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教育定位;全局性定位
摘要： 回顾建国以来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考察从中共八大到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教育的部门归属问题的论述，发现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已由局域性定位走向全局性定位。确立教育的全局性定位，需要遵循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和价值，拓展教育运行和发展的社会空间，建立相应的实现机制和转换方式。
中图分类号： G40-0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4043908
Education Orient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ire Allocation
RUAN Chengwu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ire allocation; five aspects as a whole; education orientation; overall orientation
Abstract： Through the review of the discussions on the new China's education nature， and the research of the Party's 8-18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s report about education department's ownership， state clearly that the education is changing from partly orientation to overall orientation in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ire allocation. The overall orientation of the education needs to observe the internal logic and values in education itself， expand the education's operating and developing space， build the corresponding realization mechanism and conversion method.
随着社会结构及其格局的变化，教育定位会发生相应的转变。对此，学界有教育在政治与经济之间权衡和取舍的“钟摆说”[1]，也有从“政治教育学”到“经济教育学”到“民生教育学”[2]6，或是从“教育工具论”到“教育民生论”[3]17的“转移说”。本文基于建国以来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以中共八大到十八大政治报告关于教育部门归属论述变化为主线，提出教育由局域性定位走向全局性定位的“拓展说”。
一、教育在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格局中定位的理论探寻
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如何定位，与教育理论界关于教育本质的认识息息相关。事实上，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在探究教育是什么、为什么的过程中，也在探寻着教育属于什么的问题，亦即教育定位。
新中国成立前，关于教育本质的认识及教育定位，大致存在两种对峙的观点：一种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教育本质及其定位。或是将教育目的定位于“休闲”，发展个人的“人格”;或是将教育定位于“返于自然”，将儿童训练成超社会的存在物;或是将教育定位于一种儿童的经验改造而再别的目的。[4]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悦耳”的词句乃是“镜花水月”“烟雾弹”，主张“教育的本质不是神圣的，不是清高的，不是中正的，不是独立的，它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教育是帮助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不属于某一部分人，而属于全社会”[5]。持此种观点除钱亦石外，还有舒新城、杨贤江（李浩吾）、周予同，等。舒新城认为：“教育只是一种工具，可以用它建国，也可以用它王国……教育是建设的一种工具，并不是建设工具的一切。”[5]13-14周予同则提出：“我是主张教育工具说的，在一个大规模理想之下，教育也与其他政治、经济、科学、文艺、等等都尽了一部分的责任。” [5]13-14当然，持折中观点者也不在少数。如“教育之最大目的在：为社会创自立之个人，为个人建互助之社会。其方法在利用环境之刺激，使受教育者自动进取而创造新生活”[6]。
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理论界更多秉承了杨贤江、钱亦石的观点，注重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中探寻教育本质。认为：“教育是为了一定的经济目的、社会目的，而进行文化传播与创造，一起帮助人类营谋生活的一种工具。”[7]一些学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旧教育学进行改造，力图形成新的教育本质观。如周意彪《教育通论提纲》提出：教育是文化领域里的重要环节，新的教育要替新的政治经济服务。旧教育是着重个人的改造，个人的发展，是独善其身的教育，是消闲装饰的教育。其结果形成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专利品。新教育是着重集体的改造，集体的发展，是服务人类社会的教育，是利用厚生的教育，其结果是利于全民，共有共享的。[8]104总体上看，教育本质的认识及教育定位走向了社会属性和社会领域的一端。
此后，关于教育本质的认识受苏化浪潮的影响。1952年《人民教育》刊载苏联学者《关于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的专门特点的争论总结》一文，文章在将教育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之一的同时，强调将教育归于上层建筑。[9]1956年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以及中苏关系的紧张，教育理论界提出教育学中国化命题，以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阶级分析和思想方法分析处理教育及其有关问题。在此之下，教育为政治服务，就是要始终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8]155。60年代后，凯洛夫《教育学》被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的鼻祖”批判，一个重要靶子是凯洛夫强调“人为了成为一个人，就应当受到适当的教育”;批判者认为，一个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才要有教育，教育从来都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不是抽象的“人”的需要;在阶级社会里，教育从来都是属于一定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是没有的。[8]201
此时教育已经完全游离于人的生计与发展，也脱离经济建设，走进了如火如荼的政治领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改革开放之始，于光远《重视培养人的工作》一文[10]，引发教育理论界强烈反响，并且发展成为持续十数年的教育本质问题论争。原先的“教育是上层建筑”的观点，受到诸如“教育是生产力”“教育既是生产力，又是上层建筑”“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是一种社会实践”等种种新论的挑战。这一论争反映了文革结束后一种突破禁锢的思想冲动与理论困惑，虽然并未形成关于教育本质的共识，但它将教育从政治领域解放出来，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联系起来，赋予教育的生产力属性与功能。当“生产力说”与“上层建筑说”僵持不下，陷入各自悖论之中时，涌现的所谓“双重属性说”以及“多重属性说”，虽然被批为折中论、调和论，但它为教育在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格局中重新定位，拓展了理论空间。就在多种观点杂陈、彼此对攻之际，有学者根据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提出教育具有多方面属性，体现着多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因而教育不能归属于社会结构任何一方，而应当独立出来，作为一个专门的、特殊的范畴来加以研究，此乃所谓“特殊范畴说”[11]。这种观点将教育看作相对独立的专门领域加以定位，不是要切断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联系，而是为教育定位提供一个新的思维空间。
90年代及新世纪以来，教育本质问题讨论再度延续和深化。人们反思了这场论争的问题起点、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辨析教育本质之有与无、一与多、动与静、总与分[12];一些学者认识到，“上层建筑说”与“生产力说”，与其说是将教育归之于上层建筑或生产力而各执一端，相互悖论，毋宁说是把教育在社会结构中进行一种“定位”[13]。学者们认为，以上种种教育本质观多“犯了以要素的性质代替系统的性质的错误，要从大系统角度即社会系统的角度，把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来分析，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全面地把握教育。”[14]现在看来，这种围绕教育本质的纷争，事实上是对社会深刻变革引发教育定位转变的一种时代焦虑和理论觉醒。
