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理论发展趋势
一、参考书目
1、（法）吕西安·费弗尔著，许明龙译：《莱茵河：历史、神话和现实》，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法）保罗·利科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3、（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4、（法）雷蒙·阿隆著，西尔维·梅祖尔编注，冯学俊、吴泓渺译：《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5、（美）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美）杰姆逊著，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杨豫著：《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张广智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严建强、王渊明著：《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1、王晴佳著：《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
12、王晴佳著：《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4、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王岳川著：《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二、西方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移
1、传统史学及其缺陷
①兰克与实证主义史学：以实证性和经验性为主要特征。认为历史研究应限于政治和军事，研究对象应是历史上的精英人物。兰克学派（德国以柏林大学为中心，在法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朗格卢瓦和瑟诺博斯，在英国是以阿克顿为首的“剑桥学派”，在美国则是班克罗夫特等人）。口号：“如实直书”。（与之相应的历史哲学被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
②根本缺陷：
A. 研究对象过于狭窄，忽视了政治和军事之外的丰富社会内容，把历史简单化、贫乏化了。同时将历史变为伟人传记而忽视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B. 研究方法过于强调文献考证和事实描述，实际上排斥了概括、解释和理论。
C.忽视了历史认识论问题，把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完全割裂，表现出机械的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立场，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和忽视历史认识特点的缺陷。
2、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突破（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
第一， 批判的先声。
①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1751年）、《论世界各国的风尚和精神》（1756年）。
②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年）。
③博克尔：《英国文明史导论》（上卷1857年，下卷1861年）。
④H·沃恩的理论批判（1848年）。
第二，批判和突破的深入。
①政治史家舍费尔与文化史家戈泰因的争论。
②兰普雷希特与兰克学派的争论。
3、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移（20世纪上半叶）
①新史学的先驱亨利·贝尔：1900年创办《历史综合杂志》（1931年更名为《综合杂志》），主编《人类的演进》（计划100卷，1920－1965年出版了65卷）。他明确指出新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体现在历史综合中的跨学科研究，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综合其他学科形成一种新的史学模式。
②美国新史学的领军人物鲁滨逊：《新史学》（1912年）。他主张新史学应包含人类过
去的全部活动；十分强调史学的功用或“实用价值”，主张研究历史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寻找“新同盟军”。
③法国年鉴学派的诞生：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他们奠定了新史学的范型（年鉴学派第一代）。
A. 提出了“总体史”概念，认为历史应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但当时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经济的和社会的层次以及作为群体的人的研究。
B. 强调“问题史学”，强调“分析”、“提问”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以反对传统史学的叙事史。
主要作品：
费弗尔（1878－1956）的《腓力二世和弗朗什一孔泰地区：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1912年）、《大地和人类的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1922年）、《一种命运：马丁·路德》（1928年）、《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关于艾帕塔美隆——神圣的爱、世俗的爱》（1944年）。
布洛克（1886－1944）的《国王和农奴：卡佩王朝史的一面》（1920年）、《会魔术的国王们》（1924年）、《法国乡村历史的原始特征》（1931年）、《封建社会》（1939－1940年）。
勒费弗尔（1874－1959）的《大革命期间贝尔格区物质资料史的有关资料》（1914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1924年）、《恐怖时期农业问题》（1932年）、《1789年的大恐惧》（1932年）。
西米昂（1837－1935）的《工资、社会演进和货币：工资的实证理论试验》（1932年）、《世界危机和长阶段中的经济变动》（1932年）、《16至19世纪价格的一般运动研究》（1933年）。
④新史学在其他地区的兴起。
英国史家托尼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年）是运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的题材研究历史的第一位史学家，W·霍斯金斯的《1688－1800年埃克塞特的工业和贸易》（1935年）则是英国地方史的早期开拓者之一。
在美国，运用新的研究角度解释历史（包括政治史）的作品也已出现。代表人物是查尔斯·比尔德（1874－1948），其主要著作有《美国宪法之经济的解释》（1913年）、《杰弗逊民主制的经济起源》（1915年）、《美国文明的兴起》上下卷（与其妻合著，1927年）。
共同特点：打破了政治史的垄断，而向其他研究领域突破。当时最主要的新领域是社会史和经济史。在社会史的开拓方面很有影响的是勒费弗尔、布洛克、费弗尔等，在经济史方面成效显著的首推西米昂和拉布鲁斯，比尔德则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政治史，可谓别开生面。此外，布洛克和费弗尔还从新的人类学的视角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史，成为战后年鉴学派新一代兴起的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的先声。
但总的来说，当时西方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传统史学，传统的政治史和叙事史牢牢占据着大学讲坛，不过新史学的迅速发展表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方向。
4、新史学成为主流及其变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①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变化。
