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时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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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沈从文
● 刘洪涛
沈从文笔下，遍是些缺乏时间观念的乡下人，他们航船、从军、种地、为娼、做匪， 各以不同方式，把一大堆日子打发过去。对他们产生实际影响的，是节气变化，寒暑更 替，时间以此等赤裸、本真的形式，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带给他们生老病死。在时间的 长轴上给一个精确的刻度，标明这些事件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似乎近于奢侈、毫 无必要。然而，在缺乏具体时间认定的沈从文作品中，我们仍然有许多关于时间的话题 可谈，如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把握形式，这种把握形式对他的创作产生的影响，以及他 的时间哲学。经过细密的文本分析之后，读者或许能从混沌的自然时间流之下，发现中 国现代小说史上对时间最出色的感受和处理方式。而对时间日益深刻的感受和把握，正 是20世纪世界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 叙事时间与《边城》结构和人物的“自由意志”
叙事涉及两个时间序列：被讲述的事件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前者指事物存在的客观 形式，是一个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单向度连绵不断的系统；后者是对这个系统的 控制。叙事得以发生，依靠的正是“控制”，它改变时序(如顺叙、倒叙、预叙等)，改 变时距(指叙事速度，包括省略、停顿、场景等)，还关系到频率(叙事的重复能力)。( 注：热拉尔·热奈特把叙事时间分解为三项内容：时序、时距、频率，读者可参阅他的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一书第13页，王文融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11月中文版 。)法国批评家让—伊夭·塔迪埃指出，叙事时间“处于小说艺术的顶峰，并将人们所 看不见的东西创造出来。在作品中创造时间，这是小说的特权……它是想象力的胜利。 ”[1](P284)沈从文就是通过叙事时间创造了奇迹的人。
赞赏《边城》的人，很少注意到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巧妙安排，而这一点，恰恰是作 品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小说情节开始启动，在第3节，日期是农历五月初一，端午节 前。两艘龙舟在长潭试水，鞭炮和牛皮鼓的声响把翠翠唤回到两年前同一个节日。4、5 节，借翠翠的视角，补叙前年和去年两个端午节上，翠翠分别认识了二老和大老。三个 端午节期间，是两年空白，连盛大的中秋、新年，记忆中也散漫、模糊，少留痕迹。作 者叙事的速度相当快，概要交待过必要的事件人物后，不再驻笔留连。第6节，追忆结 束，回到现时，即今年五月初一，叙事速度明显放慢，叙事密度增大，事件纷繁叠出； 作者用3、6、7、8、9、10共六节篇幅叙述从初一到初五这五天里的情形。从第11节， 大老托人说媒，到第20节，爷爷之死，花去十节篇幅，时间约两个月。最后一节(第21 节)，写爷爷安葬，白塔重建，时间由夏至冬，历时半年，叙事速度重又加快。
如果把时间比为一条大河，这段历时两年半的故事就恰恰位于河流的回旋处、转弯处 。汤汤河水从无涯的传说中平静流淌过来(前两节决不是可有可无)在这里遭遇拦阻，变得狂暴起来，波浪齐天，汹涌澎湃；闯关夺隘之后，又陷入无言沉默中，静静向不可知 的未来流去。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故事极少有这样的回旋和一波三折。小女子调动神祗为 爱情而战，爷爷徒劳却相当固执地四方奔走，一般湘西人所没有的“自由意志”，在《 边城》主人公身上有上乘表现。它把时间从混沌的状态中分辨出来，缩小了时间的计量 单位，由星河纪年转为分秒计时，让我们注意到一日一时的人物命运。
