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文章里，你能看到的是官员包括高级官员生活中颇为细节和常人的一面；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官员的生活也被法律和党纪层层限制。
首先从能不能结婚开始。“文革”时期，结婚是政治事件，一些单位的不成文规定是，先通过政审才能进行结婚登记—只有政治上没有问题的人才能拿到“结婚资格”，“高标准、严要求”的官员更要恪守这个规矩。“文革”以后，官员获得了法律上的“婚姻自由”—最起码不需要政审了。不过，法律和纪律还是对他们的婚姻与家庭有一些“干预”。
党纪规定，官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要是利用职务之便，并且“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有可能被开除党籍。不过，实施起来，婚宴一类的活动当然不可能被完全禁绝，一些地方因而提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在温州，官员结婚举办婚宴，需要在10天前向所在单位的党委报告，而且，宴请的人数也不能超过200人。
一切只是开始，官员的婚姻与普通家庭最大的不同是：官员本身，以及官员的家人有着各种明令禁止的事情，并伴随其婚姻的始终。
就是要把夫妻两人“隔开”
如果夫妻二人都是公务员，在工作上可能得按法律规定，“回避”一下。
具体说来，《公务员法》的规定是，夫妻、父母子女、家里的表亲和亲家都不能相互直接领导，不能直属于同一个领导，如果一方担任领导，另一方也不能担任该部门的组织、人事、纪检、监察、财务、审计—因为这样的话，以权谋私就太容易了。而且，官员在执行公务时如果遇到了跟这些亲戚相关的事，也得申请回避。
司法部门的官员则因为他们职务的特殊性，回避得更厉害。《法官法》、《检察官法》要求，法官的配偶、子女都不能在这个法官任职的法院当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检察官的配偶和子女也不能参与该检察官任职的检察院处理的案件。
党纪对这些限制性条款，要求更严格。比如官员的家人不能经营歌厅、舞厅、夜总会和按摩院，因为这会影响官员“公正执行公务”。《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还有更多限制：家人不能在官员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经商—该规定还特别说明，在外地工商部门注册一个企业，但实际上回到本地经营，也是不被允许的。
“经商”的范围也包括外企。官员的家人在外企任职也是被限制的：在官员的管辖范围内，他的家人不能担任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的外方高级代表。不过，如果实在想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给了一个“温情”的选择：如果官员的家人不能辞职，那就得官员自己辞职，或者由组织再安排一个别的工作。
被提防更多的是官员的家人可能因其职务便利获取各种好处。
比如，“廉政准则”特意强调，官员不能用公款给家人的求学、旅游、出国定居等消费埋单，让其他单位或个人埋单也不行。作为官员的家属，收礼也不能随便收。即使是与官员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给官员的家人送礼，不管会不会影响官员在公务上的决策，礼物如果达到一定数额，都需要登记上交。党纪中早有规定，包括展销会赠品、中秋月饼、生日礼物在内的一切形式的礼品都被列入禁收名单。此后随着行贿方式的增多，名单中又列入了购物券、债券、股票等。
如果官员的家人在“拿好处”的路上走下去，就可能涉及到刑法禁止的范畴—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指的就是官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关系密切的人替别人“办事”并受贿的行为。这里说的“其他关系密切的人”就包括了情妇（夫）。
党员不能看黄片
中共的纪律对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有比常人更高的要求—理论上讲，党员干部是不能看黄片的。或者说，他们被禁止从事“色情活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问答”中给色情活动下了定义：“表现、反映男女情欲的以追求性刺激、性快感为目的，满足性心理或生理需要的活动”。“问答”还举例说，主要指的就是“色情异性按摩”、“色情陪侍”。如果党员干部参与了这样的行为，将可能面临处分。
2007年，湖南省纪委原副书记杜湘成，在北京出差时“与一外国女子进行色情活动”，被开除党籍，“买春”是这位纪委副书记落马的唯一原因。历任湖南省委书记和全国扫黄工作小组组长的王茂林对此的评价是：“共产党员嫖娼要开除党籍，作为纪委领导干部嫖娼，影响非常坏！”所以说，中共的党纪坚决维护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主义道德”标准，组织的成员要保证家庭的完整和忠诚。与配偶之外的其他异性“发生”或“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都是不行的。