A. 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控制大学和学院的教席，通过社会传播媒介扩大影响，逐步成为史学界的主流。
B. 第二代年鉴学派（战后至1968年）：布罗代尔为代表，还有古贝尔、维拉、芒德鲁等。布罗代尔不仅继承了第一代的总体史概念，而且从理论上和研究实践上发展了它。他理论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关于“长时段”的概念，即关于历史时间的理论。他认为，历史时间并不是单一的，它可以分为三种，分别表达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即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长时段是几乎不动的历史时间，反映了人们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种近乎自然史的时间，或称地理、生态环境的时间。中时段反映一种具有缓慢节奏的历史，这种历史常表现为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人口的变动等，这是社会史的时间。短时段是传统史学的历史时间，或称个人、事件史的时间，常表现为各种迅速发生、变动的历史事件。布罗代尔认为，不同的时间反映历史的不同层次和不同节奏。短时段时间只能反映历史表层的运动，具有短
促的、快速的历史节奏。这种时间转瞬即逝，对历史发展影响甚微。短时段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是中时段的历史波动，而长时段历史，即结构，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代表作：《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1967年，第二、三卷1979年）。这两部作品确立了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和范型。
C. 第三代年鉴学派（1968年以后）：勒高夫为代表，还有勒胡瓦拉杜里、费罗等人。年鉴学派本身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其一，不再像第一、第二代那样有一、二个主要的代表人物，而是群雄纷起；其二，表现在理论、方法、主张上也不再有统一的特征，而是纷繁多样。年鉴学派逐渐丧失其严格的学派性，更无法全面概括一切新史学潮流。1978年，勒高夫提出“新史学”的名称，用以概括已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新潮。它是年鉴学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反映了年鉴学派的成功和变化。
D. 年鉴学派在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上的贡献。
随着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提出，“长时段”和“结构”的概念就成为史学界的重要概念，“长时段”研究方向也研究了整整一代史学家。它在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上的贡献在于：
第一，启发史学家研究长时段历史与中等时段的局势史，而有意淡化对短时段的事件史的研究。
第二，进一步推动了历史写作方式由描述性语言向分析性语言的转变，由此进一步充实了“问题史学”这一方法论模式的内涵：史学概念化不断加强，史学概念的精确化与适用性成为历史学家必须掌握的基本工作方式。
第三，历史结构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结构”（布罗代尔）：“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组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对它的推动也非常缓慢。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它们迟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进程。其他一些结构则很快地分化瓦解。但所有的结构都既是历史的支撑物，又是历史的障碍物。说它们是障碍物，是因为它们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人类和人类的经验很少能超越这些限制。”从这个定义出发，“结构”一词反映的是人类历史中各现象系列的复杂组合与整体状态，这种组合与整体状态随着时间的消逝（以长时段为度量单位）而发生局部或整体的变动。历史结构研究就是要注意历史中那些重复性的、周期反复的、在一个漫长时期中稳定或几乎稳定存在的现象或事物，把这些现象或事物看作一种结构去加以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这种研究方法其实强调的是一种研究视角，通过这一视角，能使研究者把握历史运动的深层现象，从而加深对历史整体的认识。
第四，计量分析方法的兴起。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米昂、拉布鲁斯等人就在其经济史研究中较系统地开始了量化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起，计量方法随着计量手段的更新，已渗入到史学各主要领域，形成了计量史学的新潮流。计量史学就是在历史研究中系统地、有意识地使用各类可计量的史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计量分析，从而得出定量结果并对历史现象作出定性说明与解释。法国计量史学的主要趋势被称为“系列史”的新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是指在一个长时段中，将重复出现的、每隔一定时间或阶段可进行相互比较的同类历史现象的不同系列；随后，研究者再对这些现象进行同时的和历时的分析。即要研究特点历史时间和空间中的社会，不必须按照经济、人口、心态、政治、地理环境与交通状况等一系列内容分类进行系列分析，从而多层次地把握整体的历史。这是系列史不同于一般计量史学的独特之处。系列史方法从两个方面革新了史学研究：首先是史料处理上的本质革新，单独的史料已不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一种史料的意义只有把它置于其前后相关的系列之中才能进行观察。这导致了研究者有意识的对史料进行系统收集、集中分析和统计处理，而可统计、可量化的史料也就远远超出纯数字、纯经济的范围，凡具有系列特点的史料都被纳入系列史量化分析的范围之内（“结构性的数字资料”和“非结构性的数字资料”）。其次，它改变了研究者对历史现象的观察及研究方向。“历史现象”不再是某一单独的历史事件所能代表，而是在特定时空中相关的历史现象系列的综合反映。它体现了结构研究、局势分析的必要性，这就开拓了总体史的发展道路。
E. 史学领域的新开拓。
第一，社会史研究：加强了对特定历史社会中的各种利益集团、社会阶层的实证研究，同时将研究对象扩大到了社会边缘阶层。由此又进一步推动了心态史、物质文明史、人口史、
经济史、政治史等领域的研究。
第二，经济史研究：20世纪50至70年代，法国的经济史研究主要受两大方向的影响：一是以西米昂、拉布鲁斯为代表的方向，这一方向以价格、工资、经济危机等局势研究为中心，逐步扩及社会史的领域，从而对历史经济现象作出说明。二是以布罗代尔等人为代表的方向，着眼于长时段的经济宏观运动，力图把握一个特定区域在历史长时期中的经济结构及其演进。这一方向促使经济史研究与生态环境史、物质文明史研究相联系。从20世纪60年代起，法国经济史学界受到了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挑战。新经济史学派利用现代统计手段与各种数学模型，借助电脑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作出各种相关因素的计量分析，从而建立了一套迥异于传统经济史研究的解释机制。计量经济学、计算机技术与史学的科学化倾向是导致这一学派产生的三个基本因素。对于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挑战，法国史学界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推动了法国经济史研究的精确化、计量化与技术的电脑化。但他们认为新经济史常常需要对研究对象作十分明确的限定，但这样会影响研究整体的准确性。因为在微观上正确的，在宏观上却未必站得住脚。其次，一种经济现象往往会牵涉到大量的非计量因素，而新经济史家往往忽视这些因素的存在。所以，法国人最后还是坚持了其原有的研究范型，不过也在不断对其进行改进。
