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是我很熟悉的朋友，他1985年进入国家体改委研究所，曾参与多项有关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研究。现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的战略产业》一书。高粱常常以国家安全的视角审视中国产业的发展与结构，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战争潜力。最近，高粱先生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演习时，表现出了对中国战争潜力流失的高度关注。我选取两段放在这里让大家分享。
《凤凰周刊》记者：国家加强了对外资并购的管理，徐工、洛轴等并购案于去年8月被叫停。凯雷并购徐工案至今没有最后结果，所引发的争论却持续不断。你认为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
高梁：徐工并购案之所以吸引无数眼球，在于它的标志性意义，涉及开放政策的把握、产业安全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外资并购一度被鼓励作为大型国企改革的重要途径。徐工改制上了电视，但在画面上，工人发表意见，只说好不说坏，显然有诱导性。
徐工集团（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1989年由徐州市整合数家工程机械制造公司形成。在工程机械行业中的销售额连续多年居行业第一位。总资产70亿元，主营收入100亿元，出口1.2亿美元。2005年利润4亿多元，2006年的指标是5亿。根据并购方案，凯雷以2.55亿美元，收购徐工85%的股权。
舆论对徐工改制有很多批评，主要因为三个问题：第一，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徐工是汽车整车和专用汽车生产企业，中方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第二，低估资产，涉嫌贱卖。85%的股权只卖20亿元人民币。徐工员工说，“20亿元就卖了中国工程机械的半壁江山。”第三，涉及不规范操作，说明交易缺乏有效监管，为国有资产流失打开了方便之门。
徐工并购案的要害是产业安全问题。有人说，根据WTO，只要不是军工企业都可以卖给外资，“徐工肯定和安全扯不上边”。还有人说，在中国注册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论调。什么叫军工企业？什么叫非军工企业？徐工今天是一个非军工企业，一旦到战时，只要它是国有企业或者国有参股企业，国家就可以对它发布动员令，转而加工军品。如果被外资控股，变成了外国人的企业，国家凭什么调动它？任何国家都要保持这种动员能力，因为谁也不可能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专业军工体系准备打仗，美国也不例外。所谓国力的概念，就包含了国家工业和科技基础的平战转换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工业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才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一国的国防科技工业必须植根于全国的科技和工业，与之融为一体。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仅靠少数“军工企业”来支持国防。例如多数材料、零部件必须依靠民用企业来生产和研发，亦军亦民。军民结合得越好，国家竞争力就越强，反之就会出问题。经济学界很多人机械地把“军工”和民用工业分开，甚至有人主张“国家只要控制军工，其他企业放手让外国人并购”，这是极端错误的。如果国家工业的民用部分统统变成了外国人的企业，“军工”也就失去了土壤，不仅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国力也大大地打了折扣。所以，任何国家对自己工业的骨干部分，都不会轻易出让。有人拿“波音公司的设计生产在全球发包”说事，这是外行话。谁听说过波音的型号总体设计和总装是让外人干的？俄罗斯垮到今天，基本的骨干制造业都没丢掉，尽管那么困难它都不丢。普京签署命令，1000个国有大中型企业不许卖，因为那是他的命根子。中国今天从上到下，有人急着要把自己综合国力的命根子让给外国人，实在匪夷所思。
国有企业改革中，有些企业多年陷入困境，惨淡经营，做不下去了，出卖、破产，是出于不得已。可徐工是个好企业呀，为什么要卖？这里有个国企改革的基本理念问题，值得认真反省：改革国企是为了使我们的国有经济更加强壮，更具竞争力，还是说只要把它灭掉就达到了目的？这两种改革理念是根本对立的，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尖锐问题。我坚决反对后一种主张。
徐工并购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企业的范围。当前，外资乘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机会，积极并购各主要行业的骨干企业，以图控制这些行业的主导权，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对我们的制造业垄断市场、控制产业，威胁我国产业安全，损害我们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一个具有巨大成长潜力行业的排头兵企业，如果就这样被贱卖，被外资控股，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允许的。美国有那么大的技术经济优势，对中国企业收购它的企业却十分敏感和严厉，连IBM和尤尼科这种无足轻重的并购案都被它的政府叫停。凯雷并购徐工，竟有美国政府高官来华游说，可见其中的政治意图。而我们的一些学者，却以“市场决定”为说辞，鼓吹“不要怕徐工被外资并购”。这是在帮谁说话？
