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开启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成为儒道各家都交口赞誉的一代明君。究其原因，这与他高超的用人艺术有着重要关系，在用人方面，他有很多地方值得从政者学习和借鉴。
任用会说的还是会做事的
对于一个明智的领导者来说，在用人的过程中，不仅要能做到奖惩严明，知人善任，而且还应具有大局意识和长远眼光，善于从全局的高度来权衡各种关系和利弊得失，然后选择最为满意的用人方略。在这方面，汉文帝堪称楷模。
文帝平时比较喜欢打猎。一次，他带着大小随从到皇家园林上林苑打猎游玩，只见奇珍异兽，应有尽有，心里非常高兴。来到老虎园的时候，上林苑的主管官员前来拜见，文帝就向他询问上林苑的面积以及动物种类。没想到这随口一问，那位主管官员竟然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文帝很生气。
这时，旁边的一个老虎管理员却对各种禽兽的情况非常熟悉，自告奋勇地跑了出来，回答了文帝的问题，并且口齿伶俐，言简意赅。文帝听了非常高兴，就打算撤掉原先的那个主管官员，改用这个老虎管理员。他刚想下令，却被大臣张释之拦住了。张释之问道：“陛下觉得绛侯周勃这个人怎么样啊?”文帝说：“这还用问吗?堪称长者。”张释之又问：“那东阳侯张相如呢?”文帝说：“也是长者。”这两个人都是汉初重臣，但是都有些木讷，不太会说话。
于是，张释之说道：“既然如此，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都曾对有些事情说不清楚，哪里像这个管理人员这么伶牙俐齿啊!”接着，他阐述了自己的主要顾虑，说：“秦朝的时候，很注重耍嘴皮子的功夫，结果朝廷官员以耍嘴皮子为能事，文过饰非，导致亡国。今天的这件事陛下是不是应该再考虑一下。”文帝一下子就明白了张释之的话，如果提拔了这个老虎管理员，确实有可能获得一个好的上林苑主管官员，但其他大臣则会认为这是耍嘴皮子的结果，若闻风而动，人人以耍嘴皮子为能事，定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
权衡利弊之后，文帝决定不提拔那位老虎管理人员，只是撤了那个主管官员，因为玩忽职守是必须受到惩罚的。自此，汉文帝在用人上就特别注意“听其言观其行”，从而树立了正确的用人导向，官场之风得以净化，其统治地位也得以巩固。显然，这与他用人上的明智是分不开的。
从细微处识人
文帝六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境，周亚夫被任命为将军，驻军细柳营。按照当时军法规定，军队中必须听将军命令，且军营中不能驱马快跑。于是，文帝在慰劳军队之时，不得不派使臣拿着符节下诏令给周亚夫，由周亚夫传话打开营门才得以进入军营，入营后，还不得不依法控制马缰绳慢行。对此，其他大臣觉得是对文帝尊严的冒犯，但文帝却不以为然。他透过周亚夫严格按军法办事的举动，睿智地看出了他的耿直可用所以对其盛赞不已。退却匈奴后，就将周亚夫升为中尉，掌管京城兵权。他临终前还叮嘱景帝，关键时刻要重用周亚夫。周亚夫亦不失文帝期望，后来平定了七国之乱。
文帝时期，为了招揽更多的人才来治理国家，他确立了特科察举制度。在其即位第二年及第十五年，曾两次下诏进行特科察举，专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当时的察举程序主要有：皇帝下诏指定举荐人才类型；丞相列侯公卿及地方郡国按要求举荐人才；皇帝对被举者进行策问，按对策高下授予官职。由于上至中央官员，下至地方政要，均要尽力推荐优秀人才，所以文帝的察举取士在选拔人才的范围上有了极大扩展，使全国上下许多人才可以不受出身限制，直接踏上仕途。正是在察举选贤中，一大批才能杰出者，如贾谊、张释之、晁错等，脱颖而出成为文帝时期的智囊名臣。文帝的察举制，只看才能而不论门第、籍贯、贫富、学派，拓展了人才选拔范围，网罗了大批智识之士。
