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与国际体系演变

DOI:10.14015/j.cnki.1004-8049.2011.05.008

第19卷第5期

太平洋学报

Vol. 19,No. 5

May 2011

2011年5月

PACIFIC JOURNAL

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变迁

白云真

1,2

(1. 中央编译局,北京100032;2.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100081)

摘要: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变化反映了国内结构国家与社会间互动关系的变化。笔者选取审视和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差异性与连续性。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当下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之中,应借助和平发展的大战略推进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关系,从而成为独立富强的负责任大国。关键词:国际体系;中国外交;历史变迁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1)05-0033-10

当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三次重即新中国的成立、十一届三中全大的历史转型,

1997年中共十五大与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

政府职能转变以来的改革深化时期。这三次历史转型既是对原来外交战略与目标的合理继承,又是中国外交实践者根据变化的世界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有力创新。因而三次中国外交转型既具有变革的色彩,又呈现出外交转型的相对性,而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变化反映了国内结构国家与社会间互动关系的变化。笔者选取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和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与深刻变革,从而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等关系的差异性与连续性。

国外交与国际体系的两个重要视角。在当代中真正有扎实的国际关系史、外交国外交研究中,

史基础,同时又能吃透理论的精髓,在个案研究与理论阐释之间游刃有余的并不多见,要真正将理论、历史和现实政策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

“中国外交政策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起,

究仍应从吸纳国际关系学中的概念、实证指标

”为此,笔者侧重运用历史唯物及方法中得益。

主义的具体的历史视角与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以实现对中国外交政策与战略分析的史论结合之目的。1. 1

理论视角

本文侧重运用政治学的国家—社会互动模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理论中国家—社会关式、

系的研究,追溯与探索中国外交的历程,从而改变已有研究中国家中心论或重视社会因素的视而是以国家—社会互动的基本线索审视中角,

国外交与国际体系的变化以及当下中国与国际

一、研究视角和历史方法

理论思考与历史叙事乃是我们理解当代中

11-02;修订日期:2011-01-18。收稿日期:2010-

作者简介:白云真(1975—),男,山东省临沂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全球政治经济学以及当代安全与外交战略。

:《帝国的迷思》,2007年版,①[美]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7页。:“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②[美]江忆恩

。“国家—社会关系也有助于再审体系的关系

视、再理论化具有国际利益的社会团体与国家

①”权力相联系的方式。笔者以国家与社会关系

史性论述的方式呈现出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变化历程,揭示当代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变化的自身规律和发展逻辑。其次,强调不同时期历史实践与经验的比较研究,以历史事实资料为基础的历史性综合考察,而不是完全陷入历史主义的论述之中。

的框架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与国际体系,这不仅提供了一种理论运用和创新的路径,也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探索方法。

笔者把国家分析、社会—经济背景分析和意识形态或文化分析联系起来,以此考察国家内部结构的内部变化如何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当我们考察任何既有国家和社会体的问题

系的运转时,在考察那个国家和那个社会—经也要考察作为其基础的意识形济体系的同时,

②”态,并考察实现那种稳定性的内外先决条件。

二、中国挑战国际体系的历史形成

英国在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清政府的大门。从此西方列强相继入传统的中华朝贡体系面临着挑战与危侵中国,

机。中国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日益遭到削弱和破坏,乃至丧失而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状态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仅1840—1949年

由于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背景属于某种更广泛的超国家形成过程的一部分,那么中国与国际体系就受到特定的国家—社会形态与国际体系不断互动的影响。1. 2

历史方法

对于当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宏大题材,笔者采取了适合于比较和历史研究的分析归纳法。对国家跨时间段的比较、对历史深度的强调、对过程进行历时性追踪,是中国外交研究的有效策略。历史的思考对于认识中国外交越来。“对于理解中国对外政策,越必不可少历史是

③”也是重要的。著名国际冷战史专家加基本的,

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间,

达1175个。新中国是以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也是一个主权统一的民族国家。人民作为家,

民主实践与民族认同的主体,被赋予平等的意义。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新中国外交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观念与话语的指导下展开的。由于受当时中国外交行为中存在鲜明的国际环境的影响,

敌友观: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进行反帝反殖的革命人民与左派组织和人士成为中国的天然朋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与革命者的团结友,

被视为中国最高的国际义务。帝国主义的侵略

迪斯(Gaddis )指出,外交政策的研究必须有宏观的历史视角,历史的确具有某种程度的预测

当代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形成与变功效。

Fred Halliday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

革,体现了特定的历史时刻、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所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研究需要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宏观地把握和理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脉络。笔者侧重运用历史分析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即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

关系的比较与评价。这需要对中国与国际体

Macmillan ,1994,p. 88.

:《革命与世界政治》,英]弗·哈利迪著,张帆译世界知②[

2006年版,识出版社,第300页。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③Michael H. Hunt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p. 3.

John Lewis Gaddi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4,No. 3,Summer 1990.

比较对外政策的研究(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与对外政策的比较研究(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

系的历史关系进行再定位和再诠释,以此作为了解当代中国外交历史轨迹的工具。

历史与理论是相互影响着的,持续的理论创新与比较的历史分析是相辅相成的。首先,本文侧重运用社会历史语境的方法,进而以历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Fad ,间的差异,参见James Rosenau

Fantasy ,or Fie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2,No. 3,Sep. ,1968,pp. 306-310.

关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的天下观、世界观以及国家观

:《天下·世界·国家》,变化的分析,参见陈廷湘、周鼎著三联书

2008年版。店,

与殖民掠夺造成了中国及其他殖民地国家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主要敌人。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中国领导者强调国际社会中不公正现象、国家间的不平衡发展、国际性剥削等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问题。国际问题不能只由几个大国来做出决。“即定,帝国主义是世界不平等与剥削的根源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内打倒帝国主义,义

①。”

复中国在亚洲政治与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地位。:“我们不乞求谈陈毅外长曾对王炳南大使指出

判,也不排斥谈判,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此乃泱

④”泱大国之风也。尽管从1949年到1959年毛

接受国书和招待外宾泽东担任中国国家元首,

等外交活动,但不做出访或正式回访,一生中仅有的两次访苏均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出访。一次是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27日,一次是在1957年。印尼的苏加诺总统1955年和1956年两次访华,并诚恳邀请毛泽东访问印尼,后来又八次邀请毛泽东访问印尼,毛泽东都未

前往。朝鲜的金日成主席、柬埔寨的西哈努克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1949年6月在

亲王以及非洲、欧美的许多政要都曾邀请过毛泽东去访问,但都被毛泽东婉言谢绝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领导者内心深处的中国中心主义的情怀。

