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勇勤
人文杂志 1997年11期
这里近代的概念，是指1840—1949年。关于这近110年间中国的经济史，我认为，大体上是应该分作三个阶段的。要探讨近代中国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必然又会涉及到人们久已认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社会形态。半殖民地是个政治概念，半封建是经济概念。所谓“半殖民地”，是指外国资本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所谓“半封建”，是指“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①a]。如果说外来的政治因素在规定着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那么，本国的政治因素也在决定着近代中国的经济分期。实际上，我对近代中国经济史三阶段的划分，正是把外来政治因素和本国政治因素作为最基本的划分依据的。
一、半殖民地外来经济与本国半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济时期
经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给中国套上了《南京条约》这个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从此，中国开始逐步向半殖民地深渊沉沦。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资本主义各国从中国攫取了许多政治和经济特权，如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约开商埠、租界、协定关税与海关行政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内地通商权等。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
资本主义各国利用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在鸦片战争后，主要以商品输出控制了中国市场；在甲午战争后，又主要以资本输出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这就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一面。而另一面，是“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这样，就外来经济来说，“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②a]。这个强权之下的外来经济，无疑是近代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成分。
“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到了四十年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①b]这是毛泽东在1939年对晚清本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情况的高度概括。
到辛亥革命爆发，本国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是：民用工矿企业（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共953家，创办资本额总计达203805万元；轮运公司（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共211家，据104家可知创办资本的企业统计，创办资本额总计约1719万元；中国出资及借外资建筑的铁路总计5858.4公里；银行31家，保险公司14家，就可知创办资本的26家银行和11家保险公司统计，两者的创办资本额总计为3238余万元[②b]。
从时间断限上说，半殖民地外来经济与本国半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济时期是指1840—1911年，也就是止于清王朝被推翻。本国半资本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与当时政权的性质有直接关系的。清王朝是封建政权，虽然在清亡前夕执政者也做出了要实行君主立宪的姿态，但只是“预备”而已，并没有真正实行。因此，封建政权下的经济充其量只能转化到半资本主义这一步，就不可能再向前进展了，也就是说，封建政权下决不可能存在整体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半殖民地外来经济与本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济时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建立起中华民国。民国“确定共和”，标志着政权已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此，自1912年，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半殖民地状态下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辛亥革命对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确立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比如，年创办的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民用工矿企业数量，1912年为84家，只略少于1906年的92家、1907年的98家和1910年的90家，而超过其他各年份。年注册的农垦公司的数量，1912年为171家，而1902年以前只有4家，1904年有8家，1906年有15家，1908年也只增加到17家。年成立的银行数量，1912年为24家，而1909年是4家，1910年是1家，1911年是5家[③b]。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国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以机器进口值和机器动力为例，1913年，中国机械输入总值为800万海关两，战后年年增加，1921年达到5700多万海关两；本国资本工厂使用的蒸汽动力，1913年为43448马力，1918年达到82750马力[④b]。一战期间本国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情况反映出，外来经济在半殖民地中国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进口工业品减少使国内工业品出现供不应求，于是民族工业品的销售市场不断扩大。比如洋纱进口减少，就直接刺激了本国棉纺业的发展。这个时期，中国的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1913年创办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本国资本工矿企业建立有79家，1914年102家，1915年114家，1916年86家，1917年105家，1918年132家，1919年172家，1920年173家，1921年184家。如以1912年每家平均资本额指数为100，1913年为141，1914年119.7，1915年141，1916年132.8，1918年277.9，1920年215.6，1921年339.3[⑤b]。这表明，不仅设厂数呈明显的增长趋势，新设工厂的规模也是逐步扩大的。从以上的数据也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11月结束以后，中国的初期资本主义经济仍然保持了一段发展的势头。但是卷土重来的外来经济，倚仗着强权和经济实力，终归还是压制了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势头。如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直接投资，1914—1920年的年增长率是4.4%，1920—1930年间上升到5，5%[⑥b]。再从进口总值指数来看，1913年为100，1914—1918年间各年都低于100，1919年为114，1926年达到197.1，1928年更高达209.8[①c]。
总的来看，从20年代到抗日战争前，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在不断地加以完善。比较明显的是，本国资本主义出现了集中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一）各个行业的内部出现了企业集团，如申新纺织企业集团、华新纺织企业集团、大生纺织企业集团、永安纺织企业集团，以及茂、福新面粉企业集团等；（二）若干跨行业的企业集团的形成，如东北的双合盛公司，除了商业机构外，在北京、哈尔滨、双城堡、奉天等地还设有啤酒汽水厂、制粉厂、制油厂、制革厂、航业公司等涉及不同行业的双合盛企业集团的企业；（三）产业资本同金融资本的相互渗透，如申新纺织企业集团和茂、福新面粉企业集团的创办人荣氏兄弟，参与创办了至少有6家银行，火柴大王刘鸿生参与创办的银行至少也有3家。
