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981(2008)05―0047―10 长篇小说《女人韵歌》，作者慰慈，本名杨永贤，唐山丰润人。是一位离休的资深女法官。我们从小说后记中得知，她在青少年时代就痴迷于文学，直到离休后才拿起笔来，写她“最想写的一位母亲的故事”。她是“带着满腔的激情、蘸着墨水含着泪水写成的”。小说给这位母亲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程端琦。从她16岁(民同16年、公元1927年)写起，到71岁(新中国建国33年公元1982年)去世结束，前后经历了旧新两个社会56年。小说以这半个多世纪中国和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变化为背景，语言凝练。品格厚重，思想深刻，情节生动，以程端琦为中心人物，写了两个家族及其有关联的三代女人的命运。极富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主要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中还是第一次出现，只看一遍就能记得住的30余人，不论善恶美丑，给人的印象都很深刻。世事沧桑悲喜剧，20世纪两重天。我写这篇文字，只是因为我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深深地被感染，常常激动得流泪，把眼镜打湿，所以，禁不住要把初读记下的重点和感想，加以整理，实在算不上什么评论。 新妇初来时 小说的主人公程端琦的形象最为成功。她在旧中国和新中国各生活了35年，她具有中国女子美丽、聪颖、善良、贤惠几乎所有美德。真善是美的前提，假恶是丑的前提。审美主体的眼光不同，对审美对象是各有各的标准的。如果按古人的标准“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来衡量，我以为她是达到了；按今人的标准“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来衡量，我以为她也达到了。她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是因为实际生活中她这样的人是存在着的；说陌生，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文学形象。 程端琦是因为“长得好看”，才进了柳家大门的。当时柳家的长门长孙柳弗达，正在北平读“预科”，预备考大学，因祖父死了奔丧回家，在看丧仪的人群中一眼看中了并不认识的程端琦，“就缠着母亲，托媒上门求亲得允”，三年后读大学二年级时，“阔阔绰绰”地把她娶进家来。小说写她“相貌出众，美丽极了”，但不像《花为媒》中的张五可那样从头到脚，数落个没完，而只是平平地写了两句话：“(北平的)同学中那些名门小姐、大家闺秀，一个能比得上她的也没有，(柳弗达)动情了”。就这样，程端琦由一个“有三十亩好地，自耕自做，自给自食”的耕读之家的淑女，成了有着“几十间砖房、几百亩良田、方圆百里大财主”家的大少奶奶。 在婚后的三五年里，她是很幸福的。“丈夫钟爱，公婆喜欢”。公婆当然也喜欢俊媳妇，但真正喜欢的还不光是俊，而是德。作家着重写了程端琦的恭顺、贤惠和精细。因为她的婆婆就是一个“精明能干、通情达理，没有文化的女人中的精细人”，在这样一位婆婆手下作媳妇，程端琦“无为而处”。她“柔声细语”，“低眉顺眼”、“百依百顺”，“公婆出口大气都吓她一跳”，特别的“温良恭谨让”。她恪守妇道：“黎明即起，忙活一天，晚饭后，公婆抽烟品茶，她装炯倒水，伺候完了，就靠着门板‘站班’，两条腿像灌了铅，也要强打着精神不能打盹”；‘夫远行，妻不得贪情’。弗达留洋牛津行前那一夜，早早她就起来了，把一切办得妥贴，坐在丈夫身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丈夫突然醒来，呓语般地问道：‘天还没亮，你早早坐起来望着我干什么?’她笑笑，没有回答。”王国维把“意境”说得玄而又玄，始终我也弄不明白。暗里寻它千百度，原来却在这儿。她小家出身，大家风范，在阁府上下颇有人缘，“连姐妹们都夸她命好，羡慕得都有些嫉妒了。” 可是，这个“清静无为”的贤妇，却是“无为无不为”的。四月间，她“生了一个小丫头”。公婆闻报，打了高兴。公爹发牢骚，婆母不见面。孩子生下来五个月，“硬是没有看一眼”，这便刺着了程端琦那“天赋的自尊”，她暗自为女儿被轻视“愤愤不平，在中秋节前好几天就动着心思，一定要借过节的机会，让女儿在大庭广众之下，见见世面，为柳家制造一则新闻”。到了中秋节的正午，家中上下照例举行宴庆，女佣张嫂按照端琦的安排，抱着精心打扮“画”一般的胖娃娃，“不声不响悄悄的抱到了餐桌前，立即惊动了公、婆，问是“谁家的孩子?”这时，端琦不慌不忙地微笑着说了几句很让人挑不出毛病的话：“爹、妈，张嫂抱的孩子是您二老的孙女。今天中秋节，是大团圆的日子，为了让您二老高兴，是我叫张嫂抱她出来的。”孩子听到母亲的声音，“立即手舞足蹈起来，朝着众人笑个不停，那样子令人十分喜爱”，祖父、母几乎同时尴尬地说：“喔、喔，原来是自家的孩子。快，快让爷爷、奶奶抱抱。”先是祖父敷衍地抱了一下，祖母到底是生过孩子的女人，“祖孙一对面，便产生了一种莫明其妙的人体感应电波，刚满五个月的孩子，已够成人一大抱了。”祖母紧紧抱着孙女，仔细地审视她的长相，从她的面庞和眉眼之间，似乎重新发现了24年前，她怀抱中那个令她心醉的男婴。刹那间她忏悔了，忏悔自己这么长时间对一个幼小生命的疏忽和冷漠”。从此以后，祖母对小孙女“刮目相待了”，时不时地就令端琦抱到她的房间，教她用手指头“抓挠挠”、“顶牛牛”，伸开手掌对着张着的嘴“打哇哇”，每当小孙女乖巧地顺着她的口令动作，她便开怀大笑，并高声说：“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小妮真伶俐，和她爸爸一模一样。 可是，这长房的长孙女满周岁了还没个名字，程端琦仍心有不甘。柳弗达从海外来信说，“原准备了好几个名字，都是男孩子的，这女孩子就请二老随便起一个算了。”二老却以为“女人有名号投名号无所谓，在娘家叫大妮、二妮，出了嫁更没用场了。”而程端琦可不这么想，她家的四个姐妹都有一个怪好听的名字：端莹、端琦、端珏、端殉。爹、娘真正视为珍宝，从没说过“养闺女是赔钱货”那样的话。于是，她回娘家跟爹娘商量给孩子起名的事，她说临产前梦见大门口长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醒来便生了。父亲说：“太好了，这不明明预兆你生下的孩子将来是栋梁之材么。根据你的梦，我想就叫梦乔吧”。现在孩子已经会喊“妈母”，单字蹦着叫“奶、奶”，“爷－爷”了。一天，祖父听到孩子当面连声地叫“爷－爷”，高兴地把孩子抱起来：“哎呀!我孙女会叫爷爷了，真乖哟!”端琦便趁机凑趣般地说：“爹，妈，孩子都过周岁了，还没个名字，就让爷爷、奶奶送一个吧!”在公婆认真商议的时候，她又拐弯抹角地说了作梦起名的事，公婆答应了：“挺好，应梦又文雅，叫梦乔吧，就这么定了”。至此，端琦进柳家三年，有所“作为”的第一件事，完全按照她的精细心思实现了。 我所以这样尽量地摘引小说原文，是因为作家太吝啬笔墨了，程端琦由16岁少女，到为人妇、为人母，七年时间长到22岁，连同程柳两家境况、环境，总共只写了19个页码。所写婚嫁生育都是平常事，但品味一下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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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传神，状物、写人都十分精到，“以一当十”。看似细枝末节，却说明着一个大题目：“男尊女卑”、“重男轻女”，这在封建社会可是天经地义，都上了“礼经”的。小说含而不露，寓大义于细节之中，存褒贬于言语之外，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正如东坡所云： “言有尽而意无穷，天下之至言也。” 程端琦这个以两只小脚为明显标记的“旧式女人”，却不动声色向着这封建伦礼大“宗法”，戏耍般地挑了一战，也许她这时还不知道“封建”是什么，还觉得自己做这个大家庭中的大少奶奶很有脸面，但她本能的反对“重男轻女”，要为她的女儿争平等，这要上纲上线起来满称得上是“革命行动”，但她的行动却没有一点“革命姿态”，而是以她自己的方式，“温良恭谨让”，悄无声息地去进行。她有着自己的神韵，此时她还是“新妇”，只是一轮“梨花院落溶溶月”。 照见负心人 文似看山不喜平。转眼已到小梦乔出世的第三个中秋节，柳家的日子正如月照中庭，忽然，平地起波澜，把平静的生活颠簸起来，把端琦母女的命运掀入了低谷。 柳弗达在牛津陷入情网。他本来是一个“真正求知若渴的学子”，鬼使神差，偏偏和山东蓬莱大资本家的女儿夏叔倩受教于同一业师。这女子可不是程端琦，她不管什么女德不女德，“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好穿好戴好男人，喜欢就要，不给就抢。她主动地疯狂地向柳弗达进攻，柳弗达毕竟不是柳下惠，一推二拒，终于就范，而且“结下孽缘”，这夏叔倩把在剑桥读书的哥哥叫来，替她“看住弗达”，自己带着身孕，停业回家去了。柳弗达在夏家兄妹的诱惑和逼迫之下，一夜未眠，权衡轻重，终于选择了“功名”，于1935年8月10日，给程端琦写了休书，一式两纸，一纸寄给父亲，一纸寄给岳家。正像端琦的婆婆、梦乔的祖母、弗达的老妈说的那样： “好端端的一个家，让他这两张纸给搅得天昏地暗了”。 今天听惯了“甜歌”的女孩，也许根本不知道建国初期有这样一首流行最广的歌：旧社会，黑格隆咚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为什么说在最底层呢?毛主席有几句话，说的正是程端琦这个时段：“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政权、族权、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以上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3) 休书就是离婚判决，是夫权的一种特权。丈夫说“出”，就算离婚了。“出”的罪状有七，名曰“七出之罪”：一不顺父母，二无子，三淫僻，四嫉妒，五恶疾，六口舌，七窃盗，(见于孔子家语)。小说单辟一章，写程端琦对夫权的抗争。作家用自己的艺术手法，写了以下的细节： 1、全家又在中秋赏月，张嫂和小表叔搞“螃蟹爬月”，两周半的梦乔发月饼、水果，奶奶夸她“越长越俊了”，爷爷说柳家就是家运好，“生龙像龙，生凤似凤”，全家上下喜气洋，却没有梦乔的妈妈、太少奶奶，她到哪里去了呢?中秋节是团圆节，她怕触景生情，望月怀人，干脆躲在一旁，独自“思念”去了。 2、果然，当第二天早饭后，张嫂在奶奶屋里听说弗达来了信，抱梦乔回房，见她正在收拾衣柜，拿起弗达的一件旧制服，“双手抻着衣袖，上下左右仔细打量，好像要从里边找出穿衣服的人来，她叹了口气，又把衣服放回柜子里。”此时无声真的胜有声了! 3、当张嫂告诉她：“大少爷来信了。老爷正在看”。她听了以后，抱起梦乔、有些失态地说：“小梦乔啊小梦乔，妈妈可把信盼来了。”等候公婆传唤自己。一个盼字，说明思念之切，等着传唤，说明她的稳重。 4、然而“等候”了三天。公婆“只字不提这码事”，老两口时常在屋子里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气。她苦思冥想，弗达的信究竟说了些什么呢?是生病了，还是遇上了麻烦事儿?但她终究不开口，不肯到上房去问公婆。 5、“几天以后，由于思虑过度(吃不下、睡不着、挺不住)她病倒了。” 6、娘家来接她回去住几天。回到父母身边，精神好多了。夜间梦见弗达直接给她来信了，要她做一双布鞋寄去，她便信以为真。早饭后心急火燎地翻箱倒柜，找针线布料，发现了一封信。父亲劈手把信抢了过去。端琦急得哭了起来：“是弗达的信么?为什么都瞒着我?”