比如，中共党纪直接禁止了党员干部出轨。出轨并不算违法，《公务员法》和《公务员处分条例》并没有规定。党纪称出轨为“通奸”，只要结了婚的党员与婚外异性发生性关系，都算是“通奸”。这个词最近一次出现在纪委的通报中，是无锡市前市委书记毛小平被提及与“与两名女性‘通奸’”。通奸如果造成了“不良影响”，最低的处分是警告，如果情节非常严重，就有可能被开除党籍。
比出轨更严重的是包养情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问答”中还对包养情妇（夫）做了具体解释：包养者是党员，在一定时期内，包养者要为异性提供“钱财、住所等生活来源”，而且要与对方保持“经常的、较稳定的不正当两性关系”。满足这个条件的就算是包养情人，可以被开除党籍了，对，不需要“造成不良影响”之类的前提。《公务员处分条例》也将包养情人视为非常恶劣的行为，可以直接撤职或开除。 图为前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他与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交情甚笃，《环球人物》报道说，刘志军爱熬夜，张曙光夜里就陪着；刘志军好美色，张曙光就给他找女人。
前段时间网上热传的“国家档案局副司长包养央视女主播”事件中，国家档案局证实，范悦未与妻子离婚便与情人纪英男同居。因“违反了公务员基本道德和社会公德”，范于6月被免去副司长职务。
婚姻变化要向组织汇报
除了前面这些限制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官员的个人和家庭生活情况都要及时向组织更新。
南京市2005年就提出了一个规定，要求干部婚姻变化情况要向组织报告，并清楚地汇报婚变的基本理由和基本情况。这个规定对于婚外情有额外的重视—如果婚姻变化是干部个人因包“小蜜”等情况引起的，组织上将视情况干预。
类似规矩现在在全国普遍施行。2010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一起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县处级副职以上的官员不仅要报告自己的“婚变”情况，而且，如果子女和外国人、港澳台人士结婚，也得向组织知会一声。
而如果配偶或子女到国外定居，也就是网络语言中所描述的“裸官”，官员也需要向组织汇报这些亲属移居国外的情况—这说明“裸官”没有被绝对禁止，但据《南方周末》报道，这种情况会使得上级更谨慎地考虑对他的任用，他的升迁也会受到影响。
前面的这些情况每年集中汇报一次，时间是1月31日。不过，如果是婚变或子女移居国外，30天内就需要报告。
在上述文章里，你能看到的是官员包括高级官员生活中颇为细节和常人的一面；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官员的生活也被法律和党纪层层限制。
首先从能不能结婚开始。“文革”时期，结婚是政治事件，一些单位的不成文规定是，先通过政审才能进行结婚登记—只有政治上没有问题的人才能拿到“结婚资格”，“高标准、严要求”的官员更要恪守这个规矩。“文革”以后，官员获得了法律上的“婚姻自由”—最起码不需要政审了。不过，法律和纪律还是对他们的婚姻与家庭有一些“干预”。
党纪规定，官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要是利用职务之便，并且“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有可能被开除党籍。不过，实施起来，婚宴一类的活动当然不可能被完全禁绝，一些地方因而提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在温州，官员结婚举办婚宴，需要在10天前向所在单位的党委报告，而且，宴请的人数也不能超过200人。
一切只是开始，官员的婚姻与普通家庭最大的不同是：官员本身，以及官员的家人有着各种明令禁止的事情，并伴随其婚姻的始终。
就是要把夫妻两人“隔开”
如果夫妻二人都是公务员，在工作上可能得按法律规定，“回避”一下。
具体说来，《公务员法》的规定是，夫妻、父母子女、家里的表亲和亲家都不能相互直接领导，不能直属于同一个领导，如果一方担任领导，另一方也不能担任该部门的组织、人事、纪检、监察、财务、审计—因为这样的话，以权谋私就太容易了。而且，官员在执行公务时如果遇到了跟这些亲戚相关的事，也得申请回避。
司法部门的官员则因为他们职务的特殊性，回避得更厉害。《法官法》、《检察官法》要求，法官的配偶、子女都不能在这个法官任职的法院当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检察官的配偶和子女也不能参与该检察官任职的检察院处理的案件。
党纪对这些限制性条款，要求更严格。比如官员的家人不能经营歌厅、舞厅、夜总会和按摩院，因为这会影响官员“公正执行公务”。《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还有更多限制：家人不能在官员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经商—该规定还特别说明，在外地工商部门注册一个企业，但实际上回到本地经营，也是不被允许的。
