于省市平均水平。
（四）环境对人口的吸引
从养老和旅游（凤凰旅游带动人口增长）方面考虑
（五）教育吸引更多的学子来洪江学习，提高常住人口量
（六）最后着重指出系统制定好战略发展纲要的必要性
1.全面提高人口素质，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作为实施人口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在推进“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贯彻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理念。
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实施全民健康工程。一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采取三级预防措施，普及预防出生缺陷基本知识，开展婚前医学检查，加强出生缺陷筛查和治疗。二是提高全民
健康素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开放公共体育资源，开展全民健身运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对高危人群实施“100%安全套”工程，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及艾滋病患者生育行为进行全程干预。三是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体系。利用农村医疗卫生网络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形成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努力控制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地方病，更好地为广大农民服务。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充分开发人力资源。加大教育投入，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激发教育发展活力。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把发展农村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建立和完善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在农村并逐步在城市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的子女，提供一次性职业培训补贴。建立学习型社会，重视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信用体系。倡导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文明生产生活方式。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防止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发生。
2.着力解决人口结构性问题，促进社会公平
综合运用经济社会政策，建立社会安全网，发挥人口政策的导向作用，解决人口老龄化、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等人口结构性问题，促进代际代内公平、男女平等和社会公平。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老龄服务体系。以解决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问题为重点，探索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加快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步伐，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努力满足老年人特殊生活的需求。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和子女供养父母的法律法规。强化社区老龄服务功能，积极发展老龄服务产业。倡导“积极老龄社会”，促进老年健康，为老年人提供自主参与社会的机会。
深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加大综合治理力度，有效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势头。保护农村男到女家落户和计划生育独女户及双女户对宅基地、责任田的使用权。建立健全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完善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法规，严格依法查处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依法追究溺弃女婴行为者的刑事责任。将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成效纳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防止和减少贫困，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和必要的生活保障。加强基层自治组织建设，规范引导民间组织有序发展，建立社会协商机制和利益制衡机制。
[1] 总和生育率：一定时期（如某一年）各年龄组妇女生育率的合计数，说明每名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各年龄组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可能生育的子女数，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
[2] 人口再生产类型：与一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三者相结合而形成人口再生产的特征，依据这些特征人口再生产区分为不同类型。人类历史上有三种人口再生产类型：原始的(高出生率、极高死亡率和极低自然增长率)、传统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较低自然增长率)、现代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
自然增长率)。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与采集、狩猎经济时代相适应；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与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时代相适应；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与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经济相适应。三种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更替不是偶然的，而是生产力革命的客观必然结果。
[3]更替水平：指这样一个生育水平，同一批妇女生育女儿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一旦达到生育更替水平，出生和死亡将逐渐趋于均衡，在没有国际迁入与迁出的情况下，人口将最终停止增长，保持稳定状态。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依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同而不同。目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已达到或低于更替水平。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即达到了生育更替水平。之所以为2.1而不是2.0（一个孩子对应父母中的一个），是由于在出生时，男孩数要略多于女孩数，且一部分女孩将在育龄期前死亡。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较高，因此，达到生育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一般高于2.1。
[4]低生育水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
[5]人口抚养比：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说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用于从人口角度反映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关系。根据劳动年龄人口的两种不同定义（15-59岁人口或15-64岁人口），计算总抚养有两种方式。
[6]人口红利：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依次形成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
[7]人口老龄化：指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促使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和死亡率降低，主要是生育率降低。一般认为，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那么该人口就属于老年型。
[8]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值，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时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保持在103～107之间。
[9]我国的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第一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现在1951－1958年，形成了中国人口规模“由缓到快”的增长基础；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现在1962－1976年，是由于灾害后的补偿性生育和年龄推移形成的；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现在1985-1991年，是由于前两次出生人口高峰年龄推移形成的。
关于人口战略发展规划之我见
一、历史