父亲拿着信的手不停地颤抖，垂着头，样子很难看；母亲像一颗炸弹在胸膛里炸了一样，嘴里喊声：“天哪，我家造了什么孽啦。”便晕倒了。 7、端琦“明白了一切之后”，她倒安静多了。没哭，没闹，只是直怔怔地大睁着两眼，在苦苦思索。想来想去，只有死是最好的选择。平静地说：“不管怎么说，我现在还是柳家的媳妇，老住娘家不回去，会遭人笑话的。” 8、她携梦乔回家后，和往常一样，规规矩矩做媳妇，把张嫂叫到房里嘱托一番，泪涔涔流下。 9、她找出平素最喜欢的衣裙穿戴好，又很吃力地把梦乔的衣服、鞋帽、玩具等放在一只箱子里，把熟睡中的梦乔抱了起来，紧紧搂在怀里。一面不住的亲吻，一面哭泣。她真想大喊一声：“弗达，不用你休弃我，我自己走了”。但她没有喊……她渐渐失去了知觉，原来她在向张嫂“嘱托”之前，已悄悄吞下了足以致死的信石。 由此来看，程端琦是下了必死之心，但终于没有死，是张嫂发觉、公婆抢救，又活转过来的。听书看戏，古代女子为情而死，最著名的应是《孔雀东南飞》的焦仲卿妻(编剧拟名刘兰芝)。她是被恶婆所逼，夫妻双双殒情，报复了他的母亲。柳弗达是自己写的休书，而且寄岳家一纸，已十分绝情，端琦犯不上为他死情。那么是为丑而死?端琦没犯“七出”之罪，何丑之有?自寻了短见反而说不清了，不丑也丑。以她的冰雪聪明，岂有见不及此?那么就是如同她精明的婆母所说的“心缝太窄”了?恐怕也不是。她不知休书之事时，烦躁不安是怕弗达“出什么事了”。挑明以后，安静下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她当时是如何选择的：求公婆?回娘家?找丈夫说理?苟且偷生?都不妥，只有死为上：对自己是个解脱，对丈夫是个谴责，对公婆、爹娘是个交待，自己留下了刚强志气。于是当机立断选择了死。一经决定，立刻回家，没有一点迹象从容赴死。只留下一句话：“弗达，不用你休，我自己去了”。这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吗?她是以死来回答这一纸无理的休书，来抗击封建“特权”的滥杀无辜，至此，我们对程端琦这个人物的性情看得比较清楚了。她是外柔内刚，绵里藏针，说的是软话，办的可不是软事。说她胆大吧，大气都不敢出，别人出口大气她都吓一跳；说她胆小吧，她连死都不怕；说她是新女性，她又“不进步”；说她是“旧式女人”，她又反抗旧礼教，跟书市间、屏幕上，这《往事》、那《旧事》、阴森狠毒幽灵般的旧式女人们截然不同，岂但不同，简直是阴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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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她就是“这一个”中国女人。 端琦选择死，使爹娘心痛，使公婆怜惜。嘴上不说，心里明白：要真的死了，也是个麻烦，光这恶名就承担不起。于是，公婆终于决断了：一、我们瞒你是出于好意，怕你知道了经受不住；二、我们虽然疼爱儿子，这件事说什么我们也不会答应，因为你没犯“七出”中任何一条；达儿平白无故惹事生非，是作孽，是逆子；三、我们已经给他回信了，叫他打消这个念头，如果他硬是坚持不改，不用他休媳妇，我们先免了儿子，我们是宁要儿媳也不要这不仁不义的儿子。四、将来我们过世了，柳家的全部产业，就由你和则思(二弟)，一人一半均分，则思娶妻生子以后，头一胎儿子就归你，长门过继长子么。 封建的伦理宗法，在夫权之上还有个父权，即“父为子纲”。公婆这样的决断，也算公正。以后柳弗达也再未提起休妻之事，这一仗柳弗达是输了，他输的是理、是夫权，他是道德上的失败者；程端琦失去了丈夫，但保住了名誉和一个弱女子在封建大家庭中的生存权利，她是道德上的胜利者。为此，她对公婆感激涕零，她第一次面对公婆双膝跪下，对“那件事”(服毒)认了错，并立下诺言：“今后不管弗达怎么做，我在柳家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我会永远孝敬你们。” 程端琦是说到做到的。以后的几十年中，她完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同时也完成了一个良好的道德形象。 泛爱众而亲仁 作家的笔，一下跳到1937年。柳弗达南学士帽换上了大英帝国的博士帽。国难当头，他选择了逃避，按照夏叔倩的意旨，连家也不回便去了“敌占区”青岛(敌占区还安全，只要甘心做奴隶)。背着父母、妻女作了夏氏的乘龙快婿，大舅兄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是新上任的鲁东大学副校长，柳弗达轻而易举地作了“鲁大”的教授，领着高薪，住着德式别墅，娇妻、金钱、学位什么都有了，他就在安乐窝里渡过了八年抗战，一步一步在夏氏泥潭里沉沦着，进入了所谓的上流社会，他的人性也一步一步地消蚀着，直到后来生不养母、死不葬父、抛妻弃女，变成了只有名利地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人物”。而程端琦，却在冀东“根据地”(根据地可不安全，要经受“大扫荡”)艰难地渡过了八年抗战，她柔弱的双肩承担了本应由柳弗达承担的家庭和社会责任。 人性这东西是复杂、变化的，因为社会是复杂、变化的。到底是性善还是性恶，思想家们从先秦到现在，打了几千年，一笔糊涂账。我们的作家不管这一套，只是把社会生活的真实，提炼为艺术的真实。人贵实，文贵真，只有真实的“社会人物”和“自然景物”，才有艺术的善恶美丑，《女人韵歌》的审美价值，就是从这里发生的。最能表现人性善的，就是爱心了。我们看作家是怎样写程端琦的爱心的： 先是写她对父母的爱。1942年春，端琦的父亲在敌人“大扫荡”中被杀害，母亲得了惊吓症，大姐已死，三妹夫被抓劳工，端琦顾不上丧父之痛，壮起胆子向公婆要求“回娘家去照顾母亲”。在人生遇到浩劫的时候，人性一般都向善了。那时候逃难的人们，逃到哪里吃到哪里，中国人几乎“天下一家”了，何况是柳家二老?公婆体恤端琦，用车把亲家母接了过来。母亲在女儿的婆家住了一年多，去世了。临终前“她拉住女儿的手颤颤抖抖地说：端琦，妈算得了你的济了。谢谢你的公婆”，“端琦抱住母亲大哭，她哭父亲、哭母亲，也哭自己，末了，她紧紧搂着女儿说：梦乔，妈妈只有你了。”情节和文字就这么简单，只用了四个哭字一句话，端琦的无限悲痛就把读者感染了。 再是写她对别人的爱。端琦刚埋葬了母亲，婆婆七十多岁的胞姐，领着一个叫山榴的外孙女，病得“再也拉不动那根打狗棍子了”，投奔了来。公婆把这祖孙二人收留下来，让老太太住在端琦房里，山榴住在张嫂房里，山榴依恋着外祖母，端琦也就连她留下了。给她换了衣服，给她洗头、擦澡，对她说： “山榴，今后你就唤我大舅妈，梦乔叫你姐姐，我们算是一家人了”。姨婆婆患的是“噎食”，一天比一天沉重，几乎到了水米不进的地步，端琦曾向婆母建议请医生，婆母说“她的病治也没用了”，她只能把对母亲的爱，转移到姨婆婆身上，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法，尽量减少她的病痛。老人以微笑来报偿她，到了生命的尽头，“她已无力抽动嘴角的肌肉，困难的转动着干枯的眼睛像是在寻找什么”。“端琦会意”，目示山榴靠近姥姥身边， “老人像注射了强心剂，伸了伸手，轻轻动了两下，对山榴说：我去了，你要听话……”，老人几乎没有声音，只有山榴才听得明白，她乖乖地点头，老太太又将眼睛转向端琦，端琦立刻俯下身去，她看看端琦，再看看山榴，反复几次，端琦极为诚恳的说：“大姨，山榴就算留给我了。我一定好好待她的，你就放心吧。”老人昕了，满意地收回了目光，垂下了眼帘，像是睡了。山榴握住老人的手，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突然一声惊叫：“大舅妈，姥姥她，她死啦!”这一段文字，若非亲临其境，若非真情似海，若非深得艺术真谛，是写不出来的!“人不伤心难掉泪”，读到这里不能不掉泪。古人讲的什么“意在言外”、“意态南来画不成”，小说写到这种地步，已经完全用不着也无法评论了。所以我只能摘引原文，只能叫作札记。 在若干她所爱的众人中，有两个女八路和烈士遗孤“小刺猬”是值得一提的。缘起于1943年，冀东根据地的形势开始好转，柳村这样的“模范村”，掩藏着八路军的粮食、布匹，抗日政府的干部也能公开活动，柳家二老爷从1938年就辞官经商，把过继儿子柳则思打发回家；端琦的公爹被称作“爱国的保长”。区上两名女干部住在柳家，每隔十晌半月就来一次。婆婆叫人打扫出一间闲房子，备好桌椅被褥给她们住。开始，端琦对这两位女八路敬而远之，称她们“李霞姑娘”、“兰芬姑娘”。不久，女八路的风趣、随和，使她消除了陌生感，夸奖她们“能文能武，敢和日本鬼子斗”，改变了称l呼，叫她们妹妹。到了冬天。闲房里太冷，便请她们搬了过来，这大少奶奶的闺房，住着山榴、李霞、兰芬、梦乔和她。“行李卷一个挨一个，满满一炕。十岁的梦乔已经在联村小学上四年级了，只要得闲，便和山榴姐姐缠着李霞、兰芬姑姑说故事、唱歌曲，张嫂也过来听，端琦在一旁忍俊着，“惬意极了”。这是她们母女最快乐的一段日子，这段日子对端琦性格的发展，对梦乔少年时的心态，有很大的影响。从年前李霞和兰芬就没有露面，在正月十五掌灯时分，兰芬忽然闯了进来，怀里抱着个婴儿，“两眼闪着泪花，紧咬住嘴唇”，端琦情知不妙，上前拉住她的手说： “兰芬妹妹，出什么事啦，李霞妹妹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兰芬说：“大嫂，李霞她、她不会再来了。”原来，李霞在腊月初二生了―个男孩，孩子的爸爸是八路军的营长，已奉命挺进东北去了，因汉奸告密，李霞牺牲，掩护她的堡垒户张大娘也被害，这个孩子由群众掩护着辗转到了兰芬手里。在万难之下，兰芬想到了程端琦，“就冒昧的给你抱来了。”小说是这样表述程端琦当时的心态：她先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然后蹙起眉头思考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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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是一件小事，以自己在柳家的地位，也不敢主这么大事儿。但转念一想，李霞惨死，男人又走得远远的去打鬼子，孩子生下来就走了爹、死了娘，太可怜了。人，凡事都得讲点良心，不能前怕狼后怕虎，麻烦事儿一点不沾边……便心一横、牙一咬，壮起胆子说：“好吧，我先留下这孩子，等上房两位老人不愿意时再想办法，兰芬妹妹，你就放心吧。” 兰芬信任地留下孩子，并给他起名叫小刺猬，后来被“上房两位老人”发觉，斥责端琦，张嫂抱走，千辛万苦终于抚养成人，演绎出一连串的故事。 总而言之，程端琦的爱心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有缘有故的，是不含功利、不计恩怨、不论亲疏，是事到临头自然而然应该这样做，她就做了。如此为善，方是真善，当然就称得上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了。 男人痴，痴一时；女人痴，痴一世 《女人韵歌》，不是字面上的声乐韵味，而是妇女在社会中的人生百味。按中国的民族传统，女人在娘家不论多么娇贵，终究不是娘家人，而是婆家人。娘家多好不是家，婆家才是家。对公婆尽孝，是儿媳为妇之道的第一要义。尽管社会主义社会“移风易俗”了，但对父母的生养死葬，儿子和媳妇也是第一责任人。柳母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麦收前，得了“禁口痢”，来势甚剧，柳父立即给儿子们拍了电报。大少奶奶程端琦、二少奶奶武士茹在床前侍奉汤药，但这位老太太受病痛折磨，性情大变，恶痢污秽还在其次，其烦躁折腾、刁难打骂，算得上是最难伺候的病人了。武氏哪能受得了，早捂着鼻子躲到一旁去了。只有端琦一人承担这一切，她心甘情愿，任劳任怨，既是尽孝道、尽妇道，也是信守自己的诺言。在老太太弥留之际，则思回来了，弗达始终不归，老太太唤着“达儿、达儿”咽了气。长子不给母亲披麻戴孝，这是大逆不道的，柳父大骂、则思生气，端琦不安，此时柳弗达来了十六字电报：“公务繁忙，不得脱身，祝愿母亲早日痊愈”。