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
摘要: 企业技术结构的选择取决于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而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只有与本地的禀赋结构相吻合，才能在技术结构选择上达到成本极小化的目的，进而实现持续的增长和发展。因此，一国工业的发展战略能否充分利用本地的比较优势将决定其长期绩效。发展中国家欲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目标，就应当采取遵循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政府在发展战略上的转变是近二十多年来工业化成功的关键。无论是国有工业，还是非国有工业，无论是农村工业，还是城市工业，其发展均要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
一、关于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理论争论与实证证据
在关于中国工业化过程的讨论中，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自改革开发以来国有企业地位的相对萎缩，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的工业化。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所引起的广泛学术关注中，一个争论核心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公有产权或地方政府所起到的作用。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由于采取了渐进主义的策略，所以模糊产权在乡镇企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即将乡村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和保护作为乡镇企业高速成长的源泉，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这主要是由于在不完全竞争和政策扭曲的情况下，公有产权是一个次优的选择[1]。D. Li (1994)通过理论模型来表明在灰色市场的环境中，模糊产权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Che和 Qian (1998)从另外的角度上说明，地方政府有效地防止了中央政府对乡镇企业的不利影响。此外，S. Li (1997)的模型认为，公有产权通过质押关系和竞争为不完备的合约提供了自我实施的机制。
在实证研究方面，赵耀辉(1997)总结了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下地方政府潜在的积极作用：(i)税收优惠；(ii)低利息的优惠贷款；(iii)获取土地使用的许可权；(iv)获取原材料；(v)赢得消费者的信任。这些潜在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为乡镇企业采取公有产权提供了理性基础。但这种事后的推理往往会使人忽略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正如Putterman (1997)所指出的，在改革之初，有能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地区，往往是那些在过去社队企业已较为成功，且地方政府也较有影响
力的地区。Jin和Qian (1998)的实证分析证实了此点[2]。给定公有产权在发展初期的存在性，许多理论模型成功地解释了为什么其在后期依然能够得以维持。但它们却未能证明公有产权就是乡镇企业良好绩效的原因。
就公有产权是否比私有产权更有效，文献中有两类实证结果。一类认为在生产效率方面二者没有太大区别。Svejnar (1990)利用1975年到1986年122个厂商的纵列数据，表明产权对产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Pitt和Putterman (即将出版)则利用1984年到1989年200个厂商的纵列数据，比较了在工资和就业决定方面集体和私营企业的效率，结果得出了同样的结论。Dong和Putterman (1997)对上述数据集中的部分数据进行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也证实在两类企业的技术效率缺口方面没有明显区别。村属企业的平均技术效率要高于私营企业，但同时所有制类型与地区虚变量相关，即在沿海发达地区村属企业的比例较其它地区为高。因此，在引入地区虚变量之后，所有制的影响就消失了。Jin和Qian (1998)研究了公有乡镇企业对政府收入、农村非农就业和农村收入的贡献。他们发现贡献是显著的，但当保持非农就业和地方公共品供给不变时，公有乡镇企业并不能提高农村收入。他们的结论是，公有乡镇企业的作用是创造就业和地方公共品供给，尽管一定形式的低效率是存在。
第二类实证分析则提供了与前者截然相反的结论。Zhang (1997)基于对四川和浙江两省630个乡镇企业普查的结果发现，在预算约束方面集体和非集体企业存在很大差别。集体企业在银行贷款、企业间信用往来、交纳税收等方面均存在预算软约束，特别是随着银行贷款的增加，亏损企业相对于盈利企业的比重也在提高。约有三分之一的盈利企业和亏损企业对其它企业存在净的商业信用拖欠，40%的盈利企业和75%亏损企业拖欠政府的税收。因此，集体企业的行为与国有企业十分近似，尽管地方政府掩盖了这些问题。
Yao (2001)研究了浙江省宁县农村工业化和劳动力市场整合之间的关系。Yao在就业选择是内部解而不是角点解的情况下，发展了一个计量模型来检验市场分割问题。检验表明，对于集体经济占主导的宁县，工业就业中存在着配给，配给的程度随着地方政府干预的程度提高而提高。Pitt和Putterman (即将出版)及Xu (1991)发现乡镇企业的实际工资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他们同时也发现了工作配给的存在。不过，他们未能发现集体和私营企业之间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姚洋(1998)利用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对14670个企业进行的随机抽样数据，比较了不同所有制类型、不同规模、不同行业及地理位置的企业在技术效率上的差异。他估计了12个行业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并得到了相应的企业技术效率。将企业的技术效率和包含所有制在内的一系列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的结果表明私有厂商的效率比国有和集体企业分别高57%和35%。
