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Greenberg45条共性的分析*
南昌大学 陆丙甫
内容提要 本文对Greenberg （1966）提出的45条共性，主要是蕴含共性，从功能角度进行了逐步深入的解释。蕴含共性的基本解释就是不太可能发生的现象蕴涵着更容易发生的现象。而可能性等级分“需要程度”和“处理难度”两个方面，每个方面又由一些具体的动因组成，包括“语义靠近、可别度领先、经济性”等等。
关键词 Greenberg，共性分析，蕴含共性，可能性等级，充分条件，必要条件
1 蕴含共性的形式分析
1.1 蕴含共性
Greenberg 提出的语言共性理论开创了当代语言类型学。
在研究对象方面，他的贡献是突出了语序的重要性，这跟强调形态的传统语言类型学很不一样。其实，这也是强调语言共性的必然选择，因为比起形态来，语序表现出更多的共性。有些语言有形态，有些语言几乎无形态，因此形态并不具有普遍性。而语序现象在任何语言中都存在。并且，除了“所有自然语言都有元音和辅音”这些明显的表层共性外，人类语言中不那么一目了然的共性中，最重要的共性大概就可以算“成分数目限制”的共性了，即组成任何语言结构体的“语序单位”不会超过“七个左右”（7±2）的“块”（chunk）。这是因为受到人类短时记忆和注意力范围的限制。虽然Greenberg 没有明确定义“块”，即“语序单位”，但是类型学家在把握“语序单位”时，几乎是没有分歧的，可见“语序单位”具有很大的直觉基础和心理现实性。
在描写方法方面，Greenberg 最大的贡献是强调了“蕴含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在语言分析中的运用。蕴含共性所描写的不是表面上一目了然的共性（如“任何自然语言都有元音系统”等），而是比较隐藏的相关性规律。对这种相关性共性的发掘，大大扩大了共性研究的范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蕴含共性是当代语言学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其作用正如结构主义中的互补概念一样。换言之，“蕴含”关系，是继“互补”关系之后，语言学上另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描写概念。
蕴含共性的基本表达方式是：
(1) a. 如果一种语言有 P 现象 ，必有 Q 现象 ，但反过来不一定成立。 b. P ⊃ Q (其中 ⊃ 表示“蕴含”)
这一表述实际上可以落实为“四缺一”的形式，这里以Greenberg的共性25为例：
(2) Greenberg 共性25：
如果一种语言使用后置代词性宾语[VPro]，那么也使用后置名词性宾语[VN]。
[V Pro], [V N] [Pro V], [N V] *[V Pro], [N V] a. 两者都有（都取正值）， b. 两者都没有（都取负值）， c. 后者有而前者无（一正一负）， d. *前者有而后者无（一负一正），
* [Pro V], [V N] 本文曾刊于《东方语言学》第五期（2009），此次收入论文集，听取刘丹青、金立鑫等先生意见，做了较多的修改补充。
共性25符合“四缺一”格局。它只排除（2d）那样代词宾语后置而名词宾语却前置的搭配。也就是说，人类语言中不可能存在一种同时以后置代词宾语和前置名词宾语为基本语序的语言。属于（2a）的例子包括现代汉语。属于（2b）的例子有日语、朝鲜语等。属于（2c）的例子有法语等罗曼语系语言。古汉语中，代词宾语一定条件下通常前置，而同样的条件并不能导致名词宾语前置，也部分地符合（2c）。
1.2 和谐所能解释的
为了解释他提出的语序共性，Greenberg提出了语序“优势”(dominance)和语序“和谐”(harmony) 这两个概念：“这里要引进两个基本概念：一是某种特定语序压倒其交替语序的优势；二是不同的语序规则之间的和谐的和不和谐的关系。后者显然跟泛化 (generalization) 这一心理学概念有关”，“在相类似的结构中，对应的成分也倾向于使用同样的语序”。具体地说，也就是核心位置相同（都在左侧或右侧）的结构是互相和谐的。这跟认知的一致性有关。Greenberg所提出的45条共性中，跟和谐有关的有共性2、3、4、7、9、10、13、15、16、17、20、21、22、23、24、27这16条。以共性2（使用前置词的语言中，领属语几乎总是后置于中心名词，而使用后置词的语言，领属语几乎总是前置于中心名词）为例，前置词短语是核心前置的结构，其中的核心是前置词，而领格结构在后，也是核心前置的结构，互相和谐。 两种结构是否和谐本质上跟核心的定义有关。例如共性9（在远远超过随机频率的多数情况下，涉及全句的疑问小词或词缀，在前置词语言中居于句首，在后置词语言中居于句末），根据生成语法，疑问小词是整个疑问句的“核心”，它们决定了整个句子疑问性质的位置。这种核心观念的观念可称为“功能核心”。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分析。又如共性16（以VSO为优势语序的语言中，有屈折变化的助动词总是前置于主要动词。在以SOV为优势语序的语言中，有屈折变化的助动词总是跟在主要动词之后）中，所牵涉到的助动词，也可以看作功能核心。共性27（如果一种语言仅有后缀，那么也是使用后置词的；仅有前缀，则是使用前置词的），牵涉到的前、后缀也可看作词内部的功能核心。从历时角度看，前、后缀通常是前、后置词进一步语法化而发展来的，两者之间有内在的一致性。
不过，类型学中极少采用生成语法的功能核心概念，却用另一个效果相似的概念“词汇范畴”（lexical category）成分，用不能分叉的（non-branching）词范畴和可分叉的短语范畴的对立取代短语和核心的对立。这称为“分叉方向理论”（Branching Direction Theory，Dryer 1992: 89），主要意思是词范畴成分的方向位置应该一致，或者都前置，或者都后置。由于核心是词，而从属语通常是短语，所以说这一理论跟生成语法的功能核心理论的效果是几乎完全等价的。
不过，除了心理“泛化”和认知一致性之外，和谐性还有另一个功能原因，这就是符合“联系项居中”的原理。如about the book 跟与其和谐的the books of the school 组合的结果about the books of the school，比起跟不和谐的 the school’s books 结合的结果about the
school’s books，就更容易处理，因为听到中间时可以避免about the schools 的歧义。同样地，核心前置的“动-宾”结构跟核心后置的“定-名”结构，也会导致“看了 老师推荐的书”这样的在中途容易误解为“看了老师”这样的歧义。此外，不和谐的组合，经常会导致过度“中心内嵌”（center-embedding）而导致理解困难。如下面例子所示：
(1) a. This is the cat that chased the rat that ate the malt that was put in 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
b. 这就是那只【追赶【吃了【放在【约翰建的】房子里的】麦芽糖的】耗子的】猫
这两个意义对应的句子，理解难度的差别，就是因为英语中[核心动词-宾语] 和 [核心名词-从句定语]都是核心前置的结构，互相和谐，因此不会导致多重“中心内嵌”（结构中间插
进复杂结构）的现象，而中心内嵌导致结构两部分分开距离太大，中间干扰太大的后果。汉语这个对译句中，[动-宾] 和 [定-名]结构的核心位置相反，就导致多重中心内嵌。
当然也有汉语句子在结构对译成英语时英语反而显得难接受的，如：
(2) a. 我雇佣的那个花匠请来的那个医生留下的那本书不见了。
b. The book the doctor the gardener I employed invited left disappeared.
汉语中[主语-核心动词] 跟 [定-名]都是核心后置的结构，互相和谐，不会导致多重中心内嵌，而英语则因[主语-核心动词] 跟 [名-定] 不和谐而导致多重中心内嵌。
1.3 优势的本质
但仅仅用和谐还不能充分解释蕴含共性。具体地说，和谐的结构仅仅是容易互相兼容，共现的概率比较高；但和谐无法告诉我们互相和谐的结构哪个蕴含哪个，即前件、后件的选择问题，或“蕴含方向”问题。
互相和谐的两种结构共现的可能就比较大，这是“正相关”关系。但是正相关关系有两种情况。一是无方向、非蕴含的，仅仅是一起出现的概率高而已。另一种就是蕴含性的，就是根据一种结构可以预测另一种结构，但是反过来不成立。Greenberg 虽然在文章中强调了有方向的蕴含关系，但是在其对45条共性的表述中，有些似乎并无强调蕴含方向的意思，仅仅是共现的概率高而已。
如前面讨论和谐所提到的共性2和9，其实都可以颠倒过来说，如共性2也可表述为等价的“使用前置词的语言中，领属语几乎总是后置于中心名词，而使用后置词的语言，领属语几乎总是前置于中心名词”。因此，共性2和9实际上是无蕴涵方向的简单、对称的相关性现象，而不是单向蕴涵表达，因此用和谐就足以解释了。
共性2的表述中以前后置词为条件前件，可能是因为对于反映一种语言的语序类型，前/后置词比起领属语位置是更稳定的并且代表性和预测能力更强的参项。
Greenberg虽然对“和谐”做了某种心理学的解释，但对“优势”的解释仅仅是字面上的，并无具体的内容。为了弥补这一点，Greenberg 强调指出“优势”和“和谐”也都能根据“四缺一”格局自动推出，或者说用“四缺一”格局来定义：
(3) 优势语序（dominant order）总是可以出现，而与其相反的劣势语序
（recessive order），只有在与其相和谐的语序也出现的情况下才出现。
以前面说的共性25为例：其中前置代词宾语是优势的，因为它既能跟与其和谐的前置名词宾语搭配，也能跟与其不和谐的后置名词宾语搭配。而后置代词宾语是劣势的，因为它只能跟与其和谐的后置名词宾语搭配而不能跟与其不和谐的前置名词宾语搭配。同样道理，后置名词宾语是优势的而前置名词宾语是劣势的。
但是（3）这一关于“优势”的形式定义仍然是描写性的，并没有提供解释导致“优势”的机制原因是什么。我们很难进一步解释为何代词宾语前置优于代词宾语后置及名词宾语前置，或名词宾语后置优于名词宾语前置及代词宾语后置。后面3.1节将分析“优势”的本质。
1.4 充分命题和必要命题
研究Greenberg 那些共性时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蕴涵关系的不同表达形式。蕴涵共性可以直接表现为充分条件命题“只要C，就一定B”。但也可以倒过来间接地表达为必要条件命题，“只有B，才会C”。例如，C指能跳过1.5米高度，B指能跳过1米。很明显，一般情况下，能跳过1.5米是能跳过1米的充分条件，反过来，能跳过1米是能跳过1.5米
的必要条件。因此，以下两种表达是等价的：“只要能跳过1.5米，就一定能跳过1米”，“只有跳过1米，才能跳过1.5米”。Greenberg 的45条共性中，有些表达为必要条件。如果不明确两种表达的区别，而只看两个条件的先后顺序，就会导致分析的混乱。如共性11（只有疑问词或疑问短语通常居于句首的语言中，才会颠倒陈述的语序，让动词置于主语之前；只有特殊疑问句的情况如此，是非疑问句才会出现同样的语序颠倒），就是个必要条件命题，不可误解成“疑问词语居于句首蕴含着颠倒陈述的语序；特殊疑问句这样，蕴含着是非疑问句也如此”。正确的理解是倒过来，“是非疑问句的陈述颠倒，蕴含着特殊疑问句的颠倒；疑问句颠倒陈述，蕴含着疑问词语居于句首”。
1.5 最小对比基础上的可能性等级
其实，关于“蕴含”和“优势”的本质，从常识和功能的角度看，是很容易理解的。P现象蕴含着Q现象，也就是说，有P必有Q，说明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P现象比Q现象难发生。蕴含关系实际上就是“较难发生的P现象的发生，蕴含更容易发生的Q现象的发生”，用日常语言来表达就是“不太可能发生的P现象都发生了，更容易发生的Q自然也会发生了”。“不太可能发生的”前件P可以看作劣势现象，而“更容易发生的”的后件Q可以看作优势现象。蕴含关系也就是劣势现象的发生蕴含着优势现象的发生。总之，要解释蕴含共性只需要一个可能性等级。例如解释共性25（名词宾语前置蕴含着代词宾语前置），只要指出代词比名词具有更大的前置倾向，即有更大前置可能性，就可以了，而这一点根据信息结构不难解释。
当然，解释蕴含关系时，有个必要前提，这就是有关两个现象要尽可能做到“其他条件都相同”（everything else being equal），即落实为“最小对比组”（minimal pair）。如名词宾语和代词宾语的位置比较，其中只有一个特征“是否代词”有不同。
下面一节讨论构成可能性等级的具体因素。
2 可能性等级：需要程度和处理难度
语言现象的发生可能性，大而言之，无非是需要程度和处理难度，后者包括说话者发生的难度和听话者的理解难度。这类似于和决定商品价格和流通的“市场需求”和“成本代价”两大因素。下面分别说明。
2.1 需要程度
先说“需要程度”，具体地说，就是“不那么需要的形式的存在，蕴含这更需要的对应形式的存在”。其理据性就是“需要是创造之母”。如关于人称代词反身形式有这样一条共性“如果第一、二人称有反身形式则第三人称也有反身形式”这显然是因为没有第一、二人称反身代词不会导致表达歧义，而没有第三人称反身代词则会导致歧义（比较“我打我”和“他打他”），因此后者比前者更需要，就是说承担更大交际功能。共性44（一种语言如果在第一人称上有性的区别，那么第二或第三人称，或者这两种人称，也总有性的区别），的本质也如此。