时间的叙述，在《边城》中不是取单向进展，它也频繁地回溯。分两种情形：一种为 补叙情节，如第4、5节，对前两个端午节的回忆。另外还有第7节开头，祖父和翠翠在 端午节前三二天的对话，他们议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使用过去时态。再就是第7节末 尾，讲“前几天”天保大老过溪时向爷爷表达对翠翠的好感。这个“前几天”，指第3 节提及的五月初一，“天保恰好在这一天应向上行，随了陆路商人过川东龙潭送节货” 的那一次。前后时间衔接得天衣无缝。实际上，第三个端午节期间，大老一直缺席，但 由于不断回溯，给读者造成大老在场的错觉。作者要的恐怕正是这种错觉——以最紧凑 、最简约的文字，处理人物情感纠葛。另一种是爷爷和杨马兵对翠翠父母恋爱悲剧的回 忆。它反复出现，对当前事件产生影响，“现在”被“过去”先验决定，“现在”是“ 过去”一种必然的、无可奈何的延续，当前的人总是生活在往昔“情结”、“原型”的 阴影里。
小说结尾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对矛盾的解决，不作时 间保证，留下许多期冀，也凭添不少哀愁。
这种充分利用叙事时间在时距和时序上的变化之潜在能量的作法，使整部小说在结构 上显出极强的节奏感：疏密有致，张弛得法；同时，它使时间安排服从或受制于情节变 化，随情节发展需要压缩或延伸。在沈从文小说中，这一点有特别意义：它暗示人的行 动对时间的支配作用，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边城》中的人物都在为自己的目标执着 地行动着，在其他湘西小说中，这一点极其罕见。
二 叙事时间与命运的显现形态
沈从文多数小说的叙事时间，倒不象《边城》这样。它们在时序上追求与事件时间的 一致性，即平铺直叙，把一个故事原原本本讲出来，故事躺在时间的怀抱里，跟着它向 前漂，有放任自流的意思。文论家自来对这类凭本能就能掌握的办法诋毁颇多，以为是 记流水帐，不足为训。古希腊时代荷马史诗之《奥德修斯记》，已经知道从奥德修斯返 家说起，早先的海上冒险故事通过倒叙合盘托出，为后世提供了叙事范例。沈从文反而 倒退了不成?
当然不是。对事件时间的顺从恰恰表明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重视。当小说情节进展动 力剔除了因果律和逻辑关系时，时间就成了决定性因素。“顺其自然”，才得以让情节 发展接受时间的约束和制裁，或者说，情节进展只是一大堆日子的延续，而时间的堆积产生出意义。湘西小说中的人物屈从于命运，受制于造化，时间就成了命运和造化的显 在形式。
例如《阿黑小史》小说分“油坊”、“病”、“秋”、“婚前”、“雨”共五节，时 间历春、夏、秋、冬、春五季。季节的一个轮回，人物经历了恋爱、结婚、生病、死亡 或发疯的生命历程。自然界万物春华秋实，生生不息，人却由兴旺走向衰败，不可挽回 。两相对照，反衬出人生的无常。时间在这里是神，他把人物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阿 黑和五朋的悲剧，根源不在社会恶势力破坏，也没有双方家长干预，它纯属天意，是时 间支配的结果。
沈从文另外一些小说，如《萧萧》、《一个女人》，截取人物生命中相当长的一个时 间段落，演示她(他)们的命运。《萧萧》写小女子萧萧12岁过门做了拳头大丈夫的童养 媳，15岁被人引诱，16岁生子牛儿，26岁与丈夫圆房，28岁时又为牛儿接亲，前后时间 跨度有16年。这期间，萧萧遭受了种种磨难，一度性命都岌岌可危。很多论者从中寻找 宗法制度的罪恶，他们忘记了刚才还在用湘西的温情和诗意对抗都市资本主义罪恶!这 种机会主义的批评态度于研究无补。时间才是这篇小说的主角、支配萧萧命运的核心力 量。是时间和成长给了她应该得到的一切，并没有什么恶势力格外的馈赠。《一个女人 》的构思同《萧萧》相似。三翠13岁给苗子哥做童养媳，15岁圆房，16岁生养儿子，18 岁时，爹病死，丈夫被抓了壮丁。儿子长大取亲。三翠30岁时，抱上了孙子。生活裸露 在时间里，17年的日子就这样流水一般过去了。萧萧对自己的悲剧没有自觉，三翠也没 有自觉，但作者在两篇小说结尾，给她们的下一代安排又一个生命轮回时，却分明感到 并渲染了时间的残酷和分量。个体生命按命定的形式，周而复始，却不产生意义。
