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性与实践性
作者： 刘建明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性是指其科学的普遍性，任何实践都能验证这种新闻观是真理，并永远被实践所证实。它的唯物主义、自由精神和忠于真理的菁华永远不会过时，每个观点构成彼此制约的纵深体系，单独任何一个观点脱离整个体系都会陷入谬误。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文章引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删掉更为重要的论述，不能不误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体系构造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性和实践性，需要展示其体系的完整性及历史理性。
（一）报刊是意识形态机构
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中，报刊（包括一切媒体）是意识形态机构、新闻是社会意识这个最重要、最经典性的论点，构成整个学说的基础。马克思说：“使报刊变成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的，正是报刊可使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使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使需求、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性和形式的斗争。”（1）“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的镜子” （2）。毛泽东在谈到新闻出版工作时指出：“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3）
媒体是一种精神容器，与其说它们传播社会现象，不如说它借助反映生活传播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机构，媒介是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产物，依赖于经济制度，依附于政治制度和某种政治理念，大量传播内容都带有政治烙印。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报纸想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就算主张放弃政治，也是在从事政治，问题在于从事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和怎样从事政治。不问政治的媒体几乎是没有的，政治都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
在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政治上层建筑是高度集中和一元化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机构——媒体也必然是高度统一、高度集中的。毛泽东曾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同。”（4）毛泽东的“手段反映说”具有经典性，适用于任何时代，因为它被世界各种类型、特别是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类型的媒体制度所证实。
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生产资料主要掌握在垄断集团和各类私人手里，经济基础是多元的，加上无孔不入的法治无须政府严格计划和控制。在一定意义上是“无政府”（没有政府掌控）的。因此它的媒体也是私有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即使重大政治报道也不需要政府或政党批准，有一定的自由。而在经济公有制、政治集权制的国家，媒体必须接受执政者的高度掌控，同执政党的政治立场保持一致。
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精神生活方式。新闻报道是一种精神生产，自然也受生产方式制约。当公有制、计划经济被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所代替，媒体的意识形态性质也要悄悄发生变化，要出现大量的私人媒体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新闻报道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问题是，社会的这种变化是否出现，政治上层建筑是否随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变动。没有什么社会的上层建筑可以不受经济基础制约，媒体制度随着经济制度而改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原理，东西方媒体制度的变革实践都证实了这种发展趋势。如果经济基础变了，从原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迈进私有制（或民营制）和市场经济，政治上层建筑和全部意识形态部门也要或迟或早发生变化，如果停步不前，越来越激化的多重社会矛盾导致社会混乱，致使整个上层建筑在某一天被外界力量彻底颠覆。
有的文章断然说，毛泽东的“手段反映说”已经过时，把媒体制度看作是可以脱离经济基础而存在的唯意识现象，不仅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背离今天各国媒体的深刻实践。马克思主义扎根于相互依存的多种社会与历史因素，割裂这些因素而破坏其理论体系，实际是坚持落后与倒退，在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亵渎，不能不成为新闻业发展的阻力。
（二）真实是新闻与报刊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第二个经典性观点是，新闻是生活的反映，依据事实来描写事实，真实反映现实事件是新闻媒体的生命。这一众所周知的原理，常常被传媒人当作儿戏，在高喊真实性的同时却践踏真实性，因为他们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真实视作媒体的本质。马克思说：“人民知道，报刊尽管受到敌意和轻率的毒素的毒害，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饮料。”（5）马克思还提出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还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是衡量“好报刊”还是“坏报刊”的标准。新闻必须真实，失去真实就不是新闻，媒体就要变质，直至为欺骗人民、达到某种反动的目的而向社会抛掷谣言。
新闻媒体和新闻报道既来自生活，同时也引导着生活，指导人们对生活的认识。新闻的正确导向来自新闻真实的力量，离开真实的报道，新闻就失去导向的根基。“真实性不应取决于该为谁服务”（6），真实没有阶级性和政治性，而掩盖真实却恰恰是黑暗政治的惯用手法，显露出反动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如果记者真实地反映了事件，也就坚持了真理，马克思强调，“只要报刊有机的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7）马克思强调媒体忠于事实，用全部事实揭示真理，而不是主张选择某些事实证明真理，回击了少数人企图以杜撰的思想印证全部事实的任何狡辩。