总之，模糊产权理论不能解释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微观和宏观的实证分析也均未能提供有力的证据。实际上，从产权角度出发来解释中国工业的发展绩效，将会存在种种矛盾之处。比如，存在相当多的论文试图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源于企业自身的治理结构或产权结构，即公有制是关键症结所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区的国有部门仍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而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中私营企业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在讨论乡镇企业的成功经验时，许多学者却又强调模糊产权在农村工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可是虽然国有企业在多个方面仍然享有乡镇企业所无法比拟的优惠政策，其在市场竞争中却节节败北。同时，延续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在九十年代的发展中落伍于私营企业，各种政策性负担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运行，乡镇政府也被迫放弃了对集体企业的各种政策干预，并开始了大规模的产权改革。
二、经济发展战略与工业化
中国农村工业化成功的关键究竟何在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基本逻辑关系入手展开分析。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角度看，无论是发达国家为了达到持续增长的目标，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摆脱二元经济的格局，均要依赖快速的技术进步。因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报酬会趋于递减，所以如何引致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关键。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呢？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6，1998，1999c）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重要的外生变量，发展战略和禀赋结构[3]，其他变量，如技术水平、积累率、增长速度、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收入分配等均内生于这两个变量。
第一，一国最具竞争能力的技术结构（或者说产业区段[4]）是由其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对于一个成本极小化的厂商），因为不同的技术结构必然与相应的投入结构相一致，而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则主要受制于本国的禀赋结构。遵循比较优势，特别是按照本国的禀赋结构来选择相应的技术结构，会使该国的产业最具市场竞争力，经济剩余最大，资本积累最多，要素禀赋提升最快，技术水平也就相应得以迅速提升。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是经济持续增长和工业化的关键，任何人为的扭曲性干预均会造成效率和福利的损失。
第二，发展战略这个概念是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行为进行的高度抽象，从技术结构和禀赋结构的吻合程度上，我们可将之区分为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后者主要是指赶超战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只看到了先进技术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技术进步的禀赋约束，进而在工业部门中实施技术赶超。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一直均在推行赶超战略，将资源高度集中在一些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这些部门由于背离了本地的比较优势，结果发展速度缓慢。而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却又因为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投入，其发展受到了抑制。
第三，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即不需要政府保护和补贴而能赚取市场可接受的利润水平的能力)决定于其选择的产品和技术所在的产业区段是否符合于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为了建立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以推行赶超战略政府必须进行一系列扭曲的干预，最终也带来相应的弊病：增长速度放慢，工业化进程被抑制（资金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且效率低下），企业生产效率低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收入分配不均（尤其是城乡差距加大），金融压制及结构扭曲，经济的开放度低下，以及外部账户失衡等等。
