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5月13日 星期六 北京青年报
钱玄同
周作人
鲁迅
◎宋声泉 （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
谈1917年的北京城与文学革命，一个最不可忽略的“大事件”是张勋复辟。
即便沉毅如鲁迅，在危局中仍心神不宁。到了张勋复辟时的第三天，他便冒雨去教育部里辞职。
「鲁迅」
《狂人日记》
“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
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谈北京城与文学革命的关系，是个似易实难的话题。特别是抛开后入之见，讨论一百年前的1917年的北京，更难于下笔。
以往，人们惯于津津乐道的是“S会馆”。因为在这里，鲁迅与钱玄同（金心异）进行了著名的“铁屋子”的对话。鲁迅在《自序》中说，他寓在S会馆里抄古碑，许多年都少有客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钱玄同到访后，希望鲁迅不要抄这些无用的东西，来为《新青年》写文章。鲁迅回答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句近于抬杠的话，倒荡开了鲁迅内心的波澜。他回忆说：“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后来，这画面感很强的“铁屋子”对话成为了描述新文学起源的一个经典性的故事。虽说“S会馆”就是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路西的绍兴会馆——是鲁迅在北京最早居住过的地方，也是鲁迅从十八岁离开绍兴老家到逝世为止，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地方，但非要由此来拉扯北京城与新文学起源的关系，总是有些让人费解。
「绍兴会馆」
“周作人”
早在张勋复辟之前的几个月里
北京城中空气的复辟味道已经很浓了
鲁迅自打1912年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就住进了“S会馆”，何以迟至五六年后才出手创作新文学？钱玄同也早在1913年就到北京了，二人留日时期都是太炎门下弟子，“铁屋子”的对话为何会到1917年时发生？当然，这里可以回答说，1917年陈独秀携《新青年》北上，进入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开始了“一校一刊”的联合。或者讲，1917年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北上，与钱玄同这个昔日的章门同窗成了北京大学的同事。然而，谈1917年的北京城与文学革命，一个最不可忽略的“大事件”是张勋复辟。
说张勋复辟的事“大”，是要稍加解释的。和民国初年“二次革命”、“洪宪帝制”等比起来，它哪里算得上“大事件”——从开始到彻底完结，不到半个月；话说也有几万军队参与交战，但让亲历者莫理循感到奇怪的是：双方互射所发子弹不会少于五千万发，伤亡人数总共二十五人。战争打得如同儿戏，甚至有人怀疑，可能是按剧本走台的一场盛大的“真人秀”。
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中说：“我来到北京，正值复辟的前夜，这是很不幸的事情，但也可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当我们因描述袁世凯和张勋两度复辟而慨叹共和国根基不稳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事物的另一方面，即正是接连出现的复辟才刺激了部分知识者渴望文化变革的心理。
钱玄同由主张复古到反复古的变化便颇具代表性。他的复古的故事已经是朋友们口中的段子。1912年，作为复古爱好者和实干家的钱玄同，自认汉室光复，竟然上戴“玄冠”，下穿“深衣”，腰系“大带”，去浙江教育司办公所上班，结果遭人大笑一场，从此传为话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从十二岁开始便“以瓦釜为黄钟”而“发昏做梦者整整十八年”的钱玄同，在经历洪宪帝制与张勋复辟两件事的“轰击”后，“所有复古的空气乃全然归于消灭，结果发生了反复古”。钱玄同的这个“拐弯”在周作人的文章《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里有着很生动的叙述。