1.外部历史：中国历年人口发展现状，甚至是国际上的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5到3.3个孩子。由于中国婴幼儿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10倍，出生人口性别比（超过120）也远比发达国家（只有105）要高，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人均生育孩子数）需要在2.3以上。考虑到不孕不育症、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生育率如果高于更替水平，会有人口膨胀压力；如果低于更替水平，今后将出现人口减少。
1970年中国的生育率为5.81。1971年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1973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允许生育2、3个孩子。
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但同时也明确提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距1980年已经三十年了。 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中国目前有10-15%了），丁克、单身人群比例也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根据联合国2008年的资料，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平均生育率分别从1965-1970年的4.78、5.81下降到2005-2010年的2.56、2.73。发达国家平均生育率也从1950-1955年的2.82下降到1995-2000年的1.56。现在世界平均生育率已经接近世代更替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快将低于更替水平，现在的人口增长是低惯性增长，今后面临的不是人口爆炸而是人口萎缩。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双重作用下，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1990年的2.17，1995年的1.4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
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中国大陆2010年的HDI超过0.8，相当于韩国和台湾1990年左右的水平，当时这两个地区的生育率只有1.7左右。现在泰国、伊朗的HDI与中国非常接近，生育率都只有
1.6左右。朝鲜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中华文化圈国家，HDI比中国落后十多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现在生育率只有1.9。
2010年：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
文章称，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65岁及以上老人分别从2010年的1.67、1.1亿增加到2030年的3.4、2.3亿，2050年的4.4、3.3亿。
2010年中国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只有11%，也就是9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并且只有城市四千多万老人享受社保金（他们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即便如此，养老金缺口已经很大了。2010年开始，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20多年后将是3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40年后将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现在的年轻人到了老年 ，将是无比凄惨。
2015年：总抚养比快速上升
文章介绍，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儿童和老人）与总劳动力的比例。中国目前总抚养比是空前地低，不到40%，这也是一些人口学家所吹嘘的“人口红利”（其实是人口高利贷）。但是由于长期的超低 生育率，从2015年开始，进入人口还债时期，总抚养比将
快速上升。
2011年：育龄妇女快速减少
文章表示，2011年开始，中国15-49岁总育龄妇女开始减少，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也快速减少。妇女是生育的主体。育龄妇女减少意味着人口再生产能力降低，加上 生育意愿已经很低，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 难阻人口锐减了。说明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如果十二五还只是放开二胎，那么中华民族的衰落是难以逆转的！
2016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文章指出，虽然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在增加，但从1988年开始，年增人口其实是在直线递减。根据1987年到2006年年增人口变化趋势，推测中国人口将在2016年开始负增长。
而联合国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则预测中国人口在2020年开始负增长。人口一旦负增长，将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主要是因为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不是因为生的太多，而是死的少，是人口“蓄洪”，也是实力的蓄积。
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中国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而1996年以来平均每年只出生女孩620万左右。如果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20多年后，中国生育率最多像韩国一样只有1.1，那么每年只 出生600多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将出现一个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净减一千多万， 大国空巢！在人口“泄洪”过程中，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
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危机将全面爆发。再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2.洪江历史
可以考虑从历史上人口增长再到现在的人口反减来入手。
二、“大干新三年，实现新跨越”的人口形势与严峻挑战
新中国人口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这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
（一）人口总量的发展
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可以把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发展缓慢，明显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平，从而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人口高增长状况。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的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2、人口低增长阶段（1958—1961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3、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问题，致使人们开始不断进行反思，但在究竟如何对待的问题上仍存在着很多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在有计划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政策和行动。因此，以上三个阶段可以说是建国后人口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这一时期人口总量的剧增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而且还对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中国人口发展与经济运行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影响。
4、人口有控制增长阶段（1971—1980年）
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期，是中国人口发展出现根本性转变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使人们认识到人口控制已迫在眉睫。中国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并陆续制定和完善了明确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高出生、高增长的势头得到迅速控制。人口由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进入了有计划、可控制的增长时期。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分别由1971年的30.7‰和23.4‰下降到1980年的18.2‰和11.9‰。然而，由于总人口基数庞大，这一阶段中国人口净增的绝对数仍相当可观。1971—1980年，全国总人口由8.52亿增加到9.87亿，净增1.35亿，超过了第一次生育高峰时期的净增人口。
5、第三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81—1990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到了战略高度，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但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加之20世纪80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造成许多不到晚婚年龄的人口提前进入婚育行列，使得人口出生率出现回升。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18.2‰、1981年的20.9‰，达到1987年23.3‰的峰值。1981—1990年净增
