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小学起，老师就告诉我们，中国历史，或更广义地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到底博到什么范围，大到何种程度，精于何处，有多深，便无从知晓，也从来没有产生过疑问。幸有网络普及，我们这些外行也能略窥些许皮毛。
要说博可是一点不假，世间万物几乎无所不包：风花雪月，刀光剑影，巫术杂耍，房中要略，占星卜命，江洋大盗，最重要的当属如何保住皇位和压榨百姓的御人术。
关于大，我理解是大部头的典籍多。
精，大概是对如何奴化，统治百姓认识深刻，手段高明，比如武则天治下的狱吏可将各种酷刑设计的令犯人闻之便丧胆，令今人自愧而不如。宰相们也会提出让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叹服的御民术。且看管仲是如何给国王支招的：
“利出一孔者（百姓获取钱财的渠道只有一处），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这几句的大意为：百姓挣钱的路子越多，国家就会垮台）。先王知其然（先前的国王都知道这个道理），故塞民之羡（所以不能让百姓有多余的钱财），隘其利途（堵塞老百姓赚钱的路子），故予之在君（给不给你获利的渠道取决于皇上），夺之在君（皇上任何时候都可以没收任何人的财产），贫之在君（让你变穷也是皇上一句话），富之在君（让你富有还是皇上说了算）。故民之上如日月（于是老百姓就会把皇上当作太阳和月亮来供奉），亲君若父母（让你感到皇上亲如爹娘）。”（徐慧君，《管仲陷阱》）。
官府把百姓谋生的路都垄断了，芸芸众生们想生存就只有仰皇上和各级官员之鼻息，农民，市井布衣，读书人都成了砧板之肉，皇上岂能不高枕无忧？可见管仲之计何其毒也。这种弱民术成了君王牢牢卡住百姓脖子的利器，并且历朝历代屡试不爽。在皇上和官员的眼里，杀戳臣民比碾死一个蚂蚁还容易，于是百姓的选择只有一条：充当没有自己意志和任何反抗精神的顺民和奴才。读书人也只有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梦幻中耗散掉一生中最有创造力的年华。皇家与豪绅的‘朱门酒肉’，‘遍身罗绮’才是朝廷真正要关心的。你说老祖宗的文化精不精？
至于深，以我看就是古书上大而无当的陈述，无法操作的玄学，后人即使费了牛劲也搞不清，只好谓之为‘深’。其实那写书的老先生大概自己也没弄清楚，或者干脆就是些主观臆断甚至胡说八道。这儿有一个老祖宗关于如何才能生出儿子的‘妙招’：
“凡欲求子，候女之月经断後，则交接（性交）之，一日三日为男，四日五日为女。五日以后徒损精液，终无益也。交接（性交）泄精之时，候女快来（待女方性高潮即将来时），须与一时同泄，泄必须尽。先令女正面仰卧，端心一意，闭目内想受精气。故老子曰：夜半得子为上寿，夜半前得子为中寿，夜半后得子下寿。”（《洞玄子》。
各位看官，这不是胡说八道又是什么？
那么，这些博大精深的玩意儿，其主要部分都是些什么货色呢？鲁迅先生已经查明了，并写了一个总结报告，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以我看应该改成“皇上吃人，官员吃人”。
从做学问的角度看，这‘博大精深’也是害人的地方不少：以让普通老百姓搞不懂或故弄玄虚作为学问高深与否的标准。下面是张功耀先生举的一个例子，其对老先人和今天某些‘饱学之士’的造作之挖苦可说是入木三分：
事实上，我国古代一直存在着一种人为造就‘博大精深’的文化倾向。比如说，当你把一个日期表述成“2006年5月11日”时，你可能会被一些热衷于博大精深的人讥讽为“过于浅薄”。而如果你把它表述成“太岁星君向般丙戌年癸巳月庚子日”时，你就可能赢得“满腹经纶的学士”的头衔。前者的 “浅薄”，适合于与所有人交流。后者虽然也只是表达了一个日期，经过“博大精深”的造作之后，便不能与绝大部分人交流了。缺乏科学头脑又不打算去识别这种矫揉造作的真实意图的人，可能会去努力弄懂蕴含在“太岁星君”，“向般”、“丙戌年”、“癸巳月”、“庚子日”之中那些所谓“博大精深”的内涵。其实，这些矫揉造作是作者刻意为了自我标榜而做成的，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张功耀）
