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界，广泛存在着一些受气候和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季节性变化的现象。例如，植物的发芽、展叶、开花、结实、叶黄、叶落等；动物的始鸣、繁育、迁徙、蛰眠等。非生物现象，例如始霜、始雪、初冻、终霜、终雪、解冻等。人们把这些现象称为物候。
我国是物候知识出现得非常早、知识积累得非常丰富的国家，而且很早就出现物候历，用来指导生产和生活。物候现象被称为“大自然的语言”，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它仍旧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
一、 物候知识的积累
我们的祖先生息在中华辽阔的土地上。他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日月星辰的升落隐现，自然界的寒来暑往，猎物的出没和植物的荣枯等自然现象，与自身的生存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有意识地观察和认识这些自然现象，使成为中华先民感兴趣的问题。在这个观察和认识的过程中，也就逐渐萌发出物候知识的嫩芽。当然，最初的这些物候知识是与天文、气象等知识掺杂在一起的。
自然界有三个重要的时间周期――年、月、日。太阳的出入造成的明暗交替的规律，给中华先民的极深的感受，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最早认识了“日”的周期。月亮的圆缺变化，是又一个十分明显和意义重大的天象。在长期观察和掌握了十进制计数法以后，人们认识到了“月”的周期。而对“年”的认识，则要比认识“日”、“月”困难得多。但是，这个周期对人们的生产生活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寒暑、雨旱，以及渔猎、采集乃至农业生产活动无一不与它有关。先民们对这一周期的认识，是与对物候现象的长期现象观察紧密相候的。人们正是从草木枯荣、动物迁徙、河冻河开等等的周期现象中，逐步探索到一年的长度。由此，人们便开始按照物候现象来安排生产生活，进入到所谓“花木管时令，鸟鸣知农时”的“物候授时”时代。
人们对物候知识掌握的情况，在先秦古籍中有不少记载。《尚书・尧典》记载了鸟兽毛皮在一年四季中的变化。如仲春，鸟兽交配孽生；仲夏，鸟兽肢毛变稀；仲秋毛皮逐渐丰盛；仲冬，鸟兽长出细毛来御寒。《诗经・豳风・七月》，是《诗经》中较长的一首诗，用八章写了“农夫”一家一年的劳动。诗中记载了许多物候现象。如第二章“春扫载阳，有鸣仓庚（黄鹂）”；第3章，“七月鸣（伯劳鸟）”；第4章“四月秀�@（药材远志）”，“五月鸣蜩（蝉）”，第5章“五月斯螽（一种像蝗虫的昆虫）动股，六月莎鸡（纺织娘）振羽”接下来用四句来写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檐下），九月在户（门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第6章“六月食郁（郁李，一种野果）及�（野葡萄）”，“七月烹葵（葵菜）及菽（豆类）”“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可以说，《七月》就是一首最早的有关物候学的诗歌。
每逢一定节气的日子观测和记录物候，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有每逢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节气记载物候和天气的传统了。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十二纪》按春夏秋冬四季的孟、仲、季，也就是按十二个月记载天象、物候和其他政事。如“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意思就是说，初春的时候如果出现了夏天那样的天气，风雨不按时来，草木会早干枯，国家就惶恐不安了。这样的认识是有意义的。
对物候的观察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便逐渐趋向系统，形成后世流行的七十二候。七十二候最早见于汉代《逸周书・时训解》。它以五天为一候，一年约三百六十天，共七十二候，二十四节气。体现了古人把物候研究引向系统化、定量化的意图。
古代物候观测的第一手资料，现在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目前所能看到的时间最早、而且又有一定内容的实测记录，是南宋吕祖谦所写的《庚子・辛丑日记》。吕祖谦，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浙江金华人。他在逝世前两年，居家患病期间每天都记日记，内容包括他所留心观察到的物候。日记从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正月初一日到七月二十八日，记有腊梅、樱桃、杏、桃、紫荆、李、海棠、犁、蔷薇、蜀葵、萱草、莲、芙蓉、菊等二十多种植物开花和第一次听到春禽、秋虫鸣叫的时间。这份物候资料非常宝贵，是世界最早的凭实际观测获得的记录。