《凤凰周刊》记者：歼10问世是中国军工产业的新成就，坚定国人在改革开放中走自主创新道路的信心。对于今后的国企改革和对外开放，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和建议？
高梁：歼10的成功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18年搞成，研制的过程就是我们的技术和制造水平不断升级的过程。美国按照现在的能力，研制一架新型战机可能用10年左右，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能力。能力和国家的科技和工业基础关系太大了。但是至少我们自己在做，在干的过程中就提高了能力。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国防实力，在今天世界上无法生存。试想，俄罗斯当年如果没有那么强大的军工基础，苏联一解体，本土不知会分裂成多少块，早就不是今天这样了。恰恰是它保持着一个强大的武装力量、强大的科技能力，没有人敢轻易动它。今天有人说，我们国家这么大，没有谁敢欺负我们。这是短视，是无视历史常识，自欺欺人。国家虽大，人家在琢磨把你变成7块，你连自己的国防基础都不要了？没有了强大的国防，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13亿老百姓怎么办？真到出大问题时，台湾、南海等地就都独立了。
有人说，国有企业搞军工，都是权势集团、利益集团，是为了骗国家的钱谋自己的利益。我们不否认有这种因素，拿了国家的钱，自己花着方便。必须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国企包括军工企业的效率。但是如果取消军工企业，取消国有企业，我们更没好。私人占有大油田，占有航空、港口、铁路，油价涨到天上去，交通费用涨到天上去，对老百姓是福还是祸？不要以为国家对某些自然垄断行业的控制是绝对的坏事，它可能恰恰是提供全民福利的必要条件。
对于今后的国企改革和对外开放，我认为，首先必须以产业安全作为底线。我们必须正面应对高度开放条件下国家的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经济不发展，安全固然得不到保证，但在今天高度开放条件下，决不能回避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事实。
第二，国企改革的思路必须调整。要完善政府监管功能，加强产业政策指导，严格企业管理，稳步推进改革。
国企改革改到今天，实际上只剩下国有大企业了。其中主要部分是基础产业、战略产业，这是国力的根基，其主体还得是国有企业。国家的改革指导文件一再强调，国有经济要有进有退，改革不是国有资本简单地“退出竞争性产业”。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完成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产业的战略布局和整合，这是一个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战略问题，战略问题是不容许犯错误的。例如矿产、电力、石化等是工业的上游，属于“技术推动型”行业。它们和下游的消费品工业不同，对技术进步的要求大于对市场需求变动的适应性的要求，产权制度对这类企业不是第一位的问题。而装备工业面临强大的外国竞争对手，国家必须支持和给以有限保护。这两类企业的改革必须以保证在国家控制下有效运行发展作为底线，绝不能“一卖了之”。很多地方规定期限完成国企产权改制，甚至对这类企业也搞“MBO”，是极其错误的，必须制止或追究。
应当坚决扭转“鼓励外国战略投资者参与国企产权改革”的思路。有人说“国有大企业私人买不起，只好卖给外资”。这是将“私有化万能论”延伸到“送给外国人有理”的极其荒谬的“改革思路”。企业经营的好坏，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企业领导人的能力和品质具有决定作用。以为只要一搞私有化，就能解决现代巨型工业企业的问题，这是无知。鲁能私有化，国资委都不知道，胆子太大了。所以，当务之急是纠正非理性的改革思路，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加强企业管理，整顿领导班子，端正作风，惩治腐败。
第三，要从政策和法律上规范外资并购行为，完善监管的机制。对本国大企业的产权保护，是国际惯例：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具有完善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管理机制，对外资并购国内制造业实行行政与法律干预。美国一方面指责我们限制外资并购是“放慢开放”，其实，美国自己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是非常严格的。美国国会专设外国投资委员会，功能就是审查外资并购，并授权总统可以以妨害国家安全的名义，否决敏感的外资并购案。中海油并购尤尼科失败，就是受到这个机构的反对。俄罗斯早在2004年就公布了1000多家企业的名录，规定这些企业的私有化（还不仅是外资并购），必须经总统批准。而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拿出一个针对外资并购的可操作的办法，一些部门实际上还没有经济安全的意识。
我建议，国家尽快制定企业保护名录，上了名录的企业不准外资控股；全国人大设立外国投资委员会，代表国家对大宗外资并购进行审查，并授予否决权。要加强对国企改制和产权交易的监管，特别要制定针对外资并购的管理制度，严格纪律，加大惩治腐败力度。