这种‘非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的文化倾向也很深地渗透到了科技领域。我的一位同事在读硕士期间搞了一个看起来很简单但又非常实用的卡车侧翻斗装置（由奥地利公司首先发明并工业化），但担心通不过论文答辩，因为没有所谓的‘理论高度’。于是乎就有人给他出主意：刻意地在论文里制造一堆垃圾方程式，反正驴头上安马嘴别人也不一定看得出来。
以我的工程实践经验，本项目除了设计以外，是否成功的关键主要在于制造工艺以及所选液压元器件的性能好坏（跑冒滴漏及运动精度等），与方程式关系不是很大。因为翻斗装置动作较慢，对动态性能应该没有高的要求。作为一个硕士论文的项目，正确的思路应该是：测绘奥地利公司的产品，画出真正能用的施工图纸，造出样机，测试性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些必要的理论分析以及零部件的国产化工作。尽快让企业将产品投入市场，产生经济效益。这样一项工作难道掉价吗？难道不比一堆牵强附会的方程式的价值高出万倍？
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抄袭过程，实际上，作为一个硕士生能把上面所述的所有工程环节都高质量的完成了就已经相当不简单了。我叹息：高等学校这种自欺欺人而又徒劳无益的复杂化闹剧不知道还要上演多久。更可怕地是，‘假作真来假亦真’，长此以往，人们就会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并且成了做科研的基本套路之一。
我时常比较让卫星上天的工程师与使马桶不漏水的工程师，后者一定浅薄吗？如果非要让‘马桶’工程师写方程式，那也好办，只需把流体力学公式找来一大堆，抄上即可。但这对解决马桶不漏水的问题又有什么益处呢？当把解决问题手段的先进与否作为目的，而问题本身是否解决无关紧要时，矫揉造作的‘博大精深’就不可避免了。
段建中
自从上小学起，老师就告诉我们，中国历史，或更广义地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到底博到什么范围，大到何种程度，精于何处，有多深，便无从知晓，也从来没有产生过疑问。幸有网络普及，我们这些外行也能略窥些许皮毛。
要说博可是一点不假，世间万物几乎无所不包：风花雪月，刀光剑影，巫术杂耍，房中要略，占星卜命，江洋大盗，最重要的当属如何保住皇位和压榨百姓的御人术。
关于大，我理解是大部头的典籍多。
精，大概是对如何奴化，统治百姓认识深刻，手段高明，比如武则天治下的狱吏可将各种酷刑设计的令犯人闻之便丧胆，令今人自愧而不如。宰相们也会提出让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叹服的御民术。且看管仲是如何给国王支招的：
“利出一孔者（百姓获取钱财的渠道只有一处），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这几句的大意为：百姓挣钱的路子越多，国家就会垮台）。先王知其然（先前的国王都知道这个道理），故塞民之羡（所以不能让百姓有多余的钱财），隘其利途（堵塞老百姓赚钱的路子），故予之在君（给不给你获利的渠道取决于皇上），夺之在君（皇上任何时候都可以没收任何人的财产），贫之在君（让你变穷也是皇上一句话），富之在君（让你富有还是皇上说了算）。故民之上如日月（于是老百姓就会把皇上当作太阳和月亮来供奉），亲君若父母（让你感到皇上亲如爹娘）。”（徐慧君，《管仲陷阱》）。
官府把百姓谋生的路都垄断了，芸芸众生们想生存就只有仰皇上和各级官员之鼻息，农民，市井布衣，读书人都成了砧板之肉，皇上岂能不高枕无忧？可见管仲之计何其毒也。这种弱民术成了君王牢牢卡住百姓脖子的利器，并且历朝历代屡试不爽。在皇上和官员的眼里，杀戳臣民比碾死一个蚂蚁还容易，于是百姓的选择只有一条：充当没有自己意志和任何反抗精神的顺民和奴才。读书人也只有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梦幻中耗散掉一生中最有创造力的年华。皇家与豪绅的‘朱门酒肉’，‘遍身罗绮’才是朝廷真正要关心的。你说老祖宗的文化精不精？
