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的忠诚
“张烨，张烨！”我正熟睡，忽听耳边有人小声叫，“起来吧，该你上岗了！”是班长！我急忙爬起来。
夜风很凉。没有月亮。营区躲在大山阴影里，黑咕隆咚，像掉进深坑。班长领我到了哨位，问：“你一个人站岗怕吗？”我抬眼看看黑魆魆的大山：“不，不怕……”班长说：“哟，声音不大呀！不怕是假的，我当新兵第一天站岗就害怕得腿抽筋。半夜冲过来一个黑家伙，我看不清，端起枪就喊：站住！口令！对方根本不理，上来就把我撞了一大跟头！第二天连长说，长福啊长福，你福真长，没让猪把你当了夜宵？！”
听到这儿，我笑起来。班长拉住我的手说：“张烨，你别怕。今晚我陪你站！”“啊？班长……”“走，我先带你熟悉熟悉地形。”我一激动，啪，枪托碰在墙上。“小心！”班长一把抓住枪，“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你要爱护！”
这是1970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在驻守云南思茅地区的某团四连六班，刚下到连队的我，就这样在班长的陪伴下第一次上岗。班长叫张长福，1968年的兵。虽说当兵只比我早一年多，但他入伍当年就入了党，是全班的主心骨，是我心中的榜样。
班长叫我爱枪，我真爱到骨头里了。第二天，班里擦枪，我把枪拆了擦，擦了拆，直擦得里里外外闪光发亮。看老兵们把一小条布穿在通条头上，捅进枪口里擦枪膛，一出一进，轻快得像打油。我心想，要是布条再大点儿，把枪膛塞满岂不擦得更干净？于是，我找来一块大点儿的布缠在通条头上，使劲儿往枪口里一捅，只听咔吧一声，怎么啦？抽出通条一看，坏啦！因为布条太大堵死了枪口，我用力过猛把通条头给捅断了。这可怎么办？想起班长说的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我急得真想大哭一场。
通条头断了，要不要向班长报告？我心里翻江倒海。报告，还是不报告？想来想去，不敢报告。抬眼看看，还好，老兵们都忙着擦拭武器，没人看见我干的蠢事。我把通条头按原样对付起来收回附品筒，又把附品筒装进枪托底。鬼鬼祟祟，紧张得出了一身汗！
不一会儿，班长开会回来，一进屋就检查大家的擦枪情况。哪壶不开提哪壶，第一个就查我，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只见班长端起枪，上看下看，锃光瓦亮；拉开枪栓，一尘不染！他脸上露出笑容，我的心也回了窝。眼看就要混过去，突然，班长又把手伸向枪托底。天啊！难道他还要检查附品筒？
完了，这下死定了！附品筒被班长打开，通条头惨不忍睹。我全线崩溃，准备迎接怒目金刚。
可是，班长什么都没说，又把通条头装回去了。他把枪放好，回头看了我一眼。这一眼，让我终生难忘。
整整一上午，我心里坠着通条头，喘不上气。班长全知道了，可是他为什么不说破呢？午饭前，我忐忑不安地在营区徘徊，不知不觉路过连部。忽然，听见连长王文斌的吼声：“什么？通条头断了？损坏武器装备，谁弄断的？”“连长，这事责任在我！我是班长，我没跟战士讲清擦枪要领，也没有手把手教。是我错了，我请求处分！”啊？是班长！他在替我说情，他在代我受过。一时间，我血往上涌，我无地自容。只听连长说：“好，敢于承担责任，像个党员！下午你在全连做检讨！”听到这儿，我忍不住了，冲到门口，喊了一声：“报告！”连长问：“什么事？”“连长，通条头是我弄断的，处分我吧……”
当天夜里，班长又陪我上岗。“张烨，你今天能主动向连长报告情况，你做得对！本来，我准备今晚跟你谈谈心，说说这件事。通条头看上去小，可是作用很大。平时擦枪离不开它，还能通出卡壳的子弹。战时连上通条还可以当避雷针、电台天线。所以我们使用起来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要损坏。”月光照在班长的脸上，明亮，神圣。“我们做错了事不要紧，说出来，改了就好。要紧的是不说假话，对党忠诚！”
通条头事件教育了我，让我懂得了“要紧的是忠诚”！从此，在班长的带领下，我发奋学习，刻苦训练，暗暗发誓，争取早日成为像班长那样的共产党员。
