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上午，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门口迎面摔倒并造成了鼻子出血，事发后围观者很多，却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最终，李大爷面朝下躺了一个多小时后，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9月4日成都晚报）
看到这则报道，我想到到“议程设置功能”这个词。“议程设置功能”，是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D.L.肖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论文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其研究的是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影响问题。着眼于传播过程的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上的效果。它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
毫无疑问，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对人的行为和社会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然而要理解这种影响力，首先需要考察大众传播对人的行为的特殊作用机制。人的行为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的，从实质上说，人的行为就是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的活动。人与环境的关系包含着四个基本要素：一是客观境本身，二是人对环境的认识，三是人的行为，四是人的行为对客观环境的反馈或影响。人的行为决策是建立在环境认知的基础上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生产和社会交往十分有限的传统社会里，环境认知的范围小且简单，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和把握基本上建立在“第一手信息”的基础之上。如今大工业和交往手段的发达使人类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已经从原来的感性经验范围扩展到需要借助一种新的大型媒介系统才能去把握它。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新闻学工作者李普曼在他的《自由与新闻》、《舆论》等论著中就提出了“现代人与客观信息隔绝”的的问题。他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即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是在人们看不到的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而通常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对待。他说：“由于这种拟态环境，它所造成的后果并不是针对拟态环境本身，而是作用于行为实际发生的现实环境。”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现代环境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些原本让我们十分疑惑的社会现象，
我国的大众传媒是社会主义媒介，向来旗帜鲜明地把引导舆论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任务。而几天前的武汉，八旬老人跌在家门口不远处，挣扎着爬不起身， “广大人民群众”却静静地“瞻仰”，无一人上前。
这实在令我们感到很费解！一个有着五千年“尊老爱幼”的传统的中华民族优秀品德，难道真的就被这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期、一切向钱看”等词席卷一空了吗？
我向来是以我们的礼仪之邦骄傲的。可这些年，耳濡目染的新闻事件，“哪里出了恶性案件、哪里高考集体舞弊、哪里跌倒老人被救后反诬陷好心人”等等，诸如此类，不绝于于耳。我们有的媒体对一些负面事件总是表现的劲头十足，扛着“社会监督”的大旗，不敢说招摇撞骗吧，至少不赚足噱头不撒手。06年的彭宇案、09年的许云鹤案、还有南通司机救人遭诬陷案，这些充斥于视野的新闻，叫我们的广大受众看了以后哪里还敢做好事呢？是我们的群众道德滑坡就那么大吗？真的到了看见一个老人跌在地上连扶一下的勇气都没有的份上了吗？我想，完全没有！我们绝大多数的群众还是善良的，有着一颗助人为乐的心。只是听的看的被讹人的事情多了，也就变得瞻前顾后起来。还有那些讹人的，原本或许老实巴交的老人，怎么就会想到去讹上救他的好心人呢？这与我们媒体“无微不至”的报道不能没有关系吧。怎么不见“救了老人获的真心感谢”的新闻呢？社会上没有？或许我们的媒体觉得那不叫新闻吧。
我是向来主张言论自由的，尤其是媒体，畅所欲言，履行社会监督职能，对一个个贪腐官员的下马劳苦功高。然而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还是具有社会控制功能的信息系统，对于我们的社会风气、美好的传统，如果不加辨别、不能传达社会主流声音，而是一位追求收视率，不能善用这种控制力量，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将是难以低估的。
一个饱经沧桑的国家，一个苦难中前行的民族，一个走向复兴大业的世纪，在这条路上，需要我们的媒体来凝结力量，万众一心，而不是把国民搅得一盘散沙，麻木不仁。
这是值得所有媒体注意的！
3日上午，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门口迎面摔倒并造成了鼻子出血，事发后围观者很多，却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最终，李大爷面朝下躺了一个多小时后，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9月4日成都晚报）
看到这则报道，我想到到“议程设置功能”这个词。“议程设置功能”，是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D.L.肖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论文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其研究的是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影响问题。着眼于传播过程的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上的效果。它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
毫无疑问，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对人的行为和社会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然而要理解这种影响力，首先需要考察大众传播对人的行为的特殊作用机制。人的行为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的，从实质上说，人的行为就是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的活动。人与环境的关系包含着四个基本要素：一是客观境本身，二是人对环境的认识，三是人的行为，四是人的行为对客观环境的反馈或影响。人的行为决策是建立在环境认知的基础上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生产和社会交往十分有限的传统社会里，环境认知的范围小且简单，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和把握基本上建立在“第一手信息”的基础之上。如今大工业和交往手段的发达使人类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已经从原来的感性经验范围扩展到需要借助一种新的大型媒介系统才能去把握它。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新闻学工作者李普曼在他的《自由与新闻》、《舆论》等论著中就提出了“现代人与客观信息隔绝”的的问题。他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即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是在人们看不到的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而通常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对待。他说：“由于这种拟态环境，它所造成的后果并不是针对拟态环境本身，而是作用于行为实际发生的现实环境。”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现代环境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些原本让我们十分疑惑的社会现象，
我国的大众传媒是社会主义媒介，向来旗帜鲜明地把引导舆论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任务。而几天前的武汉，八旬老人跌在家门口不远处，挣扎着爬不起身， “广大人民群众”却静静地“瞻仰”，无一人上前。
这实在令我们感到很费解！一个有着五千年“尊老爱幼”的传统的中华民族优秀品德，难道真的就被这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期、一切向钱看”等词席卷一空了吗？
我向来是以我们的礼仪之邦骄傲的。可这些年，耳濡目染的新闻事件，“哪里出了恶性案件、哪里高考集体舞弊、哪里跌倒老人被救后反诬陷好心人”等等，诸如此类，不绝于于耳。我们有的媒体对一些负面事件总是表现的劲头十足，扛着“社会监督”的大旗，不敢说招摇撞骗吧，至少不赚足噱头不撒手。06年的彭宇案、09年的许云鹤案、还有南通司机救人遭诬陷案，这些充斥于视野的新闻，叫我们的广大受众看了以后哪里还敢做好事呢？是我们的群众道德滑坡就那么大吗？真的到了看见一个老人跌在地上连扶一下的勇气都没有的份上了吗？我想，完全没有！我们绝大多数的群众还是善良的，有着一颗助人为乐的心。只是听的看的被讹人的事情多了，也就变得瞻前顾后起来。还有那些讹人的，原本或许老实巴交的老人，怎么就会想到去讹上救他的好心人呢？这与我们媒体“无微不至”的报道不能没有关系吧。怎么不见“救了老人获的真心感谢”的新闻呢？社会上没有？或许我们的媒体觉得那不叫新闻吧。
我是向来主张言论自由的，尤其是媒体，畅所欲言，履行社会监督职能，对一个个贪腐官员的下马劳苦功高。然而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还是具有社会控制功能的信息系统，对于我们的社会风气、美好的传统，如果不加辨别、不能传达社会主流声音，而是一位追求收视率，不能善用这种控制力量，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将是难以低估的。
一个饱经沧桑的国家，一个苦难中前行的民族，一个走向复兴大业的世纪，在这条路上，需要我们的媒体来凝结力量，万众一心，而不是把国民搅得一盘散沙，麻木不仁。
这是值得所有媒体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