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东南亚国家，发展经济比促进民主更主要
反方：东南亚国家，促进民主比发展经济更主要
—————————————————————————————————————— 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似乎已经无可非议了，然而什么样的制度会促进经济增长？
从经验的事实来看，上述两个命题都没能得到实证的支持。多数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决定经济增长因素一定时，民主是中性的。更进一步的的多国回归的经验分析表明：成熟的民主国家在增长方面比最差的专制国家强得多，但差于做成功的专制国家；而且专制国家的之间的增长差异也因暴政和仁政而大相径庭。（《世界银行经济评论》，A.Alesina and R.Perotti）。
对于李光耀命题，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进行有效的批驳：李光耀所选取的只是一个很小的样本，因此不具有普遍性。几乎没有什么普遍性的证据表明威权主义政府以及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压制确实有助于经济发展。
而我认为李光耀命题的谬误不仅仅是以部分样本代替整体的错误，即使考察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这个小的样本，李光耀命题也不一定成立。的确这三者的经济增长成就举世瞩目，并且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都有中央集权的强力政府，采用威权主义的体系。那么这二者是否必然存在某种内在联系？让我们回到上面对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上来，经济增长是资本（K）、劳动力（L）、技术（TEC）、培训技能（SK）、自然资源（NR）以及制度变迁（IT）的函数，即（△Y=F（K、L、TEC、SK、NR、IT）），并且制度变迁对于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培训技能有重要的影响力。但是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培训技能有独立于制度的可能。以资本为例，尽管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投资，如上面所说的制度能保证投资者合理的预期，
坚定其投资信心，但是必须看到资本具有追逐利润的本性，因此即使某些国家的制度体系并不合理，但只要有利润，资本就可能涌入，如很多东南亚国家。尽管东南亚国家腐败盛行，这的确部分影响了外来投资，但是当地的市场需求所可带来的利润仍吸引着大量外来投资。上面论述主要想指出制度不是唯一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其实这很好理解，诸如西亚的国家，其专制制度肯定不能解释其富裕的原因，而是因为它的自然资源（NR）。回过头看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的情况，它们的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60、70年代的众多外来投资，而当时美国和欧洲的庞大的市场需求也保证了其出口导向战略能取得成功。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远非得益于威权主义的制度体系，而是因为其他原因如外来投资、外界市场需求的支持等。
同样，在思考奥尔森命题时也必须考虑到独立于制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如一个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并实行民主机制的国家可能在经济增长上落后于自然资源极度丰富实行专制独裁的国家，但这不能得出专制制度比民主制度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其实要进行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哪种制度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比较，按照△Y=F（K、L、TEC、SK、NR、IT），必须能够对可以独立于制度之外的K、L、TEC、SK、NR等这些变量进行锁定，然后来看制度（IT）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在现实的世界中很难给定这样的条件，因此这两者的比较也是很难得到实证的支持。不过我倾向于支持奥尔森命题，即使很难得到现实的支持，但至少逻辑上是成立的。
上面所论述的都是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就是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目标，而民主制度只是作为一种工具性的手段。下面我要脱离经济增长来谈一下民主制度，也就是来看民主制度除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工具性价值之外的内在价值。
还是与李光耀有关，李光耀是著名“亚洲价值观”的提出者，认为亚洲的文化和儒家学说与西方价值观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不能把基于西方文化的民主机制强加给东方社会。由于东方文化更强调的集体主义、忠诚而非西方文化所强调的个人主义等等，这两种文化的差异使得民主和人权之类的“西方观念”在东亚并不适用，东亚更适宜采用一种中央强权主义的政府模式。其惊人之论是中国那场风波之后几乎在世界各国一片指责之声中对中国政府的鼎力支持。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遭到了多方的批评，韩国总统金大中（Kim Dae Jung）对其文化决定论的论调进行了尖锐的批驳：单凭文化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命运，而且文化是演进而非一成不变的。而且民主、人权不应该仅仅是所谓的西方观念，而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应该为全世界的人类所共享。阿马蒂亚森同样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批驳，指出亚洲是广泛文化的集合体，从这个集合体概括出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并不能反映亚洲文化的全貌。阿马蒂亚森对于“亚洲价值观”最关键的批评是其无视民主这种价值的建构性作用，即其内在价值。民主本身就应该是人类所珍视的一种价值，是人类生而有之的天赋权利。即使忽略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工具性价值，也必须维护民主制度，因为它维护了人类最珍贵的一种权利。而中国台湾与韩国也正在摆脱威权主义的控制，朝着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迈进，这也从很大程度上宣告了所谓“亚洲价值观”的不成立。
所谓的要民主，还是要吃饭，似乎鱼与熊掌不可得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伪命题。民主机制和经济发在逻辑上没有矛盾，并且实证也没有证明二者是相互冲突的。把民主机制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只不过是一些人用来掩盖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罢了。我们既要民主，又要吃饭，这不是贪婪，这是我们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有感于此，做此文。
民主怪物：东南亚国家的民主乱象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11-26 14:08:39
作者：王贞威 吉林 吉林大学学生
民主，这种源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形式，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与制度安排，可以说是人类的一大创举。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民主成为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常态，体现了人民主权的思想，更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为好制度的重要标准之一。可以说，西方的三权分立式的民主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推广，拉美国家、战后的东南亚国家、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无不是西方式的民主模式。但事实告诉我们，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并不能成为普世的模式。
放眼东南亚，也许只有新加坡相对稳定，而新加坡的民主则完全是植入了本土亚洲文化的民主，算是对西方民主的成功嫁接。泰国政局动乱不安，即使是靠选票上台的民选领导人，也不得不被军事政变赶下台。社会族群的分化，利益的分化，本可通过民主的模式找到妥协，找出平衡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持续的纷争，街头抗议，最终影响的反倒是自己群体的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至今泰国的局势仍为完全稳定。
扔个石头，摔个酒瓶式的小暴力，还能承受。可动不动，为了选举利益就杀人灭口，则完全是西式民主制度的悲哀。菲律宾11月23日，发生人质被害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迄今已发现的57名遇害者中包括18名记者。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菲律宾定于2010年5月举行总统选举和地方选举，马京达瑙省现任省长安达尔•安帕图安明年将不再竞选连任，有意让儿子小安达尔•安帕图安接班。而马京达瑙省布卢安镇副镇长埃斯梅尔•曼古达达图有意参选，其夫人杰娜琳、两个姐妹、律师、支持者以及新闻工作者50多人，本周一在前往另一个镇的选举委员会递交竞选马京达瑙省省长的证书路上遇害，有些死者遭强奸和斩首，然后被掩埋。当地学者称，在菲律宾，杀死一个政敌的成本要比通过竞选击败对方的少得多，因此与选举相关的暴力事件屡见不鲜。
可见，西式民主在欧美发展的还算成熟，稳定。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则水土不服，呕吐不断。没有与本土文化、自身国情成功对接的民主，永远只能是舶来品。
菲律宾－－1946年独立；
1950年以后，政府开始限制消费品进口，实行外汇管制，鼓励发展替代进口商品的工业； 20世纪60年代后期，采取经济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经济取得一定成效； 1982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
菲律宾的外项型工业比较发达．
越南－－－1945年独立；
1976年宣布全国统一；
1986年实行改革开放；
南方的湄公河三角洲是著名的稻米产区，从越南出口的产品来看，大多都为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属于欠发达的农业国．
老挝－－－1945年独立；
1975年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
1988年以来，推行革新开放路线，对内调整经济结构，对外实行开放．
柬埔寨－－属于落后的农业国；
1998年以后将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作为首要任务，现在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泰国－－－属于典型的农业国；
1961年起，实行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
实行自由经济政策，扩大出口，引进外资，改变单一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较快，逐步向新兴工业国转化；
1995年，人均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
1997年，爆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1999年下半年，经济开始恢复；
1991年起，实行汽车业自由化，发展很快；
泰国是世界首位出口大米，橡胶生产国和出口国，也是尽次于日本和中国的第三大海产国．
缅甸－－－1948年独立；
1987年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1989年，实行市场经济，并逐步对外开放，经济发展增速；
近年来，私营经济发展较快；
1997年以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其它因素，经济遭遇困难．
缅甸的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和水力资源都很丰富；
宝石和玉石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柚木出口国．
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
1963年，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组成马来西亚；
1965年，新加坡推出；
自然资源丰富；
政府鼓励以本国原料为主的加工业的发展，重点是电子，汽车装配，钢铁等部门，矿业以锡，石油，天然气开采为主，农业以香蕉橡胶，可可，热带水果等经济作物为主；
印度尼西亚－1945年独立；
1968年以来，大力调整经济和产品结构；
1997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创；
工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为外向型的制造业；
外贸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
新加坡－－－1965年成立共和国；
建国后，在保持原有以转口贸易，加工出口，航运等为主的经济特色的同时，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来建立较合理的经济结构．
制造业发展极为显著，是仅次于休斯顿和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
粮食全部靠进口；
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新加坡的五大经济支柱：运输，贸易，金融，制造业和旅游业．
文莱－－－其经济支柱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
独立后，积极推行经济多元化政策；
主要出口：原油，石油产品和液化天然气．
东帝汶－－2002年成立民主共和国；
经济落后，基础设施差，一些地区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农业为国民经济的主体．
东盟各国生产力水平发展很不平衡，经济实力差别很大。按人均收入水平，东盟十国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文莱和新加坡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均超过10000美元，其中新加坡超过了20000美元，居东盟国家的第一层次；马来西亚和泰国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超过了2000，属于第二层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人均收入水平接近1000美元，属于第三层次；而越南、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人均收入水平还不足500美元，属于第四层次。人均收入水平高低的不同，意味着各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差异的不同。文莱和新加坡两国人民比较富裕，消费能力强，投资回报高。同时，各国人口差异也很大，人口较多的如马来西亚达22000万人口，而文莱只有35万人口。人口的多少意味着潜在的市场规模的大小，人口越多，潜在的市场规模越大，反之越小。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前身是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３国于１９６１年７月３１日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１９６７年８月７日至８日，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即《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 ASEAN）成立。成立几十年来，东盟已日益成为东南亚地区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安全一体化合作组织，并建立起一系列合作机制。现任东盟秘书长素林，任期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始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止。
东盟的宗旨是以平等和协作精神，共同努力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遵循正义、国家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宪章》，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国际和地区组织进行紧密和互利的合作。
东盟成立之初只是一个保卫自己安全利益及与西方保持战略关系的联盟，其活动仅限于探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１９７６年２月，第一次东盟首脑会议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议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强调东盟各国协调一致的《巴厘宣言》。此后，东盟各国加强了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合作，并采取了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推动经济迅速增长，逐步成为一个有一定影响的区域性组织。除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５个创始成员国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文莱（１９８４年）、越南（１９９５年）、老挝（１９９７年）、缅甸（１９９７年）和柬埔寨（１９９９年）５国先后加入东盟，使这一组织涵盖整个东南亚地区，形成一个人口５．７亿、面积达４５０万平方公里的１０国集团。巴布亚新几内亚为其观察员国。东盟１０个对话伙伴国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欧盟、印度、日本、新西兰、俄罗斯、韩国和美国。
东南亚国家经济的两次衰退与复苏
从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的近六年时间里，东南亚国
家（本文主要指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下同）经济经历了两次衰退和两次复苏。在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东南亚国家经济在1997年出现了减速，并在1998年出现了衰退或严重衰退，不少国家甚至出现了经济负增长。1999年下半年起东南亚国家开始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走出低谷、走向复苏，2000年经济复苏的幅度加大。但在2001年由于世界经济衰退、国际市场转趋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冲击，东南亚国家经济在刚刚复苏后不久再次陷入新的衰退之中。2001年第四季度，部分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泰国）经济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2002年东南亚国家再度迎来经济复苏。东南亚国家经济在短期内频繁出现这样的大幅度波动，这在东南亚以往的经济发展中是前所未见的，它表明东南亚国家经济已进入一个很不稳定的发展阶段。 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各国所受影响与特点
1997～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
（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校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
，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
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尝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
，除了电子产品
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
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
大，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
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
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
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ｒóｎｇ＠①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
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
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
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
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
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
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矗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
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
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