近年来，教育对人民群众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广泛和提升，催发人们对教育定位重新认识。教育从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格局的某一个部类或领域，转向“越来越把教育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程”
[15]442。与之相应的是，教育功能开始向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渗透。这种发展空间的拓展，深刻改变着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研究者深化了对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揭示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的密切关系。提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通过教育活动本身的功能的变化和扩大，教育正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越来越具有社会的基础性地位”[15]557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通过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及受教育程度与经济收入、生育率、就业、优生的关系研究，揭示教育对提升个体社会地位、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功能，认识到教育的民生属性与民生功能。有学者梳理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从学科上将其划分为政治教育学、经济教育学、民生教育学三个发展阶段。认为民生教育学是党对教育本质和功能的认识有着明显的升华，立足“民生”主题来思考、定位、规划教育事业的发展。
[6]这意味着此前教育一直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或经济发展的“教育工具论”，由“人的物化”朝着“人的自身”方向演变的“教育民生论”。[17]
在此之下，随着教育本质研究的深化和论争的持续，人们对于教育与社会、人的关系的认识不断拓展，推动了教育定位由“大社会”向“大社会”与“小社会”融通的方向拓展。这种拓展促进了教育、社会、人的关系的重建，走向教育定位实现“国计”与“民生”的并重与统一。[16]136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教育定位的实践历程
教育定位不仅是一个与教育本质密切关联的理论问题，更是事关党和国家对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定位的一个重大实践问题。本文在前期研究基础上
[17]136，以建国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关于教育的纲领性表述为主线，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教育定位的发展历程（表1）。
以此，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教育定位分为以下阶段：
（一）教育定位于“政治―经济”领域阶段
党的八大将教育与文化连在一起，与工业、农业、商业并列，提出文化教育在“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定位在“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方针的指引下，发挥了很强的政治功能和一定的经济功能。此后13年间，教育定位经历一系列曲折变化，但基本是在经济定位与政治定位之间震荡。1957至1960年间，在“整风”和“反右”影响下，突出政治挂帅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更多定位于政治及上层建筑领域。1958年中共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批判了“教育部门教条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17]，突出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突出“政治挂帅”。1960至1963年间，教育事业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强调严格执行教育部的教育计划和条例。中共中央《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对当前中小学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一二十年以后，我们新的一代的精神面貌和知识水平将会如何，我国的科学文化将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以至我们能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在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现在中小学教育的状况如何。”[18]为此，要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在加强德育的同时注重智育和体育;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要求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并举，“适应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直接地和间接地为这个总方针服务。”[18]由此可见，这一阶段教育在服务政治的同时，强化了经济功能。这也是党中央首次与“四化”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全面联系起来进行教育定位的一个肇始。 （二）教育定位于政治领域阶段
从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各种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教育被一步步拉进政治运动的漩涡，成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九大报告将教育定位于上层建筑，作为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牢固地占领下来的阵地，作为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作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战线”。1973
表1党的八大到十八大政治报告关于教育定位的比较分析
党的代表大会教育的战略定位
教育的领域定位教育的功能定位
八大
“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化教育作为与工业、农业、商业并列的一个部类
政治功能为主经济功能为辅
九大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
政治功能
十大
“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
政治功能
十一大
“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
“配合各项经济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政治功能经济功能
十二大
“通观全局，为实现上述经济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农业问题，能源、交通问题和教育、科学问题。”
教育作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的战略重点之一。
“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经济功能
十三大
“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
教育归属于“经济发展战略”。
“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经济功能为主，政治功能、文化功能为辅
十四大
“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
教育和科技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必须努力实现的十大关系全局的任务之一。
“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
经济功能为主，政治功能、文化功能为辅
十五大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
教育同时归属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经济功能与文化功能并重
十六大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
教育同时归属于“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
确立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经济功能与文化功能并重
十七大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列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之首;同时，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也涉及教育。
民生功能为主，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为辅
十八大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
