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2010年金秋，农业部前部长何康等和笔者相聚江苏华两村。他说，咱们这些老家伙，余年不多了。农村改革这本大书，再不说道说道，逐渐会被人遗忘。 11月初，在京开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大会，《中国改革》杂志编者说，不要等，可以先写点东西出来。 笔者想，这倒也是个事。趁自己还未老年痴呆，先拉杂写来，以供同好。 包产到户卷土重来 于光远说过一句名言：小小凤阳县，一次是出了个朱元璋皇帝，大明朝统一全国；二次是小岗村18户农民盖手印搞包产到户，不久，家庭联产承包制也席卷全国。 中农办陈锡文年青时从中国人民大学出来，到中央农研室工作，在电梯上碰到当年5个“一号文件”主笔杜润生，向他请教：“大包干就大包干，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何必说得那么复杂，又是又统又分，双层经营，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杜老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告诫他仍记忆犹新。 包产到户，1957年在浙江永嘉等地就搞过，但当时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等都被撤职查办，有的还判刑坐牢，到1983年才得以平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明确表示，不准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还发过社论。 但是，安徽在1978年就作了试验。1979年2月6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就说了一段话：“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实》第44页) 当时笔者在江苏省委研究室工作。邻近安徽的一些地、县用大喇叭广播“不让安徽包产到户妖风刮到江苏来”。但盱眙、泗洪等县农民自发搞大包干。获得大丰收。新华社记者写了《春到上塘》(上塘是泗洪县一个公社名称)，引起震动。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带队去调查，促成了思想大转变。 在群众的推动下，中央的态度也是“年年有进步”。 华国锋在1979年3月听取国家农委汇报时开了一个小口子：“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 但事情反复多。1979年春，甘肃干部张浩致函《人民日报》，明确反对包产到户。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3月14日函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要报社“站出来说话”。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了张浩来信，加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重要按语”，引起轩然大波，改革史上称为“张浩事件”。王任重致电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万里答：“什么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才是好办法。我们已经干开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搞错了省委检查。”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会上争论热烈。会后，中央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即著名的75号文，是5个“一号文件”的前奏。其中为包产到户开了一个口子，称之为“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事情的转机是1982年“一号文件”，文件第二条正式肯定了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理论的飞跃则在1983年的“一号文件”。指出农村最大的变化，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段话起先执笔倡议者是林则徐的后裔、经济学家林子力。 然而，事情还常有反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政治风波后，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又有人提出包产到户是“方向上有问题”。1989年的国庆讲话把“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定语“家庭”两字略去了，引起了农民的不安。1989年11月24日报到了江泽民总书记处。江泽民在“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上郑重宣布：“我主张8亿农民要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会变，农村承包制政策不能变。……要给农民吃‘定心丸’，让农民一百二十个放心!” 七个八个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农副业的发展，出现了雇工问题。广东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安徽年广久炒起了“傻子瓜子”。 雇工不是剥削吗?共产党是“反对剥削”的。于是又引起了一场雇工问题的争论。 争论一直反映到邓小平那儿，他回话，看不准的事情，可以再看几年。“傻子瓜子”也不要取缔。 经济学家林子力首先向中央写内部报告，认为人分多种，一种人可以创业做老板，另一种怕风险或能力、资本不够，愿意受雇于人。这是一种“天然的配合”。当时纪登奎不做副总理了，在农研室做正部级的研究员。杜润生请他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去考察，顺便了解雇工问题。