第四，在赶超战略的左右下，企业往往承担了沉重的政策性负担，从而造成了企业治理中信息传递的扭曲。与此同时，企业经理人与政府谈判的能力却增强了。这就产生了预算软约束，其存在与否不一定与企业的所有制类型有必然联系。早期的乡镇企业受到较多的地方政府干预或者保护，这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可能促进了农村工业的发展，但却不能构成农村工业超过国有工业的基本原因。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干预对乡镇企业发展的不利之处暴露无遗。与此同时，倘若政府不放弃干预，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不能得以消除，则即使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制，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总之，中国之所以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逐步放弃了传统的赶超战略，而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结构和产业区段。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是源于，在70年代末期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遵循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而城市（国有）工业由于承担了政府赶超战略的政策性目标，其生产成本过高而产品又不符合市场的需求，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其发展的空间。换言之，使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胜利，并超过国有企业的关键是因为其更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规律，而不是因为乡村政府给了它足够的支持和保护。另外，赶超战略在轻工业领域所造成的市场空白也使得乡镇企业在发展伊始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开市场销路，实现迅速的增长。
我们在下文的实证分析中[5]，利用中国1978-1997年28个省的纵列数据（Panel Data）和几种不同的计量方法检验了这一假说[6]。我们发现，能否充分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是农村工业发展成败的根本。而当地区和时间效应均被控制住时，非私营的厂商占乡镇企业的比重越高，对工业化的绩效存在抑制作用，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模糊产权理论缺乏实证依据。我们同时利用类似的实证方法对国有工业企业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一个基本的结论是：同样是国有企业，更遵循比较优势的地区，其国有企业的发展速度将快于其它地区。
七、结语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有如下几个结论：（1）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农村工业和国有工业的发展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偏离理想的资本密集度将损害工业的发展，无论是对于农村工业还是国有工业；（3）公有产权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因此乡镇企业目前正在逐步改革自身的产权结构，以硬化预算约束；（4）虽然公有制比重的提高可能意味着政府干预的增强，但国有企业与技术选择指数的实证关系说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决定着经济绩效的高低，而产权并非是最关键的因素。即如果不放弃赶超战略，私有化未见得一定会带来工业增长；（5）农村工业和国有工业的发展均受制于市场规模的大小；（6）在同一个省的范围内，国有工业部门的规模越大，结构越偏向轻工业，农村工业的发展就越快。同样，农村工业对国有工业的也存在正的外溢效应，尽管乡镇企业的竞争使国有企业的地位相对下降。另外，一省工业结构越偏向轻工业，国有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就越快；（7）在对外开放度方面，FDI在农村工业的发展中是一个强有力的解释因素，而对国有工业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表明FDI主要是作为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8）假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具有中等水平耕地面积的省份，乡镇企业的发展要优于耕地面积过少或过多的省份。
[1] 其它的看法也是存在的。 Oi (1992)提出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联合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她认为这是由始于八十年代中期的财政分权改革所引起的，其刺激了地方政府参与本地经济的热情。 Chang 和Wang (1994) 将地方政府所有权视为一种机制设
计。 Weitzman 和Xu (1994)强调乡镇企业是一种产权模糊的劳动合作企业，其是建立在经由多阶段博弈所形成的合作文化的基础之上。
[2] 他们也为 Che 和Qian (1998)的理论提供了某些证据, 即中央政府干预越严重的省份，就越有可能采取公有产权的形式。不过，他们使用国家信贷供给这一指标来表示中央政府干预程度是值得置疑的。正如 Che 和 Qian所提及的那样，该变量是内生的。另外一个表示中央政府干预程度的指标是人均实际国有工业产出，不过在我们看来该变量并不能反应国家对于农村地区的干预。因为如果一省内部国有工业的发展较为符合本地区比较优势的话，那么国有工业就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在信息、技术、人力资本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我们后文的实证分析支持上述看法。
[3] 当然,就政治领导人来说,发展战略也是内生变量,但就我们所要分析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来说,发展战略可以视为外生变量,要素禀赋则就任意时点的决策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更进一步的讨论参见章奇和刘明兴（2005）。
[4] 注意，同一个产业中，不同的厂商在技术结构和资金密度上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
[5] 林毅夫和姚洋（1999a，1999b）对中国的农村工业化过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拓展。
[6] 更准确的讲，本文的实证分析涵盖了所有的农村非农产业，工业企业仅仅是乡镇企业的一部分。