随着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发展,中国外交决策者逐渐视自己为世界革命中心,扛起反、“和平共视苏联的“和平过渡”帝革命的旗帜,

“和平竞赛”处”与为修正主义。在1962年的中:“马列主义真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指出理、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在实践上,中帮助周国也强力地推动援助弱小国家革命党,边国家共产党发动武装斗争,反对任何与美帝

⑥国主义妥协的做法。林彪于1965年9月3日

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邓小平也曾,“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边倒和自经指出

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②”。“

不断革

命”理论的提出预示着中国外交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渐趋向革命外交。这要求中国支持世界革命,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在对不平等的世界秩序的判断与认识之中国外交决策者强调普世的团结与合作,以中,

实现人类的普遍自由解放,消除国际体系中不。“我们要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正的现实问题

③”解放。为此,中国领导人注重具有社会进步性

《人民日报》。在发表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林彪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把世界依据发达富,裕程度划分为“城市”和“农村”而认为“今天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4年版,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第501

的政治力量在解放人民中的重要作用,在斗争的基础上寻求联合、团结与合作。为了反对共中国必须加强工人阶级的国内团结和同敌人,

国际团结。因而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人及其他亚非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反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主张,也坚决地支持对埃及的正义斗争和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以及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巴拿马人民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

随着中苏分歧的加深,中国寻求树立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尽力恢

页。

(第2卷),1989年版,人民出版社,第135②《邓小平文选》页。

同①,第541页。

:《陈毅的外交艺术》,1994年山东大学出版社,④王景科著

版,第56页。

《国外研究毛泽英]迪克·威尔逊著,中央文献研究室⑤[

:《毛泽东》,2000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327页。:“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冷战国际史研杨奎松

,2007年版,究IV 》世界知识出版社,第5页。

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

①。共产主义责任”可见,中国外交处于“左”转

思想观念极具感染力地影响到中国外交的具体行动和政策决策,体现为极端的纯粹的革命外中国外交日交。伴随着党与国家机构的重建,

渐步入正轨,逐渐开拓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特国别是对西方国家的开放。在大力援越抗美、家安全受到苏联威胁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存在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助越南打击美帝国主义;二是

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和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

“革命化”与的前夜。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与经验极大地影响或约束着中国的对外政策。党的领导、阶级斗争以及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这些革命成功的策略与战略不同程度地被运用到中国外交之中。党的领导成为中国对外政策阶级斗争被运用到中决策与实施的坚实基础,

国对外政策决策者对世界政治的分析之中,而统一战线则体现在国际反帝斗争的统一战线中。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深知,“必须唤起民众,欲达到胜利及联合世界上以。“在国外,共同奋斗”联合世平等待我之民族,

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

②。一战线”

尽管中国某种程度上转向务实外交,但仍然没有彻底摆脱革命外交原则的制约。随着中苏分歧的加深与国家间关系的破裂,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外交战略,而建“反对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的国际统一战立

,线”最终实行中国对美国开放的战略措施以对抗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受马克思主义方中国领导人充分重视社会力量在法论的影响,

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及其中国向西方世界的开放,中国外交也越来越注重正常的政府间关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外交过于倚重政党系,

与人民的行为。

首先是中国有关对外政策的宣传越来越激进。一方面是慷慨激昂地宣称,当今是“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进新时代”

行大决战的伟大时代;另一方面则自诩为“世界、“世界的革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矛盾的焦点,

,命中心”等。声称中国向何处去“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

④。的一件头等大事”这种对世界形势的描述和

虽然中国最初倾向于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外部力量搞好关系,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特别是美国的敌视、封锁中国的政策,在此发,

期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这是中国在外交上采取斗争姿态的重要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受到国内“大跃进”运动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开始出现“左”的错误,乃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激进的“极左”现象。

三、从挑战国际体系到默认国际

体系的转变

在国内政治变动与苏联威胁增大的国际环境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外交体现了从革命外交向务实外交的转变,即外交关系中意识形态。“文革”标准向国家利益标准的转变与过渡的

:“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冷战国际史研杨奎松

,2007年版,究IV 》世界知识出版社,第5页。

①②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4年版,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第92-93页。

:“打开中美关系进程中的周恩来”,李丹慧华东师范大

:《冷战国际史研究》,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知识出版

2008年版。社,

?”,《人民日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④“走社会主义道路,,1967年8月15日。报》

如此广泛强烈地宣传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可能不严重地影响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处理外交事务的行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国受到来自苏联的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包围,中国领导人就更加强调当时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1970年中国政府发表著名的“五·二0声明”,强调“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命各国人民必须有所淮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

①”是革命。

家利益与期望相应地提高。尽管中国没有完全放弃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道德支持,但是中国更强调政府间关系而不是推动人民战争,逐渐放弃了通过“人民战争”来削弱美国的外交行动。中国并不寻求支持拉美的人民战争,以推翻军事独裁政体。中国仅给予拉美革命组织少量的物质或金融支持。随着1970年中国与古巴、智利关系的改善,中国更加致力于官方与半官方的联系。国际体系的外部压力将会在不同的方面迫使世界革命观念发生转变,中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开放外交政策的革命。“施加于某个特定社性变迁就反映出此道理

会的外部影响造成该社会的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也许会在国际体系中引起另外的冲突或其

②”中国开放外交政策的调整导致了中他变化。

基辛格与尼克松访华促使新承认中国的国1971年为15个,1972年为18个。家迅速增加,

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根本立场,即支持各国人民革命和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其中美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问题上还存在着重大分歧。周恩来在与尼克松的会谈之中指出,如果印支战争停不下来,中国必然援助印支人民,局势不可能缓和下来。中国只有同情和支援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的权利,也没有替他们谈判的权利。

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国家关系的冷淡和但是1970年后双方不顾外交政治矛盾的尖锐,

礼节的激烈斗争明显减少了。1974年11月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接见古巴新任中古两国间确有驻中国大使冈萨雷斯时指出,

原则分歧。中国努力争取在保留意识形态分歧的条件下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方法。原则争论将长期进行下去,但并不妨碍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中苏两国恢复互派大使,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在1970年10月10日抵达北京,13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递交国书。1970年11月,中国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在会见波兰新任大使时表示:意识形态分歧可以搁起来,不要妨碍国家关系正常化。

中国外交政策体现了国家发展政府间正常关系的需要与支持外国共产主义者与和革命者的意识形态义务间的协调与冲突。中苏间的安全威胁与边界冲突促使纯粹意识形态的关切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逐渐下降,而具体的国