媒体在报道事实时，可以表达对事实的观点，但必须以真实的事实为前提。某个事实在客观事物的整体中可能是一种假象，开始人们往往无法准确判断，媒体只有真实地报道它，随着事件的演变最终披露出它的虚幻，假象在连续报道中才会被最后推翻。如果先入为主地认为某件事实不代表本质，就不报道，大量有价值的事实可能被尘封，客观世界也可能被歪曲。新闻真实的这种渐进性，构成新闻报道的有限真实法则，是人类认识真理的基本规律。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无法一次完成，更不能一次深入事物的本质，只有随着事件的逐一披露，事实的本质才能最终被人们认识。这一经典理论反映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途径，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唯物论基石。
但是，媒体对任何真实事实的报道，都不能抱自然主义、被动的态度，只是为了让人们知道事实而报道事实，还应站在辨证唯物论的立场上解释事实，让人们正确地认识事实。特别是对事物的假象，对人民有害事物的报道，要告诉人民是非利弊，揭示事物可能产生的危害。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不仅要达到对事物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进入理性认识，把握事实的真相，这是马克思主义真实观的全部内容。只是强调真实的事实而忽视对事实的正确解释，有时新闻真实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对受众和社会是有害的。
（三）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不是空洞的议论
这个常识性的命题，新闻界几乎人人皆知，但在报道实践中以空话、套话冒充新闻，成为多年难以消除的媒体诟病。恩格斯指出：“使读者确立无可争辩的信念，只有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一个被无穷的‘祖先智慧’迫使人们持怀疑论的世纪里，仅凭空洞的说教，哪怕是很高明的权威的说教，都不能产生这种信念。”（8）马克思说：“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具体的知识。”（9）这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规律的重要支点，撤掉了这个支点，新闻就失去了存在形式。
有的媒体总爱讲空话，事实只是记者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例子。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发现了记者这种职业陋习，提出“要少发议论，少来些自我欣赏”的告诫，具有重大的警示意义。
我国加入世贸前夕，很多国家都要求我们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入世。外国人如此刁难我们固然有他们的目的，但本文认为，也和我们的媒体报道有关。我国媒体天天都在说我国繁荣富强，老百姓生活多么好，改革成绩巨大，思想灌输成为新闻基调。这种自我欣赏、自我颂扬的新闻不能不给外国人一些误解：中国十分富有，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一个经常上境外网站、阅读西方报纸的人，看不到它们的媒体频繁地自我赞美、自我吹嘘，与此相反，负面报道却占有很大比例，以便引起民众的警觉，有利于消除社会弊端，另一方面激励政府官员尽职尽责。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强调报刊不要进行政治喧嚷，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责怪对新生活建设方面种种的事实的报道占得篇幅太少。（10）列宁要求当时的报刊要“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被生活检验过的共产主义建设的事实”，特别要把那些坏的事实登上“黑榜”。有些媒体长期违背马克思主义这一新闻观，政治概念、抽象议论讲得太多，大家明白的道理，天天讲，讲了三年五年还再讲。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就说过，当敌人攻击共产党的时候，无须批驳，请看事实，事实最有雄辩力，事实最能说明问题。
“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究竟贴近什么呢？就是贴近事实，求真务实。理论问题、概念问题、口号问题要不要谈？要谈，要到理论刊物上去谈，在新闻评论或社论中去谈。新闻要报道事实，如果想加进议论，也须十分精要。新闻要像个新闻的样子，才符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媒体违背这一经典性原理，报道就要唯意志论，吹牛撒谎的新闻就多起来 ，媒体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
（四）新闻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
坚持新闻出版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华之一，没有任何理论家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对此作出深刻而正确的阐述。恩格斯说“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出版自由。”（11）列宁在1917年9月谈到出版自由，他的定义是：“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12）显然，新闻出版自由作为公民享有的最大限度的表达权，成为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最具体、最本质的表现。
马克思认为，追求自由是人类固有的天性，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他明确指出：“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13）。马克思把新闻自由区分为特权和普遍权利，对两种自由观作出最准确的概括。任何压制新闻自由都是把自己的言论无条件地强加在人民头上，变为自己的特权，是一种思想专制，而人民的自由则是一种普遍权利。
在阶级斗争尖锐对立、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利益的历史条件下，新闻自由是有阶级性的，不存在普遍的新闻自由。列宁在批评抽象地谈论出版自由时说：“我们倒要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是干什么用的？是给哪一个阶级的？”列宁还认为，“我们不相信‘绝对的东西’。我们嘲笑‘纯粹的民主”。在阶级压迫的社会，资金限制和缺少经济实力依然是新闻出版自由得以全面实现的最大障碍。恩格斯当时指出：“出版自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14）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消除了阶级压迫，人民有了广泛的新闻自由。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15） 如果新闻自由受到非法的限制，成为当权者的特权，新闻自由不可能是人民的普遍权利。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可忽视的经典性结论。
