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美国的最佳方式，莫过于了解“美国梦”的文化历史。所谓“美国梦”，不单单是一种强而有力的哲学思想或是意识形态，更是一种早已融入到美国人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理念，在美利坚民族的认知、理想和动机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其他任何思想或是理念都不能对美国人的个人与集体生活造成如此深刻的影响。《美国人眼中的美国梦》通过追溯“美国梦”一词在流行文化中的轨迹，劳伦斯·R. 萨缪尔向读者们展示了过去八十年间美利坚民族国家认同的演进过程。
萨缪尔以时间为序，以提出“美国梦”概念的1931年为始，将美利坚民族这一核心理念的发展脉络划分成了六个时期。他大量引述了当年报刊杂志上的文字，认为那些在第一线采访的记者所留下的报道，是揭示“美国梦”真实故事的最有价值的来源。萨缪尔揭示道，“美国梦”的问题在于，它并非是实际存在的事物，而是人们理想的产物。然而，这其实并非一项惊世骇俗的发现，也丝毫不会降低人们对于“美国梦”故事的关注。
当约翰·格伦这样的英雄人物上九天摘星的时候，普通的美国人则在各种更为脚踏实地的趣事中收获着满足感。虽然许多人认为在城市中心区生活便是过上了“好日子”，但在二战结束之初的岁月里，拥有一处郊区私宅逐渐成了“美国梦”的核心。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 于1944年启动的房屋贷款计划，开启了二战后房地产业的繁荣，尤其是在生机勃勃、迅速发展的郊区地带。虽然用意是好的，但该计划造成了大城市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在政府看来导致了城市的“凋零”。(显然，在这一思潮和相关决定之中，种族是一项重要考量因素。) 国会根据1949年通过的《住房法案》(Housing Act) 向城市注入资金，意在清理掉“贫民窟”和被认为“不受欢迎”的重建区域，以白纸黑字的形式，为那些针对较为古老(且在很多人看来状况相当不错的) 街区的大规模拆毁行动铺平了道路。而1954年版《住房法案》是在1949年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不仅为新建项目提供资金，而且也要重建并保护所谓的“糟糕地区”，这是二战后城市复兴计划的又一大步。每一次颁布《住房法案》，房地产开发商和那些外围行业人士自然都会欣喜若狂——他们将新的法案视作“美国梦”的扩展，认为自己可以大捞一笔。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1954年版《住房法案》之后，制造者委员会(Producer's Council ，一家由建筑材料制造商组成的贸易机构) 的艾略特·斯普拉特(Elliott Spratt) 曾说，“让每个人都拥有美丽家园的„美国梦‟，越来越接近于实现了。”《住房法案》中有一条关键内容——让新建家宅或是改建更新已有房屋的按揭期限更为宽松，这是战后联邦政府从根本上帮助美国国内民众实现梦想的又一项举措。
有些社会批评家不希望看到“美国梦”异化成堆满最新式家具的千篇一律的房屋。他们埋怨道，似乎所有人都想拥有相同的东西，而这种对于“美好生活”的共同欲望，会造就一个更加同质化的、缺乏个性的社会。《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威廉·亨利·张柏林(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曾在1956年抱怨道，“„美国梦‟中的„平等‟，指的是机会平等，而非财产平等。”美国文化中被他称作“普遍平等”的部分让他倍感困扰。跟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同的人比拼而不落下风，的确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人的狂热追求，然而这本身并没什么新鲜。托克维尔(Tocqueville，法国政治作家) 曾对美利坚这一新兴民族中的资产阶级前一百多年的表现进行过一番观察，对十九世纪早期美国人浓厚的物质主义倾向颇感惊讶。这位法国人于1835年写道，“在观察中，首先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样在追逐那些微不足道、毫无价值、对生活来说显得多余的东西。”“美国梦”已经被埋下了大规模消费的种子。
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种对“美国梦”的曲解，似乎没人比万斯·帕卡德更深感困扰。此人是一位记者兼撰稿人，数年前曾凭借一部《隐形的说客》(The Hidden Persuaders)轰动一时，又在1959年以一本拷问美国阶级制度的《追求上位者》(The Status Seekers) 超越了自己之前的成就。帕卡德的主要论调是，自1940年起，“向上层社会流动”(出人头地) 便成了美