从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全面抗战的10年，特别是在1928—1935这8年里，国民政府对推动初期资本主义经济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个推动作用，主要反映在对当时的经济进行重大改革上。首先是“主权完整”。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宣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收回关税自主权。其次是“运作统一”。具体是成立行使国家银行特权的中央银行，实施财政预算制度。再次是“国家垄断”。实行所谓的“计划经济”，如建立“四行二局”垄断全国金融，设立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垄断重要工矿业和工矿产品，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全国粮食局、棉业统制委员会等机构垄断农产品收购销售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再有就是“弊政废除”。主要有废除厘金和实施法币政策。这样，1928年后，本国工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1921—1927年，本国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7.3%，1928—1936年则增加到8.3%。1936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达到122.74亿元，比1927年的67亿元，增加83.2%。在工业总产值中，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已占58.6%，在交通运输业中49%已资本主义化[②c]。虽说国民政府为争取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了一些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中国独立国格在很多方面还没有恢复，仍旧处在半殖民地状态下，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势必还是要受到外来经济的极大影响。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然，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停滞不前或者衰落，应该说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抗战时期的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残酷的，它给全世界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中国自然也不会例外。
从1927年10月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起，逐步在14省300多个县建立有15个革命根据地，在这些革命根据地里产生了“中国式的、特殊的”[③c]新民主主义经济。1945年抗战胜利，共产党政权控制的区域是在“十九个省区内”建立的“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④c]。具体来说，是“河北、察哈尔、热河、山西的大部、山东、江苏的北部，这些地方的大块乡村和大批城市”，而城市都是“中等城市和小城市”[⑤c]。从1927年到抗战胜利“大城市都不在共产党手中”[⑥c]。从近代化经济角度来看，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总体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还是很弱的。这从1944年4月毛泽东针对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工业会议而提到的数字就可以间接看出来，“一九三七年边区还只有七百个工厂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七千人，现在有了一万二千人”[⑦c]。我们只用毛泽东在1940年提到的一个数字来比较，当时“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①d]，问题就更清楚了。1949年4月新民主主义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工人不过是全国数百万产业工人中的万余人，这之前的情况自不待言。
就时间断限来说，半殖民地外来经济与本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济时期是指1912年到1945年，也就是到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与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对立型经济时期
这里必须先来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1945年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后，中国基本上摆脱了半殖民地枷锁，恢复了独立国地位。依据有两点。（一）推倒不平等条约体系。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中德、中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接着是南京国民政府为修改不平等条约进行过一系列交涉。后来是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行列，中日、中意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告废除。1943年1月中英、中美分别签订平等新约，废除了英美各不平等条约。随之1943—1945年出现了秘鲁、巴西、比利时、挪威、瑞典、荷兰对华各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和1947年，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西班牙对华不平等条约也相继废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推倒了百年来致国家于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旧的不平等条约基本上被废除了，这其中既有敌国的对华不平等条约，也包括盟国的对华不平等条约。（二）以独立国身分，以创始会员国资格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是根据1945年6月在美国旧金山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于同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的。参加宪章签字的51个国家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中国是创始会员国之一。《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制止侵略行为”，“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等。还规定了实现上述宗旨的原则，即各国主权平等；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不用威胁或武力，或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其他方法侵犯他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联合国不得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有这样的宗旨和原则，作为创始会员国的中国，应该说基本上是取得了独立国格的。
那么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是否成了美国独占的半殖民地呢？这确实也是认定抗战后的中国是否基本上是独立国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给了蒋介石政府以巨大援助，包括“出钱出枪”，及至出人，如以9万人的海军陆战队占驻上海、青岛等重要城市。当时美国让“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准备着反苏战争”，“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②d]；用毛泽东引用艾奇逊的话说，还是要“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或者是“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③d]。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面的”[④d]。可见美国是在援助它的资本主义阵营的盟友，这是其“扶蒋反共政策”[⑤d]的产物。1943年1月中美签订的《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取消了美国在华各项条约特权。美国援助蒋介石政府打内战，是蒋介石政府请求美国给以外援、美国也确实觉得需要扶植蒋介石政府的结果。蒋介石政府一心要打内战，又无力打内战，于是急需美国给以援助。美国要“组成反动阵营，反对苏联”[⑥d]，使苏联东部边境处于反共营垒的威胁，这样就在中苏1945年《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自1946年11月开始，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中美间一系列新的不平等条约。美国在这些条约中取得了各种特权。但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全面控制，从而迅速增强蒋介石反共势力的实力。“美国的独占资本”[①e]所表现出来的“独占”的倾向，是为了阻止以苏联为核心的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在中国的增长，这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有直接关系的。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已作出协议。在公报中，三国外长“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苏美外长还一致同意苏美两国军队尽早撤离中国。苏联履行协议，在1946年5月3日苏军完全撤出中国东北境内。美国推行援蒋反共政策，没有撤走驻华美军。所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不是美国独占的半殖民地，而是有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反共势力支持、并被美国直接控制的一个极弱的资本主义独立国。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的内战”，遭到四国政府拒绝而“失败”[②e]。特别是美国已表示出不再扶植蒋介石政权，到8月2日，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又“挟起皮包走路”[③e]。这些都表明，当时的中国，并不是属于美国的半殖民地。
