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不是作曲家
——在云南玉溪纪念聂耳百年诞辰会上的发言
王西麟
作者简介
王西麟（1936—）1936年生于河南开封一个国民党中层官员之家。1957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1962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先后师从刘庄、丁善德、瞿维、陈铭志。1963年利用中央广播交响乐团的民族音乐资料创作出第三部作品《云南音诗》，时隔15年后于1978年首演，其中的第四乐章《火把节》已成为最脍炙人口的，世界上演奏最多、最受欢迎的中国交响作品之一。被誉为功底最扎实、思想最深厚的中国作曲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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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主办方面这次邀请我来这里参加纪念聂耳百年诞辰。我两次提请发言了，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我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我想通过这次会议，为历史说一些全新的话而推动历史。我提的都是新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和讨论而不求认同。
作曲家这个名词，在国际（英语）是composer，译为作曲家：这是一种艺术称谓，其国际共识的观念和传统西方音乐史的观念是要写作交响乐，歌剧，室内乐等等古典音乐作品的专业作品的作者。而仅仅写歌曲的作者，国际（英语）称为songwriter，中译为歌曲作者，就是如美国的福斯特这样自己能写作钢琴伴奏的作家。
国际上是不知道简谱为何物的。只有中国直到今天还在用简谱。1994年我提出坚决的废止简谱。但是没有响应。
我们几十年来以歌曲作品和作者为主体的音乐评价体系，造成了只有歌曲作者的音乐地位最高，才是作曲家。只要一首歌被“看中”了，就升官、晋京，是无产阶级作曲家，当上主席，理事，等等。却把会配器的，会写交响乐的视为为歌曲作者配器、整理、打下手的“佣人”，是资产阶级学院派而打入另册的。我就做过许多的这样的下手活儿，文革结束前，没有人把这样的作者称为做作曲家。
当然，的确也有不少好的歌曲作品，我最为尊重的歌曲作家郑律成和沈亚威先生！还有如时乐蒙先生等等我认识的很多前辈！他们的确写过很多好歌。但是也有更多更多的仅仅会写简谱歌曲而不会配器不会写交响乐的人多年来都被称为作曲家。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今天不应该再继续了。
因此，我认为可以用香港的办法，可以把两类艺术现象分别称为《歌词歌曲作家协会》和《作曲家协会》，两者分别，流行歌和交响乐不能混在一起，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不要混在一起。这样也就和国际文化观念相统一了。
聂耳不能被称为作曲家，这个历史的误会已经60年了！今天还在继续！国际社会难以理解中国把写过30多首简谱歌曲、还不会为自己的歌曲作钢琴伴奏的作者就称为作曲家。因为国际的作曲家composer，都是以交响乐作品多少，室内乐作品和歌剧作品多少和水准来衡定的。聂耳没有写过交响乐作品，没有而且也还不会为自己的歌写过钢琴伴奏，也没有学过四大件等任何音乐理论。他是一位业余的歌曲作者，更是一位真正的有特殊艺术才华的歌曲作家！但是仍然不是国际所称的作曲家composer!