看到这里，连读者心都凉了。 此时柳弗达还没变得像后来那么坏，也可以说“人性未泯”，接电后本来是要立刻动身的，是夏叔倩不准她回来，很陕他就接到了则思和父亲的信，父亲严词责骂：“汝不报养育之恩，亦应告慰在天之灵。而汝枉怀满腹经纶，生不养双亲，死不葬老母，禽兽不如也!”这简直使他无地自容，夏叔倩终于允许他到北京去“接见老头子，再给他几个钱。”但下了一道死命令：“不许见那个黄脸婆和那个小毛丫头。”这就引出了祖孙三人进京的情节。 这个情节很重要，这是柳家三代五口人：祖父、弗达、则思、端琦、梦乔，唯一的一次相会(尽管端琦独自在旅店)，从此就各奔东西了，作家着力写了柳则思为人仗义、爱憎分明、肝胆豪情；柳弗达与夏氏沆瀣一气的冷酷无情；程端琦十三年痴情“丝”不尽，被柳弗达一刀剪断了。 原来是只接父亲一人，柳则思擅自连端琦母女接了来。为此兄弟争论得几乎反目，到底是弗达理亏，答应了和父亲、女儿见面，13年来，端琦心里装的还是当年难舍难分的那个人。尽管在理l生上，她早已断定那个人已经变了，早已有了家室或者儿女成群了，但在感情上，还是那个倜傥英俊、情爱如火、最称心的丈夫。情这东西最陷痴迷，但也最易痴迷，特别是女人，“男人痴，痴一时；女人痴，痴一世”。程端琦这次进京没有别的，只求跟弗达见一面，看看他到底变成了个什么，顺便也谈谈过去，安排一下未来，特别是梦乔，如何安置。她想这是人之常情，应该没有问题，不然。以端琦的性情，她是不会“找”到北京来的。结果是大出所料，当她见到则思一个人回旅店来，便“为之一惊”，听说不要她见面，如“冷水浇头，一冷到底。她颓唐的坐下，低头饮泣。”当听到公爹大发雷霆，火冒三丈“要回家大家一块走。”她急收起悲切，劝说公爹。当公爹和女儿由则思领走一夜没有回来，“端琦在小旅店像装进了囚笼。她为柳弗达的绝情，为自己的屈侮和命运痛苦莫名： 孤独、无奈、悲伤、愤懑，人类感情中所有最坏的东西一齐塞满她的心胸。她觉得心里压得慌，扎得慌，便用力挣扎，想使自己舒服一点，然而没有成功。她还是采用十几年来惯用的办法――哭。先是无声的流泪，进而低声哭泣，哭声大些，眼泪流得多些，心里轻得便快些，她呜呜的哭，哭得旁若无人，自由自在，整整半天一夜，她不吃不喝，最后竟哭得昏厥了过去…… 这次北京之行的结果是：梦乔留下读书，端琦和公爹回家。程端琦是深明大义的，她在理性上接受了对梦乔的安排，为了女儿的前途她忍痛割肉，把梦乔留下了。十三年来，每当她陷于无奈，唯一的寄托就是抱起梦乔说：“小梦乔啊小梦乔，妈妈只有你了。”为了女儿，她硬挺了过去。如今留下梦乔，真像是要了她的命。作家写道：“到了火车上，一看身边没有了女儿，心‘咯噔’一下沉了下去，想立马下车回去。到了家，一迈进那间大房子，立刻想起女儿睡觉的姿势，撒娇的模样，就甭提多想了……” 这就是作家笔下的天下第一爱，这就是两三千年前，中国古书写过的《触�说赵太后》中，一个有识见的母亲对女儿应有的真爱。 悲剧乎?喜剧乎? 有人说程端琦的一生是个悲剧。因为她胆小懦弱，一身奴性，是一头任人宰割的羔羊，没有丝毫的抗争精神，到死也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枷锁。这种说法似乎是有根据的，也极易被人误以为是这样。但小说是语言艺术，我们不是在审查一份社会调查，也不是在跟小说中的人物开生活会，我们是在审美。《女人韵歌》虽然不像《红楼梦》那么“复杂”，那么“高深”，那么“包罗万象”，以致两百多年后，仍然出现过俞平伯看见这个，李希凡、蓝翎看见那个。但也绝不是那种“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 “看了目录就写评论”的货色可比拟。它的艺术手法是别具一格的。在我阅读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作家可能受了中国民俗意趣的影响：如丑小子叫俊，俊小子叫丑，王锁叫王老开，双明叫老单等等，“正反、反正”。要是随便一翻就下结论，很可能弄成“冤假错案”。 所谓“封建礼教的枷锁”，莫过于“男女授受不亲”，孟子说这是“礼也”，礼即所谓“礼教”。源于《周礼》：“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不交不亲。”汉唐以后，把“寡妇不嫁”褒称为“守节”，明、清更进一步，到处都是贞节牌坊，所有《县志》都为“节烈”立传。朱熹《近思录》记载，有人问程颐，“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答曰：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在宋代并无多大影响，虽经朱熹推崇。直到明代，始称程子。)小说中的程端琦对这些“枷锁”不但不在意，有时还反其道而行之。最明显的是以下两点： 1、山榴逃婚。投亲寄养柳家的历生宝，长到20岁，山榴长到18岁，二人发生了爱情，宝表叔病了，大舅妈(端琦)让山榴给他送了饭去，二人一时冲动，拥抱起来，被二少奶奶武士茹撞见了，她晾惊乍乍地去找端琦，说：“可了不得啦，柳家要出丑事啦”。端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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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情由，不以为然，说：“大男大女，也难免”。武氏立刻责怪她：“你还想成全他们?”端琦连忙纠正说：“不不，我是说，别把事情看那么重。”武氏便到上房，连她告了。婆婆立刻传唤她，责问道：“她弗达嫂，山榴的事，听则思媳妇说，你还满不在乎?你来柳家也不是一年二年了，怎么连‘男女授受不亲’都不懂?!”端琦立刻“诚慌诚恐”承认是自己没把她调好，“你二老就骂我吧”。以她当时的处境，柳家的情势，她这样说是很得体的。上房决定：赶出历生宝，迫嫁山榴。对端琦的责罚并不重，只是一个“你傻呆呆的样子，没事人似的”。这样的发落，使得“她吓懵了”，“吓破了胆子”，然而却“懵”着给山榴求情，要求公婆不要“赌着气”把山榴打发走，“这孩子太苦、太可怜了。”求情无效，端琦“不敢有半点抵抗”，她特地给山榴煮了几个鸡蛋，“一觉睡到了天大亮”，发现山榴逃婚了，鸡蛋也没了。这是不是有点“反正、正反”?(山榴和生宝双双参加八路军，投身革命，二十年后与梦乔相遇真是一段佳话。) 2、改嫁张景森。李霞的丈夫、小刺猬的爸爸、八路军营长张景森，1945年秋天，拖着一条残废腿，为找妻子下落来到柳村安家落户，安置在柳家后院闲房里。张景森这时三十六七岁“浓眉大眼，中等身材，天生一副老实相。”这年初冬，柳父病逝，在北平和青岛的儿子都没有回来，由两个儿媳为公爹送终。不久，柳村作为土改试点，由农会负责人张景森领导，在划阶级、定成分的时候，为程端琦的成分发生了争论，张景森从中了解到柳家的情况。兰芬来当区长，与张景森相遇，自然要提到李霞和孩子，费尽周折，终于找到张嫂和三岁的小刺猬，通过这件事，张景森与程端琦有了接触，对她说了一些宽慰的话，在程端琦听来，“非常体贴、热情，周身仿佛燃起一团火，从里到外一阵灼热，面颊绯红，羞得低下了头。”我们不妨把这种感情，当作改嫁的萌动。 1947年10月，老解放区实行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地主作为一个封建阶级从此彻底消灭，程端琦和武士茹也终于搬出了柳家老宅，重新安排了住处，房子不错，分得了一份土地和财物，端琦的成分定为“地主子女”。此时，武氏病倒、小姑子被婆家折磨致疯癫，丈夫离婚，遣送回娘家。端琦以长嫂一力承担，形成三个女人之家。不久张景森请妇联主任正式向端琦求婚。这时她全凭一双手给人家做针线活，养活三张嘴，哪有心思谈那个。她“性子稳当得像磨盘”，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只说“人家确实是个好人，正派人。”但可真的动了心。1949年清明节，梦乔爸爸那里不通邮了，毕业在即，学费中断，这学上还是不上?她想起母亲，回家来了。离家三年，情形大变。她一进门就哭着叫道：“妈妈，你怎么老成这样啦……”母女抱头大哭。婶娘跟她商量要给妈妈找个伴，她立刻“大哭大闹”耍了一通。但在母亲眼里，她还是当年的小梦乔，一个孩子，除了“揪心扯肺”的爱以外，她闹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听不见也记不住，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到了明年，1950年，小叔媳妇25岁病殒，埋在了公婆的脚下；小姑子病愈，27岁还算年轻，嫁给了张嫂的远房表弟。在确知小梦乔参加了革命工作以后，程端琦百事皆无，于1950年11月17日与张景森结了婚。而又骂又闹的小梦乔呢，这时却说：“母亲的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精神上像掉进了蜜罐，喝口凉水都甜滋滋的。不到半年，她的体态丰腴了，面颊红润了，浓密的头发更加黑亮，女性的青春又在她身上复苏，她更加俊俏了。”这时的程端琦才39岁，按女人40一枝花的说法，她还在如花的年龄呢!那些“正反、反正”的描写，只是一种意趣，这意趣极大地加强了小说的审美效果。所以，古人有一句经验之谈：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现在把话题拉回来，程端琦是一个母亲的悲剧吗?不是。那么，什么才是悲剧呢?我们还是引用一位文学巨匠的话吧：“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道是无情却有情 梦乔的性格最难“捉摸”，婶婶生了她的气，曾骂“你们柳家人没―个好东西。”她是柳家的正根正蔓，妈妈的心肝，奶奶的宝贝，爸爸一见就不让走了，爷爷说“生凤像凤”，当然她就是凤凰喽。她是一枝独秀，个性鲜明，跟“柳家人”谁都不一样。那么科学家说的“基因”到底有没有呢?我还是相信人世间两个最伟大的圣人的话：一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个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我就按这两个定义，对她作一番“调研”。(1)她自己说，“我的背后乱七八糟”，只是她的性格语言，什么都不是的。只不过说起来，有点难为情，连同对她的爱人沈涤凡。(2)她生在富有之家，自然是尊贵的。但从八九岁上，便和宝表叔、山榴姐、张嫂、姨婆婆等这些下等人一起生活着(有时还有两个女八路李霞、兰芬姑姑)，度过了“小儿时节”。有一段曾经是“六个女人在一屋”，是她“童年最快乐的日子。”(3)她受过传统教育，祖父母给她和娇姑(实为伴读)办了一年多的家塾，虽然只是“数白嘴”，但有些浅显的“启蒙”，是听进去了；七岁进联村小学，当然是现代教育，从十三岁在北平女子“贵族”学校的三年，她养成了一个大城市女学生的作派：注重仪表，心高气傲，矜持同执，不苟言笑。这段生活对她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但从十三岁离家，身边没有亲人，“大朋友”则思叔叔时有看顾，实际上是一个孤单无靠的孩子，在独立生活着。所以她早慧、早熟，但只是相对而言，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从哪一方面说也还没有定型。(4)在她车到山前没有路的时候，李霞、兰芬姑姑的形象，先行一步的则思叔叔向她招手，她虽稚嫩，却没有倒下，终于摆脱了父亲给她安排的人生，选择了新的道路，投身革命队伍。1949年那时候，“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柳梦乔是在这里“定型”的。所以，她性格的基调是明朗的。除了有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以外，她具备了新中国“优秀青年”的基本素质。“又是整整三年，我茉莉摘下了鬓旁”。二十岁的柳梦乔结婚了，成为一个成熟的女性。在那政治清明的环境里，她进步很快。其象征就是顺利地入团、入党，六十年代，就作了地委机关的科长。她唯一的缺点是“虚荣”，至于“任性”，只是有时有会儿的，看对象的。