内战是蒋介石政府单方面挑起来的。“为着防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间的国民参议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项要求。”但是，共产党的“一切建议都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④e]。“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⑤e]。
共产党提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就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也就是要进行：“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毛泽东说，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当时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⑥e]。正是因为蒋介石政府拒绝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坚持发动内战，共产党也就提出了“必须打败蒋介石”，“将革命进行到底”。
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的对立，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反映出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态，由半殖民地外来经济与本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济，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与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对立型经济。既然共产党人认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应该进行的“民主革命”也含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性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也“提倡”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新民主主义经济与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显然就是在初期资本主义经济致命弱点方面，而不是在其先进方面，即工矿、交通运输、金融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的近代化方面。
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致命的弱点是什么？（一）始终没有解决农业中生产关系方面的土地问题。解决土地制度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项根本任务。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主义的基础，消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扫清封建势力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创造条件，才能较充分地发动农民参加民主革命。孙中山早就说过，“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末，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⑦e]。后来他又提到，“至于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真正结果”[⑧e]。但是，以自称孙中山学生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没有去完成、实际上根本也没想去完成“先总理”的遗愿。共产党则始终关注农民的土地问题。抗战前和抗战期间不说，“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1946年发出《五四指示》，1947年9月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最彻底的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所以毛泽东说：“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①f]而这也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②f]的先决条件。（二）腐败是造成经济迅速衰败的绝症。腐败的本意是指政府权力与金钱的交易，也就是政府工作人员以权谋私。因此，腐败是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贪污是最为突出的表现方式。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危害极大。“国民党腐败无能”[③f]，“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④f]，“经手人员中饱”，“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⑤f]。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⑥f]。腐败猖獗，加剧了经济危机。腐败无能，又只会用通货膨胀去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结果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反饥饿”、“要饭吃”的“人民运动”[⑦f]大规模爆发。对于腐败现象，国民党的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无法整治，以致恶化成为绝症，而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就能够整治、杜绝。我们来看毛泽东1946年7月20日在对党内的指示中谈到的，“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告诫全党同志“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经济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⑧f]。再看毛泽东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中谈到的，“在我们的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过去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现象”，其中就有人“犯了贪污罪，但经过“整党工作，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所以，有的干部就对毛泽东说，“过去对于我们是致命的东西，现在去掉了”，晋绥人民对“整党工作所做的结论”也是，“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贪污了”[⑨f]。总之，新民主主义经济解决了土地问题，杜绝了腐败现象，取代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
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解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土地和腐败两大难题，反而倾其所有去打内战，庞大的军费支出使财政走入绝境，以致“国统区”农业萧条破败，城市物价飞涨，失业严重，人民生活极度恶化。国民党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要求，实际上也就堵死了从根本上整治社会经济的路，这在客观上缩短了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存在的时间，从另一个角度说，又是加快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取代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因此，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在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的中国国度里，也就存在有4年。这4年，使在8年抗战中因遭战争巨大破坏而衰落了的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更加衰落。到国民党南京政府垮台前，中国的初期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已完全崩溃了。