国与阿尔巴尼亚、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恶化。

“左”在极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决策者认为当今世界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而革命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倾向。为此,中国加强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革命友谊。中国领导者号召世界革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以武装斗争反抗帝国主义主导的国家体系。中国政府和人民肩负着革命斗争的国际义务,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的反帝反修斗争,

进行到底,支持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尼西亚、

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支持美国无产阶级、青年学生、黑人群众反对美国统治集团的支持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苏正义斗争,

修叛徒集团的正义斗争,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各国人民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支持日本、西欧和大洋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毛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94年版,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第

584页。

:《革命与世界政治》,英]弗·哈利迪著,张帆译世界知②[

2006年版,识出版社,第17页。

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然而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下,中国主要外交决策者开始考虑缓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此外内乱中的中国只把经济发展和与外界的联系放在次要位置。在很大的程度上,革命活动和北京外交政策的大部分内容一样,都退居幕后了。随着1971年中国与美国关系的解冻,中国决策者把激进的革命政策置于次要的地位,逐渐认可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尽管中国在言辞上仍然反映着反帝反霸的观念,但是“革命

①。‘社会化了’、最终被国际体系驯服了”中国部

交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必要且及时的调整、充实和完善,使中国外交服从于国家建设大局而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三大任

务。中国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

也坚决推进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对外开放与对外交流。一系列的中国社会经济改革逐渐促使中国向国际社会开放,中国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而放弃了革命外交路线。互利经济关系的关切代替了对外交事务中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强调。意识形态不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等方面的经济外交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关切。

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善。邓小平指出

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求,

⑦什么建设!”和平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关键要

分地改变了教条主义的革命外交路线,因而中国外交政策体现出从争夺其他国家和社会到默认国际体系的转变。但是中国外交的孤立局面还。“这种孤立局面,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完全改变

其领导人鼓吹极端自力更生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在美国的胁迫下,发达的民主国家对其进行孤立

②”遏制的结果。

四、从体系革命者到体系转变者

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是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而且也是对政治权力、国家认同及其政治领域的

目的的再界定。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

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体制改革、

。“在领导、的改革政策和政治制度方面发生范围有限而又速度缓和的变化则可以定义为改

④”革。改革开放后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催生了社会

素,意识形态因素在对外决策与实施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中国适当地调整了对苏、美关系,改变毛泽东1973年提出的“一条线”战略方针。

:《革命与世界政治》,英]弗·哈利迪著,张帆译世界知①[

2006年版,识出版社,第130页。

:《中国参与美]伊丽莎白·埃克诺米等主编,华宏勋等译②[,2001年版,世界》新华出版社,第3页。

“China ’s Power :Searching for Stable Domestic ③Greg Austin ,Foundations ,”in Yongjin Zhang and Greg Austin eds. ,Power and Re-sponsil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sia Pacific Press ,2001,p. 70.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④[

,2008年版,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87页。:《中国可以说不》,1996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⑤宋强等著年版,第36页。

(第三卷),1993年版,人民出版社,第2⑥《邓小平文选》

页。

领域的自治化,引起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中国国家与社会的静悄悄的变革预示着激进的国尽管改革开放初期际主义外交政策取向的终结,

。“随着社会价值的深刻的外交政策仍受其影响

变化,实用和物效占据了我们思维的更大空间。我们更多的不是用英雄主义的态度看待威慑,而

⑤”是采取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中国的外交政策

似乎比前苏联的外交政策更迅速更彻底地经历了人为的世俗化过程,不再向国际现状激烈挑战,而灵活地奉行现实政治。

由此,中国决策者冷静地分析了中国国内政治现实,总结了近现代及改革开放前中国外

同⑥,第116-117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变了中国的外交行为,使其更乐于参与多边组织。中国更加对联合国体系感兴趣,以实现国内现代化建设而不是寻求对革命民族运动的正义支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渲染人权问题,宣布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制裁,其中包括:停止军售,停止高层官员(包括军官)的接触,停止新的对华贷款以及美国可以影响的国际对华贷款。中国除了在应对制裁等方面采取了必要措施外,并未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采取了“韬光养晦,。“中国肯有所作为”的方针和立场”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

①“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最明

非政府组织中,实施大国关系战略,以塑造大国认同的形成。中国领导者并不寻求国际政治体系的急剧变革,从体系的革命者转变为体系的转变者。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扩大对外经济交往,改变了对现存国际体系的看法,充分意。“中国识到外部环境与自身发展的重要联系是因为其领导人和世之所以对外部世界开放,

界发达国家都认识到,孤立中国对中国本身、对而且也十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代价太高,

④”分危险。中国从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变成了

“参与者”,在不断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同。时,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建立务实的“伙伴关系”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基本上参与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与各种国际制度的广泛

联系开始建立起来。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第一⑥次成为全球体系中的积极成员。

显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推进中国以及国际组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相继加入了许多经济性的和功能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0年加入)等自由主义贸易投资体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8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国际劳工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在看待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的问题领导核心,

上,采取了稳健务实的立场,其主要目标是用它来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

②。

五、国际体系的全面参与

随着跨越国界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流动的不断增长,中国的国际化⑦趋势明显加强,同时社会大众跨越国界的联系与交流日益频繁,社会。“改革与跨国化的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开放,不仅带来器物层面的巨大改变,创造出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加速了社会分化过程,更造成

(第三卷),1993年版,人民出版社,第321①《邓小平文选》页。

:《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王逸舟主编

,2003年版,视角透视》中国发展出版社,第26页。

“中国对

因为它们的规客观的市场体制反应较为积极,

则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国家。中国有可能加以抵制的是,由发达的民主国家组织领导并为其利

③”益服务的体制,或主要由美国来实施的体制。

中国的开放外交延续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外开放的务实对外政策,却改变了对外结盟与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中国逐渐放弃了政党间关系的原有模式,而致力于发展国家间关系,逐渐加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三个世界”际合作与贸易交往的理论是个斗争的理论,明显与中国日益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实践并不相符合。由于中国逐渐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而放弃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只是第三世界被用来表明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位置。中国成功地打破了国际社会的孤立与封锁,参与到大多数国际政府组织与

:《中国参美]伊丽莎白·埃克诺米等主编,华宏勋等译③[

,2001年版,与世界》新华出版社,第23页。

第6页。④同③,

Samuel S. Kim ,“International Orgaizations in Chinese For-

eign Policy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p. 140. 然而江忆恩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就经济实“过度卷入”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力而言是到国际制度之中,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No. 4,Spring 2003,pp. 12-13. .

⑥⑦

Samueal S. Kim ,“Thinking Globally in Post -Mao China ,”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7,No. 2,1990,p. 191.