一天，连里进行手榴弹实弹训练，尽管每人只投一颗，大家都兴奋得叫起来。此前我们投的全是教练弹，早就想试试真家伙。
投弹开始了，在班长的注视下，我拧开手榴弹盖，把拉火环套上小拇指，拼尽全力向前一投，轰的一声，手榴弹在50米开外炸响。连长带头鼓掌，全连叫好。副班长秦开洪从地上捡起手榴弹盖，对我说：“你第一次投实弹就投得这么远，这个盖别扔了，装兜里留个纪念吧！”
想不到，接下来的故事就与手榴弹盖扯上了。那是一次拉练途中的战术演习，全连顶着大太阳从集结地急行军30多公里拉到马塘村。演习结束，个个累得汗如雨下。快到营区时，班长让大家再次检查武器装备是否完好。这时，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战士小刘举手报告，说他的手榴弹盖掉了一个。
“掉哪儿了？”班长急了。
“……不，不知道。”小刘倒霉透了，声音像蚊子。
“你再好好找找！”班长说着转向全班，“大家再仔细检查
查一遍，谁还有纰漏？”
这时，小刘一拉我衣袖，小声说：“哎，哎，你那个手榴弹盖还在吗？”
我说：“在！”
小刘说：“快给我！”
我在兜里摸到那个手榴弹盖，正要掏出来，班长说过的话像风一样刮到耳边：“要紧的是不说假话，对党忠诚！” 在那个月夜，这话那样清晰，那样神圣，那样令人警醒！我攥住手榴弹盖，没有掏出来。
这时，只见班长转身跑到连长面前：“报告连长，八班丢失一个手榴弹盖，我立即带领全班原路返回寻找，请指示！”
连长没有犹豫，向班长还了一个军礼：“好！出发！”
啊？再回马塘？来回70多公里！小刘急了，使劲儿拽我：“快，快给我！”
我也犹豫了。只要把我的手榴弹盖给小刘，全班就不用跑了。可是，那样一来，我就是跟他一起弄虚作假。
给还是不给？“要紧的是忠诚！”我再一次想起班长的话。不能给！丢了就是丢了，如果给了他，就是欺骗组织，欺骗班长，欺骗大家，也欺骗了自己！我紧紧地攥住手榴弹盖，直到攥出汗。
小刘看我不给，气坏了：“真不够朋友，我不理你了！”
班长向全班发出口令：“向后转！目标马塘，跑步——走！”
响亮，果断，威严！就这样，全班人马原路返回。班长跑到最前面。
终于，在马塘演习阵地附近，我们找到了小刘丢失的手榴弹盖。
在回来的路上，看到全班战友一身大汗一脸疲惫，我心里很难过，忍不住叫了声：“班长……”
班长冲我一笑：“我知道你有一个手榴弹盖！刚回头去找的时候，小刘就告诉我了。他让我跟你要，他不想让大家跟着吃苦受累。他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他没想到，我们跑了70多公里，找回的不仅仅是一个手榴弹盖，更重要的是找回战士的忠诚！这70多公里没有白跑，对他，对我，对全班都是一次很好的考验！我一路都在注意你。张烨，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你到底也没弄虚作假！谢谢你！”班长说完，紧紧握住我的手。
班长的话让我流泪。班长的手像一把火，让我的心里滚烫滚烫。后来，我光荣地入了党，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从士兵到将军，“要紧的是忠诚”，成为我一生永远不变的准则。
（张烨，1973年5月入党）
“铛铛”的钟声
■北京军区 吕小平
那是１９８７年８月的一天，大约晚上１０点多，我们刚结束９个月教导团的新兵生活，又经过几次周转，终于回到部队操场等待分配下连。
点到我的名，向前走几步，正想稳稳身形，思忖下个步骤时，就感到两手提的行李已经被人接走，同时一个“走”字直入耳中。我就被人领到了排里。在灯光下悄悄地看了看，他国字脸，四个兜，红帽圈，３０多岁，我猜想是个不小的干部。听到别人一喊，才知道他叫李金桥，是个老志愿兵，代理排长。
李代排长在团里是个响当当的技术尖子和岗位标兵，同时也是个悲情人物。入伍１０多年来，立功受奖一大堆，但却几次与提干失之交臂。第一次提干名字列上去了，由于他驾驶的装甲车要参加国庆阅兵，经再三权衡征求个人意见，又拿下来了；第二次提干名单报上去了，但是要先考上教导队后才下命令，结果文化不过关，又刷下来了；两年后，补习好了文化课，准备第三次提干，年龄又过了杠，从此再也没有了提干的机会。