马克思认为，在诸种自由中，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它是“人类精神的特权”，出版物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如果“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把人民的、进步的出版物都称作“自由的出版物”， “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只有拥有了自由的出版物才有可能反映和体现人民的精神，把人民的生活和要求公开报道出来，从而使人民群众获得对世界和自己的正确认识。强调新闻自由，维护人民的精神权利，就是尊重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欧洲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工作后，坚持党报的自由批评、自由讨论的立场，指出批评是社会主义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绝不能避免批评、禁止争论。他们还主张党报“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范围内可以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16）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限制人民的新闻自由，即使党内也要贯彻在“纲领和既定策略”内的新闻自由。
人民的权利不可剥夺，越是在法治国家，新闻自由权越能满足人的发展需要。这种权利体现为法律的意志，而种种检查令都按官员意志行事，压制、惩罚新闻自由。马克思说，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把自由看成一种滥用而加以惩罚，把自由当作罪犯；出版法是自由对自己投的信任票，惩罚的是滥用自由。 “没有关于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17）。所以，没有新闻法制也就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人民的基本权利也无法保障，这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理论反映了“以人为本”的先进性和高度政治文明。
（五）人民和党的耳目喉舌的统一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提出报刊要做人民的耳目喉舌。马克思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18） “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不间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19） 马克思始终没有直接提出党报要做党的耳目喉舌这个概念，但恩格斯在1847年《共产主义者卡尔·海因岑》中谈到，党刊的任务就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这句话表达了党报的喉舌观点。如果把这些论断联系起来分析，党的喉舌必须以人民的耳目喉舌为前提，党报、党刊讨论的问题、阐发党的纲领、捍卫党的要求，离不开阐释和指导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的解放斗争。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最早明确提出党报喉舌论的是列宁，他指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针的一切公开发行的报纸，目前已成为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开喉舌。”（20）把党的“耳目”与“喉舌”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是刘少奇于1948年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这篇文章提出来的。他对记者说：“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党的耳目喉舌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一致的，因此刘少奇把二者并列在一起，强调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记者应当做到：“如果能够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的情绪反映出来，作用就很大。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你们说出来了。如果能够经常做这样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21）如果把党的耳目喉舌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割裂开来，只提党的耳目喉舌而不提人民的耳目喉舌，或认为党的耳目喉舌比人民的耳目喉舌重要，或者只强调喉舌而忽视耳目的功能，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
党报一定要做好耳目和桥梁，把人民的要求和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出去，对方针政策发生的错误及时反映给党的领导机关，让党的高层领导知道人民的切身利益与要求，以便纠正这些错误。为此刘少奇指出：“党的政策对不对要允许记者去考察，允许记者提出问
题，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22）这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具有重大意义，许多研究文章都把它忽略了。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把喉舌看成不需要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主观宣传，使媒体丧失了引导舆论的生命力，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理论的直接后果。
（六）科学性是党报党性原则的灵魂
为了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分散倾向，列宁在1903年提出党性的概念，向党的各地领导者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要经历最后一个困难的过度：从小组习气过度到党性。”（23）针对《火星报》已堕落为只代表小组和派别、而不能代表全党的机关报，列宁于1905年1月创办了《前进报》，进一步提出党报的党性问题。他说“目前的情况非常明显，多数派不联合起来，不反击我们所谓的中央机关，就不可能捍卫自己的立场，就不可能在同小组习气的斗争中捍卫党性。”“没有机关报的党，没有党的机关报！多数派早在8月就已提出这个可悲的口号必然导致一个出路——创办自己的机关报。”（24）