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
摘要: 企业技术结构的选择取决于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而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只有与本地的禀赋结构相吻合，才能在技术结构选择上达到成本极小化的目的，进而实现持续的增长和发展。因此，一国工业的发展战略能否充分利用本地的比较优势将决定其长期绩效。发展中国家欲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目标，就应当采取遵循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政府在发展战略上的转变是近二十多年来工业化成功的关键。无论是国有工业，还是非国有工业，无论是农村工业，还是城市工业，其发展均要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
一、关于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理论争论与实证证据
在关于中国工业化过程的讨论中，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自改革开发以来国有企业地位的相对萎缩，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的工业化。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所引起的广泛学术关注中，一个争论核心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公有产权或地方政府所起到的作用。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由于采取了渐进主义的策略，所以模糊产权在乡镇企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即将乡村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和保护作为乡镇企业高速成长的源泉，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这主要是由于在不完全竞争和政策扭曲的情况下，公有产权是一个次优的选择[1]。D. Li (1994)通过理论模型来表明在灰色市场的环境中，模糊产权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Che和 Qian (1998)从另外的角度上说明，地方政府有效地防止了中央政府对乡镇企业的不利影响。此外，S. Li (1997)的模型认为，公有产权通过质押关系和竞争为不完备的合约提供了自我实施的机制。
在实证研究方面，赵耀辉(1997)总结了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下地方政府潜在的积极作用：(i)税收优惠；(ii)低利息的优惠贷款；(iii)获取土地使用的许可权；(iv)获取原材料；(v)赢得消费者的信任。这些潜在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为乡镇企业采取公有产权提供了理性基础。但这种事后的推理往往会使人忽略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正如Putterman (1997)所指出的，在改革之初，有能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地区，往往是那些在过去社队企业已较为成功，且地方政府也较有影响
力的地区。Jin和Qian (1998)的实证分析证实了此点[2]。给定公有产权在发展初期的存在性，许多理论模型成功地解释了为什么其在后期依然能够得以维持。但它们却未能证明公有产权就是乡镇企业良好绩效的原因。
就公有产权是否比私有产权更有效，文献中有两类实证结果。一类认为在生产效率方面二者没有太大区别。Svejnar (1990)利用1975年到1986年122个厂商的纵列数据，表明产权对产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Pitt和Putterman (即将出版)则利用1984年到1989年200个厂商的纵列数据，比较了在工资和就业决定方面集体和私营企业的效率，结果得出了同样的结论。Dong和Putterman (1997)对上述数据集中的部分数据进行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也证实在两类企业的技术效率缺口方面没有明显区别。村属企业的平均技术效率要高于私营企业，但同时所有制类型与地区虚变量相关，即在沿海发达地区村属企业的比例较其它地区为高。因此，在引入地区虚变量之后，所有制的影响就消失了。Jin和Qian (1998)研究了公有乡镇企业对政府收入、农村非农就业和农村收入的贡献。他们发现贡献是显著的，但当保持非农就业和地方公共品供给不变时，公有乡镇企业并不能提高农村收入。他们的结论是，公有乡镇企业的作用是创造就业和地方公共品供给，尽管一定形式的低效率是存在。
第二类实证分析则提供了与前者截然相反的结论。Zhang (1997)基于对四川和浙江两省630个乡镇企业普查的结果发现，在预算约束方面集体和非集体企业存在很大差别。集体企业在银行贷款、企业间信用往来、交纳税收等方面均存在预算软约束，特别是随着银行贷款的增加，亏损企业相对于盈利企业的比重也在提高。约有三分之一的盈利企业和亏损企业对其它企业存在净的商业信用拖欠，40%的盈利企业和75%亏损企业拖欠政府的税收。因此，集体企业的行为与国有企业十分近似，尽管地方政府掩盖了这些问题。
Yao (2001)研究了浙江省宁县农村工业化和劳动力市场整合之间的关系。Yao在就业选择是内部解而不是角点解的情况下，发展了一个计量模型来检验市场分割问题。检验表明，对于集体经济占主导的宁县，工业就业中存在着配给，配给的程度随着地方政府干预的程度提高而提高。Pitt和Putterman (即将出版)及Xu (1991)发现乡镇企业的实际工资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他们同时也发现了工作配给的存在。不过，他们未能发现集体和私营企业之间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姚洋(1998)利用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对14670个企业进行的随机抽样数据，比较了不同所有制类型、不同规模、不同行业及地理位置的企业在技术效率上的差异。他估计了12个行业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并得到了相应的企业技术效率。将企业的技术效率和包含所有制在内的一系列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的结果表明私有厂商的效率比国有和集体企业分别高57%和35%。