Greenberg 提出的45条共性中，跟需要程度有关的有共性11、30、32、34、36、41、42、43、44这9条。以共性30为例（如果一种语言里动词有人称－数的范畴或有性的范畴，那么它总有时-式的范畴），原因是对于动词来说时、体范畴具有重要的表义功能的，但是动词的人称、性、数范畴不是。如汉语动词就有体范畴而无人称、性、数范畴。
再看共性41（如果一种语言里动词后置于名词性主语和宾语是优势语序，那么这种语言几乎都具有格的系统），主语和宾语都前置于动词的语言（基本上只有SOV），显然比SVO语言和VSO/VOS更需要格标志，因为SVO语言根据位置就可区分论元角色，而VSO/VOS语言中
在结构信息最丰富的动词出现后，名词性成分的论元角色确定也比较容易。作为一个对比，V当头的语言中，V往往有较多预示后面论元性质的标志，如他加禄语的动词总带有提示后面哪个论元是话题或焦点的形态标志。
需要程度决定的蕴含共性比较容易理解，这里就不多讨论了，读者可参考两个附录。
2.2 处理难度
形式的“处理难度”也是一个有关的重要因素：“相对难处理的形式的存在蕴含着相对容易处理的对应形式的存在”，Greenberg 45条共性牵涉到处理难度的有共性11、26、32、33、37、43、45这7条。先看一下共性26（如果一种语言有非连续性的词缀，它总是有前缀或后缀，或者两者兼有），很明显，处理非连续词缀比处理连续的词缀要容易，因此能够承受非连续词缀的语言通常会有一般的前缀或者后缀。再看共性37（一种语言的性的范畴在非单数中不会比在单数中多），这是另一种类型的难度：要确定单个实体的性显然比确定多个实体的性容易，因为后者可能是不同性范畴的实体的组合。共性43（一种语言如果名词有性的范畴，那么代词也有性的范畴）牵涉到的难度又有不同：由于代词反映的信息比名词的信息要旧，而越是旧的信息我们越了解，包括对其性范畴。共性45（如果代词的多数有任何性的区别，那么单数也会有某种性的区别）的情况是相似的。
共性11（只有在疑问词或疑问短语通常居于句首的语言中，才会颠倒陈述的语序，让动词置于主语之前；只有特指疑问句的情况如此，是非疑问句才会出现同样的语序颠倒）的情况稍微复杂些，其逻辑表达为两个必要条件命题，颠倒过来就成了表现为充分条件命题的蕴含关系：是非疑问句用主谓颠倒形式表达，蕴含着特指疑问句也用主谓颠倒手段，而这又蕴含着疑问词提前。这条共性或许可以用“处理难度”解释：特指疑问句（使用疑问词的疑问句）有三种编码方式，根据操作步骤的复杂性，从易到难顺序是这样的：一，只用疑问词（如汉语）；二，用疑问词外还需要提前；三，不但疑问词提前，还要加上主谓语序颠倒。较难的编码形式三蕴含着较容易的二，也就是共性11的前半部（蕴含表达的后半部“特指疑问句如果主谓颠倒蕴含着疑问词提前”）。
但是这条共性的后半部（蕴含表达“是非疑问句的主谓颠倒蕴含着特指疑问句也是主谓颠倒手段”），情况不同：为什么是非疑问句采取语序颠倒的可能性更小？这或许可以“需要程度”来解释：特殊疑问句因为疑问词本身表示疑问，颠倒词序作为疑问编码形式相对来说是冗余的，不那么需要。
也许疑问词提前是激发语序颠倒的一个因素，因为提前的疑问词所在成分要跟动词保持紧密联系，就需要把谓语动词也前移，这就形成了主谓颠倒的现象。换言之，疑问词的论元地位需要尽早明确，而其论元地位的及早明确会带动谓语动词前移，因此导致主谓颠倒。是非疑问句中既然没有疑问词提前现象，就不那么需要动词前移。因此，这条共性的后半部多少跟需要程度有关。
当然，不需要的形式的产生，往往跟类推机制有关：既然特殊疑问句因为某种需要颠倒了语序，就带动了一般疑问句的颠倒。但反过来，类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一致性，而一致性可以归入和谐这个范畴。
另一方面，形式类推可以推广到功能类推。一旦是非疑问主谓也颠倒，就很可能根据类推具有了疑问标记的作用。而这就往往导致不再需要其他的疑问标志。例如英语中主谓颠倒跟表示“是否”义的并且指向全句的疑问副词whether、if 是互补的，不能一起使用。
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两种手段同时使用的语言。理论上也不能完全排除。如俄语中是否问句的焦点成分在一到句首的同时后面要跟一个疑问小词（参考共性10）。理论上看，也是冗余而违背经济动因的①。
处理难度跟语言形式的“自然程度”密切相关。如代词通常代表比名词更旧的信息，而旧信息前置于新信息符合信息流的自然顺序，因此代词前置于名词的语序比名词前置于代词的语序更自然，处理起来也比较容易。如果某种难度现象可以归因于其他已经确立的、更具体的动因，本文中一般不再归入难度。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共性43跟需要程度和难度都有关。一个现象有多个动因，这不奇怪。许多现象是多个动因互动的结果。共性43中反映的互动情况比较简单，因为两个动因作用的结果是互相一致的。两动因的作用如果不一致，我们后面讨论共性20时再分析。
同样，共性33（如果名词跟动词之间的数的一致关系没有专门表示出来，并且这又跟语序有关，那么此时动词总是前置的，并且是单数形式），跟难度和经济原则都有关。动词前置时，由于说到动词时有关名词还没有出现，要决定一致形式就比较困难，因此也就容易失去一致。而失去一致的结果就是采取最简单的第三人称单数，因为第三人称单数是最无标记的形式②。
当然，处理难度本身的原因也是需要解释的，前面1.2节说到不和谐会的结构会导致处理难度的增加。
有关处理难度，类型学界研究得比较多，如Hawkins (1994, 204) 从处理难度出发分析了大量语序现象。
3 “语义靠近”、“可别度领先”等具体动因
在“需要程度”和“处理难度”两个基本动因之下，我们可以更具体地列出下面一些动因。
3.1 可别度领先动因
由需要程度和难度决定的蕴含现象，都是“如果有P，就有Q”的情况。现在讨论另一种蕴含现象：“如果P这样，那么Q也这样”，如“如果P能跳过一米五，那么Q也一定能跳过一米五”。很明显这个蕴含关系表明了Q的跳高水平比P高。在语序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有定性较高的信息比有定性较低的信息有更大的前置可能，这就导致了共性25：代词的有定性通常比名词高，因此同样的成分，由名词充当比由代词充当更可能后置。共性25就表示，连不那么容易后置的代词宾语都后置了，具有更大后置倾向的名词当然也会后置了。这也是典型的可能性等级的例子。
与有定性程度有关的各种性质，我们概括为“可别度”identifiability，这是以指称性referentiality/定指性definiteness为核心成员的原型概念。可别度高而导致前置的倾向，我们称为“可别度领先动因”。Greenberg 45条共性中跟可别度有关的，有共性1、5、6、18、19、20、21、22、25这9条。共性1是最简单的情况（主语出现在宾语前），因为主语的可别度通常比宾语高，所以主语有前置于宾语的总倾向。共性6同样反映了主语有强烈前置倾向的性质（所有以VSO为优势语序的语言，都可以把SVO作为可能的或唯一的一种替换性基本语序）。用可别度解释共性5（如果一种语言以SOV为优势语序，并且领属语后置于核心名词，那么形容词也① 手段的重复，可以因“一致”成为合格的必要条件，也可以因“冗余”而称为不合格的原因。这可以说是一个悖论，可以作为语言理论的趣题去思考。语言学理论上另一个悖论是常用既可以成为先变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保守的条件。
② 英语中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上不是无标记，是个例外。许多语言中，第三人称是对话时“不在场者”，根据语言的像似原理，也因此最容易采取零标记；而在单数和多数之间，单数更容易采取无标记的零形式。
后置于核心名词），需要引进“跨范畴可别度等级”的观念（陆丙甫2005），承认非体词单位也可以有可别度，不同语类的可别度等级如下：
(4) 基本词类跨范畴可别度等级（> 表示可别度高于）： 名词 > 动词 > 形容词 > 虚词
根据这个等级，充当领属语的名词性定语应该比形容词定语有更大前置倾向，既然连具有更大前置倾向的名词定语都后置了，本来前置倾向较小的形容词定语更应该后置了。可以指出的是，其实这个后置倾向的差别似乎跟共性5的表达中的前提SOV 语序无关，即名词定语比形容词定语有更大前置倾向这一规律在其他基本语序中也如此。
跨范畴可别度等级是SOV 语序强势的原因之一，因为把可别度较低的动词放在名词
解释共性18（当描写性形容词前置于名词时，除了偶然出现的情况外，绝大多数情况是指别词和数词也处于名词之前），需要引进“扩展的可别度领先动因”（陆丙甫2005），即“定语对所属后，符合这个等级顺序。 名词短语的可别度贡献越大，则其前置倾向也越大”。这样的话，定语前置倾向从大到小的排列是：
（5）定语前置倾向等级：
指别词 > 数词 > 动词 > 形容词
因为指别词使所属名词短语成为有定的，数词使名词短语成为不定指的，两者都使名词短语的所指范围大大缩小，而动词定语和形容词定语只是使名词短语的所指缩小为一个子集合小类，具体所指的个体仍然是无穷的，如“有趣的书”。①
根据“扩展的可别度领先动因”，形容词前置倾向应该比指别词和数词小，因此形容词定语的前置蕴含着指别词、数词定语的前置，这就是对共性18的解释。这个解释也适用于至于共性20的前半部（当任何一个或者所有的下述成分[指别词、数词、描写性形容词] 居于名词之前时，它们总以这种语序出现）。至于后半部（如果它们后置，语序或者依旧，或者完全相反），是因为受到了另一个因素（语义靠近）的干扰，我们后面再讨论。
“可别度领先动因”跟处理难度有关：越是符合可别度顺序的序列也越容易处理。但我们前面说过，如果某种难度现象可以归因于其他已经确立的、更具体的动因，就不必再归入难度动因。
3.2 语义靠近动因
现在来看下一个跟语序密切相关的因素“语义靠近动因”，也就是Greenberg 文中提到的“亲近等级”（Proximity hierarchies)。这条共性是象似性最明显的落实，“语义关系越紧密的成分在结构上也越靠近”。适用于这个动因的结构至少有三个成分，即一个核心跟两个从属语，跟核心关系越密切的从属语就越靠近核心。关于语义靠近的基本思想，可表达为“意① （5）是根据跨范畴可别度推导出的定语前置倾向等级。事实上动词性定语的情况比较复杂，因此共性18中也没有提及。动词性定语如果是小句（关系从句），因为内部结构复杂，整体上有两个各自独立的倾向。一，出现在所属名词短语的边缘（“大块置外”，陆丙甫1993：11-113）。二，出现在名词短语的最末（“大块置末”，陆丙甫1993：199-203）。所以关系从句的往往不是在头就是在尾。在尾同时符合上述两个倾向，比起在头是更强势的。汉语的关系从句可以出现在（5）所示的位置上，但也总可以移到甚至倾向移到在头位置。不过，非关系从句性质的定语，如果表示名词所指事物的功能，根据下面3.2节要说的“语义靠近动因”，往往离核心名词最近，如“白色塑料游泳裤”中的“游泳”。
义上接近的成分结构上也接近”这一象似性原理。这条原理很早就被语言学家意识到了。但是如果没有核心这个定位标准，“语义靠近动因”难以得到明确和广泛的具体应用。
刚才讨论过的共性20的前半部（D、Num、A都前置于N时，必然以DNumAN为基本语序），也可用语义靠近动因解释，因为A反映N所指的内在稳定性质，跟N关系密切，所以最靠近N。D 起临时指别作用，跟N的性质完全无关，所以应该离N最远。由此可见，共性20前半部的DNumAN顺序，既然同时符合两个动因，所以这个语序相当稳定。
至于共性25的后半部（三个定语一起后置时N D Num A 和 N A Num D 都可能），N D Num A反映了可别度动因，N A Num D 反映了语义靠近原理。换言之，当三个定语都后置时，无法同时满足两个动因，因此导致了语序的不稳定。事实上三个定语都后置时，情况还不止这两种，还可能有其他语序，总之是两个动因的结果互相冲突时，语序就不稳定，或者说比较自由。以往通常认为形态丰富的语言语序也比较自由，但是汉语的语序不见得比英语不自由，看来决定语序自由度的还有其他因素。上述两动因的结果互相冲突，也是影响语序自由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别度动因跟语义靠近是最重要的两条语序动因。前者落实的时间性的前后，本质上是真实时间性的和语用性的，因此也是表层的。后者落实为跟核心的距离大小，是空间性的和语义性的；由于跟语用没有直接关系，可以说是深层的。大量语序现象都可以用两者的互动来解释。
语义靠近还可解释如下一些共性。共性26（非连续词缀较少见），可以说是难处理，但难处理的背后原因正是因为违背了语义靠近动因。共性28（派生成分和屈折成分在同侧，则派生成分必然更靠近词根），是因为派生成分反映词汇内在意义，而屈折成分反映临时的语法身份，跟外部句法环境有关；因此前者跟词根语义关系密切，应该靠近词根。共性39（数标志比格标志更靠近词根）的解释跟28相似。