他回来后，做了一个小范围的报告，大意是说雇工现象，世界各地都有，问题是要有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大家就去翻经典论著，终于有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找到了个假设，即假如业主想使自己的生活比普通工人好一倍，他可以请2～3个学徒，3～4个帮手。这种人不能称为资本家，而只是小业主。好比土地改革农村中划成分，有些人土地占有不多，不够地主，只是“小土地出租者”。这样一算，雇工人数可以七个八个，但不能超过八个为宜。其实马克思也常说，他有些数字是“随意假设的”。 但在当时，思想只能逐步解放。既然老祖宗那儿有点说法，1983年“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这么一规定，已经突破了“七个八个”。但争论并未解决，办一个砖瓦轮窑厂，不能只雇七个八个，七八十人也不够。 于是，1984年“一号文件”第三部分第三条，针对农村雇工问题，又提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做出具体的政策‘规定”’，还指出，雇工人数超过规定但在利润分配上有益于工人和公益事业的，“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在政策上做了变通，也引导雇工方式的可塑性和合作经济的相容性。 1989年底后，此事又有反复。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发文要“清除”雇工的党员。然后又逐步调整。如今私营老板雇工上千人亦不足为奇了。雇主成为民营企业家，入党、当劳模的亦大有人在。这就大大突破了七个、八个之说，“与时俱进”了。 大乡小乡 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全国开始恢复乡镇建制。大体上是一社一乡，一大队改为一行政村，一生产队作为一村民组。 新体制顺应历史，运行不久。1984年夏天，民政部长崔乃夫同志带了中央文件征求意见稿来江苏。他说这是彭真等同志的意见，乡大了不利于发扬民主，容易产生官僚主
义。建议把现在的乡镇改为区的建制。当时江苏省分管民政的副省长李执中听了，觉得有道理，但又觉得不那么合适。他就把笔者找去。 笔者赶到江苏省委307招待所，崔部长笑说，你也是部长，咱们来个部长对话吧。笔者说岂敢，我是基层干部啊。江苏刚刚完成政社分设(开始还未明确取消公社)，恢复了乡政权体制，运行正常。平均每乡镇人口为2.4万，面积45平方公里。乡干部骑个自行车，一天能兜得过来。如果乡改区，一个乡变成十几个小乡，一要增加大量干部，增加国家和农民的负担；二是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和中心集镇；三是如今要向信息社会走，还能单凭肉眼观察去实施领导和服务吗?崔部长听了深以为然，他说把文件带回去再研究。其时在个别省已开始试验，结果还未出来。 过了不久，笔者到北京香山饭店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议题是准备1985年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有一天早晨，中央农村政研室杜润生主任找到笔者，说政治局要讨论是否划小乡问题，胡耀邦同志很欣赏江苏同志的一个观点：乡镇规模太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搞小城镇建设。 其时费孝通先生有一篇《小城镇大问题》的长篇调查。胡耀邦同志很欣赏并有长篇批语。 就这样，避免了一次重新再划小乡的折腾，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规模逐步扩大，以适应信息化、城镇化的需要。就江苏来看，一般乡镇规模已达10万人左右，面积80～100平方公里。 1997年12月，笔者到北京参加农村改革20周年座谈会，杜老告诉笔者：当时要划小乡，彭真同志还有一个重大考虑，是要实行乡长的直选(至今全国多数还是乡人代会间接选举)，后来感到条件尚未成熟，从国情出发，未推行直选。但笔者感到从方向来看，无论乡镇规模多大，直选和普选，应是改革的方向。 所谓“三挤三争” 围绕乡镇企业，当年也是争论不断。 有的领导说，这是农村光辉灿烂的希望所在。有的领导却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与国营企业是“三挤三争”，即：以落后挤先进，以小挤大，以小集体(那时还未放开个私经济)挤国营。与国企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 起草、争议了两年多，中央终于在1984年的一号文件指出：“现有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并且专门发出了1984年4号文件，且把社队企业正名为乡镇企业，明确了支持的态度。 1984年8月，江苏在北京农展馆举办首次乡镇企业展览会。王震剪彩。工作人员一色西服领带，震惊了中外观众，84个国家使节参观。江苏省长顾秀莲陪同田纪云一行参观时，希望田副总理写篇文章表示支持。田说：“我可写不了，叫吕东(国家经委主任)写吧。”吕东当即笑允。9月24日，人民日报二版发表了吕东文章《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环节》。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4年工农业都丰收，大家高兴。1985年在前一年大丰收的基础上有所减产，于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太高了”“影响了农业”，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跑部前(钱)进”不正之风有所滋长，又怪罪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笔者专门写了答辩文章《不正之风之源》，对质疑“乡”风，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从领导上找根源。北风?乡风?南风(改革开放)?这三个源头要仔细分析。” 后来，又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广东模式等等，乡镇企业在许多地方成了农村发展的半壁江山。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乡镇企业也经历了整治，伤了一些元气，但生命之树常青。经过挫折与奋斗，一大批高、精、尖、外型的乡镇企业脱颖而出，浙江万向节、正泰等，江苏阳光、华西集团，现已成长为巨型企业，再也不易撼动了。 编辑/万晓艳
