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技术观和历史观三者的统一

作者:周林东

复旦学报:社科版 1995年05期

   [内容提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科学论断。这个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关于生产力的学说。其中,生产力问题是联系科学观、技术观与历史观的纽带。从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技术观和历史观三者的统一,从而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一元论特征。从时代背景上来看,它又是对当代科学、技术和生产三者一体化发展趋势的高度理论概括。

   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把科学技术提高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这不仅是基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而且也是有充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的。事实上,这个科学论断本身就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开始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全部历史的基础)这三个概念结合在同一个命题中。今天,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把生产力主要地归于科学技术的高度,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实质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技术观和历史观三者的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并不是一种就事论事的肤浅理论,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它不是把科学看成是单纯的“知识体系”,也不是把技术看成是单纯的“工具和规则的体系”,它从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个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出发,把科学和技术都当作社会现象来考虑。认为作为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科学技术与社会环境之间应当存在着相互作用。

   首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对科学技术作用的角度来说明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是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人为什么要认识和改造自然?从根本的动机上来说,就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社会需要。古代科学的发生和发展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例如,天文学是为了满足农牧业定季节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数学又是为了满足天文学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力学则是为了满足农业生产和城市手工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近代科学的产生也同样如此。“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末,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①尤其是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于是,“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②这大大刺激了科学的发展,用恩格斯的话来说,那就是“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③。

   其次,马克思主义又从科学技术对社会作用的角度来论证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恩格斯当年在马克思墓前曾这样阐述马克思的科学观:“他把科学首先看成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④马克思本人也曾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⑤。因为火药把封建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马克思还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⑥对此,恩格斯举了奥地利的例子。在19世纪30年代前后,欧洲的革命似乎对奥地利这个封建贵族的君主国没有产生影响。奥地利皇帝弗兰茨当时颇为得意地说:“我和梅特涅还支持得住。”但是,当蒸汽、机器和铁路机车越过崇山峻岭进入奥地利时,就迅速地拔掉了封建王朝的最后根基。恩格斯写道:“欧美的公众现在可以高兴地看到,梅特涅和整个哈布斯堡王朝怎样为蒸汽机轮撕碎,奥地利君主又怎样为自己的机车辗裂。”⑦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已经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生产力了。因为按照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只有生产力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正象马克思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⑧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实际上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形成于19世纪中叶。唯物史观不可能产生在古代,因为那时科学尚未独立,科学一直到中世纪还只是神学的“婢女”。唯物史观甚至也不能产生在17世纪和18世纪。那时,科学虽已独立,但尚未成为生产力,而且科学本身正处在逐步形成的阶段。因此,与当时科学和生产发展的这种状况相适应的历史观,是一种“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亦即“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的唯心主义历史观。⑨

   唯物史观历史不同于旧历史观的地方就在于它对历史运动的描述突出了人对自然的关系,而旧历史观则“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⑩。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强调“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1)。因此,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科学的历史观应当是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密切相联的历史观。而这种科学的历史观也只有在人对自然界的两种关系,亦即自然科学(理论关系)和物质生产(实践关系)达到统一之后,才能可能出现。19世纪恰好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它曾经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全面跃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在各个分支领域已取得长足进展的自然科学通过技术这个环节,被并入物质生产过程,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力发生了空前的质的飞跃,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由此可见,只有在自然科学与物质生产相结合以后,历史观才有可能被奠定在物质生产基础上。这时,不仅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得到了充分的显露,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代替了小生产方式,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面发展起来。这就使马克思能够“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从而“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13)。总之,历史观变成科学,是以科学成为生产力为前提的。

  

