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苏报案”
1903年5月，邹容出版《革命军》一书，鼓吹共和革命。章炳麟为该书作序，指斥满清为“逆胡”，称太平天国为“义师”，倡言有朝一日“义师再举”。同月，章氏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批康有为主张的“君主立宪论”，主张排满，光复汉族。文中痛骂满人为“东胡群兽”、“犬羊”、“蠢如鹿豕”，称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6月9日，《苏报》刊新书介绍一则，题《读革命军》，介绍该书。次日，刊登章太炎《革命军》序言。
对“苏报案”讨论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案例：范坚阻止赦免邵广死罪案
范坚，字子常。学识渊博，擅长写文章。晋朝永嘉年间，在江东避乱，被任命为佐著作郎、抚军参军。因为征讨苏峻有功，皇帝赏赐给他都亭侯的爵位，一直担任到尚书右丞。
晋成帝咸康年间，廷尉上奏揭发殿中帐吏邵广盗窃了三张帐幕，折合三十匹布，主管部门准备把他处以死刑示众。邵广有两个儿子，邵宗十三岁，邵云十一岁，他们手执黄色旗击鼓鸣冤，企求帝王听到鼓声后能够开恩，表示希望允许自己沦没为奚官奴，来赎父亲的性命。尚书郎朱暎认为天下作父亲的没有儿子的很少，如果赦免了邵广的死罪，就会成为永久的制度，恐怕以后对犯罪者适用死刑的刑罚制度就要被废除掉了。当时参与合议的人大多认为让邵广服钳徒刑，两个儿子当奚官奴，就足以算是惩戒了，这样可以让百姓懂得子报父恩的道理，也可以表现出朝廷施恩于民的仁政。所以他们建议格外开恩允许，免去邵广的死罪改为五年徒刑，让邵宗、邵云去做奴仆，但考虑到尚书郎朱暎的意见，为了避免犯死罪者利用这一办法逃避死刑，这种办法不能成为永久不变的制度。讨论到此，好象双方的意见都已经照顾到了。 但是范坚却持反对意见，他反驳说：“自从淳朴的社会风气丧失殆尽，刑罚就产生了，给犯人判刑是为了阻止再有坏人犯罪，杀掉罪犯是为了阻止再有坏人犯死罪。即使有时候会赦免宽恕罪犯，或者经过合议判定减缓死罪的情况，但还没有过仅仅因为不忍心就轻易改变刑法的。”他认为皇帝做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谨慎，“如果允许邵宗等人的请求，宽恕了邵广的死罪。以后再发生了类似邵广这样父亲被判处了死刑，做儿子的却不能祈求赎免父亲的死罪，难道不成了抛弃伦理
关系，象禽兽一样了吗？如今主持判案的人呈上奏章说，只是在这个案件中准许邵宗等人的请求，并不把它做为一项永久不变的制度。我认为帝王做每一件事情，都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一言一笑，尚需十分谨慎，何况对国家法典，怎么能够随意放松呢？”他认为皇帝要考虑到此案对以后的影响，“如今之所以宽恕邵广，正是由于邵宗等人的请求。其实，人子爱护父亲，谁不象邵宗？现在居然允许邵宗的请求，将来诉讼的人，难道只限于官宦人家才放松吗？你提出的„特殊允准‟的意思，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即使下不为例，也会招致很多痛恨和怨言。这就是今天施一点恩惠，却在将来惹出无穷怨恨的道理。”晋成帝采纳了范坚的意见，依照法律判决了邵广死刑。
法律规定及适用等问题进行讨论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案例：母丘甸妻女应从诛被宽恕案
此案发生在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母丘俭，今山西闻喜人，字仲恭，曾经担任荆州、幽州刺史，转任镇南将军。当时司马师继承父亲司马懿担任魏国的大将军，专擅国政，废除魏帝曹芳，改立曹髦（即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公元254年），母丘俭与前将军文钦谋划讨伐司马师来复兴魏国，第二年，兵败被杀。这次起兵也被定为大逆。
