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一般而言，伦理学被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分支，即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以及应用伦理学。简单说来，规范伦理学被看作是旨在提出一些理论以解答什么是正当的行动这一问题，并为该理论提供有说服力的辩护。义务论与后果论是规范伦理学的典范。元伦理学被认为主要是处理伦理学概念的涵义与界定，道德价值的性质，道德判断的证明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等问题。而应用伦理学的任务则被视作是将规范伦理学提出的理论和原则应用于实际的伦理问题。
探索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有三条途径：历史的途径，即通过对伦理学史上经典著述的研究，探求有关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的思想；经验的途径，即从当前应用伦理学研究所涉及的重大问题的研究中寻找答案；分析的途径，即从应用伦理学的性质、任务、理论体系、方法特征出发，探寻问题的答案。 一、 以历史与经验分析视角探索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以历史分析的视角探索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即通过对伦理学史上有关著述的梳理、归纳和分析，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摩尔和包尔生的著述对于我们从伦理学研究基本问题的总体结构上，认识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有重要意义。
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摩尔明确提出伦理学研究的三类基本问题：第一类问题，“什么是‘善的’或‘善的’意味着什么”；第二类问题，“哪些事物本身是善的”；第三类问题，“我们应当做什么”。他认为只有在解决了第一类问题之后，才能解决第二类问题；而只有解决了前两类问题之后，才能解决第三类问题。显然，这三类问题构成了伦理学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的基本问题序列。第三类问题属于行为的伦理判断问题，即“什么作为手段是善的?”或“什么是达到善的手段——什么是就其本身而言是善的事物之原因或者必要条件?”关于该类问题的探究，摩尔认为须采用“崭新的方法——经验考察的方法一加以解答”包尔生在《伦理学体系》中阐述了伦理学的性质和职能，指出“伦理学属于实践的科学，它的职能就是展开人生必须以何种方式渡过以实现它的目标或目的”这一职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决定人生的目的或至善；一是指出实现这一日的的方式或手段。州列显然，从伦理学的研究层次上看，摩尔的第三类问题和包尔生的第二方面职能的内容是一致的，讲的都是“实现人生目的或至善的方式或手段”，即探索连接价值、伦理层面与经验层面的方式或手段，或探索运用于行为的伦理判断的工具。无疑，它们属于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范畴。但它们还只是基本问题的一般性概括。由于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各个历史时期、生活情境条件下的具体内容不同，因此，我们对它们的探索，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概括性的认识，而应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生活情境下的具体内容。正如包尔生指出的，“如果不追溯那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道德文明总趋势的各重要支流的源头，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清楚鲜明地理解我们时代复杂的(常常是混乱的)想法和渴望。竹L副包尔生即从伦理学的两项基本职能，也就是它的基本问题出发，考察了西方人生观与道德哲学的发展过程，提出了古希腊、基督教、近现代三种类型的人生观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哲学体系，其中蕴涵着各时期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的具体内容。
包尔生认为，古希腊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作为至善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二是如何通过一种德性的生活形式实现诸如幸福等至善目标。这一时期的伦理学将伦理寓于活动、技巧之中，强调“至善存在于人类生活形式
之中，并且这种生活形式又被作为实现至善的手段”，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研究突显了这一特点。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明确指出：“⋯⋯善，⋯⋯究竟是什么。它看来在每种活动与技艺中都不同⋯⋯那么每种活动和技艺中的那个善是什么?也许它就是人们在做其他每件事时所追求的那个东西。它在医术中是健康，在战术中是胜利，在建筑术中是一所房屋⋯⋯”训基督教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也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建立什么样的道德判断的原则，二是如何对道德原则的应用进行解释和决疑。它“以道德判断作为它的出发点。人的追求和行动则是判断的对象，善恶的陈述被应用于它们”。而“近代伦理学大部分是一种义务论”，但这种义务论并非基督教伦理学的对上帝的义务，而是“对他人的义务”，“近现代在讨论至善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善(这是古希腊伦理学的情况)，而是整体的善”。
