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觉得自己心软、心善,总是被一些稀松平常的事感动,对待飞进屋的蚊虫也很少下毒手。我敬畏每一样生命,理解每一样生命都是经历了漫长的进化才与我相遇的。我把感动的状态看成是一种通融,一种通灵。我算不上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但遇到行乞者我也会给一两个镍币。现在职业行乞的多了,有时候要观察观察、考量考量。 金华山上有很多行乞者,沿石级而上会看见他们总是用篾筐把自己圈在里面,隐去了下半身。他们矮矮的,哀哀地乞求,从篾筐里伸出黑黑的手。我想象他们都没了双腿,只剩胴体。连续给过两三个行乞者后,本地的游人都笑我傻,说行乞者都是假装的,都是好手好脚。我半信半疑,几次想凑过去看,又没有去看――算了吧,我不愿看见他们为了几张毛票蜷缩在篾筐里的样子。行乞者蜷缩的样子也是他们灵魂的真实写照。 回想起来,住在这座小城的近二十年里,小城里的乞丐没有间断过。地震前出现了一个高峰,同时来了四、五个。他们不是一般的行乞者,他们蓬头垢面,翻垃圾桶,睡街沿边边或桥洞。有的甚至衣不蔽体,没有了羞耻感。 常住南街的那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堂堂,时常在酒厂外面的垃圾桶里翻酒糟吃,吃饱了就下到南桥下的河滩上晒太阳。偶尔也架火烤。有时也在桥上遛达,脱了外套搭在肩上,龙安中学的学生封给他一个美名――“南街上的周杰伦”。有一两次涪江涨洪水,我看见他就坐在水边,一个浪子就可以把他带走。 其实,称他们乞丐并不正确,他们并不行乞,他们只翻垃圾桶、垃圾堆,他们从不向人伸手。他们是城市里最孤独的人,他们几乎没有语言。钱对于他们已经完全失去意义,看他们那一副样子没有人肯卖给他们东西。 遇见这样的乞丐,我也会捂一捂口鼻,或者绕开。他们身上的臭气会让你呕吐,身上飞飞停停的苍蝇也恶心人。但想一想他们也是人,他们作为我们的同类存在,又觉得悲哀。距离远的时候,比如隔着一条街,我也会去正视、观察他们。他们也是父母所生,也有人的思想感情――至少曾经有。我也会去想,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落到了这步田地?为什么没有人帮他们?过去,现在,他们天天出现在社会的视野里,社会为什么熟视无睹?我还会去想,我把他们带到澡堂,好好生生洗个澡,再带进医院做一个体检,让他们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健康的人。当然,我只是想一想而已,做一个善的白日梦,最终不能给他们一点点帮助。但我知道社会可以,政府可以,民政部门可以。 大约有两年了,小城一直流落着一个女丐。严格讲也不是乞丐,是一个流浪者,她不只翻垃圾桶,也接受人们的施舍。她是一位老婆婆,五十多岁,走哪里都背着她的“行囊”――一床破棉絮和一只装着各种破烂的蛇皮口袋。她没有“南街上的周杰伦”那么脏,衣服也还算穿得整齐。她是一个小个子,晚上住桥洞或河堤上的亭子,白天走街串巷,或坐在去九寨沟的公路边,不晓得的人还以为她在等车。有一两个早晨,我看见她在江边捧了河水洗脸。我总是看见她不缺吃的,手里拿着馍馍、饼子,手上的塑料口袋里还装着面包、生黄瓜、老玉米一类。有时候也端个碗,用筷子拨着饭。她是一个幸福的乞丐,一个老婆婆,容易唤起人们的善心。我们这边离甘肃的文县很近,文县很穷,时常有人流落到这边,沦为乞丐,我们叫他们“文县子”。看这个老婆婆的穿戴和面容,很可能是个“文县子”。 记得去年大年三十的上午,我爬了北山下来,看见她在公路边,走累了靠着一卷行囊歇气,背带还挎在肩上。我跑回家装了一些吃的东西,有馒头,有苹果和橘子,有水果糖和熟肉,拿到公路边送给她。我提着东西出来的时候,生怕她不在了。给她递东西的时候,我尽量注意自己的态度和姿势,不要让她有“嗟来食”的嫌疑。 初春的一天,我看见她慢吞吞地走在东风路口,一副苦苦的样子。我注意到她脚上的鞋破了,包了纸和塑料口袋。到了四月,我看见她打光脚了。五月,我看见她又穿了双崭新的军用胶鞋,很合脚的样子,让我感觉欣慰。 任国红是我老家对岸安场坝的人,年龄大不了我几岁。我读师范的时候,听说他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厚厚一大摞,就要拍成电影了。暑假回家去拜访过他,同去的有江油的刘强和安场坝本地的任正华。我们看了信封,并不是传说的那样,是《电影文学》杂志的退稿。