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乔占祥状告铁道部案
彭江民
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乔占祥律师就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格上浮一事状告铁道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本案之所以引起关注，原因大致有三点。其一，火车票价格调整涉及到太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在春运期间，这一问题尤其显得敏感和牵动人心;其二，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格上浮已实行多年，多数人已经习以为常，至少在乔占祥律师之前，还没有人依照法律规定、通过法律途径就这一事件去讨一个正式说法;其三，本案的被告铁道部，是部一级的政府机关。
由于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调解，本案最终肯定会是一个胜诉败诉的结果。但是，就本案的反响和典型示范效果而言，案件本身的胜败结果已经不重要，透过本案向社会公众所传播、普及、倡导的法治精神，尤其具有积极意义。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载入我国《宪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有赖于法治精神在全社会的普及和认同。法治精神的基本理念就是“法律至上、依法办事”，这在我国也不是什么新概念，《宪法》当中早有明文规定，只是这一理念的普及和认同程度还远远没有达到法治精神的要求而已。《宪法》中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是法律至上;“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这就是依法办事。在乔占祥状告铁道部一案中，“法律至上、依法办事”这一理念得到了充分体现，并通过本案在广大社会公众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传播和普及。无论本案的胜败结果如何，对于知道本案的每一个行政机关，其依法行政的意识必将会有进一步的提高;对于知道本案的每一个普通百姓，其依法维权的观念必将会有进一步的增强，而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法制观念的增强，恰恰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关重要的基础。
客观地讲，乔占祥状告铁道部一案，是1990年我国建立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制度以来影响较大的行政复议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之一。尽管如此，也很难讲本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目前我国法制建设中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可以肯定地说，本案的发生，本身就是我国法制建设不断进步的标志。聚沙成塔，积流成河，如果人人都能在社会生活中自觉地实践“法律至上、依法办事”的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无疑会大大加快。
从上述意义上讲，本案没有输家，法治精神的普及和法治理念的传播就是最大的胜利。
评高考学生起诉教育部案
彭江民
山东考生就高考分数线差别问题对教育部提出的行政起诉状，不仅引起了人们对现行高考制度合法性的置疑，而且再一次引发了宪法司法化问题的讨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宪法能否像其他法律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这就是所谓的宪法司法化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讳莫如深，但在多数宪政国家都已被司法实践所确认。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对齐玉苓案的判决，在我国首先以个案批复和判决的形式对宪法司法化问题给予充分肯定，这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神圣的、具有最高法律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开始从抽象走向具体，从遥远走向现实。这是一件令人振奋、值得欢呼的事情。宪法本身就是对权利的确认，但权利不应当仅仅被规定在宪法中，如果这些权利在受到侵犯时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则这些权利就不能称之为权利。为了给权利提供最广泛的救济途径，不仅要进一步完善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制度，而且必须尽快确立宪法诉讼制度，这也是宪法司法化的意义之一。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综合起来说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并不是在高考中实行全国统一分数线就是平等，因为地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水平的差异是客观事实，在录取分数线上有所差别也是合理的，有时候实质上的平等必须通过形式上的不平等来实现。但这种差别应当与教育水平相适应而不是相反，应当与宪法精神相符合而不是相违背。北京、山东两地的录取分数线相差100多分，令人难以理解，这是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在现阶段，我们应当承认差别，但人们有权知道理由，考生在法律面前应当获得平等的机会。
高考制度已实行多年，但并不因此而当然合法。教育部有必要对此重新审查，司法机关受理此案也是可行的。由此联想到铁道部在春运期间上调火车票价而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都给我们以同样的启示：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任何
行为都必须贯彻依法治国的宪法要求，公民已被确认的任何权利受到侵犯都应当有获得救济的法律途径。同时，人们有理由相信，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必将促进现代社会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进而推动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进程。
论当今贯彻“三个代表”对法治的作用
匡梓精
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现代法律工作者就法治之建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世界各国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既要遵循共性的法治规律，又要适应个性的国情差异。”我翻阅了许多论文，再加上自己多次反复的思索，我认为，当今我国法治之关键在于民权观念之树立，在于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思想。 无论国家的形式，社会的形式是什么，也不论国家采取的治理方式是什么，我觉得有一点
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能够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无论是法治还是人治都有一个终极的目的——保证民权的实现。因而，如果在整个社会中树立起了民权的观念，不管怎么样，至少可以保证法治终极目的的实现。