缘起 2010年金秋，农业部前部长何康等和笔者相聚江苏华两村。他说，咱们这些老家伙，余年不多了。农村改革这本大书，再不说道说道，逐渐会被人遗忘。 11月初，在京开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大会，《中国改革》杂志编者说，不要等，可以先写点东西出来。 笔者想，这倒也是个事。趁自己还未老年痴呆，先拉杂写来，以供同好。 包产到户卷土重来 于光远说过一句名言：小小凤阳县，一次是出了个朱元璋皇帝，大明朝统一全国；二次是小岗村18户农民盖手印搞包产到户，不久，家庭联产承包制也席卷全国。 中农办陈锡文年青时从中国人民大学出来，到中央农研室工作，在电梯上碰到当年5个“一号文件”主笔杜润生，向他请教：“大包干就大包干，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何必说得那么复杂，又是又统又分，双层经营，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杜老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告诫他仍记忆犹新。 包产到户，1957年在浙江永嘉等地就搞过，但当时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等都被撤职查办，有的还判刑坐牢，到1983年才得以平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明确表示，不准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还发过社论。 但是，安徽在1978年就作了试验。1979年2月6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就说了一段话：“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实》第44页) 当时笔者在江苏省委研究室工作。邻近安徽的一些地、县用大喇叭广播“不让安徽包产到户妖风刮到江苏来”。但盱眙、泗洪等县农民自发搞大包干。获得大丰收。新华社记者写了《春到上塘》(上塘是泗洪县一个公社名称)，引起震动。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带队去调查，促成了思想大转变。 在群众的推动下，中央的态度也是“年年有进步”。 华国锋在1979年3月听取国家农委汇报时开了一个小口子：“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 但事情反复多。1979年春，甘肃干部张浩致函《人民日报》，明确反对包产到户。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3月14日函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要报社“站出来说话”。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了张浩来信，加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重要按语”，引起轩然大波，改革史上称为“张浩事件”。王任重致电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万里答：“什么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才是好办法。我们已经干开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搞错了省委检查。”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会上争论热烈。会后，中央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即著名的75号文，是5个“一号文件”的前奏。其中为包产到户开了一个口子，称之为“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事情的转机是1982年“一号文件”，文件第二条正式肯定了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理论的飞跃则在1983年的“一号文件”。指出农村最大的变化，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段话起先执笔倡议者是林则徐的后裔、经济学家林子力。 然而，事情还常有反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政治风波后，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又有人提出包产到户是“方向上有问题”。1989年的国庆讲话把“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定语“家庭”两字略去了，引起了农民的不安。1989年11月24日报到了江泽民总书记处。江泽民在“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上郑重宣布：“我主张8亿农民要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会变，农村承包制政策不能变。……要给农民吃‘定心丸’，让农民一百二十个放心!” 七个八个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农副业的发展，出现了雇工问题。广东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安徽年广久炒起了“傻子瓜子”。 雇工不是剥削吗?共产党是“反对剥削”的。于是又引起了一场雇工问题的争论。 争论一直反映到邓小平那儿，他回话，看不准的事情，可以再看几年。“傻子瓜子”也不要取缔。 经济学家林子力首先向中央写内部报告，认为人分多种，一种人可以创业做老板，另一种怕风险或能力、资本不够，愿意受雇于人。这是一种“天然的配合”。当时纪登奎不做副总理了，在农研室做正部级的研究员。杜润生请他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去考察，顺便了解雇工问题。他回来后，做了一个小范围的报告，大意是说雇工现象，世界各地都有，问题是要有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大家就去翻经典论著，终于有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找到了个假设，即假如业主想使自己的生活比普通工人好一倍，他可以请2～3个学徒，3～4个帮手。