任国红没有考起学,也没有考上乡干部,但有一个不错的家,房子、土地、高中文化,加上对文学的爱好,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城过后,在街上看见任国红,还是一个正常的人,像千千万万城郊的农民一样进城来卖点出产,买点种子化肥。他属于有一点文化的农民,但也是比较柔弱的农民,怕吃苦的农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任国红成了上访户,天天坐在政府大门外面,或者信访办大门的外面。看见我,就叫我过去的名字,叫我去给他开张证明,或者带他去见县长。我问他开什么证明,他嘿嘿地笑,说要钱的证明。我不清楚他说的什么。好些时候我都跟妻子走在一起,不便多跟他接触。 有一次,远远看见任国红在往东风路口的“民主墙”上贴什么,走过去看,是一封写给县委书记的信。从那时起,我开始觉得这个人脑壳出了问题。那时候,他的身体看上去还是好好的,穿的也还是好好的。 回老家,我问母亲任国红咋了,母亲说他女人跑了十几年了,一直没回来,这些年他一个人带一个孩子,现在孩子大了,读中学了。不用再问,我什么都明白了,只是有一点疑惑,安场坝的任家是一个大家族,怎么没人帮他一把?父母不在了,哥哥姐姐呢? 地震过后,有一段时间,任国红几乎天天都在政府大门外面,要么坐在水泥地上,要么在政府街东晃西晃。早上很早就在了,看样子晚上也没回家。看见我,还是叫我过去的名字,开始我还问问他有什么事、找谁,我劝他不要动不动往城里跑,真的有事可以找村委会、镇政府。他不听我的,照旧常住沙家浜,天天在政府大门外面。听任正华讲,天热了他也会到保健站大厅的椅子上去躺一躺,有人问到,他就说他是任正华的亲戚――任正华的妻子是保健站的医生,家也住在保健站。任正华说,任国红难得打发,每回都要问他要二十块钱才走。 任国红开始蓬头垢面了,衣裳穿的也又破又脏了。冬天穿一件黑色仿呢长衣,让我想到孔乙己。时不时有人指着他问我:“你的熟人?”我说:“安场坝的,认得到。”我倒不觉得因为认识他丢脸,他丢的是他自己的脸。如果真有丢脸的地方,那便是我不曾真正关心过他,问过他,对待他的请求也总是很冷漠、很不耐烦,也不曾帮过他什么。 有一天早晨,我在政府街上的“粗粮食坊”吃早饭,任国红突然进来了,我问他吃点什么,他摇摇头拄着拐杖出去了――他的腿什么时候受伤了。他出去了,并没有走远。我吃完饭,买了两个包子给他,他不要,他说他要钱。我要给他一点钱,被妻子阻止了。 也有我一个人遇见他的时候,我摸摸口袋,要么是没有带钱,要么是没有零钱。给他多少钱合适呢? 以后碰见,他都会问我要钱,但我一直没有给他――不是有妻子在,就是没零钱。有一次在西门外碰见,我刚刚有二十块零钱,就给了。妻子也在。第二天一早他便又等在政府大门外了,看见我,他说:“再给我二十块嘛!”我没有给他。我觉得他特烦人,没有一点自尊心。以后的很多时候,看见他,我都会绕道走。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叫得出我过去名字的乞讨者!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南街上的周杰伦”,想起那个“文县子”。当然,想得最多的是任国红。我觉得我应该给政府写一纸报告,请示他们拿出一点经费解决境内流浪者的问题――遣送回乡,或者解决到福利院。我应该帮任国红找一找村委会和镇政府,帮他把腿伤治好;再碰见他,不用他开口,我也该给他拿一些钱……然而,白天看见,还是绕道走。 “南街上的周杰伦”不见了,也好久没看见那个“文县子”了。八月涪江涨过两次大水,他们会不会是被大水带走了?如果他们是永远消失了,我有没有责任?这座小城的每一个人有没有责任? 读列昂尼德・茨普金的《巴登夏日》,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乐善好施,反观自己,觉得很是羞惭。陀氏的好施是一种善的本性,爱的本性,且是大善大爱的本性,而我仅仅有一点小善,每一次施舍都有很多的考虑,很多的局限。陀氏从不拒绝别人在钱上的请求,只要看到可怜的人就会施舍,哪怕这个人一天里找他好几次。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觉得这大善大爱与小善小爱的区别,也正是一个大作家与一个小作家的区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乐善好施也会受到妻子的责怪,但他幽默而睿智,他对妻子说:“你能眼睁睁地把一块石头放在一双可怜兮兮伸过来的手上吗?” 责任编辑/孙俊志