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时调整金融政策是防止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
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起因于其金融危机，除了上述金融市尝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管理与监督能力薄弱之外，未能及时采取灵活的金融政策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
一。以泰国为例，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政策的失误：(1)在出口竞争日益激烈、出口增长速度长期趋缓的形势下，仍然没有调整货币汇率政策。(2)放松对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的监管，以致于让大量的银行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一旦房地产热、股市热导致的“泡沫经济”破灭，不少企业倒闭，呆账、坏账大量出现，银行倒闭，外商迅速撤走资金，使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乘虚而入。(3)过于重视引进国际资金，而忽视了对国际资金流入结构、流向进行监督与管理。(4)用高利率吸引外国资金流入，泰铢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导致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利用利率差价进行投机，搞乱泰国金融市常这些金融市尝体制、管理与政策方面的缺陷与失误，是值得中国认真吸取的教训。
4.东南亚国家在两次经济衰退期间均能有针对性地、比较及时果断地采取一些有效的政
策应对。它们在第一次经济衰退前期，采取了以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应对，先取得金融与经济形势的稳定，然后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形势下
及时地采取放宽财政金融紧缩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特别是马来西亚政府敢于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与条件，对外资投资流动采取管制的严厉措施以求得金融形势稳定的改革经验尤为值得重视。东南亚国家在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针对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一起因，采取了扩大内需、调整出口市尝加速亚太地区区域内和东盟地区区域内经济合作步伐等政策应对，从而在2002年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取得了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2.3%回升到3.6%的经济复苏。这些政策应对方面的宝贵经验也是值得中国吸取的决策财富。 东南亚国家联盟-概述
东盟成立初期，成员多数独权专制国家，主要任务之一为防止区域内共产势力扩张，合作侧重在军事安全与政治中立，冷战结束后各国政经情势趋稳，开始转向加强区域内经济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并积极与区域外国家或组织展开对话与合作。
东盟最知名的特点，就是在谈判协商时采取东协模式（The ASEAN Way，或称亚洲方式），也就是对成员国内政、领土和主权采取不干涉的原则。而许多具争议性的议题，往往因东协模式而无法取得共识而遭搁置。
东南亚国家联盟-宗旨目标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确定的宗旨和目标是：
（1）以平等与协作精神，共同努力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
（2）遵循正义、国家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3）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科学等问题的合作与相互支援；
（4）在教育、职业和技术及行政训练和研究设施方面互相支援；
（5）在充分利用农业和工业、扩大贸易、改善交通运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进行更有效的合作；
（6）促进对东南亚问题的研究；
（7）同具有相似宗旨和目标的国际和地区组织保持紧密和互利的合作，探寻与其更紧密的合作途径。
东南亚国家联盟-历史
，（的前身）、和在成立“东南亚联盟”。 ，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因为领土问题断交。，新加坡、马来西亚分治，联盟由此陷于瘫痪。
1967年8月6日，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五国外长在曼谷举行会议，于月8日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协成立。
，在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第一次首脑会议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亚细安协调一致宣言》，也就是《峇里第一协约》，确定了亚细安的宗旨和原则，成为亚细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文莱独立后加入东协，至此，亚细安有6个成员国。由于后来其他东南亚4个国家加入东盟，这6个成员称为原东协成员，或东协老成员。
，越南加入。
1997年7月23日，缅甸加入。
，老挝加入。
，柬埔寨加入。
2006年7月，东帝汶提出申请加入东协。另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东协观察员。
，为庆祝东协成立40周年，特定当天为东盟日。11月20日，东协十国元首在新加坡签署《东盟宪章》。
东南亚国家联盟-首脑会
首脑会是东盟最高决策机构，由东盟各国轮流担任主席国，负责召集。主席国外长并担任东盟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负责主持常务委员会工作。第32与33届东盟常务委员会主席分别为越南外长阮怡年（NguyenDiNien)和文莱外长穆罕默德·博尔基亚亲王（Mohamed Bolkiah)。东盟秘书长由东盟各国轮流推荐资深人士担任，任期5年。从起，秘书长为鲁道夫·塞贝里诺（Rodolfo Severino，原菲律宾副外长）。
东南亚国家联盟-出版物
《东盟常务委员会年度报告》，《东盟通讯》（ASEANNewsletter）双月刊，均为英文。 设有东盟网页，网址：http://www.aseansec.org/。
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机构
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
（1）首脑会议：自成立以来，东盟举行了7次首脑会议，4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就东盟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发展方向做出决策。2000年第四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决定取消正式非正式之分，每年召开一次首脑会议。
（2）外长会议：是制定东盟基本政策的机构，每年轮流在成员国举行。东盟外长还定期举行非正式会议（RETREAT）。
（3）常务委员会：由当年主持外长会议的东道国外长任主席，其他成员国驻该国大使（或高级专员）任当然委员，不定期举行会议，负责处理东盟日常事务和筹备召开外长会议，执行外长会议的决议，并有权代表东盟发表声明。
（4）经济部长会议：是东盟经济合作的决策机构，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每年不定期地召开一、二次会议。
（5）其他部长会议：包括财政、农林、劳工、能源、旅游等部长会议，不定期地在东盟各国轮流举行，讨论相关领域的问题。
（6)秘书处：东盟的行政总部，并负责协调各成员国国家秘书处，向部长会议和常务委员会负责。
（7）专门委员会：包括9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即：工业、矿业和能源委员会，贸易和旅游委员会，粮食、农业和林业委员会，内政和银行委员会，交通运输委员会，预算委员会，文化和宣传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
（8）民间和半官方机构：包括东盟议会联盟、工商联合会、石油理事会、新闻工作者联合会、承运商理事会联合会、船主协会联合会、旅游联合会和博物馆联合会等。 东南亚国家联盟-主要活动
东南亚国家联盟
自成立至1999年底，共举行了十四次正式首脑会议。
第一次首脑会议于1976年2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议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联合国大会于1992年12月通过决议，认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原则。
第二次首脑会议于1977年8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会议确定东盟扩大区域经济合作，加强同美、日、澳、新（西兰）和欧共体的对话和经济联系。
第三次首脑会议于1987年12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议签署了《马尼拉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修正议定书和四项经济协定。
第四次首脑会议于1992年1月在新加坡举行，签署了《1992年新加坡宣言》、《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和《有效普惠关税协定》等三个文件，并决定今后每三年召开一次正式首脑会议。
第五次首脑会议于1995年12月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签署了《促进东盟一体化和形成东盟整体意识实施方案》、《关于加强东盟经济合作框架议定书》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通过了《东盟组织机制调整方案》，决定今后在两次正式首脑会议之间每年召开一次非正式首脑会议。与会各国首脑一致同意继续推动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倡议的东亚经济论坛（EAEC），决定由马来西亚牵头组织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
第六次首脑会议于1998年12月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会议主题是：为了一个和平、稳定均衡发展的东盟而团结合作。会议集中讨论了东盟各国协调化解危机，恢复经济，争取稳定，均衡发展的有关措施。会议通过了《河内宣言》、《河内行动纲领》和《大胆措施声明》三个文件，决定加快东盟自由贸易和东盟投资区的进程。
第七次东盟首脑会议于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会议发表了《2001东盟反恐联合行动宣言》，《第七次东盟首脑会议关于艾滋病问题宣言》，并通过了“河内行动计划中期回顾”等文件。
，第十四届东盟首脑会议在泰国开幕，本届会议将着重讨论实施《东盟宪章》、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议题。
目标
维护并加强本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
保持本地区无核武化，支持民主、法制和宪政，为东盟居民提供公正、民主与和谐的和平环境。
致力于经济一体化建设，构建稳定、繁荣和统一的东盟市场和生产基地，实现商品、服务和投资自由流动，促进商界人士、技术人才和劳动力的自由往来；增强合作互助，在本地区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
加强开发人力资源，鼓励社会各部门参与，增强东盟大家庭意识。
原则
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
尊重各成员国的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民族特性；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纷争；不干涉成员国内政；就涉及关系东盟共同利益事宜加强磋商机制，依照东盟条约和国际惯例解决纷争，棘手问题将交由东盟首脑会议协商决定。
地位
《东盟宪章》对各成员国具有约束力，赋予东盟法人地位。
泰国那些东南亚国家近期的政治变化
2009年，影响东南亚地区形势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全球金融海啸引发的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刚刚从1997年金融危机中走出来的东南亚又将经受一次重大的考验。从政治层面看，东南亚在2009年将会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年，印尼的大选不会出现大的波澜；泰国在经历了几年的动荡之后，人心思定，街头政治不得人心；马来西亚两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和人民联盟争权夺利，但是，这种斗争将会限制在制度范围内。在地区国际关系方面，发达国家忙于国内救火，自顾不暇，而东南亚两个最大的邻居—中国和印度则是风景这边独好，东南亚地区发展进程中的中国因素和印度因素将会进一步凸显。
印尼
在2009年，东南亚政治的焦点是印尼的大选、泰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及马来西亚的政局能否保持稳定。
印尼中央选举委员会决定，今年4月9日举行全国各级议会选举，7月8日进行正副总统直选（若需举行第二轮投票，则将于两个月后，即9月8日举行）。各级议会选举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总统选举。目前已经推出几位总统候选人，包括现任总统苏西洛，前总统梅加瓦蒂，现任副总统卡拉，随着选举日期的临近，竞选气温日渐升高。现任总统候选人苏西洛以在任总统四年所取得的政绩作为竞选的主要资本，前任总统梅加瓦蒂是国会最大的反对党推出的候选人，卡拉原来打算继续作为苏西洛的副手参与竞选，最近专业集团(戈尔卡)党所有省级支部理事会决定，将推出该党主席卡拉作为该党总统候选人，作为印尼国会中占有最多议席的第一大政党候选人，卡拉拥有许多苏西洛和梅加瓦蒂所有没有的资源。
苏西洛近日在多个场合中说，其政府虽然遭到天灾、油价不稳及全球金融风暴冲击，但经济成长仍高达6%，失业和贫穷率都比4年前降低。梅加瓦蒂则批评现政府施政失败，苏西洛没有兑现2004年竞选时的诺言，物价、失业和贫穷水平仍居高不下，使印尼日益偏离公正繁荣目标。
前人协议长、国民使命党中央评议会主席（2004年总统候选人）阿敏.赖斯也认为2009年总统大选将主要在两位候选人梅加瓦蒂和苏西洛之间展开，但他希望有更多的政党能够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竞选， 阿敏. 赖斯表示，2009年大选已迫在眉睫，其他中小型政党不应只是充当“出租”的角色。因那样会使中小型政党的支持票流向大党，让大党在总统选举中得到实际利益。
从各方面情况看，苏西洛蝉联下任印尼总统的可能性要比梅加瓦蒂大得多，理由有二：第一，作为现任总统，苏西洛执政四年取得了良好的政绩，尽管经历了许多自然灾害和世界经济衰退等困难，但印尼的经济的表现仍然不俗，好于其他东南亚邻国，也优于前几任总统。印尼政治也开始逐步走向稳定，现政府在反腐倡廉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反贪污行动中既抓苍蝇，也打老虎，使人民群众基本满意，在地方自治方面也扭转了前几年混乱的局面，重新确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自治开始向有序的方向发展；第二，苏西洛是一位各种政治势力都比较能够接受的人物，许多人视其为印尼总统的最佳人选，认为他能力继续领导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他目前已经得到了许多重要政党的支持。
印尼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在经历了多次总统和立法机构的选举之后，印尼人民的选举热情已经逐步冷却，因此，2009年的大选估计不会有大的波澜，将会平稳而有序地进行，“人民对长时间的民主盛会已经感到筋疲力尽，因此，2009年选举预测不会出现什么高潮和激动现象而是平静地进行。”[3] 印尼的政治改革自1998年开始进行，迄今已经有10年的时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在推动民主化进程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实行普选，一人一票制，直接选举总统、国会议员和地方各级行政首长，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三点：一是政府的工作效率低下，这可能是民主政府的通病；二是贪污腐败虽然受到重大打击，但仍然非常盛行，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这是令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一个方面；三是地方自治引起较大的混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没有理顺成章印尼中央政府于2008年12月10宣布撤销了2398项不利投资的地方条例，据悉全国地方政府总共有11,401项地方条例，如此多如牛毛的地方条例，令投资者却步。加上
地方官员贪污无能，缺乏全局观念，只为短期的个人利益着想，使投资者敬而远之。被撤销的地方条例大部分与交通、农业、工商及林业等部门有关，以在东爪哇、北苏门答腊和西爪哇省推行或将实施的地方条例最多。 印尼于2002年开始实行地方自治，中央下放权力后，许多地方政府以增加收入及提高建设为由，纷纷制定地方发展条例。“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项，即执行地方自治、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地方政府的权力大大的膨胀，不过地方政府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步调未能一致，中央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往往因阻碍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在地方上受到严重的扭曲。”[4] 印尼黄力群先生认为，印尼的地方自治目前主要存在如下四个问题：1)一下子放得太多，太宽，问题丛生；2)地方缺少自治能力，尤其缺乏实行自治的管理人才；3)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职能没有明确的划分，地方不懂如何行使权力，中央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与地方的关系；4)各个省与中央的关系目前已经有一些法律和法规进行了界定，但省与县市之间，各个地方之间的关系则非常混乱，基本上没有任何规定。针对这几年地方自治出现的混乱情况，苏西洛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将一些下放的权力重新收回，适当集中中央的权力。[5]
最近，印尼某报举办了一次民意调查，约有半数民众表示对改革成果不满。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是政党的表现，“民众对国会议员的印象越来越坏，据调查结果，2005年有56.8%受访民众不满民意代表的表现，2008年4月调查结果，有70%民众不满，2008年7月不满程度增加到81.3%。52.5%的受访民众认为，国会或政府所制定的法令未保护人民的利益，他们认为这些法令只维护当权者或集团的利益。”[6]
笔者一直坚持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在印尼已经实践了10年，印尼人民已经从民主这个大学校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正在变得越来越成熟。然而，政治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0年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要真正成熟，可能要经历几代人的努力，印尼人民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当然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一步，今后也许还会出现像菲律宾和泰国那样的挫折，但是，人民会从中学到很多，人民会更加成熟，今后，印尼民主进一步提升和发展的关键，是能否真正产生一个有效率的、廉洁的政府带领印尼走向繁荣和富强，使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富足的生活，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民主的印尼发现她自己处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全球环境中，她不仅要与中国和印度竞争，而且也要与越南和泰国竞争，甚至还有巴西和土耳其。她还面对一大堆国内经济问题，按照目前的增长率，只能使印尼经济摆脱债务和实现基本的稳定，却无法为那些中学毕业和大学毕业的大量青年学生提供充足的工作机会，全球金融海啸更进一步削弱了她在这方面的能力。„„总而言之，印尼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缺少一个好的政府。”
泰国
泰国自2006年以来陷入持续了三年的政治纷争，政府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反他信的各种势力团结在“人民民主联盟”（简称“民盟”，下同）的旗帜下，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终于把他信和亲他信的势力赶下台，组成了以阿披实为首的新政府。陈建荣把泰国目前的各种政治力量描绘为“三权分立”，一是君权，即以国王为首的政治势力，二是军权，即以军人为核心的政治势力，三是文官政府。这三种权力相互制约，有时相互合作，有时又相互斗争，当这三权相互合作时，泰国政治便能够稳定、和谐和有效地运作；当这三种权力出现矛盾甚至相互斗争时，泰国政治便出现动荡不安。从目前的情况看，三种权力已经达成了暂时的联合，合作取代了矛盾，于是，便产生了新的政府。亲他信的势力虽然不满，并且不断地开展各种抗议活动，但是，经过三年多的动荡之后，泰国人民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再开展各种反政府的抗议活动不会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因此，笔者预测，泰国政治今后一段时间将会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能够维持多长时间，主要取决于如下三个因素：一是阿披实政府能否顺利地带领泰国抵御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的冲击，引导泰国经济尽快走向复苏；二是上述三种权力的合作能否持续，即三个政治势力之间能够达成妥协，克服矛盾，而这又取决于三权之间的利益能否实现平衡，不会出现过分的利益倾斜；三是被赶下台的他信势力是否承认失败，放弃街头抗议活动，保存与壮大实力，寄希望于下一次的大选，重新上台。笔者赞同陈建荣关于泰国民主政治的如下结论：“从1932年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泰国人民一直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前进，但假如军队仍能操纵政治，法制不能有效地保障民主的实施，金钱能肆无忌惮地渗入民主，而政党不能充分行使其政治功能，那么泰国的民主化进程还将困难重重。”