按照当时魏国的法律规定，犯大逆罪的，要株连到已经出嫁的女儿。母丘俭起兵失败后，他的儿子母丘甸娶的妻子荀氏是大臣荀顗的族妹，而荀顗又与司马师联姻，便由荀顗上表于高贵乡公，请求宽恕荀氏的性命。高贵乡公下诏让荀氏与母丘氏离婚，从而使荀氏得以不死。母丘甸的妻子荀氏免除一死后，荀氏还有一个女儿母丘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妻，按照这一条律文也应该连作被处死，当时因为正怀孕，被关押在廷尉狱中。荀氏爱自己的女儿，想救女儿的性命，就上诉于司隶校尉何曾，请求没己身为官婢，以赎回自己的女儿母丘芝的性命。
何曾可怜她，就命司录主薄程咸上书评议说：“根据《周礼》的记载，古人设置司寇制定法典，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情况不同刑罚也不同。甫侯制定
《吕刑》规定：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然而遇上衰乱的时代，刑罚就变化很多。秦朝就规定了很多残酷的刑罚，汉朝又对秦朝的刑罚进行了修改。而魏国延续了秦汉刑罚的弊端，还没有来得及改革这种因为犯罪而株连到已经出嫁女儿的法律制度。原先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其目的是为了使坏人的整个家族全部绝灭。可是法律可贵的地方在于符合中道，刑罚一定要注意不要逾越制度。我认为女人有三从的礼仪，也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来没有女人自作主张的道理。女子出嫁到夫家以后，已经与原先在家时不同了，即便她回家给父母服丧，也要减轻她的服制，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女子完成到夫家应有的礼节后，她与娘家人的关系已经不同于在娘家时的那种亲密关系了。然而按照现在法律的规定，父母如果有罪，要牵连到已经出嫁的女儿；而丈夫的亲族因罪被杀，女子也要随从受到杀戮。一个女子，既要随从夫家受到刑罚，也要随从娘家受到刑罚，内外受刑，一身要承担两家的刑罚。按道理说，女子出嫁后就成为异姓的妻子，如果生了小孩，就成为他族的母亲。犯人犯罪，怎么会去勾结已经出嫁的妇女呢？如今株连已经出嫁之女的作法完全是忽略了犯罪人的意图，而过分处理杀戮了无罪的受到牵连的家属。这种作法从防止犯罪的角度说并不能惩罚犯罪的源泉，从感情上则伤害孝子的心。我讲这些道理，并非仅仅同情女子的可怜，而是要说明法律本来应该
如何规定。我认为没有出嫁的女子，应当随从父母而受诛。而已经出嫁的妇女则随从丈夫家而受诛。应该修改原先的法律规定，将这作为制度规定下来。”于是皇帝下诏修改了法律。 查阅相关资料，对法律规定及适用等问题进行讨论
四、唐朝案例：严挺之请托案
严挺之，少年时好学，资质轩秀。被举荐为进士，开元中期曾官至尚书左丞。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李林甫为宰相，李林甫向皇帝举荐萧炅为户部侍郎。而萧炅并没有什么学问，曾当着当时任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将“伏腊”读成“伏猎”。严挺之对其有了成见，说，“尚书省中乞容有„伏猎侍郎‟！”上奏皇帝，请求贬萧炅为歧州刺史。李林甫对严挺产生了怨恨。张九龄十分器重严挺之，要举荐他做宰相，但要提拔严挺之，必须得到李林甫的支持。于是张九龄便对严挺之说：“李林甫有宠于上，足下宜登门拜访，使他对你有好感。”而严挺之素来看不起李林甫的为人，十分不愿意去拜访。这样，李林甫对他就更记恨了。
严挺之的前妻因与其不合，改嫁于蔚州刺史王元琰。开元二十四年冬，王元琰因为坐赃被抓进大牢，玄宗令三司对王元琰案件进行审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严挺之见前妻