注释：
①a②a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①b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②b 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2页表、第501—528页表，以及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90页表数字，综合统计。
③b 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附录表，以及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39页数字，综合统计。
④b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页。
⑤b 王方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衰》，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⑥b 王方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衰》，第53页。
①c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第257页。
②c 傅志明：《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经济改革》，《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③c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④c 毛泽东：《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
⑤c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⑥c 毛泽东：《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
⑦c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
①d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②d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③d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④d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⑤d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⑥d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①e 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②e 毛泽东：《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③e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④e⑥e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⑤e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⑦e 孙中山：《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e 孙中山：《民生主义》。
①f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②f④f 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③f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⑤f⑥f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⑦f 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⑧f 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⑨f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作者介绍：陈勇勤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邮政编码：100872
作者：陈勇勤
人文杂志 1997年11期
这里近代的概念，是指1840—1949年。关于这近110年间中国的经济史，我认为，大体上是应该分作三个阶段的。要探讨近代中国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必然又会涉及到人们久已认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社会形态。半殖民地是个政治概念，半封建是经济概念。所谓“半殖民地”，是指外国资本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所谓“半封建”，是指“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①a]。如果说外来的政治因素在规定着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那么，本国的政治因素也在决定着近代中国的经济分期。实际上，我对近代中国经济史三阶段的划分，正是把外来政治因素和本国政治因素作为最基本的划分依据的。
一、半殖民地外来经济与本国半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济时期
经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给中国套上了《南京条约》这个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从此，中国开始逐步向半殖民地深渊沉沦。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资本主义各国从中国攫取了许多政治和经济特权，如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约开商埠、租界、协定关税与海关行政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内地通商权等。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
资本主义各国利用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在鸦片战争后，主要以商品输出控制了中国市场；在甲午战争后，又主要以资本输出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这就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一面。而另一面，是“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这样，就外来经济来说，“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②a]。这个强权之下的外来经济，无疑是近代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成分。
“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到了四十年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①b]这是毛泽东在1939年对晚清本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情况的高度概括。
到辛亥革命爆发，本国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是：民用工矿企业（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共953家，创办资本额总计达203805万元；轮运公司（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共211家，据104家可知创办资本的企业统计，创办资本额总计约1719万元；中国出资及借外资建筑的铁路总计5858.4公里；银行31家，保险公司14家，就可知创办资本的26家银行和11家保险公司统计，两者的创办资本额总计为3238余万元[②b]。