对正反意见都会说好
大凡领导者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具有容人、容言、容事之雅量，既要听得进顺耳之语，也要听得进逆耳之言，要有闻过则喜、则改的大度和涵养。
有一次，汉文帝和冯唐闲聊，提及廉颇、李牧等战国名将，这使正在为匈奴之侵而犯愁的文帝大发感慨，认为自己若能得廉颇、李牧为将，就不用如此发愁。这时，冯唐就直言说，朝中即使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军人选，也不能被你使用。这明摆着是骂文帝乃无道昏君。对此公开挑衅和羞辱，文帝虽大怒，但以其宽容大度，并未对直言犯上的冯唐进行处罚。相反，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倒想知道冯唐为何如此讲，于是冯唐就道出了其中缘由。云中太守魏尚在抗击匈奴入侵时，公正无私、勇猛杀敌，从而使匈奴闻风丧胆，不敢侵犯，但就因为报功时多报了六个首级，被撤职查办，此足以说明文帝有将而不能用。这时，文帝以其宽厚仁慈的胸怀，谅解了魏尚之错，派冯唐持符节到云中，赦免魏尚并官复原职。文帝待人以宽的用人气度由此可见一斑。
据《资治通鉴》记载，文帝每上朝，只要大臣提出意见，文帝就必然会停下来专心听取。意见如果不可用就先搁置，意见如果合理可用就及时采纳。文帝的可敬之处就在于，无论意见可用与否，他都会说好，这就极大地鼓励了群臣继续提出各种建议。
一次，文帝过桥，有人从桥下走出来，惊了御马，文帝要求对其处以极刑，而廷尉张释之则认为“法者，天下所与天下公共也”，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因人而异，所以按照法律只能对此人处以罚金。这种无视皇帝尊贵的谏言，最终被皇帝点头称是。从文帝一生看，他自始自终做到了接纳谏言，并且没有杀过谏官，由此足可以看出他纳谏之真诚。（摘自《决策》）
汉文帝刘恒开启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成为儒道各家都交口赞誉的一代明君。究其原因，这与他高超的用人艺术有着重要关系，在用人方面，他有很多地方值得从政者学习和借鉴。
任用会说的还是会做事的
对于一个明智的领导者来说，在用人的过程中，不仅要能做到奖惩严明，知人善任，而且还应具有大局意识和长远眼光，善于从全局的高度来权衡各种关系和利弊得失，然后选择最为满意的用人方略。在这方面，汉文帝堪称楷模。
文帝平时比较喜欢打猎。一次，他带着大小随从到皇家园林上林苑打猎游玩，只见奇珍异兽，应有尽有，心里非常高兴。来到老虎园的时候，上林苑的主管官员前来拜见，文帝就向他询问上林苑的面积以及动物种类。没想到这随口一问，那位主管官员竟然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文帝很生气。
这时，旁边的一个老虎管理员却对各种禽兽的情况非常熟悉，自告奋勇地跑了出来，回答了文帝的问题，并且口齿伶俐，言简意赅。文帝听了非常高兴，就打算撤掉原先的那个主管官员，改用这个老虎管理员。他刚想下令，却被大臣张释之拦住了。张释之问道：“陛下觉得绛侯周勃这个人怎么样啊?”文帝说：“这还用问吗?堪称长者。”张释之又问：“那东阳侯张相如呢?”文帝说：“也是长者。”这两个人都是汉初重臣，但是都有些木讷，不太会说话。
于是，张释之说道：“既然如此，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都曾对有些事情说不清楚，哪里像这个管理人员这么伶牙俐齿啊!”接着，他阐述了自己的主要顾虑，说：“秦朝的时候，很注重耍嘴皮子的功夫，结果朝廷官员以耍嘴皮子为能事，文过饰非，导致亡国。今天的这件事陛下是不是应该再考虑一下。”文帝一下子就明白了张释之的话，如果提拔了这个老虎管理员，确实有可能获得一个好的上林苑主管官员，但其他大臣则会认为这是耍嘴皮子的结果，若闻风而动，人人以耍嘴皮子为能事，定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