有关国家国际化的概念分析,参见[加]罗伯特·考克斯:《生产、,2004年著,林华译权力和世界秩序》世界知识出版社,版,第182页。

人们观念和思想的深刻革命,带来广泛的社会自我独立和审视意识,这对中国融入国际主流

①”社会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中国同国际上的

外交领域。截至2008年12月,中国民促会已经与165个国外民间组织和国际多双边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其中已有19个国家或地区的82个国外民间组织和国际多双边机构通过中国民促会向中国提供了共4. 32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援助,从国内各方筹集项目配套资金人民币2. 5亿元。项目遍及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近100个区县。

中国拓展了在人权、环境、恐怖主义等议题中的政策协调与国际合作,也不断加强在人权、安全、环境、经济、金融以及社会等问题领域,同世界各国以及不同形式的国际组织间进行国际合作与妥协。政策的协调、

中国一如既往地遵循邓小平外交思想与对外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寻求在地区发展与全球事务中有中国与美国、俄罗所作为。在对外关系方面,

斯、欧盟等大国或区域组织保持着较为良好的中国对外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状态,在亚洲的地位处于不断提升的趋势之中。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以及跨国交往活动国家的国际化和社会的跨国化的趋势的增加,

日益显著,这使得国内政治与对外政治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而形成紧密的联系。最根本的问中国国家的国际化促使中国外交更加有题是,

而不是促使其采取较效地融入国际体系之中,

为激进的改变战略;同时社会的跨国化促使中国外交更加关注海外利益的保护与中国公民的安全,特别是中国跨国公司等商业利益以及投资安全。

:“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2000王逸舟

年第3期。

①②

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也越来越受到国际体系的广泛影响。随着中国国家的国际化,中国日益参与到国际体系,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越来越受到全球政治经济的相互依赖发展趋势的影响。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全面融合,国际。“中国国家与社会层面所发生联系急剧增多

的深层次变革促使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发展,中国外交日益受到国内政治与外交关系

②”的双层博弈的影响。

在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发展的新时代,新国际主义改变了原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内涵,而呈现出多边主义的新理念与含义。中国外交的新国际主义更多地体现为参与且建构各推动国际体系的各种合种形式的国际组织、

作。“尽管中国在1966年仅参加了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与58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到2000年中国已经成为50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与1275

③”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国越来越积极地承担

起地区和国际责任,多边外交构成了新时期中国亮丽的图景。一种可称为“新国际主义”的新成分已被相当引人注目地添入了中国决策这可以被认为是在全球化者的意识形态系统,

和中国愈益卷入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国际观中浮现和发展着的“自由国际主义”因素。

中国民间组织的国际联系日益加强,中国民间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外部因素已经成为增多。由于全球化的影响,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必要的外部条件,国际发展机构、社会运动和全球公民社会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强。中国的环境保护、艾滋病预防以及同社会和经济公正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等,日益建立了广泛的国际联系,不仅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运动来表达中国公民的关切,而且直接与国际伙伴一起工作来改变中国的状

④况。多边外交成为中国民间外交不断开拓的

:“中国外交制度的演变与创新”,白云真王逸舟、谭秀英

:《中国外交六十年》,2009年版,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02页。

③④

Ann Kent ,“China ’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Role of Katherine Morton ,“The Emergence of NGOs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Vol. 8,2002,p. 345. Their Transnational Linkages :Implications for Domestic Reform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9,No. 4,2005,pp. 522-523. 转引自俞可平主编:《中国政治发展30年》,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多边外交的舞台上多次呼吁,希望联合国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伸张国际正义。中国不仅坚决捍卫和维护自身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而且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这些外交政策与行为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正义与道德原则。一般而言,中国对国际组织与

国际社会的态度极大地受到道德原则的影响。

论坛。中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地区共同体构建,、“10+3机在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制”亚洲合作对话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地区的稳定,推动了与亚洲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并对世界庄严承诺永远不称霸。但是在国内层面上,国家是指由政治家和官僚组成的政府统治集团,而与社会相对。国家与什么样的社会国行为体相联系也很重要。哥汉(Crone )认为,家与广泛代表社会利益的组织相联系可以帮助其发展合作、协调的技巧,与特殊利益的社会组织相联系则无法使国家在社会中扎根,致使国

家不得不经常动用强制力来解决问题。我们

中国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武力攻击南联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南联盟人民的霸盟、

道行径。中国强烈谴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非正义行动。制定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新规则,应该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注意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中国还积极倡导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的建立,积极参与并身体力行地推动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与调整。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裁军也不应该成更不应该成为少数国为强国控制弱国的工具,

家谋求单方面安全优势的手段。1999年3月,江泽民主席正式提出了中国关于建立世界新应坚持相互尊重主权秩序的五点主张。第一,

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第二,应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第三,应坚持世界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第四,应坚持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的原则;第五,应坚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中国致力于缔造和坚持公正的立场与正义的态度,

建设一个平等、合理、相互依赖的新型全球秩序。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加快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在国际安全、世界经济、人权“建设者”等领域,中国以“局内者”、的身份积极参入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目前已经参加了130多个国际组织,参与了全球几乎所有的国际协商与制度安排,如20国集团、金融稳定论坛等新兴国际组织与

应有如此风度、襟怀与前瞻性眼这个泱泱大国,光。

六、结语

国家、社会结构与现代世界的跨国关系处于不断的历史演进之中。中国改变了革命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外交孤立状态,转变成为一个积极的地区和全球事务的参与者,与全球政治经济中各国与非国家行为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当下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之中,借助和平发展的大战略推进与世界上各国的合作关系,从而成为独立富强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已从一个脆弱的国家发展成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不再是一个寻求改变国际体系的革命性国家,而是一个遵守国际规则与规范的合作性国家。中国外交政策更多地体现为对稳定和而不是令人担忧的民族主义与侵现状的强调,

略迹象。可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的坚定力量。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受惠于国际体系

①②

Ann Kent ,“China ’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Role of Donald K. Crone ,“State ,Social Elites ,and Government C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Vol. 8,2002,p. 346. pacity in Southeast Asia ,”World Politics ,Vol. 40,No. 2,1988,pp. 252-268.