在与李代排长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他除了开会和带队以外，平时总是低着头沉默寡言，他讲得最多的可能就是招呼人时的明确的“走”和应答人时的含糊的“呵”。他的这一形象，与我老家山村里的那些只顾埋头耕作的人相差无几。在他的手下工作，也就多了一份心安和亲切，有些想法也敢于向他表露。
一次，排里就我们两人，他见我边看书边查字典，像是若有所思地问了我一句：当兵准备干点什么？我回答说：入党。他又问，入党以后呢？我又答：复员。他追问：再以后呢？我想了半天，没了。没了，唉！你这入党叫怎么着啊！他哀叹着。
李代排长哪里知道我的情况。当兵一定要入上党，这是我入伍离家前父母兄妹和亲朋好友最重的交待和最大的希望。他们早就合计好了：我辍学回家放牛，兄妹几个中上学最少，征兵碰巧给验上了，没有指望出去成啥大事，只希望到部队长长见识，如果能入个党那是最好不过了。
正因为有这种想法，我一下到老兵连，就开始掐着指头盘算入党计划：当兵三年时间，在教导团９个月，第一年算是过去了。而第二年则是最好的机会，如果到了第三年，入党可能会更难，因为第三年同年入伍的兵会有相当一部分当班长，自己是个装甲车驾驶员，当班长很难。恰恰，入党班长优先，最后一年肯定不行了。时间理清了，我便决心拼在第二年，无论是训练、工作，还是平时细小工作都积极主动，看到排长和连队干部对我投来的赞许目光，听到各种场合对我给予的鼓励表扬，我感觉火候差不多了。1988年７月，我听说连队要发展一批党员，就利用一
周的时间，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到李代排长手中，并希望他做我的入党介绍人。综合考量5个入党积极分子，论军事素质，我靠前；论思想觉悟，也不差；论介绍人，李代排长好使。
没过一个月，党员发展对象培训，我没有被列入名单之中。莫名的失望、无助、委屈一起涌上心头。完了，我当兵唯一的夙愿算是彻底破灭，今后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知道消息的当天晚上，乘着人不注意，我把当兵后购买的十几本书连同《新华字典》卷成一包，准备拎到营院后面的靶场烧掉，好了却一些牵挂，最后稀里糊涂地混完最后一年。到了靶场，放下包，正划火柴的时候，感到面前站着一个人，那身影太熟悉了，是李代排长。
“看你那个样子地收拾书，就知道你想干啥，我就在这里等着你呢，坐一会儿吧！”我不由自主地随着他坐在靶场边的坎埂上。李代排长告诉我，他其实一直在观察我，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更觉得这次不让我入党是对的，尽管他说不出什么道理，但他知道这次我要是真的入了党，就会认为愿望实现了，就不会再想要求进步了。见李代排长这么诚恳，我便把自己不敢有大愿望的苦衷一并道了出来。
李代排长听后则动情地跟我说，他过去其实吃亏就吃在有和我同样的想法上。前几年无意中看到战士作家高玉宝写入党申请书的故事，才明白只要有毅力，天天都进步一点，完全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接着给我讲起了那个完整的故事：高玉宝参军以前是一个文盲。他的入党申请书只有８个字，即“我从心眼里要入党”，他只能歪歪斜斜地写上一个“我”字，其他７个字只好用符号和图画代替。“党”字让他考虑得最久，最后他想起老家村头老槐树上挂着的钟，就画了棵老槐树，挂着一口钟，用“铛铛”的钟声寓意“党”字。就是这“铛铛”的钟声一直激励着高玉宝，他从识字开始学起，孜孜不倦，最后成为一名享誉军旅的战士作家。讲完高玉宝的故事，李代排长深出一口气哽咽着说，我要是像你这样十七八岁就懂得这个了，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一步，希望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进步。
