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长波理论及中国经济长波的特殊性
内容提要：本文的分析表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长波运行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长波存在超长的上升期，这一特殊性源自我国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不断进展。我们应继续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推动我国经济长波的高位平稳运行。
关键词：经济长波 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 格兰杰因果检验 超长上升期
Abstract: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re the main impetus of the economic long wave. China’s economic long wave has a lengthy rising phase, which stems from the constant progress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our country. We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long wave running steadily in the high position through lasting tech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long wa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Granger causality test lengthy rising phase
1978～2004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4%，国民经济持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到目前为止这一势头仍在继续。本文从经济长波的角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及经济长波运行过程的特殊性作了简要分析，探讨了我国经济长波特殊性出现的原因，并提出了推动我国经济长波持续高涨的政策措施建议。
一、经济长波理论文献综述
经济长波通常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持续时间为50年左右的周期波动。最早系统、明确地提出长波理论的是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ff）。他在1925年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运用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利率、进口额、出口额、煤炭和生铁产量等时间序列统计资料对经济发展的长波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长度为48年到60年、平均为50年的长期波动。他将其所研究的1780～1920年这140年中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划分为两个半长周期波动。
康德拉季耶夫系统明确地提出长波理论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即对长波产生的动因进行了定性分析并对长波的存在进行了实证检验和统计证明。
1、对长波的动因分析
在长波的动因分析方面，影响最大、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以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门斯（G. Mensch）和范·杜因（J.J. van Duijn）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长波论。熊彼特以其在《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一书中所提出的创新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技术创新长波论。他认为，
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具有魄力、眼光、进取、敢于冒险和创造精神（即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是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时间上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蜂聚”在某些时间里。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会带来盈利机会和超额利润，从而引起大批企业仿效和跟进，出现“创新浪潮”， 成为促进经济繁荣的驱动力，使经济处于周期的上升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创新活动会被社会消化，变成普通和一般的东西，不再有利可图，此时经济会出现收缩和不景气，从而进入周期的下降阶段。经济不景气持续一段时间后，那些有远见的、为追求超额利润而力图保持技术领先的企业家们会转向关注那些可能取得技术突破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领域，新的创新活动会再次出现„„，如此周而复始，经济的周期波动也由此产生。熊彼特认为，长度为50年左右的长波周期源于那些影响巨大的、实现时间长的创新活动，即以产业革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活动，如铁路的兴建、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以及电气化和化学工业的兴起等。熊彼特把产业革命看作是大的技术创新活动的浪潮，认为每一个长周期都包括一次产业革命及其消化和吸收过程。他沿袭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普及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
美籍德国经济学家门斯在其代表作《技术的僵局》一书中继承和发展了熊彼特的技术创新长波论，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和长期波动的主要动因，并且利用美国1900～1979年耐用生产设备方面的固定投资的时间序列总量数据证实了技术创新长波论。之后，荷兰经济学家范·杜因在熊彼特技术创新长波论的基础上，批判吸收了门斯长波理论的合理成分，提出了创新生命周期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长波理论。范·杜因认为，任何一项基本创新活动都要经历引进、增长、成熟和下降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构成基本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范·杜因进一步将经济长波的四个阶段和基本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联系起来，认为经济长波的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分别对应于创新生命周期中的增长、成熟、下降和引进阶段。在创新生命周期的带动下，经济出现了长周期波动。长波的发展阶段是由创新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除上述技术创新长波论之外，许多经济学家也从其它角度对长波的形成动因进行了分析。如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提出了相对价格长波论，他认为初级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相对价格高低是决定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的主要因素。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Mandel）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经济长波，强调平均利润率的变动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中的作用，提出了以分析平均利润率为核心的利润率变动长波论。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克里斯托夫·弗里曼（Christophe Freeman）教授在熊彼特技术创新长波论的基础上，强调技术创新对劳工就业的影响，从技术创新和劳工就业关系的角度研究经济长波，提出了劳工就业长波论。以戈登（Gordon）、E·韦斯科普夫（E. Weisskopf）和迈克唐纳夫（McDonough）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积累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SSA）学派则
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认为长波实际上是资本积累的周期，资本积累速度比较快的时期，是长波的上升阶段；积累速度比较慢的时期，是长波的下降阶段。日本经济学家篠原三代平则认为引致世界经济出现长期波动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技术革新、货币供应量、能源资源和战争。他认为这四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世界经济表现出了长期波动的现象，在这四个因素中，技术革新是推动世界经济出现长期波动的最主要的动力。
2、对长波的实证检验