马来西亚
2008年3月大选之后，马来西亚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格局，执政的国民阵线丧失了5个州的政权，在联邦议会中也失去了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的优势地位，由几个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因此，有人把马来西亚2008年大选比喻为“政治海啸”，极大地震撼了马来西亚政局，完全改变了马来西亚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马来西亚去年发生的政治海啸产生了两大效应，将在2009年和今后几年进一步发挥影响，一是促使执政的国民阵线各个政党反省自己，其中最大的执政党巫统将在今年3月举行党内选举，产生新的领导人，这也就意味着，马来西亚将会产生一位新的总理，现任总理巴达维将会退出，现任副首相纳吉将出现接班，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肯定会由纳吉接班。但是，由于政治海啸的冲击，执政党内部已经是人心涣散，有些国会议员已经易帜，有些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随时准备加入人民联盟的阵营；此外，执政联盟各个政党之间也心存介蒂，面和心不和，互相抱怨，纳吉接手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二是反对党联盟－人民联盟在取得了5个州的地方政权之后正在摩拳擦掌，准备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然而，长期处于反对地位的人民联盟并没有做好执政的人才准备和思想准备，他们在5 个州执政之后，做得并不漂亮，许多时候还迷失身份，继续把自己当作是反对党。此外，各个反对党之间原来是在反对国民阵线的旗帜下暂时团结在一起的，他们的意识形态、路线、方针和政策有重大的差别，一旦掌握政权，这些分歧和矛盾立即开始尖锐起来，执政之后，各个政党之间还有一个如何分配利益的问题。
2008年8月，马来西亚槟城峇东埔国会议席补选，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赢得65.8%的选票当选，得票率比3月8日全国大选时旺阿兹莎的得票率还高，出乎许多观察者意料之外。新加坡的政治分析家认为，“一般预料，随着安华成功重返国会，马国政局接下来势必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因为无论安华的变天大计是成是败，接下来必定乌云满布、尘土飞扬，执政的国阵会倾全力阻挡这股夺权的势头，而在野阵营也将铆足最大的后劲，毫不放松，双方必将展开一场殊死斗。这是否将使马国政局变得动荡，甚至影响经济与投资者的信心，确实值得人们关注。„„安华的前路固然并不平坦，马国政治也将变得更加风云诡谲，变化难料。”[9] 安华能否在下届大选中取得胜利，取决于如下几个因素：一是执政的国民阵线无法收拾残局，尤其是在如何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中，无法带领马来西亚经济继续走向繁荣；二是反对党在其执政的5个州能够顺利地执政，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给这5个州的人民带实际的好处。有政治分析家认为，2008年大选给马来西亚政局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国民阵线长期执政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今后将出现两个政党联盟――即国民阵线和人民联盟轮流执政的格局。如果出现这一政治格局，对马来西亚民主政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去年底，长期研究马来西亚政治问题的学者何启良先生在暨南大学做了一场关于马来西亚民主政治的学术演讲，他对当前马来西亚政治作出如下评论：如果反对党能够在他们执政的五个州取得成绩，将能够在下一届大选中一举拿下全国政权。但是，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这些反对党并未做好执政的准备。现在看来，反对党仍然动摇不了执政党的根基。关键还是马来人社会的特殊性。马来人对巫统的支持仍然是一如继往的。当然，马来民众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中下层马来人对巫统失去了信任，他们有被巫统抛弃的感觉。何先生认为，今后马来西亚政治将会出现如下新的趋势：
1)原有的以种族为基础的政党政治将会发生变化，各大族群并不一定认同本民族的政党，如印度人对印度人国大党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抛弃了本民族的政党。有一个专门针对马来民众的调查结果显示，80%的受访者表示种族政治已经不符合民主发展的潮流，61%的受访者认为，新经济政策对马来人的照顾已经过时，不必要也不利于种族团结。
2)两大政党联盟轮流执政，马来西亚不会出现两个政党之间的轮替，只会有两个政党联盟之间的轮替，即国民阵线与人民联盟之间轮流执政。
何先生对马来西亚民主发展的前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他认为，马来西亚的民主还是很幼稚的，还不成熟，实际上还是一种民粹主义，马来西亚的民主制度还是很脆弱的。但是，马来西亚民主的前景是光明的，多元社会，言论自由，反对党的存在与发展，这些都是民主发展的基本条件，马来西亚都具备了。
大的局面已经终结，因为当年产生这个政治格局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10] 者完全赞同何先生上述观点，但也存在一点忧虑，主并非易事，在多元种族社会，推行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距不断缩小，各民族之间的理解与融合程度较
高，但从各方面的情况看，马来西亚各大种族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距离，要消除这些距离，仍然需要时间，需要各方继续作出巨大的努力。
缅甸
缅甸军政府在今年有很大的动作，与果敢地区的交火就是例证，日益富有的果敢地区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政策，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这是登盛总理所不愿看到的。不过即使如此，因为中国这个强大的邻居，缅甸在打击果敢的同时不免投鼠忌器，有畏惧之心，因为果敢与云南交界，此次军事冲突造成了中国平民的死亡，所以缅甸的行动是否能够跟进还有待观察。
菲律宾
临近大选的菲律宾最近爆发了地方武装绑架官员并大肆屠杀的惨剧，菲律宾一向自诩为美式民主的样板，但名不副实，分封的地方武装依然强大，普通民众依然生活潦倒，每逢大选前夕，菲国就会有暗杀政治家等消息传出，成为民主进程中的巨大障碍
少数民族对其经济劣势地位的容忍度（简称“经济容忍度”）往往大于对其文化从属地位的容忍度（简称“文化容忍度”），因为文化的消亡才真正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最终消亡。在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中，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少数民族的经济容忍度尚未达到极限而其文化容忍度已经达到极限时，或者说二者的叠加使文化层面上的容忍遮蔽了经济层面的容忍时，反叛就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倘若将贫困视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因素，它就不会必然导致少数民族的反叛，因为在经济贫困下其生存安全的范围是较有弹性的。倘若综合考虑贫困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因素，它与反叛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会大大加强，这是民族文化的敏感性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动乱或民族冲突并不必然基于经济利益的矛盾，只有当文化因素或民族感情因素凸显时，对抗才不可避免。现代化运动的全球扩张之最新发展，乃是历史上国家空间对非国家空间的挤压之现代版，而非国家空间的居民之痛苦，更突出地表现为文化自主权被剥夺的痛苦，因为这些地区的居民更多是有别于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
贫困与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动乱
——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文化抗争
原载：世界民族
陈衍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模式的释义阐述了全球化进程中贫困与东南亚国家民族动乱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贫困不仅指经济贫困，而且还包括文化(广义的文化)贫困。文章认为，在“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模式中，文化是主要的矛盾方面；在全球化刺激下民族主义的多层次、全方位的表现，是贫困问
题与民族抗争相联系的重要原因；全球化时代东南亚国家中的贫困与反叛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围绕文化自主权的民族抗争。
关键词：东南亚国家/民族动乱/全球化/经济—文化抗争
在东南亚国家中，为什么由贫困所引发的抗争有时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有时则以民族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与东南亚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有无关联？如果将全球化视为源于西方现代化运动的全球扩张之最新发展，则二战后初期东南亚仍处于被动式现代化阶段，其民族主义的目标指向乃是继政治独立之后的经济独立，此间因贫困所引发的抗争更多地是以“农民—地主”这种阶级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几乎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重叠，民族主义在许多情况下转而为地方或族群所利用，因贫困所引发的抗争更多地是以“少数族裔—主体民族”这种民族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在全球化的刺激下，民族主义之多层次、全方位的表现，是贫困问题与民族斗争相联系的重要原因。
进一步探讨可以发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民族运动取代了阶级斗争而居于世界舞台的前列。① 同时，全球化背景下的贫困不仅仅是经济贫困，而且是文化(广义的文化)贫困，这是一种更为深层次的贫困。在这种双重贫困的境况下，以地区、宗教、民族、语言等为基础的各种亚群体及其分别发起的群体性运动遍及东南亚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逐渐与组成国家的主要社会阶层(阶级)一争高下，且与民族国家相抗衡。② 这是因为，阶级斗争一般基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而与文化无直接关系，然而在民族国家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不仅国际资本等因素的运作可能损害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而且文化均质化的倾向亦可能危及这些亚群体的文化根基。
一、“经济—文化双重结构”的提出
本文试图通过对“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模式的释义，来阐述东南亚国家中贫困与
民族动乱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经济”和“文化”概念除了其一般的含义之外，还有其特定的含义，即“经济”是经过整合了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经济，而“文化”则是多民族国家中单个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在“经济”层面，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的经济生活已无法分割；而在“文化”层面，各民族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整合则尚未完成。这就出现了二者的错位或不同步，由此产生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就民族国家的整合而言，国家的经济整合与文化整合是相互促进和彼此制约的。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过程中，少数民族对其经济劣势地位的容忍度(以下简称“经济容忍度”)往往大于对其文化从属地位的容忍度(以下简称“文化容忍度”)，因为文化的消亡才真正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最终消亡；而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经济的包容度也常常大于对其文化的包容度，因为对主体民族来说，本民族的文化通常是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少数民族的文化只能是被整合的对象。
就一般意义来说，经济与文化是相互交织和密不可分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中，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少数民族的经济容忍度尚未达到极限而其文化容忍度已达到极限时，或者说二者的叠加使文化层面上的容忍遮蔽了经济层面的容忍时，反叛就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倘若将贫困(狭义的贫困)视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因素，它就不会必然导致少数民族的反叛，因为在经济贫困下其生存安全的范围是较有弹性的。倘若综合考虑贫困(广义的贫困)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因素，它与反叛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会大大增强，这是民族文化的敏感性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动乱或民族冲突并不必然基于经济利益的矛盾，只有当文化因素或民族感情因素凸显时，对抗才不可避免。换言之，从纯经济的角度看问题，物质上的匮乏并不一定触及精神层面的安全感，但从超越纯经济的角度看问题，并考虑到精神受物质刺激且反作用于物质的必然性，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二、文化是“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主要的矛盾方面
就上述意义而言，何者是“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模式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观点，“过去，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构成了抗议的基础，今天经济问题占了主导地位，边缘性共同体声称，由中心或关键性族裔控制的政府，剥削了他们的资源和劳动，忽视了他们的地区或使该地区边缘化”。③ 换言之，经济是主要的矛盾方面。然而，此说无法解释如下现象:泰国北部山区的经济比泰国南部(以下简称“泰南”)四府更为落后，泰北山民的抗争却远不如泰南穆斯林来得激烈；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的经济也落后于南部穆斯林地区，而前者亦未发生如后者那样的激烈抗争；印尼亚齐地方经济的衰退虽非全印尼之最，然而亚齐的分离主义倾向却是最突出的，等等。笔者认为，文化才是主要的矛盾方面，按照这一观点，上述现象或许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在“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文化之所以居于主要矛盾方面的地位，首先是全球化时代独特的历史条件造成的。纵观二战后世界历史的演变过程，“发展的重点先是从政治自由转移到经济增长，继而转移到社会平等，最终转移到文化自主”。④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政治独立之后的内部变革，最主要的是经济变革。然而，这一变革除了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之外，其过程还可能加剧业已存在的不平等。而统治集团最容易犯的错误有二:一是“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把对于分配公正的考虑挤到一边”；一是“忽视特质文化的要求及其争取自主的自我表现”。⑤ 二者的要害都是否定文化的中心作用，因为分配公正与文化自主都是经济发展本身所无法提供的，它们乃根植于相应的社会道德、文化之中。“如果以蛮横的态度对待文化，文化会做出暴烈的反应，为发展而进行的许多努力可能因此毁于一旦”。⑥ 因此，对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不可能弃文化以求发展，因为文化有关键性的作用”；“文化已经走到舞台中央，影响着发展的过程及其成果的分配”。⑦
其次是政治文化的急剧变迁造成的。民族认同是人类社会最根深蒂固的认同之一，它不会因为经济地位的变化而更改，它是由文明的特质、各文明间的差异决定的。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新认同政治(the new politics of identity)对传统政治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其主要表现之一是“个人对传统政治和阶级的认同越来越淡漠，越来越归附于亚团体或者重归个人”。⑧ 换言之，“种族认同、地方认同、性别认同等正在冲击和替代着传统的阶级认同、政党认同”。⑨ 这是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快速的变化造成了身份界限的模糊”，使人们“加强了对身份归属的紧迫要求”。⑩ 而传统的阶级认同无法解决文化归属问题，只有文明“是确立身份和意义的有效源泉”。(11) 这样，民族或种族的认同便取代阶级认同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要认同取向。这一认同取向无疑凸显了文化的作用，进而也决定了在“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是文化而不是经济居于主要矛盾方面的地位。
三、反贫困斗争的物质与道义性质:以森林开发利用为例
东南亚国家少数民族反贫困的斗争不仅具有捍卫生存环境的物质上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具有捍卫民族文化的道义上的性质。东南亚国家少数民族围绕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斗争，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从自然资源开发史的角度来看，越是边远、偏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其森林资源的保存越完好。然而，这是就经济开发尚未全面展开的时代而言的。在全球化时代，这些边远、偏僻之地已被纳入开发的范围。在印尼，97％的森林分布在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西伊里安等的外岛上，(12) 那里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既是山地民族的聚居区，也是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是全国林木资源贮存量最大的地区，同时也是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这些地区的森林无一例外地被大量砍伐，世代居住于当地的少数民族的抗争活动也
随之频频发生。民族动乱固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具有生存环境和文化象征双重意义的森林资源的被破坏，无疑是使少数民族陷入贫困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印尼外岛，由森林问题导致的冲突已经爆发，这是因为天然热带森林不断被砍伐，乡村居民不断被驱赶。(13) 在泰国，土著山民部落在反贫困斗争中是这样表达其观点的:“土著民族珍惜森林与自然，珍惜这个世界的生态。他们生活在森林中„„森林是他们的家、他们的社区、他们的生命。国家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部落民族珍惜森林，并以一种平衡的、恰如其分的方式与之共处。”从他们的宣示中，透露出工业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是贪得无厌和具有破坏性的”(14) 这一残酷现实。这对视自然与人为浑然一体的土著民族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在菲律宾棉兰老，“跨国公司——多尔大菠萝公司——已经获得了对该岛低地的占有权，该公司正在毁坏土壤并将农民赶到高地上。在高地所有者与低地所有者之间的激烈冲突中，土著人——‘部落群’——为保护他们文化的完整和‘祖产’而战”。对原本和谐的自然—人文环境的破坏和侵蚀，“是跨国公司经常通过‘合法’或者非法活动而导致的结果”，其殃及地区“包括穆斯林棉兰老岛自治区以及卡加延—德奥罗—伊利甘增长走廊”。(15) 森林不仅承载着土著民族的自然生命，而且融入了他们的人文意识，所以森林被破坏所导致的贫困绝非仅仅是物质上的贫困。
对于东南亚的少数民族或土著民族来说，外力介入森林资源的开发剥夺了他们的“似乎属于自然权利的东西”。换言之，居住于林地、利用森林产品是土著民族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而“从前一直像空气一样免费的、现在仍近在眼前、伸手可及的资源，突然间不允许他们沾边了”，(16) 这不仅破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更打击了他们的自主意识。国家为何能如此恣意妄为？“在东南亚，土地控制作为国家或国家机构合法化的基础，大体上源于殖民主义”。(17) 但在殖民地时期，以土地控制为基础的森林开
发主要限于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远离政府所在地的森林中心地带——那里常常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大多尚未被触及。当现代化与全球化潮流相继涌来时，对土地与森林的攫取已是无所不至，少数民族地区自然不能幸免，而他们的经济—文化抗争也就势在必然了。