“经商”的范围也包括外企。官员的家人在外企任职也是被限制的：在官员的管辖范围内，他的家人不能担任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的外方高级代表。不过，如果实在想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给了一个“温情”的选择：如果官员的家人不能辞职，那就得官员自己辞职，或者由组织再安排一个别的工作。
被提防更多的是官员的家人可能因其职务便利获取各种好处。
比如，“廉政准则”特意强调，官员不能用公款给家人的求学、旅游、出国定居等消费埋单，让其他单位或个人埋单也不行。作为官员的家属，收礼也不能随便收。即使是与官员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给官员的家人送礼，不管会不会影响官员在公务上的决策，礼物如果达到一定数额，都需要登记上交。党纪中早有规定，包括展销会赠品、中秋月饼、生日礼物在内的一切形式的礼品都被列入禁收名单。此后随着行贿方式的增多，名单中又列入了购物券、债券、股票等。
如果官员的家人在“拿好处”的路上走下去，就可能涉及到刑法禁止的范畴—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指的就是官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关系密切的人替别人“办事”并受贿的行为。这里说的“其他关系密切的人”就包括了情妇（夫）。
党员不能看黄片
中共的纪律对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有比常人更高的要求—理论上讲，党员干部是不能看黄片的。或者说，他们被禁止从事“色情活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问答”中给色情活动下了定义：“表现、反映男女情欲的以追求性刺激、性快感为目的，满足性心理或生理需要的活动”。“问答”还举例说，主要指的就是“色情异性按摩”、“色情陪侍”。如果党员干部参与了这样的行为，将可能面临处分。
2007年，湖南省纪委原副书记杜湘成，在北京出差时“与一外国女子进行色情活动”，被开除党籍，“买春”是这位纪委副书记落马的唯一原因。历任湖南省委书记和全国扫黄工作小组组长的王茂林对此的评价是：“共产党员嫖娼要开除党籍，作为纪委领导干部嫖娼，影响非常坏！”所以说，中共的党纪坚决维护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主义道德”标准，组织的成员要保证家庭的完整和忠诚。与配偶之外的其他异性“发生”或“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都是不行的。
比如，中共党纪直接禁止了党员干部出轨。出轨并不算违法，《公务员法》和《公务员处分条例》并没有规定。党纪称出轨为“通奸”，只要结了婚的党员与婚外异性发生性关系，都算是“通奸”。这个词最近一次出现在纪委的通报中，是无锡市前市委书记毛小平被提及与“与两名女性‘通奸’”。通奸如果造成了“不良影响”，最低的处分是警告，如果情节非常严重，就有可能被开除党籍。
比出轨更严重的是包养情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问答”中还对包养情妇（夫）做了具体解释：包养者是党员，在一定时期内，包养者要为异性提供“钱财、住所等生活来源”，而且要与对方保持“经常的、较稳定的不正当两性关系”。满足这个条件的就算是包养情人，可以被开除党籍了，对，不需要“造成不良影响”之类的前提。《公务员处分条例》也将包养情人视为非常恶劣的行为，可以直接撤职或开除。 图为前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他与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交情甚笃，《环球人物》报道说，刘志军爱熬夜，张曙光夜里就陪着；刘志军好美色，张曙光就给他找女人。
前段时间网上热传的“国家档案局副司长包养央视女主播”事件中，国家档案局证实，范悦未与妻子离婚便与情人纪英男同居。因“违反了公务员基本道德和社会公德”，范于6月被免去副司长职务。
婚姻变化要向组织汇报
除了前面这些限制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官员的个人和家庭生活情况都要及时向组织更新。
南京市2005年就提出了一个规定，要求干部婚姻变化情况要向组织报告，并清楚地汇报婚变的基本理由和基本情况。这个规定对于婚外情有额外的重视—如果婚姻变化是干部个人因包“小蜜”等情况引起的，组织上将视情况干预。
类似规矩现在在全国普遍施行。2010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一起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县处级副职以上的官员不仅要报告自己的“婚变”情况，而且，如果子女和外国人、港澳台人士结婚，也得向组织知会一声。
而如果配偶或子女到国外定居，也就是网络语言中所描述的“裸官”，官员也需要向组织汇报这些亲属移居国外的情况—这说明“裸官”没有被绝对禁止，但据《南方周末》报道，这种情况会使得上级更谨慎地考虑对他的任用，他的升迁也会受到影响。
前面的这些情况每年集中汇报一次，时间是1月31日。不过，如果是婚变或子女移居国外，30天内就需要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