在长波的经验性实证方面，经济学家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对长波的存在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长波进行了具体分期。例如，经济学家卡斯波·范·埃维克（Caper van Ewijk）和简·瑞因德斯（Jan Reijnders）分别利用谱分析方法对长波进行了检验，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却存在较大差别。卡斯波·范·埃维克经过研究认为英国、法国、西德和美国的批发价格序列确实存在着长波，而工业生产、国民生产总值、总投资、出口、进口等数量序列都不存在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轨迹；简·瑞因德斯则认为，在大多数的时间序列样本谱中康德拉季耶夫长波都非常显著，特别是在GDP、GNP和就业的时间序列中，长波迹象尤其明显。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福雷斯特（Forrester）教授通过建立一个系统动力学全国模型进行模拟发现，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一种交替出现的波动，其间隔大约为50年，其中包括10年的萧条，30年的技术创新和活跃的资本投资，以及最后10年的经济不稳定时期。福雷斯特认为这种50年左右不断重复的上升和下降的经济活动就是康德拉季耶夫经济长波。
另外，经济学家柏瑞、吉姆等（J.L.Berry and Heja Kim, etc.）使用了十年移动平均方法、迈茨（Rainer Metz）和哲斯特（Gerster）使用滤波的方法、毕俄莎和克莱因克内希特（Bieshaar and Kleinknecht）则使用“二元分离”方法（binary split approach）分别对长波的存在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长波进行了具体分期。
二、技术创新引致经济长波的实证检验
通过前述对长波理论的综述可以看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技术创新是引致长波运动的主要动因。我们利用英国和美国的数据资料来验证技术创新导致经济出现长周期波动的结论。
通常，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社会专利数量的变化来近似代表其技术创新的基本情况。①因此，我们利用英国和美国的专利数量近似代表其技术创新，来考察技术创新的变动与经济长波之间的关系。②
1、直观分析
图1中的两条曲线分别代表英国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GDP）和英国专利数量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PATENT）；而图2中的两条曲线则分别代表美国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GDP）和美国专利数量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PATENT）。从这两个图中曲线之间的关系来看，专利数量的变化与经济
65
403020100
GDP增长率（%）
3210
-1-2
-10-20
年份
专利增长率（%
）
4
图1 英国专利和GDP增长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GDP数据根据[英]B. R. 米切尔编、贺力平译：《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第四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55～976页的数据和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104页的数据以及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2 第166～167页的数据计算；专利数据则根据英国专利局：http://www.patent.gov.uk/patent/history/oldnumbers/index.htm上的数据计算而得。
1210
3025
GDP增长率（%）
6420
15105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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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专利增长率（%
）
820
图2 美国专利和GDP增长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GDP数据根据[英]B. R. 米切尔编、贺力平译：《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1750～1993》（第四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7～790页的数据和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104页的数据以及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2 第166～167页的数据计算而得；专利数据则根据美国专利和商标局的“A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Forecast Report”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的长期波动呈反相关：每当经济长波处于谷底时，会出现专利数量的大幅增长，即会出现大批技术创新浪潮，将经济长波在下一个时期推向高涨；而随着该技术创新浪潮的潜力发挥殆尽，经济长波又会在下一个时期进入下降阶段，此时又会出现专利数量的大幅增长和技术创新浪潮。因此，从图上来看，专利数量变动的高点正好对应着经济长波的谷底；而专利数量变动的低点则正好对应着经济长波的波峰，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技术创新对经济长波变动的推动作用。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更进一步深入探讨技术创新导致经济长波变动的关系，我们可以利用上述英国和美国专利数量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PATENT）和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GDP）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
在时间序列情形下，两个经济变量X、Y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定义为：若在包含了变量X、Y的过去信息的条件下，对变量Y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只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进行的预测效果，即变量X有助于解释变量Y的将来变化，则认为变量X是引致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
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首先应对各指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本文用增广的迪基—富勒检验（ADF检验）来分别对英国和美国各指标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中的检验结果可知，英国和美国专利数量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PATENT）时间序列和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GDP）时间序列
注：1、括号内的数字分别为ADF统计量和t统计量的值；
2、*和**分别表示在1%和5%的检验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说明时间序列具有平稳性。
都是平稳过程，因此可用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利用Eviews软件，分别对英国和美国专利数量（即创新）的变动是否引致经济长波的变动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创新引致经济长波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因果关系。
从表2中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英国和美国专利数量（即技术创新）的变动都是引致经济长波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其中英国技术创新的变动在滞后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时都会对经济长波的变动产生显著的影响，在滞后二期时F统计量的值达到6.8986，影响效果最显著；而美国技术创新的变动在滞后三期时会对经济长波的变动产生显著的影响，F统计量的值为2.984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说明美国技术创新的变动是引致经济长波变动的格兰杰原因。总之，这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充分验证了技术创新变动引致经济长波的结论。
当然，在技术创新推动和主导经济长波运行的同时，制度创新对长波运行的推动作用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技术创新的发生有赖于制度创新的支持和激励，制度创新可以为技术创新的顺利进行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和条件。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技术创新（如蒸汽机等）的产生就是和市场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等制度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③因此我们可以说经济长波的产生和运行正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中国经济长波的进程及其特殊性
我们可以通过GDP增长率指标来探讨中国的经济长波运动。为消除短期波动的影响，首先对中国的GDP增长率进行九年移动平均，得到了中国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将其绘制成图3，以便观察中国经济的长期波动。同时为了使经济长波的波动轨迹更平滑从而更易于观察，我们可以采用经济计量学中用于趋势消解的HP（Hodrick-Prescott）滤波器对长波的历史数据进行趋势和波动分解，从而得到一个更平滑的波动序列。HP滤波器的方法是假设原始的经济时间序列为Y(t)，HP滤波器是Y(t)的一个线性变换，它从原始不光滑的时间序列Y(t)找出一个光滑的时间序列{G(t)}，算法是使下述目标函数极小化，即
