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与文明同行
迄今为止的考古学成果告诉人们，大约距今三百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史前人类。这些人类的先祖在同险恶的大自然和凶猛的兽类进行生存竞争中，不断地适应和改造着自然，也不断地改造着自身。史前人类过着居岩处穴的原始采集生活，尚未萌发寻找食盐的意识，维持生命所需盐分，是凭借其本能，通过摄取含盐分丰富的动植物而获得的。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考察，人类最早何时开始有意识食用盐，迄今尚未发现史籍记载或考古资料能够确切说明。然而我们可以想见，正如火的使用一样，盐的发现和食用，同样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岁月。当古代先民处于“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礼记·礼运》）的蒙昧时代，尚不知何为咸味，亦不知盐为何物。后世人们在祭祀用的肉汤中不加盐，即所谓“大羹不致”，以表示对古礼的遵循。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对这种古礼也作了记载：“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典籍的这些记载，都可视为古代先民原本不知盐、不识盐的佐证。因而可以推论，古代先民确实曾经历过一个不知食用盐的漫长的历史时期。
不难想象，人类饮食文化开始于品尝万物，在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万物中，哪些能食用，哪些不能食用，都是通过历代先民亲口品尝积累，才获得食用经验的。中国古代神话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就是对这样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的理想化和具体化。正是古代先民无数次地大胆品尝，才构筑起了人类饮食文化进步的阶梯一样。远古先民经过无数次随机性地品尝海水、咸湖水、泉水、岩盐、土盐等，尝到了咸味的香美，并将自然生成的盐添加到食物中去，发现有些食物带有咸味比本味要香，经过尝试以后，就逐渐用盐作调味品了。
当远古先民对盐需求的逐步增加，他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依靠大自然的恩赐所得到的自然生成的盐，开始摸索从海水、盐湖水、盐泉、盐岩、盐土中制取盐，以供人们食用。地球上盐的储量最多的是海水。中国关于食盐制作的最早记载是关于海盐制作的记载。古籍记载，炎帝（一说即神农氏）时的诸侯宿沙氏首创用海水煮制海盐，即所谓“宿沙作煮盐”（《世本·作篇》）。历史上是否真有宿沙氏其人，今天很难给予断定，但我们能否这样理解，宿沙氏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用海水煮盐智慧的化身。无论从制作工艺和生产规模看，用海水煮盐，不可能是宿沙氏一人一时便能够完成，而更可从推断为生活在海边的古代先民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创造了海盐制作工艺。在当前尚无更新的考古发现和典籍可资证明的情
况下，“宿沙作煮盐”可视为中国海盐业的开端，宿沙氏是中国海盐业的群体创始人。
盐被当作调味品是非常久远的事了。中国最早的官方文献《尚书·说命》就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记载，说的是在商代人们就已经知道用盐做调味品来配制美味的羹汤。《尚书·禹贡》还记载“青州，厥贡盐、絺”，即青州在夏代就产盐，并且作为“贡品”给夏王享用。这种做调味品的盐极为珍贵，要作为贡物上交。因而中国关于食用盐的文字记载，最早可以溯推至夏代。到了周代，人们已经把咸味作为“五味”（酸、苦、辛、咸、甘）之一，并用于医治疾病。《周礼·天官·冢宰》中就有“以咸养脉”的记载，这是周代人对盐的医疗功用的新认识。战国末秦著名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本味》有“调合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咸而不减”的论述，这就更具体地谈到了咸味的调理方法。其后，盐的调味作用愈来愈受到重视，汉代王莽曾在诏书中说道：“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班固《汉书·食货志第四》），更加突出了盐在人类饮食烹饪中的地位。
人类早期生活方式，渐次经历了采集、渔猎、畜牧，最后进入农耕时代。生活于山地、地台间的先民，主要是靠采集原始森林中的各种果蔬食物。据专家们研究表明，其盐分的摄入主要是通过含盐分较高的植物来获取的，许多民族志书中都记载有各种能够“长出”盐的植物，这是人类早期生活中获得盐分的主要渠道之一。