四、发生民族动乱的决定性因素:对不同贫困类型的分析
“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二者既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又因应于一定的条件而发生转化。当少数民族尚未将经济上的贫困与政治—文化权利的丧失联系起来时，该矛盾统一体的结构会呈现相对稳定状态，但这也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当少数民族明确地意识到自身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文化地位密不可分时，这种稳定状态就会被打破，长期积累的问题就会以突变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的主导地位也会在其“暴烈的反应”中凸显。
那么，少数民族的贫困达到何种程度时，才会与其他因素共同导致动乱或反叛呢？对此难以一概而论，因为这要视具体的民族地区属于哪一种贫困类型而定。东南亚的贫困状况虽然复杂多样，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主要类型，即发展中的贫困与欠发展中的贫困。前一种类型是指融入国民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土著民族不仅未能得益于发展，反而陷入一种相对贫困的状态中，此类型可以印尼亚齐、菲律宾棉兰老为例；后一种类型是指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了的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土著民族在欠发展中陷入一种近似绝对贫困的状态中，此类型可以泰国北部山民、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为例。
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亚齐省，自20世纪70年代初发现丰富的油气资源以来，迅速发展成一个能源大规模开发的省份。从1980年开始，亚齐平均每年为印尼带来20亿—30亿美元的出口收益。1985年，亚齐是印尼第三大出口创汇省份，仅次于廖内和
东加里曼丹。(18) 尽管亚齐从本地油气收入中所得的份额一开始就很小，但当时的亚齐并不是印尼最贫困的地区。从印尼各省的贫困率来看，1980年亚齐的贫困率仅为
8.8％，而同期其他省份的贫困率多在10％—20％，有些省份甚至在50％以上。(19) 从长远来看，亚齐的发展是国家现代化及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亚齐的资源开发被印尼中央政府和跨国公司所垄断，获益者乃是印尼中央政府和跨国公司，而不是亚齐人民。不过，从亚齐发展的起步阶段来看，这一恶果尚未显露出来。然而恰恰在亚齐开发初始且贫困问题尚不突出时，延续了本地区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并提出“独立”诉求的“自由亚齐运动”兴起了。这说明，属于“发展中的贫困”这一类型的民族地区，不一定要坠入贫困的深渊时才会有民族动乱或反叛发生，而是只要当地精英人物意识到本民族政治—文化自主权有所丧失，就可能出现动乱与反叛。这是由于长期反抗外敌的历史所形成的文化积淀极易受现代化和全球化等外来因素的刺激，所以当经济剥削尚未超出可容忍的范围时，文化上的被剥夺感就已超出了可以忍耐的限度。
位于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从自然与矿物资源的拥有来说它是菲律宾最富裕的地区——(政府)一开始的努力就是为菲律宾北部的工业搜括资源„„独立后，许多跨国公司来到棉兰老置业„„棉兰老成了菲律宾赚取外汇收入的主要地区”。(20) 从这一点来看，它与亚齐是非常相似的。但棉兰老岛的情况也有两点不同之处:首先它输出的主要是热带经济作物产品及木材，而不是能源产品；其次穆斯林在其聚居的13个省当中，只在4个省占人口数量上的优势，来自北方的天主教徒移民反而成了多数。这两点都使棉兰老岛土著民族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其民族文化受侵蚀的程度比亚齐严重；后一点则使棉兰老岛的贫困问题较为复杂。因为来自北方的移民也有许多是贫苦农民，所以难于将该地区的贫困人口等同于穆斯林。棉兰老岛的大规模开发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为代表的反抗运动也正是兴起于这一时期。能
否以此断定经济原因即是当地民族反叛的主要原因甚至惟一的原因呢？该阵线在宣言中将土地被掠夺与伊斯兰教受到威胁并列为起义的两大原因。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因素并不能单独起作用，民族文化受到歧视是一重要原因，“当普通的菲律宾穆斯林民众无法面对继续存在的歧视、无从改进自身的生活条件时，大都会倾向于支持武装的分离主义组织”。(21) 因此，与亚齐属同一种贫困类型的棉兰老岛，在贫困与动乱的关系上也是类似的。
如果说发展中的贫困是后发式的，那么欠发展中的贫困则是原发式的。另外，作为贫困的主体，前者是一元同质的，后者则是多元异质的。泰国北部山地民族(山民)的贫困，即是后一种类型的贫困。泰北山民由20多个民族组成，他们在历史上长期的迁徙、流转过程中，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杂居局面，他们共约有70万人、10万户(1990年)，分散居住在泰国北部的近3500个村寨中。(22) 泰北山民的贫困是一种“三合一”式的贫困，亦即由原始的农业经济、封闭割裂的社会、恶劣的自然环境共同构成三个互相黏结又互为因果的贫困。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部分泰北山民非永久性地流入城市，现代政治意识也开始渗透到各山民部落中。那么，在与主体民族之间存在巨大经济差异的情况下，泰北山民为何没有像泰南穆斯林那样进行抗争？其原因不是泰北不如泰南贫困(实际上其贫困程度乃全国之最)，而主要是异质文化无法对各山民部落产生凝聚作用。尽管历史上泰北有的地方如东北部，也曾因是“反对曼谷政权的中心地区”而具有“反叛传统”，(23) 但当代的情况却是，即使抗争，也是采取合法、半合法的形式，有时还须借助于外力的推动，如“在非政府组织与学术界的鼓励与帮助下，20世纪90年代初，北方农民网络在泰国北部地方社区网络的基础上形成了。该网络为其会员的资源权利与社会公正而斗争，那些作为会员的社区有许多是少数族群(‘山民部落’)，比如克伦人”。(24)
这说明，属于欠发展中的贫困这一类型的民族地区，不是其贫困程度不足以激起当地居民的反抗，而是由于其文化的异质性、居住的分散性、思想的保守性以及精英缺失等，使得有组织的、强有力的反抗终难形成。
菲律宾有60多个山地少数民族，分布在自北到南的全国各个地区，其文化的异质性与居住的分散性更甚于泰国北部的山民。在拥有庞大贫困人口的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处于贫困者的最底层，欠发展的印记在他们身上更为深刻。直到20世纪上半叶，有些菲律宾山地民族如阿埃塔人还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但是，现代化的浪潮使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其中，他们原有的经济—文化模式惨遭破坏，如阿埃塔人转而在贫瘠的山坡上从事游耕，在与外界接触后其原始信仰也遭到腐蚀，从而变成“濒危”民族。(25) 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他们也和泰国山民一样，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民族运动，而只能要求实践宪法规定的民族自决权。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的边缘化更甚于泰国北部的山民，因为他们不是相对集中于一个区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边缘化是一种以空间上的排斥为特征的区分模式”。(26) 他们极为分散的居住地像是主体民族汪洋大海里的一个个孤岛，他们最终有可能完全消失于强势的主流文化中。尽管他们也联合起来组成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但要想阻止贫困化与边缘化的趋势，他们的抗争却显得软弱无力。总之，与泰国北部山民属于同一种贫困类型的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在贫困与抗争的关系上也是相类似的。
将贫困与抗争的关系置于“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模式中进行分析的结果，证明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主意识，以及使其转化为现实力量的条件，才是动乱或反叛发生的决定性因素，而贫困的程度则是文化自主意识转化为现实力量的条件之一。
五、对不同视角下的经济—文化的综合性探讨
在前文所述的“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经济”与“文化”的特定含义是为了
立论分析时兼顾反贫困斗争中对立的双方而给予的限定。实际上，民族国家与少数民族都会从自身的角度赋予二者以不同的含义。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经济的整合乃是客观的、不可逆转的事实；国家文化的整合虽尚未完成，但少数民族文化成为被整合的对象是必然的，即从长远来看，少数民族文化不可能“单独存在”。从少数民族(特别是那些具有分离倾向的少数民族)的角度来看，民族国家经济的整合是可逆的，本民族地区的经济可以自成一体而不依赖于现有国家；本民族的文化更是可以长期单独存在，并且完全拒绝同化式的文化整合。
那么，是否有必要将国家与少数民族不同视角下的“经济”与“文化”置于同一框架下做一综合性的探讨呢？为了全方位地厘清东南亚国家中贫困与民族动乱的关系，显然有此必要。这里将以泰国南部为例来进行探讨。做此选择的理由是，泰南的贫困是介于“发展中的贫困”与“欠发展中的贫困”之间的类型；泰南的民族动乱既非连续式的亦非间歇式的动乱，而是一种由长期因素与突发因素相结合而形成的起伏不定式的动乱。选择这样一种中间类型，既可以较为均衡地展示国家与少数民族双方在贫困和动乱中的立场、观点及斗争策略，又可以将前述两种主要贫困类型联系到一起，就斗争双方的种种表现做一横向比较，并找出其共同点。
在泰国政府看来，随着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不断进入泰南，以及该地区资源的不断开发，泰南是国家整体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当地穆斯林的看法却与其相反。他们认为，无论是移民还是开发，都是以牺牲当地穆斯林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他们要求与泰国分离。泰国官方对此的反应则耐人寻味。曾任泰国副首相的巴拉帕特(Prapat)说过:“(泰南)马来人可以离开，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是土地必须留在泰国。”(27) 可以想见，在泰南穆斯林被视为可有可无的情况下，该族群陷于贫困便势属必然。从区域经济差距来看，泰南较之发达的泰国中部要贫穷许多，但比之于泰北则不算贫穷。从开
发程度来看，泰南介于发展与欠发展之间，故其贫困属发展中之贫困，亦即属于尚未定型之贫困。倘若不对泰南穆斯林的经济结构加以改变，其贫困可能深化并定型。目前，泰南四府的马来穆斯林人口大约有72％生活于农村，他们主要是自耕农。(28) 这种从业结构对其摆脱贫困是不利的。
泰国政府与泰南少数民族在经济整合观上尖锐对立，二者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看法更是格格不入。自20世纪30年代大泰族主义兴起至80年代泰国政府开始正视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以前，泰国官方一直否认境内存在少数民族，自然谈不上承认其文化上的独特性与自主权。泰国政府在经济上对泰南穆斯林还不时予以让步和扶持，但在对待其文化上则是以打压为主。围绕着传授伊斯兰宗教知识的学校“旁多克”(Pondok)的开办与封闭，泰南穆斯林与泰国政府进行了长期、反复的较量。由于认识到“旁多克”在泰南穆斯林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泰国政府于1961年颁布了“教育改进计划”，欲以政府控制下的私立伊斯兰学校取代穆斯林社区领袖开办的“旁多克”。以北大年为中心的“旁多克”教育系统，长期以来是马来半岛穆斯林精神力量的源泉。因此，泰国的这一教育改革计划遭到了泰南穆斯林的反对。“保守的伊斯兰教士和乡村伊玛目(伊斯兰宗教领袖——笔者)认为，政府的这一政策是对马来人伊斯兰认同的一个打击，是对其文化、社会与宗教价值观的打击。这种感觉导致了分离主义组织反叛活动的扩展”。(29) 如果说泰南穆斯林对经济的贫困尚能容忍，那么他们对文化的贫困乃至衰微则无容忍之余地。泰国政府欲以釜底抽薪的办法销蚀穆斯林的精神支柱，结果却适得其反，导致了少数民族反叛的蔓延。
很显然，无论从哪种视角赋予“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的“经济”与“文化”以何种含义，都不会影响到“文化”作为主要矛盾方面的地位。在贫困与动乱的因果链中，文化是潜藏其中的深层关联因素。泰南如此，亚齐、菲南亦如此。亚齐的间歇式反叛与
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起落及虔诚穆斯林意识的反弹同步，菲南穆斯林的连续式抗争亦与天主教强势文化的不断侵蚀相关。不可否认，经济因素是导致这三个地区反叛的直接原因，但文化才是贫困衍化为动乱的终极推力。
六、余论
对历史和现实的纵向考察，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全球化时代一些国家境内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抗争之发展脉络。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在前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的东南亚，使用国家空间和非国家空间概念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的思考。”他引用埃德曼德·李奇的话说:“我们事实上应该将相对人口密集、在首都范围内的种植水稻地区看成‘王国’(即国家空间——笔者注)，而将其他地区，尽管可能距离首都也很近，看成是‘非国家空间’。”他进一步指出:“现代的发展计划，不论是在东南亚或其他地方，都要创造出国家空间，从而使政府可以改造那些‘被发展’的社会和经济。现代的发展主义民族国家将边疆的非国家空间转变为国家空间是普遍发生的，并且对于这些空间的居民往往是痛苦的。”而“在实际反叛的背景下，人们创造和清楚区分国家空间与非国家空间的努力的逻辑结果才会显现出来”。(30)
笔者认为，现代化运动的全球扩张之最新发展，乃是历史上国家空间对非国家空间的挤压之现代版，而非国家空间的居民之痛苦，更突出地表现为文化自主权被剥夺的痛苦，因为这些地区的居民更多的是有别于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如果说经济上的贫困是少数民族边缘化的显性特征和民族动乱的表层原因，那么文化自主权的丧失则是少数民族边缘化的本质特征和民族动乱的深层原因。因此，全球化时代东南亚的贫困与反叛的关联，便主要表现为围绕文化自主权的民族抗争。
本文已经指出，东南亚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整合尚未完成，并且从国家与少数民族的不同视角来看待文化整合，仍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倘若从全球历史中民族国家的整合这
一大视角来考察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欧洲，“这种整合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平衡、不彻底的。其间充满了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种族压迫、歧视、强制同化和社会文化的边缘化”，更遑论东南亚这样的发展中地区了。因此，“这种结构上的非均衡性与文化上的非均质性，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特性”。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又使“人们对保持民族文化权利、使民族文化特性不至于泯灭在一体化过程中等问题，变得非常敏感”。包括围绕文化自主权的民族抗争在内的种种冲突，“既反映了具有强烈的历史民族认同意识的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主体民族文化霸权的不满和抗议，也反映了全球化、一体化过程中人们对共同体外延和内涵的重新界定，以及对最大限度的文化自主性的追求”。(31) 全球化时代的“贫困”是指广义的贫困，亦即由经济与文化共同构成的多层次的贫困，其中文化上的贫困更具有本质的意义，它决定了这一时代的贫困之性质，从而又决定了由贫困推动并促成的民族动乱之性质，那就是捍卫民族文化自主权、重振民族精神，以求社会、经济上的平等待遇。在不跨越国家所能容忍的底线——不破坏国家统一与领土、主权完整——之前提下，应该说其诉求有一定的合理性，并应予以足够的重视，以便使少数民族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
注释：
① 参见［法］阿兰·图雷纳著、程云平译:《现代性与文化特殊性》，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② 参见［美］尼尔·J·斯梅尔塞著、黄语生译:《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第43—44页。
③ ［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维斌等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④ ［印］S·C·杜布著、何素兰译:《发展的文化维度》，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第217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第214、217—218页。
⑧ 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⑨ 同上，第95页。
⑩ 同上，第38、82—83页。
(11) 同上，第83页。
(12) 参见Nancy Lee Peluso, Rich Forests, Poor People: Resource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 Jav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5。
(13) 参见Nancy Lee Peluso, Rich Forests, Poor People: Resource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 Java, p.5。
(14) Bruce Missingham,“Forging Solidarity and Identity in the Assembly of the Poor: From Local Struggles to a 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in Thailand”, in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27,No. 3, September 2003, p. 332.
(15) ［美］詹姆斯·H·米特尔曼著、刘得手译:《全球化综合征》，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23、233页。
(16)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2页。
(17) Nancy Lee Peluso, Rich Forests, Poor People: Resource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 Java, p. 17.
(18) 参见Dayan Dawood & Sjafrizal,“Aceh: The LNG Boom and Enclave Development”, in Hal Hill(ed.),Unity and Diversit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 since 197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07。
(19) 参见［印尼］J·S·乌帕尔、布迪奥诺·斯里·汉多科著，谧谷译:《印度尼西亚的区域间收入不均》，载《南洋资料译丛》，1988年第3期，第62页。
(20) Syed Serajul Islam,“The Islamic Independence Movements in Patani of Thailand and Mindanao of the Philippines”, in Asian Survey,vol. 38, No. 5, May 1998, p. 452.
(21) Rizal G. Buendia, “The GRA-MILF Peace Talks:Quo Vadis?”,i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2004, p. 215.
(22) 参见申旭:《泰国山民问题及政府对策》，载《东南亚》，1993年第2期，第37页。
(23) 参见［美］詹姆斯·H·米特尔曼著、刘得手译:《全球化综合征》，第254页。
(24) Bruce Missingham,“Forging Solidarity and Identity in the Assembly of the Poor: From Local Struggles to A 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in Thailand”, in Asian Studies Review, p. 324.
(25) 参见包茂宏:《论菲律宾的民族问题》，载《世界民族》，2004年第5期，第31页。
(26) 参见［美］詹姆斯·H·米特尔曼著、刘得手译:《全球化综合征》，第289页。
(27) Moshe Yegar,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Secession: The Muslim Communities of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Southern Thailand, and Western Burma/Myanmar, Lexington Books,U.S.,2002,p.127.
(28) 参见Moshe Yegar,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Secession: The Muslim Communities of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Southern Thailand,and Western Burma/Myanmar, p.126。
(29) Moshe Yegar,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Secession: The Muslim Communities of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Southern Thailand, and Western Burma/Myanmar, p.135.