国人的难题，这种刻板的阶级结构，导致那些谋求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人们感到深深的挫败。按照帕卡德的论述，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看，美国如一支军队般等级森严，而“美国梦”关于“机会无限”的承诺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与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1950年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 和威廉·怀特(William H.Whyte)1956年的《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一道，帕卡德的畅销书《追求上位者》让人们更加相信“美国梦”走错了路，其精神品格已经褪变成为对“出人头地”的徒劳追求。奥维尔·普雷斯科特(Orville Prescott)在为《纽约时报》撰写该书评论时曾承认，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美国梦”的含义也有所不同，自殖民时代起它便是一个并无定论的概念：
“美国梦”是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名词，但其含义却从未真正明晰过。有些人认为，它代表着一个没有阶级界限、人人机会均等、每个孩子都能梦想担任总统的社会。而有些在思想上更为愤世嫉俗的人，则相信它是一个逃离悲催现状、憧·曝美好未来的梦想——在那由成功、财富和快乐组成的梦想之国，据说连街道都是用金子铺成的。难道杰斐逊建立农耕社会的理想不是“美国梦”吗？难道汉密尔顿关于一个国家的富人和贵族应该在领导层中发挥应有作用的主张不是“美国梦”吗？难道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想要基于黑人奴隶制建立种植园农场贵族统治的目标不是“美国梦”吗？
无论“美国梦”究竟是什么，帕卡德显然相信大多数美国人都已经对它不再抱有什么期待了。用普雷斯科特的话说，他们已经“因其他东西而获得了沾沾自喜的满足了”。P57-59
了解美国的最佳方式，莫过于了解“美国梦”的文化历史。所谓“美国梦”，不单单是一种强而有力的哲学思想或是意识形态，更是一种早已融入到美国人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理念，在美利坚民族的认知、理想和动机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其他任何思想或是理念都不能对美国人的个人与集体生活造成如此深刻的影响。《美国人眼中的美国梦》通过追溯“美国梦”一词在流行文化中的轨迹，劳伦斯·R. 萨缪尔向读者们展示了过去八十年间美利坚民族国家认同的演进过程。
萨缪尔以时间为序，以提出“美国梦”概念的1931年为始，将美利坚民族这一核心理念的发展脉络划分成了六个时期。他大量引述了当年报刊杂志上的文字，认为那些在第一线采访的记者所留下的报道，是揭示“美国梦”真实故事的最有价值的来源。萨缪尔揭示道，“美国梦”的问题在于，它并非是实际存在的事物，而是人们理想的产物。然而，这其实并非一项惊世骇俗的发现，也丝毫不会降低人们对于“美国梦”故事的关注。
当约翰·格伦这样的英雄人物上九天摘星的时候，普通的美国人则在各种更为脚踏实地的趣事中收获着满足感。虽然许多人认为在城市中心区生活便是过上了“好日子”，但在二战结束之初的岁月里，拥有一处郊区私宅逐渐成了“美国梦”的核心。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 于1944年启动的房屋贷款计划，开启了二战后房地产业的繁荣，尤其是在生机勃勃、迅速发展的郊区地带。虽然用意是好的，但该计划造成了大城市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在政府看来导致了城市的“凋零”。(显然，在这一思潮和相关决定之中，种族是一项重要考量因素。) 国会根据1949年通过的《住房法案》(Housing Act) 向城市注入资金，意在清理掉“贫民窟”和被认为“不受欢迎”的重建区域，以白纸黑字的形式，为那些针对较为古老(且在很多人看来状况相当不错的) 街区的大规模拆毁行动铺平了道路。而1954年版《住房法案》是在1949年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不仅为新建项目提供资金，而且也要重建并保护所谓的“糟糕地区”，这是二战后城市复兴计划的又一大步。每一次颁布《住房法案》，房地产开发商和那些外围行业人士自然都会欣喜若狂——他们将新的法案视作“美国梦”的扩展，认为自己可以大捞一笔。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1954年版《住房法案》之后，制造者委员会(Producer's Council ，一家由建筑材料制造商组成的贸易机构) 的艾略特·斯普拉特(Elliott Spratt) 曾说，“让每个人都拥有美丽家园的„美国梦‟，越来越接近于实现了。”《住房法案》中有一条关键内容——让新建家宅或是改建更新已有房屋的按揭期限更为宽松，这是战后联邦政府从根本上帮助美国国内民众实现梦想的又一项举措。