其实，当今国内外都有大量关于树或草“产盐”的报道。在我国东北黑龙江省与吉林省交界的广袤大地上，生长着一种六七米高且能“出汗”的树，人们把它叫做“木盐树”，每到夏季，树干就像热得出了汗。“汗水”蒸发后，留下的就是一层白似雪花的盐。在我国甘肃和新疆一带的盐碱地上，生长着一种耐盐植物瓣鳞花，它会把从土壤中吸收到的过量的盐通过分泌盐水的方式排出体外，这些分泌出的盐分就结晶成盐。我国西北和华北广袤的的盐碱地中，生长着一种叫盐角草的植物。人们把它的水分除去，将树干烧成灰烬，经过分析树干中竟有45%是各种盐分，而普通的植物只有不超过干重15%的盐分。在新疆还有一种异叶杨，树皮、树杈和树窟窿里有大量白色苏打——碳酸钠，这也是分泌出的盐分，只是不同于食盐罢了。在南美阿根廷西北部贫瘠而干旱的盐碱地上，生长有许多藜科滨藜属的植物，它们能够大量吸收土壤中的盐分。阿根廷人利用这一特点，在盐碱地上种了大片的滨藜，让它们吸
收土壤中的盐分，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肥力，而它分泌出来的盐分就是“树盐”。
许多人无法想象树木与草怎么能够能产盐？今天大多数人只知道一般的植物喜欢生长在含盐少的土壤里，可地球表面有许多地方的地下水含盐量偏高，而且部分盐分残留在土壤表层里，每到春旱时节，地里就会出现一层层白花花的碱霜，这就是土壤中的盐结晶出来了。人们把以钠盐为主要成分的土地叫作盐碱地，世界各地平原地区有不少这样的盐碱地，还有滨海地区，因用海水浇地或海水倒灌等原因，也有大片盐碱地。植物要在这样的土壤里生存，的确得有些与众不同之处功能。否则，根部吸收水分就会发生困难，同时，盐分在体内积存多了也会影响细胞活性，会使植物被“毒”死。
木盐树就是利用“出汗”方式把体内多余盐分排出去的。它的茎叶表面密布着专门排放盐水的盐腺，盐水蒸腾后留下的盐结晶，只有等风吹雨打来去掉了。科学家为研究它的泌盐功能，做了一个小实验，把两株瓣鳞花分别栽在含盐和不含盐的土壤中。结果，无盐土壤中生长的瓣鳞花不流盐水，不产盐；含盐土壤中的瓣鳞花分泌出盐水，产盐了。所以，木盐树、异叶杨、眼角草、瓣鳞花等植物从土壤中吸收了大量盐分，并把它们排出，结晶成盐，这给先民保持体内盐分提供了极大便利。
人类祖先在渔猎时代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人体内所需要的盐分多来自其它野生动物，而进入畜牧时代，盐的需求已经明显地转向家庭牲畜，人们从牲畜身体上汲取盐分，我们可以从中国现存最早且已经很成熟的甲骨卜辞中找到间接证据。中国甲骨学四堂之“雪堂”罗振玉的《殷虚书籍考释》、“鼎堂”郭沫若的《甲骨文合集》，收录了5万多片甲骨，卜辞中记载有马、牛、羊、鸡、犬、豕等家禽家畜，当时人们祭祀天地祖先所用牲畜动辄就是几十乃至几百只，同时，在已经发掘的古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的这类兽骨化石，足以证明。
熟食与进入农耕时代，人类对盐的寻求意识逐渐增强。熟食促进了史前人类体制和大脑的进化，也促进了新陈代谢不可缺少的盐分需求量的增加。农耕时代，人类的食物结构主要是谷物、果蔬，保持体内酸碱平衡和新陈代谢就更需要食盐。遂使盐同粮食或食物、水一样成为了人类生存、进化发展不可缺少的饮食物。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作咸》篇说道：“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区，倦怠，恹然，岂非天一生水，而
此味为生人生气之源哉？”所以，南北朝时期著名医学家陶弘景就说过“五味之中，惟此（盐）味不可缺”，（李时珍《本草纲目·金石部》引陶弘景《名医别录》）唐代文学家、史学家柳宗元也说“人之赖之与谷同”，（柳宗元《柳河东集·晋问》）当代著名史学家任乃强先生也评述道：“人类各种动物，以至于原生动物，无不需要一定的盐分供给。愈高级至于人需要之量愈多。苟完全脱离食盐（氯化钠），即不能活；不惟食欲为之衰退，排泄发生困难，即血液循环亦将发生奇变。”（任乃强《说盐》，《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这样，人类先民便不得不为了生存人四处找寻食盐，追逐盐的意识不断增强。
考察人类文明的发祥之地，人们惊奇地发现它们无不在自然产盐地区，或得盐便利之所，人类文明的形成与迁徙线路，都与盐产地密切相关。故围绕古老的天然盐湖、盐池、盐泉和岩盐，往往聚居着许多早期人类先祖，并逐渐形成最早的原始群落，进而发展为氏族集团。在此基础上形成史前文明，最终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不仅如此，远古人类文明发展的高低快慢，无不与食盐供给便利与否密切相关。被历史学家誉为人类文明摇篮之一的非洲肯尼亚北部的图尔恰纳湖，即是一个产盐的巨大咸水湖，在二十世纪60—80年代，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近300多个史前人类的头骨化石，4000多件各种动物的化石和众多的人类文化遗物。在古老而神秘的东方，黄河、长江流域的远古文明，同样蕴含着盐深刻的烙印。