之夫进了班房，他便有了恻隐之心，又发现本案证据不足，便设法托关系，送礼物，进行营救，想把它捞出来。这件事被李林甫知道了，他便指使宫中之人向玄宗汇报，说严挺之有请托之事，也就是请客送礼。玄宗听到汇报后不悦，召宰相们说，“王元琰确实有受赃之罪（坐赃），而严挺之为有罪之人嘱请法官，这犯了唐律的规定。”宰相张九龄替严挺之辩解说：“王元琰的妻子是严挺之的前妻，已离婚好多年了，不应该有什么情谊，严挺之请托并非出于私情。”玄宗则对曰：“你有所不知，虽离婚了也会有私情的。”玄宗要求严格审查这个案件。
三司接到皇帝的指令，哪敢怠慢，于是严格依法判处王元琰流邢，将其流放到岭南。而通过这件事，玄宗对张九龄、严挺之也有了意见，以为他们结成了朋党，于是在十一月，找个借口罢了张九龄的丞相之职，贬严挺之为洛州刺史。而在本案中“有功”的李林甫被委兼原张九龄的中书令之职。 查阅相关资料，对法律规定及适用等问题进行讨论
五、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法中所以通差今佐理掾者，谨之至也。年来州县，悉以委之初官，付
之右选，更历未深，骤然尝试，重以仵作之欺伪，吏胥之奸巧，虚幻变化，茫不可诘。纵有敏者，一心两目，亦无所用其智，而况遥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者哉！慈四叨臬寄，他无寸长，独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若灼然知其为欺，则亟与驳下；或疑信未决，必反复深思，惟恐率然而行，死者虚被涝漉。每念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 原于历试之浅。遂博采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会而稡之，厘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为一编，名曰《洗冤集录》，刊于湖南宪治，示我同寅，使得参验互考，如医师讨论古法，脉络表里先已洞澈，一旦按此以施针砭，发无不中。则其洗冤泽物，当与起死回生同一功用矣。
——宋慈《洗冤集录·序》
选择宋慈洗冤集录案例为例，并宋慈的司法实践进行讨论
六、宋史 刑法
咸平间，有三司军将赵永昌者，素凶暴，督运江南，多为奸赃。知饶州韩昌龄廉得其状，乃移转运使冯亮，坐决杖停职。遂挝登闻鼓，讼昌龄与亮讪谤朝政，仍伪刻印，作亮等求解
之状。真宗察其诈，于便殿自临讯，永昌屈伏，遂斩之，释亮不问，而昌龄以他事贬郢州团练副使。曹州民苏庄蓄兵器，匿亡命，豪夺民产，积赃计四十万。御史台请籍其家，帝曰：“暴横之民，国有常法，籍之，斯过也。”论如律。其纵舍轻重，必当于义，多类此。
本案引起的思考，请分析讨论
七、雍熙元年（宋太宗赵匡义的年号，元年为公元 984 年），开封寡妇刘使婢诣府，诉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己将死。右军巡推不得实 ，移左军巡掠治，元吉自诬伏。俄刘死，及府中虑囚，移司录司案问，颇得其浸诬之状 ，累月未决。府白于上，以其毒无显状，令免死，决徒。
元吉妻张击登闻鼓称冤，帝召问张，尽得其状。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御史鞫问 ，乃刘有奸状，惭悸成疾，惧其子发觉而诬之。推官及左、右军巡使等削任降秩 ；医工诈 称被毒，刘母弟欺隐王氏财物及推吏受赃者，并流 海岛；馀决罚有差 。司录主吏赏缗 钱，赐束帛 。
初元吉之系，左军巡卒系缚榜治 ，谓之“鼠弹筝”，极其惨毒。帝令以其法缚狱卒， 宛转号叫求速死。乃解缚，
两手良久不能动。帝谓宰相日：“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 况四方乎！”