语义靠近跟认知上的稳定性密切相关。语义靠近的单位，共现的概率较高，而我们的认知机制偏爱把共现率高的成分看作一个整体，这样可以简化我们的认知。如“那本有趣的科普读物”的三个定语中，“科普”是“读物”跟书本身内容有关，是最稳定的性质，“有趣的”有某种程度的因人而异的主观性，而“那本”最不稳定，在另一个场合就会说“这本”。如果我们把关系比较稳定的成分组合看作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可以简化我们的认识。同样道理，一个名词带数标志和格标志，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很可能这个数标志相对稳定，而格很可能变化，一个名词在连续的话语中出现，很可能第一次在宾语位置，第二次就在主语位置了，但是数不大会变。因此数标志总比格标志更靠近核心名词。
3.3 经济性动因
这个动因最常用于解释语言形式的长短繁简：越常用的形式越倾向于简短（“简”包括某些语音特征的消失，即弱化）。经济动因是“标记”（markedness）现象的功能解释：常用的形式是无标记形式。经济动因也能解释共性34（三数⊃双数⊃多数）：多数的使用比双数、三数多，因此也更需要。要节省数标志的话，省去用得较少的双数、三数才比较经济。当然省去这两个数范畴后，其表达形式自然就兼并到多数去了。
经济动因也能直接解释共性38（在有格系统的情况下，唯一用零形式语素表示的是意义上包含了不及物动词主语的格）：不及物动词的主语既然是唯一论元，当然无需采用显性格标志；能部分解释共性40（当形容词后置于名词时，形容词表示出名词的所有的屈折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名词可能缺少其中一个范畴或全部范畴的显性标记）：没有必要在名词短语中的所有定语上都加上反映名词短语句法地位的显性标志。当然，为何是后面的形容词而不是前面的名词省略标志，还需要其他的解释。这其他解释之一就是下面第3.4节要谈的。
广义的经济动因，如同广义的难度动因，表现是非常广泛的，许多共性多或多或少跟它有点关系。
3.4 标志置末动因
对语序现象的再一个功能解释在Greenberg文章中有直接的说明，“共性7、8和40，虽然表面很不同，但看来都同样表现出在单位的末尾而不是起首加以标记的总的趋势。例如，在严格的Ⅲ型次类中，动词标记了句子的结束。当屈折仅出现在名词短语的最后一个成分上时，它就标记了短语的结尾。这或许牵涉到这样的事实：我们总知道某人何时开始讲话；但可悲的经验表明，没有一定的标记，我们无法知道他何时将结束。”这个功能动因我们简称为“标尾”。不妨对共性7（SOV 语言总是用前置状语）稍作进一步的说明。共性7跟和谐动因也有关系，因为S、O和状语都是从属语，理想的情况是出现在动词的同一侧。但是为什么同样的和谐不适用于动词当头的语言呢？也就是说，存在着这样的区别：SOV语言在动词置于句末这一点上往往比较严格。有严格的SOV语言（动词居末语言），但是没有严格的VSO/VOS语言（动词居首语言），因为很容易有一些可别度高、话题性高的成分通过转换前移到句首。这一区别因为标尾动因而获得了强化。
标志置末被Hawkins等（1988）放在“头比尾重要”的原则中，因为标志通常是虚词性单位，信息上不如实词信息那么重要，所以往往成为后缀或词尾。 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信息地位不重要，容易轻读，而轻读单位本身又有后置倾向（柯航2007）。这个不妨称为“虚词后置倾向”，这个倾向跟可别度也有关，因为虚词意义抽象，可别度低（陆丙甫 2005）。
共性40（当形容词后置于名词时，形容词表示出名词的所有的屈折范畴。前面的名词可能省略某些范畴的标志），除了跟经济动因和标尾动因有关外，其实还跟语义靠近动因有关。形容词屈折范畴有两种，一种仅仅反映跟核心名词的一致，表现在性、数跟名词一致上；另一种是格一致，格其实标志了整个名词短语的句法地位，既然如此，这个格标志最好的位置是在整个名词的起首或者末尾，因为这两个边缘位置上，跟语境中赋予整个名词短语 格的支配成分之间的距离才能比较近。
3.5 其他动因
还有其他一些功能动因可以解释Greenberg 提出的共性。如共性14（条件从句总是前置）、15（VO语言中，目的从句总是后置）可以用时间顺序原则（现实或观念中先发生的事件在语流中也先发生）去解释：条件的实现先于结果实现，所以条件从句有前置的总倾向；目的的实现后于前提的实现，所以目的从句有后置的总倾向。目的从句后置的倾向在汉语中表现非常突出。汉语的状语从句，基本都是前置的，只有目的从句与众不同地基本都后置，如“以便、以免、旨在”引出的从句（只有“为了”，也可以前置，大概跟来源于受益者标志有关）。将这两个共性加以比较，有一个有趣的区别，条件从句的前置几乎是无条件的，但是目的从句的后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VO语序。这说明条件从句前置的倾向比目的从句后置的倾向更强烈。目的从句后置倾向不那么强烈的原因可能是，目的实现之前，可以预先出现于动作者的思想中。也就是说，目的有两重性，作为动机可以先出现，作为结果才是后出现。
共性22（在形容词比较结构中，如果唯一的或可能交替的语序之一是基准－标记－形容词的话，那么这语言是后置词语言。如果唯一的语序是形容词－标记－基准，那么这种语言除了偶然出现的情况外，绝大多数是前置词语言）部分地跟和谐有关，因为 [形容词-[标志-基准]]（如“高过他”）中，
[标志-基准]是核心前置的结构，形容词相对于整个[标志-基准]也是前置核心，因此同前置词
结构和谐。此外，这条共性也跟“联系项（居中）原则”相关（刘丹青2003）有关，因为也可以把标志看作联系形容词和比较基准之间的联系项。
共性29（一个语言如果有屈折形态，必然也有派生形态）似乎跟语法标志的虚化过程有关，独立的词总是先变成独立性较小的派生成分，最后再变成独立性更小的屈折成分。这条共性表明虚化程度高的成分的存在蕴含着虚化程度低的成分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一种语言有虚化程度高的成分，也就有虚化程度低的成分。
现在看看共性12（陈述句中以VSO为优势语序的语言，其特指疑问句中总把疑问词或疑问短语放在句首。陈述句中以SOV为优势语序的语言，不会有这样的变换），这似乎是45条共性中最难解释的一条。我们也只能提供一个猜测性非常大的解释。动词当头的语言，对话题的突出程度是很低的，因为动词很难成为话题。跟动词相关度较高的是焦点。也就是说，动词当头的语言中，靠前位置的焦点性比较强。疑问词也是焦点，因此在动词当头的语言中更容易前移到句首焦点位置。相反，动词居尾的SOV 语言，句首位置具有更强话题性，跟焦点成分兼容度较低，因此作为焦点的疑问词不容易前移。
注意，以上解释仅回答了VSO 跟疑问词提前间的语序的相关性、兼容性，并没有能进一步解释两者间的蕴涵方向，即使成立，也是很不充分的。
最后谈谈单数和多数的标志问题。两者中单数是无标记的，即共性35（单数可能是零形式，多数、双数、三数不可能是零形式）。就双数和三数从来不用零形式标志着一点来说，当然可以用经济原则解释：双数、三数使用少，不妨用复杂些的形式。不过，说到单数和多数的关系，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单数和多数之间当然也存在着同样的蕴涵关系：“单数有非零形式标志蕴涵着多数有非零标志”（Croft 1990:68）。单数和多数的使用率差别并不明显。这里的主要原因，大概主要是由象似性决定的，意义上简单的单数形式也取无标记的简单形式，这属于“数量象似”（Itkonen 1998）。另一方面，如果把“多数、双数和三数”概括成广义的“多数”（非单数），也就是成了“单数有非零形式标志蕴涵着多数有非零标志”，那么对这条共性的解释就可以同时用到经济动因和象似性动因。
广义的象似性，可以把“可别度领先动因”和“语义靠近动因”都包括进去，但因为它们使用频繁，就不妨从象似性中分离出去，作为独立的动因。
4 余论
当然，以上所有这些解释，都是初步的。许多解释都是部分的，即只是说出了多种因素中的一个，可能还是不那么重要的一个。特别是仅仅用和谐来解释的蕴含共性，显然还需要进一步解释那些蕴含表达中前件、后件的之间的必然逻辑联系（或前后件之间充分的因果联系），即决定“蕴含方向”的原因（金立鑫、陆丙甫2010）。Greenberg 在一些跟S、O、V组成的基本语序有关的蕴含共性中，都用基本语序决定其他形式，如共性3（VSO 蕴含着前置词）中就是，这或许是基本语序比较基本，用来做参照比较方便，并不一定有明确的蕴含方向含义。又如共性2和9，用前、后置词作为前件大概只是为了方便，因为比起领属语和疑问小词，前、后置词是更常见的现象。原文应该这样理解：在有疑问小词的语言中，前、后置词分别蕴含着句首、句末小词。
Greenberg 当时的表达也难免有不够明确的地方。如共性13，其中“动词性从属语”（verb forms subordinate to the main verb）究竟是动词性的宾语还是状语，根据原文无从知道。当然，也许是概括了两种情况。
另一方面，Greenberg 在整理出这45条共性时，所根据的语言种类还是相当有限的，主要依据的语料只有30种语言。因此不少共性的归纳是不精确的。如共性20，后来的调查表明三个定语都后置时的语序不止两种，而是有4种甚至更多（陆丙甫2005）。
尽管如此，这45条共性所反映的现象，即使不是共性，也是重要的倾向。45条共性中后来得到修正、补充的很多，但是作为倾向完全被推翻的还没有。可见，Greenberg整理出的45条共性，至今仍有很大的合理性和研究价值。
其实，（绝对）共性跟（相对）倾向，本质上一致的。可以说，共性是理想化、纯粹化的倾向，倾向是受到污染、干扰的共性。无论倾向还是共性，解释的本质是一样的，差别仅仅在于解释程度的高低和力度的大小而已，而这跟是否找到了干扰因素有关。没有找到干扰因素前，就是倾向；找到干扰因素后，就可以说是共性了。规律和原理，最终需要提炼、上升为共性。
科学理论建立在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因此材料的数量是很重要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材料越多越好。实际情况是，材料的价值随着数量的增加而递减。这跟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递减是同样的道理。因为我们处理材料的能力是有限的。根据每个人处理材料能力的差异，可以说都有一个材料数量的最佳值。超过这个最佳值，材料的增加不仅无助于理论的发掘，相反，会有干扰作用，好像进食过多就会消化不良一样。在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表发现的1869年，当时所知元素只有63种，只有目前所知的一半左右。但是，对于富有洞察力的门捷列夫，这63种元素的重量和性质之间，已经足以显示出某种意义重大的相关性格局。门捷列夫大胆假设了以七为周期的元素周期律。更有意义的是，他根据周期律大胆预言了某些元素的重量测量是错误的。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从而证实了元素周期律的正确性。
可以注意到，Greenberg 所依据的30种语言，数量虽然不多，但大多是使用者较多，研究较多的重要语言。这也增加了其可靠性。后来发现的许多共性例外，越是显得出乎意料，所依据的语言也往往越是使用者稀少、调查很不够的语言，其结论的不可靠性也越大。
因此，Greenberg当年归纳的语言共性，今天看来仍然有极大的可靠性和研究价值，可作为理解和解释语序现象的基本材料。
附录一： Greenberg 45条共性解释一览表
附录二 ：Greenberg 45 条语序共性及说明
下面我们把Greenberg 45条共性列出来，并对于上面表格的解释归类作些简单的补充说明。
基本语序
1：带有名词性主语和宾语的陈述句中，优势语序几乎总是主语处于宾语之前。 可别度领先。在可别度之外，还因为主语最容易选作话题而加强了两者的位置差别。主语可看作无标记话题或默认话题，因为主语所指往往是事件中呈现稳定状态的一方，特别是相对于宾语来说，宾语往往是事件中受到动作作用而改变状态的一方，甚至是动作的结果。话题有背景性质，因此倾向选择稳定的事件参与角色。而话题的自然位置就是句首。
2：使用前置词的语言中，领属语几乎总是后置于中心名词，而使用后置词的语言，领属语几乎总是前置于中心名词。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前置词推测应该采用后置领格却也适用前置领格的例外不少，如英语是前置词语言，跟后置性领属语（books of the school）和谐，但是也存在John’s books 这样的前置性领属语。反过来，根据使用后置词推测应该使用前置领格而使用后置领格的情况少得多。可见存在一种采用前置领格的总倾向，这是因为前置性领属语符合“整体-部分”顺序，是优势语序（陆丙甫2010）。
3：优势语序为VSO的语言，总是使用前置词。 和谐。
4：采取SOV为常规语序的语言，在远远超过随机频率的多数情况下，使用后置词。 和谐。蕴含方向的决定因素尚不清楚。
5：如果一种语言以SOV为优势语序，并且领属语后置于核心名词，那么形容词也后置于核心名词。
可别度。领属语名词可别度高于，因此前置倾向也大于，形容词。连前置倾向较大的定语都后置了，前置倾向较小的定语当然也极可能后置。前提SOV 似乎不是必要的。
6：所有以VSO为优势语序的语言，都可以把SVO作为可能的或唯一的一种替换性基本语序。
可别度。S可别度大，因此容易前移而话题化。
7：在以SOV为优势语序的语言中，如果没有替换语序，或仅有OSV为替换语序，那么动词所带的一切状语都处于动词之前（这就是Ⅲ型的“严格”次类）。