在中国，先民最早的栖息之地和文明的发祥地，即是历史上盛产食盐的盐区。云南是我国井矿盐产区，众多自然盐泉流露地表。滇西北元谋县170多万年前生活着元谋人，与滇中地区禄丰县、安宁县以及滇西地区洱源县、云龙县、兰坪县、大姚县等都处于新生代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的褶皱带，高山峡谷，山河相间，自古以来是著名盐区分不开，这一带分布着元永井、阿陋井、黑井、安宁井以及云龙五井、白羊井、老姆井和乔后井等井矿盐区，不少著名盐井最初就是天然裸露的自然盐泉，元谋人选择在这里生活是不无道理的。
在黄河流域，有两个重要的产盐区，即位于河东运城县南面、安邑与解县之间的解池，和位于西北甘、宁、青三省交界的盐池群。
在河东解池方圆几百里范围内，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的西侯度、匼合、公主岭、蓝田、南海峪洞穴等文化遗址，这里还广泛地存在着类型各异、风格独特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形成了灿烂的河东文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河东盐三年年》第一编第一章《原始公社时期的河东盐
池》第一节《原始人与河东盐》，三晋出版社2008年3月版P19—23）西北甘宁青盐池群，包括了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众多盐池。这一广阔地区内，既有丰富的水源，又有丰厚的盐利，孕育了西北地区新、旧石器时代五彩斑斓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文化，与河东文化交相辉映。
长江流域的产盐区，主要分布在川东、川北、川南、渝东和近海的三角洲地带。这些地区同样发现了大量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和古生物化石。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重庆市博物馆和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在巫山县大庙镇龙骨坡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清理出各种动物化石数千件，发现了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史前人类“巫山人”的化石。生活在距今201万年—204万年的“巫山人”创造了辉煌的“大溪文化”。随着三峡库区建设和抢救性文物发掘工作的开展，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队在忠县哨棚嘴、瓦渣地发掘出流行年代可以上溯至商代后期，与陶器制盐有关的尖底陶瓶和花边陶釜，这是迄今为止古代盐业开发最早的考古学证据。中国北京大学考古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与中国四川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成立了“中美三峡盐业考古队”，从1999年3月开始对四川盆地（重点在三峡地区）的古盐井遗址进行了为期三年较全面的考察，这是国内第一次有外国学者加盟的盐业专题考古，也是一次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盐业史、地理学、地质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从多学科多角度考察了中国盐业早期的生产实态与对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也为解开夏商时期成都平原文化与渝东文化差异找到了突破口。（孙华《四川盆地盐业起源论纲》，《盐业史研究》2003年第一期《巴渝盐业专辑》）这也充分说明长江流域的史前文明与产盐区密不可分的关系。
人类文明的曙光在各产盐区冉冉升起，盐这种白色的精灵渗透到了后来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伴随着人们寻盐、制盐、运盐、卖盐、吃盐和管盐等方式的演进，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盐业科学技术在不断创造与运用，层垒地积淀成为绚丽多彩的各种文化现象，构成一种别样的社会文化传统。因为对食盐的需求，人们创造、享用和传承着咸味十足的生活文化，汇聚成不同民族异彩纷呈的食盐民俗。