权衡利弊之后，文帝决定不提拔那位老虎管理人员，只是撤了那个主管官员，因为玩忽职守是必须受到惩罚的。自此，汉文帝在用人上就特别注意“听其言观其行”，从而树立了正确的用人导向，官场之风得以净化，其统治地位也得以巩固。显然，这与他用人上的明智是分不开的。
从细微处识人
文帝六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境，周亚夫被任命为将军，驻军细柳营。按照当时军法规定，军队中必须听将军命令，且军营中不能驱马快跑。于是，文帝在慰劳军队之时，不得不派使臣拿着符节下诏令给周亚夫，由周亚夫传话打开营门才得以进入军营，入营后，还不得不依法控制马缰绳慢行。对此，其他大臣觉得是对文帝尊严的冒犯，但文帝却不以为然。他透过周亚夫严格按军法办事的举动，睿智地看出了他的耿直可用所以对其盛赞不已。退却匈奴后，就将周亚夫升为中尉，掌管京城兵权。他临终前还叮嘱景帝，关键时刻要重用周亚夫。周亚夫亦不失文帝期望，后来平定了七国之乱。
文帝时期，为了招揽更多的人才来治理国家，他确立了特科察举制度。在其即位第二年及第十五年，曾两次下诏进行特科察举，专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当时的察举程序主要有：皇帝下诏指定举荐人才类型；丞相列侯公卿及地方郡国按要求举荐人才；皇帝对被举者进行策问，按对策高下授予官职。由于上至中央官员，下至地方政要，均要尽力推荐优秀人才，所以文帝的察举取士在选拔人才的范围上有了极大扩展，使全国上下许多人才可以不受出身限制，直接踏上仕途。正是在察举选贤中，一大批才能杰出者，如贾谊、张释之、晁错等，脱颖而出成为文帝时期的智囊名臣。文帝的察举制，只看才能而不论门第、籍贯、贫富、学派，拓展了人才选拔范围，网罗了大批智识之士。
对正反意见都会说好
大凡领导者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具有容人、容言、容事之雅量，既要听得进顺耳之语，也要听得进逆耳之言，要有闻过则喜、则改的大度和涵养。
有一次，汉文帝和冯唐闲聊，提及廉颇、李牧等战国名将，这使正在为匈奴之侵而犯愁的文帝大发感慨，认为自己若能得廉颇、李牧为将，就不用如此发愁。这时，冯唐就直言说，朝中即使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军人选，也不能被你使用。这明摆着是骂文帝乃无道昏君。对此公开挑衅和羞辱，文帝虽大怒，但以其宽容大度，并未对直言犯上的冯唐进行处罚。相反，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倒想知道冯唐为何如此讲，于是冯唐就道出了其中缘由。云中太守魏尚在抗击匈奴入侵时，公正无私、勇猛杀敌，从而使匈奴闻风丧胆，不敢侵犯，但就因为报功时多报了六个首级，被撤职查办，此足以说明文帝有将而不能用。这时，文帝以其宽厚仁慈的胸怀，谅解了魏尚之错，派冯唐持符节到云中，赦免魏尚并官复原职。文帝待人以宽的用人气度由此可见一斑。
据《资治通鉴》记载，文帝每上朝，只要大臣提出意见，文帝就必然会停下来专心听取。意见如果不可用就先搁置，意见如果合理可用就及时采纳。文帝的可敬之处就在于，无论意见可用与否，他都会说好，这就极大地鼓励了群臣继续提出各种建议。
一次，文帝过桥，有人从桥下走出来，惊了御马，文帝要求对其处以极刑，而廷尉张释之则认为“法者，天下所与天下公共也”，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因人而异，所以按照法律只能对此人处以罚金。这种无视皇帝尊贵的谏言，最终被皇帝点头称是。从文帝一生看，他自始自终做到了接纳谏言，并且没有杀过谏官，由此足可以看出他纳谏之真诚。（摘自《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