   (二)生产力问题是联系科学观、技术观和历史观的纽带

   唯物史观把生产力看做全部历史的基础。如同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为其基础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的发展所决定的。因此,生产力问题在唯物史的理论结构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也把科学技术看做生产力。这样,就以生产力问题为纽带,把科学观、技术观与历史观这三者联系起来了。但是,仔细地分析起来,这种联系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初步的。正象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4)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19世纪中叶对近代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的高度理论概括。17世纪的科学革命标志着科学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中叶完成的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作为主要标志的技术革命,则表明科学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第一次并入了直接生产过程,从一般的社会生产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但是,当时科学技术显然还没有成为“第一生产力”,因而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还没有达到象今天这样密切的程度。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时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发展的关系是由生产到技术,再由技术到科学。科学对技术和生产的指导作用还不够明显。钱学森同志曾说过:“西方世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了科学。到18世纪后期,开始出现机器,大名鼎鼎的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但瓦特不是科学家,只是一位有经验而聪明的技师。那时虽有科学,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不那么密切。”(15)当时对纺织业各个环节的机器的改进,主要靠的是工匠们的经验。牛顿的力学还没有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瓦特发明蒸汽机时,实际上还没有可用来指导发明的科学理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热转化为功的科学道理,在蒸汽机发明以后,人们为了提高蒸汽机的热效率,才研究蒸汽机的理论。19世纪20年代,法国人卡诺提出热机理论,由此奠定了热力学的基础。总之,蒸汽机的发明是先有技术和生产,然后才出现相关的科学。不过,从19世纪下半叶起,这种科学落后于技术和生产的状况已经开始改变,科学开始逐渐成为技术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

   第二,在马克思的时代,科学成为生产力主要表现为科学知识物化为固定资本(机器),它尚未渗透到生产的各个方面。当时,马克思是从分析劳动手段着手研究科学作为直接生产力的问题的。就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形式来说,劳动手段是固定资本。当时,劳动手段已完成了从简单工具向机器的转变,从而导致机器生产的产生,使资本主义生产力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因此,马克思着眼于分析劳动手段正是抓住了当时产业革命的关键问题。他指出,“现在资本不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要工人用一个会自己操纵工具的机器去做工。因此,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16)他还强调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17)。所以,“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8)。这里所说的“直接的生产力”,主要指的就是机器生产力。机器是科学知识的物化形式,也是当时“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的主要形式。所以,马克思当时没有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只是说“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9)。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因而,第三,一百多年前的科技生产力仅仅突出了生产力要素中的实体性方面,而非实体性因素还不明显。实际上,在实体性因素(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中也仅仅突出了物的因素,而非人的因素,尤其不是人的因素与科学技术、管理、教育等非实体性因素的结合。按理说,机器的产生是对人力的一种解放,可是在当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操作机器的工人却成了机器的奴隶。机器不但没有减轻工人的劳动,反而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使工人变得更加贫困,他们智力发展也受到压制。马克思曾写道:“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在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20)与此同时,马克思也不否认大机器生产对工人的文化素质要求也有相应提高的一面。他曾写道:“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造就一小批具有较高熟练程度的工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决不能同‘被剥夺了知识的’大量工人相比。”(21)可见,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初期,科学技术生产力还远没有发展到必须强调提高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的程度。这是当时科学与技术、生产之间关系不甚密切的一种历史表现形式。与之相应,当时的产业结构主要表现为“资本密集型”的特征,距离今天“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方向还十分遥远。

  