盐与文明同行
迄今为止的考古学成果告诉人们，大约距今三百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史前人类。这些人类的先祖在同险恶的大自然和凶猛的兽类进行生存竞争中，不断地适应和改造着自然，也不断地改造着自身。史前人类过着居岩处穴的原始采集生活，尚未萌发寻找食盐的意识，维持生命所需盐分，是凭借其本能，通过摄取含盐分丰富的动植物而获得的。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考察，人类最早何时开始有意识食用盐，迄今尚未发现史籍记载或考古资料能够确切说明。然而我们可以想见，正如火的使用一样，盐的发现和食用，同样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岁月。当古代先民处于“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礼记·礼运》）的蒙昧时代，尚不知何为咸味，亦不知盐为何物。后世人们在祭祀用的肉汤中不加盐，即所谓“大羹不致”，以表示对古礼的遵循。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对这种古礼也作了记载：“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典籍的这些记载，都可视为古代先民原本不知盐、不识盐的佐证。因而可以推论，古代先民确实曾经历过一个不知食用盐的漫长的历史时期。
不难想象，人类饮食文化开始于品尝万物，在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万物中，哪些能食用，哪些不能食用，都是通过历代先民亲口品尝积累，才获得食用经验的。中国古代神话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就是对这样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的理想化和具体化。正是古代先民无数次地大胆品尝，才构筑起了人类饮食文化进步的阶梯一样。远古先民经过无数次随机性地品尝海水、咸湖水、泉水、岩盐、土盐等，尝到了咸味的香美，并将自然生成的盐添加到食物中去，发现有些食物带有咸味比本味要香，经过尝试以后，就逐渐用盐作调味品了。
当远古先民对盐需求的逐步增加，他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依靠大自然的恩赐所得到的自然生成的盐，开始摸索从海水、盐湖水、盐泉、盐岩、盐土中制取盐，以供人们食用。地球上盐的储量最多的是海水。中国关于食盐制作的最早记载是关于海盐制作的记载。古籍记载，炎帝（一说即神农氏）时的诸侯宿沙氏首创用海水煮制海盐，即所谓“宿沙作煮盐”（《世本·作篇》）。历史上是否真有宿沙氏其人，今天很难给予断定，但我们能否这样理解，宿沙氏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用海水煮盐智慧的化身。无论从制作工艺和生产规模看，用海水煮盐，不可能是宿沙氏一人一时便能够完成，而更可从推断为生活在海边的古代先民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创造了海盐制作工艺。在当前尚无更新的考古发现和典籍可资证明的情
况下，“宿沙作煮盐”可视为中国海盐业的开端，宿沙氏是中国海盐业的群体创始人。
盐被当作调味品是非常久远的事了。中国最早的官方文献《尚书·说命》就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记载，说的是在商代人们就已经知道用盐做调味品来配制美味的羹汤。《尚书·禹贡》还记载“青州，厥贡盐、絺”，即青州在夏代就产盐，并且作为“贡品”给夏王享用。这种做调味品的盐极为珍贵，要作为贡物上交。因而中国关于食用盐的文字记载，最早可以溯推至夏代。到了周代，人们已经把咸味作为“五味”（酸、苦、辛、咸、甘）之一，并用于医治疾病。《周礼·天官·冢宰》中就有“以咸养脉”的记载，这是周代人对盐的医疗功用的新认识。战国末秦著名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本味》有“调合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咸而不减”的论述，这就更具体地谈到了咸味的调理方法。其后，盐的调味作用愈来愈受到重视，汉代王莽曾在诏书中说道：“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班固《汉书·食货志第四》），更加突出了盐在人类饮食烹饪中的地位。
人类早期生活方式，渐次经历了采集、渔猎、畜牧，最后进入农耕时代。生活于山地、地台间的先民，主要是靠采集原始森林中的各种果蔬食物。据专家们研究表明，其盐分的摄入主要是通过含盐分较高的植物来获取的，许多民族志书中都记载有各种能够“长出”盐的植物，这是人类早期生活中获得盐分的主要渠道之一。