从时间断限上说，半殖民地外来经济与本国半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济时期是指1840—1911年，也就是止于清王朝被推翻。本国半资本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与当时政权的性质有直接关系的。清王朝是封建政权，虽然在清亡前夕执政者也做出了要实行君主立宪的姿态，但只是“预备”而已，并没有真正实行。因此，封建政权下的经济充其量只能转化到半资本主义这一步，就不可能再向前进展了，也就是说，封建政权下决不可能存在整体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半殖民地外来经济与本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济时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建立起中华民国。民国“确定共和”，标志着政权已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此，自1912年，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半殖民地状态下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辛亥革命对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确立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比如，年创办的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民用工矿企业数量，1912年为84家，只略少于1906年的92家、1907年的98家和1910年的90家，而超过其他各年份。年注册的农垦公司的数量，1912年为171家，而1902年以前只有4家，1904年有8家，1906年有15家，1908年也只增加到17家。年成立的银行数量，1912年为24家，而1909年是4家，1910年是1家，1911年是5家[③b]。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国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以机器进口值和机器动力为例，1913年，中国机械输入总值为800万海关两，战后年年增加，1921年达到5700多万海关两；本国资本工厂使用的蒸汽动力，1913年为43448马力，1918年达到82750马力[④b]。一战期间本国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情况反映出，外来经济在半殖民地中国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进口工业品减少使国内工业品出现供不应求，于是民族工业品的销售市场不断扩大。比如洋纱进口减少，就直接刺激了本国棉纺业的发展。这个时期，中国的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1913年创办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本国资本工矿企业建立有79家，1914年102家，1915年114家，1916年86家，1917年105家，1918年132家，1919年172家，1920年173家，1921年184家。如以1912年每家平均资本额指数为100，1913年为141，1914年119.7，1915年141，1916年132.8，1918年277.9，1920年215.6，1921年339.3[⑤b]。这表明，不仅设厂数呈明显的增长趋势，新设工厂的规模也是逐步扩大的。从以上的数据也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11月结束以后，中国的初期资本主义经济仍然保持了一段发展的势头。但是卷土重来的外来经济，倚仗着强权和经济实力，终归还是压制了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势头。如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直接投资，1914—1920年的年增长率是4.4%，1920—1930年间上升到5，5%[⑥b]。再从进口总值指数来看，1913年为100，1914—1918年间各年都低于100，1919年为114，1926年达到197.1，1928年更高达209.8[①c]。
总的来看，从20年代到抗日战争前，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在不断地加以完善。比较明显的是，本国资本主义出现了集中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一）各个行业的内部出现了企业集团，如申新纺织企业集团、华新纺织企业集团、大生纺织企业集团、永安纺织企业集团，以及茂、福新面粉企业集团等；（二）若干跨行业的企业集团的形成，如东北的双合盛公司，除了商业机构外，在北京、哈尔滨、双城堡、奉天等地还设有啤酒汽水厂、制粉厂、制油厂、制革厂、航业公司等涉及不同行业的双合盛企业集团的企业；（三）产业资本同金融资本的相互渗透，如申新纺织企业集团和茂、福新面粉企业集团的创办人荣氏兄弟，参与创办了至少有6家银行，火柴大王刘鸿生参与创办的银行至少也有3家。
从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全面抗战的10年，特别是在1928—1935这8年里，国民政府对推动初期资本主义经济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个推动作用，主要反映在对当时的经济进行重大改革上。首先是“主权完整”。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宣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收回关税自主权。其次是“运作统一”。具体是成立行使国家银行特权的中央银行，实施财政预算制度。再次是“国家垄断”。实行所谓的“计划经济”，如建立“四行二局”垄断全国金融，设立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垄断重要工矿业和工矿产品，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全国粮食局、棉业统制委员会等机构垄断农产品收购销售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再有就是“弊政废除”。主要有废除厘金和实施法币政策。这样，1928年后，本国工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1921—1927年，本国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7.3%，1928—1936年则增加到8.3%。1936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达到122.74亿元，比1927年的67亿元，增加83.2%。在工业总产值中，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已占58.6%，在交通运输业中49%已资本主义化[②c]。虽说国民政府为争取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了一些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中国独立国格在很多方面还没有恢复，仍旧处在半殖民地状态下，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势必还是要受到外来经济的极大影响。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然，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停滞不前或者衰落，应该说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抗战时期的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残酷的，它给全世界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中国自然也不会例外。
从1927年10月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起，逐步在14省300多个县建立有15个革命根据地，在这些革命根据地里产生了“中国式的、特殊的”[③c]新民主主义经济。1945年抗战胜利，共产党政权控制的区域是在“十九个省区内”建立的“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④c]。具体来说，是“河北、察哈尔、热河、山西的大部、山东、江苏的北部，这些地方的大块乡村和大批城市”，而城市都是“中等城市和小城市”[⑤c]。从1927年到抗战胜利“大城市都不在共产党手中”[⑥c]。从近代化经济角度来看，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总体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还是很弱的。这从1944年4月毛泽东针对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工业会议而提到的数字就可以间接看出来，“一九三七年边区还只有七百个工厂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七千人，现在有了一万二千人”[⑦c]。我们只用毛泽东在1940年提到的一个数字来比较，当时“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①d]，问题就更清楚了。1949年4月新民主主义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工人不过是全国数百万产业工人中的万余人，这之前的情况自不待言。
就时间断限来说，半殖民地外来经济与本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济时期是指1912年到1945年，也就是到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与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对立型经济时期