其实，我也深信这样一句话：“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1]要想在一个国家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全民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法律的权威。正如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中国虽然有着五千多年历史，但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国人注重的是实惠：信仰观音是为保平安：信仰财神是为发财：信仰文曲是为求功名。因而历史上很少有人会为纯精神上的事物去抛头颅，撒热血，也就不可能发生宗教战争。而且，“在传统的中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和谐，这也是支配人们思想的全部观念。”[2]因而，“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法治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它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理论的准备和证成，除此之外的任何观点和看法都势必具有方法论上缺憾—— 或多或少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否则就是智识上的盲点。法治不能缺少理论的准备与证成，唯其如此，方才能摆脱方法论上的缺陷，并进而真正凸现法治的本来面貌。”[3]
所以，我们不宜急于提出依法治国观念，因为基于我们民族注重实惠这个特点，如果现实中所谓的法治不能达到他们期待的效果，就会被他们误解，他们就会认为法治不过也是一种骗局：中国的百姓对于统治者的欺骗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如杜宴林先生所说，“当现实法治陡现其真貌时，法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逐渐沦为一种稀疏平常的事物，真正的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也就无从培育，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为人所崇拜的东西在事后看来不过如此时，也即崇拜的东西露馅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效果时，法治也就注定了命运的扭曲与失落，又没有足够的理论来予以证成，因而人们对法治也就逐渐缺乏了这种难言的崇拜，反而弃之如蔽履了。一提到法治就摇摇头说它没啥用，这势必使法治失去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而基于中国历史上已经形成了靠青天老爷来维护民权的观念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我们不妨先只继续提出民权的口号，事实上，或许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思想远比法治思想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其实后来毛主席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口号，也是广为国人接受的反映民权思维的口号。只可惜我们没有将这个口号坚持下来。不过，现在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口号，这个口号是继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后的又一个反映民权思维的英明口号，我们如果贯彻好了这个口号，就会为法治思维的确立打好坚实的基础。理由如下:
民权思维有两个层面的要求，其一是要求统治者坚持天下为公，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家天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维占据主要地位，统治者一直把政权当成私有财产来经营，一旦碰到危及个人权力的情况发生，就会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去排斥异己。而百姓也习惯于“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思维，不会去管谁对谁错，更不会去管有没有违反法律。在这样的环境下建立法治，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如果统治者树立起了民权思维，不以个人命运为重，做到依章办事，当好“三个代表”的话，向法治无疑迈了一大步。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只会相信实际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因而，正如姚建宗先生所说，“真正的法治必定抱持这样一个基本的生活信条：尊重生活，尊重每一个作为常人的普通百姓。惟有从常人的日常生活开始的法治，才是可能获得成功的法治;也惟有立足于常人的生活、时刻关注并最终落实于常人的生活之中的法治，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法治。”所以，他们只有看到国家政权的运行确实是依照有关规定，统治者确实是为了大众利益而不惜放弃个人利益，统治者没有越轨办事，他们才会对政权增加信心，才会去自觉按章办事。这样，社会的主流意识无疑会向公平，公正方向发展，而公平，公正恰恰是法治思维的内在要求。其二是要求民众敢于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要在民众中树立起这样一种观点：“每一个人都应当珍视自己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与自由;同时，更应当高度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自觉地维护他人的合法权利与自由。”[4]这个层面是建立是在第一个层面建立的基础上的，但是这个层面又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法治之所以难以建立，与公民维权思维的欠缺不无关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皇权至上”，“官本位”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使国民往往都漠视自己应当具有什么权利，而且对统治者的违法侵权行为视若无睹，在这样的情况下，法治何以得立?而如果我国的百姓能够象西方一些国家的百姓那样，理直气壮地扛起“我是纳税人”的大旗，以主人翁的态度同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做斗争，主动用法律手段维护民事权利，整个社会的秩序感就建立起来了，这样的话，对第一个层面的巩固无疑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民权思维固然带有人治色彩，但是它却符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法治国家的建立并不是制定几部法律，靠几个法律工作者的努力就能完成的，因为对法治国家的建立起决定作用的法治思维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并不是靠几个法律工作者的呼喊就能达到效果的，它需要一个过程。而如果急功近利，往往会适得其反，这一点前面已
分析过了。因此，当前我们要做的只是在民众中普及民权观念，等民权观念形成以后,法治也就相差无几了,.而当今要普及民权观念,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在公务员中贯彻好“三个代表”的思想,另一方面就是在群众中普及权利意识.