和谐。但是为何V当头的语言没有对应的和谐？原因是这种和谐很容易被话题的需要打破。所以不妨说，这条共性实际上受到和谐和话题需要两个动因的驱动。
句法
8：如果可以根据语调模式区分是非疑问句和其相应的陈述句，那么语调模式中的每一种语调上的区别性特征表现在句末，而不是句首。
标志置末。
9：在远远超过随机频率的多数情况下，涉及全句的疑问小词或词缀，在前置词语言中居于句首，在后置词语言中居于句末。
和谐。详见第一节。
10：疑问小词或词缀如果指向句中某一特定的词，几乎总是跟在这个词的后头。以VSO为优势语序的语言中不出现这样的小词。
显然跟语义靠近和标志置末（包括虚词后置倾向）都有关。为何VSO语言较少使用这种疑问小词？可能关系到共性12 （VSO语言的疑问词必然前移）。也就是说，疑问词前移就①
①
据“共性档案网站”497号（Plank 2006），共性10的后半部（VSO语言没有疑问小词）有不
少反例。
不需要疑问小词，可见两者有互补关系。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如下：句首位置本身有标志作用，就不需要双重标志了。
11：只有在疑问词或疑问短语通常居于句首的语言中，才会颠倒陈述的语序，让动词置于主语之前；只有特殊疑问句的情况如此，是非疑问句才会出现同样的语序颠倒。
这条共性的表达为两个必要条件命题，颠倒过来就成了表现为充分条件命题的蕴含关系：（前半部）是非疑问句用主谓颠倒形式表达，蕴含着特指疑问句也用主谓颠倒手段；（后半部）而特指疑问句中主谓颠倒，蕴含着疑问词提前。
其中后半部可以用“处理难度”解释：特指疑问句（使用疑问词的疑问句）有三种编码方式，根据操作步骤的复杂性，从易到难顺序是这样的：一，只用疑问词（如汉语）；二，用疑问词外还需要提前；三，不但疑问词提前，还要加上主谓语序颠倒。较难的编码形式三蕴含着较容易的二，也就是后半部“特指疑问句如果主谓颠倒蕴含着疑问词提前”。有了次难（移到句首）这个必要条件，才会有最难（移到句首加颠倒主谓）的必然结果。
但是前半部（蕴含表达“是非疑问句的主谓颠倒蕴含着特指疑问句也是主谓颠倒手段”），情况不同：为什么是非疑问句采取语序颠倒的可能性更小？这或许可以“需要程度”来解释：特殊疑问句因为疑问词本身表示疑问，颠倒词序作为疑问编码形式相对来说是冗余的，不那么需要。
也许疑问词提前是激发语序颠倒的一个因素，因为提前的疑问词所在成分要跟动词保持紧密联系，就需要把谓语动词也前移，这就形成了主谓颠倒的现象。换言之，疑问词的论元地位需要尽早明确，而其论元地位的及早明确会带动谓语动词前移，因此导致主谓颠倒。是非疑问句中既然没有疑问词提前现象，就不那么需要动词前移。因此，这条共性的后半部多少跟需要程度有关。
当然，不需要的形式的产生，往往跟类推机制有关：既然特殊疑问句因为某种需要颠倒了语序，就带动了是非疑问句的颠倒。但反过来，类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一致性，而一致性可以归入和谐这个范畴。
另一方面，形式类推可以推广到功能类推。一旦是非疑问主谓也颠倒，就很可能根据类推具有了疑问标记的作用。而这就往往导致不再需要其他的疑问标志。例如英语中主谓颠倒跟表示“是否”义的并且指向全句的疑问副词whether、if 是互补的，不能一起使用。
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两种手段同时使用的语言。理论上也不能完全排除。如俄语中是否问句的焦点成分在一到句首的同时后面要跟一个疑问小词（参考共性10）。理论上看，也是冗余而违背经济动因的①。
12：陈述句中以VSO为优势语序的语言，其特指疑问句中总把疑问词或疑问短语放在句首。陈述句中以SOV为优势语序的语言，不会有这样的变换。
如果考虑到SVO语言，正好处在中间两可状态，有些SVO语言的疑问词语要放在句首，如英语和许多欧洲语言，有些不必，如汉语等。这样，根据V位置变化，疑问词语的位置也相应变化。VSO语言的疑问词必须放到句首，SVO语言的疑问词两可，SOV语言的疑问词都在原位。这正好构成一个渐变连续统。也可以说，疑问词前置的倾向大小正好随着V的位置变化：V位置越靠前，疑问词前移倾向越大。或者说，疑问词有向V位置移动的倾①
手段的重复，可以因“一致”成为合格的必要条件，也可以因“冗余”而称为不合格的原因。
这可以说是一个悖论，可以作为语言理论的趣题去思考。语言学理论上另一个悖论是常用既可以成为先变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保守的条件。
向。那么，这种相关性的动因是什么呢？可能跟语言的话题突出程度有关。话题突出的语言，话题总是在句首的凸显位置，或者说，句首话题才是突出的话题，这就是SOV语言。而疑问词是焦点。在话题突出的语言中，句首位置已经被话题占据，就不容易容纳疑问词。相反，话题最不凸显的VSO语言，句首的位置通常不是被话题占据，就很容易容纳疑问词。
换言之，疑问词自身而言，有出现到句首的倾向。Haiman （1985:237-8）关于语序三大动因的第三条，“说话者脑子里最凸显的先说出来”，其中“脑子里最凸显的”成分就是指疑问词和感叹词等成分。不过，这个倾向跟话题的凸显有冲突，话题也有前置倾向。所以这条语序规则的落实程度就跟话题的是否凸显成反比。
这条共性也许可以用“和谐”来解释，但不是解释其他共性常用的核心位置的和谐，而是信息范畴的和谐。疑问词位置跟V的位置和谐，而跟具有很大话题性的S，特别是句首的S不和谐。
13: 如果名词性宾语总在动词之前，那么从属于主要动词的动词形式也要置于主要动词之前。
和谐。这里以名词性宾语的前置为前件，大概是因为是语法中比从属动词形式是更常用的范畴。
14：在条件陈述句中，所有语言都以条件从句处于结论之前为正常语序。 时间顺序。
15：除了名词性宾语总是居于动词之前的那些语言之外，表达意愿和目的的从属动词形式总是置于主要动词之后。
时间顺序。
16：以VSO为优势语序的语言中，有屈折变化的助动词总是前置于主要动词。在以SOV为优势语序的语言中，有屈折变化的助动词总是跟在主要动词之后。
和谐。详见第一节。
17：除了偶然出现的情况外，优势语序为VSO的语言绝大多数是形容词居于名词之后。 和谐。形容词定语的位置是最难以预测的现象之一。例如，根据和谐，VO语言应该倾向于用后置形容词定语，但汉语、英语和俄语这些主要语言都不是。不过，在主语、宾语都后置于动词的VSO 语言中，由于S和O 都和谐地后置于动词，从属语整体上后置的倾向就强化了，于是可以更好地预测形容词定语的位置。因此，在基本语序中，SVO 的预测力比起SVO 和VSO 要弱。
18：当描写性形容词前置于名词时，除了偶然出现的情况外，绝大多数情况是指别词和数词也处于名词之前。
可别度。
19：当一般规则是描写性形容词后置时，可能会有少数形容词常常前置；但一般规则是描写性形容词前置时，则不存在例外。
可别度。假设成分只能前移（这也跟生成语法关于移位的限制一致）并且前移导致可别度增加，那么，形容词的前移可得到功能解释，而后移就没有功能基础（Lu 1998）。这类似于汉语“一只白的狗”到“白的一只狗”这样的移位。
20：当任何一个或者所有的下述成分（指别词、数词、描写性形容词）居于名词之前时，它们总以这种语序出现。如果它们后置，语序或者依旧，或者完全相反。
语义靠近和可别度领先间互动的典型例子。
21：如果某些或所有副词跟在它们所修饰的形容词后，那么这种语言中的形容词也处于名词之后，而且以动词前置于名词性宾语为优势语序。
和谐和可别度。根据跨范畴可别度，这些从属语的前置倾向依次：名词> 形容词> 副词；因此有这条共性的蕴涵方向。之所以有保留地说“某些副词或所有副词”，是因为副词功能多种多样，难免会有些表示主观语气等等的成分会有极大前置倾向，成为例外。
22：在形容词比较结构中，如果唯一的或可能交替的语序之一是基准－标志－形容词的话，那么这语言是后置词语言。如果唯一的语序是形容词－标志－基准，那么这种语言除了偶然出现的情况外，绝大多数是前置词语言。
和谐。但是为何核心后置结构在这方面的和谐程度比核心前置结构要高？这还需要解释。这大概跟有严格的核心后置语言但无严格的核心前置语言（共性7）有某种相关。核心后置的语言总体上更符合跨范畴可别度等级，因此也更稳定。表示通常是前置词或后置词，有联系项性质，因此这条共性也关系到联系项居中动因。
23：如果同位结构中专有名词一般前置于普通名词，那么这种语言里的中心名词也前置于从属它的领属语成分。如果普通名词一般前置于专有名词，那么，从属的领属语成分绝大多数处于它的中心名词之前。
如果把同位结构中的专有名词看作核心（“社长刘跃进”即“作为社长的刘跃进”），那就可以用和谐来解释。Greenberg 已经指出英语不符合这条共性。汉语的情况更复杂，汉语中“刘跃进社长”也可以说，但限于表尊称（刘丹青1986），这里的专名宜看作后缀一类成分，这在“刘总”“刘老”一类说法中更明显。这里基本不存在蕴涵方向性。
24：如果关系从句前置于名词是唯一的或者是可交替的结构，那么这种语言或使用后置词，或者形容词前置于名词，也可能二者兼有。
核心居后结构间的和谐。蕴涵方向可能关系到跨范畴可别度。关系从句是动词性的，前置倾向小于形容词定语。事实上，关系从句自身在整体上有一种后置倾向。
25：如果代词性宾语后置于动词，那么名词性宾语也同样后置。 可别度领先的典型例子。
词法
26：如果一种语言有非连续性的词缀，它总是有前缀或后缀，或者两者兼有。 处理 难度。
27：如果一种语言仅有后缀，那么这是使用后置词的；仅有前缀，则是使用前置词的。 和谐。两个前件中的“仅有”，分别表明了核心的强烈后置倾向和前置倾向，因此可以作为前件推测前、后置词。
28： 如果派生词缀和屈折词缀都后置于或都前置于词根，派生词缀总在词根和屈折词缀之间。
语义靠近。派生词缀表示词汇意义，而屈折词汇表示已经句法环境中的语法意义，是更临时性不稳定的附加意义。
29：如果一种语言有屈折变化，那它总有派生现象。
虚化历程。屈折虚化程度更高，是后起的，有后起的必然有前期的。当然，虚化程度越高，越难发生，因此这条似乎也可以归入难度。不过这里的难度不是处理难度，而是发生难度。
30：如果一种语言里动词有人称－数的范畴或有性的范畴，那么它总有时-式的范畴。 需要程度。也跟语义相关性有关，不象时-体范畴那样跟动词意义直接相关，人称-数主要跟名词有关，跟动词意义并无直接关系。
31：如果作主语或作宾语的名词跟动词有性的一致关系，那么形容词跟名词也总有性的一致关系。
暂无解释，语料也尚待进一步调查。这条共性有个明显的反例是英语，其主语跟动词有一致关系（虽然仅限于第三人称单数），但形容词跟名词并无一致要求。
32：只要动词跟名词性主语或宾语有性的一致关系，总也有数的一致关系。 需要程度，数范畴的交际需要比性范畴大。
33: 如果名词跟动词之间的数的一致关系没有专门表示出来，并且这又跟语序有关，那么此时动词总是前置的，并且是单数形式。
名词前置于动词时更需要一致，是处理难度决定的；因为动词先出现，作为一致对象的名词尚未出现，要决定动词的一致形式就比较困难。动词前置时采取单数形式的倾向，是因为单数比起多数是无标记形式。无标记形式的采用是由经济原则决定的。
34：有双数的语言才会有三数。有复数的语言才会有双数。 需要程度。
35: 多数在所有的语言里都用某种非零形式的语素来表示，而单数在有些语言中仅用零形式表示。双数和三数几乎从不采取零形式。
单数跟双数、三数的对比，跟经济动因有关。单数跟多数的对比，则跟象似性动因有关。36：一种语言如果有性的范畴，它总具有数的范畴。
需要程度。数概念比性概念更重要。也跟处理难度有关，非单数情况下确定数比确定性容易。参看下一条。
37：一种语言的性的范畴在非单数中不会比在单数中多。 处理难度。非单数情况下要确定性比较困难，甚至不可能。
38: 在有格的系统的情况下，唯一用零形式语素表示的是意义上包含了不及物动词主语的格。
经济原则。包含了不及物动词主语的格（主格或通格）是使用最多的格，因为包含了较多的论元类别。
39: 如果表示数和格的语素一起出现，并且都前置或后置于名词，那么表示数的成分总在名词词根和表示格的成分之间。
语义靠近。数意义显然比格意义更内在而稳定。
40: 当形容词后置于名词时，形容词表示出名词的所有的屈折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名词可能缺少其中一个范畴或全部范畴的显性标记。
标志置末。但如果有不止一个形容词后置于名词，通常是每个形容词都要有屈折范畴，这就不能完全用标志置末来解释了。或许可以用类推：如果唯一的后置形容词定语是这样，其他的后置形容词也就照办了；但这就违背了经济原则。不过多个形容词后置时，彼此间的联系很松，各自为政地跟名词发生关系，各自可看做一个个降级谓语。这多少削弱了经济动因的作用。
41: 如果一种语言里动词后置于名词性主语和宾语是优势语序，那么这种语言几乎都具有格的系统。
需要程度。
42: 所有的语言都有至少包括三种人称和两种数在内的代词范畴。 需要程度。
43: 一种语言如果名词有性的范畴，那么在代词也有性的范畴。 需要程度和处理难度。代词主要指称人物，更需要也更容易识别性别。
44: 一种语言如果在第一人称上有性的区别，那么第二或第三人称，或者这两种人称，也总有性的区别。
需要程度的典型例子。有趣的是，汉语口语中虽然代词都无性差别，但是书面中第三人称有性（他、她），第二人称偶尔也有（你、妳），特别是港台文字中。但第一人称绝无性差别。
45: 如果代词的多数有任何性的区别，那么单数也会有某种性的区别。 处理难度。要认知多数的性别比认知单数的性别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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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Greenberg45条共性的分析*