(30)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王晓毅译:《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47—250页。
(31) 王建娥、陈建樾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40、241、239页。
正方：东南亚国家，发展经济比促进民主更主要
反方：东南亚国家，促进民主比发展经济更主要
—————————————————————————————————————— 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似乎已经无可非议了，然而什么样的制度会促进经济增长？
从经验的事实来看，上述两个命题都没能得到实证的支持。多数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决定经济增长因素一定时，民主是中性的。更进一步的的多国回归的经验分析表明：成熟的民主国家在增长方面比最差的专制国家强得多，但差于做成功的专制国家；而且专制国家的之间的增长差异也因暴政和仁政而大相径庭。（《世界银行经济评论》，A.Alesina and R.Perotti）。
对于李光耀命题，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进行有效的批驳：李光耀所选取的只是一个很小的样本，因此不具有普遍性。几乎没有什么普遍性的证据表明威权主义政府以及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压制确实有助于经济发展。
而我认为李光耀命题的谬误不仅仅是以部分样本代替整体的错误，即使考察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这个小的样本，李光耀命题也不一定成立。的确这三者的经济增长成就举世瞩目，并且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都有中央集权的强力政府，采用威权主义的体系。那么这二者是否必然存在某种内在联系？让我们回到上面对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上来，经济增长是资本（K）、劳动力（L）、技术（TEC）、培训技能（SK）、自然资源（NR）以及制度变迁（IT）的函数，即（△Y=F（K、L、TEC、SK、NR、IT）），并且制度变迁对于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培训技能有重要的影响力。但是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培训技能有独立于制度的可能。以资本为例，尽管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投资，如上面所说的制度能保证投资者合理的预期，
坚定其投资信心，但是必须看到资本具有追逐利润的本性，因此即使某些国家的制度体系并不合理，但只要有利润，资本就可能涌入，如很多东南亚国家。尽管东南亚国家腐败盛行，这的确部分影响了外来投资，但是当地的市场需求所可带来的利润仍吸引着大量外来投资。上面论述主要想指出制度不是唯一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其实这很好理解，诸如西亚的国家，其专制制度肯定不能解释其富裕的原因，而是因为它的自然资源（NR）。回过头看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的情况，它们的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60、70年代的众多外来投资，而当时美国和欧洲的庞大的市场需求也保证了其出口导向战略能取得成功。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远非得益于威权主义的制度体系，而是因为其他原因如外来投资、外界市场需求的支持等。
同样，在思考奥尔森命题时也必须考虑到独立于制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如一个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并实行民主机制的国家可能在经济增长上落后于自然资源极度丰富实行专制独裁的国家，但这不能得出专制制度比民主制度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其实要进行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哪种制度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比较，按照△Y=F（K、L、TEC、SK、NR、IT），必须能够对可以独立于制度之外的K、L、TEC、SK、NR等这些变量进行锁定，然后来看制度（IT）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在现实的世界中很难给定这样的条件，因此这两者的比较也是很难得到实证的支持。不过我倾向于支持奥尔森命题，即使很难得到现实的支持，但至少逻辑上是成立的。
上面所论述的都是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就是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目标，而民主制度只是作为一种工具性的手段。下面我要脱离经济增长来谈一下民主制度，也就是来看民主制度除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工具性价值之外的内在价值。
还是与李光耀有关，李光耀是著名“亚洲价值观”的提出者，认为亚洲的文化和儒家学说与西方价值观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不能把基于西方文化的民主机制强加给东方社会。由于东方文化更强调的集体主义、忠诚而非西方文化所强调的个人主义等等，这两种文化的差异使得民主和人权之类的“西方观念”在东亚并不适用，东亚更适宜采用一种中央强权主义的政府模式。其惊人之论是中国那场风波之后几乎在世界各国一片指责之声中对中国政府的鼎力支持。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遭到了多方的批评，韩国总统金大中（Kim Dae Jung）对其文化决定论的论调进行了尖锐的批驳：单凭文化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命运，而且文化是演进而非一成不变的。而且民主、人权不应该仅仅是所谓的西方观念，而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应该为全世界的人类所共享。阿马蒂亚森同样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批驳，指出亚洲是广泛文化的集合体，从这个集合体概括出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并不能反映亚洲文化的全貌。阿马蒂亚森对于“亚洲价值观”最关键的批评是其无视民主这种价值的建构性作用，即其内在价值。民主本身就应该是人类所珍视的一种价值，是人类生而有之的天赋权利。即使忽略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工具性价值，也必须维护民主制度，因为它维护了人类最珍贵的一种权利。而中国台湾与韩国也正在摆脱威权主义的控制，朝着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迈进，这也从很大程度上宣告了所谓“亚洲价值观”的不成立。
所谓的要民主，还是要吃饭，似乎鱼与熊掌不可得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伪命题。民主机制和经济发在逻辑上没有矛盾，并且实证也没有证明二者是相互冲突的。把民主机制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只不过是一些人用来掩盖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罢了。我们既要民主，又要吃饭，这不是贪婪，这是我们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有感于此，做此文。
民主怪物：东南亚国家的民主乱象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11-26 14:08:39
作者：王贞威 吉林 吉林大学学生
民主，这种源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形式，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与制度安排，可以说是人类的一大创举。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民主成为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常态，体现了人民主权的思想，更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为好制度的重要标准之一。可以说，西方的三权分立式的民主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推广，拉美国家、战后的东南亚国家、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无不是西方式的民主模式。但事实告诉我们，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并不能成为普世的模式。
放眼东南亚，也许只有新加坡相对稳定，而新加坡的民主则完全是植入了本土亚洲文化的民主，算是对西方民主的成功嫁接。泰国政局动乱不安，即使是靠选票上台的民选领导人，也不得不被军事政变赶下台。社会族群的分化，利益的分化，本可通过民主的模式找到妥协，找出平衡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持续的纷争，街头抗议，最终影响的反倒是自己群体的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至今泰国的局势仍为完全稳定。
扔个石头，摔个酒瓶式的小暴力，还能承受。可动不动，为了选举利益就杀人灭口，则完全是西式民主制度的悲哀。菲律宾11月23日，发生人质被害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迄今已发现的57名遇害者中包括18名记者。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菲律宾定于2010年5月举行总统选举和地方选举，马京达瑙省现任省长安达尔•安帕图安明年将不再竞选连任，有意让儿子小安达尔•安帕图安接班。而马京达瑙省布卢安镇副镇长埃斯梅尔•曼古达达图有意参选，其夫人杰娜琳、两个姐妹、律师、支持者以及新闻工作者50多人，本周一在前往另一个镇的选举委员会递交竞选马京达瑙省省长的证书路上遇害，有些死者遭强奸和斩首，然后被掩埋。当地学者称，在菲律宾，杀死一个政敌的成本要比通过竞选击败对方的少得多，因此与选举相关的暴力事件屡见不鲜。
可见，西式民主在欧美发展的还算成熟，稳定。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则水土不服，呕吐不断。没有与本土文化、自身国情成功对接的民主，永远只能是舶来品。
菲律宾－－1946年独立；
1950年以后，政府开始限制消费品进口，实行外汇管制，鼓励发展替代进口商品的工业； 20世纪60年代后期，采取经济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经济取得一定成效； 1982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
菲律宾的外项型工业比较发达．
越南－－－1945年独立；
1976年宣布全国统一；
1986年实行改革开放；
南方的湄公河三角洲是著名的稻米产区，从越南出口的产品来看，大多都为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属于欠发达的农业国．
老挝－－－1945年独立；
1975年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
1988年以来，推行革新开放路线，对内调整经济结构，对外实行开放．
柬埔寨－－属于落后的农业国；
1998年以后将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作为首要任务，现在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泰国－－－属于典型的农业国；
1961年起，实行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
实行自由经济政策，扩大出口，引进外资，改变单一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较快，逐步向新兴工业国转化；
1995年，人均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
1997年，爆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1999年下半年，经济开始恢复；
1991年起，实行汽车业自由化，发展很快；
泰国是世界首位出口大米，橡胶生产国和出口国，也是尽次于日本和中国的第三大海产国．
缅甸－－－1948年独立；
1987年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1989年，实行市场经济，并逐步对外开放，经济发展增速；
近年来，私营经济发展较快；
1997年以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其它因素，经济遭遇困难．
缅甸的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和水力资源都很丰富；
宝石和玉石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柚木出口国．
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
1963年，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组成马来西亚；
1965年，新加坡推出；
自然资源丰富；
政府鼓励以本国原料为主的加工业的发展，重点是电子，汽车装配，钢铁等部门，矿业以锡，石油，天然气开采为主，农业以香蕉橡胶，可可，热带水果等经济作物为主；
印度尼西亚－1945年独立；
1968年以来，大力调整经济和产品结构；
1997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创；
工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为外向型的制造业；
外贸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
新加坡－－－1965年成立共和国；
建国后，在保持原有以转口贸易，加工出口，航运等为主的经济特色的同时，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来建立较合理的经济结构．
制造业发展极为显著，是仅次于休斯顿和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
粮食全部靠进口；
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新加坡的五大经济支柱：运输，贸易，金融，制造业和旅游业．
文莱－－－其经济支柱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
独立后，积极推行经济多元化政策；
主要出口：原油，石油产品和液化天然气．
东帝汶－－2002年成立民主共和国；
经济落后，基础设施差，一些地区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农业为国民经济的主体．
东盟各国生产力水平发展很不平衡，经济实力差别很大。按人均收入水平，东盟十国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文莱和新加坡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均超过10000美元，其中新加坡超过了20000美元，居东盟国家的第一层次；马来西亚和泰国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超过了2000，属于第二层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人均收入水平接近1000美元，属于第三层次；而越南、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人均收入水平还不足500美元，属于第四层次。人均收入水平高低的不同，意味着各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差异的不同。文莱和新加坡两国人民比较富裕，消费能力强，投资回报高。同时，各国人口差异也很大，人口较多的如马来西亚达22000万人口，而文莱只有35万人口。人口的多少意味着潜在的市场规模的大小，人口越多，潜在的市场规模越大，反之越小。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前身是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３国于１９６１年７月３１日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１９６７年８月７日至８日，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即《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 ASEAN）成立。成立几十年来，东盟已日益成为东南亚地区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安全一体化合作组织，并建立起一系列合作机制。现任东盟秘书长素林，任期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始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止。
东盟的宗旨是以平等和协作精神，共同努力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遵循正义、国家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宪章》，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国际和地区组织进行紧密和互利的合作。
东盟成立之初只是一个保卫自己安全利益及与西方保持战略关系的联盟，其活动仅限于探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１９７６年２月，第一次东盟首脑会议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议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强调东盟各国协调一致的《巴厘宣言》。此后，东盟各国加强了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合作，并采取了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推动经济迅速增长，逐步成为一个有一定影响的区域性组织。除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５个创始成员国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文莱（１９８４年）、越南（１９９５年）、老挝（１９９７年）、缅甸（１９９７年）和柬埔寨（１９９９年）５国先后加入东盟，使这一组织涵盖整个东南亚地区，形成一个人口５．７亿、面积达４５０万平方公里的１０国集团。巴布亚新几内亚为其观察员国。东盟１０个对话伙伴国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欧盟、印度、日本、新西兰、俄罗斯、韩国和美国。
东南亚国家经济的两次衰退与复苏
从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的近六年时间里，东南亚国
家（本文主要指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下同）经济经历了两次衰退和两次复苏。在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东南亚国家经济在1997年出现了减速，并在1998年出现了衰退或严重衰退，不少国家甚至出现了经济负增长。1999年下半年起东南亚国家开始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走出低谷、走向复苏，2000年经济复苏的幅度加大。但在2001年由于世界经济衰退、国际市场转趋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冲击，东南亚国家经济在刚刚复苏后不久再次陷入新的衰退之中。2001年第四季度，部分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泰国）经济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2002年东南亚国家再度迎来经济复苏。东南亚国家经济在短期内频繁出现这样的大幅度波动，这在东南亚以往的经济发展中是前所未见的，它表明东南亚国家经济已进入一个很不稳定的发展阶段。 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各国所受影响与特点
1997～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
（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校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
，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
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尝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
，除了电子产品
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
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
大，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
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
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
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ｒóｎｇ＠①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
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
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
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
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
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
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矗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
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