李代排长发自肺腑的话语和老槐树下“铛铛”的钟声，震慑了我的心灵。我一下子似乎懂得了许多，成熟了许多。我稳下心来，更加积极地工作，同时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不仅把节假日和午休时间都利用上，还经常晚上蒙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偷偷看书，提高自己。
当兵的第三年，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成为了现实。我这个驾驶员破例当了班长，光荣地入了党，李金桥代排长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吕小平，1989年2月入党）
排长的眼睛
■沈阳军区 薛艳春
那天中午，排长突然告诉我，炊事班长要休假回家过春节。我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件事。晚上，连长召开了连务会，说，炊事班长这个老党员连续３年没回家过春节了，连队给他买了票，赶他回去了。但是这百十号人还要吃饭，还要过年，所以你们这些班长、副班长，要去一个代理炊事班长。
直到此时，我才醒悟排长为什么要提前告诉我炊事班长休假的事。我学过做菜，平时帮厨最勤最多，对炊事班工作比较了解。可是，我的奶奶正月初八要过８０大寿，我的那个“同桌的你”大学放假，特意要回来看我。为了等这两件事，我一直在推迟休假啊！我看了排长一眼，排长也在看我，眼睛里有一种热切的东西，那一刻，我觉得我应该也必须站出来。我说，连长，我去炊事班吧。我愿意。
后来团里要组织“四会”教练员培训的事，也是排长悄悄告诉我的。我说，我是警卫班长又不是侦察班长，平时不负责抓训练，我参加那个培训干什么。排长说，增长能力难道是坏事？！说完，他的一双眼睛信任地看着我。那段时间，我们警卫班刚刚补充了５个新兵，每天带他们上岗执勤，身体和精神上非常累。想想排长的话，还真是有道理，我就向连队报了名。连长吃惊地问我：你精力够用吗？我说，我能行。
那个时候，我的动力就是排长期待的目光，期待我成为一个多面手。吃了多少苦，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只是知道我是团里考核通过的“四会”教练员中兵龄最短的一个。当我拿着鲜红的证书跑去向排长报喜时，排长那忽然冷却的目光使虚荣浮躁的我顿时平静下来。
连队组织打靶，为了检验我们修正风向的能力，竟然没派报靶员。自己打完自己验靶，然后自己把环数报给记录员。每次打靶，连长都非常在意我们的成绩，都要认认真真地讲评。我当然想打得更好。可是，我的第一组竟然有两发脱靶，这是从来没有出现的情况。第二组成绩也才勉强及格。我平时射击一直优秀，真想向记录员报成和以往差不多的优秀。可是，正在犹豫时，我发现排长在看着我。他的眼神专注、清澈，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我硬着头皮、红着脸实报了我的打靶环数。
没想到那天讲评，连长竟然表扬了我们成绩比较差的同志。他说，为了锻炼你们的修正能力，今天打靶前我让排长全部调乱了准星。我认为成绩不好的同志的成绩应该比较真实。而且一组比一
组有所提高，进步很大。今天不仅仅检验了你们的射击成绩，更是检验了你们的思想成绩。我偷偷看了排长一眼。他在认真听着连长讲评，目光依然平静。
我的父母都是老党员，他们希望我在部队能够早日入党。新兵下连后我就向组织递交了申请。但是，我不知道我的强烈愿望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每当连队研究党员发展对象时，我的心都像要飞出来一样。在排长的帮助下，我终于作为党员发展对象参加了连队的支部党员大会。当我读完入党申请书后，我既激动又不安，我不知道能否通过接下来的表决。
这时，排长站起来第一个发言。他说：“我是薛艳春的入党介绍人，我为介绍了一个思想合格的发展对象感到骄傲，我愿意和他一同站在鲜艳的党旗下举起拳头向党宣誓。”
排长的话不长，却很有感染力。我听得泪流满面。在座的党员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赞同，我入党了。