的发展与进步,更源于中国国内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与进展。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去殖民化、全球化等体系层面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决策者均较为主动地调节自身的外交战略,拓展

外交领域与范围。

责任编辑

薛迎春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2

BAI Yunzhen 1,

(1.Central Compilation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100032,China ;2.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China )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domestic structures.And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e author examines and interpre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profound 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PRC.Now China has completely inte-grated into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should promoted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aided by the grand strategy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so as to become a rich ,strong and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ystem ;China ’s diplomacy ;historical evolution

DOI:10.14015/j.cnki.1004-8049.2011.05.008

第19卷第5期

太平洋学报

Vol. 19,No. 5

May 2011

2011年5月

PACIFIC JOURNAL

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变迁

白云真

1,2

(1. 中央编译局,北京100032;2.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100081)

摘要: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变化反映了国内结构国家与社会间互动关系的变化。笔者选取审视和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差异性与连续性。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当下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之中,应借助和平发展的大战略推进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关系,从而成为独立富强的负责任大国。关键词:国际体系;中国外交;历史变迁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1)05-0033-10

当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三次重即新中国的成立、十一届三中全大的历史转型,

1997年中共十五大与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

政府职能转变以来的改革深化时期。这三次历史转型既是对原来外交战略与目标的合理继承,又是中国外交实践者根据变化的世界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有力创新。因而三次中国外交转型既具有变革的色彩,又呈现出外交转型的相对性,而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变化反映了国内结构国家与社会间互动关系的变化。笔者选取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和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与深刻变革,从而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等关系的差异性与连续性。

国外交与国际体系的两个重要视角。在当代中真正有扎实的国际关系史、外交国外交研究中,

史基础,同时又能吃透理论的精髓,在个案研究与理论阐释之间游刃有余的并不多见,要真正将理论、历史和现实政策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

“中国外交政策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起,

究仍应从吸纳国际关系学中的概念、实证指标

”为此,笔者侧重运用历史唯物及方法中得益。

主义的具体的历史视角与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以实现对中国外交政策与战略分析的史论结合之目的。1. 1

理论视角

本文侧重运用政治学的国家—社会互动模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理论中国家—社会关式、

系的研究,追溯与探索中国外交的历程,从而改变已有研究中国家中心论或重视社会因素的视而是以国家—社会互动的基本线索审视中角,

国外交与国际体系的变化以及当下中国与国际

一、研究视角和历史方法

理论思考与历史叙事乃是我们理解当代中

11-02;修订日期:2011-01-18。收稿日期:2010-

作者简介:白云真(1975—),男,山东省临沂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全球政治经济学以及当代安全与外交战略。

:《帝国的迷思》,2007年版,①[美]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7页。:“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②[美]江忆恩

。“国家—社会关系也有助于再审体系的关系

视、再理论化具有国际利益的社会团体与国家

①”权力相联系的方式。笔者以国家与社会关系

史性论述的方式呈现出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变化历程,揭示当代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变化的自身规律和发展逻辑。其次,强调不同时期历史实践与经验的比较研究,以历史事实资料为基础的历史性综合考察,而不是完全陷入历史主义的论述之中。

的框架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与国际体系,这不仅提供了一种理论运用和创新的路径,也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探索方法。

笔者把国家分析、社会—经济背景分析和意识形态或文化分析联系起来,以此考察国家内部结构的内部变化如何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当我们考察任何既有国家和社会体的问题

系的运转时,在考察那个国家和那个社会—经也要考察作为其基础的意识形济体系的同时,

②”态,并考察实现那种稳定性的内外先决条件。

二、中国挑战国际体系的历史形成

英国在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清政府的大门。从此西方列强相继入传统的中华朝贡体系面临着挑战与危侵中国,

机。中国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日益遭到削弱和破坏,乃至丧失而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状态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仅1840—1949年

由于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背景属于某种更广泛的超国家形成过程的一部分,那么中国与国际体系就受到特定的国家—社会形态与国际体系不断互动的影响。1. 2

历史方法

对于当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宏大题材,笔者采取了适合于比较和历史研究的分析归纳法。对国家跨时间段的比较、对历史深度的强调、对过程进行历时性追踪,是中国外交研究的有效策略。历史的思考对于认识中国外交越来。“对于理解中国对外政策,越必不可少历史是

③”也是重要的。著名国际冷战史专家加基本的,

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间,

达1175个。新中国是以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也是一个主权统一的民族国家。人民作为家,

民主实践与民族认同的主体,被赋予平等的意义。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新中国外交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观念与话语的指导下展开的。由于受当时中国外交行为中存在鲜明的国际环境的影响,

敌友观: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进行反帝反殖的革命人民与左派组织和人士成为中国的天然朋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与革命者的团结友,

被视为中国最高的国际义务。帝国主义的侵略

迪斯(Gaddis )指出,外交政策的研究必须有宏观的历史视角,历史的确具有某种程度的预测

当代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形成与变功效。

Fred Halliday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

革,体现了特定的历史时刻、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所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研究需要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宏观地把握和理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脉络。笔者侧重运用历史分析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即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

关系的比较与评价。这需要对中国与国际体

Macmillan ,1994,p. 88.

:《革命与世界政治》,英]弗·哈利迪著,张帆译世界知②[

2006年版,识出版社,第300页。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③Michael H. Hunt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p. 3.

John Lewis Gaddi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4,No. 3,Summer 1990.

比较对外政策的研究(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与对外政策的比较研究(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

系的历史关系进行再定位和再诠释,以此作为了解当代中国外交历史轨迹的工具。

历史与理论是相互影响着的,持续的理论创新与比较的历史分析是相辅相成的。首先,本文侧重运用社会历史语境的方法,进而以历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Fad ,间的差异,参见James Rosenau

Fantasy ,or Fie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2,No. 3,Sep. ,1968,pp. 306-310.

关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的天下观、世界观以及国家观

:《天下·世界·国家》,变化的分析,参见陈廷湘、周鼎著三联书

2008年版。店,

与殖民掠夺造成了中国及其他殖民地国家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主要敌人。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中国领导者强调国际社会中不公正现象、国家间的不平衡发展、国际性剥削等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问题。国际问题不能只由几个大国来做出决。“即定,帝国主义是世界不平等与剥削的根源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内打倒帝国主义,义

①。”

复中国在亚洲政治与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地位。:“我们不乞求谈陈毅外长曾对王炳南大使指出

判,也不排斥谈判,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此乃泱

④”泱大国之风也。尽管从1949年到1959年毛

接受国书和招待外宾泽东担任中国国家元首,

等外交活动,但不做出访或正式回访,一生中仅有的两次访苏均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出访。一次是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27日,一次是在1957年。印尼的苏加诺总统1955年和1956年两次访华,并诚恳邀请毛泽东访问印尼,后来又八次邀请毛泽东访问印尼,毛泽东都未

前往。朝鲜的金日成主席、柬埔寨的西哈努克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1949年6月在

亲王以及非洲、欧美的许多政要都曾邀请过毛泽东去访问,但都被毛泽东婉言谢绝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领导者内心深处的中国中心主义的情怀。

