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 利率市场化的主要途径是金融混业经 日前，在由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会主办的《“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专题系列讲座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作了深入浅出的演讲。他认为，随着中国工业化的逐步完成，城镇化将逐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因此，未来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将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保持相当大的规模和强度
经济转变应通过优化投资结构研判中国经济长期走势，一定首先要从总供求关系的分析入手。“无论是研究（短期）宏观经济运行，还是探讨（长期）经济发展，分析总供求关系及其变化，均是基础和出发点。”李扬说。而总供求的关系可由储蓄和投资的关系予以清晰且准确地刻画。
自1994年以来，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是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特征。
高储蓄决定了我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基本特征。因为“吸收”储蓄的路径，不是投资，就是出口，“这使得我国依赖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长期不得转变、很难转变且不宜转变。也由此形成了我国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外汇储备、高经济增长率为基本特征的所谓„中国谜团‟”。李扬说。
而储蓄大于投资的格局，也决定了一直以来中国金融业若干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如：来自投资领域的资金需求长期保持旺盛；资金长期相对过剩，利率动态保持低位；货币政策长期受外部因素制约等等。
李扬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以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以及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为基本特征。这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前所未有，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亦属鲜见。鉴于形成这种发展模式的主要因素依然没有变化，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转变，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李扬认为，目前中国更应当关注“如何”实现转变的问题。“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可能自去年开始已经转变。在国内消费未有显著增长的条件下，对国内投资的依赖仍将持续，因此，简单地压缩投资不仅不能奏效，而且会危及经济增长。”他说。
李扬认为正确的做法是：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引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逐步完成，城镇化将逐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因此，尽管随着制造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迁移，中西部地区还在复制东部地区以工业化主导动力的发展模式，并引致城镇化进程在这些地区大规模扩展。总体来看，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势将发生深刻变化。“目前，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城镇化引导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李扬表示。
城镇化模式势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原因在于“人”，李扬说，研判中国经济一定是对这个社会人的状况的分析。目前，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们现在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据2010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占到全部流动人口的60%以上，人数超过1亿。而新生代的流动人口已经不满足于流动和打工挣钱，而是越来越倾向于向其就业的城市移民。“农民工从„候鸟性流动‟转变为„移民‟，不仅继续要求制造业有稳定的发展，而且会对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社会管理体系和公共服务提出新的巨大的需求。”李扬指出。“它意味着未来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保持相当大的规模和强度。”
李扬同时表示，这种转型将为改变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降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
金融发展需全面更新理念目前，中国的资金供给结构却存在严重扭曲现象。
近年来，特别是应对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投资已经开始从工业化投资向城镇化投资转变。城镇化投资主要集中在地方，而地方的资金来源严重不足，于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再次成为突出问题。事实上，保障房的资金筹措，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地方融资平台以及保障房建设的资金筹措存在困难，李扬认为，这反映出我国金融结构存在严重缺陷。集中表现在三个“偏颇”上：在资本结构上，过于倚重债务性资金（通过银行信贷），这使得我国的金融结构自身就存在提高杠杆率的倾向；在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上，中央集中过多（包括财政资金和金融资源）；在政府主导和市场（企业）主导的关系上，偏重于政府主导（直接和间接）。
李扬说，发展资本市场要有新思路。首先要对发展资本市场有清晰的理解。人们将发展资本市场一直同发展直接融资相提并论，这是误解。其实，经过长时期的金融创新，金融业的概念已有了极大的改变。现代金融业应该指的是“向企业、居民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期限配合和提高杠杆率等服务的那些工具、结构、企业或市场。”
李扬认为，应当发展以银行为主角的资本市场，应破除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此长彼消、相互侵蚀的传统思路，积极探讨商业银行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道路。他特别指出，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可能是发展现代资本市场的路径之一；存款的理财化和贷款的证券化，是发展资本市场的另一路径。
此次危机中，美国式的资本市场暴露出大量问题，而北欧、特别是德国的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均保持健全。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角。“在我国发展以银行为主体的资本市场，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善待银行的表外业务，要善待„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李扬指出。