北宋科学家沈括对于物候与高度、纬度、植物品种、栽培技术的关系都进行了研究，并在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记下了他的科学见解。他说，由于“地势高下之不同”，在平原地区“三月花者”到了山区则“四月花”。他十分欣赏白居易的名词：“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说这指出了物候的“常理”。又说南岭地方的草“凌冬不雕”，而汾河流域的树木“望球先陨”，这是因为“地气之不同”。他分析水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的原因是水稻本身的“物性之不同也”。更重要的是，他解释了栽培作物的物候除受自然因素制约外，人的因素也就是栽培技术也起很大作用。他说由于“人力之不同”，“岂可一切拘以定月哉”这是有积极意义的见解，指出提高栽培技术可以使作物早熟增产。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同时代的地理学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都记载了非常丰富的物候材料。
清初地理学家刘献迁注意观察各地物候，批评了当时的历书中所记载的七十二候是抄袭古代的“月令”，早已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适用了。他在《广阳杂记》中说，各地的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烂漫”，因此他建议在“南北诸方”都要详记物候，并且要把这种记录“传之后世”。这样“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意思是说，这样便可以探求大自然的规律了。刘献迁的宝贵意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二、 物候历
根据物候变化来推测时间、季节，安排生产和生活，这种历法就是物候历。物候历是中华先民最早使用的历法，最初是以世代口口相传的形式存在着。最早用文字记载物候的资料，目前还难以认定。但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四方风与四时祭祀关系的记载，反映了殷商人对分至四节及对应物候现象的认识。
我国是世界上编制和应用成文的物候历最早的国家。这从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载物候的著作《夏小正》可以得到证实。 《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历书。其中记载有人们观察天象和物候决定农时季节的知识。虽然《夏小正》的成书年代，学术界说法不完全相同，但从文字和内容来看，它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书，而且包含有更早时代的资料。
《夏小正》全书不到四百字，文辞古朴简练。虽然用字不多，但内容相当丰富。它按一年十二个月分别记载物候、天象和农事。其中最突出的部分是物候，说明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十分注意收集物候资料，并且按月记载下来，作为适时安排农业生产的依据。《夏小正》是我国早期为便利农业生产而记下的物候历，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夏小正》所记物候的具体内容，可以正月为例表述如下：
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响； 鱼陟负冰；囿有见韭；田鼠出；獭献鱼；鹰则为鸠；柳�；梅杏�s桃则华；缇缟；鸡桴粥。
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
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
农纬厥来；农率均田；采芸。
正月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夏小正》中的正月相当于现在的二月。这时春回大地，按书中所记：
第一段记物候：冬眠的虫苏醒了；大雁向北方飞去；野鸡振翅鸣叫，“�椤钡囊馑际敲�叫；水温上升，鱼从水下向上游动，水面还有薄冰；园子里的韭菜又长出来了；田鼠出穴活动；水獭捕鱼，鱼多的吃不了，竟弃置在水边；鹰变为鸠（鹰和鸠都是候鸟，来去有一定的时期，这时，鹰去鸠来，当时的人们误以为鹰变成鸠了）；柳树生出花序；梅、杏和山桃都开花了；缟（一种莎草）已经结实（缇是橘红色，莎草已经生出花序，缟的花序和实相似，当时的人们误以为结实）；鸡又开始产卵，桴粥即孵育。
第二段记气象：时而和风春来，虽然还有寒意，却能清融冻土。
第三段记天象：天空又看到鞠星了；黄昏的时候，参宿在南；北斗七星的斗柄向下。
第四段记农事活动：修整耕具，整理疆界，规定一个奴隶要为奴隶主耕多少田；采摘芸菜（供祭祀用）。
以上只是全书的一部分，但也可以说明，远在三千年前，我国的物候观测内容已经很丰富了。而且，记载中物候与农事并列，反映了我国物候知识的发展，从开始起，就和农业生产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十二纪》基本沿袭了《夏小正》的体例，而且记载物候的部分也主要来自《夏小正》。汉代出现的《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训》也都是因为有物候内容而著称的，不过它们和《吕氏春秋》所记载的物候几乎完全相同。
汉代《逸周书・时训解》是按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来记述的，这是我国物候历的一个很大的改进。到了公元五世纪的北魏，这种有七十二候的物候历被载入国家的历法之中，以后历代大都如此。