Min{∑[Y(t)-G(t)]+λ∑{[G(t)-G(t-1)]-[G(t-1)-G(t-2)]}}
2
2
t=1
t=1
NN
其中对年度数据的滤波参数λ为100。运用HP滤波器对中国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进行滤波后得到的更为光滑的趋势序列如图3所示。
1210
增长率（%
）
86420
1950
1952
1954
1956
1958
1960
1962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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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1970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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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年份
图3 中国经济长波和HP滤波器滤波后的中国趋势长波
资料来源：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10页数据和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2 第166～167页数据计算并绘制。
1952年我国完成了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从1953年起开始进入工业化发展历程，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由此展开。当时我国学习苏联的发展模式，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特别是由于受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非常剧烈。根据图3，我国1958年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仅为1.04%，1959、1960和1961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1.34%、-5.53%、-17.63%，因此，这一时期长波处于谷底阶段。1967年，我国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高达8.15%，197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15.52%，这一时期长波处于波峰位置。之后开始回调，于1976年到达长波谷底，1976年中国GDP增长率为-2.05%，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为5.16%。随着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特别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长波的运行也进入了一个新周期。除个别年份外，我国经济在新长波中的增长率基本保持在7%以上的高位运行，而且很多年份达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这种状态直至目前仍在持续。
另一方面，根据图3中所示我国的趋势长波，1953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超长的长波，虽然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所起伏，但基本上保持了一种上升的运行态势，直到目前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因此，中国自1953年工业化以来的经济长波进程也可概括为一个长波，目前正在较高位
置上运行。中国长波运行上升期的这种超长发展体现出了不同于通常意义长波的特殊性。因为通常意义上的经济长波波长平均为50年左右，其中包括30年左右的上升期和20年左右的下降期。而中国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已经持续了近50年，而且目前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这种特殊的长波超长上升期的出现可以说是通常意义长波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变形。
四、中国经济长波特殊性出现的原因
根据前述技术创新长波论，技术创新浪潮的产生和进展是引致长波运行的主要动因。世界经济长波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了技术创新与经济长波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同时，制度创新对长波运行的推动作用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经济长波的产生和运行正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上述特殊的超长经济长波上升期的运行和持续正是源自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不断进展和深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成为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53年中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经济周期波动也由此展开。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充分调动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经济建设，工业技术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不但建立了许多传统的产业部门，如纺织、冶金、机械、石油化工和汽车工业，而且在半导体、计算机、空间科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尖端科技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些技术创新的进展推动中国逐步脱离了长波的圈外地带，进入了长波的上升期。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长波的运行有所波动，但总体来看还是一直处于长波的上升阶段。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伴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转变，我国逐步建立起一系列鼓励技术创新的制度，如现代企业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科技成果奖励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创新和演进极大的推动了技术创新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经济长波的上升期持续发展。同时，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大力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长波上升期的持续。目前，中国的经济长波仍处于较高的位置上运行。中国经济长波这种超长高涨期的出现可以说是利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长波发展的一个成功特例。
五、保持中国经济长波持续高涨的对策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为推动我国经济长波高位运行状态的持续，我们应继续大力强化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推动作用，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长波高涨期的平稳运行。
首先，我们应该继续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21世纪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共同构成了新世纪高科技发展的三大支柱。技术创新的引进和扩散是后进国家经济长波展开和运行的重要推动力量，因而在21世纪我国要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长波的高位运行状态，就需