随着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发展,中国外交决策者逐渐视自己为世界革命中心,扛起反、“和平共视苏联的“和平过渡”帝革命的旗帜,

“和平竞赛”处”与为修正主义。在1962年的中:“马列主义真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指出理、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在实践上,中帮助周国也强力地推动援助弱小国家革命党,边国家共产党发动武装斗争,反对任何与美帝

⑥国主义妥协的做法。林彪于1965年9月3日

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邓小平也曾,“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边倒和自经指出

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②”。“

不断革

命”理论的提出预示着中国外交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渐趋向革命外交。这要求中国支持世界革命,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在对不平等的世界秩序的判断与认识之中国外交决策者强调普世的团结与合作,以中,

实现人类的普遍自由解放,消除国际体系中不。“我们要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正的现实问题

③”解放。为此,中国领导人注重具有社会进步性

《人民日报》。在发表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林彪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把世界依据发达富,裕程度划分为“城市”和“农村”而认为“今天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4年版,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第501

的政治力量在解放人民中的重要作用,在斗争的基础上寻求联合、团结与合作。为了反对共中国必须加强工人阶级的国内团结和同敌人,

国际团结。因而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人及其他亚非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反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主张,也坚决地支持对埃及的正义斗争和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以及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巴拿马人民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

随着中苏分歧的加深,中国寻求树立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尽力恢

页。

(第2卷),1989年版,人民出版社,第135②《邓小平文选》页。

同①,第541页。

:《陈毅的外交艺术》,1994年山东大学出版社,④王景科著

版,第56页。

《国外研究毛泽英]迪克·威尔逊著,中央文献研究室⑤[

:《毛泽东》,2000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327页。:“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冷战国际史研杨奎松

,2007年版,究IV 》世界知识出版社,第5页。

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

①。共产主义责任”可见,中国外交处于“左”转

思想观念极具感染力地影响到中国外交的具体行动和政策决策,体现为极端的纯粹的革命外中国外交日交。伴随着党与国家机构的重建,

渐步入正轨,逐渐开拓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特国别是对西方国家的开放。在大力援越抗美、家安全受到苏联威胁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存在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助越南打击美帝国主义;二是

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和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

“革命化”与的前夜。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与经验极大地影响或约束着中国的对外政策。党的领导、阶级斗争以及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这些革命成功的策略与战略不同程度地被运用到中国外交之中。党的领导成为中国对外政策阶级斗争被运用到中决策与实施的坚实基础,

国对外政策决策者对世界政治的分析之中,而统一战线则体现在国际反帝斗争的统一战线中。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深知,“必须唤起民众,欲达到胜利及联合世界上以。“在国外,共同奋斗”联合世平等待我之民族,

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

②。一战线”

尽管中国某种程度上转向务实外交,但仍然没有彻底摆脱革命外交原则的制约。随着中苏分歧的加深与国家间关系的破裂,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外交战略,而建“反对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的国际统一战立

,线”最终实行中国对美国开放的战略措施以对抗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受马克思主义方中国领导人充分重视社会力量在法论的影响,

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及其中国向西方世界的开放,中国外交也越来越注重正常的政府间关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外交过于倚重政党系,

与人民的行为。

首先是中国有关对外政策的宣传越来越激进。一方面是慷慨激昂地宣称,当今是“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进新时代”

行大决战的伟大时代;另一方面则自诩为“世界、“世界的革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矛盾的焦点,

,命中心”等。声称中国向何处去“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

④。的一件头等大事”这种对世界形势的描述和

虽然中国最初倾向于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外部力量搞好关系,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特别是美国的敌视、封锁中国的政策,在此发,

期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这是中国在外交上采取斗争姿态的重要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受到国内“大跃进”运动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开始出现“左”的错误,乃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激进的“极左”现象。

三、从挑战国际体系到默认国际

体系的转变

在国内政治变动与苏联威胁增大的国际环境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外交体现了从革命外交向务实外交的转变,即外交关系中意识形态。“文革”标准向国家利益标准的转变与过渡的

:“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冷战国际史研杨奎松

,2007年版,究IV 》世界知识出版社,第5页。

①②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4年版,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第92-93页。

:“打开中美关系进程中的周恩来”,李丹慧华东师范大

:《冷战国际史研究》,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知识出版

2008年版。社,

?”,《人民日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④“走社会主义道路,,1967年8月15日。报》

如此广泛强烈地宣传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可能不严重地影响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处理外交事务的行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国受到来自苏联的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包围,中国领导人就更加强调当时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1970年中国政府发表著名的“五·二0声明”,强调“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命各国人民必须有所淮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

①”是革命。

家利益与期望相应地提高。尽管中国没有完全放弃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道德支持,但是中国更强调政府间关系而不是推动人民战争,逐渐放弃了通过“人民战争”来削弱美国的外交行动。中国并不寻求支持拉美的人民战争,以推翻军事独裁政体。中国仅给予拉美革命组织少量的物质或金融支持。随着1970年中国与古巴、智利关系的改善,中国更加致力于官方与半官方的联系。国际体系的外部压力将会在不同的方面迫使世界革命观念发生转变,中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开放外交政策的革命。“施加于某个特定社性变迁就反映出此道理

会的外部影响造成该社会的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也许会在国际体系中引起另外的冲突或其

②”中国开放外交政策的调整导致了中他变化。

基辛格与尼克松访华促使新承认中国的国1971年为15个,1972年为18个。家迅速增加,

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根本立场,即支持各国人民革命和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其中美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问题上还存在着重大分歧。周恩来在与尼克松的会谈之中指出,如果印支战争停不下来,中国必然援助印支人民,局势不可能缓和下来。中国只有同情和支援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的权利,也没有替他们谈判的权利。

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国家关系的冷淡和但是1970年后双方不顾外交政治矛盾的尖锐,

礼节的激烈斗争明显减少了。1974年11月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接见古巴新任中古两国间确有驻中国大使冈萨雷斯时指出,

原则分歧。中国努力争取在保留意识形态分歧的条件下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方法。原则争论将长期进行下去,但并不妨碍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中苏两国恢复互派大使,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在1970年10月10日抵达北京,13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递交国书。1970年11月,中国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在会见波兰新任大使时表示:意识形态分歧可以搁起来,不要妨碍国家关系正常化。

中国外交政策体现了国家发展政府间正常关系的需要与支持外国共产主义者与和革命者的意识形态义务间的协调与冲突。中苏间的安全威胁与边界冲突促使纯粹意识形态的关切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逐渐下降,而具体的国