评乔占祥状告铁道部案
彭江民
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乔占祥律师就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格上浮一事状告铁道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本案之所以引起关注，原因大致有三点。其一，火车票价格调整涉及到太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在春运期间，这一问题尤其显得敏感和牵动人心;其二，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格上浮已实行多年，多数人已经习以为常，至少在乔占祥律师之前，还没有人依照法律规定、通过法律途径就这一事件去讨一个正式说法;其三，本案的被告铁道部，是部一级的政府机关。
由于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调解，本案最终肯定会是一个胜诉败诉的结果。但是，就本案的反响和典型示范效果而言，案件本身的胜败结果已经不重要，透过本案向社会公众所传播、普及、倡导的法治精神，尤其具有积极意义。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载入我国《宪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有赖于法治精神在全社会的普及和认同。法治精神的基本理念就是“法律至上、依法办事”，这在我国也不是什么新概念，《宪法》当中早有明文规定，只是这一理念的普及和认同程度还远远没有达到法治精神的要求而已。《宪法》中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是法律至上;“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这就是依法办事。在乔占祥状告铁道部一案中，“法律至上、依法办事”这一理念得到了充分体现，并通过本案在广大社会公众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传播和普及。无论本案的胜败结果如何，对于知道本案的每一个行政机关，其依法行政的意识必将会有进一步的提高;对于知道本案的每一个普通百姓，其依法维权的观念必将会有进一步的增强，而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法制观念的增强，恰恰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关重要的基础。
客观地讲，乔占祥状告铁道部一案，是1990年我国建立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制度以来影响较大的行政复议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之一。尽管如此，也很难讲本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目前我国法制建设中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可以肯定地说，本案的发生，本身就是我国法制建设不断进步的标志。聚沙成塔，积流成河，如果人人都能在社会生活中自觉地实践“法律至上、依法办事”的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无疑会大大加快。
从上述意义上讲，本案没有输家，法治精神的普及和法治理念的传播就是最大的胜利。
评高考学生起诉教育部案
彭江民
山东考生就高考分数线差别问题对教育部提出的行政起诉状，不仅引起了人们对现行高考制度合法性的置疑，而且再一次引发了宪法司法化问题的讨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宪法能否像其他法律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这就是所谓的宪法司法化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讳莫如深，但在多数宪政国家都已被司法实践所确认。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对齐玉苓案的判决，在我国首先以个案批复和判决的形式对宪法司法化问题给予充分肯定，这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神圣的、具有最高法律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开始从抽象走向具体，从遥远走向现实。这是一件令人振奋、值得欢呼的事情。宪法本身就是对权利的确认，但权利不应当仅仅被规定在宪法中，如果这些权利在受到侵犯时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则这些权利就不能称之为权利。为了给权利提供最广泛的救济途径，不仅要进一步完善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制度，而且必须尽快确立宪法诉讼制度，这也是宪法司法化的意义之一。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综合起来说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并不是在高考中实行全国统一分数线就是平等，因为地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水平的差异是客观事实，在录取分数线上有所差别也是合理的，有时候实质上的平等必须通过形式上的不平等来实现。但这种差别应当与教育水平相适应而不是相反，应当与宪法精神相符合而不是相违背。北京、山东两地的录取分数线相差100多分，令人难以理解，这是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在现阶段，我们应当承认差别，但人们有权知道理由，考生在法律面前应当获得平等的机会。
高考制度已实行多年，但并不因此而当然合法。教育部有必要对此重新审查，司法机关受理此案也是可行的。由此联想到铁道部在春运期间上调火车票价而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都给我们以同样的启示：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任何
行为都必须贯彻依法治国的宪法要求，公民已被确认的任何权利受到侵犯都应当有获得救济的法律途径。同时，人们有理由相信，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必将促进现代社会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进而推动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进程。
论当今贯彻“三个代表”对法治的作用
匡梓精
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现代法律工作者就法治之建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世界各国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既要遵循共性的法治规律，又要适应个性的国情差异。”我翻阅了许多论文，再加上自己多次反复的思索，我认为，当今我国法治之关键在于民权观念之树立，在于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思想。 无论国家的形式，社会的形式是什么，也不论国家采取的治理方式是什么，我觉得有一点
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能够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无论是法治还是人治都有一个终极的目的——保证民权的实现。因而，如果在整个社会中树立起了民权的观念，不管怎么样，至少可以保证法治终极目的的实现。