综上，以历史分析的视角考察西方伦理学及其应用的基本问题，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伦理学应用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生活领域中，人们所追求的人生目的或至善目标及其实现的伦理手段和途径。
以经验分析视角探索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即通过对当前我国应用伦理学研究必须应对的问题以及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归纳、分析，从中探索问题的答案。
当前，在我国应用伦理学界有关这门学科性质、基本特征的讨论中，无论是甘绍平教授提出的 “程序—共识”论，还是卢风教授提出的“改变共识”论，尽管前者强调达成共识，后者强调改变共识，但就观点提出的客观基础来看，两者存在着一致性，即都立足于当代社会多元价值观的现实与社会共同体需要确立“价值共识”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应用伦理学研究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从近年来在我国兴起的经济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社会伦理学等应用伦理学主要分支学科所关注的问题中，也可以找到有关基本问题的答案。在经济伦理学领域，学者们认为，应该认真研究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密切的诸多经济伦理学问题”。从环境伦理学研究的问题来看，尽管它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但归根结底，其研究的基本问题还是由个体 (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和作为人类一部分的代际与代内)与整体(自然界和人类)之间在价值、权利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伦理关系问题。在政治伦理学研究领域，其基本问题是“与政治正当性相关的基本价值问题”，“诸如自由与秩序、权利与义务、公正与效率、权利与权力、权力与责任、个人与社会等一系列的政治伦理价值关系问题”。再从社会伦理学研究来看，其大多以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与伦理关系为论题，在解决问题的途径上，也多把目光聚集于个体与社会整体价值、伦理关系的调整上，如认为应建立“广泛的社会协商”制度，“协调以各个利益主体都能接受的方式进行，并且它所产生的结果能够影响有关的社会制度安排上的调整与政策的调整”。
根据以上有关应用伦理学学科性质、基本特征与主要分支学科所应对的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个体价值、伦理诉求与社会整体的价值、伦理诉求之间的关系。具体讲，个体对自由、自主、权益、发展和自我完善等价值追求与社会整体对秩序、和谐、正义、发展等理想目标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二、 应用伦理学基本问题研究的范式整合
所谓应用伦理学基本问题研究的范式，是指学者对这门学科基本问题研究的视角、方式及根本观点。既然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如上面所指出的，是现实社会生活中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价值、伦理关系问题，那么，在基本的研究
范式上，必然会以个体论与整体论两种基本倾向表现出来。个体论研究范式偏重个体，强调个体的道德主体性，重视个体的权利、自主、自由、德性、幸福和自我实现等价值，将它们作为道德理想、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而整体论的研究范式则偏重社会，强调社会利益、秩序等终极价值的伦理意义。
个体论与整体论是伦理学史上长期存在的两种基本研究范式。伦理学史上，两种研究范式倾向交替转换，从个体到整体再到个体，一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是个体论还是整体论范式，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个体与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偏向个体论还是整体论，都无法将个体与整体伦理关系的本质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更不能正确指明社会价值目标或个体理想追求的方向与实现的途径，而只有从个体与整体的伦理关系出发的整合论研究范式，才能达此目的。因此，应用伦理学基本问题研究中，范式整合将会成为追求的目标。 应用伦理学从社会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体系的性质出发，探索基本问题研究中的个体论与整体论范式整合，必然在方法原则上，要求将研究的视野从价值、伦理层面延伸至作为其客观基础的事实层面，而这恰恰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研究由事实到价值、伦理的学科特征所要求的。Ⅲ1从这一基本要求出发，应用伦理学在探索基本问题研究的范式整合时，必须关注作为基础的事实层面的研究范式问题。事实上，应用伦理学研究之所以会出现范式的二元论倾向，正是因为事实层面的个体与整体在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不断变化，及由此导致个体自由、自我实现与社会秩序、正义等价值目标的关系天平出现倾斜、摇摆。 事实层面的人与社会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的研究也存在着个体论与整体论二元论范式倾向。探索两种范式整合的途径，也是社会学、道德社会学长期追寻的目标，它们的研究方法可以作为应用伦理学探索范式整合的参考。