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必须全面更新理念。李扬说，要将银行从高高在上的金融资源垄断者的地位上“下凡”到为企业和居民服务的现代服务业的新平台上；从以融资为能事的金融中介功能，全面转移到以收集、生产、分配和使用信息为核心功能的新机制上；从满足于存、贷、汇、兑，全面转移到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金融产品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上；从热衷于兴办机构，转移到激励交易、向提高流动性要效率的现代金融发展的道路上。
关于利率市场化，李扬认为条件已基本具备，再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利率市场化目标可基本实现。 利率是市场上金融产品通过反复、大规模交易形成的，李扬认为，利率市场化不应从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做起，而应从金融产品放开交易做起。因此，让资金大规模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走出，进入市场交易，是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他还认为，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应提供一种竞争机制，让资金的供应者之间、需求者之间、资金的供求双方均展开充分竞争，才会有利率的市场化。
“如果金融资源主要集中在银行手里，且银行囿于存贷款业务，利率市场化在任何国家都很难实现。因为，银行作为融资中介，它们把资金的真正供给者和真正需求者割裂开来，使得他们难以真实、持续地显示自己的投融资偏好，资金价格的均衡价格难以找到。”
李扬认为，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主要途径是金融业的混业经营，银行资金运行的表外化，以及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发展“影子银行体系”。而统一认识，形成“核心金融市场”，是构成利率市场化的又一条件。在此基础上，货币政策才可能真正转到调控价格为主的格局上。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本币国际化，只可做，不可说，尤其不可由政府去说。”李扬说，约定何时国际化等等，是作茧自缚。而用行政力量来推动，更为要不得。
“人民币国际化，其利弊得失，我们尚未掂量清楚。举例说，人民币国际化离不开一个发达的离岸市场。离岸市场当真发展了，大量人民币跨境流动，利率和汇率的决定受离岸市场左右，将对我国央行和货币政策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冲击。我们似乎远未做好应对的准备，更不具备体制、机制和眼界。当年的德国以及其后的欧央行，似乎都没提过其货币国际化。”
李扬认为，应以推动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为基础，推广人民币计价范围；发展跨境人民币结算和清算；在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推展人民币的多用途使用，可能是我们真正应当做的事情。“推动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和人民币可兑换，是前提条件。”李扬说。
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李扬认为需在两方面加以努力，即金融创新能力有待加强，开放程度有待提高。
关于前者，李扬指出，在资本市场上，可交易品种少，导致资本市场缺乏广度和深度，进而影响了金融辐射能力；银行产品创新能力尚待提高，具体表现就是：普通类和结构类的理财产品数量的发行尚有潜力。再有，体制外金融没有充分发展，如信托、财务公司、中介担保机构等，这影响了整个金融体系功能的发挥。
关于开放程度，李扬指出，若无开放的资本市场，很难想象有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这固然受制于国家整体的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但上海应充分争取“先行先试”的权利。此外，上海是当前我国外资银行的聚集地，但是外资银行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本地的金融市场中来。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 利率市场化的主要途径是金融混业经 日前，在由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会主办的《“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专题系列讲座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作了深入浅出的演讲。他认为，随着中国工业化的逐步完成，城镇化将逐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因此，未来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将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保持相当大的规模和强度
经济转变应通过优化投资结构研判中国经济长期走势，一定首先要从总供求关系的分析入手。“无论是研究（短期）宏观经济运行，还是探讨（长期）经济发展，分析总供求关系及其变化，均是基础和出发点。”李扬说。而总供求的关系可由储蓄和投资的关系予以清晰且准确地刻画。
自1994年以来，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是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特征。
高储蓄决定了我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基本特征。因为“吸收”储蓄的路径，不是投资，就是出口，“这使得我国依赖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长期不得转变、很难转变且不宜转变。也由此形成了我国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外汇储备、高经济增长率为基本特征的所谓„中国谜团‟”。李扬说。
而储蓄大于投资的格局，也决定了一直以来中国金融业若干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如：来自投资领域的资金需求长期保持旺盛；资金长期相对过剩，利率动态保持低位；货币政策长期受外部因素制约等等。
李扬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以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以及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为基本特征。这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前所未有，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亦属鲜见。鉴于形成这种发展模式的主要因素依然没有变化，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转变，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李扬认为，目前中国更应当关注“如何”实现转变的问题。“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可能自去年开始已经转变。在国内消费未有显著增长的条件下，对国内投资的依赖仍将持续，因此，简单地压缩投资不仅不能奏效，而且会危及经济增长。”他说。
李扬认为正确的做法是：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引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逐步完成，城镇化将逐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因此，尽管随着制造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迁移，中西部地区还在复制东部地区以工业化主导动力的发展模式，并引致城镇化进程在这些地区大规模扩展。总体来看，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势将发生深刻变化。“目前，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城镇化引导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李扬表示。
