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穆陶
文学评论 1996年03期
“历史应当是活着的，它不应该睡去，也不会睡去。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躁动着、思索着、反省着、前进着。”在长篇系列《鸦片战争》第一部《林则徐》的序言中，我曾这样表达过我对历史的认识。
人类用自己的喜怒哀乐、拼搏奋争谱写了历史。辉煌的，暗淡的，悲壮的，苦难的。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会听到历史的声音。不是课堂上学生诵读历史的琅琅声，而是来自历史本身的回音：地覆天翻，叱咤雷鸣，升平歌舞，悲愤长啸……
于是我愈益相信：历史是活着的。
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上，有过那么一个时期：腐败、落后、闭关自守；从以君临天下自居的皇帝到从属于他的大大小小的臣工，在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国土上，自以为是地喧嚣着，舞蹈着，忙碌着。在这样的国家机器的内部，有的机件生锈了，运转不灵；有的则生了霉菌，甚至已经恶变成了不治之症的毒瘤。而他们却依然故我，习惯于饮鸩止渴。直至觉得病入膏肓，大势将去，方才惊慌失措，大呼来人，欲抽薪止沸，但锅里的水已经沸得不多，所余无几。当此时也，纵有勇壮效命之士，已无济于大厦将倾之危！这就是十九世纪中国鸦片战争爆发前后的情景。
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在饮鸩，在吸毒。他们吸的是一种特别的毒剂——鸦片。乾隆三十八年以前，葡萄牙人首先贩运鸦片来华。那些贩卖鸦片者，原是一些以谋利发财为目的的商人。这些人并非不知鸦片是害人的毒品，只因他们的人性及道德一经被钱迷惑，就变了。变得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英国殖民主义者继踵葡萄牙之后，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从此贩毒者日多，吸毒者日众。于是病国之相露了端倪，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忧虑起来。那时的雍正皇帝也觉察到问题的严重，开始申令禁烟，并制定了许多措施。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到鸦片战争爆发的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清政府上自朝廷，下至督抚衙门，先后发布过几十道严禁鸦片的谕旨、文告，但总是松松紧紧，禁禁停停，一直不能凑效：贩运者照贩，吸食者照吸。到了林则徐出来，向道光皇帝提出严禁鸦片措施的时候，鸦片之害已遍及全国上下，一场空前灾难已迫在眉睫了！
历史告诉人们，禁烟不能凑效的原因，不是因为鸦片商人神通广大，也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天生喜毒，不可理喻；而是因为制定和执行禁烟措施的人们在承心地玩弄着既欺骗自己又欺骗他人的政治伎俩。他们一开始就缺乏勇气和能力跳出自欺欺人的陷阱，一个“欲”字和“私”字，及由此生出的种种风气、弊端，形成一个硕大的社会利欲之网，将执行禁烟措施的人和措施本身紧紧捆在了一起。即有忧国忧民之士，济世匡时之心，亦难以冲开千丝万缕织就的网罗，将禁烟措施真正付诸实施。另有一种社会现象，使人玩味之后怵目惊心。那是一种将禁烟措施变为一纸空文的、具有突出特色的腐蚀品，也是与社会俱来的最陈腐、最顽固、最恶劣、也最具致命危险性的社会病毒——贿赂！
范文澜先生在《中日近代史》上说过：“鸦片输入与满清腐败统治是互为表里的，清、英双方都玩弄两面手段来推行鸦片贸易，英国明禁暗运，满清明拒暗受，贯通双方的是贿赂。”这就是当时清政府对鸦片之害屡禁而不能止的原因所在。
我在研究史料中发现，清政府各级官吏，在禁烟过程中因受贿所发的“禁烟财”，绝不会少于他们应得国家俸禄的数倍！曾亲历鸦片战争过程、时任广州越华书院监院的名士梁廷楠在他所写《夷氛闻记》一书中，记载了当时主持查禁鸦片贸易的中军副将韩肇庆假查为纵、收受贿赂情形，可见当时贿赂登峰造极的一斑。他的手段是：利用职权，布其从属，每查到载有鸦片的商船，只要鸦片商人同意送给他们几百箱鸦片或相当的“规银”，便默许这鸦片暗中出售。当时民间有歌谣刺其事云：“铁舰喧传节钺临，月钱三万六千金。”一个月就得贿赂三万六千金银，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他把得来的这鸦片和钱，一部分上交报功，一部分自肥，另一部分则拿出来贿赂上司。由于上司得了他的好处，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不仅不加深究，反倒以韩肇庆为难得之人才，升官晋职，赏戴花翎，俨然英雄矣！就是这样，从地方官府到京师衙门，层层贿赂，人人发财，只是苦了百姓，苦了那些误入歧途得了“烟瘾”而被杀了头的人们！
这种情形，能怪谁呢？韩肇庆既已到了人人皆曰可杀的程度，自当先杀为宜。《夷氛闻记》和几种最原始的史料，都记载了韩肇庆被林则徐“拘讯褫职”，并有“严议至死罪之意”。但后来到底是杀了没有？不知道。我觉得象韩肇庆这样的人是完全该杀的。他发了那么多国难财，害了那么多健康的同胞，如此害国害民之徒。既已落到林则徐手里，不杀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在《林则徐》中，韩肇庆是被杀掉了。