《我的教育》是一篇很有意思的作品，可以和加缪的《局外人》参照来读。小说按日 记体铺排，记的是流水帐，今天如何，再一天又如何，不外是军营里千篇一律的生活： 出操、罚跪、看审匪、看杀头、赶场、吃狗肉……叙述人“我”和默尔索相似，智力平 常甚至略有缺陷，从这一切当中，得到肤浅的快乐，从不追究背后的含义。时间日积月 累，持续的单调和烦闷得到升华，有了荒诞意味。
汪曾祺很称赞沈从文小说的收尾，以为精妙异常。促成这一结果的主角，仍是时间。 《旅店》、《第四》、《石子船》等，都让结尾——主人公最终情况的简介——与叙述 的核心部分，在时间上有一个间隔，这结局常常是不幸的突然降临，或暴卒，或被杀， 或失败。时间带给人命运以突兀的剧变，与前边主人公的上升、得意，形成鲜明对比。 人力在时间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沈从文小说中，对自然时间的信任以至放任，并非总是有利。短篇犹可，处置中长篇 时，却常常捉襟见肘。《边城》之所以十分紧凑、精致，原因是叙事时间根据情节需要 安排，具有自我生成性。《神巫之爱》、《凤子》、《长河》等篇，纯粹依赖外在自然 时间，又不象《阿黑小史》等，服从某种宇宙轮回观念，因此，容易给小说带来不良后 果。沈从文这三部名作，都没有写完。《凤子》前九章完成于1932年，事隔5年，至193 7年，才加了第十章“神之再现”，沈从文是想给这部被金介甫誉为“中国的《追忆逝 水年华》”[2](P218)的神奇之作一个收束。从格式上看，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情节可 以说还没有开始，因为起头三节，在青岛海滨，交待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是美丽少女凤 子，她必是苗乡某女子的后代，且与那采矿工程师有一段传奇经历，但事先的伏笔在后 来的回忆中没有任何回应。《长河》算得上宏篇巨制，就现存的第一部看，规模也超过 沈从文其他任何作品。完整的《长河》，沈从文预备写三部，只是后两部迟迟没有动笔 。至80年代，沈从文访问美国时，别人问他，如果写，这两卷多久可以完成，沈从文满 怀信心说：“半年。”我看未必!这三部作品，在叙事时间安排上，都有先天不足之感 。小说情节推进速度十分缓慢，时序维持在同一个方向上，一天一天拖下去。就象《神 巫之爱》中的几个标题：“第一天的故事”，“第二天的故事”，“第三天的故事”， 情节线索本来就薄弱，加之风俗描写的消解，如此拖延，即或勉强草就，必冗长累赘。
三 反复叙事与“地志小说”的生成
按通常对叙事时间的分解，除时序、时距外，还关系到频率，即叙事的重复能力，也 就是讲述一个事件的次数。一次叙述中，事件出现一次，称为单一叙事，而“一次叙述 从整体上承受同一事件的好几次出现”[3](P75)的叙事方法，被称为“反复叙事”。叙 事时间是小说叙述的最基本层面，又是小说形式中最尖端的操作项目，在频率问题上也 不例外。
在传统小说中，反复叙事从属于单一叙事。作品开头或人物第一次登场里，用得着这 样的句子：“林淳先生和他的女儿常常走到收割者中间去”(艾米丽·勃朗特《呼啸山 庄》)，“又有同年兄弟六人，时常催促同行。”(《醒世恒言》)。它描摹物景，介绍 人事，为人物活动提供环境和背景，为故事开场作准备，反复叙事此种功能的发挥，在 一般小说中已成惯例，除非有作者想格外借重它来达到特殊的叙事效果，否则，没有必 要引起过多注意。
第一个使用反复叙事，使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叙事方式，并在主题实现、艺术构思上 发挥史无前例作用的，是法国现代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这开头的名句，奠定了全篇反复叙事的基调。通过反复 叙事，普鲁斯特找到了“现时”与往事频繁联系的入口处，并最终找回了消逝的往日时 光。沈从文在这方面毫不逊色。且看实例：
六月尝新，必吃鲤鱼、茄子和田地里新得的包谷新米……，七月中元节，作佛事有盂 兰盆会，必为亡人祖宗远亲近戚烧纸钱……。八月敬月亮，必派人到镇上去买月饼，办 节货，一家人团聚赏月。