高粱是我很熟悉的朋友，他1985年进入国家体改委研究所，曾参与多项有关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研究。现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的战略产业》一书。高粱常常以国家安全的视角审视中国产业的发展与结构，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战争潜力。最近，高粱先生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演习时，表现出了对中国战争潜力流失的高度关注。我选取两段放在这里让大家分享。
《凤凰周刊》记者：国家加强了对外资并购的管理，徐工、洛轴等并购案于去年8月被叫停。凯雷并购徐工案至今没有最后结果，所引发的争论却持续不断。你认为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
高梁：徐工并购案之所以吸引无数眼球，在于它的标志性意义，涉及开放政策的把握、产业安全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外资并购一度被鼓励作为大型国企改革的重要途径。徐工改制上了电视，但在画面上，工人发表意见，只说好不说坏，显然有诱导性。
徐工集团（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1989年由徐州市整合数家工程机械制造公司形成。在工程机械行业中的销售额连续多年居行业第一位。总资产70亿元，主营收入100亿元，出口1.2亿美元。2005年利润4亿多元，2006年的指标是5亿。根据并购方案，凯雷以2.55亿美元，收购徐工85%的股权。
舆论对徐工改制有很多批评，主要因为三个问题：第一，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徐工是汽车整车和专用汽车生产企业，中方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第二，低估资产，涉嫌贱卖。85%的股权只卖20亿元人民币。徐工员工说，“20亿元就卖了中国工程机械的半壁江山。”第三，涉及不规范操作，说明交易缺乏有效监管，为国有资产流失打开了方便之门。
徐工并购案的要害是产业安全问题。有人说，根据WTO，只要不是军工企业都可以卖给外资，“徐工肯定和安全扯不上边”。还有人说，在中国注册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论调。什么叫军工企业？什么叫非军工企业？徐工今天是一个非军工企业，一旦到战时，只要它是国有企业或者国有参股企业，国家就可以对它发布动员令，转而加工军品。如果被外资控股，变成了外国人的企业，国家凭什么调动它？任何国家都要保持这种动员能力，因为谁也不可能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专业军工体系准备打仗，美国也不例外。所谓国力的概念，就包含了国家工业和科技基础的平战转换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工业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才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一国的国防科技工业必须植根于全国的科技和工业，与之融为一体。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仅靠少数“军工企业”来支持国防。例如多数材料、零部件必须依靠民用企业来生产和研发，亦军亦民。军民结合得越好，国家竞争力就越强，反之就会出问题。经济学界很多人机械地把“军工”和民用工业分开，甚至有人主张“国家只要控制军工，其他企业放手让外国人并购”，这是极端错误的。如果国家工业的民用部分统统变成了外国人的企业，“军工”也就失去了土壤，不仅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国力也大大地打了折扣。所以，任何国家对自己工业的骨干部分，都不会轻易出让。有人拿“波音公司的设计生产在全球发包”说事，这是外行话。谁听说过波音的型号总体设计和总装是让外人干的？俄罗斯垮到今天，基本的骨干制造业都没丢掉，尽管那么困难它都不丢。普京签署命令，1000个国有大中型企业不许卖，因为那是他的命根子。中国今天从上到下，有人急着要把自己综合国力的命根子让给外国人，实在匪夷所思。
国有企业改革中，有些企业多年陷入困境，惨淡经营，做不下去了，出卖、破产，是出于不得已。可徐工是个好企业呀，为什么要卖？这里有个国企改革的基本理念问题，值得认真反省：改革国企是为了使我们的国有经济更加强壮，更具竞争力，还是说只要把它灭掉就达到了目的？这两种改革理念是根本对立的，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尖锐问题。我坚决反对后一种主张。
徐工并购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企业的范围。当前，外资乘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机会，积极并购各主要行业的骨干企业，以图控制这些行业的主导权，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对我们的制造业垄断市场、控制产业，威胁我国产业安全，损害我们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一个具有巨大成长潜力行业的排头兵企业，如果就这样被贱卖，被外资控股，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允许的。美国有那么大的技术经济优势，对中国企业收购它的企业却十分敏感和严厉，连IBM和尤尼科这种无足轻重的并购案都被它的政府叫停。凯雷并购徐工，竟有美国政府高官来华游说，可见其中的政治意图。而我们的一些学者，却以“市场决定”为说辞，鼓吹“不要怕徐工被外资并购”。这是在帮谁说话？