城镇化模式势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原因在于“人”，李扬说，研判中国经济一定是对这个社会人的状况的分析。目前，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们现在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据2010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占到全部流动人口的60%以上，人数超过1亿。而新生代的流动人口已经不满足于流动和打工挣钱，而是越来越倾向于向其就业的城市移民。“农民工从„候鸟性流动‟转变为„移民‟，不仅继续要求制造业有稳定的发展，而且会对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社会管理体系和公共服务提出新的巨大的需求。”李扬指出。“它意味着未来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保持相当大的规模和强度。”
李扬同时表示，这种转型将为改变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降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
金融发展需全面更新理念目前，中国的资金供给结构却存在严重扭曲现象。
近年来，特别是应对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投资已经开始从工业化投资向城镇化投资转变。城镇化投资主要集中在地方，而地方的资金来源严重不足，于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再次成为突出问题。事实上，保障房的资金筹措，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地方融资平台以及保障房建设的资金筹措存在困难，李扬认为，这反映出我国金融结构存在严重缺陷。集中表现在三个“偏颇”上：在资本结构上，过于倚重债务性资金（通过银行信贷），这使得我国的金融结构自身就存在提高杠杆率的倾向；在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上，中央集中过多（包括财政资金和金融资源）；在政府主导和市场（企业）主导的关系上，偏重于政府主导（直接和间接）。
李扬说，发展资本市场要有新思路。首先要对发展资本市场有清晰的理解。人们将发展资本市场一直同发展直接融资相提并论，这是误解。其实，经过长时期的金融创新，金融业的概念已有了极大的改变。现代金融业应该指的是“向企业、居民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期限配合和提高杠杆率等服务的那些工具、结构、企业或市场。”
李扬认为，应当发展以银行为主角的资本市场，应破除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此长彼消、相互侵蚀的传统思路，积极探讨商业银行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道路。他特别指出，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可能是发展现代资本市场的路径之一；存款的理财化和贷款的证券化，是发展资本市场的另一路径。
此次危机中，美国式的资本市场暴露出大量问题，而北欧、特别是德国的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均保持健全。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角。“在我国发展以银行为主体的资本市场，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善待银行的表外业务，要善待„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李扬指出。
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必须全面更新理念。李扬说，要将银行从高高在上的金融资源垄断者的地位上“下凡”到为企业和居民服务的现代服务业的新平台上；从以融资为能事的金融中介功能，全面转移到以收集、生产、分配和使用信息为核心功能的新机制上；从满足于存、贷、汇、兑，全面转移到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金融产品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上；从热衷于兴办机构，转移到激励交易、向提高流动性要效率的现代金融发展的道路上。
关于利率市场化，李扬认为条件已基本具备，再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利率市场化目标可基本实现。 利率是市场上金融产品通过反复、大规模交易形成的，李扬认为，利率市场化不应从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做起，而应从金融产品放开交易做起。因此，让资金大规模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走出，进入市场交易，是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他还认为，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应提供一种竞争机制，让资金的供应者之间、需求者之间、资金的供求双方均展开充分竞争，才会有利率的市场化。
“如果金融资源主要集中在银行手里，且银行囿于存贷款业务，利率市场化在任何国家都很难实现。因为，银行作为融资中介，它们把资金的真正供给者和真正需求者割裂开来，使得他们难以真实、持续地显示自己的投融资偏好，资金价格的均衡价格难以找到。”
李扬认为，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主要途径是金融业的混业经营，银行资金运行的表外化，以及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发展“影子银行体系”。而统一认识，形成“核心金融市场”，是构成利率市场化的又一条件。在此基础上，货币政策才可能真正转到调控价格为主的格局上。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本币国际化，只可做，不可说，尤其不可由政府去说。”李扬说，约定何时国际化等等，是作茧自缚。而用行政力量来推动，更为要不得。
“人民币国际化，其利弊得失，我们尚未掂量清楚。举例说，人民币国际化离不开一个发达的离岸市场。离岸市场当真发展了，大量人民币跨境流动，利率和汇率的决定受离岸市场左右，将对我国央行和货币政策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冲击。我们似乎远未做好应对的准备，更不具备体制、机制和眼界。当年的德国以及其后的欧央行，似乎都没提过其货币国际化。”
李扬认为，应以推动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为基础，推广人民币计价范围；发展跨境人民币结算和清算；在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推展人民币的多用途使用，可能是我们真正应当做的事情。“推动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和人民币可兑换，是前提条件。”李扬说。
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李扬认为需在两方面加以努力，即金融创新能力有待加强，开放程度有待提高。
关于前者，李扬指出，在资本市场上，可交易品种少，导致资本市场缺乏广度和深度，进而影响了金融辐射能力；银行产品创新能力尚待提高，具体表现就是：普通类和结构类的理财产品数量的发行尚有潜力。再有，体制外金融没有充分发展，如信托、财务公司、中介担保机构等，这影响了整个金融体系功能的发挥。
关于开放程度，李扬指出，若无开放的资本市场，很难想象有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这固然受制于国家整体的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但上海应充分争取“先行先试”的权利。此外，上海是当前我国外资银行的聚集地，但是外资银行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本地的金融市场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