南昌大学 陆丙甫
内容提要 本文对Greenberg （1966）提出的45条共性，主要是蕴含共性，从功能角度进行了逐步深入的解释。蕴含共性的基本解释就是不太可能发生的现象蕴涵着更容易发生的现象。而可能性等级分“需要程度”和“处理难度”两个方面，每个方面又由一些具体的动因组成，包括“语义靠近、可别度领先、经济性”等等。
关键词 Greenberg，共性分析，蕴含共性，可能性等级，充分条件，必要条件
1 蕴含共性的形式分析
1.1 蕴含共性
Greenberg 提出的语言共性理论开创了当代语言类型学。
在研究对象方面，他的贡献是突出了语序的重要性，这跟强调形态的传统语言类型学很不一样。其实，这也是强调语言共性的必然选择，因为比起形态来，语序表现出更多的共性。有些语言有形态，有些语言几乎无形态，因此形态并不具有普遍性。而语序现象在任何语言中都存在。并且，除了“所有自然语言都有元音和辅音”这些明显的表层共性外，人类语言中不那么一目了然的共性中，最重要的共性大概就可以算“成分数目限制”的共性了，即组成任何语言结构体的“语序单位”不会超过“七个左右”（7±2）的“块”（chunk）。这是因为受到人类短时记忆和注意力范围的限制。虽然Greenberg 没有明确定义“块”，即“语序单位”，但是类型学家在把握“语序单位”时，几乎是没有分歧的，可见“语序单位”具有很大的直觉基础和心理现实性。
在描写方法方面，Greenberg 最大的贡献是强调了“蕴含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在语言分析中的运用。蕴含共性所描写的不是表面上一目了然的共性（如“任何自然语言都有元音系统”等），而是比较隐藏的相关性规律。对这种相关性共性的发掘，大大扩大了共性研究的范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蕴含共性是当代语言学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其作用正如结构主义中的互补概念一样。换言之，“蕴含”关系，是继“互补”关系之后，语言学上另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描写概念。
蕴含共性的基本表达方式是：
(1) a. 如果一种语言有 P 现象 ，必有 Q 现象 ，但反过来不一定成立。 b. P ⊃ Q (其中 ⊃ 表示“蕴含”)
这一表述实际上可以落实为“四缺一”的形式，这里以Greenberg的共性25为例：
(2) Greenberg 共性25：
如果一种语言使用后置代词性宾语[VPro]，那么也使用后置名词性宾语[VN]。
[V Pro], [V N] [Pro V], [N V] *[V Pro], [N V] a. 两者都有（都取正值）， b. 两者都没有（都取负值）， c. 后者有而前者无（一正一负）， d. *前者有而后者无（一负一正），
* [Pro V], [V N] 本文曾刊于《东方语言学》第五期（2009），此次收入论文集，听取刘丹青、金立鑫等先生意见，做了较多的修改补充。
共性25符合“四缺一”格局。它只排除（2d）那样代词宾语后置而名词宾语却前置的搭配。也就是说，人类语言中不可能存在一种同时以后置代词宾语和前置名词宾语为基本语序的语言。属于（2a）的例子包括现代汉语。属于（2b）的例子有日语、朝鲜语等。属于（2c）的例子有法语等罗曼语系语言。古汉语中，代词宾语一定条件下通常前置，而同样的条件并不能导致名词宾语前置，也部分地符合（2c）。
1.2 和谐所能解释的
为了解释他提出的语序共性，Greenberg提出了语序“优势”(dominance)和语序“和谐”(harmony) 这两个概念：“这里要引进两个基本概念：一是某种特定语序压倒其交替语序的优势；二是不同的语序规则之间的和谐的和不和谐的关系。后者显然跟泛化 (generalization) 这一心理学概念有关”，“在相类似的结构中，对应的成分也倾向于使用同样的语序”。具体地说，也就是核心位置相同（都在左侧或右侧）的结构是互相和谐的。这跟认知的一致性有关。Greenberg所提出的45条共性中，跟和谐有关的有共性2、3、4、7、9、10、13、15、16、17、20、21、22、23、24、27这16条。以共性2（使用前置词的语言中，领属语几乎总是后置于中心名词，而使用后置词的语言，领属语几乎总是前置于中心名词）为例，前置词短语是核心前置的结构，其中的核心是前置词，而领格结构在后，也是核心前置的结构，互相和谐。 两种结构是否和谐本质上跟核心的定义有关。例如共性9（在远远超过随机频率的多数情况下，涉及全句的疑问小词或词缀，在前置词语言中居于句首，在后置词语言中居于句末），根据生成语法，疑问小词是整个疑问句的“核心”，它们决定了整个句子疑问性质的位置。这种核心观念的观念可称为“功能核心”。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分析。又如共性16（以VSO为优势语序的语言中，有屈折变化的助动词总是前置于主要动词。在以SOV为优势语序的语言中，有屈折变化的助动词总是跟在主要动词之后）中，所牵涉到的助动词，也可以看作功能核心。共性27（如果一种语言仅有后缀，那么也是使用后置词的；仅有前缀，则是使用前置词的），牵涉到的前、后缀也可看作词内部的功能核心。从历时角度看，前、后缀通常是前、后置词进一步语法化而发展来的，两者之间有内在的一致性。
不过，类型学中极少采用生成语法的功能核心概念，却用另一个效果相似的概念“词汇范畴”（lexical category）成分，用不能分叉的（non-branching）词范畴和可分叉的短语范畴的对立取代短语和核心的对立。这称为“分叉方向理论”（Branching Direction Theory，Dryer 1992: 89），主要意思是词范畴成分的方向位置应该一致，或者都前置，或者都后置。由于核心是词，而从属语通常是短语，所以说这一理论跟生成语法的功能核心理论的效果是几乎完全等价的。
不过，除了心理“泛化”和认知一致性之外，和谐性还有另一个功能原因，这就是符合“联系项居中”的原理。如about the book 跟与其和谐的the books of the school 组合的结果about the books of the school，比起跟不和谐的 the school’s books 结合的结果about the
school’s books，就更容易处理，因为听到中间时可以避免about the schools 的歧义。同样地，核心前置的“动-宾”结构跟核心后置的“定-名”结构，也会导致“看了 老师推荐的书”这样的在中途容易误解为“看了老师”这样的歧义。此外，不和谐的组合，经常会导致过度“中心内嵌”（center-embedding）而导致理解困难。如下面例子所示：
(1) a. This is the cat that chased the rat that ate the malt that was put in 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
b. 这就是那只【追赶【吃了【放在【约翰建的】房子里的】麦芽糖的】耗子的】猫
这两个意义对应的句子，理解难度的差别，就是因为英语中[核心动词-宾语] 和 [核心名词-从句定语]都是核心前置的结构，互相和谐，因此不会导致多重“中心内嵌”（结构中间插
进复杂结构）的现象，而中心内嵌导致结构两部分分开距离太大，中间干扰太大的后果。汉语这个对译句中，[动-宾] 和 [定-名]结构的核心位置相反，就导致多重中心内嵌。
当然也有汉语句子在结构对译成英语时英语反而显得难接受的，如：
(2) a. 我雇佣的那个花匠请来的那个医生留下的那本书不见了。
b. The book the doctor the gardener I employed invited left disappeared.
汉语中[主语-核心动词] 跟 [定-名]都是核心后置的结构，互相和谐，不会导致多重中心内嵌，而英语则因[主语-核心动词] 跟 [名-定] 不和谐而导致多重中心内嵌。
1.3 优势的本质
但仅仅用和谐还不能充分解释蕴含共性。具体地说，和谐的结构仅仅是容易互相兼容，共现的概率比较高；但和谐无法告诉我们互相和谐的结构哪个蕴含哪个，即前件、后件的选择问题，或“蕴含方向”问题。
互相和谐的两种结构共现的可能就比较大，这是“正相关”关系。但是正相关关系有两种情况。一是无方向、非蕴含的，仅仅是一起出现的概率高而已。另一种就是蕴含性的，就是根据一种结构可以预测另一种结构，但是反过来不成立。Greenberg 虽然在文章中强调了有方向的蕴含关系，但是在其对45条共性的表述中，有些似乎并无强调蕴含方向的意思，仅仅是共现的概率高而已。
如前面讨论和谐所提到的共性2和9，其实都可以颠倒过来说，如共性2也可表述为等价的“使用前置词的语言中，领属语几乎总是后置于中心名词，而使用后置词的语言，领属语几乎总是前置于中心名词”。因此，共性2和9实际上是无蕴涵方向的简单、对称的相关性现象，而不是单向蕴涵表达，因此用和谐就足以解释了。
共性2的表述中以前后置词为条件前件，可能是因为对于反映一种语言的语序类型，前/后置词比起领属语位置是更稳定的并且代表性和预测能力更强的参项。
Greenberg虽然对“和谐”做了某种心理学的解释，但对“优势”的解释仅仅是字面上的，并无具体的内容。为了弥补这一点，Greenberg 强调指出“优势”和“和谐”也都能根据“四缺一”格局自动推出，或者说用“四缺一”格局来定义：
(3) 优势语序（dominant order）总是可以出现，而与其相反的劣势语序
（recessive order），只有在与其相和谐的语序也出现的情况下才出现。
以前面说的共性25为例：其中前置代词宾语是优势的，因为它既能跟与其和谐的前置名词宾语搭配，也能跟与其不和谐的后置名词宾语搭配。而后置代词宾语是劣势的，因为它只能跟与其和谐的后置名词宾语搭配而不能跟与其不和谐的前置名词宾语搭配。同样道理，后置名词宾语是优势的而前置名词宾语是劣势的。
但是（3）这一关于“优势”的形式定义仍然是描写性的，并没有提供解释导致“优势”的机制原因是什么。我们很难进一步解释为何代词宾语前置优于代词宾语后置及名词宾语前置，或名词宾语后置优于名词宾语前置及代词宾语后置。后面3.1节将分析“优势”的本质。
1.4 充分命题和必要命题
研究Greenberg 那些共性时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蕴涵关系的不同表达形式。蕴涵共性可以直接表现为充分条件命题“只要C，就一定B”。但也可以倒过来间接地表达为必要条件命题，“只有B，才会C”。例如，C指能跳过1.5米高度，B指能跳过1米。很明显，一般情况下，能跳过1.5米是能跳过1米的充分条件，反过来，能跳过1米是能跳过1.5米
的必要条件。因此，以下两种表达是等价的：“只要能跳过1.5米，就一定能跳过1米”，“只有跳过1米，才能跳过1.5米”。Greenberg 的45条共性中，有些表达为必要条件。如果不明确两种表达的区别，而只看两个条件的先后顺序，就会导致分析的混乱。如共性11（只有疑问词或疑问短语通常居于句首的语言中，才会颠倒陈述的语序，让动词置于主语之前；只有特殊疑问句的情况如此，是非疑问句才会出现同样的语序颠倒），就是个必要条件命题，不可误解成“疑问词语居于句首蕴含着颠倒陈述的语序；特殊疑问句这样，蕴含着是非疑问句也如此”。正确的理解是倒过来，“是非疑问句的陈述颠倒，蕴含着特殊疑问句的颠倒；疑问句颠倒陈述，蕴含着疑问词语居于句首”。
1.5 最小对比基础上的可能性等级
其实，关于“蕴含”和“优势”的本质，从常识和功能的角度看，是很容易理解的。P现象蕴含着Q现象，也就是说，有P必有Q，说明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P现象比Q现象难发生。蕴含关系实际上就是“较难发生的P现象的发生，蕴含更容易发生的Q现象的发生”，用日常语言来表达就是“不太可能发生的P现象都发生了，更容易发生的Q自然也会发生了”。“不太可能发生的”前件P可以看作劣势现象，而“更容易发生的”的后件Q可以看作优势现象。蕴含关系也就是劣势现象的发生蕴含着优势现象的发生。总之，要解释蕴含共性只需要一个可能性等级。例如解释共性25（名词宾语前置蕴含着代词宾语前置），只要指出代词比名词具有更大的前置倾向，即有更大前置可能性，就可以了，而这一点根据信息结构不难解释。
当然，解释蕴含关系时，有个必要前提，这就是有关两个现象要尽可能做到“其他条件都相同”（everything else being equal），即落实为“最小对比组”（minimal pair）。如名词宾语和代词宾语的位置比较，其中只有一个特征“是否代词”有不同。
下面一节讨论构成可能性等级的具体因素。
2 可能性等级：需要程度和处理难度
语言现象的发生可能性，大而言之，无非是需要程度和处理难度，后者包括说话者发生的难度和听话者的理解难度。这类似于和决定商品价格和流通的“市场需求”和“成本代价”两大因素。下面分别说明。
2.1 需要程度
先说“需要程度”，具体地说，就是“不那么需要的形式的存在，蕴含这更需要的对应形式的存在”。其理据性就是“需要是创造之母”。如关于人称代词反身形式有这样一条共性“如果第一、二人称有反身形式则第三人称也有反身形式”这显然是因为没有第一、二人称反身代词不会导致表达歧义，而没有第三人称反身代词则会导致歧义（比较“我打我”和“他打他”），因此后者比前者更需要，就是说承担更大交际功能。共性44（一种语言如果在第一人称上有性的区别，那么第二或第三人称，或者这两种人称，也总有性的区别），的本质也如此。