第一对象就是她母亲。撒娇耍赖，任意恣行，信口开河，说倔搡话，借以把工作矛盾、生活烦恼、思想压力，一古脑儿宣泄出来。结果还是亲人肚里没“枝根”。她对张景森的态度很复杂，但张景森最明白，不掺和他们母女的事，当她赌气跑到坟上去，他轻轻拿件衣服，一声不响把她领了回来。面对“社会”，她并不任性，因为她有教养，她鬼，连任性也是掌握分寸的。她从理论到行动，跟她的家庭“划清界限”了，那“乱七八糟”四个字就说明她对家庭没有什么好感，但在潜意识里还有点残余，这点残余的形态就是虚荣。她柳家的“尊贵”，隐隐约约还在心底遗存。除此以外，她还有点“调皮”，搞点“恶作剧”，耍个小孩脾气，给人的印象却是天真活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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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的勃勃生气。至于倔强，平时表现为“接受意见不虚心”，甚至是“骄傲情绪”，当然是缺点。在潮流波动时就成了优点，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能经住“考验”，像她母亲一样，“真金不怕火炼”，也是“倔强”的一面。 最莫明其妙的是替她爸爸做说客，把夏叔倩的爹娘弄给她母亲去养。先是我老伴看了，气得不行：“这个柳梦乔，太不懂事了，这不是成心治她娘么。”我看以后，哈哈大笑，认为写得很精彩，把夏叔倩、柳弗达和梦乔母女、张景森、娇姑、夏氏二老等八个人排列在一起比照来写，算是写到家了，如同给夏叔倩作了一次大手术。他们每人一把手术刀(包括良心未泯的夏氏二老)，把她的腹部剖开，使心肝露了出来，让人看个清楚： 1、故事缘起于夏叔倩的父母在两个儿子一走一亡的情况下，带了万贯家财的“定息”来与女儿同住。忽然八旬老母半身瘫痪，夏叔倩就不伺候了，她打“小算盘”，让柳弗达把老两口送到所谓的“柳家”去，让他的发妻程端琦去扶养。理由是她不走就是柳家人，又贤惠(实际上是老实、可欺)又能干，农村空气好、环境好。办法是让柳梦乔出面，准能办成。柳弗达拗不过刁妻，只好把脸皮一“抹”，去找梦乔求助。他尴尬万状结结巴巴把事情说完。 梦乔半天没吭声，心里上下翻腾着：“就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我对我的父亲――我一向视为高出母亲若干筹码的父亲，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轻蔑。他们的打算也许会成功，但这种成功正是他们的失败。他们作践了自己。出于很为复杂、很为微妙的动机，我答应了父亲的要求，立刻去作说客，决不辱使命。 尽管夏叔倩这个讨厌的第三者，曾经严重地伤害了她的母亲，并造成柳氏全家的不幸，但她并不想报复他们，如今竞打出这样的鬼算盘，简直是欺人太甚，她虽然继承了母亲的善良，却不像母亲那样老实，俗说的不是个省油的灯， “这可是你来找我，可不是我找你。”所以她没有劝阻父亲，而抱着一种不怎么“纯”的动机，跟他们“耍一把”，乐得看个热闹。 2、梦乔现在31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可她一见了娘，立刻就又变成“小梦乔”了，她先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偎在娘的怀里”哭了一把。不过，这一次可没有撒娇耍赖，因为受人之托，要“不辱使命”，就必须委婉一些，当她把夏家老两口要来柳村寄养的事一说，“母亲听了，没有一点吃惊的样子，非常郑重的说：‘不知道那老两口服不服咱这的水土，上了年纪的人，不经磕碰’”。倒是她吃惊起来：“同意啦”?!她妈平平静静地说：“这有啥不同意的?啥时能来?我把那间屋子好好收拾一下。垒个火墙，搭个炕炉子，老人怕冷。”这几句平平静静很自然的话，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臻于净化的灵魂。下面还有张景森和程端琦在灶膛前小声的对话： 张：让他老两口来吧，我不在乎这关系那关系的。人，就是得跟人好嘛，再者说，这当中还有梦乔。不能让她为难。说了半天我倒忘了问，你答应了没有? 程：答应了，没跟你商量，我就先答应了…… 张：商量什么，这么多年了，你还摸不准我的脾气。明个儿我就找俩人，收拾房子。 事情就这么简单的办成了。作家在这里写了两句所谓“逻辑思维”的话：“大凡心地善良的人，把复杂问题都想得、处理得很简单；而心地险恶的人，则往往把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弄得云苫雾罩，让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此时，作家还觉不解气，有话没说完，于是节外生枝、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娇姑来了。 3、世事沧桑，当年同吃、同住、同玩耍、同念书的姑姑、侄女，一别15年，相见不相识了。端琦给两人说开，娇姑“突然触了电，‘嘿呀’了一声”，梦乔则是“蹭的跳下炕，张开双臂，紧紧搂住她，欢叫道：“姑姑，姑姑，你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一句话，带过新中国十五年的生活，比起1949年梦乔所见她那疯疯傻傻的样子，简直是重生再造。 娇姑不光外貌变了，性情也变了，不再是什么“大家闺秀”，简直是个泼泼辣辣的“李双双”了。她先把她的大哥，骂了个痛快，还让梦乔给他捎信儿去，“就说我骂他是陈世美，没一点良心。”梦乔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不容母亲插话，一口气把她这次回来的神圣使命说了个清楚，娇姑立刻就火了：“不行，我这儿通不过，谁答应了也不行。他夏家老两口养了个好闺女，欺窝儿下蛋。大嫂，你也太窝囊了。”娇姑替她的“比母老嫂”气哭了。哭过之后，她怒吼起来：“大嫂，你别这么委屈自己了，五十多岁的人了，你还怕个啥?!”她责怪梦乔被爸爸收买了，长时间不来看妈：“你爸没那个胆，就让你来给他作说客。”娇姑这一骂，替她出了气，梦乔这时又莫名其妙地说：“咱家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一两年也说不清。冤有头，债有主，到时候谁欠谁的，新老账一齐算。” 3、夏叔倩逼着父母离开，到柳村去，她母亲说：“行动不便，去不了。”她父亲说，立刻给侨美的大儿子去信，叫他想想办法。夏叔倩立刻向弗达吼叫起来，逼他说个办法。夏老头终于明白了，如今又老又病，没用了，女儿不要了。当夏叔倩花言巧语哄他时，他说：“倩儿，要说爸爸这一辈子也算见多识广了，可是不如你会动脑筋。好吧，哪里黄土不埋人，我同意带你妈一同去那儿。”夏叔倩命令弗达亲自送去。 柳弗达真应了娇姑的话，“他没那个胆”，只好把两个老人送到梦乔那里，让她送到柳村，父女又有一场对话： 父：梦乔，我心里明白，这件事实在不近情理，家乡的人一定会耻笑我、责骂我。 女：爸爸，作为你们的独生女，我才是唯一失败者，失去了纯情的父爱、母爱。这件事太离奇了，你等着瞧吧，这故事长着呢。 父：你这是说了些什么?这一阵子把我折腾得够累了。 女：好吧!你的嫡生长女为你愿意赴汤蹈火，等我烫伤了腿脚时，你要负责医治。 车到柳村，一切准备停当，“比城里楼房暖气并不逊色。”夏硕臣对端琦夫妇吃力地深深一躬，说： “到府上来实在名不正言不顺。投亲靠友的事谁都可能遇上，可我们之间这、这关系，太、太太尴尬了。我夏硕臣一生刚愎自用，没料到，老迈之秋，一切都得听命于女儿。世上好人多，你们夫妇如此仁厚、行善，容我栖身、实在令我感恩不尽。”这段话在书上是有来有往的对话，要精彩得多。这样摘也足以说明夏叔倩、柳弗达此举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只这一句“世上好人多”，反过来，夏叔倩在她父母眼里，已经不能算是好人了。夏叔倩作下了罪孽，此时，由他的父亲深深一躬，向程端琦谢罪了。 4、作家这支笔太厉害了，她已经剖开丑恶的心肝，还要曝光丑恶的灵魂。笔头一落。到了1970年，在八亿中国人遭受空前浩劫的时候，这时“一小撮”大人物，用着柳弗达的学问了，于是夏叔倩这个愚蠢的“高贵者”便神气了起来，她一句话，把到边疆插队的一双儿女召回，儿子穿上了“绿军装”，女儿留在了身边。此时，梦乔夫妇都在五七干校，她在短暂的两月休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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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把时间分成两半，到柳村看望母亲。母亲仍被“群众专政”戴上帽子罚劳役；张景森二十年的村支书打成走资派，还未解放。生活太苦，梦乔便到北京去“算粮算草”，这便引出了夏叔倩的柳村之行。 夏叔倩带了女儿柳美文一同到柳村来“观光”。夏叔倩是天生的恶人，根本就没有良心，更无所谓道德，她和风姐一样，从来不信什么因果报应、不怕死了下油锅的。程端琦的性善，正好与她是鲜明比照。此时，程端琦烧好热水正在给老太太擦身，夏叔倩一见就恼怒起来，说她妈瘦是端琦折磨的，老实厚道的程端琦一辈子没跟人吵过架，此时只会说：“求求你，别屈枉我”。凡是欺软怕硬、凌弱媚强的人，是从不理会“乞求”的，她越骂越凶，什么“地主婆子没有好心肠”啦、“年纪轻轻就偷汉子”啦，“为了贪财肯收养她的父母”啦，终于激怒张景森，喝令她住嘴，最后终于忍无可忍，攥紧了拳头，猛地就是一下，夏叔倩斜倒在地。还亏了夏家老两口不像她女儿那样没人性，说：“端琦，谢谢你多年的精心照顾，谢谢，谢谢。”夏家老俩这一下没法住了。临上车的时候，梦乔拦住说了几句话，夏叔倩拿钱包，数出十张面值十元的票子，扬起手，冲端琦晃晃：“给你这么多，够了吧。”梦乔怒不可遏：“收回去，这笔账不跟你算。事是我搭桥，最后算账我去找我爸爸，他总不致于也灭了良心吧!”夏叔倩怪笑着：“再添五十大洋”。直到这个时候，程端琦刚强秉性才发作出来：她竞一步上前，伸手抓起那堆钱，使足了力气，刷的一声，把十五张“大团结”撕成三十片，接着又不断的扯着撕着，直到撕成碎片。小声说：快叫她们上车(如果是在舞台上，那效果必定是掌声如雷)。他们一窝蜂似的走了。――小说在这一章，几笔带过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夏叔倩作阔小姐时曾诬陷女佣偷了她的钻戒，逼得老妇人上了吊。而这老人正是张景森的母亲；一个是夏叔倩之女柳美文恰好与回柳村探家已经大学毕业当了干部的小刺猬相遇，“速战速决”从而拆散了小刺猬和山榴女儿历凌的良缘。本章旨在解剖夏叔倩的“假恶丑”，这些曲折动人的故事，暂留给剧作家们去编电视剧吧。 雏凤清于老凤声 夏叔倩柳村之行，还不算彻底失败，当她10岁的外孙女，就是柳美文和小刺猬的女儿小凤，在她挑唆美文离婚随大舅父侨美要带走小凤的时候，小凤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随父归宗”，高高兴兴到柳村去，她才算彻底失败。我仅摘录几段精美传神、颇具个性的对话，即见全貌： 1、小凤三岁，夏叔倩买回一盒进口巧克力，小风很喜欢，吃完一块，很想再吃，歪头想了一会儿，便匆匆把盒子包好。夏问：“小凤，为什么不多吃些?”凤：“我要留给爸爸吃呀，他也一定喜欢。” 2、小风在幼儿园画画，每次都画爸爸，画得又高又大。贴在卧室墙壁上。柳美文一把扯下来，小凤哭得极为伤心，不停地说：“你不爱爸爸，他是最好最好的爸爸。” 3、小刺猬(张振华)在县里工作，隔一段时间到北京来一次，一次小凤搂着他的脖子问：“爸爸，你有爸爸吗?”“有哇，他就是你的祖父，你的爷爷呀?”“你喜欢你的爸爸吗?”“当然喜欢啦，就像小风喜欢爸爸一样。” 4、小凤听到外婆的辱骂声，问“她骂谁是老不死的?”小刺猬答：“她在骂我爸爸。”小凤去找夏叔倩：“外婆，你怎么能骂爸爸的爸爸呀，我们都爱他的，你再骂他，我就要骂你的爸爸。” 5、奶奶给小凤做来一双布鞋子，小风穿上，高兴笑说：“奶奶的手可真巧。”夏叔倩冷着脸说：“脱下去，不许穿那个老婆子做的鞋。