物候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农事历，正因为物候在农业生产上能比较确切地起指示作用，所以我国农民千百年来一直喜欢用物候来掌握农时。这从我国古代农书中可以得到证明。农书中讲到耕地、播种等的适宜时间，一般都以自然界的物候为准。例如，西汉著名的农书《汜胜之书》，记载陕西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时说，对“轻土弱土”（轻松的土地）要在“杏始华荣”（杏花开始繁盛）的时候耕一遍，看到“杏花落”的时候再耕一遍；记豆类的播种时间说，大豆在“三月榆荚时”（榆树结翅果的时候）有雨可在高地上种，小豆则应该在“椹黑时”（桑椹熟到发黑的时候）有雨中下。北魏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讲种谷（粟），首先要掌握“天时”才能“用力少而成功多”，如果违反自然规律就“劳而无获”了。因此，他十分重视农时，常把作物播种的时期分为上、中、下三期。如种谷，在“杨生种者为上时”，“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但不能晚于“枣叶生桑花落”的时候，那是“下时”。其他古农书中，如东汉崔��的《四民月令》、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都有关于物候的记述。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王祯的《农书》中，独创性的绘制了一张《授时指掌治法之图》，把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与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紧凑地联成一体。他把“农家月令”的要点全部集中在一张图中，明确、方便、非常实用。他的首创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叹赏的绝妙构思。
三、 物候历的广泛使用
在我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即物候知识化作谚语和诗歌在广泛流传：“布谷布谷，赶快种谷”“柿发芽，种棉花”“柳絮扬，种高粱”“小燕来，催撒秧，小燕去，米汤香”等，不但有物候与农事的谚语，还有数不清的有关气象物候的谚语，往往会十分灵验的预报天气，这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常识。物候谚语体现的是经验的结晶、民族的智慧，是十分宝贵的财富。物候是“大自然的谚语”，但也被许多古代伟大的诗人化作千古流传的佳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诗化了的物候现象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了。
在自然界，广泛存在着一些受气候和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季节性变化的现象。例如，植物的发芽、展叶、开花、结实、叶黄、叶落等；动物的始鸣、繁育、迁徙、蛰眠等。非生物现象，例如始霜、始雪、初冻、终霜、终雪、解冻等。人们把这些现象称为物候。
我国是物候知识出现得非常早、知识积累得非常丰富的国家，而且很早就出现物候历，用来指导生产和生活。物候现象被称为“大自然的语言”，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它仍旧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
一、 物候知识的积累
我们的祖先生息在中华辽阔的土地上。他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日月星辰的升落隐现，自然界的寒来暑往，猎物的出没和植物的荣枯等自然现象，与自身的生存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有意识地观察和认识这些自然现象，使成为中华先民感兴趣的问题。在这个观察和认识的过程中，也就逐渐萌发出物候知识的嫩芽。当然，最初的这些物候知识是与天文、气象等知识掺杂在一起的。
自然界有三个重要的时间周期――年、月、日。太阳的出入造成的明暗交替的规律，给中华先民的极深的感受，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最早认识了“日”的周期。月亮的圆缺变化，是又一个十分明显和意义重大的天象。在长期观察和掌握了十进制计数法以后，人们认识到了“月”的周期。而对“年”的认识，则要比认识“日”、“月”困难得多。但是，这个周期对人们的生产生活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寒暑、雨旱，以及渔猎、采集乃至农业生产活动无一不与它有关。先民们对这一周期的认识，是与对物候现象的长期现象观察紧密相候的。人们正是从草木枯荣、动物迁徙、河冻河开等等的周期现象中，逐步探索到一年的长度。由此，人们便开始按照物候现象来安排生产生活，进入到所谓“花木管时令，鸟鸣知农时”的“物候授时”时代。
人们对物候知识掌握的情况，在先秦古籍中有不少记载。《尚书・尧典》记载了鸟兽毛皮在一年四季中的变化。如仲春，鸟兽交配孽生；仲夏，鸟兽肢毛变稀；仲秋毛皮逐渐丰盛；仲冬，鸟兽长出细毛来御寒。《诗经・豳风・七月》，是《诗经》中较长的一首诗，用八章写了“农夫”一家一年的劳动。诗中记载了许多物候现象。如第二章“春扫载阳，有鸣仓庚（黄鹂）”；第3章，“七月鸣（伯劳鸟）”；第4章“四月秀�@（药材远志）”，“五月鸣蜩（蝉）”，第5章“五月斯螽（一种像蝗虫的昆虫）动股，六月莎鸡（纺织娘）振羽”接下来用四句来写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檐下），九月在户（门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第6章“六月食郁（郁李，一种野果）及�（野葡萄）”，“七月烹葵（葵菜）及菽（豆类）”“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可以说，《七月》就是一首最早的有关物候学的诗歌。