综上所述，应用伦理学要克服基本问题研究中的二元论范式偏向。首先，应考察造成这一问题的事实层面的原因。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个体与整体在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不断变化，是造成应用伦理学基本问题研究中的二元论范式偏向的基础的、根本的原因。因此，应用伦理学要克服基本问题研究中的二元论范式偏向，就必须“正位”，借助社会学、道德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对事实层面的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科学的认识，即从两者关系本身的性质出发，把两者看成关系体系的构成性要素，从它们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上把握关系的实质。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我决定、自由选择的能力不断提高，选择的空间和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在与社会的关系中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越来越强，这就要求应用伦理学基本问题研究在涉及两者关系上，应从“人”这一根本性元素出发，从人的本质需要彰显人的道德主体性，人在社会中应享有的权利及应担负起的责任、义务。其次，应用伦理学要克服基本问题研究中的二元论范式偏向，还必须以动态的观点认识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重心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发生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个体自由、自我实现与社会秩序、公正等价值目标的关系天平会出现倾斜、摇摆，与此相应，应用伦理学研究也会出现向个体论或向整体论的范式偏斜。这就需要它在研究中建立一种“调位”的整合机制，即面对现实生活中个体与整体关系重心的转换，从这种关系所表达的根本性价值，如“善”、“正当”等出发，以能将个体价值目标与社会整体价值、伦理诉求连接在一起的中介，如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沟通形成的“共同体”、“价值共识”，主体间相互 “承认”、“协商”、“对话”、“共享”、“相互尊重”等价值、伦理原则，调整对两者关系的认识。这种从个体与社会整体的价值、伦理冲突、
协调的关系出发的应用伦理学基本问题研究，无疑会有助于克服个体论或整体论的二元论范式偏向。
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一般而言，伦理学被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分支，即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以及应用伦理学。简单说来，规范伦理学被看作是旨在提出一些理论以解答什么是正当的行动这一问题，并为该理论提供有说服力的辩护。义务论与后果论是规范伦理学的典范。元伦理学被认为主要是处理伦理学概念的涵义与界定，道德价值的性质，道德判断的证明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等问题。而应用伦理学的任务则被视作是将规范伦理学提出的理论和原则应用于实际的伦理问题。
探索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有三条途径：历史的途径，即通过对伦理学史上经典著述的研究，探求有关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的思想；经验的途径，即从当前应用伦理学研究所涉及的重大问题的研究中寻找答案；分析的途径，即从应用伦理学的性质、任务、理论体系、方法特征出发，探寻问题的答案。 一、 以历史与经验分析视角探索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以历史分析的视角探索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即通过对伦理学史上有关著述的梳理、归纳和分析，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摩尔和包尔生的著述对于我们从伦理学研究基本问题的总体结构上，认识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有重要意义。
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摩尔明确提出伦理学研究的三类基本问题：第一类问题，“什么是‘善的’或‘善的’意味着什么”；第二类问题，“哪些事物本身是善的”；第三类问题，“我们应当做什么”。他认为只有在解决了第一类问题之后，才能解决第二类问题；而只有解决了前两类问题之后，才能解决第三类问题。显然，这三类问题构成了伦理学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的基本问题序列。第三类问题属于行为的伦理判断问题，即“什么作为手段是善的?”或“什么是达到善的手段——什么是就其本身而言是善的事物之原因或者必要条件?”关于该类问题的探究，摩尔认为须采用“崭新的方法——经验考察的方法一加以解答”包尔生在《伦理学体系》中阐述了伦理学的性质和职能，指出“伦理学属于实践的科学，它的职能就是展开人生必须以何种方式渡过以实现它的目标或目的”这一职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决定人生的目的或至善；一是指出实现这一日的的方式或手段。