早在张勋复辟之前的几个月里，北京城中空气的复辟味道已经很浓了。按说“洪宪帝制”已告失败，可让钱玄同奇怪的是：人们怎么就恨不起来皇帝，反而“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复拜跪”。果然，不久之后，北京招来了还留着辫子的张勋和他的辫子军。“一而再”的复辟让钱玄同一类曾经拥抱传统的读书人走向激进，或是生怕那“再而三”的出现，激进得非常彻底。在复辟结束几个月后，钱玄同甚至公开撰文声称，“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废除汉字。
周作人说，张勋复辟的事，只有十天的工夫便被解决，“但是这影响就尽够深远的，在玄同自己使他往反复古的方面更坚决地前进，一面劝说鲁迅开始写作”。确实，钱玄同开始密切拜访周氏兄弟，正在张勋复辟之后。于是，才有了“铁屋子”对话那一幕。
「鲁迅」
「胡适」
张勋复辟
胡适缺位，周氏兄弟却有切身体会
实在地说，鲁迅本是对《新青年》诸人的事业不大有兴趣的。这从《自序》里，也可看得出。钱玄同也说，他当时觉得周氏兄弟的思想，国内数一数二，所以竭力怂恿兄弟二人写稿。周作人比较积极，《新青年》第四卷的第一二三四号皆有文章，但鲁迅却一拖再拖，他常常要到绍兴会馆去催促。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原本也不大认同胡适的“文学革命”。他看到了那废文言、倡白话的杂志有一个要命的bug（漏洞），“说也可笑，自己所写的文章都还没有用白话文”。周作人说他并不觉得《新青年》上说的怎么对，他自己也是热衷写古文的。但经过了张勋复辟的刺激，才幡然改变。在他看来，思想改革才应该是主要目的，而“文字改革”不过是“连带的应当做到的事”。
现任教北大中文系的王风关于新文学的起源，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判断，即《新青年》 集团更应该被认知为一个带有不同资源的多种力量的共同体，在文学革命这个结点上有了价值追求的交集。虽然看起来胡适、陈独秀都在鼓吹文学革新，但胡适最初是从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出发，由晚清面向普通民众的启蒙路线发展为整个书写语言的革命，而陈独秀则意在政治与伦理革命，提倡文学革命为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复辟，而根本在于保卫共和。相较而言，周氏兄弟显然更加接近后者。
现有的或者说一直以来的文学革命叙事的主体线索始终被胡适牢牢控制。然而，在胡适文学革命史的建构里，张勋复辟基本上是缺位的。胡适作为在国外漂泊多年的留学生，特别是早在1910年帝制末期的时候，就已经去国的人。对于民国之后思想文化界的潮起潮落缺乏切身的感受，自然其视野与国内的亲历者们存在错位。1917年6月，胡适受陈独秀召唤回国，7月10日抵达。此刻，张勋复辟已接近尾声，而且胡适是身在上海。
身在何处，对于有的人来说不重要，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至关重要。周作人便是这样的人。他说：“当初在绍兴的时候，也曾遇见不少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洪宪帝制等，但因处在偏陬，‘天高皇帝远’，对于政治事情关心不够，所以似乎影响不很大，过后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北京情形就很不同，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较近较真，影响也就要深远得多，所以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的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
按周作人的说法，在政治中心的读书人，有着格外的敏感。周作人如此，鲁迅大概亦然。鲁迅的日记十分简省，读来甚至感觉像一本账册；但观其1917年7月上半月的日记，便能感到张勋复辟对其生活的影响。“七日。上午见飞机。午齐寿山电招，同二弟移寓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相识者甚多”，“九日。下午发电告家平安。夜闻枪声”，“十二日。晨四时半闻战声甚烈，午后二时许止。事平，但多谣言耳。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往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十三日。餐后回寓小句留。下午仍回新华旅馆宿”，“十四日。时局小定”。
