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浙江“政策前二孩”案尘埃落定。
两起案件的代理律师吴有水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其于8月1日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寄来的裁定书。裁定书显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7月27日作出裁定，准许两起“政策前二孩”案的再审申请人陈杨国、徐姗姗夫妇和章榮真、李善霞夫妇撤回再审申请。
陈杨国、徐姗姗夫妇收到的行政裁定书。
2013年11月12日，“单独两孩”政策出台。
2014年1月13日，浙江台州陈杨国、徐姗姗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此时正值国家“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地方计生条例修改前的“空当期”。另一起案件的当事人章榮真、李善霞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2012年7月。
2014年1月17日，《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其中将符合二胎生育条件的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双方或一方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2014年9月8日，台州市路桥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向陈杨国、徐姗姗夫妇征收社会抚养费79020元。2014年7月11日，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人口计生局对章榮真、李善霞夫妇征收抚养费13万元。
两案当事人均不服卫计部门的征收决定，起诉到法院后，一、二审均败诉。2015年10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两起案件立案再审。2017年3月23日，两起案件在浙江省高院开庭再审。
两起案件的代理律师吴有水说，虽然看起来章、李二人的二孩出生时间更早，未在国家政策出台后、地方条例修改前的“空档期”，但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来看，两案的当事人均是在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后，收到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的，此时计生条例已经修订，卫计委作出的征收决定没有法律依据。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类似“政策前二孩”的案例增多，如何处置一直没有定论。因此，这两起案件的判决，对于全国类似案件具有风向标意义，一直备受关注。
两起案件的再审经过颇多周折。
6月12日上午，有消息称，案件当事人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受调解，计生部门承诺不予以处罚，以换取当事人撤回了再审申请。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一位人士告诉澎湃新闻，当时只是联系原被告双方协调，并非调解。
这位人士说，作为法院，他们很希望作出判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这也是法院的功能所在。一些案件如果撤回再审申请结案，社会效果并没有实质性化解争议来得好。他表示，该案因涉及政策争议，涉及人群多，社会关注度高，法院会谨慎处理。
不过到了7月24日，两起案件的当事人向浙江省高院提交了“撤回再审申请申请书”，宣告放弃再审申请。
陈杨国、徐姗姗在“撤回再审申请申请书”上写道，“经省高院多次做协调工作，双方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特自愿向高院撤回再审申请，请予准许不再以超生的名义处罚我女儿。”
吴有水说，撤回再审申请相当于跟卫计委“私了”，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卫计委答应不再追缴罚款，当事人承诺当事人不再告了。“但私了毕竟没有普遍意义，所以并没有实质上化解行政争议。”他说。
“虽然名义上看是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的，但实际上是法院调解的结果。”吴有水表示，《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因此撤回再审申请并没有从实质上化解行政争议，“政策前二孩”是否应被追罚，在司法实践中依然找不到参照。
备受关注的浙江“政策前二孩”案尘埃落定。
两起案件的代理律师吴有水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其于8月1日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寄来的裁定书。裁定书显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7月27日作出裁定，准许两起“政策前二孩”案的再审申请人陈杨国、徐姗姗夫妇和章榮真、李善霞夫妇撤回再审申请。
陈杨国、徐姗姗夫妇收到的行政裁定书。
2013年11月12日，“单独两孩”政策出台。
2014年1月13日，浙江台州陈杨国、徐姗姗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此时正值国家“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地方计生条例修改前的“空当期”。另一起案件的当事人章榮真、李善霞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2012年7月。
2014年1月17日，《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其中将符合二胎生育条件的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双方或一方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2014年9月8日，台州市路桥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向陈杨国、徐姗姗夫妇征收社会抚养费79020元。2014年7月11日，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人口计生局对章榮真、李善霞夫妇征收抚养费13万元。
两案当事人均不服卫计部门的征收决定，起诉到法院后，一、二审均败诉。2015年10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两起案件立案再审。2017年3月23日，两起案件在浙江省高院开庭再审。
两起案件的代理律师吴有水说，虽然看起来章、李二人的二孩出生时间更早，未在国家政策出台后、地方条例修改前的“空档期”，但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来看，两案的当事人均是在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后，收到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的，此时计生条例已经修订，卫计委作出的征收决定没有法律依据。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类似“政策前二孩”的案例增多，如何处置一直没有定论。因此，这两起案件的判决，对于全国类似案件具有风向标意义，一直备受关注。
两起案件的再审经过颇多周折。
6月12日上午，有消息称，案件当事人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受调解，计生部门承诺不予以处罚，以换取当事人撤回了再审申请。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一位人士告诉澎湃新闻，当时只是联系原被告双方协调，并非调解。
这位人士说，作为法院，他们很希望作出判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这也是法院的功能所在。一些案件如果撤回再审申请结案，社会效果并没有实质性化解争议来得好。他表示，该案因涉及政策争议，涉及人群多，社会关注度高，法院会谨慎处理。
不过到了7月24日，两起案件的当事人向浙江省高院提交了“撤回再审申请申请书”，宣告放弃再审申请。
陈杨国、徐姗姗在“撤回再审申请申请书”上写道，“经省高院多次做协调工作，双方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特自愿向高院撤回再审申请，请予准许不再以超生的名义处罚我女儿。”
吴有水说，撤回再审申请相当于跟卫计委“私了”，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卫计委答应不再追缴罚款，当事人承诺当事人不再告了。“但私了毕竟没有普遍意义，所以并没有实质上化解行政争议。”他说。
“虽然名义上看是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的，但实际上是法院调解的结果。”吴有水表示，《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因此撤回再审申请并没有从实质上化解行政争议，“政策前二孩”是否应被追罚，在司法实践中依然找不到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