脱了。”小凤耷拉下脑袋小声说：“我喜欢，不脱么，外婆，我穿奶奶做的鞋你干嘛不高兴呀?!”柳美文也说：“外婆让你脱，你就快脱下来。”小凤抬起头，大声说：“你们，你们这是欺辱爸爸，我偏不脱，偏不脱。” 6、夏叔倩的大哥从美国回来，兄妹两人商定，要美文赴美，与小刺猬离婚。柳美文见小刺猬又来了，撒起泼来，让他走。小风急了：“你们也太欺辱人啦，爸，偏不走。”柳美文打小风，边打边骂：“小没良心的，什么爸爸，他不配。”小刺猬再也忍不住，打了她两个嘴巴。于是一家子出来围攻，逼小刺猬离婚。柳美文摊牌了：“张振华我们分手吧，唯一的问题是小凤。”小凤一下蹿到柳美文身边：“妈妈，我不是问题，我什么问题也不是，我只要爸爸，要爸爸呀。”柳美文摸着小凤的头：“我白费了十年心血，我舍不得你。小凤，跟妈妈吧，啊!”小凤说：“不――，我不会跟你走的，我不喜欢外公外婆，因为你们都欺辱爸爸，你们都坏。” 7、小刺猬说：“柳美文，你也是位母亲、离开女儿会难过的。如果你坚持要小风，我会说服她同意的。”小凤哭了：“不爸爸，我不会同意的。你是不是也不愿意要我了，怕我拖累你?是吗，爸爸。” 8、两人同时说：“就依了她吧，她懂事了。” “人之初，性本善。”童言惟真，童言惟善，童言惟美。小风的选择，使夏叔倩一家的人生观、世界观彻底的失败了。他们所夸耀、所追求的东西，连个三岁、五岁、十岁的孩子都不齿，还有什么比这输得更惨呢。小说到此，立意基本完成了。小凤到了柳村，与奶奶(端琦)亲如骨肉，她扎在怀里闻香甜气息的细节，把人间“同气连枝”算是写绝了。可以想象，这只小凤在老凤的爱抚下会是怎样的完美，自然是新世纪的程端琦了。 结尾 我本来还要写最后一章：《凤凰涅�》，把程端琦从“文革”到1982年离开人世这一段的生活、形象加以评述。看一个人、一个中国农村的普通女人，是怎样达到了我们从《前赤壁赋》中所见到的“物我两忘”的境界，从佛书上见到的返朴归真、修成正果的净化。但我实在不能写了，因为一动笔，心就绞疼起来，我不忍让人间这最纯美的心灵停止跳动，不忍看到把一切的热和光都献给世间他所爱的人们，而油干灯尽的情景，更无法对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情形再说些什么。所以，就只好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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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981(2008)05―0047―10 长篇小说《女人韵歌》，作者慰慈，本名杨永贤，唐山丰润人。是一位离休的资深女法官。我们从小说后记中得知，她在青少年时代就痴迷于文学，直到离休后才拿起笔来，写她“最想写的一位母亲的故事”。她是“带着满腔的激情、蘸着墨水含着泪水写成的”。小说给这位母亲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程端琦。从她16岁(民同16年、公元1927年)写起，到71岁(新中国建国33年公元1982年)去世结束，前后经历了旧新两个社会56年。小说以这半个多世纪中国和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变化为背景，语言凝练。品格厚重，思想深刻，情节生动，以程端琦为中心人物，写了两个家族及其有关联的三代女人的命运。极富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主要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中还是第一次出现，只看一遍就能记得住的30余人，不论善恶美丑，给人的印象都很深刻。世事沧桑悲喜剧，20世纪两重天。我写这篇文字，只是因为我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深深地被感染，常常激动得流泪，把眼镜打湿，所以，禁不住要把初读记下的重点和感想，加以整理，实在算不上什么评论。 新妇初来时 小说的主人公程端琦的形象最为成功。她在旧中国和新中国各生活了35年，她具有中国女子美丽、聪颖、善良、贤惠几乎所有美德。真善是美的前提，假恶是丑的前提。审美主体的眼光不同，对审美对象是各有各的标准的。如果按古人的标准“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来衡量，我以为她是达到了；按今人的标准“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来衡量，我以为她也达到了。她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是因为实际生活中她这样的人是存在着的；说陌生，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文学形象。 程端琦是因为“长得好看”，才进了柳家大门的。当时柳家的长门长孙柳弗达，正在北平读“预科”，预备考大学，因祖父死了奔丧回家，在看丧仪的人群中一眼看中了并不认识的程端琦，“就缠着母亲，托媒上门求亲得允”，三年后读大学二年级时，“阔阔绰绰”地把她娶进家来。小说写她“相貌出众，美丽极了”，但不像《花为媒》中的张五可那样从头到脚，数落个没完，而只是平平地写了两句话：“(北平的)同学中那些名门小姐、大家闺秀，一个能比得上她的也没有，(柳弗达)动情了”。就这样，程端琦由一个“有三十亩好地，自耕自做，自给自食”的耕读之家的淑女，成了有着“几十间砖房、几百亩良田、方圆百里大财主”家的大少奶奶。 在婚后的三五年里，她是很幸福的。“丈夫钟爱，公婆喜欢”。公婆当然也喜欢俊媳妇，但真正喜欢的还不光是俊，而是德。作家着重写了程端琦的恭顺、贤惠和精细。因为她的婆婆就是一个“精明能干、通情达理，没有文化的女人中的精细人”，在这样一位婆婆手下作媳妇，程端琦“无为而处”。她“柔声细语”，“低眉顺眼”、“百依百顺”，“公婆出口大气都吓她一跳”，特别的“温良恭谨让”。她恪守妇道：“黎明即起，忙活一天，晚饭后，公婆抽烟品茶，她装炯倒水，伺候完了，就靠着门板‘站班’，两条腿像灌了铅，也要强打着精神不能打盹”；‘夫远行，妻不得贪情’。弗达留洋牛津行前那一夜，早早她就起来了，把一切办得妥贴，坐在丈夫身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丈夫突然醒来，呓语般地问道：‘天还没亮，你早早坐起来望着我干什么?’她笑笑，没有回答。”王国维把“意境”说得玄而又玄，始终我也弄不明白。暗里寻它千百度，原来却在这儿。她小家出身，大家风范，在阁府上下颇有人缘，“连姐妹们都夸她命好，羡慕得都有些嫉妒了。” 可是，这个“清静无为”的贤妇，却是“无为无不为”的。四月间，她“生了一个小丫头”。公婆闻报，打了高兴。公爹发牢骚，婆母不见面。孩子生下来五个月，“硬是没有看一眼”，这便刺着了程端琦那“天赋的自尊”，她暗自为女儿被轻视“愤愤不平，在中秋节前好几天就动着心思，一定要借过节的机会，让女儿在大庭广众之下，见见世面，为柳家制造一则新闻”。到了中秋节的正午，家中上下照例举行宴庆，女佣张嫂按照端琦的安排，抱着精心打扮“画”一般的胖娃娃，“不声不响悄悄的抱到了餐桌前，立即惊动了公、婆，问是“谁家的孩子?”这时，端琦不慌不忙地微笑着说了几句很让人挑不出毛病的话：“爹、妈，张嫂抱的孩子是您二老的孙女。今天中秋节，是大团圆的日子，为了让您二老高兴，是我叫张嫂抱她出来的。”孩子听到母亲的声音，“立即手舞足蹈起来，朝着众人笑个不停，那样子令人十分喜爱”，祖父、母几乎同时尴尬地说：“喔、喔，原来是自家的孩子。快，快让爷爷、奶奶抱抱。”先是祖父敷衍地抱了一下，祖母到底是生过孩子的女人，“祖孙一对面，便产生了一种莫明其妙的人体感应电波，刚满五个月的孩子，已够成人一大抱了。”祖母紧紧抱着孙女，仔细地审视她的长相，从她的面庞和眉眼之间，似乎重新发现了24年前，她怀抱中那个令她心醉的男婴。刹那间她忏悔了，忏悔自己这么长时间对一个幼小生命的疏忽和冷漠”。从此以后，祖母对小孙女“刮目相待了”，时不时地就令端琦抱到她的房间，教她用手指头“抓挠挠”、“顶牛牛”，伸开手掌对着张着的嘴“打哇哇”，每当小孙女乖巧地顺着她的口令动作，她便开怀大笑，并高声说：“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小妮真伶俐，和她爸爸一模一样。 可是，这长房的长孙女满周岁了还没个名字，程端琦仍心有不甘。柳弗达从海外来信说，“原准备了好几个名字，都是男孩子的，这女孩子就请二老随便起一个算了。”二老却以为“女人有名号投名号无所谓，在娘家叫大妮、二妮，出了嫁更没用场了。”而程端琦可不这么想，她家的四个姐妹都有一个怪好听的名字：端莹、端琦、端珏、端殉。爹、娘真正视为珍宝，从没说过“养闺女是赔钱货”那样的话。于是，她回娘家跟爹娘商量给孩子起名的事，她说临产前梦见大门口长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醒来便生了。父亲说：“太好了，这不明明预兆你生下的孩子将来是栋梁之材么。根据你的梦，我想就叫梦乔吧”。现在孩子已经会喊“妈母”，单字蹦着叫“奶、奶”，“爷－爷”了。一天，祖父听到孩子当面连声地叫“爷－爷”，高兴地把孩子抱起来：“哎呀!我孙女会叫爷爷了，真乖哟!”端琦便趁机凑趣般地说：“爹，妈，孩子都过周岁了，还没个名字，就让爷爷、奶奶送一个吧!”在公婆认真商议的时候，她又拐弯抹角地说了作梦起名的事，公婆答应了：“挺好，应梦又文雅，叫梦乔吧，就这么定了”。至此，端琦进柳家三年，有所“作为”的第一件事，完全按照她的精细心思实现了。 我所以这样尽量地摘引小说原文，是因为作家太吝啬笔墨了，程端琦由16岁少女，到为人妇、为人母，七年时间长到22岁，连同程柳两家境况、环境，总共只写了19个页码。所写婚嫁生育都是平常事，但品味一下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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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传神，状物、写人都十分精到，“以一当十”。看似细枝末节，却说明着一个大题目：“男尊女卑”、“重男轻女”，这在封建社会可是天经地义，都上了“礼经”的。小说含而不露，寓大义于细节之中，存褒贬于言语之外，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正如东坡所云： “言有尽而意无穷，天下之至言也。” 程端琦这个以两只小脚为明显标记的“旧式女人”，却不动声色向着这封建伦礼大“宗法”，戏耍般地挑了一战，也许她这时还不知道“封建”是什么，还觉得自己做这个大家庭中的大少奶奶很有脸面，但她本能的反对“重男轻女”，要为她的女儿争平等，这要上纲上线起来满称得上是“革命行动”，但她的行动却没有一点“革命姿态”，而是以她自己的方式，“温良恭谨让”，悄无声息地去进行。她有着自己的神韵，此时她还是“新妇”，只是一轮“梨花院落溶溶月”。 照见负心人 文似看山不喜平。转眼已到小梦乔出世的第三个中秋节，柳家的日子正如月照中庭，忽然，平地起波澜，把平静的生活颠簸起来，把端琦母女的命运掀入了低谷。 柳弗达在牛津陷入情网。他本来是一个“真正求知若渴的学子”，鬼使神差，偏偏和山东蓬莱大资本家的女儿夏叔倩受教于同一业师。这女子可不是程端琦，她不管什么女德不女德，“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好穿好戴好男人，喜欢就要，不给就抢。她主动地疯狂地向柳弗达进攻，柳弗达毕竟不是柳下惠，一推二拒，终于就范，而且“结下孽缘”，这夏叔倩把在剑桥读书的哥哥叫来，替她“看住弗达”，自己带着身孕，停业回家去了。柳弗达在夏家兄妹的诱惑和逼迫之下，一夜未眠，权衡轻重，终于选择了“功名”，于1935年8月10日，给程端琦写了休书，一式两纸，一纸寄给父亲，一纸寄给岳家。正像端琦的婆婆、梦乔的祖母、弗达的老妈说的那样： “好端端的一个家，让他这两张纸给搅得天昏地暗了”。 