要响应和跟进新的科技革命，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同时要强调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使其真正发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大力推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任何国家，如果没有科技上的自主创新，就只能永远处于技术上的从属地位，从而沦为事实上的二流国家。自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技实力不断增强，但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高。根据设在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自1986年开始公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历年的评价结果看，我国的科技竞争力总体排名基本稳定在25～28名之间，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下的地位。2002年由《世界经济论坛》和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合作完成并出版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对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创新状况利用综合指标方法进行评价，我国的创新能力得分181，排名第43位，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我国技术创新指数的排名不但比发达国家低，而且比巴西（得分201）和印度（得分189）等发展中国家的排名还要低。这充分说明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确实与世界水平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导致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与其它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由于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制度、产权制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制度建设仍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健全、不完善之处，这在客观上限制了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我国在科技投入方面存在着投入总量不足、基础研究投入薄弱等问题，这是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高的主观原因。例如，从研究与开发（R&D）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差距非常明显，尽管我国在1999年R&D投入强度达到了0.83%，但只相当于同期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投入强度的1/3～1/4，相当于韩国、台湾等先行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投入强度的1/2～1/3，甚至比印度等后起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还要低。较低的R&D投入水平成为制约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我国技术研发开支中基础研究投入薄弱、所占比例过低。我国研发开支中基础研究所占的比例一直低于6%，这一水平无论是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韩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过低的基础研究投入会造成我国基础研究的落后，从而使得技术创新缺乏基础研究的支撑，进而严重制约着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为了提高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我们应继续完善市场制度、产权制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的建设，从而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宽松的制度环境和氛围。同时，应采取扩大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以及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等措施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鼓励基础研究上的重大发现和理论突破，由此推动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21世纪的头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充分利用21世纪新的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大力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同时积极完善各种制度条件和环境，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努力提升自身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从而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推动我国经济长波超长高涨期的持续，使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成功保持高位平稳运行。
注释：
①
这种方法在经过阿什顿（T. S. Ashton）和施姆克勒（J. Schmookler）等经济学家的运用后，其合理性已经被广泛接受。参见杨豫：“技术发明的转型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触发机制”，《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第18页。 ②
本文分别利用英国和美国GDP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作为其经济长波运行的指标。 ③
经济学家曼斯菲尔德（Edwin Mansfield）、纳尔逊（Nelson）和诺思（North）等人都曾对制度创新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给予高度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2. [荷]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3. 高峰：“‘新经济’，还是新的‘经济长波’？”，《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5期。
4. 李坤望：《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5. 李涛：“一个反映长周期波动的增长模型”，《世界经济》，2001年第7期。 6. 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 7. 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8.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9. 王春法：《技术创新政策：理论基础与工具选择——美国和日本的比较研究》，经济科学
出版社，1998年版。
10. [日]篠原三代平：“康德拉季耶夫与世界经济”，《世界经济译从》，1983年第6期。 11. 薛敬孝：“长波框架内的世界经济走势”，《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
期。
12. 杨豫：“技术发明的转型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触发机制”，《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 13. 袁庆明：《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 14. [美]约瑟夫·熊彼特著：《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5. 赵涛：《经济长波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
16. Alfred Kleinknecht, Ernest Mandel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New Findings in Long-Wave
Researc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17. Andrew Tylecote, The Long Wave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Present Crisi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
18. Chris Freeman and Francisco Louca, As Time Goes B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o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 Christopher Freeman, Long Wave Theory, Cheltenham, UK and Brookfield, USA: Edward
Elgar, 1996.
20. Francisco Louca, Jan Reijnders, The Foundations of Long Wave Theory, Volume Ⅰ,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1999.
21. Edwin Mansfield, John Eapoport, Anthony Romeo, Samuel Wagner and George Beardsley,
“Social and Private Rates of Return from Industrial Innov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77.
22.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2.
23. Jan Reijnders, Long Wav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England: Edward Elgar, 1990.
24. National Science Boar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02, U.S.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unds and Alliances, http://www.nsf.gov/sbe/srs/seind02/append/c4.
25. Robert J. Hodrick and Edward C. Prescott, Postwar U. S. Business Cycl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29, No. 1, 1997.