第三，人口史研究：1946年，J·默伏瑞在《人口》杂志上发表《生存危机与旧制度的人口学》，首次将经济变动曲线与人口变动曲线进行比较分析，开人口史研究之先河。真正奠定人口史研究基础的，是史学家古贝尔与人口学家L·亨利。他们在1952、1953年分别提出了以分析教区记录为主的法国人口史研究方法，从而将人口史研究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法国人口史迅速发展，同时在计量化方面也有长足进步，史料范围也从教区记录扩大到司法记录、职业登记表、税收与财务报告、遗址开发、墓地研究等新材料。更重要的是，这时人口史已逐步超出了纯人口研究的范围而涉及经济史、社会史、医药史、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生态史等领域，从而带动了新史学一系列新领域的开拓与开发，丰富了法国史坛。
第四，文化史研究：主要在大众文化研究、宗教研究及物质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
第五，心态史研究：法国史家从心态的社会性与文化性层次把握“心态”概念，使其成为一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观念及其反映的总称。心态构成了特定社会的价值－信仰－行动体系，这一体系常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特定的文化中并构成了这一文化最基本的层次。研究对象：人们对生活、死亡、爱情与性、家庭、宗教、习俗、政权、财产等的态度、观念与行为方式，等等。研究主题涉及口头传说、神话传奇、民俗民风、日常规范等。文献范围也从传统文献扩展到非文字材料，研究方法除了史学方法之外，还运用了肖像学、碑铭学、符号学等方法，体现了鲜明的跨学科色彩。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是心态史的繁荣时期，其后心态史研究逐步转向更为深层的文化的研究，有发展为历史人类学的趋势。
第六，政治史研究：年鉴学派虽然强调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但并非反对政治史这一领域本身。他们反对的是传统史学对政治史的研究方式。当他们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研究重视事件序列的研究方式时，政治史研究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从整体上看，政治史新潮流有三个方向：从社会、经济角度研究政治；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政治；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分析政治史。
F. 对年鉴学派基本概念的疑问。
第一，如何看待长时段与短时段的概念性。
第二，如何看待整体史与局部历史的关系。
第三，如何看待定量与定性的关系？如何协调历史研究中描述性语言与分析性语言？ ②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兴起于二战后，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来接受，法国、意大利、美国、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都有所发展，其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影响较大。代表人物：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
汤普森。简介（政治活动家和“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主张史学应由马克思主义指导，又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认为从来没有什么固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他反对用理论公式剪裁历史，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的滥用，反对经济决定论以及否定人的作用的种种做法。他反对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他的研究重点是劳工史和文化史，
反传统和重视文化因素是其历史研究的主要特色。
霍布斯鲍姆。偏重于经济史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是劳工史、农民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他接受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主张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传统理论模式，并从史学方法论上总结、概括和构筑了英国的新社会史研究（《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他主张的史学研究模式很具体，认为研究者应从物质环境和历史环境入手，进而研究生产力和生产技术、随后产生的经济结构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再研究制度、社会及活动鞥大。这样做社会结构的框架就建立起来了，产生社会结构的其他因素特征和细节也可以通过比较研究来确定。这个模式基本上就是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的模式：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他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有用的操作模式。他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一般性断代史著作和专题论文两种。断代史著作有《工业和帝国》，《资本的年代》（1848－1875）、《革命的年代》（1789－1848）、《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等。他对劳工史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以专题论文形式出现的，主要收在《劳工们》（1964）和《劳工界》（1984）两本论文集中。他的盗匪研究很著名，《最初的反叛》、《盗匪》、《斯温大尉》等著作已成为社会史方面的名著。
③计量历史学派。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渐发展起来，以美国计量历史学派为代表（包括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三个学派）。代表人物有康拉德、福格尔、恩格尔曼、戴维斯、诺思、本森、塞恩思特鲁姆等。
A. 计量史学的成就：
第一，计量史学的最大成就在于使计量分析方法成为历史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发生了重大变革。
第二，电子计算机对历史数据的收集、储存和处理，能使卷帙浩繁的史料得到充分利用，便于发掘历史研究的新资料和提出新问题。
第三，计量史学不仅扩大了历史学的资料范围，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为史学中某些原理或长期引起争议的问题提供了更明晰、更精确的解决途径。（归并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
B. 计量分析方法的局限
第一，计量方法作为理解历史的工具是有局限性的，因此把计量方法当成普遍的乃至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认为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应当公式化和得出定量判断的观点乃是错误的。
第二，历史资料的特性决定了计量方法运用本身的缺陷。
第三，在历史上发生作用的许多非数字化的因素——意义、价值、观念，使计量研究方法无法作出完整的解释。
第四，计量方法较之定性描述的方法在使用和理解上需要花费更大的气力。
第五，历史研究中的计量分析方法太琐碎，使用范围有限，还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和人力，而其效果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理想。
④新史学的弊端。
三、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
1、现代史学的主要理论前提：科学理性（“大叙述”或“元叙述”）、普遍人性、史料或文本的独立性与确定性。
依哈布·哈山（Ihab Hassan）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比：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浪漫主义/象征主义 达达主义
讲究形式 反对形式
目的明确 随心所欲