Greenberg 提出的45条共性中，跟需要程度有关的有共性11、30、32、34、36、41、42、43、44这9条。以共性30为例（如果一种语言里动词有人称－数的范畴或有性的范畴，那么它总有时-式的范畴），原因是对于动词来说时、体范畴具有重要的表义功能的，但是动词的人称、性、数范畴不是。如汉语动词就有体范畴而无人称、性、数范畴。
再看共性41（如果一种语言里动词后置于名词性主语和宾语是优势语序，那么这种语言几乎都具有格的系统），主语和宾语都前置于动词的语言（基本上只有SOV），显然比SVO语言和VSO/VOS更需要格标志，因为SVO语言根据位置就可区分论元角色，而VSO/VOS语言中
在结构信息最丰富的动词出现后，名词性成分的论元角色确定也比较容易。作为一个对比，V当头的语言中，V往往有较多预示后面论元性质的标志，如他加禄语的动词总带有提示后面哪个论元是话题或焦点的形态标志。
需要程度决定的蕴含共性比较容易理解，这里就不多讨论了，读者可参考两个附录。
2.2 处理难度
形式的“处理难度”也是一个有关的重要因素：“相对难处理的形式的存在蕴含着相对容易处理的对应形式的存在”，Greenberg 45条共性牵涉到处理难度的有共性11、26、32、33、37、43、45这7条。先看一下共性26（如果一种语言有非连续性的词缀，它总是有前缀或后缀，或者两者兼有），很明显，处理非连续词缀比处理连续的词缀要容易，因此能够承受非连续词缀的语言通常会有一般的前缀或者后缀。再看共性37（一种语言的性的范畴在非单数中不会比在单数中多），这是另一种类型的难度：要确定单个实体的性显然比确定多个实体的性容易，因为后者可能是不同性范畴的实体的组合。共性43（一种语言如果名词有性的范畴，那么代词也有性的范畴）牵涉到的难度又有不同：由于代词反映的信息比名词的信息要旧，而越是旧的信息我们越了解，包括对其性范畴。共性45（如果代词的多数有任何性的区别，那么单数也会有某种性的区别）的情况是相似的。
共性11（只有在疑问词或疑问短语通常居于句首的语言中，才会颠倒陈述的语序，让动词置于主语之前；只有特指疑问句的情况如此，是非疑问句才会出现同样的语序颠倒）的情况稍微复杂些，其逻辑表达为两个必要条件命题，颠倒过来就成了表现为充分条件命题的蕴含关系：是非疑问句用主谓颠倒形式表达，蕴含着特指疑问句也用主谓颠倒手段，而这又蕴含着疑问词提前。这条共性或许可以用“处理难度”解释：特指疑问句（使用疑问词的疑问句）有三种编码方式，根据操作步骤的复杂性，从易到难顺序是这样的：一，只用疑问词（如汉语）；二，用疑问词外还需要提前；三，不但疑问词提前，还要加上主谓语序颠倒。较难的编码形式三蕴含着较容易的二，也就是共性11的前半部（蕴含表达的后半部“特指疑问句如果主谓颠倒蕴含着疑问词提前”）。
但是这条共性的后半部（蕴含表达“是非疑问句的主谓颠倒蕴含着特指疑问句也是主谓颠倒手段”），情况不同：为什么是非疑问句采取语序颠倒的可能性更小？这或许可以“需要程度”来解释：特殊疑问句因为疑问词本身表示疑问，颠倒词序作为疑问编码形式相对来说是冗余的，不那么需要。
也许疑问词提前是激发语序颠倒的一个因素，因为提前的疑问词所在成分要跟动词保持紧密联系，就需要把谓语动词也前移，这就形成了主谓颠倒的现象。换言之，疑问词的论元地位需要尽早明确，而其论元地位的及早明确会带动谓语动词前移，因此导致主谓颠倒。是非疑问句中既然没有疑问词提前现象，就不那么需要动词前移。因此，这条共性的后半部多少跟需要程度有关。
当然，不需要的形式的产生，往往跟类推机制有关：既然特殊疑问句因为某种需要颠倒了语序，就带动了一般疑问句的颠倒。但反过来，类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一致性，而一致性可以归入和谐这个范畴。
另一方面，形式类推可以推广到功能类推。一旦是非疑问主谓也颠倒，就很可能根据类推具有了疑问标记的作用。而这就往往导致不再需要其他的疑问标志。例如英语中主谓颠倒跟表示“是否”义的并且指向全句的疑问副词whether、if 是互补的，不能一起使用。
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两种手段同时使用的语言。理论上也不能完全排除。如俄语中是否问句的焦点成分在一到句首的同时后面要跟一个疑问小词（参考共性10）。理论上看，也是冗余而违背经济动因的①。
处理难度跟语言形式的“自然程度”密切相关。如代词通常代表比名词更旧的信息，而旧信息前置于新信息符合信息流的自然顺序，因此代词前置于名词的语序比名词前置于代词的语序更自然，处理起来也比较容易。如果某种难度现象可以归因于其他已经确立的、更具体的动因，本文中一般不再归入难度。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共性43跟需要程度和难度都有关。一个现象有多个动因，这不奇怪。许多现象是多个动因互动的结果。共性43中反映的互动情况比较简单，因为两个动因作用的结果是互相一致的。两动因的作用如果不一致，我们后面讨论共性20时再分析。
同样，共性33（如果名词跟动词之间的数的一致关系没有专门表示出来，并且这又跟语序有关，那么此时动词总是前置的，并且是单数形式），跟难度和经济原则都有关。动词前置时，由于说到动词时有关名词还没有出现，要决定一致形式就比较困难，因此也就容易失去一致。而失去一致的结果就是采取最简单的第三人称单数，因为第三人称单数是最无标记的形式②。
当然，处理难度本身的原因也是需要解释的，前面1.2节说到不和谐会的结构会导致处理难度的增加。
有关处理难度，类型学界研究得比较多，如Hawkins (1994, 204) 从处理难度出发分析了大量语序现象。
3 “语义靠近”、“可别度领先”等具体动因
在“需要程度”和“处理难度”两个基本动因之下，我们可以更具体地列出下面一些动因。
3.1 可别度领先动因
由需要程度和难度决定的蕴含现象，都是“如果有P，就有Q”的情况。现在讨论另一种蕴含现象：“如果P这样，那么Q也这样”，如“如果P能跳过一米五，那么Q也一定能跳过一米五”。很明显这个蕴含关系表明了Q的跳高水平比P高。在语序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有定性较高的信息比有定性较低的信息有更大的前置可能，这就导致了共性25：代词的有定性通常比名词高，因此同样的成分，由名词充当比由代词充当更可能后置。共性25就表示，连不那么容易后置的代词宾语都后置了，具有更大后置倾向的名词当然也会后置了。这也是典型的可能性等级的例子。
与有定性程度有关的各种性质，我们概括为“可别度”identifiability，这是以指称性referentiality/定指性definiteness为核心成员的原型概念。可别度高而导致前置的倾向，我们称为“可别度领先动因”。Greenberg 45条共性中跟可别度有关的，有共性1、5、6、18、19、20、21、22、25这9条。共性1是最简单的情况（主语出现在宾语前），因为主语的可别度通常比宾语高，所以主语有前置于宾语的总倾向。共性6同样反映了主语有强烈前置倾向的性质（所有以VSO为优势语序的语言，都可以把SVO作为可能的或唯一的一种替换性基本语序）。用可别度解释共性5（如果一种语言以SOV为优势语序，并且领属语后置于核心名词，那么形容词也① 手段的重复，可以因“一致”成为合格的必要条件，也可以因“冗余”而称为不合格的原因。这可以说是一个悖论，可以作为语言理论的趣题去思考。语言学理论上另一个悖论是常用既可以成为先变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保守的条件。
② 英语中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上不是无标记，是个例外。许多语言中，第三人称是对话时“不在场者”，根据语言的像似原理，也因此最容易采取零标记；而在单数和多数之间，单数更容易采取无标记的零形式。
后置于核心名词），需要引进“跨范畴可别度等级”的观念（陆丙甫2005），承认非体词单位也可以有可别度，不同语类的可别度等级如下：
(4) 基本词类跨范畴可别度等级（> 表示可别度高于）： 名词 > 动词 > 形容词 > 虚词
根据这个等级，充当领属语的名词性定语应该比形容词定语有更大前置倾向，既然连具有更大前置倾向的名词定语都后置了，本来前置倾向较小的形容词定语更应该后置了。可以指出的是，其实这个后置倾向的差别似乎跟共性5的表达中的前提SOV 语序无关，即名词定语比形容词定语有更大前置倾向这一规律在其他基本语序中也如此。
跨范畴可别度等级是SOV 语序强势的原因之一，因为把可别度较低的动词放在名词
解释共性18（当描写性形容词前置于名词时，除了偶然出现的情况外，绝大多数情况是指别词和数词也处于名词之前），需要引进“扩展的可别度领先动因”（陆丙甫2005），即“定语对所属后，符合这个等级顺序。 名词短语的可别度贡献越大，则其前置倾向也越大”。这样的话，定语前置倾向从大到小的排列是：
（5）定语前置倾向等级：
指别词 > 数词 > 动词 > 形容词
因为指别词使所属名词短语成为有定的，数词使名词短语成为不定指的，两者都使名词短语的所指范围大大缩小，而动词定语和形容词定语只是使名词短语的所指缩小为一个子集合小类，具体所指的个体仍然是无穷的，如“有趣的书”。①
根据“扩展的可别度领先动因”，形容词前置倾向应该比指别词和数词小，因此形容词定语的前置蕴含着指别词、数词定语的前置，这就是对共性18的解释。这个解释也适用于至于共性20的前半部（当任何一个或者所有的下述成分[指别词、数词、描写性形容词] 居于名词之前时，它们总以这种语序出现）。至于后半部（如果它们后置，语序或者依旧，或者完全相反），是因为受到了另一个因素（语义靠近）的干扰，我们后面再讨论。
“可别度领先动因”跟处理难度有关：越是符合可别度顺序的序列也越容易处理。但我们前面说过，如果某种难度现象可以归因于其他已经确立的、更具体的动因，就不必再归入难度动因。
3.2 语义靠近动因
现在来看下一个跟语序密切相关的因素“语义靠近动因”，也就是Greenberg 文中提到的“亲近等级”（Proximity hierarchies)。这条共性是象似性最明显的落实，“语义关系越紧密的成分在结构上也越靠近”。适用于这个动因的结构至少有三个成分，即一个核心跟两个从属语，跟核心关系越密切的从属语就越靠近核心。关于语义靠近的基本思想，可表达为“意① （5）是根据跨范畴可别度推导出的定语前置倾向等级。事实上动词性定语的情况比较复杂，因此共性18中也没有提及。动词性定语如果是小句（关系从句），因为内部结构复杂，整体上有两个各自独立的倾向。一，出现在所属名词短语的边缘（“大块置外”，陆丙甫1993：11-113）。二，出现在名词短语的最末（“大块置末”，陆丙甫1993：199-203）。所以关系从句的往往不是在头就是在尾。在尾同时符合上述两个倾向，比起在头是更强势的。汉语的关系从句可以出现在（5）所示的位置上，但也总可以移到甚至倾向移到在头位置。不过，非关系从句性质的定语，如果表示名词所指事物的功能，根据下面3.2节要说的“语义靠近动因”，往往离核心名词最近，如“白色塑料游泳裤”中的“游泳”。
义上接近的成分结构上也接近”这一象似性原理。这条原理很早就被语言学家意识到了。但是如果没有核心这个定位标准，“语义靠近动因”难以得到明确和广泛的具体应用。
刚才讨论过的共性20的前半部（D、Num、A都前置于N时，必然以DNumAN为基本语序），也可用语义靠近动因解释，因为A反映N所指的内在稳定性质，跟N关系密切，所以最靠近N。D 起临时指别作用，跟N的性质完全无关，所以应该离N最远。由此可见，共性20前半部的DNumAN顺序，既然同时符合两个动因，所以这个语序相当稳定。
至于共性25的后半部（三个定语一起后置时N D Num A 和 N A Num D 都可能），N D Num A反映了可别度动因，N A Num D 反映了语义靠近原理。换言之，当三个定语都后置时，无法同时满足两个动因，因此导致了语序的不稳定。事实上三个定语都后置时，情况还不止这两种，还可能有其他语序，总之是两个动因的结果互相冲突时，语序就不稳定，或者说比较自由。以往通常认为形态丰富的语言语序也比较自由，但是汉语的语序不见得比英语不自由，看来决定语序自由度的还有其他因素。上述两动因的结果互相冲突，也是影响语序自由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别度动因跟语义靠近是最重要的两条语序动因。前者落实的时间性的前后，本质上是真实时间性的和语用性的，因此也是表层的。后者落实为跟核心的距离大小，是空间性的和语义性的；由于跟语用没有直接关系，可以说是深层的。大量语序现象都可以用两者的互动来解释。
语义靠近还可解释如下一些共性。共性26（非连续词缀较少见），可以说是难处理，但难处理的背后原因正是因为违背了语义靠近动因。共性28（派生成分和屈折成分在同侧，则派生成分必然更靠近词根），是因为派生成分反映词汇内在意义，而屈折成分反映临时的语法身份，跟外部句法环境有关；因此前者跟词根语义关系密切，应该靠近词根。共性39（数标志比格标志更靠近词根）的解释跟28相似。