26. W. W. Rostow,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y & Prospect,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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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长波理论及中国经济长波的特殊性
内容提要：本文的分析表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长波运行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长波存在超长的上升期，这一特殊性源自我国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不断进展。我们应继续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推动我国经济长波的高位平稳运行。
关键词：经济长波 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 格兰杰因果检验 超长上升期
Abstract: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re the main impetus of the economic long wave. China’s economic long wave has a lengthy rising phase, which stems from the constant progress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our country. We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long wave running steadily in the high position through lasting tech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long wa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Granger causality test lengthy rising phase
1978～2004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4%，国民经济持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到目前为止这一势头仍在继续。本文从经济长波的角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及经济长波运行过程的特殊性作了简要分析，探讨了我国经济长波特殊性出现的原因，并提出了推动我国经济长波持续高涨的政策措施建议。
一、经济长波理论文献综述
经济长波通常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持续时间为50年左右的周期波动。最早系统、明确地提出长波理论的是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ff）。他在1925年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运用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利率、进口额、出口额、煤炭和生铁产量等时间序列统计资料对经济发展的长波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长度为48年到60年、平均为50年的长期波动。他将其所研究的1780～1920年这140年中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划分为两个半长周期波动。
康德拉季耶夫系统明确地提出长波理论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即对长波产生的动因进行了定性分析并对长波的存在进行了实证检验和统计证明。
1、对长波的动因分析
在长波的动因分析方面，影响最大、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以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门斯（G. Mensch）和范·杜因（J.J. van Duijn）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长波论。熊彼特以其在《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一书中所提出的创新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技术创新长波论。他认为，
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具有魄力、眼光、进取、敢于冒险和创造精神（即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是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时间上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蜂聚”在某些时间里。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会带来盈利机会和超额利润，从而引起大批企业仿效和跟进，出现“创新浪潮”， 成为促进经济繁荣的驱动力，使经济处于周期的上升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创新活动会被社会消化，变成普通和一般的东西，不再有利可图，此时经济会出现收缩和不景气，从而进入周期的下降阶段。经济不景气持续一段时间后，那些有远见的、为追求超额利润而力图保持技术领先的企业家们会转向关注那些可能取得技术突破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领域，新的创新活动会再次出现„„，如此周而复始，经济的周期波动也由此产生。熊彼特认为，长度为50年左右的长波周期源于那些影响巨大的、实现时间长的创新活动，即以产业革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活动，如铁路的兴建、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以及电气化和化学工业的兴起等。熊彼特把产业革命看作是大的技术创新活动的浪潮，认为每一个长周期都包括一次产业革命及其消化和吸收过程。他沿袭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普及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
美籍德国经济学家门斯在其代表作《技术的僵局》一书中继承和发展了熊彼特的技术创新长波论，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和长期波动的主要动因，并且利用美国1900～1979年耐用生产设备方面的固定投资的时间序列总量数据证实了技术创新长波论。之后，荷兰经济学家范·杜因在熊彼特技术创新长波论的基础上，批判吸收了门斯长波理论的合理成分，提出了创新生命周期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长波理论。范·杜因认为，任何一项基本创新活动都要经历引进、增长、成熟和下降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构成基本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范·杜因进一步将经济长波的四个阶段和基本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联系起来，认为经济长波的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分别对应于创新生命周期中的增长、成熟、下降和引进阶段。在创新生命周期的带动下，经济出现了长周期波动。长波的发展阶段是由创新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除上述技术创新长波论之外，许多经济学家也从其它角度对长波的形成动因进行了分析。如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提出了相对价格长波论，他认为初级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相对价格高低是决定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的主要因素。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Mandel）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经济长波，强调平均利润率的变动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中的作用，提出了以分析平均利润率为核心的利润率变动长波论。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克里斯托夫·弗里曼（Christophe Freeman）教授在熊彼特技术创新长波论的基础上，强调技术创新对劳工就业的影响，从技术创新和劳工就业关系的角度研究经济长波，提出了劳工就业长波论。以戈登（Gordon）、E·韦斯科普夫（E. Weisskopf）和迈克唐纳夫（McDonough）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积累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SSA）学派则
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认为长波实际上是资本积累的周期，资本积累速度比较快的时期，是长波的上升阶段；积累速度比较慢的时期，是长波的下降阶段。日本经济学家篠原三代平则认为引致世界经济出现长期波动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技术革新、货币供应量、能源资源和战争。他认为这四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世界经济表现出了长期波动的现象，在这四个因素中，技术革新是推动世界经济出现长期波动的最主要的动力。
2、对长波的实证检验