刻意规划 随遇而安
等级森严 无法无天
艺术对象/作品完整 临场发挥/随时创造
冷漠客观 参与其间
一统天下 四分五裂
中心突出 漫无中心
类别清楚/界限分明 皆是文本/文本交叉
因果关系 文本不同
阅读理解 边读边解
叙述清晰 有头无尾/有尾无头
深入透彻 肤浅表面
上帝之父 鬼魂之灵
铁的规律 随时变化
超越经验 瞬时即逝
2、后现代主义对近代历史方法论的挑战
①后现代主义取消了对真实和事实的追求，历史知识只是一种解释或解读，没有真实的历史可言。
②没有必要搜求所谓原始、档案材料，因为没有第一手与第二手史料的区分，它们都是文本而已。
③没有必要尊重古人或历史的当事人，因为他们的作品或回忆并不一定与事实更接近。古人与今人一样，都只是提供了一种有关过去的解释。
3、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写作的影响
①对西方历史学中的“大写历史”的否定，即那些以反对西欧中心论为目的的作品。这类作品代表的是世界史研究的新潮流，反映了后殖民主义时代史学的发展。
②那些注重原来历史学中的“他者”，即下层社会、妇女和少数民族的作品。这些作品形成了几个流派，诸如“新文化史”、“微观史”和“日常史”，在西方史学界正方兴未艾，日益引人注目。这些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人类学、比较文化学的影响。
③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写作的作品，企业取消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过去与现在的界限以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代表作是海登·怀特的《元史学》。
4、如何认识后现代主义史学？
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于现代史学的挑战以及以此对其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大的。这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史学从分析语言的不确定性、局限性和倾向性等具体的形式入手，不但明确地肯定了历史主观主义的存在，而且也对现代史学的主要基础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第一，后现代史学否定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学术性，认为能反映客观事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常常是人们用虚构的方法或用语言修辞这种形式建立起来的。第二，后现代史学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认为历史学家在写历史著作时，并不拥有一种独立于日常语言之外的特殊语言，他们的语言必然融入日常语言所带有的道德含义和文化成见。第三，后现代史学否定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历史无非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的写作具有文学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历史著作就本质而言就具有文学的性质。第四，后现代史学否定历史的主体——人的存在。他们认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不但快速改变着客观世界，而且也改变着人类的主观世界以及人类自我认识的方式，知识经济和消息网络化把世界变成了一系列可以复制的符号，人则成为某种数据或参数，这样，人作为历史的主体也就消失了，而历史主体的消失实际上也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凡此种种都表明，如果后现代史学被接受的话，那么，历史学就根本无法存在。即使能存在的话，其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目的和内容、研究著作的表述方式以及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等等都得重新考虑。
然而，在对后现代史学的主要作品和观点进行认真研读后，我们也能发现，后现代史学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过分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实际上已经走上了“语言决定论”的道路。第二，强调文本独立性、个体性，从而忽略了文本与其它相关文本之间的关系，使原来统一的历史变成头绪混杂、散乱不堪的历史，使原来可以认识的东西失去了认识的可能。第三，根本否认或割断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使语言变成了与事实毫无关系的独立物。后现代主义者研究的历史显然就是指这种独立物。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的史学没有真相，有的只是关于真相的看法，史学家建构的过去并非历史的真实，而只是用语言组成的自以为真相的东西。这些史学虚无主义化的观点显然是建立在对语言或文本这种独立物认识的基础上的。而从实践上说，这种认识肯定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建立这种认识的基础不是事实与事实的表现形式---语言之间的统一，而是它们之间的分离。大家都知道，历史首先是历史事实，随后是历史认识，最后才是历史语言。语言之所以
能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完全是因为语言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事实。后现代史学把历史仅仅看作是话语，否认话语的基础是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这一事实，这显然是不对的。如果没有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事实，没有对客观事实有所认识，那么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历史话语。总之，人们不能因为历史事件已经过去，就否认它的存在，更不能因为历史事实无法再现，而否认历史学的认识功能，从而走上历史虚无主义的道路。
后现代史学不但有其不合理的地方，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具有很大的危害性。首先，从政治上讲，这种理论由于否定历史真相的存在，否定人们能够具有认识历史真相的能力，所以，它在客观上为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政治野心家或军国主义者否认甚至篡改自己的历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对于史学界而言，由于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一切都是相对的，史学根本不可能达到求真的目的。所以历史学家为求真而付出的所有劳动都是徒劳的，没有任何价值。既然历史学不能揭示真相，历史作品的评判标准也就失去了作用，历史著作与著作之间的好坏高低自然也不复存在，所有的历史学训练也就成了多余的事。其结果必然是走向历史相对主义，从而造成史学界的极大混乱。当然，这些理论确实也为急功近利者或非职业历史学家提供了一条“超越”前人的捷径。而从现有的情况看，真正对史学研究进行严厉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者多半也都是不做实际研究工作的史学家。
不过，后现代史学虽然有其明显的缺陷，但不能否认，它确实给人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为人们提供了重新认识世界和真理的新的视角。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后现代史学首先提出了历史表述中语言的主观性问题，这是一直都被人们所忽略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历史不仅涉及过去本身，而且还涉及为了了解过去而被历史学家创造出来的语言。语言主观性的发现和研究对于历史学的求真意义深远，应该说，这是历史认识论史上的一大进步。它有助于促使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更加注意对史料的鉴别和判断；更加注意自身的局限，努力避免史学家本身可能出现的政治和文化偏见；更加注意语言文字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尽量在审视历史文献和表述历史内容方面做得更加准确，使历史认识更加接近于历史事实。