1.43亿，平均年增长人口1584万，1990年总人口达到11.43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
6、人口平稳增长阶段（1991年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加强和完善，20世纪80年代人口的高出生率得到控制，并持续稳步下降。1991年人口出生率为19.7‰，2008年降至12.1‰，13年下降了7.6个千分点，并一直稳定在低水平上。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10‰以下，从2000年开始，年净增人口低于1000万，中国人口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二）人口年龄结构已完成向老年型的转变
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成因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它是过去和当前人口出生、死亡、迁移变动对人口发展的综合作用，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在卫生保健等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人口的健康状况持续改善，
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特别是低年龄人口比其他年龄人口死亡率有了更大幅度的下降。而出生率仍维持在高水平，因此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1962-1970年中国创造了迄今为止历史上人口年增长速度的峰值水平。
由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产生了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凸出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凸出的部分也在移动，从未成年到成年，最后到老年。这就造成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成年型到老年型的转变。
2、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特点与现状
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转变密切相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都是随着人口转变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逐渐从年轻型、成年型到老年型转变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经历了大约150多年的时间。我国则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的，且明显带有人为的痕迹，经历着更加迅速的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比较快的变化，即从相对年轻型人口结构，直接转变为相对老年化的人口结构。
1953年和1964年第一、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基本属于年轻型，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伴随人口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升高，使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转变加快。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已初步进入成年型，到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已变为典型的成年型。此后，人口年龄结构继续老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向老年型转变。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
据200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08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8.3%，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又上升了1.3百分点，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仍在进一步发展（见表1，表2）。
3、人口年龄结构面临的挑战：人口老龄化
当人们关注着快速增长的中国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压力时，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悄然老化，使我们又面临另一个严峻的挑战：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老年人口数量大。据2008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1亿，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3%，占亚洲的38%。二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来势猛。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将达到11.92%，比2000年提高4.96个百分点，届时每8个人中就有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2020年以后老龄化程度继续提高，到21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5%，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三是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发达时期出现的，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同时，由于老龄化速度慢，允许其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适应。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由于生育率急剧下降造成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即“未富先老”，薄弱的经济基础尚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
目前，中国虽已步入老年型社会，但尚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早期，未来中国人口类型将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深度老龄化，进而转化成重度老龄化，银发浪潮将成为21世纪我国主要的人口问题之一。如何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达成双赢的局面，是我们亟待研究思考的问题
（一）十年发展现状
用2000年五普的数字和2010年六普的数据对比说话
1.国家十年情况
2.我区十年情况
（二）发展面临的人口挑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人口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人口安全面临的风险依然存在，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总体上仍然处于紧张状态，带来多方面的严峻挑战。
1．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我国人口在未来30年还将净增2亿人左右。过去曾有专家预测（按照总和生育率2.0），我国的人口峰值在2045年将达到16亿人。根据本课题专家研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加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并稳定至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目标，要求把总和生育率继续稳定在1.8左右。按此预测，总人口将于2010年、2020年分别达到13.6亿人和14.5亿人，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见图1）。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2000年为8.6亿人，2016年将达到高峰10.1亿人，比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不会缺少劳动力，但考虑到素质、技能等因素，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还将长期存在。同时，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2．人口素质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
人口素质已成为影响我国竞争力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因素。人口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亟待提高。我国每年约有20-30万肉眼可见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且近年来呈升高态势；各种不健康人群规模巨大，心理和精神性疾患明显增加，地方病患者达6000万人左右，智力残疾人达544万人，年患病人次数超过50亿。艾滋病等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的疾病有蔓延之势。2000年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只有7.85年，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4.63%，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数为545人（见图2）。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高达47.6%。重学历教育轻劳动技能培训问题突出。部分人群失去信仰、理想支撑，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社会责任感缺乏。人口素质问题影响了社会的文明与和谐、资源利用效率和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