——《长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中的时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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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洪涛
沈从文笔下，遍是些缺乏时间观念的乡下人，他们航船、从军、种地、为娼、做匪， 各以不同方式，把一大堆日子打发过去。对他们产生实际影响的，是节气变化，寒暑更 替，时间以此等赤裸、本真的形式，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带给他们生老病死。在时间的 长轴上给一个精确的刻度，标明这些事件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似乎近于奢侈、毫 无必要。然而，在缺乏具体时间认定的沈从文作品中，我们仍然有许多关于时间的话题 可谈，如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把握形式，这种把握形式对他的创作产生的影响，以及他 的时间哲学。经过细密的文本分析之后，读者或许能从混沌的自然时间流之下，发现中 国现代小说史上对时间最出色的感受和处理方式。而对时间日益深刻的感受和把握，正 是20世纪世界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 叙事时间与《边城》结构和人物的“自由意志”
叙事涉及两个时间序列：被讲述的事件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前者指事物存在的客观 形式，是一个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单向度连绵不断的系统；后者是对这个系统的 控制。叙事得以发生，依靠的正是“控制”，它改变时序(如顺叙、倒叙、预叙等)，改 变时距(指叙事速度，包括省略、停顿、场景等)，还关系到频率(叙事的重复能力)。( 注：热拉尔·热奈特把叙事时间分解为三项内容：时序、时距、频率，读者可参阅他的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一书第13页，王文融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11月中文版 。)法国批评家让—伊夭·塔迪埃指出，叙事时间“处于小说艺术的顶峰，并将人们所 看不见的东西创造出来。在作品中创造时间，这是小说的特权……它是想象力的胜利。 ”[1](P284)沈从文就是通过叙事时间创造了奇迹的人。
赞赏《边城》的人，很少注意到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巧妙安排，而这一点，恰恰是作 品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小说情节开始启动，在第3节，日期是农历五月初一，端午节 前。两艘龙舟在长潭试水，鞭炮和牛皮鼓的声响把翠翠唤回到两年前同一个节日。4、5 节，借翠翠的视角，补叙前年和去年两个端午节上，翠翠分别认识了二老和大老。三个 端午节期间，是两年空白，连盛大的中秋、新年，记忆中也散漫、模糊，少留痕迹。作 者叙事的速度相当快，概要交待过必要的事件人物后，不再驻笔留连。第6节，追忆结 束，回到现时，即今年五月初一，叙事速度明显放慢，叙事密度增大，事件纷繁叠出； 作者用3、6、7、8、9、10共六节篇幅叙述从初一到初五这五天里的情形。从第11节， 大老托人说媒，到第20节，爷爷之死，花去十节篇幅，时间约两个月。最后一节(第21 节)，写爷爷安葬，白塔重建，时间由夏至冬，历时半年，叙事速度重又加快。
如果把时间比为一条大河，这段历时两年半的故事就恰恰位于河流的回旋处、转弯处 。汤汤河水从无涯的传说中平静流淌过来(前两节决不是可有可无)在这里遭遇拦阻，变得狂暴起来，波浪齐天，汹涌澎湃；闯关夺隘之后，又陷入无言沉默中，静静向不可知 的未来流去。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故事极少有这样的回旋和一波三折。小女子调动神祗为 爱情而战，爷爷徒劳却相当固执地四方奔走，一般湘西人所没有的“自由意志”，在《 边城》主人公身上有上乘表现。它把时间从混沌的状态中分辨出来，缩小了时间的计量 单位，由星河纪年转为分秒计时，让我们注意到一日一时的人物命运。