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社会建设之首;同时，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也涉及教育。
民生功能为主，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生态文明教育功能为辅
年十大报告延续了教育的“革命思维”与政治功能定位。虽然也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与经济建设和人的发展无关，完全是作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改造人的思想世界，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和制度的手段。
（三）教育定位于“经济―政治”领域阶段
十一大至十四大的教育定位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实现了原先以政治为中心的教育定位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教育定位的转向。十一大的教育定位具有过渡性，一方面，继续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将教育战线作为党同“四人帮”激烈争夺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线;另一方面，将教育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要求教育“配合各项经济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教育对于科学技术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定位。要求教育事业不是教育部门的事，而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各行各业都要抓都要支持的大事[19]95;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要求“国家计委、教育部和各部门，要共同努力，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108。十二大和十三大进一步将教育定位于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之一;当然，也要求从全局的角度来重视教育，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 （四）教育定位于“经济―文化”领域阶段
从十五大到十六大，随着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教育在此前主要归属于经济建设部门，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之一的同时，拓展到了文化建设领域。十五大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教育同经济的结合;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中，又将教育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十六大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中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强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同时，在文化建设中，首次确立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教育方针上，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为人民服务并重，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并提。此外，十五大开始将“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并“提高教育和医疗保健水平”列入其中，这也看成是此后将教育纳入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先声。
（五）教育定位于“五位一体”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
十七大报告首次将教育列在“社会建设”，提出：“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突出的是……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提出要“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将全体人民“学有所教”作为重要目标和内容，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点提高农村教师素质。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与此同时，报告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部分，也多次直接和间接提到教育，对教育定位是全局性的。报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动员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十八大报告42 次提到教育，可以分为三种不同层面的定位：第一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教育进行全局性定位。无论是过去五年工作和十年基本总结，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大建设举措，都论及教育。具体说，除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社会建设之首，在“经济建设”部分，强调要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既彰显了教育的经济功能，也要求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深度结合。在“政治建设”部分，要求“把自我教育作为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在“文化建设”部分，要求“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生态文明建设”部分，要求“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
第二种定位是将教育作为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把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这种定位在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同时，发挥教育对于整个民生改善的基础和源泉功能。第三种定位是将教育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内容和措施。三者当中以第二种为核心定位，落实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上，但又是以“五位一体”总布局为背景和落脚点的。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勾勒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教育由局域性定位走向全局性定位，由定位于战略重点（核心定位）而不断拓展到战略全局（“五位一体”总布局）的（表2）。
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教育的全局性定位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教育既是以“五有”为目标的社会建设首务，又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基础和先导，具有重要的全局性意义，同时，也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发挥教育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相应作用和功能。
（一）教育的全局性定位，需要拓展教育运行和发展的社会空间
教育定位是对教育属性和功能的一种理论和现实选择，也相应划定了教育运行和发展的社会空间。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教育定位从局域性定位拓展成为全局性定位，必将带来教育运行和发展的社会空间的拓展。在全局性定位下，教育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的关系愈益密切和全方位，教育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制约性同步提升，教育的社会功能与社会责任也同步增大。 比如，在计划体制时代，教育是在国民经济计划框架下和教育系统内发展和运行的，虽然在教育经费、招生和毕业生分配等投入与产出等方面，教育与社会之间存在着资源交换，但总体而言，往往是教育部门办教育、管教育。在全局性定位下，教育与“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各个领域和部门都发生广泛联系，社会各领域的矛盾和问题也相应渗透和反映到教育领域中。比如，社会公平状况和水平会直接影响到教育公平;社会结构及劳动力需求结构会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就业及教育结构;社会民生状况和水平会直接影响到教育民生的状况与水平。特别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将对教育的运行和发展发生深刻影响。
