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时巴金还在接受批斗、审查，陈蕴珍的癌症又已到了晚期，一家人正处在精神和人体煎熬的极度痛苦之中，所以当陈蕴珍收到沈从文这封长达五页的来信时，感动得噙着眼泪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巴金也说：“我多么感谢这位三十年代的老友！”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12月16日05版 作者：糜华菱 原题为：关于巴金故居一件往事的补白
巴金故居试开放，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并提到一些曾到故居作客的友人的名字，有几家媒体还特地提到了那个“太阳间”，说沈从文1974年来看望历经劫难的巴金时，曾“在这个屋檐下促膝长谈，但谈话内容已不得而知”。诚然，两位当事人现已作古，当时在场的又别无他人注，他们的谈话内容似乎已无从得知。但沈从文在1975年有一封给黄裳的信，其中对这次见面记述颇详（见《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四卷）；另外，巴金在沈从文去世后，写过一篇《怀念从文》，其中也曾提到这次见面。――从这两个资料中，我们还是可以搜索到一些关于这次“促膝长谈”的信息的。
在沈从文那封信中，首先有一大段文字是回忆陈蕴珍（萧珊）的。他说，这次“去武康路时，仍在十余年前同一廊下大花园前喝喝茶，忆及前一回喝茶时，陈蕴珍还在廊下用喷水壶照料花草”，而“这次到彼家中作客，则女主人已去世”。这里所说“前一回”，应该是指1962年2月，那时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一同从南昌来到上海，曾经在27日“到巴金家拜访”（见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
但以后“文革”爆发，巴金和沈从文都被打倒，双方便失去了联系。直到沈从文得到“解放”，才在1972年托在上海的亲戚帮他打听到巴金的情况，并在6月14日写了一封长信给陈蕴珍，祝她“一家大小安好”，“望告生活种种”。当时巴金还在接受批斗、审查，陈蕴珍的癌症又已到了晚期，一家人正处在精神和人体煎熬的极度痛苦之中，所以当陈蕴珍收到沈从文这封长达五页的来信时，感动得噙着眼泪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巴金也说：“我多么感谢这位三十年代的老友！”但巴金没有与外界通信的自由，便由陈蕴珍带病给沈从文写了一封回信，略述全家近况，最后说：“你可以放心。”但这封写于6月28日的回信，寄出后不到两个月，陈蕴珍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因此，两年后当沈从文再次到武康路来看望巴金时，他所看到的和感到的，是“因女主人故去”，“园中一角，往年陈蕴珍说起的上百种来自各地的花树，似只有墙角木槿和红薇正在开放。大片草地看来也经月不曾剪过。印象重叠，不免惘然许久”。从这些留存下来的文字，我们不难推断，沈从文与巴金这次相见，两人的“谈话内容”必定有许多关于陈蕴珍的话题：客人必定会问起有关女主人辞世的情况，巴金也会向沈从文解释当时“不敢去信通知萧珊病逝”的原因（“还是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两人还会怀念起有关女主人生前的一些往事（陈蕴珍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就与沈从文有师生之谊，巴金到昆明去看陈蕴珍时也曾一道到乡下去看望沈从文一家）；在共同怀念陈蕴珍时，沈从文也定会对巴金讲些劝慰的话，等等，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沈从文写给黄裳的那封信中，当然也写到了与巴金相见的情景：“彼此都相对白头”，“我们就依旧坐下来谈谈十年种种”。这“十年种种”，自然是指从1962年两人在上海见面之后，特别是“文革”发生后的两家经历，甚至还有一些共同熟人的经历。这十年中，由于两人无法见面，又音讯鲜通，现在劫后重逢，自然会有许多内容进入话题。更何况，“过去四十年种种”也留下印象，而且“还十分鲜明生动”，两人可谈的话题就会更多，都成为这次“促膝长谈”的内容。不过沈从文也发现：“因为死者长已，生者亦若已失去存在本意，虽依旧谈笑风生，事实上心中所受伤害，已无可弥补”，他肯定也会对巴金讲许多劝勉宽慰的话。而这在巴金后来所写《怀念从文》一文中也有印证：“我们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结论’已经下来：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这段话既透着沉重，但也“畅快”。
沈从文对巴金的一双儿女很关心，在1972年写给陈蕴珍的那封长信中，开头就是问：“孩子们可能都成了大人、青壮，下放乡下又回转到上海了！”这次他来到武康路，必定还会问起巴金儿子在农村插队的情况；巴金的女儿当时“正住在医院待产”，当他得知“传来电话，得一女孩”，必定也会问起尚未谋面的巴金女婿的情况。而巴金这边，也必定会问起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及其孩子的近况，因为两家原本是通家之好，沈从文刚结婚时巴金就曾住进他们的新居进行写作，并受到“三姐”的热情接待。
以上这些考证，看似只是两个友人之间的琐事，但从当时历史大背景下看，正是这些琐事体现出了这两位友人之间生死不渝的友谊，为文坛留下的一段值得称道的佳话，而这也正是巴金故居的文化历史价值之所在。所以在故居开放的时候，应该把它们发掘出来，加以发扬。
注：当时巴金的儿女都不在家。沈从文曾打算约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程应