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
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时调整金融政策是防止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
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起因于其金融危机，除了上述金融市尝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管理与监督能力薄弱之外，未能及时采取灵活的金融政策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
一。以泰国为例，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政策的失误：(1)在出口竞争日益激烈、出口增长速度长期趋缓的形势下，仍然没有调整货币汇率政策。(2)放松对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的监管，以致于让大量的银行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一旦房地产热、股市热导致的“泡沫经济”破灭，不少企业倒闭，呆账、坏账大量出现，银行倒闭，外商迅速撤走资金，使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乘虚而入。(3)过于重视引进国际资金，而忽视了对国际资金流入结构、流向进行监督与管理。(4)用高利率吸引外国资金流入，泰铢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导致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利用利率差价进行投机，搞乱泰国金融市常这些金融市尝体制、管理与政策方面的缺陷与失误，是值得中国认真吸取的教训。
4.东南亚国家在两次经济衰退期间均能有针对性地、比较及时果断地采取一些有效的政
策应对。它们在第一次经济衰退前期，采取了以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应对，先取得金融与经济形势的稳定，然后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形势下
及时地采取放宽财政金融紧缩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特别是马来西亚政府敢于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与条件，对外资投资流动采取管制的严厉措施以求得金融形势稳定的改革经验尤为值得重视。东南亚国家在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针对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一起因，采取了扩大内需、调整出口市尝加速亚太地区区域内和东盟地区区域内经济合作步伐等政策应对，从而在2002年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取得了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2.3%回升到3.6%的经济复苏。这些政策应对方面的宝贵经验也是值得中国吸取的决策财富。 东南亚国家联盟-概述
东盟成立初期，成员多数独权专制国家，主要任务之一为防止区域内共产势力扩张，合作侧重在军事安全与政治中立，冷战结束后各国政经情势趋稳，开始转向加强区域内经济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并积极与区域外国家或组织展开对话与合作。
东盟最知名的特点，就是在谈判协商时采取东协模式（The ASEAN Way，或称亚洲方式），也就是对成员国内政、领土和主权采取不干涉的原则。而许多具争议性的议题，往往因东协模式而无法取得共识而遭搁置。
东南亚国家联盟-宗旨目标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确定的宗旨和目标是：
（1）以平等与协作精神，共同努力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
（2）遵循正义、国家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3）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科学等问题的合作与相互支援；
（4）在教育、职业和技术及行政训练和研究设施方面互相支援；
（5）在充分利用农业和工业、扩大贸易、改善交通运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进行更有效的合作；
（6）促进对东南亚问题的研究；
（7）同具有相似宗旨和目标的国际和地区组织保持紧密和互利的合作，探寻与其更紧密的合作途径。
东南亚国家联盟-历史
，（的前身）、和在成立“东南亚联盟”。 ，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因为领土问题断交。，新加坡、马来西亚分治，联盟由此陷于瘫痪。
1967年8月6日，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五国外长在曼谷举行会议，于月8日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协成立。
，在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第一次首脑会议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亚细安协调一致宣言》，也就是《峇里第一协约》，确定了亚细安的宗旨和原则，成为亚细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文莱独立后加入东协，至此，亚细安有6个成员国。由于后来其他东南亚4个国家加入东盟，这6个成员称为原东协成员，或东协老成员。
，越南加入。
1997年7月23日，缅甸加入。
，老挝加入。
，柬埔寨加入。
2006年7月，东帝汶提出申请加入东协。另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东协观察员。
，为庆祝东协成立40周年，特定当天为东盟日。11月20日，东协十国元首在新加坡签署《东盟宪章》。
东南亚国家联盟-首脑会
首脑会是东盟最高决策机构，由东盟各国轮流担任主席国，负责召集。主席国外长并担任东盟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负责主持常务委员会工作。第32与33届东盟常务委员会主席分别为越南外长阮怡年（NguyenDiNien)和文莱外长穆罕默德·博尔基亚亲王（Mohamed Bolkiah)。东盟秘书长由东盟各国轮流推荐资深人士担任，任期5年。从起，秘书长为鲁道夫·塞贝里诺（Rodolfo Severino，原菲律宾副外长）。
东南亚国家联盟-出版物
《东盟常务委员会年度报告》，《东盟通讯》（ASEANNewsletter）双月刊，均为英文。 设有东盟网页，网址：http://www.aseansec.org/。
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机构
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
（1）首脑会议：自成立以来，东盟举行了7次首脑会议，4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就东盟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发展方向做出决策。2000年第四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决定取消正式非正式之分，每年召开一次首脑会议。
（2）外长会议：是制定东盟基本政策的机构，每年轮流在成员国举行。东盟外长还定期举行非正式会议（RETREAT）。
（3）常务委员会：由当年主持外长会议的东道国外长任主席，其他成员国驻该国大使（或高级专员）任当然委员，不定期举行会议，负责处理东盟日常事务和筹备召开外长会议，执行外长会议的决议，并有权代表东盟发表声明。
（4）经济部长会议：是东盟经济合作的决策机构，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每年不定期地召开一、二次会议。
（5）其他部长会议：包括财政、农林、劳工、能源、旅游等部长会议，不定期地在东盟各国轮流举行，讨论相关领域的问题。
（6)秘书处：东盟的行政总部，并负责协调各成员国国家秘书处，向部长会议和常务委员会负责。
（7）专门委员会：包括9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即：工业、矿业和能源委员会，贸易和旅游委员会，粮食、农业和林业委员会，内政和银行委员会，交通运输委员会，预算委员会，文化和宣传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
（8）民间和半官方机构：包括东盟议会联盟、工商联合会、石油理事会、新闻工作者联合会、承运商理事会联合会、船主协会联合会、旅游联合会和博物馆联合会等。 东南亚国家联盟-主要活动
东南亚国家联盟
自成立至1999年底，共举行了十四次正式首脑会议。
第一次首脑会议于1976年2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议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联合国大会于1992年12月通过决议，认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原则。
第二次首脑会议于1977年8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会议确定东盟扩大区域经济合作，加强同美、日、澳、新（西兰）和欧共体的对话和经济联系。
第三次首脑会议于1987年12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议签署了《马尼拉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修正议定书和四项经济协定。
第四次首脑会议于1992年1月在新加坡举行，签署了《1992年新加坡宣言》、《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和《有效普惠关税协定》等三个文件，并决定今后每三年召开一次正式首脑会议。
第五次首脑会议于1995年12月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签署了《促进东盟一体化和形成东盟整体意识实施方案》、《关于加强东盟经济合作框架议定书》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通过了《东盟组织机制调整方案》，决定今后在两次正式首脑会议之间每年召开一次非正式首脑会议。与会各国首脑一致同意继续推动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倡议的东亚经济论坛（EAEC），决定由马来西亚牵头组织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
第六次首脑会议于1998年12月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会议主题是：为了一个和平、稳定均衡发展的东盟而团结合作。会议集中讨论了东盟各国协调化解危机，恢复经济，争取稳定，均衡发展的有关措施。会议通过了《河内宣言》、《河内行动纲领》和《大胆措施声明》三个文件，决定加快东盟自由贸易和东盟投资区的进程。
第七次东盟首脑会议于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会议发表了《2001东盟反恐联合行动宣言》，《第七次东盟首脑会议关于艾滋病问题宣言》，并通过了“河内行动计划中期回顾”等文件。
，第十四届东盟首脑会议在泰国开幕，本届会议将着重讨论实施《东盟宪章》、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议题。
目标
维护并加强本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
保持本地区无核武化，支持民主、法制和宪政，为东盟居民提供公正、民主与和谐的和平环境。
致力于经济一体化建设，构建稳定、繁荣和统一的东盟市场和生产基地，实现商品、服务和投资自由流动，促进商界人士、技术人才和劳动力的自由往来；增强合作互助，在本地区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
加强开发人力资源，鼓励社会各部门参与，增强东盟大家庭意识。
原则
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
尊重各成员国的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民族特性；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纷争；不干涉成员国内政；就涉及关系东盟共同利益事宜加强磋商机制，依照东盟条约和国际惯例解决纷争，棘手问题将交由东盟首脑会议协商决定。
地位
《东盟宪章》对各成员国具有约束力，赋予东盟法人地位。
泰国那些东南亚国家近期的政治变化
2009年，影响东南亚地区形势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全球金融海啸引发的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刚刚从1997年金融危机中走出来的东南亚又将经受一次重大的考验。从政治层面看，东南亚在2009年将会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年，印尼的大选不会出现大的波澜；泰国在经历了几年的动荡之后，人心思定，街头政治不得人心；马来西亚两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和人民联盟争权夺利，但是，这种斗争将会限制在制度范围内。在地区国际关系方面，发达国家忙于国内救火，自顾不暇，而东南亚两个最大的邻居—中国和印度则是风景这边独好，东南亚地区发展进程中的中国因素和印度因素将会进一步凸显。
印尼
在2009年，东南亚政治的焦点是印尼的大选、泰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及马来西亚的政局能否保持稳定。
印尼中央选举委员会决定，今年4月9日举行全国各级议会选举，7月8日进行正副总统直选（若需举行第二轮投票，则将于两个月后，即9月8日举行）。各级议会选举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总统选举。目前已经推出几位总统候选人，包括现任总统苏西洛，前总统梅加瓦蒂，现任副总统卡拉，随着选举日期的临近，竞选气温日渐升高。现任总统候选人苏西洛以在任总统四年所取得的政绩作为竞选的主要资本，前任总统梅加瓦蒂是国会最大的反对党推出的候选人，卡拉原来打算继续作为苏西洛的副手参与竞选，最近专业集团(戈尔卡)党所有省级支部理事会决定，将推出该党主席卡拉作为该党总统候选人，作为印尼国会中占有最多议席的第一大政党候选人，卡拉拥有许多苏西洛和梅加瓦蒂所有没有的资源。
苏西洛近日在多个场合中说，其政府虽然遭到天灾、油价不稳及全球金融风暴冲击，但经济成长仍高达6%，失业和贫穷率都比4年前降低。梅加瓦蒂则批评现政府施政失败，苏西洛没有兑现2004年竞选时的诺言，物价、失业和贫穷水平仍居高不下，使印尼日益偏离公正繁荣目标。
前人协议长、国民使命党中央评议会主席（2004年总统候选人）阿敏.赖斯也认为2009年总统大选将主要在两位候选人梅加瓦蒂和苏西洛之间展开，但他希望有更多的政党能够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竞选， 阿敏. 赖斯表示，2009年大选已迫在眉睫，其他中小型政党不应只是充当“出租”的角色。因那样会使中小型政党的支持票流向大党，让大党在总统选举中得到实际利益。
从各方面情况看，苏西洛蝉联下任印尼总统的可能性要比梅加瓦蒂大得多，理由有二：第一，作为现任总统，苏西洛执政四年取得了良好的政绩，尽管经历了许多自然灾害和世界经济衰退等困难，但印尼的经济的表现仍然不俗，好于其他东南亚邻国，也优于前几任总统。印尼政治也开始逐步走向稳定，现政府在反腐倡廉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反贪污行动中既抓苍蝇，也打老虎，使人民群众基本满意，在地方自治方面也扭转了前几年混乱的局面，重新确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自治开始向有序的方向发展；第二，苏西洛是一位各种政治势力都比较能够接受的人物，许多人视其为印尼总统的最佳人选，认为他能力继续领导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他目前已经得到了许多重要政党的支持。
印尼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在经历了多次总统和立法机构的选举之后，印尼人民的选举热情已经逐步冷却，因此，2009年的大选估计不会有大的波澜，将会平稳而有序地进行，“人民对长时间的民主盛会已经感到筋疲力尽，因此，2009年选举预测不会出现什么高潮和激动现象而是平静地进行。”[3] 印尼的政治改革自1998年开始进行，迄今已经有10年的时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在推动民主化进程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实行普选，一人一票制，直接选举总统、国会议员和地方各级行政首长，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三点：一是政府的工作效率低下，这可能是民主政府的通病；二是贪污腐败虽然受到重大打击，但仍然非常盛行，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这是令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一个方面；三是地方自治引起较大的混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没有理顺成章印尼中央政府于2008年12月10宣布撤销了2398项不利投资的地方条例，据悉全国地方政府总共有11,401项地方条例，如此多如牛毛的地方条例，令投资者却步。加上
地方官员贪污无能，缺乏全局观念，只为短期的个人利益着想，使投资者敬而远之。被撤销的地方条例大部分与交通、农业、工商及林业等部门有关，以在东爪哇、北苏门答腊和西爪哇省推行或将实施的地方条例最多。 印尼于2002年开始实行地方自治，中央下放权力后，许多地方政府以增加收入及提高建设为由，纷纷制定地方发展条例。“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项，即执行地方自治、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地方政府的权力大大的膨胀，不过地方政府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步调未能一致，中央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往往因阻碍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在地方上受到严重的扭曲。”[4] 印尼黄力群先生认为，印尼的地方自治目前主要存在如下四个问题：1)一下子放得太多，太宽，问题丛生；2)地方缺少自治能力，尤其缺乏实行自治的管理人才；3)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职能没有明确的划分，地方不懂如何行使权力，中央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与地方的关系；4)各个省与中央的关系目前已经有一些法律和法规进行了界定，但省与县市之间，各个地方之间的关系则非常混乱，基本上没有任何规定。针对这几年地方自治出现的混乱情况，苏西洛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将一些下放的权力重新收回，适当集中中央的权力。[5]
最近，印尼某报举办了一次民意调查，约有半数民众表示对改革成果不满。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是政党的表现，“民众对国会议员的印象越来越坏，据调查结果，2005年有56.8%受访民众不满民意代表的表现，2008年4月调查结果，有70%民众不满，2008年7月不满程度增加到81.3%。52.5%的受访民众认为，国会或政府所制定的法令未保护人民的利益，他们认为这些法令只维护当权者或集团的利益。”[6]
笔者一直坚持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在印尼已经实践了10年，印尼人民已经从民主这个大学校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正在变得越来越成熟。然而，政治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0年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要真正成熟，可能要经历几代人的努力，印尼人民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当然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一步，今后也许还会出现像菲律宾和泰国那样的挫折，但是，人民会从中学到很多，人民会更加成熟，今后，印尼民主进一步提升和发展的关键，是能否真正产生一个有效率的、廉洁的政府带领印尼走向繁荣和富强，使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富足的生活，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民主的印尼发现她自己处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全球环境中，她不仅要与中国和印度竞争，而且也要与越南和泰国竞争，甚至还有巴西和土耳其。她还面对一大堆国内经济问题，按照目前的增长率，只能使印尼经济摆脱债务和实现基本的稳定，却无法为那些中学毕业和大学毕业的大量青年学生提供充足的工作机会，全球金融海啸更进一步削弱了她在这方面的能力。„„总而言之，印尼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缺少一个好的政府。”
泰国
泰国自2006年以来陷入持续了三年的政治纷争，政府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反他信的各种势力团结在“人民民主联盟”（简称“民盟”，下同）的旗帜下，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终于把他信和亲他信的势力赶下台，组成了以阿披实为首的新政府。陈建荣把泰国目前的各种政治力量描绘为“三权分立”，一是君权，即以国王为首的政治势力，二是军权，即以军人为核心的政治势力，三是文官政府。这三种权力相互制约，有时相互合作，有时又相互斗争，当这三权相互合作时，泰国政治便能够稳定、和谐和有效地运作；当这三种权力出现矛盾甚至相互斗争时，泰国政治便出现动荡不安。从目前的情况看，三种权力已经达成了暂时的联合，合作取代了矛盾，于是，便产生了新的政府。亲他信的势力虽然不满，并且不断地开展各种抗议活动，但是，经过三年多的动荡之后，泰国人民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再开展各种反政府的抗议活动不会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因此，笔者预测，泰国政治今后一段时间将会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能够维持多长时间，主要取决于如下三个因素：一是阿披实政府能否顺利地带领泰国抵御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的冲击，引导泰国经济尽快走向复苏；二是上述三种权力的合作能否持续，即三个政治势力之间能够达成妥协，克服矛盾，而这又取决于三权之间的利益能否实现平衡，不会出现过分的利益倾斜；三是被赶下台的他信势力是否承认失败，放弃街头抗议活动，保存与壮大实力，寄希望于下一次的大选，重新上台。笔者赞同陈建荣关于泰国民主政治的如下结论：“从1932年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泰国人民一直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前进，但假如军队仍能操纵政治，法制不能有效地保障民主的实施，金钱能肆无忌惮地渗入民主，而政党不能充分行使其政治功能，那么泰国的民主化进程还将困难重重。”