在此之下，教育事业由一个教育部门来运行和管理，拓展为需要各社会部门担当的一项公共事业;教育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各部门的支持和参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考虑到改革的外部环境及其制约因素，与“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相呼应，而不再单单按照教育自身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对教育问题的认识与处理，以及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就不能只是从教育的眼光出发、以教育的标准来衡量，而要充分考虑教育系统之外的因素。比如，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教育的影响;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带来的政事分开、政社分开，以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必然要求教育体制机制的相应变革。还比如，教育作为社会建设之首所面临的教育民生诉求和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在这种新的社会空间内，教育的规则和话语，教育的决策过程和机制，教育的发展路径和方式，都要相应进行深刻变革。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在思考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时，不能就教育论教育，而应拓展思维空间和问题域，将教育置身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大背景下，来思考其制约因素和对策。
（二）教育的全局性定位，需要构建相应的实现机制和实践路径
教育定位及其转换不是自发的。它既有一定的理论导向与推助，更是出自于党和国家的政治决策。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同样指出：决策者们确实面临着相互矛盾的利益：经济界要求应具备的资格和技能越来越多;科学界需要经费开展研究工作，需要负责造就青年研究人员的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文化界和教育界需要资金提高入学率和发展普通教育;最后是学生家长协会总是希望有更多高质量的教育，也就是说希望好教师的数量不断增加。”“因此，教育选择涉及到整个社会，需要不仅就教育经费而且就教育目的开展民主辩论。”[20]150这说明各国的教育定位都普遍面临各种价值选择和利益冲突，需要建立一种协调机制和决策机制。
就我国而言，教育定位同样面临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协调和价值选择。事实上，无论在局域性定位还是全局性定位阶段，教育定位始终存在着一定的核心定位，这种核心地位是与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息息相关的。全局性教育定位实际上反映了党和国家执政理念和方式的转变，即从先前更加注重国家利益、阶级利益、整体利益的“工具性定位”，转向以改善民生为宗旨的“本体性定位”，这种转换又不是以否定前者的方式实现，而是两者具有内在联系和融通性，即通过一种拓展的方式和路径实现的。这种拓展，说到底是对教育的多种功能进行一种统筹和协调，同时又以更高的执政理念来统领。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使改革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这种新的执政理念统领下，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各个系统之间更加协调和融合，进而发挥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作用。
（三）教育的全局性定位，需要遵循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和价值
无论是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还是历次党代会对教育的部类归属，一个突出的思维定势，是教育“属于”什么，否则似乎就意味着教育什么都不是了，进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教育定位的历次变迁与转换，很多情况下是“被”定位和“被”转变的，更多是被教育以外的力量所把控。例如，文革时期教育被彻底政治化，被“革命”思维和阶级斗争思维所控制;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时期，教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被所谓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思维所控制。在教育纳入民生范畴的现阶段，教育同样容易被各种各样的民生诉求和舆论所挟持，“人民满意的教育”极容易异变为一些群体追求教育的局部利益和个体利益而放弃教育的公共性和教育规律的“尚方宝剑”。在此之下，“育人为本”、素质教育变得苍白，甚至落空;“教育家办学”也只能成为一句难以实践的空洞口号。
教育的全局性定位需要遵循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和价值。具体说，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应当落实“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真正建立“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21]，“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22]，克服教育行政化倾向;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应当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避免重走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老路;在教育与社会建设的关系上，应当在满足人民群众对多样化高质量教育的期盼过程中，保障教育公平，彰显教育的公共性与公益性，避免教育的功利化和私事化。因为，教育决策面临相互矛盾的各种利益，“既然无法满足所有的需求，这种窘境就特别的严重，因为这不是对个人利益通常进行的裁断：这种种需求反映了种种正当的期待，它们都与教育的基本使命相符。”[20]151此外，教育也应按照自身逻辑来处理教育与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总之，只有尊重和依循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和价值，才能回归教育的本意，回归“育人为本”这一核心，回归到“教育家办学”的轨道上来。 因此，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教育切不可在“属于”的思维惯性中失去自我，而应尊重和依循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和价值。这种内在逻辑和价值，包括教育自身的规律、规则和标准，教育自身的利益、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否则，教育定位会走入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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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教育定位;全局性定位
摘要： 回顾建国以来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考察从中共八大到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教育的部门归属问题的论述，发现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已由局域性定位走向全局性定位。确立教育的全局性定位，需要遵循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和价值，拓展教育运行和发展的社会空间，建立相应的实现机制和转换方式。
中图分类号： G40-0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4043908
Education Orient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ire Allocation
RUAN Chengwu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ire allocation; five aspects as a whole; education orientation; overall orientation
Abstract： Through the review of the discussions on the new China's education nature， and the research of the Party's 8-18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s report about education department's ownership， state clearly that the education is changing from partly orientation to overall orientation in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ire allocation. The overall orientation of the education needs to observe the internal logic and values in education itself， expand the education's operating and developing space， build the corresponding realization mechanism and conversion method.