西方音乐在1900年后才传入中国，那时的中国还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成熟的交响乐作品和作者。黄自先生1929年的交响诗《怀旧》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还极少为国人所知。简谱歌曲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的音乐工具和主要的音乐现象。聂耳的歌曲仅仅写在1931-1933的2-3年中，可他几乎每首歌都很不错！都有灵感！我很尊重聂耳！痛惜他23岁就故世了！他创作的歌曲对民族救亡作用巨大！聂耳在中国的特殊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是卓越的，为那个时代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有些歌曲如《大路歌》就呈现出交响性思维！我和朱践耳先生都认为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1930年代是自由的文化社会，聂耳生活在那样的自由文化环境中，才有了那样的创造！我看了玉溪的聂耳博物馆，很追慕那时代！但是现在的这个会议却全没有那样的环境了！比如：这次会议应该是学术会议，但是做法都是政府会议，排名发言都是官位，清一色官场做派，没有自由发言的可能。我提出发言二次都不理。而且我听到的所有发言大多是60年的老话、套话、官话，而且互相抄来抄去没有新意。我是想报答主人邀请之盛情，为我付机票请我来，要报答主人的盛情，所以不得已插入讲了几句，因为我已经听到把聂耳和马勒相比的发言了！我一定要说出不同的意见！我认为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负责的学术态度，否则聂耳不是作曲家的问题还要拖到哪年去。
我认为我们需要尊重历史，这不但无损聂耳的卓越功绩，反而让他赢得更多的尊敬，让聂耳的英名长存。但是不要人为的拔高，更不要把文化观念混同，如把聂耳和马勒相比，是根本不妥的，甚至是制造混乱，要闹出国际笑话的！
我还有这样的思考，不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艺术问题，把政治当成一根棍子虎视艺术。如1957年把批评聂耳和星海的三个有才能的上音学生汪立三、刘施任、蒋祖馨打成右派发送北大荒劳改20年的痛苦历史，不但再也不能重现而且要深刻反思！现在的反思太不够了！
由于把聂耳称为作曲家，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的混乱现象，这就不但不是聂耳本人的责任，而且是对聂耳精神的严重曲解。因为聂耳深知自己专业技术的不足，并且正是为此而要去苏联学习的！但是从来不谈他的这个艺术的追求，反而把推广和学习音乐理论技术的统统打成“资产阶级学院派”“单纯技术观点”而大加鞑伐，数十年打出了多少右派，整死了多少人！
更不要把聂耳人为的树立为音乐尊神，好像一首国歌就能解决中国全部的根本的音乐问题而无限扩大。我们不要认为一首国歌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水准的音乐现象和全部音乐事业的最高典范！如前苏联的国歌作者亚力山大·洛夫，他有交响乐作品，是红旗歌舞团少将团长，也是一位作曲家，但是被认为是二流作曲家，而代表苏联作曲家的仍然是受尊敬的萧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等，他们都没有写过国歌。
这次会议使我看到云南玉溪把聂耳的历史收集的如此详尽，办的聂耳博物馆，使我看到他和在30年代的中国电影界的许多代表者的活动的合影，有黎锦辉，黎锦光，任光，蔡楚生，孙瑜，费穆，金焰，王人美，黎莉莉、白虹等等前辈！真是感动！云南和玉溪做了很好的历史资料收集工作！我向他们致敬！
但是作为学术著作的《聂耳全集》、《百年聂耳》等书，以及博物馆展品的说明等等，我看到一些问题：
1，其中的歌曲的钢琴伴奏，都不是聂耳作的，都是别人以后配上去的，但是有的注明了，而大多数都没有署名，好像都是聂耳做的，这就造成混乱，而且侵权。还有《义勇军进行曲》以后立为国歌，那和声和管弦乐配器作的很好，但是作者是姚锦新教授，现在仍然没有署名，而且从来也不署名。这是学术上的不严谨，不尊重在专业界深受尊敬的姚锦新先生。