《凤凰周刊》记者：歼10问世是中国军工产业的新成就，坚定国人在改革开放中走自主创新道路的信心。对于今后的国企改革和对外开放，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和建议？
高梁：歼10的成功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18年搞成，研制的过程就是我们的技术和制造水平不断升级的过程。美国按照现在的能力，研制一架新型战机可能用10年左右，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能力。能力和国家的科技和工业基础关系太大了。但是至少我们自己在做，在干的过程中就提高了能力。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国防实力，在今天世界上无法生存。试想，俄罗斯当年如果没有那么强大的军工基础，苏联一解体，本土不知会分裂成多少块，早就不是今天这样了。恰恰是它保持着一个强大的武装力量、强大的科技能力，没有人敢轻易动它。今天有人说，我们国家这么大，没有谁敢欺负我们。这是短视，是无视历史常识，自欺欺人。国家虽大，人家在琢磨把你变成7块，你连自己的国防基础都不要了？没有了强大的国防，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13亿老百姓怎么办？真到出大问题时，台湾、南海等地就都独立了。
有人说，国有企业搞军工，都是权势集团、利益集团，是为了骗国家的钱谋自己的利益。我们不否认有这种因素，拿了国家的钱，自己花着方便。必须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国企包括军工企业的效率。但是如果取消军工企业，取消国有企业，我们更没好。私人占有大油田，占有航空、港口、铁路，油价涨到天上去，交通费用涨到天上去，对老百姓是福还是祸？不要以为国家对某些自然垄断行业的控制是绝对的坏事，它可能恰恰是提供全民福利的必要条件。
对于今后的国企改革和对外开放，我认为，首先必须以产业安全作为底线。我们必须正面应对高度开放条件下国家的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经济不发展，安全固然得不到保证，但在今天高度开放条件下，决不能回避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事实。
第二，国企改革的思路必须调整。要完善政府监管功能，加强产业政策指导，严格企业管理，稳步推进改革。
国企改革改到今天，实际上只剩下国有大企业了。其中主要部分是基础产业、战略产业，这是国力的根基，其主体还得是国有企业。国家的改革指导文件一再强调，国有经济要有进有退，改革不是国有资本简单地“退出竞争性产业”。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完成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产业的战略布局和整合，这是一个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战略问题，战略问题是不容许犯错误的。例如矿产、电力、石化等是工业的上游，属于“技术推动型”行业。它们和下游的消费品工业不同，对技术进步的要求大于对市场需求变动的适应性的要求，产权制度对这类企业不是第一位的问题。而装备工业面临强大的外国竞争对手，国家必须支持和给以有限保护。这两类企业的改革必须以保证在国家控制下有效运行发展作为底线，绝不能“一卖了之”。很多地方规定期限完成国企产权改制，甚至对这类企业也搞“MBO”，是极其错误的，必须制止或追究。
应当坚决扭转“鼓励外国战略投资者参与国企产权改革”的思路。有人说“国有大企业私人买不起，只好卖给外资”。这是将“私有化万能论”延伸到“送给外国人有理”的极其荒谬的“改革思路”。企业经营的好坏，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企业领导人的能力和品质具有决定作用。以为只要一搞私有化，就能解决现代巨型工业企业的问题，这是无知。鲁能私有化，国资委都不知道，胆子太大了。所以，当务之急是纠正非理性的改革思路，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加强企业管理，整顿领导班子，端正作风，惩治腐败。
第三，要从政策和法律上规范外资并购行为，完善监管的机制。对本国大企业的产权保护，是国际惯例：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具有完善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管理机制，对外资并购国内制造业实行行政与法律干预。美国一方面指责我们限制外资并购是“放慢开放”，其实，美国自己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是非常严格的。美国国会专设外国投资委员会，功能就是审查外资并购，并授权总统可以以妨害国家安全的名义，否决敏感的外资并购案。中海油并购尤尼科失败，就是受到这个机构的反对。俄罗斯早在2004年就公布了1000多家企业的名录，规定这些企业的私有化（还不仅是外资并购），必须经总统批准。而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拿出一个针对外资并购的可操作的办法，一些部门实际上还没有经济安全的意识。
我建议，国家尽快制定企业保护名录，上了名录的企业不准外资控股；全国人大设立外国投资委员会，代表国家对大宗外资并购进行审查，并授予否决权。要加强对国企改制和产权交易的监管，特别要制定针对外资并购的管理制度，严格纪律，加大惩治腐败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