随着社会结构及其格局的变化，教育定位会发生相应的转变。对此，学界有教育在政治与经济之间权衡和取舍的“钟摆说”[1]，也有从“政治教育学”到“经济教育学”到“民生教育学”[2]6，或是从“教育工具论”到“教育民生论”[3]17的“转移说”。本文基于建国以来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以中共八大到十八大政治报告关于教育部门归属论述变化为主线，提出教育由局域性定位走向全局性定位的“拓展说”。
一、教育在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格局中定位的理论探寻
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如何定位，与教育理论界关于教育本质的认识息息相关。事实上，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在探究教育是什么、为什么的过程中，也在探寻着教育属于什么的问题，亦即教育定位。
新中国成立前，关于教育本质的认识及教育定位，大致存在两种对峙的观点：一种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教育本质及其定位。或是将教育目的定位于“休闲”，发展个人的“人格”;或是将教育定位于“返于自然”，将儿童训练成超社会的存在物;或是将教育定位于一种儿童的经验改造而再别的目的。[4]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悦耳”的词句乃是“镜花水月”“烟雾弹”，主张“教育的本质不是神圣的，不是清高的，不是中正的，不是独立的，它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教育是帮助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不属于某一部分人，而属于全社会”[5]。持此种观点除钱亦石外，还有舒新城、杨贤江（李浩吾）、周予同，等。舒新城认为：“教育只是一种工具，可以用它建国，也可以用它王国……教育是建设的一种工具，并不是建设工具的一切。”[5]13-14周予同则提出：“我是主张教育工具说的，在一个大规模理想之下，教育也与其他政治、经济、科学、文艺、等等都尽了一部分的责任。” [5]13-14当然，持折中观点者也不在少数。如“教育之最大目的在：为社会创自立之个人，为个人建互助之社会。其方法在利用环境之刺激，使受教育者自动进取而创造新生活”[6]。
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理论界更多秉承了杨贤江、钱亦石的观点，注重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中探寻教育本质。认为：“教育是为了一定的经济目的、社会目的，而进行文化传播与创造，一起帮助人类营谋生活的一种工具。”[7]一些学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旧教育学进行改造，力图形成新的教育本质观。如周意彪《教育通论提纲》提出：教育是文化领域里的重要环节，新的教育要替新的政治经济服务。旧教育是着重个人的改造，个人的发展，是独善其身的教育，是消闲装饰的教育。其结果形成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专利品。新教育是着重集体的改造，集体的发展，是服务人类社会的教育，是利用厚生的教育，其结果是利于全民，共有共享的。[8]104总体上看，教育本质的认识及教育定位走向了社会属性和社会领域的一端。
此后，关于教育本质的认识受苏化浪潮的影响。1952年《人民教育》刊载苏联学者《关于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的专门特点的争论总结》一文，文章在将教育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之一的同时，强调将教育归于上层建筑。[9]1956年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以及中苏关系的紧张，教育理论界提出教育学中国化命题，以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阶级分析和思想方法分析处理教育及其有关问题。在此之下，教育为政治服务，就是要始终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8]155。60年代后，凯洛夫《教育学》被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的鼻祖”批判，一个重要靶子是凯洛夫强调“人为了成为一个人，就应当受到适当的教育”;批判者认为，一个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才要有教育，教育从来都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不是抽象的“人”的需要;在阶级社会里，教育从来都是属于一定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是没有的。[8]201
此时教育已经完全游离于人的生计与发展，也脱离经济建设，走进了如火如荼的政治领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改革开放之始，于光远《重视培养人的工作》一文[10]，引发教育理论界强烈反响，并且发展成为持续十数年的教育本质问题论争。原先的“教育是上层建筑”的观点，受到诸如“教育是生产力”“教育既是生产力，又是上层建筑”“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是一种社会实践”等种种新论的挑战。这一论争反映了文革结束后一种突破禁锢的思想冲动与理论困惑，虽然并未形成关于教育本质的共识，但它将教育从政治领域解放出来，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联系起来，赋予教育的生产力属性与功能。当“生产力说”与“上层建筑说”僵持不下，陷入各自悖论之中时，涌现的所谓“双重属性说”以及“多重属性说”，虽然被批为折中论、调和论，但它为教育在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格局中重新定位，拓展了理论空间。就在多种观点杂陈、彼此对攻之际，有学者根据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提出教育具有多方面属性，体现着多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因而教育不能归属于社会结构任何一方，而应当独立出来，作为一个专门的、特殊的范畴来加以研究，此乃所谓“特殊范畴说”[11]。这种观点将教育看作相对独立的专门领域加以定位，不是要切断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联系，而是为教育定位提供一个新的思维空间。
90年代及新世纪以来，教育本质问题讨论再度延续和深化。人们反思了这场论争的问题起点、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辨析教育本质之有与无、一与多、动与静、总与分[12];一些学者认识到，“上层建筑说”与“生产力说”，与其说是将教育归之于上层建筑或生产力而各执一端，相互悖论，毋宁说是把教育在社会结构中进行一种“定位”[13]。学者们认为，以上种种教育本质观多“犯了以要素的性质代替系统的性质的错误，要从大系统角度即社会系统的角度，把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来分析，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全面地把握教育。”[14]现在看来，这种围绕教育本质的纷争，事实上是对社会深刻变革引发教育定位转变的一种时代焦虑和理论觉醒。
近年来，教育对人民群众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广泛和提升，催发人们对教育定位重新认识。教育从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格局的某一个部类或领域，转向“越来越把教育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程”
[15]442。与之相应的是，教育功能开始向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渗透。这种发展空间的拓展，深刻改变着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研究者深化了对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揭示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的密切关系。提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通过教育活动本身的功能的变化和扩大，教育正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越来越具有社会的基础性地位”[15]557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通过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及受教育程度与经济收入、生育率、就业、优生的关系研究，揭示教育对提升个体社会地位、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功能，认识到教育的民生属性与民生功能。有学者梳理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从学科上将其划分为政治教育学、经济教育学、民生教育学三个发展阶段。认为民生教育学是党对教育本质和功能的认识有着明显的升华，立足“民生”主题来思考、定位、规划教育事业的发展。