在长波的经验性实证方面，经济学家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对长波的存在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长波进行了具体分期。例如，经济学家卡斯波·范·埃维克（Caper van Ewijk）和简·瑞因德斯（Jan Reijnders）分别利用谱分析方法对长波进行了检验，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却存在较大差别。卡斯波·范·埃维克经过研究认为英国、法国、西德和美国的批发价格序列确实存在着长波，而工业生产、国民生产总值、总投资、出口、进口等数量序列都不存在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轨迹；简·瑞因德斯则认为，在大多数的时间序列样本谱中康德拉季耶夫长波都非常显著，特别是在GDP、GNP和就业的时间序列中，长波迹象尤其明显。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福雷斯特（Forrester）教授通过建立一个系统动力学全国模型进行模拟发现，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一种交替出现的波动，其间隔大约为50年，其中包括10年的萧条，30年的技术创新和活跃的资本投资，以及最后10年的经济不稳定时期。福雷斯特认为这种50年左右不断重复的上升和下降的经济活动就是康德拉季耶夫经济长波。
另外，经济学家柏瑞、吉姆等（J.L.Berry and Heja Kim, etc.）使用了十年移动平均方法、迈茨（Rainer Metz）和哲斯特（Gerster）使用滤波的方法、毕俄莎和克莱因克内希特（Bieshaar and Kleinknecht）则使用“二元分离”方法（binary split approach）分别对长波的存在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长波进行了具体分期。
二、技术创新引致经济长波的实证检验
通过前述对长波理论的综述可以看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技术创新是引致长波运动的主要动因。我们利用英国和美国的数据资料来验证技术创新导致经济出现长周期波动的结论。
通常，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社会专利数量的变化来近似代表其技术创新的基本情况。①因此，我们利用英国和美国的专利数量近似代表其技术创新，来考察技术创新的变动与经济长波之间的关系。②
1、直观分析
图1中的两条曲线分别代表英国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GDP）和英国专利数量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PATENT）；而图2中的两条曲线则分别代表美国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GDP）和美国专利数量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PATENT）。从这两个图中曲线之间的关系来看，专利数量的变化与经济
65
403020100
GDP增长率（%）
3210
-1-2
-10-20
年份
专利增长率（%
）
4
图1 英国专利和GDP增长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GDP数据根据[英]B. R. 米切尔编、贺力平译：《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第四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55～976页的数据和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104页的数据以及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2 第166～167页的数据计算；专利数据则根据英国专利局：http://www.patent.gov.uk/patent/history/oldnumbers/index.htm上的数据计算而得。
1210
3025
GDP增长率（%）
6420
151050
-2-4
-5-10
年份
专利增长率（%
）
820
图2 美国专利和GDP增长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GDP数据根据[英]B. R. 米切尔编、贺力平译：《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1750～1993》（第四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7～790页的数据和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104页的数据以及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2 第166～167页的数据计算而得；专利数据则根据美国专利和商标局的“A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Forecast Report”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的长期波动呈反相关：每当经济长波处于谷底时，会出现专利数量的大幅增长，即会出现大批技术创新浪潮，将经济长波在下一个时期推向高涨；而随着该技术创新浪潮的潜力发挥殆尽，经济长波又会在下一个时期进入下降阶段，此时又会出现专利数量的大幅增长和技术创新浪潮。因此，从图上来看，专利数量变动的高点正好对应着经济长波的谷底；而专利数量变动的低点则正好对应着经济长波的波峰，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技术创新对经济长波变动的推动作用。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更进一步深入探讨技术创新导致经济长波变动的关系，我们可以利用上述英国和美国专利数量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PATENT）和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GDP）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
在时间序列情形下，两个经济变量X、Y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定义为：若在包含了变量X、Y的过去信息的条件下，对变量Y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只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进行的预测效果，即变量X有助于解释变量Y的将来变化，则认为变量X是引致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
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首先应对各指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本文用增广的迪基—富勒检验（ADF检验）来分别对英国和美国各指标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中的检验结果可知，英国和美国专利数量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PATENT）时间序列和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GDP）时间序列
注：1、括号内的数字分别为ADF统计量和t统计量的值；
2、*和**分别表示在1%和5%的检验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说明时间序列具有平稳性。
都是平稳过程，因此可用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利用Eviews软件，分别对英国和美国专利数量（即创新）的变动是否引致经济长波的变动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创新引致经济长波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因果关系。
从表2中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英国和美国专利数量（即技术创新）的变动都是引致经济长波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其中英国技术创新的变动在滞后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时都会对经济长波的变动产生显著的影响，在滞后二期时F统计量的值达到6.8986，影响效果最显著；而美国技术创新的变动在滞后三期时会对经济长波的变动产生显著的影响，F统计量的值为2.984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说明美国技术创新的变动是引致经济长波变动的格兰杰原因。总之，这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充分验证了技术创新变动引致经济长波的结论。
当然，在技术创新推动和主导经济长波运行的同时，制度创新对长波运行的推动作用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技术创新的发生有赖于制度创新的支持和激励，制度创新可以为技术创新的顺利进行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和条件。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技术创新（如蒸汽机等）的产生就是和市场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等制度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③因此我们可以说经济长波的产生和运行正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中国经济长波的进程及其特殊性
我们可以通过GDP增长率指标来探讨中国的经济长波运动。为消除短期波动的影响，首先对中国的GDP增长率进行九年移动平均，得到了中国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将其绘制成图3，以便观察中国经济的长期波动。同时为了使经济长波的波动轨迹更平滑从而更易于观察，我们可以采用经济计量学中用于趋势消解的HP（Hodrick-Prescott）滤波器对长波的历史数据进行趋势和波动分解，从而得到一个更平滑的波动序列。HP滤波器的方法是假设原始的经济时间序列为Y(t)，HP滤波器是Y(t)的一个线性变换，它从原始不光滑的时间序列Y(t)找出一个光滑的时间序列{G(t)}，算法是使下述目标函数极小化，即