语义靠近跟认知上的稳定性密切相关。语义靠近的单位，共现的概率较高，而我们的认知机制偏爱把共现率高的成分看作一个整体，这样可以简化我们的认知。如“那本有趣的科普读物”的三个定语中，“科普”是“读物”跟书本身内容有关，是最稳定的性质，“有趣的”有某种程度的因人而异的主观性，而“那本”最不稳定，在另一个场合就会说“这本”。如果我们把关系比较稳定的成分组合看作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可以简化我们的认识。同样道理，一个名词带数标志和格标志，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很可能这个数标志相对稳定，而格很可能变化，一个名词在连续的话语中出现，很可能第一次在宾语位置，第二次就在主语位置了，但是数不大会变。因此数标志总比格标志更靠近核心名词。
3.3 经济性动因
这个动因最常用于解释语言形式的长短繁简：越常用的形式越倾向于简短（“简”包括某些语音特征的消失，即弱化）。经济动因是“标记”（markedness）现象的功能解释：常用的形式是无标记形式。经济动因也能解释共性34（三数⊃双数⊃多数）：多数的使用比双数、三数多，因此也更需要。要节省数标志的话，省去用得较少的双数、三数才比较经济。当然省去这两个数范畴后，其表达形式自然就兼并到多数去了。
经济动因也能直接解释共性38（在有格系统的情况下，唯一用零形式语素表示的是意义上包含了不及物动词主语的格）：不及物动词的主语既然是唯一论元，当然无需采用显性格标志；能部分解释共性40（当形容词后置于名词时，形容词表示出名词的所有的屈折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名词可能缺少其中一个范畴或全部范畴的显性标记）：没有必要在名词短语中的所有定语上都加上反映名词短语句法地位的显性标志。当然，为何是后面的形容词而不是前面的名词省略标志，还需要其他的解释。这其他解释之一就是下面第3.4节要谈的。
广义的经济动因，如同广义的难度动因，表现是非常广泛的，许多共性多或多或少跟它有点关系。
3.4 标志置末动因
对语序现象的再一个功能解释在Greenberg文章中有直接的说明，“共性7、8和40，虽然表面很不同，但看来都同样表现出在单位的末尾而不是起首加以标记的总的趋势。例如，在严格的Ⅲ型次类中，动词标记了句子的结束。当屈折仅出现在名词短语的最后一个成分上时，它就标记了短语的结尾。这或许牵涉到这样的事实：我们总知道某人何时开始讲话；但可悲的经验表明，没有一定的标记，我们无法知道他何时将结束。”这个功能动因我们简称为“标尾”。不妨对共性7（SOV 语言总是用前置状语）稍作进一步的说明。共性7跟和谐动因也有关系，因为S、O和状语都是从属语，理想的情况是出现在动词的同一侧。但是为什么同样的和谐不适用于动词当头的语言呢？也就是说，存在着这样的区别：SOV语言在动词置于句末这一点上往往比较严格。有严格的SOV语言（动词居末语言），但是没有严格的VSO/VOS语言（动词居首语言），因为很容易有一些可别度高、话题性高的成分通过转换前移到句首。这一区别因为标尾动因而获得了强化。
标志置末被Hawkins等（1988）放在“头比尾重要”的原则中，因为标志通常是虚词性单位，信息上不如实词信息那么重要，所以往往成为后缀或词尾。 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信息地位不重要，容易轻读，而轻读单位本身又有后置倾向（柯航2007）。这个不妨称为“虚词后置倾向”，这个倾向跟可别度也有关，因为虚词意义抽象，可别度低（陆丙甫 2005）。
共性40（当形容词后置于名词时，形容词表示出名词的所有的屈折范畴。前面的名词可能省略某些范畴的标志），除了跟经济动因和标尾动因有关外，其实还跟语义靠近动因有关。形容词屈折范畴有两种，一种仅仅反映跟核心名词的一致，表现在性、数跟名词一致上；另一种是格一致，格其实标志了整个名词短语的句法地位，既然如此，这个格标志最好的位置是在整个名词的起首或者末尾，因为这两个边缘位置上，跟语境中赋予整个名词短语 格的支配成分之间的距离才能比较近。
3.5 其他动因
还有其他一些功能动因可以解释Greenberg 提出的共性。如共性14（条件从句总是前置）、15（VO语言中，目的从句总是后置）可以用时间顺序原则（现实或观念中先发生的事件在语流中也先发生）去解释：条件的实现先于结果实现，所以条件从句有前置的总倾向；目的的实现后于前提的实现，所以目的从句有后置的总倾向。目的从句后置的倾向在汉语中表现非常突出。汉语的状语从句，基本都是前置的，只有目的从句与众不同地基本都后置，如“以便、以免、旨在”引出的从句（只有“为了”，也可以前置，大概跟来源于受益者标志有关）。将这两个共性加以比较，有一个有趣的区别，条件从句的前置几乎是无条件的，但是目的从句的后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VO语序。这说明条件从句前置的倾向比目的从句后置的倾向更强烈。目的从句后置倾向不那么强烈的原因可能是，目的实现之前，可以预先出现于动作者的思想中。也就是说，目的有两重性，作为动机可以先出现，作为结果才是后出现。
共性22（在形容词比较结构中，如果唯一的或可能交替的语序之一是基准－标记－形容词的话，那么这语言是后置词语言。如果唯一的语序是形容词－标记－基准，那么这种语言除了偶然出现的情况外，绝大多数是前置词语言）部分地跟和谐有关，因为 [形容词-[标志-基准]]（如“高过他”）中，
[标志-基准]是核心前置的结构，形容词相对于整个[标志-基准]也是前置核心，因此同前置词
结构和谐。此外，这条共性也跟“联系项（居中）原则”相关（刘丹青2003）有关，因为也可以把标志看作联系形容词和比较基准之间的联系项。
共性29（一个语言如果有屈折形态，必然也有派生形态）似乎跟语法标志的虚化过程有关，独立的词总是先变成独立性较小的派生成分，最后再变成独立性更小的屈折成分。这条共性表明虚化程度高的成分的存在蕴含着虚化程度低的成分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一种语言有虚化程度高的成分，也就有虚化程度低的成分。
现在看看共性12（陈述句中以VSO为优势语序的语言，其特指疑问句中总把疑问词或疑问短语放在句首。陈述句中以SOV为优势语序的语言，不会有这样的变换），这似乎是45条共性中最难解释的一条。我们也只能提供一个猜测性非常大的解释。动词当头的语言，对话题的突出程度是很低的，因为动词很难成为话题。跟动词相关度较高的是焦点。也就是说，动词当头的语言中，靠前位置的焦点性比较强。疑问词也是焦点，因此在动词当头的语言中更容易前移到句首焦点位置。相反，动词居尾的SOV 语言，句首位置具有更强话题性，跟焦点成分兼容度较低，因此作为焦点的疑问词不容易前移。
注意，以上解释仅回答了VSO 跟疑问词提前间的语序的相关性、兼容性，并没有能进一步解释两者间的蕴涵方向，即使成立，也是很不充分的。
最后谈谈单数和多数的标志问题。两者中单数是无标记的，即共性35（单数可能是零形式，多数、双数、三数不可能是零形式）。就双数和三数从来不用零形式标志着一点来说，当然可以用经济原则解释：双数、三数使用少，不妨用复杂些的形式。不过，说到单数和多数的关系，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单数和多数之间当然也存在着同样的蕴涵关系：“单数有非零形式标志蕴涵着多数有非零标志”（Croft 1990:68）。单数和多数的使用率差别并不明显。这里的主要原因，大概主要是由象似性决定的，意义上简单的单数形式也取无标记的简单形式，这属于“数量象似”（Itkonen 1998）。另一方面，如果把“多数、双数和三数”概括成广义的“多数”（非单数），也就是成了“单数有非零形式标志蕴涵着多数有非零标志”，那么对这条共性的解释就可以同时用到经济动因和象似性动因。
广义的象似性，可以把“可别度领先动因”和“语义靠近动因”都包括进去，但因为它们使用频繁，就不妨从象似性中分离出去，作为独立的动因。
4 余论
当然，以上所有这些解释，都是初步的。许多解释都是部分的，即只是说出了多种因素中的一个，可能还是不那么重要的一个。特别是仅仅用和谐来解释的蕴含共性，显然还需要进一步解释那些蕴含表达中前件、后件的之间的必然逻辑联系（或前后件之间充分的因果联系），即决定“蕴含方向”的原因（金立鑫、陆丙甫2010）。Greenberg 在一些跟S、O、V组成的基本语序有关的蕴含共性中，都用基本语序决定其他形式，如共性3（VSO 蕴含着前置词）中就是，这或许是基本语序比较基本，用来做参照比较方便，并不一定有明确的蕴含方向含义。又如共性2和9，用前、后置词作为前件大概只是为了方便，因为比起领属语和疑问小词，前、后置词是更常见的现象。原文应该这样理解：在有疑问小词的语言中，前、后置词分别蕴含着句首、句末小词。
Greenberg 当时的表达也难免有不够明确的地方。如共性13，其中“动词性从属语”（verb forms subordinate to the main verb）究竟是动词性的宾语还是状语，根据原文无从知道。当然，也许是概括了两种情况。
另一方面，Greenberg 在整理出这45条共性时，所根据的语言种类还是相当有限的，主要依据的语料只有30种语言。因此不少共性的归纳是不精确的。如共性20，后来的调查表明三个定语都后置时的语序不止两种，而是有4种甚至更多（陆丙甫2005）。
尽管如此，这45条共性所反映的现象，即使不是共性，也是重要的倾向。45条共性中后来得到修正、补充的很多，但是作为倾向完全被推翻的还没有。可见，Greenberg整理出的45条共性，至今仍有很大的合理性和研究价值。
其实，（绝对）共性跟（相对）倾向，本质上一致的。可以说，共性是理想化、纯粹化的倾向，倾向是受到污染、干扰的共性。无论倾向还是共性，解释的本质是一样的，差别仅仅在于解释程度的高低和力度的大小而已，而这跟是否找到了干扰因素有关。没有找到干扰因素前，就是倾向；找到干扰因素后，就可以说是共性了。规律和原理，最终需要提炼、上升为共性。
科学理论建立在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因此材料的数量是很重要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材料越多越好。实际情况是，材料的价值随着数量的增加而递减。这跟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递减是同样的道理。因为我们处理材料的能力是有限的。根据每个人处理材料能力的差异，可以说都有一个材料数量的最佳值。超过这个最佳值，材料的增加不仅无助于理论的发掘，相反，会有干扰作用，好像进食过多就会消化不良一样。在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表发现的1869年，当时所知元素只有63种，只有目前所知的一半左右。但是，对于富有洞察力的门捷列夫，这63种元素的重量和性质之间，已经足以显示出某种意义重大的相关性格局。门捷列夫大胆假设了以七为周期的元素周期律。更有意义的是，他根据周期律大胆预言了某些元素的重量测量是错误的。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从而证实了元素周期律的正确性。
可以注意到，Greenberg 所依据的30种语言，数量虽然不多，但大多是使用者较多，研究较多的重要语言。这也增加了其可靠性。后来发现的许多共性例外，越是显得出乎意料，所依据的语言也往往越是使用者稀少、调查很不够的语言，其结论的不可靠性也越大。
因此，Greenberg当年归纳的语言共性，今天看来仍然有极大的可靠性和研究价值，可作为理解和解释语序现象的基本材料。
附录一： Greenberg 45条共性解释一览表
附录二 ：Greenberg 45 条语序共性及说明
下面我们把Greenberg 45条共性列出来，并对于上面表格的解释归类作些简单的补充说明。
基本语序
1：带有名词性主语和宾语的陈述句中，优势语序几乎总是主语处于宾语之前。 可别度领先。在可别度之外，还因为主语最容易选作话题而加强了两者的位置差别。主语可看作无标记话题或默认话题，因为主语所指往往是事件中呈现稳定状态的一方，特别是相对于宾语来说，宾语往往是事件中受到动作作用而改变状态的一方，甚至是动作的结果。话题有背景性质，因此倾向选择稳定的事件参与角色。而话题的自然位置就是句首。
2：使用前置词的语言中，领属语几乎总是后置于中心名词，而使用后置词的语言，领属语几乎总是前置于中心名词。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前置词推测应该采用后置领格却也适用前置领格的例外不少，如英语是前置词语言，跟后置性领属语（books of the school）和谐，但是也存在John’s books 这样的前置性领属语。反过来，根据使用后置词推测应该使用前置领格而使用后置领格的情况少得多。可见存在一种采用前置领格的总倾向，这是因为前置性领属语符合“整体-部分”顺序，是优势语序（陆丙甫2010）。
3：优势语序为VSO的语言，总是使用前置词。 和谐。
4：采取SOV为常规语序的语言，在远远超过随机频率的多数情况下，使用后置词。 和谐。蕴含方向的决定因素尚不清楚。
5：如果一种语言以SOV为优势语序，并且领属语后置于核心名词，那么形容词也后置于核心名词。
可别度。领属语名词可别度高于，因此前置倾向也大于，形容词。连前置倾向较大的定语都后置了，前置倾向较小的定语当然也极可能后置。前提SOV 似乎不是必要的。
6：所有以VSO为优势语序的语言，都可以把SVO作为可能的或唯一的一种替换性基本语序。
可别度。S可别度大，因此容易前移而话题化。
7：在以SOV为优势语序的语言中，如果没有替换语序，或仅有OSV为替换语序，那么动词所带的一切状语都处于动词之前（这就是Ⅲ型的“严格”次类）。