至于深，以我看就是古书上大而无当的陈述，无法操作的玄学，后人即使费了牛劲也搞不清，只好谓之为‘深’。其实那写书的老先生大概自己也没弄清楚，或者干脆就是些主观臆断甚至胡说八道。这儿有一个老祖宗关于如何才能生出儿子的‘妙招’：
“凡欲求子，候女之月经断後，则交接（性交）之，一日三日为男，四日五日为女。五日以后徒损精液，终无益也。交接（性交）泄精之时，候女快来（待女方性高潮即将来时），须与一时同泄，泄必须尽。先令女正面仰卧，端心一意，闭目内想受精气。故老子曰：夜半得子为上寿，夜半前得子为中寿，夜半后得子下寿。”（《洞玄子》。
各位看官，这不是胡说八道又是什么？
那么，这些博大精深的玩意儿，其主要部分都是些什么货色呢？鲁迅先生已经查明了，并写了一个总结报告，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以我看应该改成“皇上吃人，官员吃人”。
从做学问的角度看，这‘博大精深’也是害人的地方不少：以让普通老百姓搞不懂或故弄玄虚作为学问高深与否的标准。下面是张功耀先生举的一个例子，其对老先人和今天某些‘饱学之士’的造作之挖苦可说是入木三分：
事实上，我国古代一直存在着一种人为造就‘博大精深’的文化倾向。比如说，当你把一个日期表述成“2006年5月11日”时，你可能会被一些热衷于博大精深的人讥讽为“过于浅薄”。而如果你把它表述成“太岁星君向般丙戌年癸巳月庚子日”时，你就可能赢得“满腹经纶的学士”的头衔。前者的 “浅薄”，适合于与所有人交流。后者虽然也只是表达了一个日期，经过“博大精深”的造作之后，便不能与绝大部分人交流了。缺乏科学头脑又不打算去识别这种矫揉造作的真实意图的人，可能会去努力弄懂蕴含在“太岁星君”，“向般”、“丙戌年”、“癸巳月”、“庚子日”之中那些所谓“博大精深”的内涵。其实，这些矫揉造作是作者刻意为了自我标榜而做成的，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张功耀）
这种‘非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的文化倾向也很深地渗透到了科技领域。我的一位同事在读硕士期间搞了一个看起来很简单但又非常实用的卡车侧翻斗装置（由奥地利公司首先发明并工业化），但担心通不过论文答辩，因为没有所谓的‘理论高度’。于是乎就有人给他出主意：刻意地在论文里制造一堆垃圾方程式，反正驴头上安马嘴别人也不一定看得出来。
以我的工程实践经验，本项目除了设计以外，是否成功的关键主要在于制造工艺以及所选液压元器件的性能好坏（跑冒滴漏及运动精度等），与方程式关系不是很大。因为翻斗装置动作较慢，对动态性能应该没有高的要求。作为一个硕士论文的项目，正确的思路应该是：测绘奥地利公司的产品，画出真正能用的施工图纸，造出样机，测试性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些必要的理论分析以及零部件的国产化工作。尽快让企业将产品投入市场，产生经济效益。这样一项工作难道掉价吗？难道不比一堆牵强附会的方程式的价值高出万倍？
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抄袭过程，实际上，作为一个硕士生能把上面所述的所有工程环节都高质量的完成了就已经相当不简单了。我叹息：高等学校这种自欺欺人而又徒劳无益的复杂化闹剧不知道还要上演多久。更可怕地是，‘假作真来假亦真’，长此以往，人们就会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并且成了做科研的基本套路之一。
我时常比较让卫星上天的工程师与使马桶不漏水的工程师，后者一定浅薄吗？如果非要让‘马桶’工程师写方程式，那也好办，只需把流体力学公式找来一大堆，抄上即可。但这对解决马桶不漏水的问题又有什么益处呢？当把解决问题手段的先进与否作为目的，而问题本身是否解决无关紧要时，矫揉造作的‘博大精深’就不可避免了。
段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