国与阿尔巴尼亚、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恶化。

“左”在极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决策者认为当今世界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而革命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倾向。为此,中国加强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革命友谊。中国领导者号召世界革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以武装斗争反抗帝国主义主导的国家体系。中国政府和人民肩负着革命斗争的国际义务,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的反帝反修斗争,

进行到底,支持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尼西亚、

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支持美国无产阶级、青年学生、黑人群众反对美国统治集团的支持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苏正义斗争,

修叛徒集团的正义斗争,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各国人民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支持日本、西欧和大洋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毛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94年版,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第

584页。

:《革命与世界政治》,英]弗·哈利迪著,张帆译世界知②[

2006年版,识出版社,第17页。

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然而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下,中国主要外交决策者开始考虑缓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此外内乱中的中国只把经济发展和与外界的联系放在次要位置。在很大的程度上,革命活动和北京外交政策的大部分内容一样,都退居幕后了。随着1971年中国与美国关系的解冻,中国决策者把激进的革命政策置于次要的地位,逐渐认可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尽管中国在言辞上仍然反映着反帝反霸的观念,但是“革命

①。‘社会化了’、最终被国际体系驯服了”中国部

交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必要且及时的调整、充实和完善,使中国外交服从于国家建设大局而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三大任

务。中国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

也坚决推进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对外开放与对外交流。一系列的中国社会经济改革逐渐促使中国向国际社会开放,中国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而放弃了革命外交路线。互利经济关系的关切代替了对外交事务中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强调。意识形态不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等方面的经济外交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关切。

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善。邓小平指出

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求,

⑦什么建设!”和平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关键要

分地改变了教条主义的革命外交路线,因而中国外交政策体现出从争夺其他国家和社会到默认国际体系的转变。但是中国外交的孤立局面还。“这种孤立局面,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完全改变

其领导人鼓吹极端自力更生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在美国的胁迫下,发达的民主国家对其进行孤立

②”遏制的结果。

四、从体系革命者到体系转变者

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是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而且也是对政治权力、国家认同及其政治领域的

目的的再界定。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

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体制改革、

。“在领导、的改革政策和政治制度方面发生范围有限而又速度缓和的变化则可以定义为改

④”革。改革开放后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催生了社会

素,意识形态因素在对外决策与实施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中国适当地调整了对苏、美关系,改变毛泽东1973年提出的“一条线”战略方针。

:《革命与世界政治》,英]弗·哈利迪著,张帆译世界知①[

2006年版,识出版社,第130页。

:《中国参与美]伊丽莎白·埃克诺米等主编,华宏勋等译②[,2001年版,世界》新华出版社,第3页。

“China ’s Power :Searching for Stable Domestic ③Greg Austin ,Foundations ,”in Yongjin Zhang and Greg Austin eds. ,Power and Re-sponsil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sia Pacific Press ,2001,p. 70.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④[

,2008年版,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87页。:《中国可以说不》,1996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⑤宋强等著年版,第36页。

(第三卷),1993年版,人民出版社,第2⑥《邓小平文选》

页。

领域的自治化,引起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中国国家与社会的静悄悄的变革预示着激进的国尽管改革开放初期际主义外交政策取向的终结,

。“随着社会价值的深刻的外交政策仍受其影响

变化,实用和物效占据了我们思维的更大空间。我们更多的不是用英雄主义的态度看待威慑,而

⑤”是采取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中国的外交政策

似乎比前苏联的外交政策更迅速更彻底地经历了人为的世俗化过程,不再向国际现状激烈挑战,而灵活地奉行现实政治。

由此,中国决策者冷静地分析了中国国内政治现实,总结了近现代及改革开放前中国外

同⑥,第116-117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变了中国的外交行为,使其更乐于参与多边组织。中国更加对联合国体系感兴趣,以实现国内现代化建设而不是寻求对革命民族运动的正义支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渲染人权问题,宣布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制裁,其中包括:停止军售,停止高层官员(包括军官)的接触,停止新的对华贷款以及美国可以影响的国际对华贷款。中国除了在应对制裁等方面采取了必要措施外,并未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采取了“韬光养晦,。“中国肯有所作为”的方针和立场”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

①“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最明

非政府组织中,实施大国关系战略,以塑造大国认同的形成。中国领导者并不寻求国际政治体系的急剧变革,从体系的革命者转变为体系的转变者。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扩大对外经济交往,改变了对现存国际体系的看法,充分意。“中国识到外部环境与自身发展的重要联系是因为其领导人和世之所以对外部世界开放,

界发达国家都认识到,孤立中国对中国本身、对而且也十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代价太高,

④”分危险。中国从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变成了

“参与者”,在不断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同。时,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建立务实的“伙伴关系”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基本上参与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与各种国际制度的广泛

联系开始建立起来。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第一⑥次成为全球体系中的积极成员。

显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推进中国以及国际组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相继加入了许多经济性的和功能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0年加入)等自由主义贸易投资体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8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国际劳工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在看待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的问题领导核心,

上,采取了稳健务实的立场,其主要目标是用它来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

②。

五、国际体系的全面参与

随着跨越国界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流动的不断增长,中国的国际化⑦趋势明显加强,同时社会大众跨越国界的联系与交流日益频繁,社会。“改革与跨国化的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开放,不仅带来器物层面的巨大改变,创造出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加速了社会分化过程,更造成

(第三卷),1993年版,人民出版社,第321①《邓小平文选》页。

:《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王逸舟主编

,2003年版,视角透视》中国发展出版社,第26页。

“中国对

因为它们的规客观的市场体制反应较为积极,

则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国家。中国有可能加以抵制的是,由发达的民主国家组织领导并为其利

③”益服务的体制,或主要由美国来实施的体制。

中国的开放外交延续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外开放的务实对外政策,却改变了对外结盟与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中国逐渐放弃了政党间关系的原有模式,而致力于发展国家间关系,逐渐加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三个世界”际合作与贸易交往的理论是个斗争的理论,明显与中国日益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实践并不相符合。由于中国逐渐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而放弃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只是第三世界被用来表明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位置。中国成功地打破了国际社会的孤立与封锁,参与到大多数国际政府组织与

:《中国参美]伊丽莎白·埃克诺米等主编,华宏勋等译③[

,2001年版,与世界》新华出版社,第23页。

第6页。④同③,

Samuel S. Kim ,“International Orgaizations in Chinese For-

eign Policy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p. 140. 然而江忆恩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就经济实“过度卷入”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力而言是到国际制度之中,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No. 4,Spring 2003,pp. 12-13. .

⑥⑦

Samueal S. Kim ,“Thinking Globally in Post -Mao China ,”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7,No. 2,1990,p. 191.