西方史学理论发展趋势
一、参考书目
1、（法）吕西安·费弗尔著，许明龙译：《莱茵河：历史、神话和现实》，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法）保罗·利科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3、（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4、（法）雷蒙·阿隆著，西尔维·梅祖尔编注，冯学俊、吴泓渺译：《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5、（美）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美）杰姆逊著，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杨豫著：《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张广智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严建强、王渊明著：《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1、王晴佳著：《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
12、王晴佳著：《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4、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王岳川著：《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二、西方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移
1、传统史学及其缺陷
①兰克与实证主义史学：以实证性和经验性为主要特征。认为历史研究应限于政治和军事，研究对象应是历史上的精英人物。兰克学派（德国以柏林大学为中心，在法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朗格卢瓦和瑟诺博斯，在英国是以阿克顿为首的“剑桥学派”，在美国则是班克罗夫特等人）。口号：“如实直书”。（与之相应的历史哲学被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
②根本缺陷：
A. 研究对象过于狭窄，忽视了政治和军事之外的丰富社会内容，把历史简单化、贫乏化了。同时将历史变为伟人传记而忽视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B. 研究方法过于强调文献考证和事实描述，实际上排斥了概括、解释和理论。
C.忽视了历史认识论问题，把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完全割裂，表现出机械的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立场，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和忽视历史认识特点的缺陷。
2、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突破（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
第一， 批判的先声。
①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1751年）、《论世界各国的风尚和精神》（1756年）。
②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年）。
③博克尔：《英国文明史导论》（上卷1857年，下卷1861年）。
④H·沃恩的理论批判（1848年）。
第二，批判和突破的深入。
①政治史家舍费尔与文化史家戈泰因的争论。
②兰普雷希特与兰克学派的争论。
3、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移（20世纪上半叶）
①新史学的先驱亨利·贝尔：1900年创办《历史综合杂志》（1931年更名为《综合杂志》），主编《人类的演进》（计划100卷，1920－1965年出版了65卷）。他明确指出新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体现在历史综合中的跨学科研究，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综合其他学科形成一种新的史学模式。
②美国新史学的领军人物鲁滨逊：《新史学》（1912年）。他主张新史学应包含人类过
去的全部活动；十分强调史学的功用或“实用价值”，主张研究历史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寻找“新同盟军”。
③法国年鉴学派的诞生：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他们奠定了新史学的范型（年鉴学派第一代）。
A. 提出了“总体史”概念，认为历史应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但当时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经济的和社会的层次以及作为群体的人的研究。
B. 强调“问题史学”，强调“分析”、“提问”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以反对传统史学的叙事史。
主要作品：
费弗尔（1878－1956）的《腓力二世和弗朗什一孔泰地区：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1912年）、《大地和人类的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1922年）、《一种命运：马丁·路德》（1928年）、《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关于艾帕塔美隆——神圣的爱、世俗的爱》（1944年）。
布洛克（1886－1944）的《国王和农奴：卡佩王朝史的一面》（1920年）、《会魔术的国王们》（1924年）、《法国乡村历史的原始特征》（1931年）、《封建社会》（1939－1940年）。
勒费弗尔（1874－1959）的《大革命期间贝尔格区物质资料史的有关资料》（1914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1924年）、《恐怖时期农业问题》（1932年）、《1789年的大恐惧》（1932年）。
西米昂（1837－1935）的《工资、社会演进和货币：工资的实证理论试验》（1932年）、《世界危机和长阶段中的经济变动》（1932年）、《16至19世纪价格的一般运动研究》（1933年）。
④新史学在其他地区的兴起。
英国史家托尼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年）是运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的题材研究历史的第一位史学家，W·霍斯金斯的《1688－1800年埃克塞特的工业和贸易》（1935年）则是英国地方史的早期开拓者之一。
在美国，运用新的研究角度解释历史（包括政治史）的作品也已出现。代表人物是查尔斯·比尔德（1874－1948），其主要著作有《美国宪法之经济的解释》（1913年）、《杰弗逊民主制的经济起源》（1915年）、《美国文明的兴起》上下卷（与其妻合著，1927年）。
共同特点：打破了政治史的垄断，而向其他研究领域突破。当时最主要的新领域是社会史和经济史。在社会史的开拓方面很有影响的是勒费弗尔、布洛克、费弗尔等，在经济史方面成效显著的首推西米昂和拉布鲁斯，比尔德则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政治史，可谓别开生面。此外，布洛克和费弗尔还从新的人类学的视角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史，成为战后年鉴学派新一代兴起的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的先声。
但总的来说，当时西方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传统史学，传统的政治史和叙事史牢牢占据着大学讲坛，不过新史学的迅速发展表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方向。
4、新史学成为主流及其变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①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变化。
A. 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控制大学和学院的教席，通过社会传播媒介扩大影响，逐步成为史学界的主流。