问题：此案经过哪些法律程序？ 请对中国古代法律程序予以评价 本案官吏的职务责任说明什么？
八、于中丞成龙（于中丞成龙(1617—1684)——字北溟，清代永宁(今山西离石)人。贡生出身，康熙 时曾任知县、知府、直隶巡抚和两江总督。中丞，本来是汉代的官名，明清时也称巡抚为中 丞。）按部至高邮。适巨绅家将嫁女，妆奁甚富，夜被穿窬席卷而去。刺史无术。公令诸门尽闭，止留一门放行人出入，吏目守之，严搜装载。又出示谕閤城户口，各归第宅，候次日查点搜掘，务得赃物所在。乃阴嘱吏目：“设有城门中出入至再者，捉之。”过午，得二人，一身之外，并无行装。公曰：“此真盗也。”二人诡辩不已。公令解衣搜之，见袍服内著女衣二袭，皆奁中物也。——盖恐次日大搜，急于移置，而物多难携，故密著而屡出之也。
又公为宰时，至邻。早旦，经郭外见二人以床舁病人，覆大被，枕上露发，发上簪凤钗 一股，侧眠床上。有三四健男夹随之，时更番 以手被，令压身底，似恐风入。少顷，息肩路侧，又使二人更相为荷。于公 过，遣隶回问之，云是妹子垂危，将送归夫家。公行二三里，又遣隶回，视 其所入何村。隶尾之，至一村舍，两男子迎之而入。还以白公。
公谓其邑宰：“城中得无有劫寇否?”宰曰：“无之。”时功令严，上下讳盗故即被盗贼劫杀，亦隐忍而不敢言。公就馆舍，嘱家人细访之，果有富室被强寇入家， 炮烙而死。公唤其子来，诘其状。子固不承。公曰：“我已代捕大盗在此， 非有他也。”子乃顿首哀泣，求为死者雪恨。公叩关往见邑宰，差健役四鼓 出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鞫而伏。诘其病妇何人?盗供：“是夜同在勾栏，故与妓女合谋，置金床上，令抱卧至窝处始瓜分耳。”共服于公之神。 或问所以能知之故?公曰：“此甚易解，但人不关心耳。岂有少妇在床，而容入手衾底者。且易肩而行，其势甚重，交手护之，则知其中必有物矣。若病妇昏愦而至，必有妇人倚门而迎。止见男子，并不惊问一言，是以确知其为盗也。”
问题：1、于成龙如何破案的？
2、请从中国法制史角度谈谈你的看法
一、清末“苏报案”
1903年5月，邹容出版《革命军》一书，鼓吹共和革命。章炳麟为该书作序，指斥满清为“逆胡”，称太平天国为“义师”，倡言有朝一日“义师再举”。同月，章氏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批康有为主张的“君主立宪论”，主张排满，光复汉族。文中痛骂满人为“东胡群兽”、“犬羊”、“蠢如鹿豕”，称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6月9日，《苏报》刊新书介绍一则，题《读革命军》，介绍该书。次日，刊登章太炎《革命军》序言。
对“苏报案”讨论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案例：范坚阻止赦免邵广死罪案
范坚，字子常。学识渊博，擅长写文章。晋朝永嘉年间，在江东避乱，被任命为佐著作郎、抚军参军。因为征讨苏峻有功，皇帝赏赐给他都亭侯的爵位，一直担任到尚书右丞。
晋成帝咸康年间，廷尉上奏揭发殿中帐吏邵广盗窃了三张帐幕，折合三十匹布，主管部门准备把他处以死刑示众。邵广有两个儿子，邵宗十三岁，邵云十一岁，他们手执黄色旗击鼓鸣冤，企求帝王听到鼓声后能够开恩，表示希望允许自己沦没为奚官奴，来赎父亲的性命。尚书郎朱暎认为天下作父亲的没有儿子的很少，如果赦免了邵广的死罪，就会成为永久的制度，恐怕以后对犯罪者适用死刑的刑罚制度就要被废除掉了。当时参与合议的人大多认为让邵广服钳徒刑，两个儿子当奚官奴，就足以算是惩戒了，这样可以让百姓懂得子报父恩的道理，也可以表现出朝廷施恩于民的仁政。所以他们建议格外开恩允许，免去邵广的死罪改为五年徒刑，让邵宗、邵云去做奴仆，但考虑到尚书郎朱暎的意见，为了避免犯死罪者利用这一办法逃避死刑，这种办法不能成为永久不变的制度。讨论到此，好象双方的意见都已经照顾到了。 但是范坚却持反对意见，他反驳说：“自从淳朴的社会风气丧失殆尽，刑罚就产生了，给犯人判刑是为了阻止再有坏人犯罪，杀掉罪犯是为了阻止再有坏人犯死罪。即使有时候会赦免宽恕罪犯，或者经过合议判定减缓死罪的情况，但还没有过仅仅因为不忍心就轻易改变刑法的。”他认为皇帝做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谨慎，“如果允许邵宗等人的请求，宽恕了邵广的死罪。以后再发生了类似邵广这样父亲被判处了死刑，做儿子的却不能祈求赎免父亲的死罪，难道不成了抛弃伦理