今天听惯了“甜歌”的女孩，也许根本不知道建国初期有这样一首流行最广的歌：旧社会，黑格隆咚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为什么说在最底层呢?毛主席有几句话，说的正是程端琦这个时段：“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政权、族权、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以上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3) 休书就是离婚判决，是夫权的一种特权。丈夫说“出”，就算离婚了。“出”的罪状有七，名曰“七出之罪”：一不顺父母，二无子，三淫僻，四嫉妒，五恶疾，六口舌，七窃盗，(见于孔子家语)。小说单辟一章，写程端琦对夫权的抗争。作家用自己的艺术手法，写了以下的细节： 1、全家又在中秋赏月，张嫂和小表叔搞“螃蟹爬月”，两周半的梦乔发月饼、水果，奶奶夸她“越长越俊了”，爷爷说柳家就是家运好，“生龙像龙，生凤似凤”，全家上下喜气洋，却没有梦乔的妈妈、太少奶奶，她到哪里去了呢?中秋节是团圆节，她怕触景生情，望月怀人，干脆躲在一旁，独自“思念”去了。 2、果然，当第二天早饭后，张嫂在奶奶屋里听说弗达来了信，抱梦乔回房，见她正在收拾衣柜，拿起弗达的一件旧制服，“双手抻着衣袖，上下左右仔细打量，好像要从里边找出穿衣服的人来，她叹了口气，又把衣服放回柜子里。”此时无声真的胜有声了! 3、当张嫂告诉她：“大少爷来信了。老爷正在看”。她听了以后，抱起梦乔、有些失态地说：“小梦乔啊小梦乔，妈妈可把信盼来了。”等候公婆传唤自己。一个盼字，说明思念之切，等着传唤，说明她的稳重。 4、然而“等候”了三天。公婆“只字不提这码事”，老两口时常在屋子里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气。她苦思冥想，弗达的信究竟说了些什么呢?是生病了，还是遇上了麻烦事儿?但她终究不开口，不肯到上房去问公婆。 5、“几天以后，由于思虑过度(吃不下、睡不着、挺不住)她病倒了。” 6、娘家来接她回去住几天。回到父母身边，精神好多了。夜间梦见弗达直接给她来信了，要她做一双布鞋寄去，她便信以为真。早饭后心急火燎地翻箱倒柜，找针线布料，发现了一封信。父亲劈手把信抢了过去。端琦急得哭了起来：“是弗达的信么?为什么都瞒着我?”父亲拿着信的手不停地颤抖，垂着头，样子很难看；母亲像一颗炸弹在胸膛里炸了一样，嘴里喊声：“天哪，我家造了什么孽啦。”便晕倒了。 7、端琦“明白了一切之后”，她倒安静多了。没哭，没闹，只是直怔怔地大睁着两眼，在苦苦思索。想来想去，只有死是最好的选择。平静地说：“不管怎么说，我现在还是柳家的媳妇，老住娘家不回去，会遭人笑话的。” 8、她携梦乔回家后，和往常一样，规规矩矩做媳妇，把张嫂叫到房里嘱托一番，泪涔涔流下。 9、她找出平素最喜欢的衣裙穿戴好，又很吃力地把梦乔的衣服、鞋帽、玩具等放在一只箱子里，把熟睡中的梦乔抱了起来，紧紧搂在怀里。一面不住的亲吻，一面哭泣。她真想大喊一声：“弗达，不用你休弃我，我自己走了”。但她没有喊……她渐渐失去了知觉，原来她在向张嫂“嘱托”之前，已悄悄吞下了足以致死的信石。 由此来看，程端琦是下了必死之心，但终于没有死，是张嫂发觉、公婆抢救，又活转过来的。听书看戏，古代女子为情而死，最著名的应是《孔雀东南飞》的焦仲卿妻(编剧拟名刘兰芝)。她是被恶婆所逼，夫妻双双殒情，报复了他的母亲。柳弗达是自己写的休书，而且寄岳家一纸，已十分绝情，端琦犯不上为他死情。那么是为丑而死?端琦没犯“七出”之罪，何丑之有?自寻了短见反而说不清了，不丑也丑。以她的冰雪聪明，岂有见不及此?那么就是如同她精明的婆母所说的“心缝太窄”了?恐怕也不是。她不知休书之事时，烦躁不安是怕弗达“出什么事了”。挑明以后，安静下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她当时是如何选择的：求公婆?回娘家?找丈夫说理?苟且偷生?都不妥，只有死为上：对自己是个解脱，对丈夫是个谴责，对公婆、爹娘是个交待，自己留下了刚强志气。于是当机立断选择了死。一经决定，立刻回家，没有一点迹象从容赴死。只留下一句话：“弗达，不用你休，我自己去了”。这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吗?她是以死来回答这一纸无理的休书，来抗击封建“特权”的滥杀无辜，至此，我们对程端琦这个人物的性情看得比较清楚了。她是外柔内刚，绵里藏针，说的是软话，办的可不是软事。说她胆大吧，大气都不敢出，别人出口大气她都吓一跳；说她胆小吧，她连死都不怕；说她是新女性，她又“不进步”；说她是“旧式女人”，她又反抗旧礼教，跟书市间、屏幕上，这《往事》、那《旧事》、阴森狠毒幽灵般的旧式女人们截然不同，岂但不同，简直是阴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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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她就是“这一个”中国女人。 端琦选择死，使爹娘心痛，使公婆怜惜。嘴上不说，心里明白：要真的死了，也是个麻烦，光这恶名就承担不起。于是，公婆终于决断了：一、我们瞒你是出于好意，怕你知道了经受不住；二、我们虽然疼爱儿子，这件事说什么我们也不会答应，因为你没犯“七出”中任何一条；达儿平白无故惹事生非，是作孽，是逆子；三、我们已经给他回信了，叫他打消这个念头，如果他硬是坚持不改，不用他休媳妇，我们先免了儿子，我们是宁要儿媳也不要这不仁不义的儿子。四、将来我们过世了，柳家的全部产业，就由你和则思(二弟)，一人一半均分，则思娶妻生子以后，头一胎儿子就归你，长门过继长子么。 封建的伦理宗法，在夫权之上还有个父权，即“父为子纲”。公婆这样的决断，也算公正。以后柳弗达也再未提起休妻之事，这一仗柳弗达是输了，他输的是理、是夫权，他是道德上的失败者；程端琦失去了丈夫，但保住了名誉和一个弱女子在封建大家庭中的生存权利，她是道德上的胜利者。为此，她对公婆感激涕零，她第一次面对公婆双膝跪下，对“那件事”(服毒)认了错，并立下诺言：“今后不管弗达怎么做，我在柳家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我会永远孝敬你们。” 程端琦是说到做到的。以后的几十年中，她完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同时也完成了一个良好的道德形象。 泛爱众而亲仁 作家的笔，一下跳到1937年。柳弗达南学士帽换上了大英帝国的博士帽。国难当头，他选择了逃避，按照夏叔倩的意旨，连家也不回便去了“敌占区”青岛(敌占区还安全，只要甘心做奴隶)。背着父母、妻女作了夏氏的乘龙快婿，大舅兄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是新上任的鲁东大学副校长，柳弗达轻而易举地作了“鲁大”的教授，领着高薪，住着德式别墅，娇妻、金钱、学位什么都有了，他就在安乐窝里渡过了八年抗战，一步一步在夏氏泥潭里沉沦着，进入了所谓的上流社会，他的人性也一步一步地消蚀着，直到后来生不养母、死不葬父、抛妻弃女，变成了只有名利地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人物”。而程端琦，却在冀东“根据地”(根据地可不安全，要经受“大扫荡”)艰难地渡过了八年抗战，她柔弱的双肩承担了本应由柳弗达承担的家庭和社会责任。 人性这东西是复杂、变化的，因为社会是复杂、变化的。到底是性善还是性恶，思想家们从先秦到现在，打了几千年，一笔糊涂账。我们的作家不管这一套，只是把社会生活的真实，提炼为艺术的真实。人贵实，文贵真，只有真实的“社会人物”和“自然景物”，才有艺术的善恶美丑，《女人韵歌》的审美价值，就是从这里发生的。最能表现人性善的，就是爱心了。我们看作家是怎样写程端琦的爱心的： 先是写她对父母的爱。1942年春，端琦的父亲在敌人“大扫荡”中被杀害，母亲得了惊吓症，大姐已死，三妹夫被抓劳工，端琦顾不上丧父之痛，壮起胆子向公婆要求“回娘家去照顾母亲”。在人生遇到浩劫的时候，人性一般都向善了。那时候逃难的人们，逃到哪里吃到哪里，中国人几乎“天下一家”了，何况是柳家二老?公婆体恤端琦，用车把亲家母接了过来。母亲在女儿的婆家住了一年多，去世了。临终前“她拉住女儿的手颤颤抖抖地说：端琦，妈算得了你的济了。谢谢你的公婆”，“端琦抱住母亲大哭，她哭父亲、哭母亲，也哭自己，末了，她紧紧搂着女儿说：梦乔，妈妈只有你了。”情节和文字就这么简单，只用了四个哭字一句话，端琦的无限悲痛就把读者感染了。 再是写她对别人的爱。端琦刚埋葬了母亲，婆婆七十多岁的胞姐，领着一个叫山榴的外孙女，病得“再也拉不动那根打狗棍子了”，投奔了来。公婆把这祖孙二人收留下来，让老太太住在端琦房里，山榴住在张嫂房里，山榴依恋着外祖母，端琦也就连她留下了。给她换了衣服，给她洗头、擦澡，对她说： “山榴，今后你就唤我大舅妈，梦乔叫你姐姐，我们算是一家人了”。姨婆婆患的是“噎食”，一天比一天沉重，几乎到了水米不进的地步，端琦曾向婆母建议请医生，婆母说“她的病治也没用了”，她只能把对母亲的爱，转移到姨婆婆身上，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法，尽量减少她的病痛。老人以微笑来报偿她，到了生命的尽头，“她已无力抽动嘴角的肌肉，困难的转动着干枯的眼睛像是在寻找什么”。“端琦会意”，目示山榴靠近姥姥身边， “老人像注射了强心剂，伸了伸手，轻轻动了两下，对山榴说：我去了，你要听话……”，老人几乎没有声音，只有山榴才听得明白，她乖乖地点头，老太太又将眼睛转向端琦，端琦立刻俯下身去，她看看端琦，再看看山榴，反复几次，端琦极为诚恳的说：“大姨，山榴就算留给我了。我一定好好待她的，你就放心吧。”老人昕了，满意地收回了目光，垂下了眼帘，像是睡了。山榴握住老人的手，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突然一声惊叫：“大舅妈，姥姥她，她死啦!”这一段文字，若非亲临其境，若非真情似海，若非深得艺术真谛，是写不出来的!“人不伤心难掉泪”，读到这里不能不掉泪。古人讲的什么“意在言外”、“意态南来画不成”，小说写到这种地步，已经完全用不着也无法评论了。所以我只能摘引原文，只能叫作札记。 在若干她所爱的众人中，有两个女八路和烈士遗孤“小刺猬”是值得一提的。缘起于1943年，冀东根据地的形势开始好转，柳村这样的“模范村”，掩藏着八路军的粮食、布匹，抗日政府的干部也能公开活动，柳家二老爷从1938年就辞官经商，把过继儿子柳则思打发回家；端琦的公爹被称作“爱国的保长”。区上两名女干部住在柳家，每隔十晌半月就来一次。婆婆叫人打扫出一间闲房子，备好桌椅被褥给她们住。开始，端琦对这两位女八路敬而远之，称她们“李霞姑娘”、“兰芬姑娘”。不久，女八路的风趣、随和，使她消除了陌生感，夸奖她们“能文能武，敢和日本鬼子斗”，改变了称l呼，叫她们妹妹。到了冬天。闲房里太冷，便请她们搬了过来，这大少奶奶的闺房，住着山榴、李霞、兰芬、梦乔和她。“行李卷一个挨一个，满满一炕。十岁的梦乔已经在联村小学上四年级了，只要得闲，便和山榴姐姐缠着李霞、兰芬姑姑说故事、唱歌曲，张嫂也过来听，端琦在一旁忍俊着，“惬意极了”。这是她们母女最快乐的一段日子，这段日子对端琦性格的发展，对梦乔少年时的心态，有很大的影响。从年前李霞和兰芬就没有露面，在正月十五掌灯时分，兰芬忽然闯了进来，怀里抱着个婴儿，“两眼闪着泪花，紧咬住嘴唇”，端琦情知不妙，上前拉住她的手说： “兰芬妹妹，出什么事啦，李霞妹妹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兰芬说：“大嫂，李霞她、她不会再来了。”原来，李霞在腊月初二生了―个男孩，孩子的爸爸是八路军的营长，已奉命挺进东北去了，因汉奸告密，李霞牺牲，掩护她的堡垒户张大娘也被害，这个孩子由群众掩护着辗转到了兰芬手里。在万难之下，兰芬想到了程端琦，“就冒昧的给你抱来了。”