马来西亚
2008年3月大选之后，马来西亚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格局，执政的国民阵线丧失了5个州的政权，在联邦议会中也失去了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的优势地位，由几个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因此，有人把马来西亚2008年大选比喻为“政治海啸”，极大地震撼了马来西亚政局，完全改变了马来西亚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马来西亚去年发生的政治海啸产生了两大效应，将在2009年和今后几年进一步发挥影响，一是促使执政的国民阵线各个政党反省自己，其中最大的执政党巫统将在今年3月举行党内选举，产生新的领导人，这也就意味着，马来西亚将会产生一位新的总理，现任总理巴达维将会退出，现任副首相纳吉将出现接班，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肯定会由纳吉接班。但是，由于政治海啸的冲击，执政党内部已经是人心涣散，有些国会议员已经易帜，有些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随时准备加入人民联盟的阵营；此外，执政联盟各个政党之间也心存介蒂，面和心不和，互相抱怨，纳吉接手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二是反对党联盟－人民联盟在取得了5个州的地方政权之后正在摩拳擦掌，准备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然而，长期处于反对地位的人民联盟并没有做好执政的人才准备和思想准备，他们在5 个州执政之后，做得并不漂亮，许多时候还迷失身份，继续把自己当作是反对党。此外，各个反对党之间原来是在反对国民阵线的旗帜下暂时团结在一起的，他们的意识形态、路线、方针和政策有重大的差别，一旦掌握政权，这些分歧和矛盾立即开始尖锐起来，执政之后，各个政党之间还有一个如何分配利益的问题。
2008年8月，马来西亚槟城峇东埔国会议席补选，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赢得65.8%的选票当选，得票率比3月8日全国大选时旺阿兹莎的得票率还高，出乎许多观察者意料之外。新加坡的政治分析家认为，“一般预料，随着安华成功重返国会，马国政局接下来势必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因为无论安华的变天大计是成是败，接下来必定乌云满布、尘土飞扬，执政的国阵会倾全力阻挡这股夺权的势头，而在野阵营也将铆足最大的后劲，毫不放松，双方必将展开一场殊死斗。这是否将使马国政局变得动荡，甚至影响经济与投资者的信心，确实值得人们关注。„„安华的前路固然并不平坦，马国政治也将变得更加风云诡谲，变化难料。”[9] 安华能否在下届大选中取得胜利，取决于如下几个因素：一是执政的国民阵线无法收拾残局，尤其是在如何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中，无法带领马来西亚经济继续走向繁荣；二是反对党在其执政的5个州能够顺利地执政，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给这5个州的人民带实际的好处。有政治分析家认为，2008年大选给马来西亚政局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国民阵线长期执政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今后将出现两个政党联盟――即国民阵线和人民联盟轮流执政的格局。如果出现这一政治格局，对马来西亚民主政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去年底，长期研究马来西亚政治问题的学者何启良先生在暨南大学做了一场关于马来西亚民主政治的学术演讲，他对当前马来西亚政治作出如下评论：如果反对党能够在他们执政的五个州取得成绩，将能够在下一届大选中一举拿下全国政权。但是，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这些反对党并未做好执政的准备。现在看来，反对党仍然动摇不了执政党的根基。关键还是马来人社会的特殊性。马来人对巫统的支持仍然是一如继往的。当然，马来民众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中下层马来人对巫统失去了信任，他们有被巫统抛弃的感觉。何先生认为，今后马来西亚政治将会出现如下新的趋势：
1)原有的以种族为基础的政党政治将会发生变化，各大族群并不一定认同本民族的政党，如印度人对印度人国大党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抛弃了本民族的政党。有一个专门针对马来民众的调查结果显示，80%的受访者表示种族政治已经不符合民主发展的潮流，61%的受访者认为，新经济政策对马来人的照顾已经过时，不必要也不利于种族团结。
2)两大政党联盟轮流执政，马来西亚不会出现两个政党之间的轮替，只会有两个政党联盟之间的轮替，即国民阵线与人民联盟之间轮流执政。
何先生对马来西亚民主发展的前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他认为，马来西亚的民主还是很幼稚的，还不成熟，实际上还是一种民粹主义，马来西亚的民主制度还是很脆弱的。但是，马来西亚民主的前景是光明的，多元社会，言论自由，反对党的存在与发展，这些都是民主发展的基本条件，马来西亚都具备了。
大的局面已经终结，因为当年产生这个政治格局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10] 者完全赞同何先生上述观点，但也存在一点忧虑，主并非易事，在多元种族社会，推行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距不断缩小，各民族之间的理解与融合程度较
高，但从各方面的情况看，马来西亚各大种族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距离，要消除这些距离，仍然需要时间，需要各方继续作出巨大的努力。
缅甸
缅甸军政府在今年有很大的动作，与果敢地区的交火就是例证，日益富有的果敢地区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政策，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这是登盛总理所不愿看到的。不过即使如此，因为中国这个强大的邻居，缅甸在打击果敢的同时不免投鼠忌器，有畏惧之心，因为果敢与云南交界，此次军事冲突造成了中国平民的死亡，所以缅甸的行动是否能够跟进还有待观察。
菲律宾
临近大选的菲律宾最近爆发了地方武装绑架官员并大肆屠杀的惨剧，菲律宾一向自诩为美式民主的样板，但名不副实，分封的地方武装依然强大，普通民众依然生活潦倒，每逢大选前夕，菲国就会有暗杀政治家等消息传出，成为民主进程中的巨大障碍
少数民族对其经济劣势地位的容忍度（简称“经济容忍度”）往往大于对其文化从属地位的容忍度（简称“文化容忍度”），因为文化的消亡才真正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最终消亡。在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中，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少数民族的经济容忍度尚未达到极限而其文化容忍度已经达到极限时，或者说二者的叠加使文化层面上的容忍遮蔽了经济层面的容忍时，反叛就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倘若将贫困视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因素，它就不会必然导致少数民族的反叛，因为在经济贫困下其生存安全的范围是较有弹性的。倘若综合考虑贫困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因素，它与反叛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会大大加强，这是民族文化的敏感性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动乱或民族冲突并不必然基于经济利益的矛盾，只有当文化因素或民族感情因素凸显时，对抗才不可避免。现代化运动的全球扩张之最新发展，乃是历史上国家空间对非国家空间的挤压之现代版，而非国家空间的居民之痛苦，更突出地表现为文化自主权被剥夺的痛苦，因为这些地区的居民更多是有别于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
贫困与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动乱
——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文化抗争
原载：世界民族
陈衍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模式的释义阐述了全球化进程中贫困与东南亚国家民族动乱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贫困不仅指经济贫困，而且还包括文化(广义的文化)贫困。文章认为，在“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模式中，文化是主要的矛盾方面；在全球化刺激下民族主义的多层次、全方位的表现，是贫困问
题与民族抗争相联系的重要原因；全球化时代东南亚国家中的贫困与反叛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围绕文化自主权的民族抗争。
关键词：东南亚国家/民族动乱/全球化/经济—文化抗争
在东南亚国家中，为什么由贫困所引发的抗争有时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有时则以民族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与东南亚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有无关联？如果将全球化视为源于西方现代化运动的全球扩张之最新发展，则二战后初期东南亚仍处于被动式现代化阶段，其民族主义的目标指向乃是继政治独立之后的经济独立，此间因贫困所引发的抗争更多地是以“农民—地主”这种阶级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几乎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重叠，民族主义在许多情况下转而为地方或族群所利用，因贫困所引发的抗争更多地是以“少数族裔—主体民族”这种民族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在全球化的刺激下，民族主义之多层次、全方位的表现，是贫困问题与民族斗争相联系的重要原因。
进一步探讨可以发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民族运动取代了阶级斗争而居于世界舞台的前列。① 同时，全球化背景下的贫困不仅仅是经济贫困，而且是文化(广义的文化)贫困，这是一种更为深层次的贫困。在这种双重贫困的境况下，以地区、宗教、民族、语言等为基础的各种亚群体及其分别发起的群体性运动遍及东南亚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逐渐与组成国家的主要社会阶层(阶级)一争高下，且与民族国家相抗衡。② 这是因为，阶级斗争一般基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而与文化无直接关系，然而在民族国家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不仅国际资本等因素的运作可能损害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而且文化均质化的倾向亦可能危及这些亚群体的文化根基。
一、“经济—文化双重结构”的提出
本文试图通过对“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模式的释义，来阐述东南亚国家中贫困与
民族动乱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经济”和“文化”概念除了其一般的含义之外，还有其特定的含义，即“经济”是经过整合了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经济，而“文化”则是多民族国家中单个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在“经济”层面，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的经济生活已无法分割；而在“文化”层面，各民族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整合则尚未完成。这就出现了二者的错位或不同步，由此产生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就民族国家的整合而言，国家的经济整合与文化整合是相互促进和彼此制约的。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过程中，少数民族对其经济劣势地位的容忍度(以下简称“经济容忍度”)往往大于对其文化从属地位的容忍度(以下简称“文化容忍度”)，因为文化的消亡才真正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最终消亡；而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经济的包容度也常常大于对其文化的包容度，因为对主体民族来说，本民族的文化通常是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少数民族的文化只能是被整合的对象。
就一般意义来说，经济与文化是相互交织和密不可分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中，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少数民族的经济容忍度尚未达到极限而其文化容忍度已达到极限时，或者说二者的叠加使文化层面上的容忍遮蔽了经济层面的容忍时，反叛就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倘若将贫困(狭义的贫困)视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因素，它就不会必然导致少数民族的反叛，因为在经济贫困下其生存安全的范围是较有弹性的。倘若综合考虑贫困(广义的贫困)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因素，它与反叛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会大大增强，这是民族文化的敏感性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动乱或民族冲突并不必然基于经济利益的矛盾，只有当文化因素或民族感情因素凸显时，对抗才不可避免。换言之，从纯经济的角度看问题，物质上的匮乏并不一定触及精神层面的安全感，但从超越纯经济的角度看问题，并考虑到精神受物质刺激且反作用于物质的必然性，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二、文化是“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主要的矛盾方面
就上述意义而言，何者是“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模式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观点，“过去，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构成了抗议的基础，今天经济问题占了主导地位，边缘性共同体声称，由中心或关键性族裔控制的政府，剥削了他们的资源和劳动，忽视了他们的地区或使该地区边缘化”。③ 换言之，经济是主要的矛盾方面。然而，此说无法解释如下现象:泰国北部山区的经济比泰国南部(以下简称“泰南”)四府更为落后，泰北山民的抗争却远不如泰南穆斯林来得激烈；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的经济也落后于南部穆斯林地区，而前者亦未发生如后者那样的激烈抗争；印尼亚齐地方经济的衰退虽非全印尼之最，然而亚齐的分离主义倾向却是最突出的，等等。笔者认为，文化才是主要的矛盾方面，按照这一观点，上述现象或许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在“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文化之所以居于主要矛盾方面的地位，首先是全球化时代独特的历史条件造成的。纵观二战后世界历史的演变过程，“发展的重点先是从政治自由转移到经济增长，继而转移到社会平等，最终转移到文化自主”。④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政治独立之后的内部变革，最主要的是经济变革。然而，这一变革除了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之外，其过程还可能加剧业已存在的不平等。而统治集团最容易犯的错误有二:一是“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把对于分配公正的考虑挤到一边”；一是“忽视特质文化的要求及其争取自主的自我表现”。⑤ 二者的要害都是否定文化的中心作用，因为分配公正与文化自主都是经济发展本身所无法提供的，它们乃根植于相应的社会道德、文化之中。“如果以蛮横的态度对待文化，文化会做出暴烈的反应，为发展而进行的许多努力可能因此毁于一旦”。⑥ 因此，对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不可能弃文化以求发展，因为文化有关键性的作用”；“文化已经走到舞台中央，影响着发展的过程及其成果的分配”。⑦
其次是政治文化的急剧变迁造成的。民族认同是人类社会最根深蒂固的认同之一，它不会因为经济地位的变化而更改，它是由文明的特质、各文明间的差异决定的。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新认同政治(the new politics of identity)对传统政治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其主要表现之一是“个人对传统政治和阶级的认同越来越淡漠，越来越归附于亚团体或者重归个人”。⑧ 换言之，“种族认同、地方认同、性别认同等正在冲击和替代着传统的阶级认同、政党认同”。⑨ 这是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快速的变化造成了身份界限的模糊”，使人们“加强了对身份归属的紧迫要求”。⑩ 而传统的阶级认同无法解决文化归属问题，只有文明“是确立身份和意义的有效源泉”。(11) 这样，民族或种族的认同便取代阶级认同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要认同取向。这一认同取向无疑凸显了文化的作用，进而也决定了在“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是文化而不是经济居于主要矛盾方面的地位。
三、反贫困斗争的物质与道义性质:以森林开发利用为例
东南亚国家少数民族反贫困的斗争不仅具有捍卫生存环境的物质上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具有捍卫民族文化的道义上的性质。东南亚国家少数民族围绕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斗争，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从自然资源开发史的角度来看，越是边远、偏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其森林资源的保存越完好。然而，这是就经济开发尚未全面展开的时代而言的。在全球化时代，这些边远、偏僻之地已被纳入开发的范围。在印尼，97％的森林分布在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西伊里安等的外岛上，(12) 那里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既是山地民族的聚居区，也是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是全国林木资源贮存量最大的地区，同时也是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这些地区的森林无一例外地被大量砍伐，世代居住于当地的少数民族的抗争活动也
随之频频发生。民族动乱固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具有生存环境和文化象征双重意义的森林资源的被破坏，无疑是使少数民族陷入贫困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印尼外岛，由森林问题导致的冲突已经爆发，这是因为天然热带森林不断被砍伐，乡村居民不断被驱赶。(13) 在泰国，土著山民部落在反贫困斗争中是这样表达其观点的:“土著民族珍惜森林与自然，珍惜这个世界的生态。他们生活在森林中„„森林是他们的家、他们的社区、他们的生命。国家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部落民族珍惜森林，并以一种平衡的、恰如其分的方式与之共处。”从他们的宣示中，透露出工业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是贪得无厌和具有破坏性的”(14) 这一残酷现实。这对视自然与人为浑然一体的土著民族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在菲律宾棉兰老，“跨国公司——多尔大菠萝公司——已经获得了对该岛低地的占有权，该公司正在毁坏土壤并将农民赶到高地上。在高地所有者与低地所有者之间的激烈冲突中，土著人——‘部落群’——为保护他们文化的完整和‘祖产’而战”。对原本和谐的自然—人文环境的破坏和侵蚀，“是跨国公司经常通过‘合法’或者非法活动而导致的结果”，其殃及地区“包括穆斯林棉兰老岛自治区以及卡加延—德奥罗—伊利甘增长走廊”。(15) 森林不仅承载着土著民族的自然生命，而且融入了他们的人文意识，所以森林被破坏所导致的贫困绝非仅仅是物质上的贫困。
对于东南亚的少数民族或土著民族来说，外力介入森林资源的开发剥夺了他们的“似乎属于自然权利的东西”。换言之，居住于林地、利用森林产品是土著民族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而“从前一直像空气一样免费的、现在仍近在眼前、伸手可及的资源，突然间不允许他们沾边了”，(16) 这不仅破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更打击了他们的自主意识。国家为何能如此恣意妄为？“在东南亚，土地控制作为国家或国家机构合法化的基础，大体上源于殖民主义”。(17) 但在殖民地时期，以土地控制为基础的森林开
发主要限于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远离政府所在地的森林中心地带——那里常常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大多尚未被触及。当现代化与全球化潮流相继涌来时，对土地与森林的攫取已是无所不至，少数民族地区自然不能幸免，而他们的经济—文化抗争也就势在必然了。
四、发生民族动乱的决定性因素:对不同贫困类型的分析