我向来觉得自己心软、心善,总是被一些稀松平常的事感动,对待飞进屋的蚊虫也很少下毒手。我敬畏每一样生命,理解每一样生命都是经历了漫长的进化才与我相遇的。我把感动的状态看成是一种通融,一种通灵。我算不上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但遇到行乞者我也会给一两个镍币。现在职业行乞的多了,有时候要观察观察、考量考量。 金华山上有很多行乞者,沿石级而上会看见他们总是用篾筐把自己圈在里面,隐去了下半身。他们矮矮的,哀哀地乞求,从篾筐里伸出黑黑的手。我想象他们都没了双腿,只剩胴体。连续给过两三个行乞者后,本地的游人都笑我傻,说行乞者都是假装的,都是好手好脚。我半信半疑,几次想凑过去看,又没有去看――算了吧,我不愿看见他们为了几张毛票蜷缩在篾筐里的样子。行乞者蜷缩的样子也是他们灵魂的真实写照。 回想起来,住在这座小城的近二十年里,小城里的乞丐没有间断过。地震前出现了一个高峰,同时来了四、五个。他们不是一般的行乞者,他们蓬头垢面,翻垃圾桶,睡街沿边边或桥洞。有的甚至衣不蔽体,没有了羞耻感。 常住南街的那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堂堂,时常在酒厂外面的垃圾桶里翻酒糟吃,吃饱了就下到南桥下的河滩上晒太阳。偶尔也架火烤。有时也在桥上遛达,脱了外套搭在肩上,龙安中学的学生封给他一个美名――“南街上的周杰伦”。有一两次涪江涨洪水,我看见他就坐在水边,一个浪子就可以把他带走。 其实,称他们乞丐并不正确,他们并不行乞,他们只翻垃圾桶、垃圾堆,他们从不向人伸手。他们是城市里最孤独的人,他们几乎没有语言。钱对于他们已经完全失去意义,看他们那一副样子没有人肯卖给他们东西。 遇见这样的乞丐,我也会捂一捂口鼻,或者绕开。他们身上的臭气会让你呕吐,身上飞飞停停的苍蝇也恶心人。但想一想他们也是人,他们作为我们的同类存在,又觉得悲哀。距离远的时候,比如隔着一条街,我也会去正视、观察他们。他们也是父母所生,也有人的思想感情――至少曾经有。我也会去想,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落到了这步田地?为什么没有人帮他们?过去,现在,他们天天出现在社会的视野里,社会为什么熟视无睹?我还会去想,我把他们带到澡堂,好好生生洗个澡,再带进医院做一个体检,让他们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健康的人。当然,我只是想一想而已,做一个善的白日梦,最终不能给他们一点点帮助。但我知道社会可以,政府可以,民政部门可以。 大约有两年了,小城一直流落着一个女丐。严格讲也不是乞丐,是一个流浪者,她不只翻垃圾桶,也接受人们的施舍。她是一位老婆婆,五十多岁,走哪里都背着她的“行囊”――一床破棉絮和一只装着各种破烂的蛇皮口袋。她没有“南街上的周杰伦”那么脏,衣服也还算穿得整齐。她是一个小个子,晚上住桥洞或河堤上的亭子,白天走街串巷,或坐在去九寨沟的公路边,不晓得的人还以为她在等车。有一两个早晨,我看见她在江边捧了河水洗脸。我总是看见她不缺吃的,手里拿着馍馍、饼子,手上的塑料口袋里还装着面包、生黄瓜、老玉米一类。有时候也端个碗,用筷子拨着饭。她是一个幸福的乞丐,一个老婆婆,容易唤起人们的善心。我们这边离甘肃的文县很近,文县很穷,时常有人流落到这边,沦为乞丐,我们叫他们“文县子”。看这个老婆婆的穿戴和面容,很可能是个“文县子”。 记得去年大年三十的上午,我爬了北山下来,看见她在公路边,走累了靠着一卷行囊歇气,背带还挎在肩上。我跑回家装了一些吃的东西,有馒头,有苹果和橘子,有水果糖和熟肉,拿到公路边送给她。我提着东西出来的时候,生怕她不在了。给她递东西的时候,我尽量注意自己的态度和姿势,不要让她有“嗟来食”的嫌疑。 初春的一天,我看见她慢吞吞地走在东风路口,一副苦苦的样子。我注意到她脚上的鞋破了,包了纸和塑料口袋。到了四月,我看见她打光脚了。五月,我看见她又穿了双崭新的军用胶鞋,很合脚的样子,让我感觉欣慰。 任国红是我老家对岸安场坝的人,年龄大不了我几岁。我读师范的时候,听说他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厚厚一大摞,就要拍成电影了。暑假回家去拜访过他,同去的有江油的刘强和安场坝本地的任正华。我们看了信封,并不是传说的那样,是《电影文学》杂志的退稿。