战士的忠诚
“张烨，张烨！”我正熟睡，忽听耳边有人小声叫，“起来吧，该你上岗了！”是班长！我急忙爬起来。
夜风很凉。没有月亮。营区躲在大山阴影里，黑咕隆咚，像掉进深坑。班长领我到了哨位，问：“你一个人站岗怕吗？”我抬眼看看黑魆魆的大山：“不，不怕……”班长说：“哟，声音不大呀！不怕是假的，我当新兵第一天站岗就害怕得腿抽筋。半夜冲过来一个黑家伙，我看不清，端起枪就喊：站住！口令！对方根本不理，上来就把我撞了一大跟头！第二天连长说，长福啊长福，你福真长，没让猪把你当了夜宵？！”
听到这儿，我笑起来。班长拉住我的手说：“张烨，你别怕。今晚我陪你站！”“啊？班长……”“走，我先带你熟悉熟悉地形。”我一激动，啪，枪托碰在墙上。“小心！”班长一把抓住枪，“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你要爱护！”
这是1970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在驻守云南思茅地区的某团四连六班，刚下到连队的我，就这样在班长的陪伴下第一次上岗。班长叫张长福，1968年的兵。虽说当兵只比我早一年多，但他入伍当年就入了党，是全班的主心骨，是我心中的榜样。
班长叫我爱枪，我真爱到骨头里了。第二天，班里擦枪，我把枪拆了擦，擦了拆，直擦得里里外外闪光发亮。看老兵们把一小条布穿在通条头上，捅进枪口里擦枪膛，一出一进，轻快得像打油。我心想，要是布条再大点儿，把枪膛塞满岂不擦得更干净？于是，我找来一块大点儿的布缠在通条头上，使劲儿往枪口里一捅，只听咔吧一声，怎么啦？抽出通条一看，坏啦！因为布条太大堵死了枪口，我用力过猛把通条头给捅断了。这可怎么办？想起班长说的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我急得真想大哭一场。
通条头断了，要不要向班长报告？我心里翻江倒海。报告，还是不报告？想来想去，不敢报告。抬眼看看，还好，老兵们都忙着擦拭武器，没人看见我干的蠢事。我把通条头按原样对付起来收回附品筒，又把附品筒装进枪托底。鬼鬼祟祟，紧张得出了一身汗！
不一会儿，班长开会回来，一进屋就检查大家的擦枪情况。哪壶不开提哪壶，第一个就查我，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只见班长端起枪，上看下看，锃光瓦亮；拉开枪栓，一尘不染！他脸上露出笑容，我的心也回了窝。眼看就要混过去，突然，班长又把手伸向枪托底。天啊！难道他还要检查附品筒？
完了，这下死定了！附品筒被班长打开，通条头惨不忍睹。我全线崩溃，准备迎接怒目金刚。
可是，班长什么都没说，又把通条头装回去了。他把枪放好，回头看了我一眼。这一眼，让我终生难忘。
整整一上午，我心里坠着通条头，喘不上气。班长全知道了，可是他为什么不说破呢？午饭前，我忐忑不安地在营区徘徊，不知不觉路过连部。忽然，听见连长王文斌的吼声：“什么？通条头断了？损坏武器装备，谁弄断的？”“连长，这事责任在我！我是班长，我没跟战士讲清擦枪要领，也没有手把手教。是我错了，我请求处分！”啊？是班长！他在替我说情，他在代我受过。一时间，我血往上涌，我无地自容。只听连长说：“好，敢于承担责任，像个党员！下午你在全连做检讨！”听到这儿，我忍不住了，冲到门口，喊了一声：“报告！”连长问：“什么事？”“连长，通条头是我弄断的，处分我吧……”
当天夜里，班长又陪我上岗。“张烨，你今天能主动向连长报告情况，你做得对！本来，我准备今晚跟你谈谈心，说说这件事。通条头看上去小，可是作用很大。平时擦枪离不开它，还能通出卡壳的子弹。战时连上通条还可以当避雷针、电台天线。所以我们使用起来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要损坏。”月光照在班长的脸上，明亮，神圣。“我们做错了事不要紧，说出来，改了就好。要紧的是不说假话，对党忠诚！”
通条头事件教育了我，让我懂得了“要紧的是忠诚”！从此，在班长的带领下，我发奋学习，刻苦训练，暗暗发誓，争取早日成为像班长那样的共产党员。
一天，连里进行手榴弹实弹训练，尽管每人只投一颗，大家都兴奋得叫起来。此前我们投的全是教练弹，早就想试试真家伙。