[6]这意味着此前教育一直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或经济发展的“教育工具论”，由“人的物化”朝着“人的自身”方向演变的“教育民生论”。[17]
在此之下，随着教育本质研究的深化和论争的持续，人们对于教育与社会、人的关系的认识不断拓展，推动了教育定位由“大社会”向“大社会”与“小社会”融通的方向拓展。这种拓展促进了教育、社会、人的关系的重建，走向教育定位实现“国计”与“民生”的并重与统一。[16]136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教育定位的实践历程
教育定位不仅是一个与教育本质密切关联的理论问题，更是事关党和国家对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定位的一个重大实践问题。本文在前期研究基础上
[17]136，以建国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关于教育的纲领性表述为主线，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教育定位的发展历程（表1）。
以此，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教育定位分为以下阶段：
（一）教育定位于“政治―经济”领域阶段
党的八大将教育与文化连在一起，与工业、农业、商业并列，提出文化教育在“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定位在“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方针的指引下，发挥了很强的政治功能和一定的经济功能。此后13年间，教育定位经历一系列曲折变化，但基本是在经济定位与政治定位之间震荡。1957至1960年间，在“整风”和“反右”影响下，突出政治挂帅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更多定位于政治及上层建筑领域。1958年中共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批判了“教育部门教条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17]，突出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突出“政治挂帅”。1960至1963年间，教育事业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强调严格执行教育部的教育计划和条例。中共中央《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对当前中小学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一二十年以后，我们新的一代的精神面貌和知识水平将会如何，我国的科学文化将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以至我们能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在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现在中小学教育的状况如何。”[18]为此，要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在加强德育的同时注重智育和体育;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要求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并举，“适应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直接地和间接地为这个总方针服务。”[18]由此可见，这一阶段教育在服务政治的同时，强化了经济功能。这也是党中央首次与“四化”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全面联系起来进行教育定位的一个肇始。 （二）教育定位于政治领域阶段
从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各种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教育被一步步拉进政治运动的漩涡，成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九大报告将教育定位于上层建筑，作为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牢固地占领下来的阵地，作为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作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战线”。1973
表1党的八大到十八大政治报告关于教育定位的比较分析
党的代表大会教育的战略定位
教育的领域定位教育的功能定位
八大
“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化教育作为与工业、农业、商业并列的一个部类
政治功能为主经济功能为辅
九大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
政治功能
十大
“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
政治功能
十一大
“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
“配合各项经济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政治功能经济功能
十二大
“通观全局，为实现上述经济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农业问题，能源、交通问题和教育、科学问题。”
教育作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的战略重点之一。
“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经济功能
十三大
“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
教育归属于“经济发展战略”。
“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经济功能为主，政治功能、文化功能为辅
十四大
“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
教育和科技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必须努力实现的十大关系全局的任务之一。
“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
经济功能为主，政治功能、文化功能为辅
十五大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
教育同时归属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经济功能与文化功能并重
十六大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
教育同时归属于“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
确立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经济功能与文化功能并重
十七大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列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之首;同时，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也涉及教育。
民生功能为主，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为辅
十八大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