B. 第二代年鉴学派（战后至1968年）：布罗代尔为代表，还有古贝尔、维拉、芒德鲁等。布罗代尔不仅继承了第一代的总体史概念，而且从理论上和研究实践上发展了它。他理论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关于“长时段”的概念，即关于历史时间的理论。他认为，历史时间并不是单一的，它可以分为三种，分别表达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即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长时段是几乎不动的历史时间，反映了人们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种近乎自然史的时间，或称地理、生态环境的时间。中时段反映一种具有缓慢节奏的历史，这种历史常表现为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人口的变动等，这是社会史的时间。短时段是传统史学的历史时间，或称个人、事件史的时间，常表现为各种迅速发生、变动的历史事件。布罗代尔认为，不同的时间反映历史的不同层次和不同节奏。短时段时间只能反映历史表层的运动，具有短
促的、快速的历史节奏。这种时间转瞬即逝，对历史发展影响甚微。短时段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是中时段的历史波动，而长时段历史，即结构，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代表作：《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1967年，第二、三卷1979年）。这两部作品确立了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和范型。
C. 第三代年鉴学派（1968年以后）：勒高夫为代表，还有勒胡瓦拉杜里、费罗等人。年鉴学派本身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其一，不再像第一、第二代那样有一、二个主要的代表人物，而是群雄纷起；其二，表现在理论、方法、主张上也不再有统一的特征，而是纷繁多样。年鉴学派逐渐丧失其严格的学派性，更无法全面概括一切新史学潮流。1978年，勒高夫提出“新史学”的名称，用以概括已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新潮。它是年鉴学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反映了年鉴学派的成功和变化。
D. 年鉴学派在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上的贡献。
随着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提出，“长时段”和“结构”的概念就成为史学界的重要概念，“长时段”研究方向也研究了整整一代史学家。它在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上的贡献在于：
第一，启发史学家研究长时段历史与中等时段的局势史，而有意淡化对短时段的事件史的研究。
第二，进一步推动了历史写作方式由描述性语言向分析性语言的转变，由此进一步充实了“问题史学”这一方法论模式的内涵：史学概念化不断加强，史学概念的精确化与适用性成为历史学家必须掌握的基本工作方式。
第三，历史结构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结构”（布罗代尔）：“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组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对它的推动也非常缓慢。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它们迟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进程。其他一些结构则很快地分化瓦解。但所有的结构都既是历史的支撑物，又是历史的障碍物。说它们是障碍物，是因为它们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人类和人类的经验很少能超越这些限制。”从这个定义出发，“结构”一词反映的是人类历史中各现象系列的复杂组合与整体状态，这种组合与整体状态随着时间的消逝（以长时段为度量单位）而发生局部或整体的变动。历史结构研究就是要注意历史中那些重复性的、周期反复的、在一个漫长时期中稳定或几乎稳定存在的现象或事物，把这些现象或事物看作一种结构去加以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这种研究方法其实强调的是一种研究视角，通过这一视角，能使研究者把握历史运动的深层现象，从而加深对历史整体的认识。
第四，计量分析方法的兴起。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米昂、拉布鲁斯等人就在其经济史研究中较系统地开始了量化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起，计量方法随着计量手段的更新，已渗入到史学各主要领域，形成了计量史学的新潮流。计量史学就是在历史研究中系统地、有意识地使用各类可计量的史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计量分析，从而得出定量结果并对历史现象作出定性说明与解释。法国计量史学的主要趋势被称为“系列史”的新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是指在一个长时段中，将重复出现的、每隔一定时间或阶段可进行相互比较的同类历史现象的不同系列；随后，研究者再对这些现象进行同时的和历时的分析。即要研究特点历史时间和空间中的社会，不必须按照经济、人口、心态、政治、地理环境与交通状况等一系列内容分类进行系列分析，从而多层次地把握整体的历史。这是系列史不同于一般计量史学的独特之处。系列史方法从两个方面革新了史学研究：首先是史料处理上的本质革新，单独的史料已不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一种史料的意义只有把它置于其前后相关的系列之中才能进行观察。这导致了研究者有意识的对史料进行系统收集、集中分析和统计处理，而可统计、可量化的史料也就远远超出纯数字、纯经济的范围，凡具有系列特点的史料都被纳入系列史量化分析的范围之内（“结构性的数字资料”和“非结构性的数字资料”）。其次，它改变了研究者对历史现象的观察及研究方向。“历史现象”不再是某一单独的历史事件所能代表，而是在特定时空中相关的历史现象系列的综合反映。它体现了结构研究、局势分析的必要性，这就开拓了总体史的发展道路。
E. 史学领域的新开拓。
第一，社会史研究：加强了对特定历史社会中的各种利益集团、社会阶层的实证研究，同时将研究对象扩大到了社会边缘阶层。由此又进一步推动了心态史、物质文明史、人口史、
经济史、政治史等领域的研究。
第二，经济史研究：20世纪50至70年代，法国的经济史研究主要受两大方向的影响：一是以西米昂、拉布鲁斯为代表的方向，这一方向以价格、工资、经济危机等局势研究为中心，逐步扩及社会史的领域，从而对历史经济现象作出说明。二是以布罗代尔等人为代表的方向，着眼于长时段的经济宏观运动，力图把握一个特定区域在历史长时期中的经济结构及其演进。这一方向促使经济史研究与生态环境史、物质文明史研究相联系。从20世纪60年代起，法国经济史学界受到了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挑战。新经济史学派利用现代统计手段与各种数学模型，借助电脑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作出各种相关因素的计量分析，从而建立了一套迥异于传统经济史研究的解释机制。计量经济学、计算机技术与史学的科学化倾向是导致这一学派产生的三个基本因素。对于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挑战，法国史学界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推动了法国经济史研究的精确化、计量化与技术的电脑化。但他们认为新经济史常常需要对研究对象作十分明确的限定，但这样会影响研究整体的准确性。因为在微观上正确的，在宏观上却未必站得住脚。其次，一种经济现象往往会牵涉到大量的非计量因素，而新经济史家往往忽视这些因素的存在。所以，法国人最后还是坚持了其原有的研究范型，不过也在不断对其进行改进。