任国红没有考起学,也没有考上乡干部,但有一个不错的家,房子、土地、高中文化,加上对文学的爱好,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城过后,在街上看见任国红,还是一个正常的人,像千千万万城郊的农民一样进城来卖点出产,买点种子化肥。他属于有一点文化的农民,但也是比较柔弱的农民,怕吃苦的农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任国红成了上访户,天天坐在政府大门外面,或者信访办大门的外面。看见我,就叫我过去的名字,叫我去给他开张证明,或者带他去见县长。我问他开什么证明,他嘿嘿地笑,说要钱的证明。我不清楚他说的什么。好些时候我都跟妻子走在一起,不便多跟他接触。 有一次,远远看见任国红在往东风路口的“民主墙”上贴什么,走过去看,是一封写给县委书记的信。从那时起,我开始觉得这个人脑壳出了问题。那时候,他的身体看上去还是好好的,穿的也还是好好的。 回老家,我问母亲任国红咋了,母亲说他女人跑了十几年了,一直没回来,这些年他一个人带一个孩子,现在孩子大了,读中学了。不用再问,我什么都明白了,只是有一点疑惑,安场坝的任家是一个大家族,怎么没人帮他一把?父母不在了,哥哥姐姐呢? 地震过后,有一段时间,任国红几乎天天都在政府大门外面,要么坐在水泥地上,要么在政府街东晃西晃。早上很早就在了,看样子晚上也没回家。看见我,还是叫我过去的名字,开始我还问问他有什么事、找谁,我劝他不要动不动往城里跑,真的有事可以找村委会、镇政府。他不听我的,照旧常住沙家浜,天天在政府大门外面。听任正华讲,天热了他也会到保健站大厅的椅子上去躺一躺,有人问到,他就说他是任正华的亲戚――任正华的妻子是保健站的医生,家也住在保健站。任正华说,任国红难得打发,每回都要问他要二十块钱才走。 任国红开始蓬头垢面了,衣裳穿的也又破又脏了。冬天穿一件黑色仿呢长衣,让我想到孔乙己。时不时有人指着他问我:“你的熟人?”我说:“安场坝的,认得到。”我倒不觉得因为认识他丢脸,他丢的是他自己的脸。如果真有丢脸的地方,那便是我不曾真正关心过他,问过他,对待他的请求也总是很冷漠、很不耐烦,也不曾帮过他什么。 有一天早晨,我在政府街上的“粗粮食坊”吃早饭,任国红突然进来了,我问他吃点什么,他摇摇头拄着拐杖出去了――他的腿什么时候受伤了。他出去了,并没有走远。我吃完饭,买了两个包子给他,他不要,他说他要钱。我要给他一点钱,被妻子阻止了。 也有我一个人遇见他的时候,我摸摸口袋,要么是没有带钱,要么是没有零钱。给他多少钱合适呢? 以后碰见,他都会问我要钱,但我一直没有给他――不是有妻子在,就是没零钱。有一次在西门外碰见,我刚刚有二十块零钱,就给了。妻子也在。第二天一早他便又等在政府大门外了,看见我,他说:“再给我二十块嘛!”我没有给他。我觉得他特烦人,没有一点自尊心。以后的很多时候,看见他,我都会绕道走。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叫得出我过去名字的乞讨者!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南街上的周杰伦”,想起那个“文县子”。当然,想得最多的是任国红。我觉得我应该给政府写一纸报告,请示他们拿出一点经费解决境内流浪者的问题――遣送回乡,或者解决到福利院。我应该帮任国红找一找村委会和镇政府,帮他把腿伤治好;再碰见他,不用他开口,我也该给他拿一些钱……然而,白天看见,还是绕道走。 “南街上的周杰伦”不见了,也好久没看见那个“文县子”了。八月涪江涨过两次大水,他们会不会是被大水带走了?如果他们是永远消失了,我有没有责任?这座小城的每一个人有没有责任? 读列昂尼德・茨普金的《巴登夏日》,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乐善好施,反观自己,觉得很是羞惭。陀氏的好施是一种善的本性,爱的本性,且是大善大爱的本性,而我仅仅有一点小善,每一次施舍都有很多的考虑,很多的局限。陀氏从不拒绝别人在钱上的请求,只要看到可怜的人就会施舍,哪怕这个人一天里找他好几次。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觉得这大善大爱与小善小爱的区别,也正是一个大作家与一个小作家的区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乐善好施也会受到妻子的责怪,但他幽默而睿智,他对妻子说:“你能眼睁睁地把一块石头放在一双可怜兮兮伸过来的手上吗?” 责任编辑/孙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