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社会建设之首;同时，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也涉及教育。
民生功能为主，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生态文明教育功能为辅
年十大报告延续了教育的“革命思维”与政治功能定位。虽然也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与经济建设和人的发展无关，完全是作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改造人的思想世界，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和制度的手段。
（三）教育定位于“经济―政治”领域阶段
十一大至十四大的教育定位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实现了原先以政治为中心的教育定位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教育定位的转向。十一大的教育定位具有过渡性，一方面，继续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将教育战线作为党同“四人帮”激烈争夺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线;另一方面，将教育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要求教育“配合各项经济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教育对于科学技术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定位。要求教育事业不是教育部门的事，而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各行各业都要抓都要支持的大事[19]95;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要求“国家计委、教育部和各部门，要共同努力，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108。十二大和十三大进一步将教育定位于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之一;当然，也要求从全局的角度来重视教育，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 （四）教育定位于“经济―文化”领域阶段
从十五大到十六大，随着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教育在此前主要归属于经济建设部门，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之一的同时，拓展到了文化建设领域。十五大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教育同经济的结合;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中，又将教育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十六大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中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强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同时，在文化建设中，首次确立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教育方针上，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为人民服务并重，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并提。此外，十五大开始将“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并“提高教育和医疗保健水平”列入其中，这也看成是此后将教育纳入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先声。
（五）教育定位于“五位一体”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
十七大报告首次将教育列在“社会建设”，提出：“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突出的是……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提出要“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将全体人民“学有所教”作为重要目标和内容，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点提高农村教师素质。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与此同时，报告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部分，也多次直接和间接提到教育，对教育定位是全局性的。报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动员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十八大报告42 次提到教育，可以分为三种不同层面的定位：第一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教育进行全局性定位。无论是过去五年工作和十年基本总结，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大建设举措，都论及教育。具体说，除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社会建设之首，在“经济建设”部分，强调要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既彰显了教育的经济功能，也要求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深度结合。在“政治建设”部分，要求“把自我教育作为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在“文化建设”部分，要求“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生态文明建设”部分，要求“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
第二种定位是将教育作为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把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这种定位在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同时，发挥教育对于整个民生改善的基础和源泉功能。第三种定位是将教育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内容和措施。三者当中以第二种为核心定位，落实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上，但又是以“五位一体”总布局为背景和落脚点的。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勾勒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教育由局域性定位走向全局性定位，由定位于战略重点（核心定位）而不断拓展到战略全局（“五位一体”总布局）的（表2）。
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教育的全局性定位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教育既是以“五有”为目标的社会建设首务，又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基础和先导，具有重要的全局性意义，同时，也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发挥教育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相应作用和功能。
（一）教育的全局性定位，需要拓展教育运行和发展的社会空间