总之，模糊产权理论不能解释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微观和宏观的实证分析也均未能提供有力的证据。实际上，从产权角度出发来解释中国工业的发展绩效，将会存在种种矛盾之处。比如，存在相当多的论文试图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源于企业自身的治理结构或产权结构，即公有制是关键症结所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区的国有部门仍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而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中私营企业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在讨论乡镇企业的成功经验时，许多学者却又强调模糊产权在农村工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可是虽然国有企业在多个方面仍然享有乡镇企业所无法比拟的优惠政策，其在市场竞争中却节节败北。同时，延续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在九十年代的发展中落伍于私营企业，各种政策性负担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运行，乡镇政府也被迫放弃了对集体企业的各种政策干预，并开始了大规模的产权改革。
二、经济发展战略与工业化
中国农村工业化成功的关键究竟何在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基本逻辑关系入手展开分析。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角度看，无论是发达国家为了达到持续增长的目标，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摆脱二元经济的格局，均要依赖快速的技术进步。因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报酬会趋于递减，所以如何引致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关键。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呢？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6，1998，1999c）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重要的外生变量，发展战略和禀赋结构[3]，其他变量，如技术水平、积累率、增长速度、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收入分配等均内生于这两个变量。
第一，一国最具竞争能力的技术结构（或者说产业区段[4]）是由其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对于一个成本极小化的厂商），因为不同的技术结构必然与相应的投入结构相一致，而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则主要受制于本国的禀赋结构。遵循比较优势，特别是按照本国的禀赋结构来选择相应的技术结构，会使该国的产业最具市场竞争力，经济剩余最大，资本积累最多，要素禀赋提升最快，技术水平也就相应得以迅速提升。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是经济持续增长和工业化的关键，任何人为的扭曲性干预均会造成效率和福利的损失。
第二，发展战略这个概念是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行为进行的高度抽象，从技术结构和禀赋结构的吻合程度上，我们可将之区分为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后者主要是指赶超战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只看到了先进技术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技术进步的禀赋约束，进而在工业部门中实施技术赶超。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一直均在推行赶超战略，将资源高度集中在一些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这些部门由于背离了本地的比较优势，结果发展速度缓慢。而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却又因为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投入，其发展受到了抑制。
第三，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即不需要政府保护和补贴而能赚取市场可接受的利润水平的能力)决定于其选择的产品和技术所在的产业区段是否符合于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为了建立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以推行赶超战略政府必须进行一系列扭曲的干预，最终也带来相应的弊病：增长速度放慢，工业化进程被抑制（资金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且效率低下），企业生产效率低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收入分配不均（尤其是城乡差距加大），金融压制及结构扭曲，经济的开放度低下，以及外部账户失衡等等。