Min{∑[Y(t)-G(t)]+λ∑{[G(t)-G(t-1)]-[G(t-1)-G(t-2)]}}
2
2
t=1
t=1
NN
其中对年度数据的滤波参数λ为100。运用HP滤波器对中国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进行滤波后得到的更为光滑的趋势序列如图3所示。
1210
增长率（%
）
86420
1950
1952
1954
1956
1958
1960
1962
1964
1966
1968
1970
1972
1974
1976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年份
图3 中国经济长波和HP滤波器滤波后的中国趋势长波
资料来源：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10页数据和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2 第166～167页数据计算并绘制。
1952年我国完成了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从1953年起开始进入工业化发展历程，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由此展开。当时我国学习苏联的发展模式，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特别是由于受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非常剧烈。根据图3，我国1958年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仅为1.04%，1959、1960和1961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1.34%、-5.53%、-17.63%，因此，这一时期长波处于谷底阶段。1967年，我国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高达8.15%，197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15.52%，这一时期长波处于波峰位置。之后开始回调，于1976年到达长波谷底，1976年中国GDP增长率为-2.05%，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为5.16%。随着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特别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长波的运行也进入了一个新周期。除个别年份外，我国经济在新长波中的增长率基本保持在7%以上的高位运行，而且很多年份达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这种状态直至目前仍在持续。
另一方面，根据图3中所示我国的趋势长波，1953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超长的长波，虽然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所起伏，但基本上保持了一种上升的运行态势，直到目前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因此，中国自1953年工业化以来的经济长波进程也可概括为一个长波，目前正在较高位
置上运行。中国长波运行上升期的这种超长发展体现出了不同于通常意义长波的特殊性。因为通常意义上的经济长波波长平均为50年左右，其中包括30年左右的上升期和20年左右的下降期。而中国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已经持续了近50年，而且目前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这种特殊的长波超长上升期的出现可以说是通常意义长波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变形。
四、中国经济长波特殊性出现的原因
根据前述技术创新长波论，技术创新浪潮的产生和进展是引致长波运行的主要动因。世界经济长波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了技术创新与经济长波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同时，制度创新对长波运行的推动作用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经济长波的产生和运行正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上述特殊的超长经济长波上升期的运行和持续正是源自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不断进展和深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成为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53年中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经济周期波动也由此展开。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充分调动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经济建设，工业技术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不但建立了许多传统的产业部门，如纺织、冶金、机械、石油化工和汽车工业，而且在半导体、计算机、空间科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尖端科技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些技术创新的进展推动中国逐步脱离了长波的圈外地带，进入了长波的上升期。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长波的运行有所波动，但总体来看还是一直处于长波的上升阶段。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伴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转变，我国逐步建立起一系列鼓励技术创新的制度，如现代企业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科技成果奖励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创新和演进极大的推动了技术创新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经济长波的上升期持续发展。同时，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大力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长波上升期的持续。目前，中国的经济长波仍处于较高的位置上运行。中国经济长波这种超长高涨期的出现可以说是利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长波发展的一个成功特例。
五、保持中国经济长波持续高涨的对策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为推动我国经济长波高位运行状态的持续，我们应继续大力强化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推动作用，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长波高涨期的平稳运行。
首先，我们应该继续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21世纪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共同构成了新世纪高科技发展的三大支柱。技术创新的引进和扩散是后进国家经济长波展开和运行的重要推动力量，因而在21世纪我国要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长波的高位运行状态，就需
要响应和跟进新的科技革命，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同时要强调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使其真正发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大力推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任何国家，如果没有科技上的自主创新，就只能永远处于技术上的从属地位，从而沦为事实上的二流国家。自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技实力不断增强，但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高。根据设在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自1986年开始公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历年的评价结果看，我国的科技竞争力总体排名基本稳定在25～28名之间，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下的地位。2002年由《世界经济论坛》和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合作完成并出版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对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创新状况利用综合指标方法进行评价，我国的创新能力得分181，排名第43位，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我国技术创新指数的排名不但比发达国家低，而且比巴西（得分201）和印度（得分189）等发展中国家的排名还要低。