关系，象禽兽一样了吗？如今主持判案的人呈上奏章说，只是在这个案件中准许邵宗等人的请求，并不把它做为一项永久不变的制度。我认为帝王做每一件事情，都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一言一笑，尚需十分谨慎，何况对国家法典，怎么能够随意放松呢？”他认为皇帝要考虑到此案对以后的影响，“如今之所以宽恕邵广，正是由于邵宗等人的请求。其实，人子爱护父亲，谁不象邵宗？现在居然允许邵宗的请求，将来诉讼的人，难道只限于官宦人家才放松吗？你提出的„特殊允准‟的意思，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即使下不为例，也会招致很多痛恨和怨言。这就是今天施一点恩惠，却在将来惹出无穷怨恨的道理。”晋成帝采纳了范坚的意见，依照法律判决了邵广死刑。
法律规定及适用等问题进行讨论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案例：母丘甸妻女应从诛被宽恕案
此案发生在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母丘俭，今山西闻喜人，字仲恭，曾经担任荆州、幽州刺史，转任镇南将军。当时司马师继承父亲司马懿担任魏国的大将军，专擅国政，废除魏帝曹芳，改立曹髦（即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公元254年），母丘俭与前将军文钦谋划讨伐司马师来复兴魏国，第二年，兵败被杀。这次起兵也被定为大逆。
按照当时魏国的法律规定，犯大逆罪的，要株连到已经出嫁的女儿。母丘俭起兵失败后，他的儿子母丘甸娶的妻子荀氏是大臣荀顗的族妹，而荀顗又与司马师联姻，便由荀顗上表于高贵乡公，请求宽恕荀氏的性命。高贵乡公下诏让荀氏与母丘氏离婚，从而使荀氏得以不死。母丘甸的妻子荀氏免除一死后，荀氏还有一个女儿母丘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妻，按照这一条律文也应该连作被处死，当时因为正怀孕，被关押在廷尉狱中。荀氏爱自己的女儿，想救女儿的性命，就上诉于司隶校尉何曾，请求没己身为官婢，以赎回自己的女儿母丘芝的性命。
何曾可怜她，就命司录主薄程咸上书评议说：“根据《周礼》的记载，古人设置司寇制定法典，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情况不同刑罚也不同。甫侯制定
《吕刑》规定：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然而遇上衰乱的时代，刑罚就变化很多。秦朝就规定了很多残酷的刑罚，汉朝又对秦朝的刑罚进行了修改。而魏国延续了秦汉刑罚的弊端，还没有来得及改革这种因为犯罪而株连到已经出嫁女儿的法律制度。原先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其目的是为了使坏人的整个家族全部绝灭。可是法律可贵的地方在于符合中道，刑罚一定要注意不要逾越制度。我认为女人有三从的礼仪，也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来没有女人自作主张的道理。女子出嫁到夫家以后，已经与原先在家时不同了，即便她回家给父母服丧，也要减轻她的服制，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女子完成到夫家应有的礼节后，她与娘家人的关系已经不同于在娘家时的那种亲密关系了。