3．人口结构性矛盾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影响日益显现。
一是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口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高龄趋势明显。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到20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34亿人，比重从2000年的9.9%增长到16.0%；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1.64亿人，比重从2000年的6.7%增长到11.2%。预计本世纪40年代后期形成老龄人口高峰平台，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4.3亿人，比重达30%；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多人，比重达22%。届时每3－4人中就有1名老年人（见图3）。2020年、2050年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分别达2200万人、8300万人。人口老龄化[7]将导致抚养比不断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加大，并影响到社会代际关系的和谐。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农村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尤其要关注庞大老年人群中的贫困化和边缘化问题。
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8]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为117（见图4），2003年抽样调查为119，个别省份超过130。2005年1%抽样调查为118.58。城乡均出现异常，农村失调程度更为严重。到2020年，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2005年以后，新进入婚育年龄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婚姻挤压问题凸现，低收入及低素质者结婚难，所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
三是人口在地区间、产业间分布不尽合理。大量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农村。如果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没有明显改善，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将严重制约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综上所述，我国正面临着比20世纪更为复杂的人口发展形势。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但从更长的时期看，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对新时期人口数量调控产生重大影响。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力资源，已成为进一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突破自然资源约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对于这种变化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予以高度重视。
三、说明经济发展，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一）人口红利
（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育观念，《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仅为1.73个。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主动推迟或者放弃生育的机会。
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人口安全，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十七大的以人为本全面回答了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谁发展（发展为了人民）、靠谁发展（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理顺了GDP分子与人口分母的关系：发展为了人民，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为了发展而实行计划生育减少人口；发展依靠人民，GDP是依靠人民的劳动和消费而增加的，人口是“母”，GDP是“子”，没有“母”就不会有“子”；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创造的GDP应该服务于人口本身的发展，恢复人口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最伟大的人口学思想。
2010年10月份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不像过去那样提“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而是而是：“全面做好人口工作”。
2010年11月中国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将查清人口数据，为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提供依据。李克强副总理亲任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组长（以前只是级别较低官员任组长），可见党中央对人口问题非常重视。
2010年1月19日，李克强在考察人口计生科研、管理服务工作时，提出要把“人口压 力转换为人力资源优势”，且主题思想由“人口控制”变为了“人口发展”。
2010年11月15日李克强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3208626.html）：“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内需潜力是促进我国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优势”。“应善于站在“巨人”的肩上，....。把人口多的压力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人才资源，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可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就是说，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生育率远远高于世代更替水平，有人口膨胀压力；但是1990年之后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在低惯性增长一段时间之后将面临人口萎缩。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人口锐减了。中国人口政策需要尽快由人口控制向人口发展转变
四、解决人口发展的建议
（一）自然增长
按统计指标来算，“十二五”规划每年应增长量
（二）政策吸引
PS,落户，社保、医保、廉租房等
（三）机械增长
办实业、发展市场，做大生意
(四)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1.发展空间不足制约我区第三产业规模化进程。我区地域面积狭小,同时，由于受历史的原因和人口递减,城市辅射能力弱等因素影响,缺乏集聚性大型商业网点,拓展商业空间和招引大商存在困难。洪江区第三产业的“星星点点式”发展难以形成燎原之势。
2.第三产业布局缺乏统筹规划。规划布局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龙头”，受职能所限，目前我区商业片区及特色街区建设缺乏整体规划，处于自然发展状态，形不成专业商业集群，形不成产业集聚效益,无法招引“知名商业大鳄”，带来不了规模效益。
3.交通状况仍然相对闭塞。随着邵怀高速公路洪江区连接线、怀通高速公路连接线控制性工程沅水大桥等交通项目的建设,长期制约我区的交通瓶颈将逐步被打破,但相对交通发达地区而言,我区目前的交通状况仍然略显闭塞。
4.人口变动略呈下降趋势。据公安部门人口年报和人口监测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区人口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如表:
5.旅游业发展仍面临较多问题。历经近10年的开发建设，洪江区旅游业已初具雏形，对全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
拉动力还相当弱，尚未形成大旅游、大产业、大发展的格局，2009年我区旅游业增加值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 1.1%，比重低于全国2.9个百分点(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旅游形成主导产业，旅游业增加值占GDP的应在25%以上)。洪江旅游距离成为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龙头产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目前我区旅游业规模化、产业化程度低，观念相对落后，旅游产品开发相对滞后，旅游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在全国叫得响的精品景点和旅游热线尚未形成。
由于我区距离中心城市(怀化)路程较短,加之目前旅游景点开发较少,尚未形成规模, 游客到我区旅游停留时间较短,住下来的游客很少, 旅游目的地尚未形成, 旅游业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不明显。此外,核心景区新景点的开发未能及时跟进,造成核心景区游客呈现下降趋势。
6.商贸物流业发展缓慢。我区流动人口少, 缺乏集聚性大型商业网点,金融市场发育尚待成熟,人流、物流、资金流渠道未能形成,商贸物流业发展仍为零星式的自然状态, 发展速度较为缓慢。2009年我区商贸旅游交通物流业只占国民经济总值不到10%，比重远远低于省市平均水平。