这充分说明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确实与世界水平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导致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与其它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由于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制度、产权制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制度建设仍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健全、不完善之处，这在客观上限制了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我国在科技投入方面存在着投入总量不足、基础研究投入薄弱等问题，这是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高的主观原因。例如，从研究与开发（R&D）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差距非常明显，尽管我国在1999年R&D投入强度达到了0.83%，但只相当于同期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投入强度的1/3～1/4，相当于韩国、台湾等先行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投入强度的1/2～1/3，甚至比印度等后起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还要低。较低的R&D投入水平成为制约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我国技术研发开支中基础研究投入薄弱、所占比例过低。我国研发开支中基础研究所占的比例一直低于6%，这一水平无论是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韩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过低的基础研究投入会造成我国基础研究的落后，从而使得技术创新缺乏基础研究的支撑，进而严重制约着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为了提高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我们应继续完善市场制度、产权制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的建设，从而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宽松的制度环境和氛围。同时，应采取扩大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以及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等措施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鼓励基础研究上的重大发现和理论突破，由此推动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21世纪的头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充分利用21世纪新的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大力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同时积极完善各种制度条件和环境，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努力提升自身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从而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推动我国经济长波超长高涨期的持续，使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成功保持高位平稳运行。
注释：
①
这种方法在经过阿什顿（T. S. Ashton）和施姆克勒（J. Schmookler）等经济学家的运用后，其合理性已经被广泛接受。参见杨豫：“技术发明的转型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触发机制”，《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第18页。 ②
本文分别利用英国和美国GDP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作为其经济长波运行的指标。 ③
经济学家曼斯菲尔德（Edwin Mansfield）、纳尔逊（Nelson）和诺思（North）等人都曾对制度创新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给予高度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2. [荷]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3. 高峰：“‘新经济’，还是新的‘经济长波’？”，《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5期。
4. 李坤望：《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5. 李涛：“一个反映长周期波动的增长模型”，《世界经济》，2001年第7期。 6. 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 7. 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8.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9. 王春法：《技术创新政策：理论基础与工具选择——美国和日本的比较研究》，经济科学
出版社，1998年版。
10. [日]篠原三代平：“康德拉季耶夫与世界经济”，《世界经济译从》，1983年第6期。 11. 薛敬孝：“长波框架内的世界经济走势”，《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
期。
12. 杨豫：“技术发明的转型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触发机制”，《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 13. 袁庆明：《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 14. [美]约瑟夫·熊彼特著：《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5. 赵涛：《经济长波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
16. Alfred Kleinknecht, Ernest Mandel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New Findings in Long-Wave
Researc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17. Andrew Tylecote, The Long Wave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Present Crisi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
18. Chris Freeman and Francisco Louca, As Time Goes B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o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 Christopher Freeman, Long Wave Theory, Cheltenham, UK and Brookfield, USA: Edward
Elgar, 1996.
20. Francisco Louca, Jan Reijnders, The Foundations of Long Wave Theory, Volume Ⅰ,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1999.
21. Edwin Mansfield, John Eapoport, Anthony Romeo, Samuel Wagner and George Beardsley,
“Social and Private Rates of Return from Industrial Innov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77.
22.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2.
23. Jan Reijnders, Long Wav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England: Edward Elgar, 1990.
24. National Science Boar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02, U.S.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unds and Alliances, http://www.nsf.gov/sbe/srs/seind02/append/c4.
25. Robert J. Hodrick and Edward C. Prescott, Postwar U. S. Business Cycl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29, No. 1, 1997.
26. W. W. Rostow,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y & Prospect,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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