这种人不能称为资本家，而只是小业主。好比土地改革农村中划成分，有些人土地占有不多，不够地主，只是“小土地出租者”。这样一算，雇工人数可以七个八个，但不能超过八个为宜。其实马克思也常说，他有些数字是“随意假设的”。 但在当时，思想只能逐步解放。既然老祖宗那儿有点说法，1983年“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这么一规定，已经突破了“七个八个”。但争论并未解决，办一个砖瓦轮窑厂，不能只雇七个八个，七八十人也不够。 于是，1984年“一号文件”第三部分第三条，针对农村雇工问题，又提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做出具体的政策‘规定”’，还指出，雇工人数超过规定但在利润分配上有益于工人和公益事业的，“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在政策上做了变通，也引导雇工方式的可塑性和合作经济的相容性。 1989年底后，此事又有反复。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发文要“清除”雇工的党员。然后又逐步调整。如今私营老板雇工上千人亦不足为奇了。雇主成为民营企业家，入党、当劳模的亦大有人在。这就大大突破了七个、八个之说，“与时俱进”了。 大乡小乡 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全国开始恢复乡镇建制。大体上是一社一乡，一大队改为一行政村，一生产队作为一村民组。 新体制顺应历史，运行不久。1984年夏天，民政部长崔乃夫同志带了中央文件征求意见稿来江苏。他说这是彭真等同志的意见，乡大了不利于发扬民主，容易产生官僚主
义。建议把现在的乡镇改为区的建制。当时江苏省分管民政的副省长李执中听了，觉得有道理，但又觉得不那么合适。他就把笔者找去。 笔者赶到江苏省委307招待所，崔部长笑说，你也是部长，咱们来个部长对话吧。笔者说岂敢，我是基层干部啊。江苏刚刚完成政社分设(开始还未明确取消公社)，恢复了乡政权体制，运行正常。平均每乡镇人口为2.4万，面积45平方公里。乡干部骑个自行车，一天能兜得过来。如果乡改区，一个乡变成十几个小乡，一要增加大量干部，增加国家和农民的负担；二是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和中心集镇；三是如今要向信息社会走，还能单凭肉眼观察去实施领导和服务吗?崔部长听了深以为然，他说把文件带回去再研究。其时在个别省已开始试验，结果还未出来。 过了不久，笔者到北京香山饭店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议题是准备1985年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有一天早晨，中央农村政研室杜润生主任找到笔者，说政治局要讨论是否划小乡问题，胡耀邦同志很欣赏江苏同志的一个观点：乡镇规模太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搞小城镇建设。 其时费孝通先生有一篇《小城镇大问题》的长篇调查。胡耀邦同志很欣赏并有长篇批语。 就这样，避免了一次重新再划小乡的折腾，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规模逐步扩大，以适应信息化、城镇化的需要。就江苏来看，一般乡镇规模已达10万人左右，面积80～100平方公里。 1997年12月，笔者到北京参加农村改革20周年座谈会，杜老告诉笔者：当时要划小乡，彭真同志还有一个重大考虑，是要实行乡长的直选(至今全国多数还是乡人代会间接选举)，后来感到条件尚未成熟，从国情出发，未推行直选。但笔者感到从方向来看，无论乡镇规模多大，直选和普选，应是改革的方向。 所谓“三挤三争” 围绕乡镇企业，当年也是争论不断。 有的领导说，这是农村光辉灿烂的希望所在。有的领导却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与国营企业是“三挤三争”，即：以落后挤先进，以小挤大，以小集体(那时还未放开个私经济)挤国营。与国企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 起草、争议了两年多，中央终于在1984年的一号文件指出：“现有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并且专门发出了1984年4号文件，且把社队企业正名为乡镇企业，明确了支持的态度。 1984年8月，江苏在北京农展馆举办首次乡镇企业展览会。王震剪彩。工作人员一色西服领带，震惊了中外观众，84个国家使节参观。江苏省长顾秀莲陪同田纪云一行参观时，希望田副总理写篇文章表示支持。田说：“我可写不了，叫吕东(国家经委主任)写吧。”吕东当即笑允。9月24日，人民日报二版发表了吕东文章《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环节》。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4年工农业都丰收，大家高兴。1985年在前一年大丰收的基础上有所减产，于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太高了”“影响了农业”，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跑部前(钱)进”不正之风有所滋长，又怪罪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笔者专门写了答辩文章《不正之风之源》，对质疑“乡”风，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从领导上找根源。北风?乡风?南风(改革开放)?这三个源头要仔细分析。” 后来，又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广东模式等等，乡镇企业在许多地方成了农村发展的半壁江山。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乡镇企业也经历了整治，伤了一些元气，但生命之树常青。经过挫折与奋斗，一大批高、精、尖、外型的乡镇企业脱颖而出，浙江万向节、正泰等，江苏阳光、华西集团，现已成长为巨型企业，再也不易撼动了。 编辑/万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