第四，在赶超战略的左右下，企业往往承担了沉重的政策性负担，从而造成了企业治理中信息传递的扭曲。与此同时，企业经理人与政府谈判的能力却增强了。这就产生了预算软约束，其存在与否不一定与企业的所有制类型有必然联系。早期的乡镇企业受到较多的地方政府干预或者保护，这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可能促进了农村工业的发展，但却不能构成农村工业超过国有工业的基本原因。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干预对乡镇企业发展的不利之处暴露无遗。与此同时，倘若政府不放弃干预，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不能得以消除，则即使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制，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总之，中国之所以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逐步放弃了传统的赶超战略，而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结构和产业区段。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是源于，在70年代末期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遵循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而城市（国有）工业由于承担了政府赶超战略的政策性目标，其生产成本过高而产品又不符合市场的需求，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其发展的空间。换言之，使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胜利，并超过国有企业的关键是因为其更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规律，而不是因为乡村政府给了它足够的支持和保护。另外，赶超战略在轻工业领域所造成的市场空白也使得乡镇企业在发展伊始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开市场销路，实现迅速的增长。
我们在下文的实证分析中[5]，利用中国1978-1997年28个省的纵列数据（Panel Data）和几种不同的计量方法检验了这一假说[6]。我们发现，能否充分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是农村工业发展成败的根本。而当地区和时间效应均被控制住时，非私营的厂商占乡镇企业的比重越高，对工业化的绩效存在抑制作用，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模糊产权理论缺乏实证依据。我们同时利用类似的实证方法对国有工业企业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一个基本的结论是：同样是国有企业，更遵循比较优势的地区，其国有企业的发展速度将快于其它地区。
七、结语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有如下几个结论：（1）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农村工业和国有工业的发展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偏离理想的资本密集度将损害工业的发展，无论是对于农村工业还是国有工业；（3）公有产权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因此乡镇企业目前正在逐步改革自身的产权结构，以硬化预算约束；（4）虽然公有制比重的提高可能意味着政府干预的增强，但国有企业与技术选择指数的实证关系说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决定着经济绩效的高低，而产权并非是最关键的因素。即如果不放弃赶超战略，私有化未见得一定会带来工业增长；（5）农村工业和国有工业的发展均受制于市场规模的大小；（6）在同一个省的范围内，国有工业部门的规模越大，结构越偏向轻工业，农村工业的发展就越快。同样，农村工业对国有工业的也存在正的外溢效应，尽管乡镇企业的竞争使国有企业的地位相对下降。另外，一省工业结构越偏向轻工业，国有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就越快；（7）在对外开放度方面，FDI在农村工业的发展中是一个强有力的解释因素，而对国有工业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表明FDI主要是作为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8）假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具有中等水平耕地面积的省份，乡镇企业的发展要优于耕地面积过少或过多的省份。
[1] 其它的看法也是存在的。 Oi (1992)提出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联合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她认为这是由始于八十年代中期的财政分权改革所引起的，其刺激了地方政府参与本地经济的热情。 Chang 和Wang (1994) 将地方政府所有权视为一种机制设
计。 Weitzman 和Xu (1994)强调乡镇企业是一种产权模糊的劳动合作企业，其是建立在经由多阶段博弈所形成的合作文化的基础之上。
[2] 他们也为 Che 和Qian (1998)的理论提供了某些证据, 即中央政府干预越严重的省份，就越有可能采取公有产权的形式。不过，他们使用国家信贷供给这一指标来表示中央政府干预程度是值得置疑的。正如 Che 和 Qian所提及的那样，该变量是内生的。另外一个表示中央政府干预程度的指标是人均实际国有工业产出，不过在我们看来该变量并不能反应国家对于农村地区的干预。因为如果一省内部国有工业的发展较为符合本地区比较优势的话，那么国有工业就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在信息、技术、人力资本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我们后文的实证分析支持上述看法。
[3] 当然,就政治领导人来说,发展战略也是内生变量,但就我们所要分析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来说,发展战略可以视为外生变量,要素禀赋则就任意时点的决策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更进一步的讨论参见章奇和刘明兴（2005）。
[4] 注意，同一个产业中，不同的厂商在技术结构和资金密度上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
[5] 林毅夫和姚洋（1999a，1999b）对中国的农村工业化过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拓展。
[6] 更准确的讲，本文的实证分析涵盖了所有的农村非农产业，工业企业仅仅是乡镇企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