小说是这样表述程端琦当时的心态：她先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然后蹙起眉头思考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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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是一件小事，以自己在柳家的地位，也不敢主这么大事儿。但转念一想，李霞惨死，男人又走得远远的去打鬼子，孩子生下来就走了爹、死了娘，太可怜了。人，凡事都得讲点良心，不能前怕狼后怕虎，麻烦事儿一点不沾边……便心一横、牙一咬，壮起胆子说：“好吧，我先留下这孩子，等上房两位老人不愿意时再想办法，兰芬妹妹，你就放心吧。” 兰芬信任地留下孩子，并给他起名叫小刺猬，后来被“上房两位老人”发觉，斥责端琦，张嫂抱走，千辛万苦终于抚养成人，演绎出一连串的故事。 总而言之，程端琦的爱心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有缘有故的，是不含功利、不计恩怨、不论亲疏，是事到临头自然而然应该这样做，她就做了。如此为善，方是真善，当然就称得上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了。 男人痴，痴一时；女人痴，痴一世 《女人韵歌》，不是字面上的声乐韵味，而是妇女在社会中的人生百味。按中国的民族传统，女人在娘家不论多么娇贵，终究不是娘家人，而是婆家人。娘家多好不是家，婆家才是家。对公婆尽孝，是儿媳为妇之道的第一要义。尽管社会主义社会“移风易俗”了，但对父母的生养死葬，儿子和媳妇也是第一责任人。柳母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麦收前，得了“禁口痢”，来势甚剧，柳父立即给儿子们拍了电报。大少奶奶程端琦、二少奶奶武士茹在床前侍奉汤药，但这位老太太受病痛折磨，性情大变，恶痢污秽还在其次，其烦躁折腾、刁难打骂，算得上是最难伺候的病人了。武氏哪能受得了，早捂着鼻子躲到一旁去了。只有端琦一人承担这一切，她心甘情愿，任劳任怨，既是尽孝道、尽妇道，也是信守自己的诺言。在老太太弥留之际，则思回来了，弗达始终不归，老太太唤着“达儿、达儿”咽了气。长子不给母亲披麻戴孝，这是大逆不道的，柳父大骂、则思生气，端琦不安，此时柳弗达来了十六字电报：“公务繁忙，不得脱身，祝愿母亲早日痊愈”。看到这里，连读者心都凉了。 此时柳弗达还没变得像后来那么坏，也可以说“人性未泯”，接电后本来是要立刻动身的，是夏叔倩不准她回来，很陕他就接到了则思和父亲的信，父亲严词责骂：“汝不报养育之恩，亦应告慰在天之灵。而汝枉怀满腹经纶，生不养双亲，死不葬老母，禽兽不如也!”这简直使他无地自容，夏叔倩终于允许他到北京去“接见老头子，再给他几个钱。”但下了一道死命令：“不许见那个黄脸婆和那个小毛丫头。”这就引出了祖孙三人进京的情节。 这个情节很重要，这是柳家三代五口人：祖父、弗达、则思、端琦、梦乔，唯一的一次相会(尽管端琦独自在旅店)，从此就各奔东西了，作家着力写了柳则思为人仗义、爱憎分明、肝胆豪情；柳弗达与夏氏沆瀣一气的冷酷无情；程端琦十三年痴情“丝”不尽，被柳弗达一刀剪断了。 原来是只接父亲一人，柳则思擅自连端琦母女接了来。为此兄弟争论得几乎反目，到底是弗达理亏，答应了和父亲、女儿见面，13年来，端琦心里装的还是当年难舍难分的那个人。尽管在理l生上，她早已断定那个人已经变了，早已有了家室或者儿女成群了，但在感情上，还是那个倜傥英俊、情爱如火、最称心的丈夫。情这东西最陷痴迷，但也最易痴迷，特别是女人，“男人痴，痴一时；女人痴，痴一世”。程端琦这次进京没有别的，只求跟弗达见一面，看看他到底变成了个什么，顺便也谈谈过去，安排一下未来，特别是梦乔，如何安置。她想这是人之常情，应该没有问题，不然。以端琦的性情，她是不会“找”到北京来的。结果是大出所料，当她见到则思一个人回旅店来，便“为之一惊”，听说不要她见面，如“冷水浇头，一冷到底。她颓唐的坐下，低头饮泣。”当听到公爹大发雷霆，火冒三丈“要回家大家一块走。”她急收起悲切，劝说公爹。当公爹和女儿由则思领走一夜没有回来，“端琦在小旅店像装进了囚笼。她为柳弗达的绝情，为自己的屈侮和命运痛苦莫名： 孤独、无奈、悲伤、愤懑，人类感情中所有最坏的东西一齐塞满她的心胸。她觉得心里压得慌，扎得慌，便用力挣扎，想使自己舒服一点，然而没有成功。她还是采用十几年来惯用的办法――哭。先是无声的流泪，进而低声哭泣，哭声大些，眼泪流得多些，心里轻得便快些，她呜呜的哭，哭得旁若无人，自由自在，整整半天一夜，她不吃不喝，最后竟哭得昏厥了过去…… 这次北京之行的结果是：梦乔留下读书，端琦和公爹回家。程端琦是深明大义的，她在理性上接受了对梦乔的安排，为了女儿的前途她忍痛割肉，把梦乔留下了。十三年来，每当她陷于无奈，唯一的寄托就是抱起梦乔说：“小梦乔啊小梦乔，妈妈只有你了。”为了女儿，她硬挺了过去。如今留下梦乔，真像是要了她的命。作家写道：“到了火车上，一看身边没有了女儿，心‘咯噔’一下沉了下去，想立马下车回去。到了家，一迈进那间大房子，立刻想起女儿睡觉的姿势，撒娇的模样，就甭提多想了……” 这就是作家笔下的天下第一爱，这就是两三千年前，中国古书写过的《触�说赵太后》中，一个有识见的母亲对女儿应有的真爱。 悲剧乎?喜剧乎? 有人说程端琦的一生是个悲剧。因为她胆小懦弱，一身奴性，是一头任人宰割的羔羊，没有丝毫的抗争精神，到死也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枷锁。这种说法似乎是有根据的，也极易被人误以为是这样。但小说是语言艺术，我们不是在审查一份社会调查，也不是在跟小说中的人物开生活会，我们是在审美。《女人韵歌》虽然不像《红楼梦》那么“复杂”，那么“高深”，那么“包罗万象”，以致两百多年后，仍然出现过俞平伯看见这个，李希凡、蓝翎看见那个。但也绝不是那种“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 “看了目录就写评论”的货色可比拟。它的艺术手法是别具一格的。在我阅读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作家可能受了中国民俗意趣的影响：如丑小子叫俊，俊小子叫丑，王锁叫王老开，双明叫老单等等，“正反、反正”。要是随便一翻就下结论，很可能弄成“冤假错案”。 所谓“封建礼教的枷锁”，莫过于“男女授受不亲”，孟子说这是“礼也”，礼即所谓“礼教”。源于《周礼》：“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不交不亲。”汉唐以后，把“寡妇不嫁”褒称为“守节”，明、清更进一步，到处都是贞节牌坊，所有《县志》都为“节烈”立传。朱熹《近思录》记载，有人问程颐，“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答曰：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在宋代并无多大影响，虽经朱熹推崇。直到明代，始称程子。)小说中的程端琦对这些“枷锁”不但不在意，有时还反其道而行之。最明显的是以下两点： 1、山榴逃婚。投亲寄养柳家的历生宝，长到20岁，山榴长到18岁，二人发生了爱情，宝表叔病了，大舅妈(端琦)让山榴给他送了饭去，二人一时冲动，拥抱起来，被二少奶奶武士茹撞见了，她晾惊乍乍地去找端琦，说：“可了不得啦，柳家要出丑事啦”。端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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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情由，不以为然，说：“大男大女，也难免”。武氏立刻责怪她：“你还想成全他们?”端琦连忙纠正说：“不不，我是说，别把事情看那么重。”武氏便到上房，连她告了。婆婆立刻传唤她，责问道：“她弗达嫂，山榴的事，听则思媳妇说，你还满不在乎?你来柳家也不是一年二年了，怎么连‘男女授受不亲’都不懂?!”端琦立刻“诚慌诚恐”承认是自己没把她调好，“你二老就骂我吧”。以她当时的处境，柳家的情势，她这样说是很得体的。上房决定：赶出历生宝，迫嫁山榴。对端琦的责罚并不重，只是一个“你傻呆呆的样子，没事人似的”。这样的发落，使得“她吓懵了”，“吓破了胆子”，然而却“懵”着给山榴求情，要求公婆不要“赌着气”把山榴打发走，“这孩子太苦、太可怜了。”求情无效，端琦“不敢有半点抵抗”，她特地给山榴煮了几个鸡蛋，“一觉睡到了天大亮”，发现山榴逃婚了，鸡蛋也没了。这是不是有点“反正、正反”?(山榴和生宝双双参加八路军，投身革命，二十年后与梦乔相遇真是一段佳话。) 2、改嫁张景森。李霞的丈夫、小刺猬的爸爸、八路军营长张景森，1945年秋天，拖着一条残废腿，为找妻子下落来到柳村安家落户，安置在柳家后院闲房里。张景森这时三十六七岁“浓眉大眼，中等身材，天生一副老实相。”这年初冬，柳父病逝，在北平和青岛的儿子都没有回来，由两个儿媳为公爹送终。不久，柳村作为土改试点，由农会负责人张景森领导，在划阶级、定成分的时候，为程端琦的成分发生了争论，张景森从中了解到柳家的情况。兰芬来当区长，与张景森相遇，自然要提到李霞和孩子，费尽周折，终于找到张嫂和三岁的小刺猬，通过这件事，张景森与程端琦有了接触，对她说了一些宽慰的话，在程端琦听来，“非常体贴、热情，周身仿佛燃起一团火，从里到外一阵灼热，面颊绯红，羞得低下了头。”我们不妨把这种感情，当作改嫁的萌动。 1947年10月，老解放区实行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地主作为一个封建阶级从此彻底消灭，程端琦和武士茹也终于搬出了柳家老宅，重新安排了住处，房子不错，分得了一份土地和财物，端琦的成分定为“地主子女”。此时，武氏病倒、小姑子被婆家折磨致疯癫，丈夫离婚，遣送回娘家。端琦以长嫂一力承担，形成三个女人之家。不久张景森请妇联主任正式向端琦求婚。这时她全凭一双手给人家做针线活，养活三张嘴，哪有心思谈那个。她“性子稳当得像磨盘”，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只说“人家确实是个好人，正派人。”但可真的动了心。1949年清明节，梦乔爸爸那里不通邮了，毕业在即，学费中断，这学上还是不上?她想起母亲，回家来了。离家三年，情形大变。她一进门就哭着叫道：“妈妈，你怎么老成这样啦……”母女抱头大哭。婶娘跟她商量要给妈妈找个伴，她立刻“大哭大闹”耍了一通。但在母亲眼里，她还是当年的小梦乔，一个孩子，除了“揪心扯肺”的爱以外，她闹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听不见也记不住，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到了明年，1950年，小叔媳妇25岁病殒，埋在了公婆的脚下；小姑子病愈，27岁还算年轻，嫁给了张嫂的远房表弟。在确知小梦乔参加了革命工作以后，程端琦百事皆无，于1950年11月17日与张景森结了婚。而又骂又闹的小梦乔呢，这时却说：“母亲的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精神上像掉进了蜜罐，喝口凉水都甜滋滋的。不到半年，她的体态丰腴了，面颊红润了，浓密的头发更加黑亮，女性的青春又在她身上复苏，她更加俊俏了。”这时的程端琦才39岁，按女人40一枝花的说法，她还在如花的年龄呢!那些“正反、反正”的描写，只是一种意趣，这意趣极大地加强了小说的审美效果。所以，古人有一句经验之谈：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现在把话题拉回来，程端琦是一个母亲的悲剧吗?不是。那么，什么才是悲剧呢?我们还是引用一位文学巨匠的话吧：“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道是无情却有情 梦乔的性格最难“捉摸”，婶婶生了她的气，曾骂“你们柳家人没―个好东西。”她是柳家的正根正蔓，妈妈的心肝，奶奶的宝贝，爸爸一见就不让走了，爷爷说“生凤像凤”，当然她就是凤凰喽。