有些社会批评家不希望看到“美国梦”异化成堆满最新式家具的千篇一律的房屋。他们埋怨道，似乎所有人都想拥有相同的东西，而这种对于“美好生活”的共同欲望，会造就一个更加同质化的、缺乏个性的社会。《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威廉·亨利·张柏林(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曾在1956年抱怨道，“„美国梦‟中的„平等‟，指的是机会平等，而非财产平等。”美国文化中被他称作“普遍平等”的部分让他倍感困扰。跟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同的人比拼而不落下风，的确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人的狂热追求，然而这本身并没什么新鲜。托克维尔(Tocqueville，法国政治作家) 曾对美利坚这一新兴民族中的资产阶级前一百多年的表现进行过一番观察，对十九世纪早期美国人浓厚的物质主义倾向颇感惊讶。这位法国人于1835年写道，“在观察中，首先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样在追逐那些微不足道、毫无价值、对生活来说显得多余的东西。”“美国梦”已经被埋下了大规模消费的种子。
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种对“美国梦”的曲解，似乎没人比万斯·帕卡德更深感困扰。此人是一位记者兼撰稿人，数年前曾凭借一部《隐形的说客》(The Hidden Persuaders)轰动一时，又在1959年以一本拷问美国阶级制度的《追求上位者》(The Status Seekers) 超越了自己之前的成就。帕卡德的主要论调是，自1940年起，“向上层社会流动”(出人头地) 便成了美
国人的难题，这种刻板的阶级结构，导致那些谋求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人们感到深深的挫败。按照帕卡德的论述，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看，美国如一支军队般等级森严，而“美国梦”关于“机会无限”的承诺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与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1950年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 和威廉·怀特(William H.Whyte)1956年的《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一道，帕卡德的畅销书《追求上位者》让人们更加相信“美国梦”走错了路，其精神品格已经褪变成为对“出人头地”的徒劳追求。奥维尔·普雷斯科特(Orville Prescott)在为《纽约时报》撰写该书评论时曾承认，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美国梦”的含义也有所不同，自殖民时代起它便是一个并无定论的概念：
“美国梦”是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名词，但其含义却从未真正明晰过。有些人认为，它代表着一个没有阶级界限、人人机会均等、每个孩子都能梦想担任总统的社会。而有些在思想上更为愤世嫉俗的人，则相信它是一个逃离悲催现状、憧·曝美好未来的梦想——在那由成功、财富和快乐组成的梦想之国，据说连街道都是用金子铺成的。难道杰斐逊建立农耕社会的理想不是“美国梦”吗？难道汉密尔顿关于一个国家的富人和贵族应该在领导层中发挥应有作用的主张不是“美国梦”吗？难道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想要基于黑人奴隶制建立种植园农场贵族统治的目标不是“美国梦”吗？
无论“美国梦”究竟是什么，帕卡德显然相信大多数美国人都已经对它不再抱有什么期待了。用普雷斯科特的话说，他们已经“因其他东西而获得了沾沾自喜的满足了”。P5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