2，还有出版的《聂耳全集》每册2寸厚，上中下三大本，有6寸厚了！既然是全集就只能是作者自己的作品，可里面有多少是聂耳的作品？论文？其内容大都是纪念活动的讲话和照片，统称为“全集”，我认为不但有失严谨，而且大有无限扩大之嫌。可以分别称为《聂耳作品》和《聂耳纪念文集》。
至于对聂耳的艺术道路的研究我认为真正还是空白：如他的艺术思想是否学过或受到过俄国民族乐派的影响？他听过那些古典音乐作品？等。好像还从没有或少有涉及。
再说一点，《聂耳音乐基金会》的功能要有新的观念。我建议：
1，不只要仅仅唱聂耳的合唱作品，那样太少了！合唱的作品曲目要广泛，而且应该在玉溪或昆明建立一个《聂耳音乐学校》，使学钢琴的儿童能有鼓浪屿或深圳那样多，聂耳一定会高兴的；
2，建立和完善昆明或玉溪的交响乐团，支持不规定创作题材广泛自由的交响乐新作品；
3，关注有特殊困难的音乐家，如音乐家梁和平先生最近不幸车祸，我呼吁请求深切关注！
聂耳不是作曲家
——在云南玉溪纪念聂耳百年诞辰会上的发言
王西麟
作者简介
王西麟（1936—）1936年生于河南开封一个国民党中层官员之家。1957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1962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先后师从刘庄、丁善德、瞿维、陈铭志。1963年利用中央广播交响乐团的民族音乐资料创作出第三部作品《云南音诗》，时隔15年后于1978年首演，其中的第四乐章《火把节》已成为最脍炙人口的，世界上演奏最多、最受欢迎的中国交响作品之一。被誉为功底最扎实、思想最深厚的中国作曲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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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主办方面这次邀请我来这里参加纪念聂耳百年诞辰。我两次提请发言了，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我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我想通过这次会议，为历史说一些全新的话而推动历史。我提的都是新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和讨论而不求认同。
作曲家这个名词，在国际（英语）是composer，译为作曲家：这是一种艺术称谓，其国际共识的观念和传统西方音乐史的观念是要写作交响乐，歌剧，室内乐等等古典音乐作品的专业作品的作者。而仅仅写歌曲的作者，国际（英语）称为songwriter，中译为歌曲作者，就是如美国的福斯特这样自己能写作钢琴伴奏的作家。
国际上是不知道简谱为何物的。只有中国直到今天还在用简谱。1994年我提出坚决的废止简谱。但是没有响应。
我们几十年来以歌曲作品和作者为主体的音乐评价体系，造成了只有歌曲作者的音乐地位最高，才是作曲家。只要一首歌被“看中”了，就升官、晋京，是无产阶级作曲家，当上主席，理事，等等。却把会配器的，会写交响乐的视为为歌曲作者配器、整理、打下手的“佣人”，是资产阶级学院派而打入另册的。我就做过许多的这样的下手活儿，文革结束前，没有人把这样的作者称为做作曲家。
当然，的确也有不少好的歌曲作品，我最为尊重的歌曲作家郑律成和沈亚威先生！还有如时乐蒙先生等等我认识的很多前辈！他们的确写过很多好歌。但是也有更多更多的仅仅会写简谱歌曲而不会配器不会写交响乐的人多年来都被称为作曲家。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今天不应该再继续了。
因此，我认为可以用香港的办法，可以把两类艺术现象分别称为《歌词歌曲作家协会》和《作曲家协会》，两者分别，流行歌和交响乐不能混在一起，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不要混在一起。这样也就和国际文化观念相统一了。
聂耳不能被称为作曲家，这个历史的误会已经60年了！今天还在继续！国际社会难以理解中国把写过30多首简谱歌曲、还不会为自己的歌曲作钢琴伴奏的作者就称为作曲家。因为国际的作曲家composer，都是以交响乐作品多少，室内乐作品和歌剧作品多少和水准来衡定的。聂耳没有写过交响乐作品，没有而且也还不会为自己的歌写过钢琴伴奏，也没有学过四大件等任何音乐理论。他是一位业余的歌曲作者，更是一位真正的有特殊艺术才华的歌曲作家！但是仍然不是国际所称的作曲家composer!
