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与五行，最初都是一种生活概念，它是唯物的，在历史上起了反神权、反迷信思想的进步作用。
医学方面：
祖国医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承认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而且事物内部都包含着阴阳两种对立势力的相互依存和斗争。中医应用这个观点，指导防病治病的实践，在历史上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阴阳五行学说，贯穿在中医学的各个方面，用来说明人体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发生发展规律，以及人体脏腑组织之间相互关系与变化，它在历史上对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临床实践中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限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摆脱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特别是五行学说，由于它采用了直观的“取类比象”的方法，把一切事物全部分为五类，机械地纳入五行之中，从而不能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以五行相乘相侮来归纳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把事物本来的辩论法变成循环无端的周而复始的呆板的公式，从而掺入了形而上学的内容。所以，我们对阴阳五行学，既要懂得它的原意，更要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便更好地发掘祖国医学宝库，为我国乃至世界医学作出贡献。
思想方面：
一、董仲舒的天人学说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一前104年）无疑是西汉儒学革命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早年治《公羊春秋》，汉景帝时为博士。《汉书》本传言其治学“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称其行为“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汉武帝时，选贤良文学之士，由武帝亲自“册问”，贤良们“对策”，董仲舒三上对策（即著名的《天人三策》），受到武帝的激赏。《汉书》本传《赞》曰：“刘向称董仲
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无）以加。„„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惟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壹统，为群儒首。”可见董仲舒在西汉“儒”者中享有很高地位。
然而，西汉的“儒”，是在新的观念系统及其表述体系──阴阳五行学说支配下的“儒”。董仲舒之为“儒者宗”、“群儒首”，是由于他“始推阴阳”。以这种观念反观历史，董仲舒便成了继文王“则乾坤之阴阳”（阴阳），孔子“效《洪范》之咎征”（五行）之后，融阴阳五行为一体的第三位大圣人。与此同时，文王、孔子也就被纳入阴阳五行之中。
如前所述，在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体系逐渐占据支配地位的长期过程中，儒家思想亦随之不断被改造、同化，最终成为新的观念系统中的有机构成。其表层现象之一，是秦汉之际的“儒生”与“方士”已难以区分。
艺术方面：
阴阳五行学说是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总称，是古人用以认识和解释自然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是一种对所认识世界简单的归纳法，我国古代认为世界万物每一种物质都有阴阳属性，一般认为凡是积极的事物都属阳，如男、刚、奇等性质的事物，凡是消极的事物都属阴，如女、柔、偶等性质的事物，阴阳二个属性不仅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并互为其根，互
相转化，寒来暑往，暑往寒来，阴阳相推而成世间万物的属性。
五行一词，早见于西周初年的《尚书·洪范》中：“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这一学说认为，宇宙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所构成的，自然界各种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变化，都是五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这里需要说明五行学说的“五行”概念，并不是指具体五种物质本身，而是对万物的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我国古代认为，阴阳五行学说，精微道妙，通过五行的生克、顺逆，相互制化的原理，运用而推转，小则身家，大则国世，三教中庸之道，皆可以有所启明。我国古代的许多学科，都把五行的原理运用其中，并成为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夫书肇于自然，自然即立，阴阳生矣，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蔡邕《九势》 ），“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佚名《记白云先生书诀》），这二段文字，把书法创作主观的人与自然世界的阴阳五行联系起来，根据五行学说认为，人是禀五行之气而生，人的禀性应具有五行的特征，具有五行之德，即木主仁、火主礼、土主信、金主义、水主智，然而由于各人禀气所拘，物欲所蔽，故人的气质，性格都各有所偏，这反映在书法上就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创作风格，如袁昂《古今书评》中云，“萧子云书如上林春花, 远近瞻望，无处不发”，“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等，各形其象，就是用自然事物来比喻描述各书家不同的风格，使人联想起书法的点画精微，神变深妙的笔意