然而按照现在法律的规定，父母如果有罪，要牵连到已经出嫁的女儿；而丈夫的亲族因罪被杀，女子也要随从受到杀戮。一个女子，既要随从夫家受到刑罚，也要随从娘家受到刑罚，内外受刑，一身要承担两家的刑罚。按道理说，女子出嫁后就成为异姓的妻子，如果生了小孩，就成为他族的母亲。犯人犯罪，怎么会去勾结已经出嫁的妇女呢？如今株连已经出嫁之女的作法完全是忽略了犯罪人的意图，而过分处理杀戮了无罪的受到牵连的家属。这种作法从防止犯罪的角度说并不能惩罚犯罪的源泉，从感情上则伤害孝子的心。我讲这些道理，并非仅仅同情女子的可怜，而是要说明法律本来应该
如何规定。我认为没有出嫁的女子，应当随从父母而受诛。而已经出嫁的妇女则随从丈夫家而受诛。应该修改原先的法律规定，将这作为制度规定下来。”于是皇帝下诏修改了法律。 查阅相关资料，对法律规定及适用等问题进行讨论
四、唐朝案例：严挺之请托案
严挺之，少年时好学，资质轩秀。被举荐为进士，开元中期曾官至尚书左丞。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李林甫为宰相，李林甫向皇帝举荐萧炅为户部侍郎。而萧炅并没有什么学问，曾当着当时任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将“伏腊”读成“伏猎”。严挺之对其有了成见，说，“尚书省中乞容有„伏猎侍郎‟！”上奏皇帝，请求贬萧炅为歧州刺史。李林甫对严挺产生了怨恨。张九龄十分器重严挺之，要举荐他做宰相，但要提拔严挺之，必须得到李林甫的支持。于是张九龄便对严挺之说：“李林甫有宠于上，足下宜登门拜访，使他对你有好感。”而严挺之素来看不起李林甫的为人，十分不愿意去拜访。这样，李林甫对他就更记恨了。
严挺之的前妻因与其不合，改嫁于蔚州刺史王元琰。开元二十四年冬，王元琰因为坐赃被抓进大牢，玄宗令三司对王元琰案件进行审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严挺之见前妻
之夫进了班房，他便有了恻隐之心，又发现本案证据不足，便设法托关系，送礼物，进行营救，想把它捞出来。这件事被李林甫知道了，他便指使宫中之人向玄宗汇报，说严挺之有请托之事，也就是请客送礼。玄宗听到汇报后不悦，召宰相们说，“王元琰确实有受赃之罪（坐赃），而严挺之为有罪之人嘱请法官，这犯了唐律的规定。”宰相张九龄替严挺之辩解说：“王元琰的妻子是严挺之的前妻，已离婚好多年了，不应该有什么情谊，严挺之请托并非出于私情。”玄宗则对曰：“你有所不知，虽离婚了也会有私情的。”玄宗要求严格审查这个案件。
三司接到皇帝的指令，哪敢怠慢，于是严格依法判处王元琰流邢，将其流放到岭南。而通过这件事，玄宗对张九龄、严挺之也有了意见，以为他们结成了朋党，于是在十一月，找个借口罢了张九龄的丞相之职，贬严挺之为洛州刺史。而在本案中“有功”的李林甫被委兼原张九龄的中书令之职。 查阅相关资料，对法律规定及适用等问题进行讨论
五、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法中所以通差今佐理掾者，谨之至也。年来州县，悉以委之初官，付
之右选，更历未深，骤然尝试，重以仵作之欺伪，吏胥之奸巧，虚幻变化，茫不可诘。纵有敏者，一心两目，亦无所用其智，而况遥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者哉！慈四叨臬寄，他无寸长，独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若灼然知其为欺，则亟与驳下；或疑信未决，必反复深思，惟恐率然而行，死者虚被涝漉。每念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 原于历试之浅。遂博采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会而稡之，厘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为一编，名曰《洗冤集录》，刊于湖南宪治，示我同寅，使得参验互考，如医师讨论古法，脉络表里先已洞澈，一旦按此以施针砭，发无不中。则其洗冤泽物，当与起死回生同一功用矣。