即便沉毅如鲁迅，在危局中仍心神不宁。何况战事就发生在离住处不远的地方。我曾仔细翻看过1916年内务部职方司测绘的北京内外城地图。鲁迅的住处绍兴会馆与在东铁匠胡同的单位教育部之间也就三公里，很方便他的上下班。而张勋的辫子兵主要盘踞在外城的天坛和内城南河沿的张宅附近。天坛到绍兴会馆也是三四公里的样子。跑步前进的话，一刻钟多便可到达。这么近的威胁在那里，无怪周氏兄弟要去避难了。周作人回忆说，主要是怕辫子军抢劫。
鲁迅在袁世凯复辟时，心怀不满，但仍消极工作；到了张勋复辟时的第三天，他便冒雨去教育部里辞职。其决绝态度，可见一斑。鲁迅没有像周作人那样在回忆里仔细说张勋复辟的事，但这件事对他的影响，不可忽视。
「庸众」
「辫子兵」
“铁屋子”对话之后
庸众再次回归鲁迅的批判视野
庸众是鲁迅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一类核心形象。虽说早在1908年，鲁迅写《文化偏至论》时已然高喊出“任个人而排众数”。可按鲁迅自己的讲述，“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让他感到无尽的悲哀和寂寞。他认识到：“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自此，鲁迅用了种种方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其中一种便是“沉入于国民中”。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表达，或许可以理解成自甘为庸众。鲁迅说他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了。
直到有了那段“铁屋子”对话之后，庸众再次回归鲁迅的批判视野。前面讲过，钱玄同去找周氏兄弟援手，就是在张勋复辟之后。而复辟活动中，城头变幻的黄龙旗，或许让鲁迅触目惊心。1917年7月4日《新闻报》头版在醒目位置上报道过《宣布复辟后之都市景象》。该报记者称，在7月1日复辟的第一天，除了总统府望台还高悬五色国旗外，整个北京几乎已沦为黄龙旗的海洋。报言“内外城商家于午后三时皆陆续高揭黄色龙旗”，甚至“是日售卖黄龙旗及清朝衣冠者利市三倍”。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讲：“七月一日是星期日，因为是夏天，鲁迅起来得相当的早，预备往琉璃厂去。给我们做事的会馆长班的儿子进来说道，外边都挂了龙旗了，这本来并不是意外的事，但听到的时候大家感到满身的不愉快。”他还说，“这感情没法子来形容”。这个“大家”里面就有鲁迅。
庸众里面还有一类人，就是看客。这是鲁迅小说中常见的形象。报载，张勋入京时，“欢迎及看客非常拥挤，二十余丈内已断绝交通”；即便战争进行时，“虽然是家家关门，可是许多人伫立在街口或房上，有如看热闹一般。大街小巷，虽然不断发出枪声，人们来来往往，搬东倒西，好似没有打仗一样。更有黄包车夫和小贩们，兜揽买卖”；7月13日一大早，大局初定，前一日刚刚发生激烈战斗的天坛，已经有旅游者了，“普通市民往观，群围于门外，熙来攘往，几无隙地，大有同年4月25日储备票开奖之景况，惟不能入内耳。门外每一辫兵均围十余人或数十人，问其情况或感想”。
文史学者张鸣在他的书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述：“做了五百多年的帝都，北京是个闲人比较多、而且好事好热闹的城市。这工夫的北京市民，已经完全把讨逆之战，当戏看了。天坛，不过是戏园子，而参战的人，主要是辫子兵，则成了演员，卸妆之后，怎么可能放过机会，不来围观一下，看个热闹。”这也正像鲁迅所指出的那样，“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
最常用来解释张勋复辟迅速失败的话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底层民众对张勋复辟的群体性抗议。相反，北京市民听说皇帝又坐了龙庭，一片欢腾。套用一句流行语，似乎可以说“这届人民不行”。这对鲁迅来说，不妨理解为一个主体的觉醒，从“沉入于国民中”浮出来。张勋复辟带来了鲁迅的创作刺激。1920年，鲁迅还专门创作了一篇以张勋复辟事件为背景的小说《风波》。
兜兜转转、拉拉杂杂地写了一百年前发生在北京城的张勋复辟与文学革命的关联。其实，到了也没说透这“城与人”的故事。当然，笔者无识无文是难辞其咎的了，但聊以辩护的话，开篇也已申明。看来，谈北京城与文学革命的关系，确也是个似易实难的话题……
供图/宋声泉 插图/张楠