党报党性原则的内涵是什么? 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文章把这一原则归结为“同党委保持一致”，有的教员在新闻学课堂上竟简单地提出这样的定义：“党性就是听领导的话”,这种极为幼稚、片面的解释扭曲了党性的严肃内涵。
列宁在早期曾对党性做过简要的解释：“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25）我认为，这是对党报党性原则作出的最权威、最经典的解释，即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站在党的立场上报道和解释重大事件。毛泽东在谈到党性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强调，“没有科学、没有事实求是，就是没有党性”。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为了让全党正确理解党性的内涵和基本要求，邓小平在1978年转引毛泽东的重要论述后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而与此相反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则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26）
显然，党报坚持党性原则，就是坚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立场，这是一种科学态度。但如果把科学性摈除在党性之外，党性原则就不再具有经典性。因为党报同党委保持一致，首先是因为党委的决策具有科学性，符合客观实际。不能把”唯书唯上”当作党性，党报党性的灵魂是科学性，即真理性。如果一张党报脱离实际，在许多方面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尽管在重要版面上每天写的是领导的讲话，登的是中央精神，人民不愿意看，读者就会越来越少，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必然结果。
(七)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严密体系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构成严密的纵深体系，单独坚持一个观点而抛弃其他原理,就会丧失其真理性,在新闻工作实践中遭受挫折。比如,媒体只强调党性原则而取缔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就不能全面反映各方面的情况,了解人民的心声，坚持党性原则也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如果媒体只坚持报道事实，而不注意表现政治新闻的意识形态倾向,媒体想成为人民的耳目与喉舌也根本无法做到。
任何经典性理论都建立在严密的逻辑之上，具有雄厚的实践根基,由若干原理构成开放的、相互渗透的规则集合。无论历史和实践发生何种变化，经典理论都不会改变，始终具有指导实践的生命力。比如,新闻与报刊的本质是什么？有过许多结论。本文提出的马克思的“真实是报刊本质”的结论，揭示了新闻和报刊最能经受实践检验的最深层的特质,决定媒体的其他规律。无论是“喉舌论”还是新闻自由观，如果违背新闻真实性,经常说假话，就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喉舌”和“新闻自由”的一切社会功能都化为乌有. 实践是经典理论的基石,凡被实践证明产生坏的效果和反复受到人民质疑的观点,不是丧失了真理性,就是让其从体系中分离出来担当不能单独胜任的揭示规律的重负，在理论上出现种种破绽。比如,只强调媒体的喉舌作用而不强调它的耳目功能，在报道中必然忽视反映客观情况而把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当作真理大肆宣传，舆论误导就会经常出现。与此相反,如果媒体不反映人民的普遍呼声,不做人民的喉舌,却把许多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不良现象当作正面情况报道，履行耳目的职责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媒体报道常常发生这种割裂耳目和喉舌的现象,证明媒体背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已走到多么遥远的地步。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决不是强调和坚持一两个观点，而是坚持完整的理论体系,贯彻理论体系的经典性和实践性.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0卷， 329页，人民出版社，195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179页，人民出版社，1995。
（3）《毛泽东选集》5卷，444页，人民出版社，1977。
（4）《毛泽东选集》5卷，44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188页，1956。
（6）参见《列宁全集》51卷，26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211、187页，195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277页，1956。
（9）同上，27卷436页。
（10）《列宁全集》35卷，91页，人民出版社，1987。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358页，人民出版社，1956。
（12）《列宁全集》32卷，230页，人民出版社，198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63页，人民出版社，195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卷，648页，人民出版社，1957。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126页，人民出版社。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8卷，518页，人民出版社，1956。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63页，人民出版社，1956。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6卷，275页，人民出版社，1956 。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7卷，3页，人民出版社，1956。
（20）《列宁全集》第18卷，206页，人民出版社1995。
（21）引自《新闻工作文献选编》101页，新闻出版社，1990。
（22）《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见《新闻工作文献选编》99页，新闻出版社，1990
（23）《列宁全集》8卷19页，人民出版社，1986。
（24）同上，9卷85页。
（25）同上，1卷，363页。
（26）《邓小平文选》2卷，116页，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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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性与实践性