历史也许并不希望加给它过多的污垢和罪恶。任何历史时期，即使黑云压城，污泥遍地，也仍然会有阳光昭示着未来的道路和变化发展的转机。国家机器腐朽了，人民仍在为生存和真理奋斗。他们在继续地创造着未来，创造着历史。鸦片战争前后，封建的国家机器弊窦百端，已到一触即溃之时，如果没有外部力量来破坏它，也许还能勉强地苟延残喘下去。可在这时候，偏偏就有鸦片打进来。这不啻是加速清王朝快快溃烂的催发剂。清政府统治者对自身的腐败在无能为力中隐忍着，对外部力量的破坏却不能忍受。它要拼命抵抗。但这抵抗的效果，却是进一步加速了它的腐朽。若不是历史垂青于广大人民群众和推出了比较地代表了人民群众要求的林则徐出来，历史的景况定然会更加糟糕！
林则徐是封建官吏中开明的一员。他目睹国家危机，民族灾难，忧国忧民，出于衷心。他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向皇帝提出了兴修水利、改良农业、关心民苦直至禁烟抗英等一系列兴利除弊的政治措施；他有浓厚的“儒教”思想，但由于他重视“经世致用”，所以他能冲破封建儒学固有的藩篱，在尊重科学、吸取外来先进技术、探求真理以及以开放的眼光坚持有益的对外合法贸易方面，都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人！而他在禁烟抗英中谱写的一曲震惊中外、光照千古的时代壮剧，更使他名标青史而无愧。因此，阐扬林则徐作为伟大爱国民族英雄的精神，应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林则徐的出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不会倒退的；它以灿烂文化哺育起来的伟大人民，最终会把历史推向前进！
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将长篇系列《鸦片战争》的第一部定名为《林则徐》。但这不是一部人物传记小说，我没有写林则徐的一生，没有写他在仕途官场上的种种事迹。随着历史的脚步，我与书中主人公一起停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在这里，他的道德和人格的力量已足以把我感动；他的心灵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的精神和行为使我深深感到：无私无畏是力量，悲剧也是力量，甚至是更大的力量。历史为他做出了这样的印证：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是中华民族之魂浇铸的英雄。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愿这历史的声音，时时在耳旁响起。
作者介绍：穆陶 潍坊市文联
作者：穆陶
文学评论 1996年03期
“历史应当是活着的，它不应该睡去，也不会睡去。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躁动着、思索着、反省着、前进着。”在长篇系列《鸦片战争》第一部《林则徐》的序言中，我曾这样表达过我对历史的认识。
人类用自己的喜怒哀乐、拼搏奋争谱写了历史。辉煌的，暗淡的，悲壮的，苦难的。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会听到历史的声音。不是课堂上学生诵读历史的琅琅声，而是来自历史本身的回音：地覆天翻，叱咤雷鸣，升平歌舞，悲愤长啸……
于是我愈益相信：历史是活着的。
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上，有过那么一个时期：腐败、落后、闭关自守；从以君临天下自居的皇帝到从属于他的大大小小的臣工，在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国土上，自以为是地喧嚣着，舞蹈着，忙碌着。在这样的国家机器的内部，有的机件生锈了，运转不灵；有的则生了霉菌，甚至已经恶变成了不治之症的毒瘤。而他们却依然故我，习惯于饮鸩止渴。直至觉得病入膏肓，大势将去，方才惊慌失措，大呼来人，欲抽薪止沸，但锅里的水已经沸得不多，所余无几。当此时也，纵有勇壮效命之士，已无济于大厦将倾之危！这就是十九世纪中国鸦片战争爆发前后的情景。
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在饮鸩，在吸毒。他们吸的是一种特别的毒剂——鸦片。乾隆三十八年以前，葡萄牙人首先贩运鸦片来华。那些贩卖鸦片者，原是一些以谋利发财为目的的商人。这些人并非不知鸦片是害人的毒品，只因他们的人性及道德一经被钱迷惑，就变了。变得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英国殖民主义者继踵葡萄牙之后，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从此贩毒者日多，吸毒者日众。于是病国之相露了端倪，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忧虑起来。那时的雍正皇帝也觉察到问题的严重，开始申令禁烟，并制定了许多措施。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到鸦片战争爆发的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清政府上自朝廷，下至督抚衙门，先后发布过几十道严禁鸦片的谕旨、文告，但总是松松紧紧，禁禁停停，一直不能凑效：贩运者照贩，吸食者照吸。到了林则徐出来，向道光皇帝提出严禁鸦片措施的时候，鸦片之害已遍及全国上下，一场空前灾难已迫在眉睫了！