教育定位是对教育属性和功能的一种理论和现实选择，也相应划定了教育运行和发展的社会空间。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教育定位从局域性定位拓展成为全局性定位，必将带来教育运行和发展的社会空间的拓展。在全局性定位下，教育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的关系愈益密切和全方位，教育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制约性同步提升，教育的社会功能与社会责任也同步增大。 比如，在计划体制时代，教育是在国民经济计划框架下和教育系统内发展和运行的，虽然在教育经费、招生和毕业生分配等投入与产出等方面，教育与社会之间存在着资源交换，但总体而言，往往是教育部门办教育、管教育。在全局性定位下，教育与“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各个领域和部门都发生广泛联系，社会各领域的矛盾和问题也相应渗透和反映到教育领域中。比如，社会公平状况和水平会直接影响到教育公平;社会结构及劳动力需求结构会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就业及教育结构;社会民生状况和水平会直接影响到教育民生的状况与水平。特别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将对教育的运行和发展发生深刻影响。
在此之下，教育事业由一个教育部门来运行和管理，拓展为需要各社会部门担当的一项公共事业;教育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各部门的支持和参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考虑到改革的外部环境及其制约因素，与“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相呼应，而不再单单按照教育自身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对教育问题的认识与处理，以及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就不能只是从教育的眼光出发、以教育的标准来衡量，而要充分考虑教育系统之外的因素。比如，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教育的影响;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带来的政事分开、政社分开，以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必然要求教育体制机制的相应变革。还比如，教育作为社会建设之首所面临的教育民生诉求和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在这种新的社会空间内，教育的规则和话语，教育的决策过程和机制，教育的发展路径和方式，都要相应进行深刻变革。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在思考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时，不能就教育论教育，而应拓展思维空间和问题域，将教育置身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大背景下，来思考其制约因素和对策。
（二）教育的全局性定位，需要构建相应的实现机制和实践路径
教育定位及其转换不是自发的。它既有一定的理论导向与推助，更是出自于党和国家的政治决策。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同样指出：决策者们确实面临着相互矛盾的利益：经济界要求应具备的资格和技能越来越多;科学界需要经费开展研究工作，需要负责造就青年研究人员的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文化界和教育界需要资金提高入学率和发展普通教育;最后是学生家长协会总是希望有更多高质量的教育，也就是说希望好教师的数量不断增加。”“因此，教育选择涉及到整个社会，需要不仅就教育经费而且就教育目的开展民主辩论。”[20]150这说明各国的教育定位都普遍面临各种价值选择和利益冲突，需要建立一种协调机制和决策机制。
就我国而言，教育定位同样面临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协调和价值选择。事实上，无论在局域性定位还是全局性定位阶段，教育定位始终存在着一定的核心定位，这种核心地位是与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息息相关的。全局性教育定位实际上反映了党和国家执政理念和方式的转变，即从先前更加注重国家利益、阶级利益、整体利益的“工具性定位”，转向以改善民生为宗旨的“本体性定位”，这种转换又不是以否定前者的方式实现，而是两者具有内在联系和融通性，即通过一种拓展的方式和路径实现的。这种拓展，说到底是对教育的多种功能进行一种统筹和协调，同时又以更高的执政理念来统领。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使改革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这种新的执政理念统领下，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各个系统之间更加协调和融合，进而发挥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作用。
（三）教育的全局性定位，需要遵循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和价值
无论是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还是历次党代会对教育的部类归属，一个突出的思维定势，是教育“属于”什么，否则似乎就意味着教育什么都不是了，进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教育定位的历次变迁与转换，很多情况下是“被”定位和“被”转变的，更多是被教育以外的力量所把控。例如，文革时期教育被彻底政治化，被“革命”思维和阶级斗争思维所控制;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时期，教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被所谓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思维所控制。在教育纳入民生范畴的现阶段，教育同样容易被各种各样的民生诉求和舆论所挟持，“人民满意的教育”极容易异变为一些群体追求教育的局部利益和个体利益而放弃教育的公共性和教育规律的“尚方宝剑”。在此之下，“育人为本”、素质教育变得苍白，甚至落空;“教育家办学”也只能成为一句难以实践的空洞口号。
教育的全局性定位需要遵循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和价值。具体说，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应当落实“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真正建立“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21]，“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22]，克服教育行政化倾向;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应当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避免重走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老路;在教育与社会建设的关系上，应当在满足人民群众对多样化高质量教育的期盼过程中，保障教育公平，彰显教育的公共性与公益性，避免教育的功利化和私事化。因为，教育决策面临相互矛盾的各种利益，“既然无法满足所有的需求，这种窘境就特别的严重，因为这不是对个人利益通常进行的裁断：这种种需求反映了种种正当的期待，它们都与教育的基本使命相符。”[20]151此外，教育也应按照自身逻辑来处理教育与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总之，只有尊重和依循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和价值，才能回归教育的本意，回归“育人为本”这一核心，回归到“教育家办学”的轨道上来。 因此，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教育切不可在“属于”的思维惯性中失去自我，而应尊重和依循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和价值。这种内在逻辑和价值，包括教育自身的规律、规则和标准，教育自身的利益、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否则，教育定位会走入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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