“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二者既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又因应于一定的条件而发生转化。当少数民族尚未将经济上的贫困与政治—文化权利的丧失联系起来时，该矛盾统一体的结构会呈现相对稳定状态，但这也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当少数民族明确地意识到自身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文化地位密不可分时，这种稳定状态就会被打破，长期积累的问题就会以突变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的主导地位也会在其“暴烈的反应”中凸显。
那么，少数民族的贫困达到何种程度时，才会与其他因素共同导致动乱或反叛呢？对此难以一概而论，因为这要视具体的民族地区属于哪一种贫困类型而定。东南亚的贫困状况虽然复杂多样，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主要类型，即发展中的贫困与欠发展中的贫困。前一种类型是指融入国民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土著民族不仅未能得益于发展，反而陷入一种相对贫困的状态中，此类型可以印尼亚齐、菲律宾棉兰老为例；后一种类型是指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了的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土著民族在欠发展中陷入一种近似绝对贫困的状态中，此类型可以泰国北部山民、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为例。
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亚齐省，自20世纪70年代初发现丰富的油气资源以来，迅速发展成一个能源大规模开发的省份。从1980年开始，亚齐平均每年为印尼带来20亿—30亿美元的出口收益。1985年，亚齐是印尼第三大出口创汇省份，仅次于廖内和
东加里曼丹。(18) 尽管亚齐从本地油气收入中所得的份额一开始就很小，但当时的亚齐并不是印尼最贫困的地区。从印尼各省的贫困率来看，1980年亚齐的贫困率仅为
8.8％，而同期其他省份的贫困率多在10％—20％，有些省份甚至在50％以上。(19) 从长远来看，亚齐的发展是国家现代化及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亚齐的资源开发被印尼中央政府和跨国公司所垄断，获益者乃是印尼中央政府和跨国公司，而不是亚齐人民。不过，从亚齐发展的起步阶段来看，这一恶果尚未显露出来。然而恰恰在亚齐开发初始且贫困问题尚不突出时，延续了本地区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并提出“独立”诉求的“自由亚齐运动”兴起了。这说明，属于“发展中的贫困”这一类型的民族地区，不一定要坠入贫困的深渊时才会有民族动乱或反叛发生，而是只要当地精英人物意识到本民族政治—文化自主权有所丧失，就可能出现动乱与反叛。这是由于长期反抗外敌的历史所形成的文化积淀极易受现代化和全球化等外来因素的刺激，所以当经济剥削尚未超出可容忍的范围时，文化上的被剥夺感就已超出了可以忍耐的限度。
位于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从自然与矿物资源的拥有来说它是菲律宾最富裕的地区——(政府)一开始的努力就是为菲律宾北部的工业搜括资源„„独立后，许多跨国公司来到棉兰老置业„„棉兰老成了菲律宾赚取外汇收入的主要地区”。(20) 从这一点来看，它与亚齐是非常相似的。但棉兰老岛的情况也有两点不同之处:首先它输出的主要是热带经济作物产品及木材，而不是能源产品；其次穆斯林在其聚居的13个省当中，只在4个省占人口数量上的优势，来自北方的天主教徒移民反而成了多数。这两点都使棉兰老岛土著民族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其民族文化受侵蚀的程度比亚齐严重；后一点则使棉兰老岛的贫困问题较为复杂。因为来自北方的移民也有许多是贫苦农民，所以难于将该地区的贫困人口等同于穆斯林。棉兰老岛的大规模开发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为代表的反抗运动也正是兴起于这一时期。能
否以此断定经济原因即是当地民族反叛的主要原因甚至惟一的原因呢？该阵线在宣言中将土地被掠夺与伊斯兰教受到威胁并列为起义的两大原因。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因素并不能单独起作用，民族文化受到歧视是一重要原因，“当普通的菲律宾穆斯林民众无法面对继续存在的歧视、无从改进自身的生活条件时，大都会倾向于支持武装的分离主义组织”。(21) 因此，与亚齐属同一种贫困类型的棉兰老岛，在贫困与动乱的关系上也是类似的。
如果说发展中的贫困是后发式的，那么欠发展中的贫困则是原发式的。另外，作为贫困的主体，前者是一元同质的，后者则是多元异质的。泰国北部山地民族(山民)的贫困，即是后一种类型的贫困。泰北山民由20多个民族组成，他们在历史上长期的迁徙、流转过程中，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杂居局面，他们共约有70万人、10万户(1990年)，分散居住在泰国北部的近3500个村寨中。(22) 泰北山民的贫困是一种“三合一”式的贫困，亦即由原始的农业经济、封闭割裂的社会、恶劣的自然环境共同构成三个互相黏结又互为因果的贫困。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部分泰北山民非永久性地流入城市，现代政治意识也开始渗透到各山民部落中。那么，在与主体民族之间存在巨大经济差异的情况下，泰北山民为何没有像泰南穆斯林那样进行抗争？其原因不是泰北不如泰南贫困(实际上其贫困程度乃全国之最)，而主要是异质文化无法对各山民部落产生凝聚作用。尽管历史上泰北有的地方如东北部，也曾因是“反对曼谷政权的中心地区”而具有“反叛传统”，(23) 但当代的情况却是，即使抗争，也是采取合法、半合法的形式，有时还须借助于外力的推动，如“在非政府组织与学术界的鼓励与帮助下，20世纪90年代初，北方农民网络在泰国北部地方社区网络的基础上形成了。该网络为其会员的资源权利与社会公正而斗争，那些作为会员的社区有许多是少数族群(‘山民部落’)，比如克伦人”。(24)
这说明，属于欠发展中的贫困这一类型的民族地区，不是其贫困程度不足以激起当地居民的反抗，而是由于其文化的异质性、居住的分散性、思想的保守性以及精英缺失等，使得有组织的、强有力的反抗终难形成。
菲律宾有60多个山地少数民族，分布在自北到南的全国各个地区，其文化的异质性与居住的分散性更甚于泰国北部的山民。在拥有庞大贫困人口的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处于贫困者的最底层，欠发展的印记在他们身上更为深刻。直到20世纪上半叶，有些菲律宾山地民族如阿埃塔人还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但是，现代化的浪潮使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其中，他们原有的经济—文化模式惨遭破坏，如阿埃塔人转而在贫瘠的山坡上从事游耕，在与外界接触后其原始信仰也遭到腐蚀，从而变成“濒危”民族。(25) 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他们也和泰国山民一样，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民族运动，而只能要求实践宪法规定的民族自决权。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的边缘化更甚于泰国北部的山民，因为他们不是相对集中于一个区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边缘化是一种以空间上的排斥为特征的区分模式”。(26) 他们极为分散的居住地像是主体民族汪洋大海里的一个个孤岛，他们最终有可能完全消失于强势的主流文化中。尽管他们也联合起来组成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但要想阻止贫困化与边缘化的趋势，他们的抗争却显得软弱无力。总之，与泰国北部山民属于同一种贫困类型的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在贫困与抗争的关系上也是相类似的。
将贫困与抗争的关系置于“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模式中进行分析的结果，证明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主意识，以及使其转化为现实力量的条件，才是动乱或反叛发生的决定性因素，而贫困的程度则是文化自主意识转化为现实力量的条件之一。
五、对不同视角下的经济—文化的综合性探讨
在前文所述的“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经济”与“文化”的特定含义是为了
立论分析时兼顾反贫困斗争中对立的双方而给予的限定。实际上，民族国家与少数民族都会从自身的角度赋予二者以不同的含义。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经济的整合乃是客观的、不可逆转的事实；国家文化的整合虽尚未完成，但少数民族文化成为被整合的对象是必然的，即从长远来看，少数民族文化不可能“单独存在”。从少数民族(特别是那些具有分离倾向的少数民族)的角度来看，民族国家经济的整合是可逆的，本民族地区的经济可以自成一体而不依赖于现有国家；本民族的文化更是可以长期单独存在，并且完全拒绝同化式的文化整合。
那么，是否有必要将国家与少数民族不同视角下的“经济”与“文化”置于同一框架下做一综合性的探讨呢？为了全方位地厘清东南亚国家中贫困与民族动乱的关系，显然有此必要。这里将以泰国南部为例来进行探讨。做此选择的理由是，泰南的贫困是介于“发展中的贫困”与“欠发展中的贫困”之间的类型；泰南的民族动乱既非连续式的亦非间歇式的动乱，而是一种由长期因素与突发因素相结合而形成的起伏不定式的动乱。选择这样一种中间类型，既可以较为均衡地展示国家与少数民族双方在贫困和动乱中的立场、观点及斗争策略，又可以将前述两种主要贫困类型联系到一起，就斗争双方的种种表现做一横向比较，并找出其共同点。
在泰国政府看来，随着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不断进入泰南，以及该地区资源的不断开发，泰南是国家整体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当地穆斯林的看法却与其相反。他们认为，无论是移民还是开发，都是以牺牲当地穆斯林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他们要求与泰国分离。泰国官方对此的反应则耐人寻味。曾任泰国副首相的巴拉帕特(Prapat)说过:“(泰南)马来人可以离开，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是土地必须留在泰国。”(27) 可以想见，在泰南穆斯林被视为可有可无的情况下，该族群陷于贫困便势属必然。从区域经济差距来看，泰南较之发达的泰国中部要贫穷许多，但比之于泰北则不算贫穷。从开
发程度来看，泰南介于发展与欠发展之间，故其贫困属发展中之贫困，亦即属于尚未定型之贫困。倘若不对泰南穆斯林的经济结构加以改变，其贫困可能深化并定型。目前，泰南四府的马来穆斯林人口大约有72％生活于农村，他们主要是自耕农。(28) 这种从业结构对其摆脱贫困是不利的。
泰国政府与泰南少数民族在经济整合观上尖锐对立，二者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看法更是格格不入。自20世纪30年代大泰族主义兴起至80年代泰国政府开始正视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以前，泰国官方一直否认境内存在少数民族，自然谈不上承认其文化上的独特性与自主权。泰国政府在经济上对泰南穆斯林还不时予以让步和扶持，但在对待其文化上则是以打压为主。围绕着传授伊斯兰宗教知识的学校“旁多克”(Pondok)的开办与封闭，泰南穆斯林与泰国政府进行了长期、反复的较量。由于认识到“旁多克”在泰南穆斯林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泰国政府于1961年颁布了“教育改进计划”，欲以政府控制下的私立伊斯兰学校取代穆斯林社区领袖开办的“旁多克”。以北大年为中心的“旁多克”教育系统，长期以来是马来半岛穆斯林精神力量的源泉。因此，泰国的这一教育改革计划遭到了泰南穆斯林的反对。“保守的伊斯兰教士和乡村伊玛目(伊斯兰宗教领袖——笔者)认为，政府的这一政策是对马来人伊斯兰认同的一个打击，是对其文化、社会与宗教价值观的打击。这种感觉导致了分离主义组织反叛活动的扩展”。(29) 如果说泰南穆斯林对经济的贫困尚能容忍，那么他们对文化的贫困乃至衰微则无容忍之余地。泰国政府欲以釜底抽薪的办法销蚀穆斯林的精神支柱，结果却适得其反，导致了少数民族反叛的蔓延。
很显然，无论从哪种视角赋予“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的“经济”与“文化”以何种含义，都不会影响到“文化”作为主要矛盾方面的地位。在贫困与动乱的因果链中，文化是潜藏其中的深层关联因素。泰南如此，亚齐、菲南亦如此。亚齐的间歇式反叛与
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起落及虔诚穆斯林意识的反弹同步，菲南穆斯林的连续式抗争亦与天主教强势文化的不断侵蚀相关。不可否认，经济因素是导致这三个地区反叛的直接原因，但文化才是贫困衍化为动乱的终极推力。
六、余论
对历史和现实的纵向考察，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全球化时代一些国家境内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抗争之发展脉络。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在前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的东南亚，使用国家空间和非国家空间概念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的思考。”他引用埃德曼德·李奇的话说:“我们事实上应该将相对人口密集、在首都范围内的种植水稻地区看成‘王国’(即国家空间——笔者注)，而将其他地区，尽管可能距离首都也很近，看成是‘非国家空间’。”他进一步指出:“现代的发展计划，不论是在东南亚或其他地方，都要创造出国家空间，从而使政府可以改造那些‘被发展’的社会和经济。现代的发展主义民族国家将边疆的非国家空间转变为国家空间是普遍发生的，并且对于这些空间的居民往往是痛苦的。”而“在实际反叛的背景下，人们创造和清楚区分国家空间与非国家空间的努力的逻辑结果才会显现出来”。(30)
笔者认为，现代化运动的全球扩张之最新发展，乃是历史上国家空间对非国家空间的挤压之现代版，而非国家空间的居民之痛苦，更突出地表现为文化自主权被剥夺的痛苦，因为这些地区的居民更多的是有别于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如果说经济上的贫困是少数民族边缘化的显性特征和民族动乱的表层原因，那么文化自主权的丧失则是少数民族边缘化的本质特征和民族动乱的深层原因。因此，全球化时代东南亚的贫困与反叛的关联，便主要表现为围绕文化自主权的民族抗争。
本文已经指出，东南亚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整合尚未完成，并且从国家与少数民族的不同视角来看待文化整合，仍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倘若从全球历史中民族国家的整合这
一大视角来考察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欧洲，“这种整合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平衡、不彻底的。其间充满了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种族压迫、歧视、强制同化和社会文化的边缘化”，更遑论东南亚这样的发展中地区了。因此，“这种结构上的非均衡性与文化上的非均质性，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特性”。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又使“人们对保持民族文化权利、使民族文化特性不至于泯灭在一体化过程中等问题，变得非常敏感”。包括围绕文化自主权的民族抗争在内的种种冲突，“既反映了具有强烈的历史民族认同意识的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主体民族文化霸权的不满和抗议，也反映了全球化、一体化过程中人们对共同体外延和内涵的重新界定，以及对最大限度的文化自主性的追求”。(31) 全球化时代的“贫困”是指广义的贫困，亦即由经济与文化共同构成的多层次的贫困，其中文化上的贫困更具有本质的意义，它决定了这一时代的贫困之性质，从而又决定了由贫困推动并促成的民族动乱之性质，那就是捍卫民族文化自主权、重振民族精神，以求社会、经济上的平等待遇。在不跨越国家所能容忍的底线——不破坏国家统一与领土、主权完整——之前提下，应该说其诉求有一定的合理性，并应予以足够的重视，以便使少数民族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
注释：
① 参见［法］阿兰·图雷纳著、程云平译:《现代性与文化特殊性》，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② 参见［美］尼尔·J·斯梅尔塞著、黄语生译:《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第43—44页。
③ ［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维斌等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④ ［印］S·C·杜布著、何素兰译:《发展的文化维度》，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第217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第214、217—218页。
⑧ 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⑨ 同上，第95页。
⑩ 同上，第38、82—83页。
(11) 同上，第83页。
(12) 参见Nancy Lee Peluso, Rich Forests, Poor People: Resource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 Jav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5。
(13) 参见Nancy Lee Peluso, Rich Forests, Poor People: Resource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 Java, p.5。
(14) Bruce Missingham,“Forging Solidarity and Identity in the Assembly of the Poor: From Local Struggles to a 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in Thailand”, in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27,No. 3, September 2003, p. 332.
(15) ［美］詹姆斯·H·米特尔曼著、刘得手译:《全球化综合征》，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23、233页。
(16)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2页。
(17) Nancy Lee Peluso, Rich Forests, Poor People: Resource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 Java, p. 17.
(18) 参见Dayan Dawood & Sjafrizal,“Aceh: The LNG Boom and Enclave Development”, in Hal Hill(ed.),Unity and Diversit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 since 197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07。
(19) 参见［印尼］J·S·乌帕尔、布迪奥诺·斯里·汉多科著，谧谷译:《印度尼西亚的区域间收入不均》，载《南洋资料译丛》，1988年第3期，第62页。
(20) Syed Serajul Islam,“The Islamic Independence Movements in Patani of Thailand and Mindanao of the Philippines”, in Asian Survey,vol. 38, No. 5, May 1998, p. 452.
(21) Rizal G. Buendia, “The GRA-MILF Peace Talks:Quo Vadis?”,i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2004, p. 215.
(22) 参见申旭:《泰国山民问题及政府对策》，载《东南亚》，1993年第2期，第37页。
(23) 参见［美］詹姆斯·H·米特尔曼著、刘得手译:《全球化综合征》，第254页。
(24) Bruce Missingham,“Forging Solidarity and Identity in the Assembly of the Poor: From Local Struggles to A 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in Thailand”, in Asian Studies Review, p. 324.
(25) 参见包茂宏:《论菲律宾的民族问题》，载《世界民族》，2004年第5期，第31页。
(26) 参见［美］詹姆斯·H·米特尔曼著、刘得手译:《全球化综合征》，第289页。
(27) Moshe Yegar,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Secession: The Muslim Communities of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Southern Thailand, and Western Burma/Myanmar, Lexington Books,U.S.,2002,p.127.
(28) 参见Moshe Yegar,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Secession: The Muslim Communities of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Southern Thailand,and Western Burma/Myanmar, p.126。
(29) Moshe Yegar,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Secession: The Muslim Communities of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Southern Thailand, and Western Burma/Myanmar, p.135.
(30)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王晓毅译:《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47—250页。
(31) 王建娥、陈建樾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40、241、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