作者： 刘建明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性是指其科学的普遍性，任何实践都能验证这种新闻观是真理，并永远被实践所证实。它的唯物主义、自由精神和忠于真理的菁华永远不会过时，每个观点构成彼此制约的纵深体系，单独任何一个观点脱离整个体系都会陷入谬误。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文章引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删掉更为重要的论述，不能不误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体系构造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性和实践性，需要展示其体系的完整性及历史理性。
（一）报刊是意识形态机构
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中，报刊（包括一切媒体）是意识形态机构、新闻是社会意识这个最重要、最经典性的论点，构成整个学说的基础。马克思说：“使报刊变成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的，正是报刊可使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使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使需求、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性和形式的斗争。”（1）“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的镜子” （2）。毛泽东在谈到新闻出版工作时指出：“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3）
媒体是一种精神容器，与其说它们传播社会现象，不如说它借助反映生活传播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机构，媒介是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产物，依赖于经济制度，依附于政治制度和某种政治理念，大量传播内容都带有政治烙印。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报纸想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就算主张放弃政治，也是在从事政治，问题在于从事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和怎样从事政治。不问政治的媒体几乎是没有的，政治都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
在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政治上层建筑是高度集中和一元化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机构——媒体也必然是高度统一、高度集中的。毛泽东曾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同。”（4）毛泽东的“手段反映说”具有经典性，适用于任何时代，因为它被世界各种类型、特别是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类型的媒体制度所证实。
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生产资料主要掌握在垄断集团和各类私人手里，经济基础是多元的，加上无孔不入的法治无须政府严格计划和控制。在一定意义上是“无政府”（没有政府掌控）的。因此它的媒体也是私有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即使重大政治报道也不需要政府或政党批准，有一定的自由。而在经济公有制、政治集权制的国家，媒体必须接受执政者的高度掌控，同执政党的政治立场保持一致。
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精神生活方式。新闻报道是一种精神生产，自然也受生产方式制约。当公有制、计划经济被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所代替，媒体的意识形态性质也要悄悄发生变化，要出现大量的私人媒体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新闻报道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问题是，社会的这种变化是否出现，政治上层建筑是否随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变动。没有什么社会的上层建筑可以不受经济基础制约，媒体制度随着经济制度而改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原理，东西方媒体制度的变革实践都证实了这种发展趋势。如果经济基础变了，从原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迈进私有制（或民营制）和市场经济，政治上层建筑和全部意识形态部门也要或迟或早发生变化，如果停步不前，越来越激化的多重社会矛盾导致社会混乱，致使整个上层建筑在某一天被外界力量彻底颠覆。
有的文章断然说，毛泽东的“手段反映说”已经过时，把媒体制度看作是可以脱离经济基础而存在的唯意识现象，不仅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背离今天各国媒体的深刻实践。马克思主义扎根于相互依存的多种社会与历史因素，割裂这些因素而破坏其理论体系，实际是坚持落后与倒退，在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亵渎，不能不成为新闻业发展的阻力。
（二）真实是新闻与报刊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第二个经典性观点是，新闻是生活的反映，依据事实来描写事实，真实反映现实事件是新闻媒体的生命。这一众所周知的原理，常常被传媒人当作儿戏，在高喊真实性的同时却践踏真实性，因为他们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真实视作媒体的本质。马克思说：“人民知道，报刊尽管受到敌意和轻率的毒素的毒害，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饮料。”（5）马克思还提出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还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是衡量“好报刊”还是“坏报刊”的标准。新闻必须真实，失去真实就不是新闻，媒体就要变质，直至为欺骗人民、达到某种反动的目的而向社会抛掷谣言。
新闻媒体和新闻报道既来自生活，同时也引导着生活，指导人们对生活的认识。新闻的正确导向来自新闻真实的力量，离开真实的报道，新闻就失去导向的根基。“真实性不应取决于该为谁服务”（6），真实没有阶级性和政治性，而掩盖真实却恰恰是黑暗政治的惯用手法，显露出反动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如果记者真实地反映了事件，也就坚持了真理，马克思强调，“只要报刊有机的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7）马克思强调媒体忠于事实，用全部事实揭示真理，而不是主张选择某些事实证明真理，回击了少数人企图以杜撰的思想印证全部事实的任何狡辩。