   (三)三种观点统一的现代科学背景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在科学技术并入直接生产过程的初期就能够把科学技术置于生产力的高度上来加以考察。现在,人们通过阅读马克思的几种《资本论》的手稿和笔记,甚至可以发现,这位伟人已经预见到了科学与技术、生产之间关系的越来越密切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是后来的《资本论》的最初草稿。他就是在这里比较完整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他写道,“机器体系的这条发展道路就是分解--通过分工来实现,这种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渐变成机械的操作,而达到一定地步,机器就会代替工人”(23)(重点系引者所加,下同。)在这里,马克思写的显然不完全是他那个时代的工业生产情况。如果把这段话看作是对现代企业生产的预言,那么就再恰当也不过了。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前就预见到人类的劳动性质将会发生这样深刻的变化:“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种“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显然与19世纪充当机器奴隶的“蓝领工人”形象相去甚远,倒颇象今天发达国家中的“白领工人”。“白领工人”将取代“蓝领工人”,这是现代科技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认为,“资本力图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24)。这种估计已完全被今天的事实所证实了。马克思甚至还有更惊人的预言,他说,“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25)。这简直可以看作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单就此而言,就可以说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是有充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的。这两者之间有一种深层次的联系,这是不可否认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是邓小平同志总结了二次大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后提出的。早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他就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26)。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分析,这场新的科技革命具有这样三个最显著的特点:(1)“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2)“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3)“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这些分析和阐述已经非常接近于邓小平同志后来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事实上,邓小平在当时就已经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作了具体说明,“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27)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中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再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但是,他并没有明确将生产力进一步归结于科学技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还不允许他将历史观与科学观、技术观完全统一起来。今天,邓小平同志对于唯物史观的新发展集中表现为,他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生产力主要地归结于科学技术。他的“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不仅有充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而且也有充分的事实根据。那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生产三者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科学的先导作用日趋明显,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一般说来,技术与生产的关系一向比较密切。因此,技术往往充当科学向直接生产力转化的中介。19世纪以前,科学与技术的脱节曾导致了科学与生产之间的分离。那时是由生产决定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方向。从19世纪下半叶起,科学开始走在技术前面,成为技术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从而也使科学成为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例如,先有电磁学,后有电工学和电力工程;先有化学实验,后有化工生产;先有核物理学,后有核技术和核工程;先有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后有半导体技术和半导体工业,等等。现代各种高技术工业更是知识或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科学在其中起着绝对主导和支配的作用。

   第二,大批新兴技术的产生,加强了科学与生产的紧密联系。当前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新科技革命,就是随着大批新兴技术的产生而逐渐形成的。这是一个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统一过程。在本世纪以前,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往往是分开进行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发生在17世纪,但到18世纪才发生第一次技术革命。虽然第二次科学革命和第二次技术革命都发生在19世纪,但是它们两者之间也相隔了许多年。有关电磁场的理论早已总结出来了,但是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却过了很久才在美国发过。这次新科技革命就大不相同了。一方面,新兴技术的产生都是科学理论研究的产物,例如,原子能理论的发展使建立原子能发电站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新兴技术反过来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现在研究尖端科学往往离不开尖端技术。例如,研究基本粒子,就离不开加速器、电子计算机和高速摄影技术,等等。这样,在科学起先导作用的情况下,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相融合,科学技术和技术科学化,从而形成“科学--技术--生产”的有机综合体。

   第三,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从而使科学、技术、生产三者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并日益结合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在19世纪以前,一项技术发明最长的需要经历100年才能投入生产(例如蒸汽机),短则半个世纪(例如电动机)或二、三十年不等。现在,时间可以缩短到几年。事实上,科技转化成生产力的周期越短,表明“科学--技术--生产”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越高。如果周期太长,就会使科研成果很快过时,一般说来,在现在的技术发展条件下,新技术和新工艺的生命周期通常不会超过6年至8年,将来还会进一步缩短。这种周期缩短的情况,在对科学成果的评价中也有所反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超导。超导材料一经发现,发现者就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在诺贝尔奖颁发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一般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才能发奖。那么,为什么对超导材料的发现者却可以破例呢?就是因为看到它潜在的应用前景。人们从一开始就把超导研究看做科学理论研究、工艺研究和材料本身的应用的结合。这说明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日益表现为一个整体,已经不能将它们随意分割了。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正是这种“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发展趋势的理论反映。这个论断即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技术观,又是历史观。这三种观点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已达到了统一。

   注释: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②⑤(17)(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0、427、570、57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页。

   ⑦⑧(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21、144、47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

   ⑩(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20页。

   (13)《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5页。

   (15)钱学森:《对我国科技事业的一些思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山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16)(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4、707-708页。

   (18)(19)(22)(23)(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220、211、217、218、21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页。