历史告诉人们，禁烟不能凑效的原因，不是因为鸦片商人神通广大，也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天生喜毒，不可理喻；而是因为制定和执行禁烟措施的人们在承心地玩弄着既欺骗自己又欺骗他人的政治伎俩。他们一开始就缺乏勇气和能力跳出自欺欺人的陷阱，一个“欲”字和“私”字，及由此生出的种种风气、弊端，形成一个硕大的社会利欲之网，将执行禁烟措施的人和措施本身紧紧捆在了一起。即有忧国忧民之士，济世匡时之心，亦难以冲开千丝万缕织就的网罗，将禁烟措施真正付诸实施。另有一种社会现象，使人玩味之后怵目惊心。那是一种将禁烟措施变为一纸空文的、具有突出特色的腐蚀品，也是与社会俱来的最陈腐、最顽固、最恶劣、也最具致命危险性的社会病毒——贿赂！
范文澜先生在《中日近代史》上说过：“鸦片输入与满清腐败统治是互为表里的，清、英双方都玩弄两面手段来推行鸦片贸易，英国明禁暗运，满清明拒暗受，贯通双方的是贿赂。”这就是当时清政府对鸦片之害屡禁而不能止的原因所在。
我在研究史料中发现，清政府各级官吏，在禁烟过程中因受贿所发的“禁烟财”，绝不会少于他们应得国家俸禄的数倍！曾亲历鸦片战争过程、时任广州越华书院监院的名士梁廷楠在他所写《夷氛闻记》一书中，记载了当时主持查禁鸦片贸易的中军副将韩肇庆假查为纵、收受贿赂情形，可见当时贿赂登峰造极的一斑。他的手段是：利用职权，布其从属，每查到载有鸦片的商船，只要鸦片商人同意送给他们几百箱鸦片或相当的“规银”，便默许这鸦片暗中出售。当时民间有歌谣刺其事云：“铁舰喧传节钺临，月钱三万六千金。”一个月就得贿赂三万六千金银，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他把得来的这鸦片和钱，一部分上交报功，一部分自肥，另一部分则拿出来贿赂上司。由于上司得了他的好处，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不仅不加深究，反倒以韩肇庆为难得之人才，升官晋职，赏戴花翎，俨然英雄矣！就是这样，从地方官府到京师衙门，层层贿赂，人人发财，只是苦了百姓，苦了那些误入歧途得了“烟瘾”而被杀了头的人们！
这种情形，能怪谁呢？韩肇庆既已到了人人皆曰可杀的程度，自当先杀为宜。《夷氛闻记》和几种最原始的史料，都记载了韩肇庆被林则徐“拘讯褫职”，并有“严议至死罪之意”。但后来到底是杀了没有？不知道。我觉得象韩肇庆这样的人是完全该杀的。他发了那么多国难财，害了那么多健康的同胞，如此害国害民之徒。既已落到林则徐手里，不杀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在《林则徐》中，韩肇庆是被杀掉了。
历史也许并不希望加给它过多的污垢和罪恶。任何历史时期，即使黑云压城，污泥遍地，也仍然会有阳光昭示着未来的道路和变化发展的转机。国家机器腐朽了，人民仍在为生存和真理奋斗。他们在继续地创造着未来，创造着历史。鸦片战争前后，封建的国家机器弊窦百端，已到一触即溃之时，如果没有外部力量来破坏它，也许还能勉强地苟延残喘下去。可在这时候，偏偏就有鸦片打进来。这不啻是加速清王朝快快溃烂的催发剂。清政府统治者对自身的腐败在无能为力中隐忍着，对外部力量的破坏却不能忍受。它要拼命抵抗。但这抵抗的效果，却是进一步加速了它的腐朽。若不是历史垂青于广大人民群众和推出了比较地代表了人民群众要求的林则徐出来，历史的景况定然会更加糟糕！
林则徐是封建官吏中开明的一员。他目睹国家危机，民族灾难，忧国忧民，出于衷心。他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向皇帝提出了兴修水利、改良农业、关心民苦直至禁烟抗英等一系列兴利除弊的政治措施；他有浓厚的“儒教”思想，但由于他重视“经世致用”，所以他能冲破封建儒学固有的藩篱，在尊重科学、吸取外来先进技术、探求真理以及以开放的眼光坚持有益的对外合法贸易方面，都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人！而他在禁烟抗英中谱写的一曲震惊中外、光照千古的时代壮剧，更使他名标青史而无愧。因此，阐扬林则徐作为伟大爱国民族英雄的精神，应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林则徐的出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不会倒退的；它以灿烂文化哺育起来的伟大人民，最终会把历史推向前进！
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将长篇系列《鸦片战争》的第一部定名为《林则徐》。但这不是一部人物传记小说，我没有写林则徐的一生，没有写他在仕途官场上的种种事迹。随着历史的脚步，我与书中主人公一起停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在这里，他的道德和人格的力量已足以把我感动；他的心灵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的精神和行为使我深深感到：无私无畏是力量，悲剧也是力量，甚至是更大的力量。历史为他做出了这样的印证：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是中华民族之魂浇铸的英雄。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愿这历史的声音，时时在耳旁响起。
作者介绍：穆陶 潍坊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