州列显然，从伦理学的研究层次上看，摩尔的第三类问题和包尔生的第二方面职能的内容是一致的，讲的都是“实现人生目的或至善的方式或手段”，即探索连接价值、伦理层面与经验层面的方式或手段，或探索运用于行为的伦理判断的工具。无疑，它们属于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范畴。但它们还只是基本问题的一般性概括。由于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各个历史时期、生活情境条件下的具体内容不同，因此，我们对它们的探索，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概括性的认识，而应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生活情境下的具体内容。正如包尔生指出的，“如果不追溯那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道德文明总趋势的各重要支流的源头，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清楚鲜明地理解我们时代复杂的(常常是混乱的)想法和渴望。竹L副包尔生即从伦理学的两项基本职能，也就是它的基本问题出发，考察了西方人生观与道德哲学的发展过程，提出了古希腊、基督教、近现代三种类型的人生观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哲学体系，其中蕴涵着各时期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的具体内容。
包尔生认为，古希腊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作为至善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二是如何通过一种德性的生活形式实现诸如幸福等至善目标。这一时期的伦理学将伦理寓于活动、技巧之中，强调“至善存在于人类生活形式
之中，并且这种生活形式又被作为实现至善的手段”，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研究突显了这一特点。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明确指出：“⋯⋯善，⋯⋯究竟是什么。它看来在每种活动与技艺中都不同⋯⋯那么每种活动和技艺中的那个善是什么?也许它就是人们在做其他每件事时所追求的那个东西。它在医术中是健康，在战术中是胜利，在建筑术中是一所房屋⋯⋯”训基督教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也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建立什么样的道德判断的原则，二是如何对道德原则的应用进行解释和决疑。它“以道德判断作为它的出发点。人的追求和行动则是判断的对象，善恶的陈述被应用于它们”。而“近代伦理学大部分是一种义务论”，但这种义务论并非基督教伦理学的对上帝的义务，而是“对他人的义务”，“近现代在讨论至善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善(这是古希腊伦理学的情况)，而是整体的善”。
综上，以历史分析的视角考察西方伦理学及其应用的基本问题，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伦理学应用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生活领域中，人们所追求的人生目的或至善目标及其实现的伦理手段和途径。
以经验分析视角探索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即通过对当前我国应用伦理学研究必须应对的问题以及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归纳、分析，从中探索问题的答案。
当前，在我国应用伦理学界有关这门学科性质、基本特征的讨论中，无论是甘绍平教授提出的 “程序—共识”论，还是卢风教授提出的“改变共识”论，尽管前者强调达成共识，后者强调改变共识，但就观点提出的客观基础来看，两者存在着一致性，即都立足于当代社会多元价值观的现实与社会共同体需要确立“价值共识”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应用伦理学研究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从近年来在我国兴起的经济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社会伦理学等应用伦理学主要分支学科所关注的问题中，也可以找到有关基本问题的答案。在经济伦理学领域，学者们认为，应该认真研究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密切的诸多经济伦理学问题”。从环境伦理学研究的问题来看，尽管它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但归根结底，其研究的基本问题还是由个体 (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和作为人类一部分的代际与代内)与整体(自然界和人类)之间在价值、权利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伦理关系问题。在政治伦理学研究领域，其基本问题是“与政治正当性相关的基本价值问题”，“诸如自由与秩序、权利与义务、公正与效率、权利与权力、权力与责任、个人与社会等一系列的政治伦理价值关系问题”。再从社会伦理学研究来看，其大多以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与伦理关系为论题，在解决问题的途径上，也多把目光聚集于个体与社会整体价值、伦理关系的调整上，如认为应建立“广泛的社会协商”制度，“协调以各个利益主体都能接受的方式进行，并且它所产生的结果能够影响有关的社会制度安排上的调整与政策的调整”。