每逢一定节气的日子观测和记录物候，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有每逢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节气记载物候和天气的传统了。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十二纪》按春夏秋冬四季的孟、仲、季，也就是按十二个月记载天象、物候和其他政事。如“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意思就是说，初春的时候如果出现了夏天那样的天气，风雨不按时来，草木会早干枯，国家就惶恐不安了。这样的认识是有意义的。
对物候的观察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便逐渐趋向系统，形成后世流行的七十二候。七十二候最早见于汉代《逸周书・时训解》。它以五天为一候，一年约三百六十天，共七十二候，二十四节气。体现了古人把物候研究引向系统化、定量化的意图。
古代物候观测的第一手资料，现在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目前所能看到的时间最早、而且又有一定内容的实测记录，是南宋吕祖谦所写的《庚子・辛丑日记》。吕祖谦，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浙江金华人。他在逝世前两年，居家患病期间每天都记日记，内容包括他所留心观察到的物候。日记从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正月初一日到七月二十八日，记有腊梅、樱桃、杏、桃、紫荆、李、海棠、犁、蔷薇、蜀葵、萱草、莲、芙蓉、菊等二十多种植物开花和第一次听到春禽、秋虫鸣叫的时间。这份物候资料非常宝贵，是世界最早的凭实际观测获得的记录。
北宋科学家沈括对于物候与高度、纬度、植物品种、栽培技术的关系都进行了研究，并在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记下了他的科学见解。他说，由于“地势高下之不同”，在平原地区“三月花者”到了山区则“四月花”。他十分欣赏白居易的名词：“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说这指出了物候的“常理”。又说南岭地方的草“凌冬不雕”，而汾河流域的树木“望球先陨”，这是因为“地气之不同”。他分析水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的原因是水稻本身的“物性之不同也”。更重要的是，他解释了栽培作物的物候除受自然因素制约外，人的因素也就是栽培技术也起很大作用。他说由于“人力之不同”，“岂可一切拘以定月哉”这是有积极意义的见解，指出提高栽培技术可以使作物早熟增产。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同时代的地理学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都记载了非常丰富的物候材料。
清初地理学家刘献迁注意观察各地物候，批评了当时的历书中所记载的七十二候是抄袭古代的“月令”，早已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适用了。他在《广阳杂记》中说，各地的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烂漫”，因此他建议在“南北诸方”都要详记物候，并且要把这种记录“传之后世”。这样“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意思是说，这样便可以探求大自然的规律了。刘献迁的宝贵意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二、 物候历
根据物候变化来推测时间、季节，安排生产和生活，这种历法就是物候历。物候历是中华先民最早使用的历法，最初是以世代口口相传的形式存在着。最早用文字记载物候的资料，目前还难以认定。但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四方风与四时祭祀关系的记载，反映了殷商人对分至四节及对应物候现象的认识。
我国是世界上编制和应用成文的物候历最早的国家。这从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载物候的著作《夏小正》可以得到证实。 《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历书。其中记载有人们观察天象和物候决定农时季节的知识。虽然《夏小正》的成书年代，学术界说法不完全相同，但从文字和内容来看，它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书，而且包含有更早时代的资料。