2017年05月13日 星期六 北京青年报
钱玄同
周作人
鲁迅
◎宋声泉 （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
谈1917年的北京城与文学革命，一个最不可忽略的“大事件”是张勋复辟。
即便沉毅如鲁迅，在危局中仍心神不宁。到了张勋复辟时的第三天，他便冒雨去教育部里辞职。
「鲁迅」
《狂人日记》
“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
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谈北京城与文学革命的关系，是个似易实难的话题。特别是抛开后入之见，讨论一百年前的1917年的北京，更难于下笔。
以往，人们惯于津津乐道的是“S会馆”。因为在这里，鲁迅与钱玄同（金心异）进行了著名的“铁屋子”的对话。鲁迅在《自序》中说，他寓在S会馆里抄古碑，许多年都少有客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钱玄同到访后，希望鲁迅不要抄这些无用的东西，来为《新青年》写文章。鲁迅回答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句近于抬杠的话，倒荡开了鲁迅内心的波澜。他回忆说：“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后来，这画面感很强的“铁屋子”对话成为了描述新文学起源的一个经典性的故事。虽说“S会馆”就是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路西的绍兴会馆——是鲁迅在北京最早居住过的地方，也是鲁迅从十八岁离开绍兴老家到逝世为止，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地方，但非要由此来拉扯北京城与新文学起源的关系，总是有些让人费解。
「绍兴会馆」
“周作人”
早在张勋复辟之前的几个月里
北京城中空气的复辟味道已经很浓了
鲁迅自打1912年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就住进了“S会馆”，何以迟至五六年后才出手创作新文学？钱玄同也早在1913年就到北京了，二人留日时期都是太炎门下弟子，“铁屋子”的对话为何会到1917年时发生？当然，这里可以回答说，1917年陈独秀携《新青年》北上，进入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开始了“一校一刊”的联合。或者讲，1917年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北上，与钱玄同这个昔日的章门同窗成了北京大学的同事。然而，谈1917年的北京城与文学革命，一个最不可忽略的“大事件”是张勋复辟。
说张勋复辟的事“大”，是要稍加解释的。和民国初年“二次革命”、“洪宪帝制”等比起来，它哪里算得上“大事件”——从开始到彻底完结，不到半个月；话说也有几万军队参与交战，但让亲历者莫理循感到奇怪的是：双方互射所发子弹不会少于五千万发，伤亡人数总共二十五人。战争打得如同儿戏，甚至有人怀疑，可能是按剧本走台的一场盛大的“真人秀”。
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中说：“我来到北京，正值复辟的前夜，这是很不幸的事情，但也可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当我们因描述袁世凯和张勋两度复辟而慨叹共和国根基不稳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事物的另一方面，即正是接连出现的复辟才刺激了部分知识者渴望文化变革的心理。
钱玄同由主张复古到反复古的变化便颇具代表性。他的复古的故事已经是朋友们口中的段子。1912年，作为复古爱好者和实干家的钱玄同，自认汉室光复，竟然上戴“玄冠”，下穿“深衣”，腰系“大带”，去浙江教育司办公所上班，结果遭人大笑一场，从此传为话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从十二岁开始便“以瓦釜为黄钟”而“发昏做梦者整整十八年”的钱玄同，在经历洪宪帝制与张勋复辟两件事的“轰击”后，“所有复古的空气乃全然归于消灭，结果发生了反复古”。钱玄同的这个“拐弯”在周作人的文章《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里有着很生动的叙述。