这里必须先来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1945年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后，中国基本上摆脱了半殖民地枷锁，恢复了独立国地位。依据有两点。（一）推倒不平等条约体系。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中德、中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接着是南京国民政府为修改不平等条约进行过一系列交涉。后来是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行列，中日、中意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告废除。1943年1月中英、中美分别签订平等新约，废除了英美各不平等条约。随之1943—1945年出现了秘鲁、巴西、比利时、挪威、瑞典、荷兰对华各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和1947年，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西班牙对华不平等条约也相继废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推倒了百年来致国家于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旧的不平等条约基本上被废除了，这其中既有敌国的对华不平等条约，也包括盟国的对华不平等条约。（二）以独立国身分，以创始会员国资格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是根据1945年6月在美国旧金山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于同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的。参加宪章签字的51个国家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中国是创始会员国之一。《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制止侵略行为”，“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等。还规定了实现上述宗旨的原则，即各国主权平等；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不用威胁或武力，或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其他方法侵犯他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联合国不得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有这样的宗旨和原则，作为创始会员国的中国，应该说基本上是取得了独立国格的。
那么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是否成了美国独占的半殖民地呢？这确实也是认定抗战后的中国是否基本上是独立国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给了蒋介石政府以巨大援助，包括“出钱出枪”，及至出人，如以9万人的海军陆战队占驻上海、青岛等重要城市。当时美国让“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准备着反苏战争”，“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②d]；用毛泽东引用艾奇逊的话说，还是要“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或者是“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③d]。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面的”[④d]。可见美国是在援助它的资本主义阵营的盟友，这是其“扶蒋反共政策”[⑤d]的产物。1943年1月中美签订的《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取消了美国在华各项条约特权。美国援助蒋介石政府打内战，是蒋介石政府请求美国给以外援、美国也确实觉得需要扶植蒋介石政府的结果。蒋介石政府一心要打内战，又无力打内战，于是急需美国给以援助。美国要“组成反动阵营，反对苏联”[⑥d]，使苏联东部边境处于反共营垒的威胁，这样就在中苏1945年《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自1946年11月开始，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中美间一系列新的不平等条约。美国在这些条约中取得了各种特权。但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全面控制，从而迅速增强蒋介石反共势力的实力。“美国的独占资本”[①e]所表现出来的“独占”的倾向，是为了阻止以苏联为核心的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在中国的增长，这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有直接关系的。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已作出协议。在公报中，三国外长“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苏美外长还一致同意苏美两国军队尽早撤离中国。苏联履行协议，在1946年5月3日苏军完全撤出中国东北境内。美国推行援蒋反共政策，没有撤走驻华美军。所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不是美国独占的半殖民地，而是有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反共势力支持、并被美国直接控制的一个极弱的资本主义独立国。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的内战”，遭到四国政府拒绝而“失败”[②e]。特别是美国已表示出不再扶植蒋介石政权，到8月2日，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又“挟起皮包走路”[③e]。这些都表明，当时的中国，并不是属于美国的半殖民地。
内战是蒋介石政府单方面挑起来的。“为着防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间的国民参议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项要求。”但是，共产党的“一切建议都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④e]。“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⑤e]。
共产党提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就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也就是要进行：“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毛泽东说，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当时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⑥e]。正是因为蒋介石政府拒绝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坚持发动内战，共产党也就提出了“必须打败蒋介石”，“将革命进行到底”。
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的对立，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反映出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态，由半殖民地外来经济与本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济，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与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对立型经济。既然共产党人认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应该进行的“民主革命”也含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性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也“提倡”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新民主主义经济与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显然就是在初期资本主义经济致命弱点方面，而不是在其先进方面，即工矿、交通运输、金融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的近代化方面。