阴阳与五行，最初都是一种生活概念，它是唯物的，在历史上起了反神权、反迷信思想的进步作用。
医学方面：
祖国医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承认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而且事物内部都包含着阴阳两种对立势力的相互依存和斗争。中医应用这个观点，指导防病治病的实践，在历史上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阴阳五行学说，贯穿在中医学的各个方面，用来说明人体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发生发展规律，以及人体脏腑组织之间相互关系与变化，它在历史上对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临床实践中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限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摆脱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特别是五行学说，由于它采用了直观的“取类比象”的方法，把一切事物全部分为五类，机械地纳入五行之中，从而不能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以五行相乘相侮来归纳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把事物本来的辩论法变成循环无端的周而复始的呆板的公式，从而掺入了形而上学的内容。所以，我们对阴阳五行学，既要懂得它的原意，更要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便更好地发掘祖国医学宝库，为我国乃至世界医学作出贡献。
思想方面：
一、董仲舒的天人学说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一前104年）无疑是西汉儒学革命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早年治《公羊春秋》，汉景帝时为博士。《汉书》本传言其治学“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称其行为“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汉武帝时，选贤良文学之士，由武帝亲自“册问”，贤良们“对策”，董仲舒三上对策（即著名的《天人三策》），受到武帝的激赏。《汉书》本传《赞》曰：“刘向称董仲
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无）以加。„„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惟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壹统，为群儒首。”可见董仲舒在西汉“儒”者中享有很高地位。
然而，西汉的“儒”，是在新的观念系统及其表述体系──阴阳五行学说支配下的“儒”。董仲舒之为“儒者宗”、“群儒首”，是由于他“始推阴阳”。以这种观念反观历史，董仲舒便成了继文王“则乾坤之阴阳”（阴阳），孔子“效《洪范》之咎征”（五行）之后，融阴阳五行为一体的第三位大圣人。与此同时，文王、孔子也就被纳入阴阳五行之中。
如前所述，在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体系逐渐占据支配地位的长期过程中，儒家思想亦随之不断被改造、同化，最终成为新的观念系统中的有机构成。其表层现象之一，是秦汉之际的“儒生”与“方士”已难以区分。
艺术方面：
阴阳五行学说是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总称，是古人用以认识和解释自然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是一种对所认识世界简单的归纳法，我国古代认为世界万物每一种物质都有阴阳属性，一般认为凡是积极的事物都属阳，如男、刚、奇等性质的事物，凡是消极的事物都属阴，如女、柔、偶等性质的事物，阴阳二个属性不仅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并互为其根，互
相转化，寒来暑往，暑往寒来，阴阳相推而成世间万物的属性。
五行一词，早见于西周初年的《尚书·洪范》中：“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这一学说认为，宇宙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所构成的，自然界各种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变化，都是五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这里需要说明五行学说的“五行”概念，并不是指具体五种物质本身，而是对万物的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我国古代认为，阴阳五行学说，精微道妙，通过五行的生克、顺逆，相互制化的原理，运用而推转，小则身家，大则国世，三教中庸之道，皆可以有所启明。我国古代的许多学科，都把五行的原理运用其中，并成为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夫书肇于自然，自然即立，阴阳生矣，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蔡邕《九势》 ），“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佚名《记白云先生书诀》），这二段文字，把书法创作主观的人与自然世界的阴阳五行联系起来，根据五行学说认为，人是禀五行之气而生，人的禀性应具有五行的特征，具有五行之德，即木主仁、火主礼、土主信、金主义、水主智，然而由于各人禀气所拘，物欲所蔽，故人的气质，性格都各有所偏，这反映在书法上就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创作风格，如袁昂《古今书评》中云，“萧子云书如上林春花, 远近瞻望，无处不发”，“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等，各形其象，就是用自然事物来比喻描述各书家不同的风格，使人联想起书法的点画精微，神变深妙的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