投弹开始了，在班长的注视下，我拧开手榴弹盖，把拉火环套上小拇指，拼尽全力向前一投，轰的一声，手榴弹在50米开外炸响。连长带头鼓掌，全连叫好。副班长秦开洪从地上捡起手榴弹盖，对我说：“你第一次投实弹就投得这么远，这个盖别扔了，装兜里留个纪念吧！”
想不到，接下来的故事就与手榴弹盖扯上了。那是一次拉练途中的战术演习，全连顶着大太阳从集结地急行军30多公里拉到马塘村。演习结束，个个累得汗如雨下。快到营区时，班长让大家再次检查武器装备是否完好。这时，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战士小刘举手报告，说他的手榴弹盖掉了一个。
“掉哪儿了？”班长急了。
“……不，不知道。”小刘倒霉透了，声音像蚊子。
“你再好好找找！”班长说着转向全班，“大家再仔细检查
查一遍，谁还有纰漏？”
这时，小刘一拉我衣袖，小声说：“哎，哎，你那个手榴弹盖还在吗？”
我说：“在！”
小刘说：“快给我！”
我在兜里摸到那个手榴弹盖，正要掏出来，班长说过的话像风一样刮到耳边：“要紧的是不说假话，对党忠诚！” 在那个月夜，这话那样清晰，那样神圣，那样令人警醒！我攥住手榴弹盖，没有掏出来。
这时，只见班长转身跑到连长面前：“报告连长，八班丢失一个手榴弹盖，我立即带领全班原路返回寻找，请指示！”
连长没有犹豫，向班长还了一个军礼：“好！出发！”
啊？再回马塘？来回70多公里！小刘急了，使劲儿拽我：“快，快给我！”
我也犹豫了。只要把我的手榴弹盖给小刘，全班就不用跑了。可是，那样一来，我就是跟他一起弄虚作假。
给还是不给？“要紧的是忠诚！”我再一次想起班长的话。不能给！丢了就是丢了，如果给了他，就是欺骗组织，欺骗班长，欺骗大家，也欺骗了自己！我紧紧地攥住手榴弹盖，直到攥出汗。
小刘看我不给，气坏了：“真不够朋友，我不理你了！”
班长向全班发出口令：“向后转！目标马塘，跑步——走！”
响亮，果断，威严！就这样，全班人马原路返回。班长跑到最前面。
终于，在马塘演习阵地附近，我们找到了小刘丢失的手榴弹盖。
在回来的路上，看到全班战友一身大汗一脸疲惫，我心里很难过，忍不住叫了声：“班长……”
班长冲我一笑：“我知道你有一个手榴弹盖！刚回头去找的时候，小刘就告诉我了。他让我跟你要，他不想让大家跟着吃苦受累。他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他没想到，我们跑了70多公里，找回的不仅仅是一个手榴弹盖，更重要的是找回战士的忠诚！这70多公里没有白跑，对他，对我，对全班都是一次很好的考验！我一路都在注意你。张烨，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你到底也没弄虚作假！谢谢你！”班长说完，紧紧握住我的手。
班长的话让我流泪。班长的手像一把火，让我的心里滚烫滚烫。后来，我光荣地入了党，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从士兵到将军，“要紧的是忠诚”，成为我一生永远不变的准则。
（张烨，1973年5月入党）
“铛铛”的钟声
■北京军区 吕小平
那是１９８７年８月的一天，大约晚上１０点多，我们刚结束９个月教导团的新兵生活，又经过几次周转，终于回到部队操场等待分配下连。
点到我的名，向前走几步，正想稳稳身形，思忖下个步骤时，就感到两手提的行李已经被人接走，同时一个“走”字直入耳中。我就被人领到了排里。在灯光下悄悄地看了看，他国字脸，四个兜，红帽圈，３０多岁，我猜想是个不小的干部。听到别人一喊，才知道他叫李金桥，是个老志愿兵，代理排长。
李代排长在团里是个响当当的技术尖子和岗位标兵，同时也是个悲情人物。入伍１０多年来，立功受奖一大堆，但却几次与提干失之交臂。第一次提干名字列上去了，由于他驾驶的装甲车要参加国庆阅兵，经再三权衡征求个人意见，又拿下来了；第二次提干名单报上去了，但是要先考上教导队后才下命令，结果文化不过关，又刷下来了；两年后，补习好了文化课，准备第三次提干，年龄又过了杠，从此再也没有了提干的机会。