其实，当今国内外都有大量关于树或草“产盐”的报道。在我国东北黑龙江省与吉林省交界的广袤大地上，生长着一种六七米高且能“出汗”的树，人们把它叫做“木盐树”，每到夏季，树干就像热得出了汗。“汗水”蒸发后，留下的就是一层白似雪花的盐。在我国甘肃和新疆一带的盐碱地上，生长着一种耐盐植物瓣鳞花，它会把从土壤中吸收到的过量的盐通过分泌盐水的方式排出体外，这些分泌出的盐分就结晶成盐。我国西北和华北广袤的的盐碱地中，生长着一种叫盐角草的植物。人们把它的水分除去，将树干烧成灰烬，经过分析树干中竟有45%是各种盐分，而普通的植物只有不超过干重15%的盐分。在新疆还有一种异叶杨，树皮、树杈和树窟窿里有大量白色苏打——碳酸钠，这也是分泌出的盐分，只是不同于食盐罢了。在南美阿根廷西北部贫瘠而干旱的盐碱地上，生长有许多藜科滨藜属的植物，它们能够大量吸收土壤中的盐分。阿根廷人利用这一特点，在盐碱地上种了大片的滨藜，让它们吸
收土壤中的盐分，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肥力，而它分泌出来的盐分就是“树盐”。
许多人无法想象树木与草怎么能够能产盐？今天大多数人只知道一般的植物喜欢生长在含盐少的土壤里，可地球表面有许多地方的地下水含盐量偏高，而且部分盐分残留在土壤表层里，每到春旱时节，地里就会出现一层层白花花的碱霜，这就是土壤中的盐结晶出来了。人们把以钠盐为主要成分的土地叫作盐碱地，世界各地平原地区有不少这样的盐碱地，还有滨海地区，因用海水浇地或海水倒灌等原因，也有大片盐碱地。植物要在这样的土壤里生存，的确得有些与众不同之处功能。否则，根部吸收水分就会发生困难，同时，盐分在体内积存多了也会影响细胞活性，会使植物被“毒”死。
木盐树就是利用“出汗”方式把体内多余盐分排出去的。它的茎叶表面密布着专门排放盐水的盐腺，盐水蒸腾后留下的盐结晶，只有等风吹雨打来去掉了。科学家为研究它的泌盐功能，做了一个小实验，把两株瓣鳞花分别栽在含盐和不含盐的土壤中。结果，无盐土壤中生长的瓣鳞花不流盐水，不产盐；含盐土壤中的瓣鳞花分泌出盐水，产盐了。所以，木盐树、异叶杨、眼角草、瓣鳞花等植物从土壤中吸收了大量盐分，并把它们排出，结晶成盐，这给先民保持体内盐分提供了极大便利。
人类祖先在渔猎时代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人体内所需要的盐分多来自其它野生动物，而进入畜牧时代，盐的需求已经明显地转向家庭牲畜，人们从牲畜身体上汲取盐分，我们可以从中国现存最早且已经很成熟的甲骨卜辞中找到间接证据。中国甲骨学四堂之“雪堂”罗振玉的《殷虚书籍考释》、“鼎堂”郭沫若的《甲骨文合集》，收录了5万多片甲骨，卜辞中记载有马、牛、羊、鸡、犬、豕等家禽家畜，当时人们祭祀天地祖先所用牲畜动辄就是几十乃至几百只，同时，在已经发掘的古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的这类兽骨化石，足以证明。
熟食与进入农耕时代，人类对盐的寻求意识逐渐增强。熟食促进了史前人类体制和大脑的进化，也促进了新陈代谢不可缺少的盐分需求量的增加。农耕时代，人类的食物结构主要是谷物、果蔬，保持体内酸碱平衡和新陈代谢就更需要食盐。遂使盐同粮食或食物、水一样成为了人类生存、进化发展不可缺少的饮食物。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作咸》篇说道：“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区，倦怠，恹然，岂非天一生水，而
此味为生人生气之源哉？”所以，南北朝时期著名医学家陶弘景就说过“五味之中，惟此（盐）味不可缺”，（李时珍《本草纲目·金石部》引陶弘景《名医别录》）唐代文学家、史学家柳宗元也说“人之赖之与谷同”，（柳宗元《柳河东集·晋问》）当代著名史学家任乃强先生也评述道：“人类各种动物，以至于原生动物，无不需要一定的盐分供给。愈高级至于人需要之量愈多。苟完全脱离食盐（氯化钠），即不能活；不惟食欲为之衰退，排泄发生困难，即血液循环亦将发生奇变。”（任乃强《说盐》，《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这样，人类先民便不得不为了生存人四处找寻食盐，追逐盐的意识不断增强。
考察人类文明的发祥之地，人们惊奇地发现它们无不在自然产盐地区，或得盐便利之所，人类文明的形成与迁徙线路，都与盐产地密切相关。故围绕古老的天然盐湖、盐池、盐泉和岩盐，往往聚居着许多早期人类先祖，并逐渐形成最早的原始群落，进而发展为氏族集团。在此基础上形成史前文明，最终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不仅如此，远古人类文明发展的高低快慢，无不与食盐供给便利与否密切相关。被历史学家誉为人类文明摇篮之一的非洲肯尼亚北部的图尔恰纳湖，即是一个产盐的巨大咸水湖，在二十世纪60—80年代，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近300多个史前人类的头骨化石，4000多件各种动物的化石和众多的人类文化遗物。在古老而神秘的东方，黄河、长江流域的远古文明，同样蕴含着盐深刻的烙印。