   (26)(2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4、84页。

作者:周林东

复旦学报:社科版 1995年05期

   [内容提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科学论断。这个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关于生产力的学说。其中,生产力问题是联系科学观、技术观与历史观的纽带。从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技术观和历史观三者的统一,从而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一元论特征。从时代背景上来看,它又是对当代科学、技术和生产三者一体化发展趋势的高度理论概括。

   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把科学技术提高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这不仅是基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而且也是有充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的。事实上,这个科学论断本身就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开始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全部历史的基础)这三个概念结合在同一个命题中。今天,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把生产力主要地归于科学技术的高度,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实质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技术观和历史观三者的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并不是一种就事论事的肤浅理论,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它不是把科学看成是单纯的“知识体系”,也不是把技术看成是单纯的“工具和规则的体系”,它从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个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出发,把科学和技术都当作社会现象来考虑。认为作为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科学技术与社会环境之间应当存在着相互作用。

   首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对科学技术作用的角度来说明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是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人为什么要认识和改造自然?从根本的动机上来说,就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社会需要。古代科学的发生和发展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例如,天文学是为了满足农牧业定季节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数学又是为了满足天文学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力学则是为了满足农业生产和城市手工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近代科学的产生也同样如此。“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末,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①尤其是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于是,“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②这大大刺激了科学的发展,用恩格斯的话来说,那就是“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③。

   其次,马克思主义又从科学技术对社会作用的角度来论证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恩格斯当年在马克思墓前曾这样阐述马克思的科学观:“他把科学首先看成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④马克思本人也曾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⑤。因为火药把封建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马克思还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⑥对此,恩格斯举了奥地利的例子。在19世纪30年代前后,欧洲的革命似乎对奥地利这个封建贵族的君主国没有产生影响。奥地利皇帝弗兰茨当时颇为得意地说:“我和梅特涅还支持得住。”但是,当蒸汽、机器和铁路机车越过崇山峻岭进入奥地利时,就迅速地拔掉了封建王朝的最后根基。恩格斯写道:“欧美的公众现在可以高兴地看到,梅特涅和整个哈布斯堡王朝怎样为蒸汽机轮撕碎,奥地利君主又怎样为自己的机车辗裂。”⑦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已经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生产力了。因为按照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只有生产力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正象马克思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⑧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实际上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形成于19世纪中叶。唯物史观不可能产生在古代,因为那时科学尚未独立,科学一直到中世纪还只是神学的“婢女”。唯物史观甚至也不能产生在17世纪和18世纪。那时,科学虽已独立,但尚未成为生产力,而且科学本身正处在逐步形成的阶段。因此,与当时科学和生产发展的这种状况相适应的历史观,是一种“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亦即“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的唯心主义历史观。⑨

   唯物史观历史不同于旧历史观的地方就在于它对历史运动的描述突出了人对自然的关系,而旧历史观则“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⑩。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强调“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1)。因此,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科学的历史观应当是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密切相联的历史观。而这种科学的历史观也只有在人对自然界的两种关系,亦即自然科学(理论关系)和物质生产(实践关系)达到统一之后,才能可能出现。19世纪恰好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它曾经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全面跃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在各个分支领域已取得长足进展的自然科学通过技术这个环节,被并入物质生产过程,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力发生了空前的质的飞跃,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由此可见,只有在自然科学与物质生产相结合以后,历史观才有可能被奠定在物质生产基础上。这时,不仅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得到了充分的显露,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代替了小生产方式,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面发展起来。这就使马克思能够“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从而“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13)。总之,历史观变成科学,是以科学成为生产力为前提的。

  