——宋慈《洗冤集录·序》
选择宋慈洗冤集录案例为例，并宋慈的司法实践进行讨论
六、宋史 刑法
咸平间，有三司军将赵永昌者，素凶暴，督运江南，多为奸赃。知饶州韩昌龄廉得其状，乃移转运使冯亮，坐决杖停职。遂挝登闻鼓，讼昌龄与亮讪谤朝政，仍伪刻印，作亮等求解
之状。真宗察其诈，于便殿自临讯，永昌屈伏，遂斩之，释亮不问，而昌龄以他事贬郢州团练副使。曹州民苏庄蓄兵器，匿亡命，豪夺民产，积赃计四十万。御史台请籍其家，帝曰：“暴横之民，国有常法，籍之，斯过也。”论如律。其纵舍轻重，必当于义，多类此。
本案引起的思考，请分析讨论
七、雍熙元年（宋太宗赵匡义的年号，元年为公元 984 年），开封寡妇刘使婢诣府，诉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己将死。右军巡推不得实 ，移左军巡掠治，元吉自诬伏。俄刘死，及府中虑囚，移司录司案问，颇得其浸诬之状 ，累月未决。府白于上，以其毒无显状，令免死，决徒。
元吉妻张击登闻鼓称冤，帝召问张，尽得其状。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御史鞫问 ，乃刘有奸状，惭悸成疾，惧其子发觉而诬之。推官及左、右军巡使等削任降秩 ；医工诈 称被毒，刘母弟欺隐王氏财物及推吏受赃者，并流 海岛；馀决罚有差 。司录主吏赏缗 钱，赐束帛 。
初元吉之系，左军巡卒系缚榜治 ，谓之“鼠弹筝”，极其惨毒。帝令以其法缚狱卒， 宛转号叫求速死。乃解缚，
两手良久不能动。帝谓宰相日：“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 况四方乎！”
问题：此案经过哪些法律程序？ 请对中国古代法律程序予以评价 本案官吏的职务责任说明什么？
八、于中丞成龙（于中丞成龙(1617—1684)——字北溟，清代永宁(今山西离石)人。贡生出身，康熙 时曾任知县、知府、直隶巡抚和两江总督。中丞，本来是汉代的官名，明清时也称巡抚为中 丞。）按部至高邮。适巨绅家将嫁女，妆奁甚富，夜被穿窬席卷而去。刺史无术。公令诸门尽闭，止留一门放行人出入，吏目守之，严搜装载。又出示谕閤城户口，各归第宅，候次日查点搜掘，务得赃物所在。乃阴嘱吏目：“设有城门中出入至再者，捉之。”过午，得二人，一身之外，并无行装。公曰：“此真盗也。”二人诡辩不已。公令解衣搜之，见袍服内著女衣二袭，皆奁中物也。——盖恐次日大搜，急于移置，而物多难携，故密著而屡出之也。
又公为宰时，至邻。早旦，经郭外见二人以床舁病人，覆大被，枕上露发，发上簪凤钗 一股，侧眠床上。有三四健男夹随之，时更番 以手被，令压身底，似恐风入。少顷，息肩路侧，又使二人更相为荷。于公 过，遣隶回问之，云是妹子垂危，将送归夫家。公行二三里，又遣隶回，视 其所入何村。隶尾之，至一村舍，两男子迎之而入。还以白公。
公谓其邑宰：“城中得无有劫寇否?”宰曰：“无之。”时功令严，上下讳盗故即被盗贼劫杀，亦隐忍而不敢言。公就馆舍，嘱家人细访之，果有富室被强寇入家， 炮烙而死。公唤其子来，诘其状。子固不承。公曰：“我已代捕大盗在此， 非有他也。”子乃顿首哀泣，求为死者雪恨。公叩关往见邑宰，差健役四鼓 出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鞫而伏。诘其病妇何人?盗供：“是夜同在勾栏，故与妓女合谋，置金床上，令抱卧至窝处始瓜分耳。”共服于公之神。 或问所以能知之故?公曰：“此甚易解，但人不关心耳。岂有少妇在床，而容入手衾底者。且易肩而行，其势甚重，交手护之，则知其中必有物矣。若病妇昏愦而至，必有妇人倚门而迎。止见男子，并不惊问一言，是以确知其为盗也。”
问题：1、于成龙如何破案的？
2、请从中国法制史角度谈谈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