第三，人口史研究：1946年，J·默伏瑞在《人口》杂志上发表《生存危机与旧制度的人口学》，首次将经济变动曲线与人口变动曲线进行比较分析，开人口史研究之先河。真正奠定人口史研究基础的，是史学家古贝尔与人口学家L·亨利。他们在1952、1953年分别提出了以分析教区记录为主的法国人口史研究方法，从而将人口史研究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法国人口史迅速发展，同时在计量化方面也有长足进步，史料范围也从教区记录扩大到司法记录、职业登记表、税收与财务报告、遗址开发、墓地研究等新材料。更重要的是，这时人口史已逐步超出了纯人口研究的范围而涉及经济史、社会史、医药史、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生态史等领域，从而带动了新史学一系列新领域的开拓与开发，丰富了法国史坛。
第四，文化史研究：主要在大众文化研究、宗教研究及物质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
第五，心态史研究：法国史家从心态的社会性与文化性层次把握“心态”概念，使其成为一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观念及其反映的总称。心态构成了特定社会的价值－信仰－行动体系，这一体系常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特定的文化中并构成了这一文化最基本的层次。研究对象：人们对生活、死亡、爱情与性、家庭、宗教、习俗、政权、财产等的态度、观念与行为方式，等等。研究主题涉及口头传说、神话传奇、民俗民风、日常规范等。文献范围也从传统文献扩展到非文字材料，研究方法除了史学方法之外，还运用了肖像学、碑铭学、符号学等方法，体现了鲜明的跨学科色彩。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是心态史的繁荣时期，其后心态史研究逐步转向更为深层的文化的研究，有发展为历史人类学的趋势。
第六，政治史研究：年鉴学派虽然强调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但并非反对政治史这一领域本身。他们反对的是传统史学对政治史的研究方式。当他们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研究重视事件序列的研究方式时，政治史研究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从整体上看，政治史新潮流有三个方向：从社会、经济角度研究政治；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政治；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分析政治史。
F. 对年鉴学派基本概念的疑问。
第一，如何看待长时段与短时段的概念性。
第二，如何看待整体史与局部历史的关系。
第三，如何看待定量与定性的关系？如何协调历史研究中描述性语言与分析性语言？ ②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兴起于二战后，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来接受，法国、意大利、美国、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都有所发展，其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影响较大。代表人物：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
汤普森。简介（政治活动家和“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主张史学应由马克思主义指导，又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认为从来没有什么固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他反对用理论公式剪裁历史，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的滥用，反对经济决定论以及否定人的作用的种种做法。他反对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他的研究重点是劳工史和文化史，
反传统和重视文化因素是其历史研究的主要特色。
霍布斯鲍姆。偏重于经济史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是劳工史、农民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他接受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主张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传统理论模式，并从史学方法论上总结、概括和构筑了英国的新社会史研究（《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他主张的史学研究模式很具体，认为研究者应从物质环境和历史环境入手，进而研究生产力和生产技术、随后产生的经济结构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再研究制度、社会及活动鞥大。这样做社会结构的框架就建立起来了，产生社会结构的其他因素特征和细节也可以通过比较研究来确定。这个模式基本上就是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的模式：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他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有用的操作模式。他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一般性断代史著作和专题论文两种。断代史著作有《工业和帝国》，《资本的年代》（1848－1875）、《革命的年代》（1789－1848）、《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等。他对劳工史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以专题论文形式出现的，主要收在《劳工们》（1964）和《劳工界》（1984）两本论文集中。他的盗匪研究很著名，《最初的反叛》、《盗匪》、《斯温大尉》等著作已成为社会史方面的名著。
③计量历史学派。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渐发展起来，以美国计量历史学派为代表（包括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三个学派）。代表人物有康拉德、福格尔、恩格尔曼、戴维斯、诺思、本森、塞恩思特鲁姆等。
A. 计量史学的成就：
第一，计量史学的最大成就在于使计量分析方法成为历史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发生了重大变革。
第二，电子计算机对历史数据的收集、储存和处理，能使卷帙浩繁的史料得到充分利用，便于发掘历史研究的新资料和提出新问题。
第三，计量史学不仅扩大了历史学的资料范围，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为史学中某些原理或长期引起争议的问题提供了更明晰、更精确的解决途径。（归并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
B. 计量分析方法的局限
第一，计量方法作为理解历史的工具是有局限性的，因此把计量方法当成普遍的乃至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认为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应当公式化和得出定量判断的观点乃是错误的。
第二，历史资料的特性决定了计量方法运用本身的缺陷。
第三，在历史上发生作用的许多非数字化的因素——意义、价值、观念，使计量研究方法无法作出完整的解释。
第四，计量方法较之定性描述的方法在使用和理解上需要花费更大的气力。
第五，历史研究中的计量分析方法太琐碎，使用范围有限，还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和人力，而其效果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理想。
④新史学的弊端。
三、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
1、现代史学的主要理论前提：科学理性（“大叙述”或“元叙述”）、普遍人性、史料或文本的独立性与确定性。
依哈布·哈山（Ihab Hassan）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比：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浪漫主义/象征主义 达达主义
讲究形式 反对形式
目的明确 随心所欲
刻意规划 随遇而安
等级森严 无法无天
艺术对象/作品完整 临场发挥/随时创造
冷漠客观 参与其间