核心提示：当时巴金还在接受批斗、审查，陈蕴珍的癌症又已到了晚期，一家人正处在精神和人体煎熬的极度痛苦之中，所以当陈蕴珍收到沈从文这封长达五页的来信时，感动得噙着眼泪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巴金也说：“我多么感谢这位三十年代的老友！”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12月16日05版 作者：糜华菱 原题为：关于巴金故居一件往事的补白
巴金故居试开放，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并提到一些曾到故居作客的友人的名字，有几家媒体还特地提到了那个“太阳间”，说沈从文1974年来看望历经劫难的巴金时，曾“在这个屋檐下促膝长谈，但谈话内容已不得而知”。诚然，两位当事人现已作古，当时在场的又别无他人注，他们的谈话内容似乎已无从得知。但沈从文在1975年有一封给黄裳的信，其中对这次见面记述颇详（见《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四卷）；另外，巴金在沈从文去世后，写过一篇《怀念从文》，其中也曾提到这次见面。――从这两个资料中，我们还是可以搜索到一些关于这次“促膝长谈”的信息的。
在沈从文那封信中，首先有一大段文字是回忆陈蕴珍（萧珊）的。他说，这次“去武康路时，仍在十余年前同一廊下大花园前喝喝茶，忆及前一回喝茶时，陈蕴珍还在廊下用喷水壶照料花草”，而“这次到彼家中作客，则女主人已去世”。这里所说“前一回”，应该是指1962年2月，那时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一同从南昌来到上海，曾经在27日“到巴金家拜访”（见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
但以后“文革”爆发，巴金和沈从文都被打倒，双方便失去了联系。直到沈从文得到“解放”，才在1972年托在上海的亲戚帮他打听到巴金的情况，并在6月14日写了一封长信给陈蕴珍，祝她“一家大小安好”，“望告生活种种”。当时巴金还在接受批斗、审查，陈蕴珍的癌症又已到了晚期，一家人正处在精神和人体煎熬的极度痛苦之中，所以当陈蕴珍收到沈从文这封长达五页的来信时，感动得噙着眼泪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巴金也说：“我多么感谢这位三十年代的老友！”但巴金没有与外界通信的自由，便由陈蕴珍带病给沈从文写了一封回信，略述全家近况，最后说：“你可以放心。”但这封写于6月28日的回信，寄出后不到两个月，陈蕴珍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因此，两年后当沈从文再次到武康路来看望巴金时，他所看到的和感到的，是“因女主人故去”，“园中一角，往年陈蕴珍说起的上百种来自各地的花树，似只有墙角木槿和红薇正在开放。大片草地看来也经月不曾剪过。印象重叠，不免惘然许久”。从这些留存下来的文字，我们不难推断，沈从文与巴金这次相见，两人的“谈话内容”必定有许多关于陈蕴珍的话题：客人必定会问起有关女主人辞世的情况，巴金也会向沈从文解释当时“不敢去信通知萧珊病逝”的原因（“还是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两人还会怀念起有关女主人生前的一些往事（陈蕴珍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就与沈从文有师生之谊，巴金到昆明去看陈蕴珍时也曾一道到乡下去看望沈从文一家）；在共同怀念陈蕴珍时，沈从文也定会对巴金讲些劝慰的话，等等，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沈从文写给黄裳的那封信中，当然也写到了与巴金相见的情景：“彼此都相对白头”，“我们就依旧坐下来谈谈十年种种”。这“十年种种”，自然是指从1962年两人在上海见面之后，特别是“文革”发生后的两家经历，甚至还有一些共同熟人的经历。这十年中，由于两人无法见面，又音讯鲜通，现在劫后重逢，自然会有许多内容进入话题。更何况，“过去四十年种种”也留下印象，而且“还十分鲜明生动”，两人可谈的话题就会更多，都成为这次“促膝长谈”的内容。不过沈从文也发现：“因为死者长已，生者亦若已失去存在本意，虽依旧谈笑风生，事实上心中所受伤害，已无可弥补”，他肯定也会对巴金讲许多劝勉宽慰的话。而这在巴金后来所写《怀念从文》一文中也有印证：“我们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结论’已经下来：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这段话既透着沉重，但也“畅快”。
沈从文对巴金的一双儿女很关心，在1972年写给陈蕴珍的那封长信中，开头就是问：“孩子们可能都成了大人、青壮，下放乡下又回转到上海了！”这次他来到武康路，必定还会问起巴金儿子在农村插队的情况；巴金的女儿当时“正住在医院待产”，当他得知“传来电话，得一女孩”，必定也会问起尚未谋面的巴金女婿的情况。而巴金这边，也必定会问起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及其孩子的近况，因为两家原本是通家之好，沈从文刚结婚时巴金就曾住进他们的新居进行写作，并受到“三姐”的热情接待。
以上这些考证，看似只是两个友人之间的琐事，但从当时历史大背景下看，正是这些琐事体现出了这两位友人之间生死不渝的友谊，为文坛留下的一段值得称道的佳话，而这也正是巴金故居的文化历史价值之所在。所以在故居开放的时候，应该把它们发掘出来，加以发扬。
注：当时巴金的儿女都不在家。沈从文曾打算约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程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