在中国，先民最早的栖息之地和文明的发祥地，即是历史上盛产食盐的盐区。云南是我国井矿盐产区，众多自然盐泉流露地表。滇西北元谋县170多万年前生活着元谋人，与滇中地区禄丰县、安宁县以及滇西地区洱源县、云龙县、兰坪县、大姚县等都处于新生代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的褶皱带，高山峡谷，山河相间，自古以来是著名盐区分不开，这一带分布着元永井、阿陋井、黑井、安宁井以及云龙五井、白羊井、老姆井和乔后井等井矿盐区，不少著名盐井最初就是天然裸露的自然盐泉，元谋人选择在这里生活是不无道理的。
在黄河流域，有两个重要的产盐区，即位于河东运城县南面、安邑与解县之间的解池，和位于西北甘、宁、青三省交界的盐池群。
在河东解池方圆几百里范围内，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的西侯度、匼合、公主岭、蓝田、南海峪洞穴等文化遗址，这里还广泛地存在着类型各异、风格独特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形成了灿烂的河东文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河东盐三年年》第一编第一章《原始公社时期的河东盐
池》第一节《原始人与河东盐》，三晋出版社2008年3月版P19—23）西北甘宁青盐池群，包括了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众多盐池。这一广阔地区内，既有丰富的水源，又有丰厚的盐利，孕育了西北地区新、旧石器时代五彩斑斓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文化，与河东文化交相辉映。
长江流域的产盐区，主要分布在川东、川北、川南、渝东和近海的三角洲地带。这些地区同样发现了大量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和古生物化石。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重庆市博物馆和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在巫山县大庙镇龙骨坡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清理出各种动物化石数千件，发现了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史前人类“巫山人”的化石。生活在距今201万年—204万年的“巫山人”创造了辉煌的“大溪文化”。随着三峡库区建设和抢救性文物发掘工作的开展，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队在忠县哨棚嘴、瓦渣地发掘出流行年代可以上溯至商代后期，与陶器制盐有关的尖底陶瓶和花边陶釜，这是迄今为止古代盐业开发最早的考古学证据。中国北京大学考古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与中国四川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成立了“中美三峡盐业考古队”，从1999年3月开始对四川盆地（重点在三峡地区）的古盐井遗址进行了为期三年较全面的考察，这是国内第一次有外国学者加盟的盐业专题考古，也是一次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盐业史、地理学、地质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从多学科多角度考察了中国盐业早期的生产实态与对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也为解开夏商时期成都平原文化与渝东文化差异找到了突破口。（孙华《四川盆地盐业起源论纲》，《盐业史研究》2003年第一期《巴渝盐业专辑》）这也充分说明长江流域的史前文明与产盐区密不可分的关系。
人类文明的曙光在各产盐区冉冉升起，盐这种白色的精灵渗透到了后来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伴随着人们寻盐、制盐、运盐、卖盐、吃盐和管盐等方式的演进，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盐业科学技术在不断创造与运用，层垒地积淀成为绚丽多彩的各种文化现象，构成一种别样的社会文化传统。因为对食盐的需求，人们创造、享用和传承着咸味十足的生活文化，汇聚成不同民族异彩纷呈的食盐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