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致命的弱点是什么？（一）始终没有解决农业中生产关系方面的土地问题。解决土地制度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项根本任务。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主义的基础，消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扫清封建势力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创造条件，才能较充分地发动农民参加民主革命。孙中山早就说过，“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末，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⑦e]。后来他又提到，“至于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真正结果”[⑧e]。但是，以自称孙中山学生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没有去完成、实际上根本也没想去完成“先总理”的遗愿。共产党则始终关注农民的土地问题。抗战前和抗战期间不说，“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1946年发出《五四指示》，1947年9月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最彻底的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所以毛泽东说：“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①f]而这也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②f]的先决条件。（二）腐败是造成经济迅速衰败的绝症。腐败的本意是指政府权力与金钱的交易，也就是政府工作人员以权谋私。因此，腐败是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贪污是最为突出的表现方式。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危害极大。“国民党腐败无能”[③f]，“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④f]，“经手人员中饱”，“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⑤f]。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⑥f]。腐败猖獗，加剧了经济危机。腐败无能，又只会用通货膨胀去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结果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反饥饿”、“要饭吃”的“人民运动”[⑦f]大规模爆发。对于腐败现象，国民党的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无法整治，以致恶化成为绝症，而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就能够整治、杜绝。我们来看毛泽东1946年7月20日在对党内的指示中谈到的，“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告诫全党同志“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经济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⑧f]。再看毛泽东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中谈到的，“在我们的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过去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现象”，其中就有人“犯了贪污罪，但经过“整党工作，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所以，有的干部就对毛泽东说，“过去对于我们是致命的东西，现在去掉了”，晋绥人民对“整党工作所做的结论”也是，“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贪污了”[⑨f]。总之，新民主主义经济解决了土地问题，杜绝了腐败现象，取代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
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解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土地和腐败两大难题，反而倾其所有去打内战，庞大的军费支出使财政走入绝境，以致“国统区”农业萧条破败，城市物价飞涨，失业严重，人民生活极度恶化。国民党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要求，实际上也就堵死了从根本上整治社会经济的路，这在客观上缩短了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存在的时间，从另一个角度说，又是加快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取代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因此，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在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的中国国度里，也就存在有4年。这4年，使在8年抗战中因遭战争巨大破坏而衰落了的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更加衰落。到国民党南京政府垮台前，中国的初期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已完全崩溃了。
注释：
①a②a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①b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②b 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2页表、第501—528页表，以及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90页表数字，综合统计。
③b 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附录表，以及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39页数字，综合统计。
④b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页。
⑤b 王方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衰》，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⑥b 王方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衰》，第53页。
①c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第257页。
②c 傅志明：《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经济改革》，《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③c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④c 毛泽东：《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
⑤c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⑥c 毛泽东：《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
⑦c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
①d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②d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③d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④d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⑤d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⑥d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①e 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②e 毛泽东：《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③e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④e⑥e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⑤e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⑦e 孙中山：《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e 孙中山：《民生主义》。
①f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②f④f 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③f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⑤f⑥f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⑦f 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⑧f 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⑨f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作者介绍：陈勇勤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邮政编码：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