在与李代排长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他除了开会和带队以外，平时总是低着头沉默寡言，他讲得最多的可能就是招呼人时的明确的“走”和应答人时的含糊的“呵”。他的这一形象，与我老家山村里的那些只顾埋头耕作的人相差无几。在他的手下工作，也就多了一份心安和亲切，有些想法也敢于向他表露。
一次，排里就我们两人，他见我边看书边查字典，像是若有所思地问了我一句：当兵准备干点什么？我回答说：入党。他又问，入党以后呢？我又答：复员。他追问：再以后呢？我想了半天，没了。没了，唉！你这入党叫怎么着啊！他哀叹着。
李代排长哪里知道我的情况。当兵一定要入上党，这是我入伍离家前父母兄妹和亲朋好友最重的交待和最大的希望。他们早就合计好了：我辍学回家放牛，兄妹几个中上学最少，征兵碰巧给验上了，没有指望出去成啥大事，只希望到部队长长见识，如果能入个党那是最好不过了。
正因为有这种想法，我一下到老兵连，就开始掐着指头盘算入党计划：当兵三年时间，在教导团９个月，第一年算是过去了。而第二年则是最好的机会，如果到了第三年，入党可能会更难，因为第三年同年入伍的兵会有相当一部分当班长，自己是个装甲车驾驶员，当班长很难。恰恰，入党班长优先，最后一年肯定不行了。时间理清了，我便决心拼在第二年，无论是训练、工作，还是平时细小工作都积极主动，看到排长和连队干部对我投来的赞许目光，听到各种场合对我给予的鼓励表扬，我感觉火候差不多了。1988年７月，我听说连队要发展一批党员，就利用一
周的时间，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到李代排长手中，并希望他做我的入党介绍人。综合考量5个入党积极分子，论军事素质，我靠前；论思想觉悟，也不差；论介绍人，李代排长好使。
没过一个月，党员发展对象培训，我没有被列入名单之中。莫名的失望、无助、委屈一起涌上心头。完了，我当兵唯一的夙愿算是彻底破灭，今后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知道消息的当天晚上，乘着人不注意，我把当兵后购买的十几本书连同《新华字典》卷成一包，准备拎到营院后面的靶场烧掉，好了却一些牵挂，最后稀里糊涂地混完最后一年。到了靶场，放下包，正划火柴的时候，感到面前站着一个人，那身影太熟悉了，是李代排长。
“看你那个样子地收拾书，就知道你想干啥，我就在这里等着你呢，坐一会儿吧！”我不由自主地随着他坐在靶场边的坎埂上。李代排长告诉我，他其实一直在观察我，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更觉得这次不让我入党是对的，尽管他说不出什么道理，但他知道这次我要是真的入了党，就会认为愿望实现了，就不会再想要求进步了。见李代排长这么诚恳，我便把自己不敢有大愿望的苦衷一并道了出来。
李代排长听后则动情地跟我说，他过去其实吃亏就吃在有和我同样的想法上。前几年无意中看到战士作家高玉宝写入党申请书的故事，才明白只要有毅力，天天都进步一点，完全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接着给我讲起了那个完整的故事：高玉宝参军以前是一个文盲。他的入党申请书只有８个字，即“我从心眼里要入党”，他只能歪歪斜斜地写上一个“我”字，其他７个字只好用符号和图画代替。“党”字让他考虑得最久，最后他想起老家村头老槐树上挂着的钟，就画了棵老槐树，挂着一口钟，用“铛铛”的钟声寓意“党”字。就是这“铛铛”的钟声一直激励着高玉宝，他从识字开始学起，孜孜不倦，最后成为一名享誉军旅的战士作家。讲完高玉宝的故事，李代排长深出一口气哽咽着说，我要是像你这样十七八岁就懂得这个了，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一步，希望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进步。
李代排长发自肺腑的话语和老槐树下“铛铛”的钟声，震慑了我的心灵。我一下子似乎懂得了许多，成熟了许多。我稳下心来，更加积极地工作，同时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不仅把节假日和午休时间都利用上，还经常晚上蒙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偷偷看书，提高自己。