早在张勋复辟之前的几个月里，北京城中空气的复辟味道已经很浓了。按说“洪宪帝制”已告失败，可让钱玄同奇怪的是：人们怎么就恨不起来皇帝，反而“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复拜跪”。果然，不久之后，北京招来了还留着辫子的张勋和他的辫子军。“一而再”的复辟让钱玄同一类曾经拥抱传统的读书人走向激进，或是生怕那“再而三”的出现，激进得非常彻底。在复辟结束几个月后，钱玄同甚至公开撰文声称，“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废除汉字。
周作人说，张勋复辟的事，只有十天的工夫便被解决，“但是这影响就尽够深远的，在玄同自己使他往反复古的方面更坚决地前进，一面劝说鲁迅开始写作”。确实，钱玄同开始密切拜访周氏兄弟，正在张勋复辟之后。于是，才有了“铁屋子”对话那一幕。
「鲁迅」
「胡适」
张勋复辟
胡适缺位，周氏兄弟却有切身体会
实在地说，鲁迅本是对《新青年》诸人的事业不大有兴趣的。这从《自序》里，也可看得出。钱玄同也说，他当时觉得周氏兄弟的思想，国内数一数二，所以竭力怂恿兄弟二人写稿。周作人比较积极，《新青年》第四卷的第一二三四号皆有文章，但鲁迅却一拖再拖，他常常要到绍兴会馆去催促。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原本也不大认同胡适的“文学革命”。他看到了那废文言、倡白话的杂志有一个要命的bug（漏洞），“说也可笑，自己所写的文章都还没有用白话文”。周作人说他并不觉得《新青年》上说的怎么对，他自己也是热衷写古文的。但经过了张勋复辟的刺激，才幡然改变。在他看来，思想改革才应该是主要目的，而“文字改革”不过是“连带的应当做到的事”。
现任教北大中文系的王风关于新文学的起源，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判断，即《新青年》 集团更应该被认知为一个带有不同资源的多种力量的共同体，在文学革命这个结点上有了价值追求的交集。虽然看起来胡适、陈独秀都在鼓吹文学革新，但胡适最初是从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出发，由晚清面向普通民众的启蒙路线发展为整个书写语言的革命，而陈独秀则意在政治与伦理革命，提倡文学革命为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复辟，而根本在于保卫共和。相较而言，周氏兄弟显然更加接近后者。
现有的或者说一直以来的文学革命叙事的主体线索始终被胡适牢牢控制。然而，在胡适文学革命史的建构里，张勋复辟基本上是缺位的。胡适作为在国外漂泊多年的留学生，特别是早在1910年帝制末期的时候，就已经去国的人。对于民国之后思想文化界的潮起潮落缺乏切身的感受，自然其视野与国内的亲历者们存在错位。1917年6月，胡适受陈独秀召唤回国，7月10日抵达。此刻，张勋复辟已接近尾声，而且胡适是身在上海。
身在何处，对于有的人来说不重要，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至关重要。周作人便是这样的人。他说：“当初在绍兴的时候，也曾遇见不少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洪宪帝制等，但因处在偏陬，‘天高皇帝远’，对于政治事情关心不够，所以似乎影响不很大，过后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北京情形就很不同，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较近较真，影响也就要深远得多，所以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的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
按周作人的说法，在政治中心的读书人，有着格外的敏感。周作人如此，鲁迅大概亦然。鲁迅的日记十分简省，读来甚至感觉像一本账册；但观其1917年7月上半月的日记，便能感到张勋复辟对其生活的影响。“七日。上午见飞机。午齐寿山电招，同二弟移寓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相识者甚多”，“九日。下午发电告家平安。夜闻枪声”，“十二日。晨四时半闻战声甚烈，午后二时许止。事平，但多谣言耳。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往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十三日。餐后回寓小句留。下午仍回新华旅馆宿”，“十四日。时局小定”。