一统天下 四分五裂
中心突出 漫无中心
类别清楚/界限分明 皆是文本/文本交叉
因果关系 文本不同
阅读理解 边读边解
叙述清晰 有头无尾/有尾无头
深入透彻 肤浅表面
上帝之父 鬼魂之灵
铁的规律 随时变化
超越经验 瞬时即逝
2、后现代主义对近代历史方法论的挑战
①后现代主义取消了对真实和事实的追求，历史知识只是一种解释或解读，没有真实的历史可言。
②没有必要搜求所谓原始、档案材料，因为没有第一手与第二手史料的区分，它们都是文本而已。
③没有必要尊重古人或历史的当事人，因为他们的作品或回忆并不一定与事实更接近。古人与今人一样，都只是提供了一种有关过去的解释。
3、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写作的影响
①对西方历史学中的“大写历史”的否定，即那些以反对西欧中心论为目的的作品。这类作品代表的是世界史研究的新潮流，反映了后殖民主义时代史学的发展。
②那些注重原来历史学中的“他者”，即下层社会、妇女和少数民族的作品。这些作品形成了几个流派，诸如“新文化史”、“微观史”和“日常史”，在西方史学界正方兴未艾，日益引人注目。这些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人类学、比较文化学的影响。
③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写作的作品，企业取消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过去与现在的界限以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代表作是海登·怀特的《元史学》。
4、如何认识后现代主义史学？
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于现代史学的挑战以及以此对其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大的。这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史学从分析语言的不确定性、局限性和倾向性等具体的形式入手，不但明确地肯定了历史主观主义的存在，而且也对现代史学的主要基础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第一，后现代史学否定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学术性，认为能反映客观事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常常是人们用虚构的方法或用语言修辞这种形式建立起来的。第二，后现代史学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认为历史学家在写历史著作时，并不拥有一种独立于日常语言之外的特殊语言，他们的语言必然融入日常语言所带有的道德含义和文化成见。第三，后现代史学否定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历史无非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的写作具有文学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历史著作就本质而言就具有文学的性质。第四，后现代史学否定历史的主体——人的存在。他们认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不但快速改变着客观世界，而且也改变着人类的主观世界以及人类自我认识的方式，知识经济和消息网络化把世界变成了一系列可以复制的符号，人则成为某种数据或参数，这样，人作为历史的主体也就消失了，而历史主体的消失实际上也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凡此种种都表明，如果后现代史学被接受的话，那么，历史学就根本无法存在。即使能存在的话，其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目的和内容、研究著作的表述方式以及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等等都得重新考虑。
然而，在对后现代史学的主要作品和观点进行认真研读后，我们也能发现，后现代史学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过分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实际上已经走上了“语言决定论”的道路。第二，强调文本独立性、个体性，从而忽略了文本与其它相关文本之间的关系，使原来统一的历史变成头绪混杂、散乱不堪的历史，使原来可以认识的东西失去了认识的可能。第三，根本否认或割断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使语言变成了与事实毫无关系的独立物。后现代主义者研究的历史显然就是指这种独立物。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的史学没有真相，有的只是关于真相的看法，史学家建构的过去并非历史的真实，而只是用语言组成的自以为真相的东西。这些史学虚无主义化的观点显然是建立在对语言或文本这种独立物认识的基础上的。而从实践上说，这种认识肯定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建立这种认识的基础不是事实与事实的表现形式---语言之间的统一，而是它们之间的分离。大家都知道，历史首先是历史事实，随后是历史认识，最后才是历史语言。语言之所以
能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完全是因为语言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事实。后现代史学把历史仅仅看作是话语，否认话语的基础是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这一事实，这显然是不对的。如果没有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事实，没有对客观事实有所认识，那么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历史话语。总之，人们不能因为历史事件已经过去，就否认它的存在，更不能因为历史事实无法再现，而否认历史学的认识功能，从而走上历史虚无主义的道路。
后现代史学不但有其不合理的地方，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具有很大的危害性。首先，从政治上讲，这种理论由于否定历史真相的存在，否定人们能够具有认识历史真相的能力，所以，它在客观上为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政治野心家或军国主义者否认甚至篡改自己的历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对于史学界而言，由于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一切都是相对的，史学根本不可能达到求真的目的。所以历史学家为求真而付出的所有劳动都是徒劳的，没有任何价值。既然历史学不能揭示真相，历史作品的评判标准也就失去了作用，历史著作与著作之间的好坏高低自然也不复存在，所有的历史学训练也就成了多余的事。其结果必然是走向历史相对主义，从而造成史学界的极大混乱。当然，这些理论确实也为急功近利者或非职业历史学家提供了一条“超越”前人的捷径。而从现有的情况看，真正对史学研究进行严厉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者多半也都是不做实际研究工作的史学家。
不过，后现代史学虽然有其明显的缺陷，但不能否认，它确实给人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为人们提供了重新认识世界和真理的新的视角。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后现代史学首先提出了历史表述中语言的主观性问题，这是一直都被人们所忽略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历史不仅涉及过去本身，而且还涉及为了了解过去而被历史学家创造出来的语言。语言主观性的发现和研究对于历史学的求真意义深远，应该说，这是历史认识论史上的一大进步。它有助于促使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更加注意对史料的鉴别和判断；更加注意自身的局限，努力避免史学家本身可能出现的政治和文化偏见；更加注意语言文字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尽量在审视历史文献和表述历史内容方面做得更加准确，使历史认识更加接近于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