其实，我也深信这样一句话：“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1]要想在一个国家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全民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法律的权威。正如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中国虽然有着五千多年历史，但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国人注重的是实惠：信仰观音是为保平安：信仰财神是为发财：信仰文曲是为求功名。因而历史上很少有人会为纯精神上的事物去抛头颅，撒热血，也就不可能发生宗教战争。而且，“在传统的中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和谐，这也是支配人们思想的全部观念。”[2]因而，“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法治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它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理论的准备和证成，除此之外的任何观点和看法都势必具有方法论上缺憾—— 或多或少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否则就是智识上的盲点。法治不能缺少理论的准备与证成，唯其如此，方才能摆脱方法论上的缺陷，并进而真正凸现法治的本来面貌。”[3]
所以，我们不宜急于提出依法治国观念，因为基于我们民族注重实惠这个特点，如果现实中所谓的法治不能达到他们期待的效果，就会被他们误解，他们就会认为法治不过也是一种骗局：中国的百姓对于统治者的欺骗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如杜宴林先生所说，“当现实法治陡现其真貌时，法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逐渐沦为一种稀疏平常的事物，真正的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也就无从培育，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为人所崇拜的东西在事后看来不过如此时，也即崇拜的东西露馅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效果时，法治也就注定了命运的扭曲与失落，又没有足够的理论来予以证成，因而人们对法治也就逐渐缺乏了这种难言的崇拜，反而弃之如蔽履了。一提到法治就摇摇头说它没啥用，这势必使法治失去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而基于中国历史上已经形成了靠青天老爷来维护民权的观念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我们不妨先只继续提出民权的口号，事实上，或许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思想远比法治思想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其实后来毛主席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口号，也是广为国人接受的反映民权思维的口号。只可惜我们没有将这个口号坚持下来。不过，现在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口号，这个口号是继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后的又一个反映民权思维的英明口号，我们如果贯彻好了这个口号，就会为法治思维的确立打好坚实的基础。理由如下:
民权思维有两个层面的要求，其一是要求统治者坚持天下为公，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家天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维占据主要地位，统治者一直把政权当成私有财产来经营，一旦碰到危及个人权力的情况发生，就会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去排斥异己。而百姓也习惯于“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思维，不会去管谁对谁错，更不会去管有没有违反法律。在这样的环境下建立法治，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如果统治者树立起了民权思维，不以个人命运为重，做到依章办事，当好“三个代表”的话，向法治无疑迈了一大步。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只会相信实际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因而，正如姚建宗先生所说，“真正的法治必定抱持这样一个基本的生活信条：尊重生活，尊重每一个作为常人的普通百姓。惟有从常人的日常生活开始的法治，才是可能获得成功的法治;也惟有立足于常人的生活、时刻关注并最终落实于常人的生活之中的法治，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法治。”所以，他们只有看到国家政权的运行确实是依照有关规定，统治者确实是为了大众利益而不惜放弃个人利益，统治者没有越轨办事，他们才会对政权增加信心，才会去自觉按章办事。这样，社会的主流意识无疑会向公平，公正方向发展，而公平，公正恰恰是法治思维的内在要求。其二是要求民众敢于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要在民众中树立起这样一种观点：“每一个人都应当珍视自己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与自由;同时，更应当高度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自觉地维护他人的合法权利与自由。”[4]这个层面是建立是在第一个层面建立的基础上的，但是这个层面又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法治之所以难以建立，与公民维权思维的欠缺不无关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皇权至上”，“官本位”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使国民往往都漠视自己应当具有什么权利，而且对统治者的违法侵权行为视若无睹，在这样的情况下，法治何以得立?而如果我国的百姓能够象西方一些国家的百姓那样，理直气壮地扛起“我是纳税人”的大旗，以主人翁的态度同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做斗争，主动用法律手段维护民事权利，整个社会的秩序感就建立起来了，这样的话，对第一个层面的巩固无疑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民权思维固然带有人治色彩，但是它却符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法治国家的建立并不是制定几部法律，靠几个法律工作者的努力就能完成的，因为对法治国家的建立起决定作用的法治思维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并不是靠几个法律工作者的呼喊就能达到效果的，它需要一个过程。而如果急功近利，往往会适得其反，这一点前面已
分析过了。因此，当前我们要做的只是在民众中普及民权观念，等民权观念形成以后,法治也就相差无几了,.而当今要普及民权观念,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在公务员中贯彻好“三个代表”的思想,另一方面就是在群众中普及权利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