当兵的第三年，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成为了现实。我这个驾驶员破例当了班长，光荣地入了党，李金桥代排长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吕小平，1989年2月入党）
排长的眼睛
■沈阳军区 薛艳春
那天中午，排长突然告诉我，炊事班长要休假回家过春节。我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件事。晚上，连长召开了连务会，说，炊事班长这个老党员连续３年没回家过春节了，连队给他买了票，赶他回去了。但是这百十号人还要吃饭，还要过年，所以你们这些班长、副班长，要去一个代理炊事班长。
直到此时，我才醒悟排长为什么要提前告诉我炊事班长休假的事。我学过做菜，平时帮厨最勤最多，对炊事班工作比较了解。可是，我的奶奶正月初八要过８０大寿，我的那个“同桌的你”大学放假，特意要回来看我。为了等这两件事，我一直在推迟休假啊！我看了排长一眼，排长也在看我，眼睛里有一种热切的东西，那一刻，我觉得我应该也必须站出来。我说，连长，我去炊事班吧。我愿意。
后来团里要组织“四会”教练员培训的事，也是排长悄悄告诉我的。我说，我是警卫班长又不是侦察班长，平时不负责抓训练，我参加那个培训干什么。排长说，增长能力难道是坏事？！说完，他的一双眼睛信任地看着我。那段时间，我们警卫班刚刚补充了５个新兵，每天带他们上岗执勤，身体和精神上非常累。想想排长的话，还真是有道理，我就向连队报了名。连长吃惊地问我：你精力够用吗？我说，我能行。
那个时候，我的动力就是排长期待的目光，期待我成为一个多面手。吃了多少苦，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只是知道我是团里考核通过的“四会”教练员中兵龄最短的一个。当我拿着鲜红的证书跑去向排长报喜时，排长那忽然冷却的目光使虚荣浮躁的我顿时平静下来。
连队组织打靶，为了检验我们修正风向的能力，竟然没派报靶员。自己打完自己验靶，然后自己把环数报给记录员。每次打靶，连长都非常在意我们的成绩，都要认认真真地讲评。我当然想打得更好。可是，我的第一组竟然有两发脱靶，这是从来没有出现的情况。第二组成绩也才勉强及格。我平时射击一直优秀，真想向记录员报成和以往差不多的优秀。可是，正在犹豫时，我发现排长在看着我。他的眼神专注、清澈，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我硬着头皮、红着脸实报了我的打靶环数。
没想到那天讲评，连长竟然表扬了我们成绩比较差的同志。他说，为了锻炼你们的修正能力，今天打靶前我让排长全部调乱了准星。我认为成绩不好的同志的成绩应该比较真实。而且一组比一
组有所提高，进步很大。今天不仅仅检验了你们的射击成绩，更是检验了你们的思想成绩。我偷偷看了排长一眼。他在认真听着连长讲评，目光依然平静。
我的父母都是老党员，他们希望我在部队能够早日入党。新兵下连后我就向组织递交了申请。但是，我不知道我的强烈愿望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每当连队研究党员发展对象时，我的心都像要飞出来一样。在排长的帮助下，我终于作为党员发展对象参加了连队的支部党员大会。当我读完入党申请书后，我既激动又不安，我不知道能否通过接下来的表决。
这时，排长站起来第一个发言。他说：“我是薛艳春的入党介绍人，我为介绍了一个思想合格的发展对象感到骄傲，我愿意和他一同站在鲜艳的党旗下举起拳头向党宣誓。”
排长的话不长，却很有感染力。我听得泪流满面。在座的党员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赞同，我入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