   (二)生产力问题是联系科学观、技术观和历史观的纽带

   唯物史观把生产力看做全部历史的基础。如同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为其基础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的发展所决定的。因此,生产力问题在唯物史的理论结构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也把科学技术看做生产力。这样,就以生产力问题为纽带,把科学观、技术观与历史观这三者联系起来了。但是,仔细地分析起来,这种联系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初步的。正象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4)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19世纪中叶对近代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的高度理论概括。17世纪的科学革命标志着科学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中叶完成的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作为主要标志的技术革命,则表明科学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第一次并入了直接生产过程,从一般的社会生产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但是,当时科学技术显然还没有成为“第一生产力”,因而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还没有达到象今天这样密切的程度。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时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发展的关系是由生产到技术,再由技术到科学。科学对技术和生产的指导作用还不够明显。钱学森同志曾说过:“西方世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了科学。到18世纪后期,开始出现机器,大名鼎鼎的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但瓦特不是科学家,只是一位有经验而聪明的技师。那时虽有科学,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不那么密切。”(15)当时对纺织业各个环节的机器的改进,主要靠的是工匠们的经验。牛顿的力学还没有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瓦特发明蒸汽机时,实际上还没有可用来指导发明的科学理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热转化为功的科学道理,在蒸汽机发明以后,人们为了提高蒸汽机的热效率,才研究蒸汽机的理论。19世纪20年代,法国人卡诺提出热机理论,由此奠定了热力学的基础。总之,蒸汽机的发明是先有技术和生产,然后才出现相关的科学。不过,从19世纪下半叶起,这种科学落后于技术和生产的状况已经开始改变,科学开始逐渐成为技术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

   第二,在马克思的时代,科学成为生产力主要表现为科学知识物化为固定资本(机器),它尚未渗透到生产的各个方面。当时,马克思是从分析劳动手段着手研究科学作为直接生产力的问题的。就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形式来说,劳动手段是固定资本。当时,劳动手段已完成了从简单工具向机器的转变,从而导致机器生产的产生,使资本主义生产力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因此,马克思着眼于分析劳动手段正是抓住了当时产业革命的关键问题。他指出,“现在资本不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要工人用一个会自己操纵工具的机器去做工。因此,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16)他还强调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17)。所以,“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8)。这里所说的“直接的生产力”,主要指的就是机器生产力。机器是科学知识的物化形式,也是当时“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的主要形式。所以,马克思当时没有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只是说“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9)。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因而,第三,一百多年前的科技生产力仅仅突出了生产力要素中的实体性方面,而非实体性因素还不明显。实际上,在实体性因素(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中也仅仅突出了物的因素,而非人的因素,尤其不是人的因素与科学技术、管理、教育等非实体性因素的结合。按理说,机器的产生是对人力的一种解放,可是在当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操作机器的工人却成了机器的奴隶。机器不但没有减轻工人的劳动,反而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使工人变得更加贫困,他们智力发展也受到压制。马克思曾写道:“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在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20)与此同时,马克思也不否认大机器生产对工人的文化素质要求也有相应提高的一面。他曾写道:“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造就一小批具有较高熟练程度的工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决不能同‘被剥夺了知识的’大量工人相比。”(21)可见,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初期,科学技术生产力还远没有发展到必须强调提高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的程度。这是当时科学与技术、生产之间关系不甚密切的一种历史表现形式。与之相应,当时的产业结构主要表现为“资本密集型”的特征,距离今天“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方向还十分遥远。

  