时间的叙述，在《边城》中不是取单向进展，它也频繁地回溯。分两种情形：一种为 补叙情节，如第4、5节，对前两个端午节的回忆。另外还有第7节开头，祖父和翠翠在 端午节前三二天的对话，他们议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使用过去时态。再就是第7节末 尾，讲“前几天”天保大老过溪时向爷爷表达对翠翠的好感。这个“前几天”，指第3 节提及的五月初一，“天保恰好在这一天应向上行，随了陆路商人过川东龙潭送节货” 的那一次。前后时间衔接得天衣无缝。实际上，第三个端午节期间，大老一直缺席，但 由于不断回溯，给读者造成大老在场的错觉。作者要的恐怕正是这种错觉——以最紧凑 、最简约的文字，处理人物情感纠葛。另一种是爷爷和杨马兵对翠翠父母恋爱悲剧的回 忆。它反复出现，对当前事件产生影响，“现在”被“过去”先验决定，“现在”是“ 过去”一种必然的、无可奈何的延续，当前的人总是生活在往昔“情结”、“原型”的 阴影里。
小说结尾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对矛盾的解决，不作时 间保证，留下许多期冀，也凭添不少哀愁。
这种充分利用叙事时间在时距和时序上的变化之潜在能量的作法，使整部小说在结构 上显出极强的节奏感：疏密有致，张弛得法；同时，它使时间安排服从或受制于情节变 化，随情节发展需要压缩或延伸。在沈从文小说中，这一点有特别意义：它暗示人的行 动对时间的支配作用，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边城》中的人物都在为自己的目标执着 地行动着，在其他湘西小说中，这一点极其罕见。
二 叙事时间与命运的显现形态
沈从文多数小说的叙事时间，倒不象《边城》这样。它们在时序上追求与事件时间的 一致性，即平铺直叙，把一个故事原原本本讲出来，故事躺在时间的怀抱里，跟着它向 前漂，有放任自流的意思。文论家自来对这类凭本能就能掌握的办法诋毁颇多，以为是 记流水帐，不足为训。古希腊时代荷马史诗之《奥德修斯记》，已经知道从奥德修斯返 家说起，早先的海上冒险故事通过倒叙合盘托出，为后世提供了叙事范例。沈从文反而 倒退了不成?
当然不是。对事件时间的顺从恰恰表明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重视。当小说情节进展动 力剔除了因果律和逻辑关系时，时间就成了决定性因素。“顺其自然”，才得以让情节 发展接受时间的约束和制裁，或者说，情节进展只是一大堆日子的延续，而时间的堆积产生出意义。湘西小说中的人物屈从于命运，受制于造化，时间就成了命运和造化的显 在形式。
例如《阿黑小史》小说分“油坊”、“病”、“秋”、“婚前”、“雨”共五节，时 间历春、夏、秋、冬、春五季。季节的一个轮回，人物经历了恋爱、结婚、生病、死亡 或发疯的生命历程。自然界万物春华秋实，生生不息，人却由兴旺走向衰败，不可挽回 。两相对照，反衬出人生的无常。时间在这里是神，他把人物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阿 黑和五朋的悲剧，根源不在社会恶势力破坏，也没有双方家长干预，它纯属天意，是时 间支配的结果。
沈从文另外一些小说，如《萧萧》、《一个女人》，截取人物生命中相当长的一个时 间段落，演示她(他)们的命运。《萧萧》写小女子萧萧12岁过门做了拳头大丈夫的童养 媳，15岁被人引诱，16岁生子牛儿，26岁与丈夫圆房，28岁时又为牛儿接亲，前后时间 跨度有16年。这期间，萧萧遭受了种种磨难，一度性命都岌岌可危。很多论者从中寻找 宗法制度的罪恶，他们忘记了刚才还在用湘西的温情和诗意对抗都市资本主义罪恶!这 种机会主义的批评态度于研究无补。时间才是这篇小说的主角、支配萧萧命运的核心力 量。是时间和成长给了她应该得到的一切，并没有什么恶势力格外的馈赠。《一个女人 》的构思同《萧萧》相似。三翠13岁给苗子哥做童养媳，15岁圆房，16岁生养儿子，18 岁时，爹病死，丈夫被抓了壮丁。儿子长大取亲。三翠30岁时，抱上了孙子。生活裸露 在时间里，17年的日子就这样流水一般过去了。萧萧对自己的悲剧没有自觉，三翠也没 有自觉，但作者在两篇小说结尾，给她们的下一代安排又一个生命轮回时，却分明感到 并渲染了时间的残酷和分量。个体生命按命定的形式，周而复始，却不产生意义。