根据以上有关应用伦理学学科性质、基本特征与主要分支学科所应对的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个体价值、伦理诉求与社会整体的价值、伦理诉求之间的关系。具体讲，个体对自由、自主、权益、发展和自我完善等价值追求与社会整体对秩序、和谐、正义、发展等理想目标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二、 应用伦理学基本问题研究的范式整合
所谓应用伦理学基本问题研究的范式，是指学者对这门学科基本问题研究的视角、方式及根本观点。既然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如上面所指出的，是现实社会生活中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价值、伦理关系问题，那么，在基本的研究
范式上，必然会以个体论与整体论两种基本倾向表现出来。个体论研究范式偏重个体，强调个体的道德主体性，重视个体的权利、自主、自由、德性、幸福和自我实现等价值，将它们作为道德理想、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而整体论的研究范式则偏重社会，强调社会利益、秩序等终极价值的伦理意义。
个体论与整体论是伦理学史上长期存在的两种基本研究范式。伦理学史上，两种研究范式倾向交替转换，从个体到整体再到个体，一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是个体论还是整体论范式，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个体与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偏向个体论还是整体论，都无法将个体与整体伦理关系的本质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更不能正确指明社会价值目标或个体理想追求的方向与实现的途径，而只有从个体与整体的伦理关系出发的整合论研究范式，才能达此目的。因此，应用伦理学基本问题研究中，范式整合将会成为追求的目标。 应用伦理学从社会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体系的性质出发，探索基本问题研究中的个体论与整体论范式整合，必然在方法原则上，要求将研究的视野从价值、伦理层面延伸至作为其客观基础的事实层面，而这恰恰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研究由事实到价值、伦理的学科特征所要求的。Ⅲ1从这一基本要求出发，应用伦理学在探索基本问题研究的范式整合时，必须关注作为基础的事实层面的研究范式问题。事实上，应用伦理学研究之所以会出现范式的二元论倾向，正是因为事实层面的个体与整体在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不断变化，及由此导致个体自由、自我实现与社会秩序、正义等价值目标的关系天平出现倾斜、摇摆。 事实层面的人与社会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的研究也存在着个体论与整体论二元论范式倾向。探索两种范式整合的途径，也是社会学、道德社会学长期追寻的目标，它们的研究方法可以作为应用伦理学探索范式整合的参考。
综上所述，应用伦理学要克服基本问题研究中的二元论范式偏向。首先，应考察造成这一问题的事实层面的原因。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个体与整体在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不断变化，是造成应用伦理学基本问题研究中的二元论范式偏向的基础的、根本的原因。因此，应用伦理学要克服基本问题研究中的二元论范式偏向，就必须“正位”，借助社会学、道德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对事实层面的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科学的认识，即从两者关系本身的性质出发，把两者看成关系体系的构成性要素，从它们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上把握关系的实质。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我决定、自由选择的能力不断提高，选择的空间和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在与社会的关系中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越来越强，这就要求应用伦理学基本问题研究在涉及两者关系上，应从“人”这一根本性元素出发，从人的本质需要彰显人的道德主体性，人在社会中应享有的权利及应担负起的责任、义务。其次，应用伦理学要克服基本问题研究中的二元论范式偏向，还必须以动态的观点认识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重心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发生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个体自由、自我实现与社会秩序、公正等价值目标的关系天平会出现倾斜、摇摆，与此相应，应用伦理学研究也会出现向个体论或向整体论的范式偏斜。这就需要它在研究中建立一种“调位”的整合机制，即面对现实生活中个体与整体关系重心的转换，从这种关系所表达的根本性价值，如“善”、“正当”等出发，以能将个体价值目标与社会整体价值、伦理诉求连接在一起的中介，如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沟通形成的“共同体”、“价值共识”，主体间相互 “承认”、“协商”、“对话”、“共享”、“相互尊重”等价值、伦理原则，调整对两者关系的认识。这种从个体与社会整体的价值、伦理冲突、
协调的关系出发的应用伦理学基本问题研究，无疑会有助于克服个体论或整体论的二元论范式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