（四）环境对人口的吸引
从养老和旅游（凤凰旅游带动人口增长）方面考虑
（五）教育吸引更多的学子来洪江学习，提高常住人口量
（六）最后着重指出系统制定好战略发展纲要的必要性
1.全面提高人口素质，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作为实施人口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在推进“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贯彻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理念。
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实施全民健康工程。一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采取三级预防措施，普及预防出生缺陷基本知识，开展婚前医学检查，加强出生缺陷筛查和治疗。二是提高全民
健康素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开放公共体育资源，开展全民健身运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对高危人群实施“100%安全套”工程，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及艾滋病患者生育行为进行全程干预。三是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体系。利用农村医疗卫生网络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形成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努力控制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地方病，更好地为广大农民服务。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充分开发人力资源。加大教育投入，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激发教育发展活力。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把发展农村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建立和完善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在农村并逐步在城市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的子女，提供一次性职业培训补贴。建立学习型社会，重视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信用体系。倡导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文明生产生活方式。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防止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发生。
2.着力解决人口结构性问题，促进社会公平
综合运用经济社会政策，建立社会安全网，发挥人口政策的导向作用，解决人口老龄化、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等人口结构性问题，促进代际代内公平、男女平等和社会公平。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老龄服务体系。以解决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问题为重点，探索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加快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步伐，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努力满足老年人特殊生活的需求。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和子女供养父母的法律法规。强化社区老龄服务功能，积极发展老龄服务产业。倡导“积极老龄社会”，促进老年健康，为老年人提供自主参与社会的机会。
深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加大综合治理力度，有效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势头。保护农村男到女家落户和计划生育独女户及双女户对宅基地、责任田的使用权。建立健全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完善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法规，严格依法查处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依法追究溺弃女婴行为者的刑事责任。将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成效纳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防止和减少贫困，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和必要的生活保障。加强基层自治组织建设，规范引导民间组织有序发展，建立社会协商机制和利益制衡机制。
[1] 总和生育率：一定时期（如某一年）各年龄组妇女生育率的合计数，说明每名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各年龄组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可能生育的子女数，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
[2] 人口再生产类型：与一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三者相结合而形成人口再生产的特征，依据这些特征人口再生产区分为不同类型。人类历史上有三种人口再生产类型：原始的(高出生率、极高死亡率和极低自然增长率)、传统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较低自然增长率)、现代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
自然增长率)。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与采集、狩猎经济时代相适应；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与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时代相适应；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与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经济相适应。三种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更替不是偶然的，而是生产力革命的客观必然结果。
[3]更替水平：指这样一个生育水平，同一批妇女生育女儿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一旦达到生育更替水平，出生和死亡将逐渐趋于均衡，在没有国际迁入与迁出的情况下，人口将最终停止增长，保持稳定状态。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依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同而不同。目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已达到或低于更替水平。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即达到了生育更替水平。之所以为2.1而不是2.0（一个孩子对应父母中的一个），是由于在出生时，男孩数要略多于女孩数，且一部分女孩将在育龄期前死亡。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较高，因此，达到生育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一般高于2.1。
[4]低生育水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
[5]人口抚养比：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说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用于从人口角度反映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关系。根据劳动年龄人口的两种不同定义（15-59岁人口或15-64岁人口），计算总抚养有两种方式。
[6]人口红利：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依次形成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
[7]人口老龄化：指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促使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和死亡率降低，主要是生育率降低。一般认为，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那么该人口就属于老年型。
[8]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值，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时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保持在103～107之间。
[9]我国的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第一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现在1951－1958年，形成了中国人口规模“由缓到快”的增长基础；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现在1962－1976年，是由于灾害后的补偿性生育和年龄推移形成的；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现在1985-1991年，是由于前两次出生人口高峰年龄推移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