即便沉毅如鲁迅，在危局中仍心神不宁。何况战事就发生在离住处不远的地方。我曾仔细翻看过1916年内务部职方司测绘的北京内外城地图。鲁迅的住处绍兴会馆与在东铁匠胡同的单位教育部之间也就三公里，很方便他的上下班。而张勋的辫子兵主要盘踞在外城的天坛和内城南河沿的张宅附近。天坛到绍兴会馆也是三四公里的样子。跑步前进的话，一刻钟多便可到达。这么近的威胁在那里，无怪周氏兄弟要去避难了。周作人回忆说，主要是怕辫子军抢劫。
鲁迅在袁世凯复辟时，心怀不满，但仍消极工作；到了张勋复辟时的第三天，他便冒雨去教育部里辞职。其决绝态度，可见一斑。鲁迅没有像周作人那样在回忆里仔细说张勋复辟的事，但这件事对他的影响，不可忽视。
「庸众」
「辫子兵」
“铁屋子”对话之后
庸众再次回归鲁迅的批判视野
庸众是鲁迅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一类核心形象。虽说早在1908年，鲁迅写《文化偏至论》时已然高喊出“任个人而排众数”。可按鲁迅自己的讲述，“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让他感到无尽的悲哀和寂寞。他认识到：“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自此，鲁迅用了种种方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其中一种便是“沉入于国民中”。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表达，或许可以理解成自甘为庸众。鲁迅说他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了。
直到有了那段“铁屋子”对话之后，庸众再次回归鲁迅的批判视野。前面讲过，钱玄同去找周氏兄弟援手，就是在张勋复辟之后。而复辟活动中，城头变幻的黄龙旗，或许让鲁迅触目惊心。1917年7月4日《新闻报》头版在醒目位置上报道过《宣布复辟后之都市景象》。该报记者称，在7月1日复辟的第一天，除了总统府望台还高悬五色国旗外，整个北京几乎已沦为黄龙旗的海洋。报言“内外城商家于午后三时皆陆续高揭黄色龙旗”，甚至“是日售卖黄龙旗及清朝衣冠者利市三倍”。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讲：“七月一日是星期日，因为是夏天，鲁迅起来得相当的早，预备往琉璃厂去。给我们做事的会馆长班的儿子进来说道，外边都挂了龙旗了，这本来并不是意外的事，但听到的时候大家感到满身的不愉快。”他还说，“这感情没法子来形容”。这个“大家”里面就有鲁迅。
庸众里面还有一类人，就是看客。这是鲁迅小说中常见的形象。报载，张勋入京时，“欢迎及看客非常拥挤，二十余丈内已断绝交通”；即便战争进行时，“虽然是家家关门，可是许多人伫立在街口或房上，有如看热闹一般。大街小巷，虽然不断发出枪声，人们来来往往，搬东倒西，好似没有打仗一样。更有黄包车夫和小贩们，兜揽买卖”；7月13日一大早，大局初定，前一日刚刚发生激烈战斗的天坛，已经有旅游者了，“普通市民往观，群围于门外，熙来攘往，几无隙地，大有同年4月25日储备票开奖之景况，惟不能入内耳。门外每一辫兵均围十余人或数十人，问其情况或感想”。
文史学者张鸣在他的书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述：“做了五百多年的帝都，北京是个闲人比较多、而且好事好热闹的城市。这工夫的北京市民，已经完全把讨逆之战，当戏看了。天坛，不过是戏园子，而参战的人，主要是辫子兵，则成了演员，卸妆之后，怎么可能放过机会，不来围观一下，看个热闹。”这也正像鲁迅所指出的那样，“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
最常用来解释张勋复辟迅速失败的话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底层民众对张勋复辟的群体性抗议。相反，北京市民听说皇帝又坐了龙庭，一片欢腾。套用一句流行语，似乎可以说“这届人民不行”。这对鲁迅来说，不妨理解为一个主体的觉醒，从“沉入于国民中”浮出来。张勋复辟带来了鲁迅的创作刺激。1920年，鲁迅还专门创作了一篇以张勋复辟事件为背景的小说《风波》。
兜兜转转、拉拉杂杂地写了一百年前发生在北京城的张勋复辟与文学革命的关联。其实，到了也没说透这“城与人”的故事。当然，笔者无识无文是难辞其咎的了，但聊以辩护的话，开篇也已申明。看来，谈北京城与文学革命的关系，确也是个似易实难的话题……
供图/宋声泉 插图/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