和谐。但是为何V当头的语言没有对应的和谐？原因是这种和谐很容易被话题的需要打破。所以不妨说，这条共性实际上受到和谐和话题需要两个动因的驱动。
句法
8：如果可以根据语调模式区分是非疑问句和其相应的陈述句，那么语调模式中的每一种语调上的区别性特征表现在句末，而不是句首。
标志置末。
9：在远远超过随机频率的多数情况下，涉及全句的疑问小词或词缀，在前置词语言中居于句首，在后置词语言中居于句末。
和谐。详见第一节。
10：疑问小词或词缀如果指向句中某一特定的词，几乎总是跟在这个词的后头。以VSO为优势语序的语言中不出现这样的小词。
显然跟语义靠近和标志置末（包括虚词后置倾向）都有关。为何VSO语言较少使用这种疑问小词？可能关系到共性12 （VSO语言的疑问词必然前移）。也就是说，疑问词前移就①
①
据“共性档案网站”497号（Plank 2006），共性10的后半部（VSO语言没有疑问小词）有不
少反例。
不需要疑问小词，可见两者有互补关系。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如下：句首位置本身有标志作用，就不需要双重标志了。
11：只有在疑问词或疑问短语通常居于句首的语言中，才会颠倒陈述的语序，让动词置于主语之前；只有特殊疑问句的情况如此，是非疑问句才会出现同样的语序颠倒。
这条共性的表达为两个必要条件命题，颠倒过来就成了表现为充分条件命题的蕴含关系：（前半部）是非疑问句用主谓颠倒形式表达，蕴含着特指疑问句也用主谓颠倒手段；（后半部）而特指疑问句中主谓颠倒，蕴含着疑问词提前。
其中后半部可以用“处理难度”解释：特指疑问句（使用疑问词的疑问句）有三种编码方式，根据操作步骤的复杂性，从易到难顺序是这样的：一，只用疑问词（如汉语）；二，用疑问词外还需要提前；三，不但疑问词提前，还要加上主谓语序颠倒。较难的编码形式三蕴含着较容易的二，也就是后半部“特指疑问句如果主谓颠倒蕴含着疑问词提前”。有了次难（移到句首）这个必要条件，才会有最难（移到句首加颠倒主谓）的必然结果。
但是前半部（蕴含表达“是非疑问句的主谓颠倒蕴含着特指疑问句也是主谓颠倒手段”），情况不同：为什么是非疑问句采取语序颠倒的可能性更小？这或许可以“需要程度”来解释：特殊疑问句因为疑问词本身表示疑问，颠倒词序作为疑问编码形式相对来说是冗余的，不那么需要。
也许疑问词提前是激发语序颠倒的一个因素，因为提前的疑问词所在成分要跟动词保持紧密联系，就需要把谓语动词也前移，这就形成了主谓颠倒的现象。换言之，疑问词的论元地位需要尽早明确，而其论元地位的及早明确会带动谓语动词前移，因此导致主谓颠倒。是非疑问句中既然没有疑问词提前现象，就不那么需要动词前移。因此，这条共性的后半部多少跟需要程度有关。
当然，不需要的形式的产生，往往跟类推机制有关：既然特殊疑问句因为某种需要颠倒了语序，就带动了是非疑问句的颠倒。但反过来，类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一致性，而一致性可以归入和谐这个范畴。
另一方面，形式类推可以推广到功能类推。一旦是非疑问主谓也颠倒，就很可能根据类推具有了疑问标记的作用。而这就往往导致不再需要其他的疑问标志。例如英语中主谓颠倒跟表示“是否”义的并且指向全句的疑问副词whether、if 是互补的，不能一起使用。
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两种手段同时使用的语言。理论上也不能完全排除。如俄语中是否问句的焦点成分在一到句首的同时后面要跟一个疑问小词（参考共性10）。理论上看，也是冗余而违背经济动因的①。
12：陈述句中以VSO为优势语序的语言，其特指疑问句中总把疑问词或疑问短语放在句首。陈述句中以SOV为优势语序的语言，不会有这样的变换。
如果考虑到SVO语言，正好处在中间两可状态，有些SVO语言的疑问词语要放在句首，如英语和许多欧洲语言，有些不必，如汉语等。这样，根据V位置变化，疑问词语的位置也相应变化。VSO语言的疑问词必须放到句首，SVO语言的疑问词两可，SOV语言的疑问词都在原位。这正好构成一个渐变连续统。也可以说，疑问词前置的倾向大小正好随着V的位置变化：V位置越靠前，疑问词前移倾向越大。或者说，疑问词有向V位置移动的倾①
手段的重复，可以因“一致”成为合格的必要条件，也可以因“冗余”而称为不合格的原因。
这可以说是一个悖论，可以作为语言理论的趣题去思考。语言学理论上另一个悖论是常用既可以成为先变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保守的条件。
向。那么，这种相关性的动因是什么呢？可能跟语言的话题突出程度有关。话题突出的语言，话题总是在句首的凸显位置，或者说，句首话题才是突出的话题，这就是SOV语言。而疑问词是焦点。在话题突出的语言中，句首位置已经被话题占据，就不容易容纳疑问词。相反，话题最不凸显的VSO语言，句首的位置通常不是被话题占据，就很容易容纳疑问词。
换言之，疑问词自身而言，有出现到句首的倾向。Haiman （1985:237-8）关于语序三大动因的第三条，“说话者脑子里最凸显的先说出来”，其中“脑子里最凸显的”成分就是指疑问词和感叹词等成分。不过，这个倾向跟话题的凸显有冲突，话题也有前置倾向。所以这条语序规则的落实程度就跟话题的是否凸显成反比。
这条共性也许可以用“和谐”来解释，但不是解释其他共性常用的核心位置的和谐，而是信息范畴的和谐。疑问词位置跟V的位置和谐，而跟具有很大话题性的S，特别是句首的S不和谐。
13: 如果名词性宾语总在动词之前，那么从属于主要动词的动词形式也要置于主要动词之前。
和谐。这里以名词性宾语的前置为前件，大概是因为是语法中比从属动词形式是更常用的范畴。
14：在条件陈述句中，所有语言都以条件从句处于结论之前为正常语序。 时间顺序。
15：除了名词性宾语总是居于动词之前的那些语言之外，表达意愿和目的的从属动词形式总是置于主要动词之后。
时间顺序。
16：以VSO为优势语序的语言中，有屈折变化的助动词总是前置于主要动词。在以SOV为优势语序的语言中，有屈折变化的助动词总是跟在主要动词之后。
和谐。详见第一节。
17：除了偶然出现的情况外，优势语序为VSO的语言绝大多数是形容词居于名词之后。 和谐。形容词定语的位置是最难以预测的现象之一。例如，根据和谐，VO语言应该倾向于用后置形容词定语，但汉语、英语和俄语这些主要语言都不是。不过，在主语、宾语都后置于动词的VSO 语言中，由于S和O 都和谐地后置于动词，从属语整体上后置的倾向就强化了，于是可以更好地预测形容词定语的位置。因此，在基本语序中，SVO 的预测力比起SVO 和VSO 要弱。
18：当描写性形容词前置于名词时，除了偶然出现的情况外，绝大多数情况是指别词和数词也处于名词之前。
可别度。
19：当一般规则是描写性形容词后置时，可能会有少数形容词常常前置；但一般规则是描写性形容词前置时，则不存在例外。
可别度。假设成分只能前移（这也跟生成语法关于移位的限制一致）并且前移导致可别度增加，那么，形容词的前移可得到功能解释，而后移就没有功能基础（Lu 1998）。这类似于汉语“一只白的狗”到“白的一只狗”这样的移位。
20：当任何一个或者所有的下述成分（指别词、数词、描写性形容词）居于名词之前时，它们总以这种语序出现。如果它们后置，语序或者依旧，或者完全相反。
语义靠近和可别度领先间互动的典型例子。
21：如果某些或所有副词跟在它们所修饰的形容词后，那么这种语言中的形容词也处于名词之后，而且以动词前置于名词性宾语为优势语序。
和谐和可别度。根据跨范畴可别度，这些从属语的前置倾向依次：名词> 形容词> 副词；因此有这条共性的蕴涵方向。之所以有保留地说“某些副词或所有副词”，是因为副词功能多种多样，难免会有些表示主观语气等等的成分会有极大前置倾向，成为例外。
22：在形容词比较结构中，如果唯一的或可能交替的语序之一是基准－标志－形容词的话，那么这语言是后置词语言。如果唯一的语序是形容词－标志－基准，那么这种语言除了偶然出现的情况外，绝大多数是前置词语言。
和谐。但是为何核心后置结构在这方面的和谐程度比核心前置结构要高？这还需要解释。这大概跟有严格的核心后置语言但无严格的核心前置语言（共性7）有某种相关。核心后置的语言总体上更符合跨范畴可别度等级，因此也更稳定。表示通常是前置词或后置词，有联系项性质，因此这条共性也关系到联系项居中动因。
23：如果同位结构中专有名词一般前置于普通名词，那么这种语言里的中心名词也前置于从属它的领属语成分。如果普通名词一般前置于专有名词，那么，从属的领属语成分绝大多数处于它的中心名词之前。
如果把同位结构中的专有名词看作核心（“社长刘跃进”即“作为社长的刘跃进”），那就可以用和谐来解释。Greenberg 已经指出英语不符合这条共性。汉语的情况更复杂，汉语中“刘跃进社长”也可以说，但限于表尊称（刘丹青1986），这里的专名宜看作后缀一类成分，这在“刘总”“刘老”一类说法中更明显。这里基本不存在蕴涵方向性。
24：如果关系从句前置于名词是唯一的或者是可交替的结构，那么这种语言或使用后置词，或者形容词前置于名词，也可能二者兼有。
核心居后结构间的和谐。蕴涵方向可能关系到跨范畴可别度。关系从句是动词性的，前置倾向小于形容词定语。事实上，关系从句自身在整体上有一种后置倾向。
25：如果代词性宾语后置于动词，那么名词性宾语也同样后置。 可别度领先的典型例子。
词法
26：如果一种语言有非连续性的词缀，它总是有前缀或后缀，或者两者兼有。 处理 难度。
27：如果一种语言仅有后缀，那么这是使用后置词的；仅有前缀，则是使用前置词的。 和谐。两个前件中的“仅有”，分别表明了核心的强烈后置倾向和前置倾向，因此可以作为前件推测前、后置词。
28： 如果派生词缀和屈折词缀都后置于或都前置于词根，派生词缀总在词根和屈折词缀之间。
语义靠近。派生词缀表示词汇意义，而屈折词汇表示已经句法环境中的语法意义，是更临时性不稳定的附加意义。
29：如果一种语言有屈折变化，那它总有派生现象。
虚化历程。屈折虚化程度更高，是后起的，有后起的必然有前期的。当然，虚化程度越高，越难发生，因此这条似乎也可以归入难度。不过这里的难度不是处理难度，而是发生难度。
30：如果一种语言里动词有人称－数的范畴或有性的范畴，那么它总有时-式的范畴。 需要程度。也跟语义相关性有关，不象时-体范畴那样跟动词意义直接相关，人称-数主要跟名词有关，跟动词意义并无直接关系。
31：如果作主语或作宾语的名词跟动词有性的一致关系，那么形容词跟名词也总有性的一致关系。
暂无解释，语料也尚待进一步调查。这条共性有个明显的反例是英语，其主语跟动词有一致关系（虽然仅限于第三人称单数），但形容词跟名词并无一致要求。
32：只要动词跟名词性主语或宾语有性的一致关系，总也有数的一致关系。 需要程度，数范畴的交际需要比性范畴大。
33: 如果名词跟动词之间的数的一致关系没有专门表示出来，并且这又跟语序有关，那么此时动词总是前置的，并且是单数形式。
名词前置于动词时更需要一致，是处理难度决定的；因为动词先出现，作为一致对象的名词尚未出现，要决定动词的一致形式就比较困难。动词前置时采取单数形式的倾向，是因为单数比起多数是无标记形式。无标记形式的采用是由经济原则决定的。
34：有双数的语言才会有三数。有复数的语言才会有双数。 需要程度。
35: 多数在所有的语言里都用某种非零形式的语素来表示，而单数在有些语言中仅用零形式表示。双数和三数几乎从不采取零形式。
单数跟双数、三数的对比，跟经济动因有关。单数跟多数的对比，则跟象似性动因有关。36：一种语言如果有性的范畴，它总具有数的范畴。
需要程度。数概念比性概念更重要。也跟处理难度有关，非单数情况下确定数比确定性容易。参看下一条。
37：一种语言的性的范畴在非单数中不会比在单数中多。 处理难度。非单数情况下要确定性比较困难，甚至不可能。
38: 在有格的系统的情况下，唯一用零形式语素表示的是意义上包含了不及物动词主语的格。
经济原则。包含了不及物动词主语的格（主格或通格）是使用最多的格，因为包含了较多的论元类别。
39: 如果表示数和格的语素一起出现，并且都前置或后置于名词，那么表示数的成分总在名词词根和表示格的成分之间。
语义靠近。数意义显然比格意义更内在而稳定。
40: 当形容词后置于名词时，形容词表示出名词的所有的屈折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名词可能缺少其中一个范畴或全部范畴的显性标记。
标志置末。但如果有不止一个形容词后置于名词，通常是每个形容词都要有屈折范畴，这就不能完全用标志置末来解释了。或许可以用类推：如果唯一的后置形容词定语是这样，其他的后置形容词也就照办了；但这就违背了经济原则。不过多个形容词后置时，彼此间的联系很松，各自为政地跟名词发生关系，各自可看做一个个降级谓语。这多少削弱了经济动因的作用。
41: 如果一种语言里动词后置于名词性主语和宾语是优势语序，那么这种语言几乎都具有格的系统。
需要程度。
42: 所有的语言都有至少包括三种人称和两种数在内的代词范畴。 需要程度。
43: 一种语言如果名词有性的范畴，那么在代词也有性的范畴。 需要程度和处理难度。代词主要指称人物，更需要也更容易识别性别。
44: 一种语言如果在第一人称上有性的区别，那么第二或第三人称，或者这两种人称，也总有性的区别。
需要程度的典型例子。有趣的是，汉语口语中虽然代词都无性差别，但是书面中第三人称有性（他、她），第二人称偶尔也有（你、妳），特别是港台文字中。但第一人称绝无性差别。
45: 如果代词的多数有任何性的区别，那么单数也会有某种性的区别。 处理难度。要认知多数的性别比认知单数的性别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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