西方音乐在1900年后才传入中国，那时的中国还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成熟的交响乐作品和作者。黄自先生1929年的交响诗《怀旧》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还极少为国人所知。简谱歌曲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的音乐工具和主要的音乐现象。聂耳的歌曲仅仅写在1931-1933的2-3年中，可他几乎每首歌都很不错！都有灵感！我很尊重聂耳！痛惜他23岁就故世了！他创作的歌曲对民族救亡作用巨大！聂耳在中国的特殊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是卓越的，为那个时代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有些歌曲如《大路歌》就呈现出交响性思维！我和朱践耳先生都认为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1930年代是自由的文化社会，聂耳生活在那样的自由文化环境中，才有了那样的创造！我看了玉溪的聂耳博物馆，很追慕那时代！但是现在的这个会议却全没有那样的环境了！比如：这次会议应该是学术会议，但是做法都是政府会议，排名发言都是官位，清一色官场做派，没有自由发言的可能。我提出发言二次都不理。而且我听到的所有发言大多是60年的老话、套话、官话，而且互相抄来抄去没有新意。我是想报答主人邀请之盛情，为我付机票请我来，要报答主人的盛情，所以不得已插入讲了几句，因为我已经听到把聂耳和马勒相比的发言了！我一定要说出不同的意见！我认为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负责的学术态度，否则聂耳不是作曲家的问题还要拖到哪年去。
我认为我们需要尊重历史，这不但无损聂耳的卓越功绩，反而让他赢得更多的尊敬，让聂耳的英名长存。但是不要人为的拔高，更不要把文化观念混同，如把聂耳和马勒相比，是根本不妥的，甚至是制造混乱，要闹出国际笑话的！
我还有这样的思考，不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艺术问题，把政治当成一根棍子虎视艺术。如1957年把批评聂耳和星海的三个有才能的上音学生汪立三、刘施任、蒋祖馨打成右派发送北大荒劳改20年的痛苦历史，不但再也不能重现而且要深刻反思！现在的反思太不够了！
由于把聂耳称为作曲家，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的混乱现象，这就不但不是聂耳本人的责任，而且是对聂耳精神的严重曲解。因为聂耳深知自己专业技术的不足，并且正是为此而要去苏联学习的！但是从来不谈他的这个艺术的追求，反而把推广和学习音乐理论技术的统统打成“资产阶级学院派”“单纯技术观点”而大加鞑伐，数十年打出了多少右派，整死了多少人！
更不要把聂耳人为的树立为音乐尊神，好像一首国歌就能解决中国全部的根本的音乐问题而无限扩大。我们不要认为一首国歌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水准的音乐现象和全部音乐事业的最高典范！如前苏联的国歌作者亚力山大·洛夫，他有交响乐作品，是红旗歌舞团少将团长，也是一位作曲家，但是被认为是二流作曲家，而代表苏联作曲家的仍然是受尊敬的萧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等，他们都没有写过国歌。
这次会议使我看到云南玉溪把聂耳的历史收集的如此详尽，办的聂耳博物馆，使我看到他和在30年代的中国电影界的许多代表者的活动的合影，有黎锦辉，黎锦光，任光，蔡楚生，孙瑜，费穆，金焰，王人美，黎莉莉、白虹等等前辈！真是感动！云南和玉溪做了很好的历史资料收集工作！我向他们致敬！
但是作为学术著作的《聂耳全集》、《百年聂耳》等书，以及博物馆展品的说明等等，我看到一些问题：
1，其中的歌曲的钢琴伴奏，都不是聂耳作的，都是别人以后配上去的，但是有的注明了，而大多数都没有署名，好像都是聂耳做的，这就造成混乱，而且侵权。还有《义勇军进行曲》以后立为国歌，那和声和管弦乐配器作的很好，但是作者是姚锦新教授，现在仍然没有署名，而且从来也不署名。这是学术上的不严谨，不尊重在专业界深受尊敬的姚锦新先生。
2，还有出版的《聂耳全集》每册2寸厚，上中下三大本，有6寸厚了！既然是全集就只能是作者自己的作品，可里面有多少是聂耳的作品？论文？其内容大都是纪念活动的讲话和照片，统称为“全集”，我认为不但有失严谨，而且大有无限扩大之嫌。可以分别称为《聂耳作品》和《聂耳纪念文集》。
至于对聂耳的艺术道路的研究我认为真正还是空白：如他的艺术思想是否学过或受到过俄国民族乐派的影响？他听过那些古典音乐作品？等。好像还从没有或少有涉及。
再说一点，《聂耳音乐基金会》的功能要有新的观念。我建议：
1，不只要仅仅唱聂耳的合唱作品，那样太少了！合唱的作品曲目要广泛，而且应该在玉溪或昆明建立一个《聂耳音乐学校》，使学钢琴的儿童能有鼓浪屿或深圳那样多，聂耳一定会高兴的；
2，建立和完善昆明或玉溪的交响乐团，支持不规定创作题材广泛自由的交响乐新作品；
3，关注有特殊困难的音乐家，如音乐家梁和平先生最近不幸车祸，我呼吁请求深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