《夏小正》全书不到四百字，文辞古朴简练。虽然用字不多，但内容相当丰富。它按一年十二个月分别记载物候、天象和农事。其中最突出的部分是物候，说明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十分注意收集物候资料，并且按月记载下来，作为适时安排农业生产的依据。《夏小正》是我国早期为便利农业生产而记下的物候历，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夏小正》所记物候的具体内容，可以正月为例表述如下：
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响； 鱼陟负冰；囿有见韭；田鼠出；獭献鱼；鹰则为鸠；柳�；梅杏�s桃则华；缇缟；鸡桴粥。
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
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
农纬厥来；农率均田；采芸。
正月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夏小正》中的正月相当于现在的二月。这时春回大地，按书中所记：
第一段记物候：冬眠的虫苏醒了；大雁向北方飞去；野鸡振翅鸣叫，“�椤钡囊馑际敲�叫；水温上升，鱼从水下向上游动，水面还有薄冰；园子里的韭菜又长出来了；田鼠出穴活动；水獭捕鱼，鱼多的吃不了，竟弃置在水边；鹰变为鸠（鹰和鸠都是候鸟，来去有一定的时期，这时，鹰去鸠来，当时的人们误以为鹰变成鸠了）；柳树生出花序；梅、杏和山桃都开花了；缟（一种莎草）已经结实（缇是橘红色，莎草已经生出花序，缟的花序和实相似，当时的人们误以为结实）；鸡又开始产卵，桴粥即孵育。
第二段记气象：时而和风春来，虽然还有寒意，却能清融冻土。
第三段记天象：天空又看到鞠星了；黄昏的时候，参宿在南；北斗七星的斗柄向下。
第四段记农事活动：修整耕具，整理疆界，规定一个奴隶要为奴隶主耕多少田；采摘芸菜（供祭祀用）。
以上只是全书的一部分，但也可以说明，远在三千年前，我国的物候观测内容已经很丰富了。而且，记载中物候与农事并列，反映了我国物候知识的发展，从开始起，就和农业生产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十二纪》基本沿袭了《夏小正》的体例，而且记载物候的部分也主要来自《夏小正》。汉代出现的《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训》也都是因为有物候内容而著称的，不过它们和《吕氏春秋》所记载的物候几乎完全相同。
汉代《逸周书・时训解》是按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来记述的，这是我国物候历的一个很大的改进。到了公元五世纪的北魏，这种有七十二候的物候历被载入国家的历法之中，以后历代大都如此。
物候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农事历，正因为物候在农业生产上能比较确切地起指示作用，所以我国农民千百年来一直喜欢用物候来掌握农时。这从我国古代农书中可以得到证明。农书中讲到耕地、播种等的适宜时间，一般都以自然界的物候为准。例如，西汉著名的农书《汜胜之书》，记载陕西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时说，对“轻土弱土”（轻松的土地）要在“杏始华荣”（杏花开始繁盛）的时候耕一遍，看到“杏花落”的时候再耕一遍；记豆类的播种时间说，大豆在“三月榆荚时”（榆树结翅果的时候）有雨可在高地上种，小豆则应该在“椹黑时”（桑椹熟到发黑的时候）有雨中下。北魏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讲种谷（粟），首先要掌握“天时”才能“用力少而成功多”，如果违反自然规律就“劳而无获”了。因此，他十分重视农时，常把作物播种的时期分为上、中、下三期。如种谷，在“杨生种者为上时”，“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但不能晚于“枣叶生桑花落”的时候，那是“下时”。其他古农书中，如东汉崔��的《四民月令》、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都有关于物候的记述。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王祯的《农书》中，独创性的绘制了一张《授时指掌治法之图》，把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与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紧凑地联成一体。他把“农家月令”的要点全部集中在一张图中，明确、方便、非常实用。他的首创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叹赏的绝妙构思。
三、 物候历的广泛使用
在我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即物候知识化作谚语和诗歌在广泛流传：“布谷布谷，赶快种谷”“柿发芽，种棉花”“柳絮扬，种高粱”“小燕来，催撒秧，小燕去，米汤香”等，不但有物候与农事的谚语，还有数不清的有关气象物候的谚语，往往会十分灵验的预报天气，这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常识。物候谚语体现的是经验的结晶、民族的智慧，是十分宝贵的财富。物候是“大自然的谚语”，但也被许多古代伟大的诗人化作千古流传的佳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诗化了的物候现象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