媒体在报道事实时，可以表达对事实的观点，但必须以真实的事实为前提。某个事实在客观事物的整体中可能是一种假象，开始人们往往无法准确判断，媒体只有真实地报道它，随着事件的演变最终披露出它的虚幻，假象在连续报道中才会被最后推翻。如果先入为主地认为某件事实不代表本质，就不报道，大量有价值的事实可能被尘封，客观世界也可能被歪曲。新闻真实的这种渐进性，构成新闻报道的有限真实法则，是人类认识真理的基本规律。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无法一次完成，更不能一次深入事物的本质，只有随着事件的逐一披露，事实的本质才能最终被人们认识。这一经典理论反映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途径，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唯物论基石。
但是，媒体对任何真实事实的报道，都不能抱自然主义、被动的态度，只是为了让人们知道事实而报道事实，还应站在辨证唯物论的立场上解释事实，让人们正确地认识事实。特别是对事物的假象，对人民有害事物的报道，要告诉人民是非利弊，揭示事物可能产生的危害。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不仅要达到对事物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进入理性认识，把握事实的真相，这是马克思主义真实观的全部内容。只是强调真实的事实而忽视对事实的正确解释，有时新闻真实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对受众和社会是有害的。
（三）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不是空洞的议论
这个常识性的命题，新闻界几乎人人皆知，但在报道实践中以空话、套话冒充新闻，成为多年难以消除的媒体诟病。恩格斯指出：“使读者确立无可争辩的信念，只有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一个被无穷的‘祖先智慧’迫使人们持怀疑论的世纪里，仅凭空洞的说教，哪怕是很高明的权威的说教，都不能产生这种信念。”（8）马克思说：“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具体的知识。”（9）这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规律的重要支点，撤掉了这个支点，新闻就失去了存在形式。
有的媒体总爱讲空话，事实只是记者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例子。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发现了记者这种职业陋习，提出“要少发议论，少来些自我欣赏”的告诫，具有重大的警示意义。
我国加入世贸前夕，很多国家都要求我们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入世。外国人如此刁难我们固然有他们的目的，但本文认为，也和我们的媒体报道有关。我国媒体天天都在说我国繁荣富强，老百姓生活多么好，改革成绩巨大，思想灌输成为新闻基调。这种自我欣赏、自我颂扬的新闻不能不给外国人一些误解：中国十分富有，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一个经常上境外网站、阅读西方报纸的人，看不到它们的媒体频繁地自我赞美、自我吹嘘，与此相反，负面报道却占有很大比例，以便引起民众的警觉，有利于消除社会弊端，另一方面激励政府官员尽职尽责。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强调报刊不要进行政治喧嚷，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责怪对新生活建设方面种种的事实的报道占得篇幅太少。（10）列宁要求当时的报刊要“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被生活检验过的共产主义建设的事实”，特别要把那些坏的事实登上“黑榜”。有些媒体长期违背马克思主义这一新闻观，政治概念、抽象议论讲得太多，大家明白的道理，天天讲，讲了三年五年还再讲。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就说过，当敌人攻击共产党的时候，无须批驳，请看事实，事实最有雄辩力，事实最能说明问题。
“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究竟贴近什么呢？就是贴近事实，求真务实。理论问题、概念问题、口号问题要不要谈？要谈，要到理论刊物上去谈，在新闻评论或社论中去谈。新闻要报道事实，如果想加进议论，也须十分精要。新闻要像个新闻的样子，才符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媒体违背这一经典性原理，报道就要唯意志论，吹牛撒谎的新闻就多起来 ，媒体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
（四）新闻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
坚持新闻出版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华之一，没有任何理论家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对此作出深刻而正确的阐述。恩格斯说“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出版自由。”（11）列宁在1917年9月谈到出版自由，他的定义是：“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12）显然，新闻出版自由作为公民享有的最大限度的表达权，成为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最具体、最本质的表现。
马克思认为，追求自由是人类固有的天性，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他明确指出：“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13）。马克思把新闻自由区分为特权和普遍权利，对两种自由观作出最准确的概括。任何压制新闻自由都是把自己的言论无条件地强加在人民头上，变为自己的特权，是一种思想专制，而人民的自由则是一种普遍权利。
在阶级斗争尖锐对立、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利益的历史条件下，新闻自由是有阶级性的，不存在普遍的新闻自由。列宁在批评抽象地谈论出版自由时说：“我们倒要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是干什么用的？是给哪一个阶级的？”列宁还认为，“我们不相信‘绝对的东西’。我们嘲笑‘纯粹的民主”。在阶级压迫的社会，资金限制和缺少经济实力依然是新闻出版自由得以全面实现的最大障碍。恩格斯当时指出：“出版自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14）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消除了阶级压迫，人民有了广泛的新闻自由。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15） 如果新闻自由受到非法的限制，成为当权者的特权，新闻自由不可能是人民的普遍权利。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可忽视的经典性结论。
