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07 10:24 南方报网
作者：朱国伟
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社会可以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等三个部分。社会结构的变化，其结果在具有不同政治和文化构造的社会中将有所不同。
这里贝尔实际上为我们展示了社会结构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政治有着社会结构塑造的功能。一方面，政治体制的属性实际上代表着所有制结构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社会资源占有的差异，以及社会地位的差异，也就产生了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同时，政治权力的结构还影响着社会不同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政策结构与政策执行效果。此外，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往往代表着它的政治资源汲取的社会属性。比如在我国，工农联盟被认为是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基本力量。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实现长期执政的基础，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但是，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资源结构是变化的，资源供给主体的变化，这就导致了政治结构内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反过来又作用于社会结构。因为，在政治系统内部形成了某一社会阶层或者集团的利益的政治代表，这样就使得社会结构的变化朝着有利于己的利益集团利益的方向演化。虽然，追求利益主体结构的对称是不现实也不符合矛盾发展的社会动力学，但是，政治利益结构的偏失必然造成社会结构的不合理。
此外，政治还影响着文化。在吉登斯的理论之中，政治权力有着塑造文化的功能。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之中同样提到了文化资本的权力意义以及权力对文化资本的影响。这种影响最常见的措施就是政治社会化。由于政治对舆论有着绝对的影响力，这有利于塑造一种社会氛围或者重塑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以适应自身的政治价值需求。这一文化塑造又引导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并直接导致了符合于政治主导价值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社会需求的产生以及实际制度的与结构的生成。例如，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实际上首先宣言的是一种市场文化，而后才是市场制度。当这一市场价值理念成为社会以及政治共识之后，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这里包含了贝尔所说的技术结构、职业结构等变化。）和法律制度才得以构建并实施。
另一方面，文化并不是简单、被动的被塑造的。从文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来看。文化实际上代表着一种认知，社会结构的特征往往与认知有关。比如阶层归属认知的形成就产生了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即社会分层。而当这种阶层认知加以深化并以此为行动意识的时候，阶级的认知便形成了。但是，文化并不是静态的具有阶层性。一个人往往是多元文化的承载体，这样，多元文化的牵引往往促成了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实际上为其所处社会阶层的变化提供了可能，进而为社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可能。
此外，韦伯、马克思、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对社会传统的重视，制度主义者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非正式制度的界定，以及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等等，都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文化的价值。有如韦伯所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中所认识到的，文化实际上塑造着经济，而当这一点与马克思的理论结合的时候，就产生了文化与上层建筑之间间接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同时，在当制度被认为支撑一国经济发展的"第四要素"的时候，非正式制度在制度主义学者那里往往更被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福山更是直接论证了文化与繁荣之间的关系。日本经济的振兴，四小龙的发展即被认为是东方文化魅力的显现。阿尔蒙德、普特南等将文化在政治领域的运用，让我们发现，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实际上指的就是一种文化的转型。亨廷顿更是将文明的冲突看作现代世界秩序重构的动力。当我们了解到文化如此强大的威力的时候，对于国内社会结构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了。
更为具体的看，文化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与其它系统之间相互嵌入，因为这种嵌入性使得社会系统能够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安排。无论是波兰尼还是格兰诺维特对这种嵌入性的意义都倍加赞赏。同时，这种嵌入性也是我们认识到，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系统内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在功能上的变化。这源于文化自身结构的变化以及所承担的政治或者经济功能的变化。另一方面，在林德布洛姆、波兰尼等学者那里，文化还有着社会结构的控制功能，它作为一种不同于权威的更具自我管制性的机制来发挥塑造社会结构、引领社会秩序的作用。从这方面来看，文化实际上对政治的制约与促进功能更为清晰了。当然，这点在马克思、阿尔蒙德、普特南、伊斯顿、诺斯等等学者那里早已阐明。
谈这一点旨在说明：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与文化领域的改革对良性、和谐的社会结构的生成是两条可选的重要途径。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08-10-07 10:24 南方报网