有关国家国际化的概念分析,参见[加]罗伯特·考克斯:《生产、,2004年著,林华译权力和世界秩序》世界知识出版社,版,第182页。

人们观念和思想的深刻革命,带来广泛的社会自我独立和审视意识,这对中国融入国际主流

①”社会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中国同国际上的

外交领域。截至2008年12月,中国民促会已经与165个国外民间组织和国际多双边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其中已有19个国家或地区的82个国外民间组织和国际多双边机构通过中国民促会向中国提供了共4. 32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援助,从国内各方筹集项目配套资金人民币2. 5亿元。项目遍及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近100个区县。

中国拓展了在人权、环境、恐怖主义等议题中的政策协调与国际合作,也不断加强在人权、安全、环境、经济、金融以及社会等问题领域,同世界各国以及不同形式的国际组织间进行国际合作与妥协。政策的协调、

中国一如既往地遵循邓小平外交思想与对外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寻求在地区发展与全球事务中有中国与美国、俄罗所作为。在对外关系方面,

斯、欧盟等大国或区域组织保持着较为良好的中国对外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状态,在亚洲的地位处于不断提升的趋势之中。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以及跨国交往活动国家的国际化和社会的跨国化的趋势的增加,

日益显著,这使得国内政治与对外政治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而形成紧密的联系。最根本的问中国国家的国际化促使中国外交更加有题是,

而不是促使其采取较效地融入国际体系之中,

为激进的改变战略;同时社会的跨国化促使中国外交更加关注海外利益的保护与中国公民的安全,特别是中国跨国公司等商业利益以及投资安全。

:“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2000王逸舟

年第3期。

①②

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也越来越受到国际体系的广泛影响。随着中国国家的国际化,中国日益参与到国际体系,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越来越受到全球政治经济的相互依赖发展趋势的影响。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全面融合,国际。“中国国家与社会层面所发生联系急剧增多

的深层次变革促使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发展,中国外交日益受到国内政治与外交关系

②”的双层博弈的影响。

在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发展的新时代,新国际主义改变了原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内涵,而呈现出多边主义的新理念与含义。中国外交的新国际主义更多地体现为参与且建构各推动国际体系的各种合种形式的国际组织、

作。“尽管中国在1966年仅参加了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与58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到2000年中国已经成为50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与1275

③”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国越来越积极地承担

起地区和国际责任,多边外交构成了新时期中国亮丽的图景。一种可称为“新国际主义”的新成分已被相当引人注目地添入了中国决策这可以被认为是在全球化者的意识形态系统,

和中国愈益卷入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国际观中浮现和发展着的“自由国际主义”因素。

中国民间组织的国际联系日益加强,中国民间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外部因素已经成为增多。由于全球化的影响,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必要的外部条件,国际发展机构、社会运动和全球公民社会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强。中国的环境保护、艾滋病预防以及同社会和经济公正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等,日益建立了广泛的国际联系,不仅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运动来表达中国公民的关切,而且直接与国际伙伴一起工作来改变中国的状

④况。多边外交成为中国民间外交不断开拓的

:“中国外交制度的演变与创新”,白云真王逸舟、谭秀英

:《中国外交六十年》,2009年版,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02页。

③④

Ann Kent ,“China ’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Role of Katherine Morton ,“The Emergence of NGOs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Vol. 8,2002,p. 345. Their Transnational Linkages :Implications for Domestic Reform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9,No. 4,2005,pp. 522-523. 转引自俞可平主编:《中国政治发展30年》,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多边外交的舞台上多次呼吁,希望联合国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伸张国际正义。中国不仅坚决捍卫和维护自身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而且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这些外交政策与行为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正义与道德原则。一般而言,中国对国际组织与

国际社会的态度极大地受到道德原则的影响。

论坛。中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地区共同体构建,、“10+3机在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制”亚洲合作对话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地区的稳定,推动了与亚洲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并对世界庄严承诺永远不称霸。但是在国内层面上,国家是指由政治家和官僚组成的政府统治集团,而与社会相对。国家与什么样的社会国行为体相联系也很重要。哥汉(Crone )认为,家与广泛代表社会利益的组织相联系可以帮助其发展合作、协调的技巧,与特殊利益的社会组织相联系则无法使国家在社会中扎根,致使国

家不得不经常动用强制力来解决问题。我们

中国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武力攻击南联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南联盟人民的霸盟、

道行径。中国强烈谴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非正义行动。制定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新规则,应该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注意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中国还积极倡导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的建立,积极参与并身体力行地推动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与调整。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裁军也不应该成更不应该成为少数国为强国控制弱国的工具,

家谋求单方面安全优势的手段。1999年3月,江泽民主席正式提出了中国关于建立世界新应坚持相互尊重主权秩序的五点主张。第一,

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第二,应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第三,应坚持世界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第四,应坚持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的原则;第五,应坚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中国致力于缔造和坚持公正的立场与正义的态度,

建设一个平等、合理、相互依赖的新型全球秩序。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加快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在国际安全、世界经济、人权“建设者”等领域,中国以“局内者”、的身份积极参入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目前已经参加了130多个国际组织,参与了全球几乎所有的国际协商与制度安排,如20国集团、金融稳定论坛等新兴国际组织与

应有如此风度、襟怀与前瞻性眼这个泱泱大国,光。

六、结语

国家、社会结构与现代世界的跨国关系处于不断的历史演进之中。中国改变了革命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外交孤立状态,转变成为一个积极的地区和全球事务的参与者,与全球政治经济中各国与非国家行为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当下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之中,借助和平发展的大战略推进与世界上各国的合作关系,从而成为独立富强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已从一个脆弱的国家发展成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不再是一个寻求改变国际体系的革命性国家,而是一个遵守国际规则与规范的合作性国家。中国外交政策更多地体现为对稳定和而不是令人担忧的民族主义与侵现状的强调,

略迹象。可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的坚定力量。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受惠于国际体系

①②

Ann Kent ,“China ’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Role of Donald K. Crone ,“State ,Social Elites ,and Government C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Vol. 8,2002,p. 346. pacity in Southeast Asia ,”World Politics ,Vol. 40,No. 2,1988,pp. 252-268.

的发展与进步,更源于中国国内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与进展。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去殖民化、全球化等体系层面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决策者均较为主动地调节自身的外交战略,拓展

外交领域与范围。

责任编辑

薛迎春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2

BAI Yunzhen 1,

(1.Central Compilation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100032,China ;2.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China )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domestic structures.And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e author examines and interpre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profound 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PRC.Now China has completely inte-grated into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should promoted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aided by the grand strategy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so as to become a rich ,strong and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ystem ;China ’s diplomacy ;historic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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