马克思认为，在诸种自由中，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它是“人类精神的特权”，出版物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如果“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把人民的、进步的出版物都称作“自由的出版物”， “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只有拥有了自由的出版物才有可能反映和体现人民的精神，把人民的生活和要求公开报道出来，从而使人民群众获得对世界和自己的正确认识。强调新闻自由，维护人民的精神权利，就是尊重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欧洲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工作后，坚持党报的自由批评、自由讨论的立场，指出批评是社会主义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绝不能避免批评、禁止争论。他们还主张党报“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范围内可以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16）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限制人民的新闻自由，即使党内也要贯彻在“纲领和既定策略”内的新闻自由。
人民的权利不可剥夺，越是在法治国家，新闻自由权越能满足人的发展需要。这种权利体现为法律的意志，而种种检查令都按官员意志行事，压制、惩罚新闻自由。马克思说，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把自由看成一种滥用而加以惩罚，把自由当作罪犯；出版法是自由对自己投的信任票，惩罚的是滥用自由。 “没有关于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17）。所以，没有新闻法制也就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人民的基本权利也无法保障，这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理论反映了“以人为本”的先进性和高度政治文明。
（五）人民和党的耳目喉舌的统一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提出报刊要做人民的耳目喉舌。马克思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18） “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不间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19） 马克思始终没有直接提出党报要做党的耳目喉舌这个概念，但恩格斯在1847年《共产主义者卡尔·海因岑》中谈到，党刊的任务就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这句话表达了党报的喉舌观点。如果把这些论断联系起来分析，党的喉舌必须以人民的耳目喉舌为前提，党报、党刊讨论的问题、阐发党的纲领、捍卫党的要求，离不开阐释和指导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的解放斗争。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最早明确提出党报喉舌论的是列宁，他指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针的一切公开发行的报纸，目前已成为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开喉舌。”（20）把党的“耳目”与“喉舌”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是刘少奇于1948年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这篇文章提出来的。他对记者说：“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党的耳目喉舌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一致的，因此刘少奇把二者并列在一起，强调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记者应当做到：“如果能够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的情绪反映出来，作用就很大。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你们说出来了。如果能够经常做这样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21）如果把党的耳目喉舌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割裂开来，只提党的耳目喉舌而不提人民的耳目喉舌，或认为党的耳目喉舌比人民的耳目喉舌重要，或者只强调喉舌而忽视耳目的功能，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
党报一定要做好耳目和桥梁，把人民的要求和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出去，对方针政策发生的错误及时反映给党的领导机关，让党的高层领导知道人民的切身利益与要求，以便纠正这些错误。为此刘少奇指出：“党的政策对不对要允许记者去考察，允许记者提出问
题，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22）这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具有重大意义，许多研究文章都把它忽略了。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把喉舌看成不需要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主观宣传，使媒体丧失了引导舆论的生命力，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理论的直接后果。
（六）科学性是党报党性原则的灵魂
为了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分散倾向，列宁在1903年提出党性的概念，向党的各地领导者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要经历最后一个困难的过度：从小组习气过度到党性。”（23）针对《火星报》已堕落为只代表小组和派别、而不能代表全党的机关报，列宁于1905年1月创办了《前进报》，进一步提出党报的党性问题。他说“目前的情况非常明显，多数派不联合起来，不反击我们所谓的中央机关，就不可能捍卫自己的立场，就不可能在同小组习气的斗争中捍卫党性。”“没有机关报的党，没有党的机关报！多数派早在8月就已提出这个可悲的口号必然导致一个出路——创办自己的机关报。”（24）