作者：朱国伟
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社会可以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等三个部分。社会结构的变化，其结果在具有不同政治和文化构造的社会中将有所不同。
这里贝尔实际上为我们展示了社会结构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政治有着社会结构塑造的功能。一方面，政治体制的属性实际上代表着所有制结构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社会资源占有的差异，以及社会地位的差异，也就产生了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同时，政治权力的结构还影响着社会不同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政策结构与政策执行效果。此外，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往往代表着它的政治资源汲取的社会属性。比如在我国，工农联盟被认为是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基本力量。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实现长期执政的基础，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但是，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资源结构是变化的，资源供给主体的变化，这就导致了政治结构内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反过来又作用于社会结构。因为，在政治系统内部形成了某一社会阶层或者集团的利益的政治代表，这样就使得社会结构的变化朝着有利于己的利益集团利益的方向演化。虽然，追求利益主体结构的对称是不现实也不符合矛盾发展的社会动力学，但是，政治利益结构的偏失必然造成社会结构的不合理。
此外，政治还影响着文化。在吉登斯的理论之中，政治权力有着塑造文化的功能。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之中同样提到了文化资本的权力意义以及权力对文化资本的影响。这种影响最常见的措施就是政治社会化。由于政治对舆论有着绝对的影响力，这有利于塑造一种社会氛围或者重塑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以适应自身的政治价值需求。这一文化塑造又引导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并直接导致了符合于政治主导价值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社会需求的产生以及实际制度的与结构的生成。例如，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实际上首先宣言的是一种市场文化，而后才是市场制度。当这一市场价值理念成为社会以及政治共识之后，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这里包含了贝尔所说的技术结构、职业结构等变化。）和法律制度才得以构建并实施。
另一方面，文化并不是简单、被动的被塑造的。从文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来看。文化实际上代表着一种认知，社会结构的特征往往与认知有关。比如阶层归属认知的形成就产生了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即社会分层。而当这种阶层认知加以深化并以此为行动意识的时候，阶级的认知便形成了。但是，文化并不是静态的具有阶层性。一个人往往是多元文化的承载体，这样，多元文化的牵引往往促成了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实际上为其所处社会阶层的变化提供了可能，进而为社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可能。
此外，韦伯、马克思、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对社会传统的重视，制度主义者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非正式制度的界定，以及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等等，都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文化的价值。有如韦伯所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中所认识到的，文化实际上塑造着经济，而当这一点与马克思的理论结合的时候，就产生了文化与上层建筑之间间接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同时，在当制度被认为支撑一国经济发展的"第四要素"的时候，非正式制度在制度主义学者那里往往更被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福山更是直接论证了文化与繁荣之间的关系。日本经济的振兴，四小龙的发展即被认为是东方文化魅力的显现。阿尔蒙德、普特南等将文化在政治领域的运用，让我们发现，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实际上指的就是一种文化的转型。亨廷顿更是将文明的冲突看作现代世界秩序重构的动力。当我们了解到文化如此强大的威力的时候，对于国内社会结构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了。
更为具体的看，文化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与其它系统之间相互嵌入，因为这种嵌入性使得社会系统能够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安排。无论是波兰尼还是格兰诺维特对这种嵌入性的意义都倍加赞赏。同时，这种嵌入性也是我们认识到，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系统内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在功能上的变化。这源于文化自身结构的变化以及所承担的政治或者经济功能的变化。另一方面，在林德布洛姆、波兰尼等学者那里，文化还有着社会结构的控制功能，它作为一种不同于权威的更具自我管制性的机制来发挥塑造社会结构、引领社会秩序的作用。从这方面来看，文化实际上对政治的制约与促进功能更为清晰了。当然，这点在马克思、阿尔蒙德、普特南、伊斯顿、诺斯等等学者那里早已阐明。
谈这一点旨在说明：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与文化领域的改革对良性、和谐的社会结构的生成是两条可选的重要途径。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