《我的教育》是一篇很有意思的作品，可以和加缪的《局外人》参照来读。小说按日 记体铺排，记的是流水帐，今天如何，再一天又如何，不外是军营里千篇一律的生活： 出操、罚跪、看审匪、看杀头、赶场、吃狗肉……叙述人“我”和默尔索相似，智力平 常甚至略有缺陷，从这一切当中，得到肤浅的快乐，从不追究背后的含义。时间日积月 累，持续的单调和烦闷得到升华，有了荒诞意味。
汪曾祺很称赞沈从文小说的收尾，以为精妙异常。促成这一结果的主角，仍是时间。 《旅店》、《第四》、《石子船》等，都让结尾——主人公最终情况的简介——与叙述 的核心部分，在时间上有一个间隔，这结局常常是不幸的突然降临，或暴卒，或被杀， 或失败。时间带给人命运以突兀的剧变，与前边主人公的上升、得意，形成鲜明对比。 人力在时间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沈从文小说中，对自然时间的信任以至放任，并非总是有利。短篇犹可，处置中长篇 时，却常常捉襟见肘。《边城》之所以十分紧凑、精致，原因是叙事时间根据情节需要 安排，具有自我生成性。《神巫之爱》、《凤子》、《长河》等篇，纯粹依赖外在自然 时间，又不象《阿黑小史》等，服从某种宇宙轮回观念，因此，容易给小说带来不良后 果。沈从文这三部名作，都没有写完。《凤子》前九章完成于1932年，事隔5年，至193 7年，才加了第十章“神之再现”，沈从文是想给这部被金介甫誉为“中国的《追忆逝 水年华》”[2](P218)的神奇之作一个收束。从格式上看，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情节可 以说还没有开始，因为起头三节，在青岛海滨，交待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是美丽少女凤 子，她必是苗乡某女子的后代，且与那采矿工程师有一段传奇经历，但事先的伏笔在后 来的回忆中没有任何回应。《长河》算得上宏篇巨制，就现存的第一部看，规模也超过 沈从文其他任何作品。完整的《长河》，沈从文预备写三部，只是后两部迟迟没有动笔 。至80年代，沈从文访问美国时，别人问他，如果写，这两卷多久可以完成，沈从文满 怀信心说：“半年。”我看未必!这三部作品，在叙事时间安排上，都有先天不足之感 。小说情节推进速度十分缓慢，时序维持在同一个方向上，一天一天拖下去。就象《神 巫之爱》中的几个标题：“第一天的故事”，“第二天的故事”，“第三天的故事”， 情节线索本来就薄弱，加之风俗描写的消解，如此拖延，即或勉强草就，必冗长累赘。
三 反复叙事与“地志小说”的生成
按通常对叙事时间的分解，除时序、时距外，还关系到频率，即叙事的重复能力，也 就是讲述一个事件的次数。一次叙述中，事件出现一次，称为单一叙事，而“一次叙述 从整体上承受同一事件的好几次出现”[3](P75)的叙事方法，被称为“反复叙事”。叙 事时间是小说叙述的最基本层面，又是小说形式中最尖端的操作项目，在频率问题上也 不例外。
在传统小说中，反复叙事从属于单一叙事。作品开头或人物第一次登场里，用得着这 样的句子：“林淳先生和他的女儿常常走到收割者中间去”(艾米丽·勃朗特《呼啸山 庄》)，“又有同年兄弟六人，时常催促同行。”(《醒世恒言》)。它描摹物景，介绍 人事，为人物活动提供环境和背景，为故事开场作准备，反复叙事此种功能的发挥，在 一般小说中已成惯例，除非有作者想格外借重它来达到特殊的叙事效果，否则，没有必 要引起过多注意。
第一个使用反复叙事，使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叙事方式，并在主题实现、艺术构思上 发挥史无前例作用的，是法国现代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这开头的名句，奠定了全篇反复叙事的基调。通过反复 叙事，普鲁斯特找到了“现时”与往事频繁联系的入口处，并最终找回了消逝的往日时 光。沈从文在这方面毫不逊色。且看实例：
六月尝新，必吃鲤鱼、茄子和田地里新得的包谷新米……，七月中元节，作佛事有盂 兰盆会，必为亡人祖宗远亲近戚烧纸钱……。八月敬月亮，必派人到镇上去买月饼，办 节货，一家人团聚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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