党报党性原则的内涵是什么? 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文章把这一原则归结为“同党委保持一致”，有的教员在新闻学课堂上竟简单地提出这样的定义：“党性就是听领导的话”,这种极为幼稚、片面的解释扭曲了党性的严肃内涵。
列宁在早期曾对党性做过简要的解释：“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25）我认为，这是对党报党性原则作出的最权威、最经典的解释，即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站在党的立场上报道和解释重大事件。毛泽东在谈到党性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强调，“没有科学、没有事实求是，就是没有党性”。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为了让全党正确理解党性的内涵和基本要求，邓小平在1978年转引毛泽东的重要论述后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而与此相反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则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26）
显然，党报坚持党性原则，就是坚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立场，这是一种科学态度。但如果把科学性摈除在党性之外，党性原则就不再具有经典性。因为党报同党委保持一致，首先是因为党委的决策具有科学性，符合客观实际。不能把”唯书唯上”当作党性，党报党性的灵魂是科学性，即真理性。如果一张党报脱离实际，在许多方面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尽管在重要版面上每天写的是领导的讲话，登的是中央精神，人民不愿意看，读者就会越来越少，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必然结果。
(七)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严密体系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构成严密的纵深体系，单独坚持一个观点而抛弃其他原理,就会丧失其真理性,在新闻工作实践中遭受挫折。比如,媒体只强调党性原则而取缔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就不能全面反映各方面的情况,了解人民的心声，坚持党性原则也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如果媒体只坚持报道事实，而不注意表现政治新闻的意识形态倾向,媒体想成为人民的耳目与喉舌也根本无法做到。
任何经典性理论都建立在严密的逻辑之上，具有雄厚的实践根基,由若干原理构成开放的、相互渗透的规则集合。无论历史和实践发生何种变化，经典理论都不会改变，始终具有指导实践的生命力。比如,新闻与报刊的本质是什么？有过许多结论。本文提出的马克思的“真实是报刊本质”的结论，揭示了新闻和报刊最能经受实践检验的最深层的特质,决定媒体的其他规律。无论是“喉舌论”还是新闻自由观，如果违背新闻真实性,经常说假话，就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喉舌”和“新闻自由”的一切社会功能都化为乌有. 实践是经典理论的基石,凡被实践证明产生坏的效果和反复受到人民质疑的观点,不是丧失了真理性,就是让其从体系中分离出来担当不能单独胜任的揭示规律的重负，在理论上出现种种破绽。比如,只强调媒体的喉舌作用而不强调它的耳目功能，在报道中必然忽视反映客观情况而把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当作真理大肆宣传，舆论误导就会经常出现。与此相反,如果媒体不反映人民的普遍呼声,不做人民的喉舌,却把许多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不良现象当作正面情况报道，履行耳目的职责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媒体报道常常发生这种割裂耳目和喉舌的现象,证明媒体背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已走到多么遥远的地步。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决不是强调和坚持一两个观点，而是坚持完整的理论体系,贯彻理论体系的经典性和实践性.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0卷， 329页，人民出版社，195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179页，人民出版社，1995。
（3）《毛泽东选集》5卷，444页，人民出版社，1977。
（4）《毛泽东选集》5卷，44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188页，1956。
（6）参见《列宁全集》51卷，26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211、187页，195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277页，1956。
（9）同上，27卷436页。
（10）《列宁全集》35卷，91页，人民出版社，1987。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358页，人民出版社，1956。
（12）《列宁全集》32卷，230页，人民出版社，198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63页，人民出版社，195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卷，648页，人民出版社，1957。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126页，人民出版社。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8卷，518页，人民出版社，1956。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63页，人民出版社，1956。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6卷，275页，人民出版社，1956 。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7卷，3页，人民出版社，1956。
（20）《列宁全集》第18卷，206页，人民出版社1995。
（21）引自《新闻工作文献选编》101页，新闻出版社，1990。
（22）《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见《新闻工作文献选编》99页，新闻出版社，1990
（23）《列宁全集》8卷19页，人民出版社，1986。
（24）同上，9卷85页。
（25）同上，1卷，363页。
（26）《邓小平文选》2卷，116页，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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