   (三)三种观点统一的现代科学背景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在科学技术并入直接生产过程的初期就能够把科学技术置于生产力的高度上来加以考察。现在,人们通过阅读马克思的几种《资本论》的手稿和笔记,甚至可以发现,这位伟人已经预见到了科学与技术、生产之间关系的越来越密切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是后来的《资本论》的最初草稿。他就是在这里比较完整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他写道,“机器体系的这条发展道路就是分解--通过分工来实现,这种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渐变成机械的操作,而达到一定地步,机器就会代替工人”(23)(重点系引者所加,下同。)在这里,马克思写的显然不完全是他那个时代的工业生产情况。如果把这段话看作是对现代企业生产的预言,那么就再恰当也不过了。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前就预见到人类的劳动性质将会发生这样深刻的变化:“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种“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显然与19世纪充当机器奴隶的“蓝领工人”形象相去甚远,倒颇象今天发达国家中的“白领工人”。“白领工人”将取代“蓝领工人”,这是现代科技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认为,“资本力图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24)。这种估计已完全被今天的事实所证实了。马克思甚至还有更惊人的预言,他说,“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25)。这简直可以看作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单就此而言,就可以说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是有充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的。这两者之间有一种深层次的联系,这是不可否认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是邓小平同志总结了二次大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后提出的。早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他就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26)。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分析,这场新的科技革命具有这样三个最显著的特点:(1)“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2)“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3)“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这些分析和阐述已经非常接近于邓小平同志后来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事实上,邓小平在当时就已经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作了具体说明,“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27)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中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再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但是,他并没有明确将生产力进一步归结于科学技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还不允许他将历史观与科学观、技术观完全统一起来。今天,邓小平同志对于唯物史观的新发展集中表现为,他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生产力主要地归结于科学技术。他的“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不仅有充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而且也有充分的事实根据。那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生产三者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科学的先导作用日趋明显,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一般说来,技术与生产的关系一向比较密切。因此,技术往往充当科学向直接生产力转化的中介。19世纪以前,科学与技术的脱节曾导致了科学与生产之间的分离。那时是由生产决定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方向。从19世纪下半叶起,科学开始走在技术前面,成为技术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从而也使科学成为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例如,先有电磁学,后有电工学和电力工程;先有化学实验,后有化工生产;先有核物理学,后有核技术和核工程;先有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后有半导体技术和半导体工业,等等。现代各种高技术工业更是知识或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科学在其中起着绝对主导和支配的作用。

   第二,大批新兴技术的产生,加强了科学与生产的紧密联系。当前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新科技革命,就是随着大批新兴技术的产生而逐渐形成的。这是一个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统一过程。在本世纪以前,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往往是分开进行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发生在17世纪,但到18世纪才发生第一次技术革命。虽然第二次科学革命和第二次技术革命都发生在19世纪,但是它们两者之间也相隔了许多年。有关电磁场的理论早已总结出来了,但是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却过了很久才在美国发过。这次新科技革命就大不相同了。一方面,新兴技术的产生都是科学理论研究的产物,例如,原子能理论的发展使建立原子能发电站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新兴技术反过来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现在研究尖端科学往往离不开尖端技术。例如,研究基本粒子,就离不开加速器、电子计算机和高速摄影技术,等等。这样,在科学起先导作用的情况下,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相融合,科学技术和技术科学化,从而形成“科学--技术--生产”的有机综合体。

   第三,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从而使科学、技术、生产三者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并日益结合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在19世纪以前,一项技术发明最长的需要经历100年才能投入生产(例如蒸汽机),短则半个世纪(例如电动机)或二、三十年不等。现在,时间可以缩短到几年。事实上,科技转化成生产力的周期越短,表明“科学--技术--生产”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越高。如果周期太长,就会使科研成果很快过时,一般说来,在现在的技术发展条件下,新技术和新工艺的生命周期通常不会超过6年至8年,将来还会进一步缩短。这种周期缩短的情况,在对科学成果的评价中也有所反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超导。超导材料一经发现,发现者就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在诺贝尔奖颁发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一般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才能发奖。那么,为什么对超导材料的发现者却可以破例呢?就是因为看到它潜在的应用前景。人们从一开始就把超导研究看做科学理论研究、工艺研究和材料本身的应用的结合。这说明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日益表现为一个整体,已经不能将它们随意分割了。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正是这种“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发展趋势的理论反映。这个论断即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技术观,又是历史观。这三种观点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已达到了统一。

   注释: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②⑤(17)(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0、427、570、57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页。

   ⑦⑧(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21、144、47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

   ⑩(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20页。

   (13)《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5页。

   (15)钱学森:《对我国科技事业的一些思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山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16)(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4、707-708页。

   (18)(19)(22)(23)(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220、211、217、218、21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页。

   (26)(2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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