她是一枝独秀，个性鲜明，跟“柳家人”谁都不一样。那么科学家说的“基因”到底有没有呢?我还是相信人世间两个最伟大的圣人的话：一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个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我就按这两个定义，对她作一番“调研”。(1)她自己说，“我的背后乱七八糟”，只是她的性格语言，什么都不是的。只不过说起来，有点难为情，连同对她的爱人沈涤凡。(2)她生在富有之家，自然是尊贵的。但从八九岁上，便和宝表叔、山榴姐、张嫂、姨婆婆等这些下等人一起生活着(有时还有两个女八路李霞、兰芬姑姑)，度过了“小儿时节”。有一段曾经是“六个女人在一屋”，是她“童年最快乐的日子。”(3)她受过传统教育，祖父母给她和娇姑(实为伴读)办了一年多的家塾，虽然只是“数白嘴”，但有些浅显的“启蒙”，是听进去了；七岁进联村小学，当然是现代教育，从十三岁在北平女子“贵族”学校的三年，她养成了一个大城市女学生的作派：注重仪表，心高气傲，矜持同执，不苟言笑。这段生活对她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但从十三岁离家，身边没有亲人，“大朋友”则思叔叔时有看顾，实际上是一个孤单无靠的孩子，在独立生活着。所以她早慧、早熟，但只是相对而言，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从哪一方面说也还没有定型。(4)在她车到山前没有路的时候，李霞、兰芬姑姑的形象，先行一步的则思叔叔向她招手，她虽稚嫩，却没有倒下，终于摆脱了父亲给她安排的人生，选择了新的道路，投身革命队伍。1949年那时候，“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柳梦乔是在这里“定型”的。所以，她性格的基调是明朗的。除了有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以外，她具备了新中国“优秀青年”的基本素质。“又是整整三年，我茉莉摘下了鬓旁”。二十岁的柳梦乔结婚了，成为一个成熟的女性。在那政治清明的环境里，她进步很快。其象征就是顺利地入团、入党，六十年代，就作了地委机关的科长。她唯一的缺点是“虚荣”，至于“任性”，只是有时有会儿的，看对象的。第一对象就是她母亲。撒娇耍赖，任意恣行，信口开河，说倔搡话，借以把工作矛盾、生活烦恼、思想压力，一古脑儿宣泄出来。结果还是亲人肚里没“枝根”。她对张景森的态度很复杂，但张景森最明白，不掺和他们母女的事，当她赌气跑到坟上去，他轻轻拿件衣服，一声不响把她领了回来。面对“社会”，她并不任性，因为她有教养，她鬼，连任性也是掌握分寸的。她从理论到行动，跟她的家庭“划清界限”了，那“乱七八糟”四个字就说明她对家庭没有什么好感，但在潜意识里还有点残余，这点残余的形态就是虚荣。她柳家的“尊贵”，隐隐约约还在心底遗存。除此以外，她还有点“调皮”，搞点“恶作剧”，耍个小孩脾气，给人的印象却是天真活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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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的勃勃生气。至于倔强，平时表现为“接受意见不虚心”，甚至是“骄傲情绪”，当然是缺点。在潮流波动时就成了优点，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能经住“考验”，像她母亲一样，“真金不怕火炼”，也是“倔强”的一面。 最莫明其妙的是替她爸爸做说客，把夏叔倩的爹娘弄给她母亲去养。先是我老伴看了，气得不行：“这个柳梦乔，太不懂事了，这不是成心治她娘么。”我看以后，哈哈大笑，认为写得很精彩，把夏叔倩、柳弗达和梦乔母女、张景森、娇姑、夏氏二老等八个人排列在一起比照来写，算是写到家了，如同给夏叔倩作了一次大手术。他们每人一把手术刀(包括良心未泯的夏氏二老)，把她的腹部剖开，使心肝露了出来，让人看个清楚： 1、故事缘起于夏叔倩的父母在两个儿子一走一亡的情况下，带了万贯家财的“定息”来与女儿同住。忽然八旬老母半身瘫痪，夏叔倩就不伺候了，她打“小算盘”，让柳弗达把老两口送到所谓的“柳家”去，让他的发妻程端琦去扶养。理由是她不走就是柳家人，又贤惠(实际上是老实、可欺)又能干，农村空气好、环境好。办法是让柳梦乔出面，准能办成。柳弗达拗不过刁妻，只好把脸皮一“抹”，去找梦乔求助。他尴尬万状结结巴巴把事情说完。 梦乔半天没吭声，心里上下翻腾着：“就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我对我的父亲――我一向视为高出母亲若干筹码的父亲，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轻蔑。他们的打算也许会成功，但这种成功正是他们的失败。他们作践了自己。出于很为复杂、很为微妙的动机，我答应了父亲的要求，立刻去作说客，决不辱使命。 尽管夏叔倩这个讨厌的第三者，曾经严重地伤害了她的母亲，并造成柳氏全家的不幸，但她并不想报复他们，如今竞打出这样的鬼算盘，简直是欺人太甚，她虽然继承了母亲的善良，却不像母亲那样老实，俗说的不是个省油的灯， “这可是你来找我，可不是我找你。”所以她没有劝阻父亲，而抱着一种不怎么“纯”的动机，跟他们“耍一把”，乐得看个热闹。 2、梦乔现在31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可她一见了娘，立刻就又变成“小梦乔”了，她先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偎在娘的怀里”哭了一把。不过，这一次可没有撒娇耍赖，因为受人之托，要“不辱使命”，就必须委婉一些，当她把夏家老两口要来柳村寄养的事一说，“母亲听了，没有一点吃惊的样子，非常郑重的说：‘不知道那老两口服不服咱这的水土，上了年纪的人，不经磕碰’”。倒是她吃惊起来：“同意啦”?!她妈平平静静地说：“这有啥不同意的?啥时能来?我把那间屋子好好收拾一下。垒个火墙，搭个炕炉子，老人怕冷。”这几句平平静静很自然的话，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臻于净化的灵魂。下面还有张景森和程端琦在灶膛前小声的对话： 张：让他老两口来吧，我不在乎这关系那关系的。人，就是得跟人好嘛，再者说，这当中还有梦乔。不能让她为难。说了半天我倒忘了问，你答应了没有? 程：答应了，没跟你商量，我就先答应了…… 张：商量什么，这么多年了，你还摸不准我的脾气。明个儿我就找俩人，收拾房子。 事情就这么简单的办成了。作家在这里写了两句所谓“逻辑思维”的话：“大凡心地善良的人，把复杂问题都想得、处理得很简单；而心地险恶的人，则往往把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弄得云苫雾罩，让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此时，作家还觉不解气，有话没说完，于是节外生枝、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娇姑来了。 3、世事沧桑，当年同吃、同住、同玩耍、同念书的姑姑、侄女，一别15年，相见不相识了。端琦给两人说开，娇姑“突然触了电，‘嘿呀’了一声”，梦乔则是“蹭的跳下炕，张开双臂，紧紧搂住她，欢叫道：“姑姑，姑姑，你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一句话，带过新中国十五年的生活，比起1949年梦乔所见她那疯疯傻傻的样子，简直是重生再造。 娇姑不光外貌变了，性情也变了，不再是什么“大家闺秀”，简直是个泼泼辣辣的“李双双”了。她先把她的大哥，骂了个痛快，还让梦乔给他捎信儿去，“就说我骂他是陈世美，没一点良心。”梦乔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不容母亲插话，一口气把她这次回来的神圣使命说了个清楚，娇姑立刻就火了：“不行，我这儿通不过，谁答应了也不行。他夏家老两口养了个好闺女，欺窝儿下蛋。大嫂，你也太窝囊了。”娇姑替她的“比母老嫂”气哭了。哭过之后，她怒吼起来：“大嫂，你别这么委屈自己了，五十多岁的人了，你还怕个啥?!”她责怪梦乔被爸爸收买了，长时间不来看妈：“你爸没那个胆，就让你来给他作说客。”娇姑这一骂，替她出了气，梦乔这时又莫名其妙地说：“咱家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一两年也说不清。冤有头，债有主，到时候谁欠谁的，新老账一齐算。” 3、夏叔倩逼着父母离开，到柳村去，她母亲说：“行动不便，去不了。”她父亲说，立刻给侨美的大儿子去信，叫他想想办法。夏叔倩立刻向弗达吼叫起来，逼他说个办法。夏老头终于明白了，如今又老又病，没用了，女儿不要了。当夏叔倩花言巧语哄他时，他说：“倩儿，要说爸爸这一辈子也算见多识广了，可是不如你会动脑筋。好吧，哪里黄土不埋人，我同意带你妈一同去那儿。”夏叔倩命令弗达亲自送去。 柳弗达真应了娇姑的话，“他没那个胆”，只好把两个老人送到梦乔那里，让她送到柳村，父女又有一场对话： 父：梦乔，我心里明白，这件事实在不近情理，家乡的人一定会耻笑我、责骂我。 女：爸爸，作为你们的独生女，我才是唯一失败者，失去了纯情的父爱、母爱。这件事太离奇了，你等着瞧吧，这故事长着呢。 父：你这是说了些什么?这一阵子把我折腾得够累了。 女：好吧!你的嫡生长女为你愿意赴汤蹈火，等我烫伤了腿脚时，你要负责医治。 车到柳村，一切准备停当，“比城里楼房暖气并不逊色。”夏硕臣对端琦夫妇吃力地深深一躬，说： “到府上来实在名不正言不顺。投亲靠友的事谁都可能遇上，可我们之间这、这关系，太、太太尴尬了。我夏硕臣一生刚愎自用，没料到，老迈之秋，一切都得听命于女儿。世上好人多，你们夫妇如此仁厚、行善，容我栖身、实在令我感恩不尽。”这段话在书上是有来有往的对话，要精彩得多。这样摘也足以说明夏叔倩、柳弗达此举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只这一句“世上好人多”，反过来，夏叔倩在她父母眼里，已经不能算是好人了。夏叔倩作下了罪孽，此时，由他的父亲深深一躬，向程端琦谢罪了。 4、作家这支笔太厉害了，她已经剖开丑恶的心肝，还要曝光丑恶的灵魂。笔头一落。到了1970年，在八亿中国人遭受空前浩劫的时候，这时“一小撮”大人物，用着柳弗达的学问了，于是夏叔倩这个愚蠢的“高贵者”便神气了起来，她一句话，把到边疆插队的一双儿女召回，儿子穿上了“绿军装”，女儿留在了身边。此时，梦乔夫妇都在五七干校，她在短暂的两月休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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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把时间分成两半，到柳村看望母亲。母亲仍被“群众专政”戴上帽子罚劳役；张景森二十年的村支书打成走资派，还未解放。生活太苦，梦乔便到北京去“算粮算草”，这便引出了夏叔倩的柳村之行。 夏叔倩带了女儿柳美文一同到柳村来“观光”。夏叔倩是天生的恶人，根本就没有良心，更无所谓道德，她和风姐一样，从来不信什么因果报应、不怕死了下油锅的。程端琦的性善，正好与她是鲜明比照。此时，程端琦烧好热水正在给老太太擦身，夏叔倩一见就恼怒起来，说她妈瘦是端琦折磨的，老实厚道的程端琦一辈子没跟人吵过架，此时只会说：“求求你，别屈枉我”。凡是欺软怕硬、凌弱媚强的人，是从不理会“乞求”的，她越骂越凶，什么“地主婆子没有好心肠”啦、“年纪轻轻就偷汉子”啦，“为了贪财肯收养她的父母”啦，终于激怒张景森，喝令她住嘴，最后终于忍无可忍，攥紧了拳头，猛地就是一下，夏叔倩斜倒在地。还亏了夏家老两口不像她女儿那样没人性，说：“端琦，谢谢你多年的精心照顾，谢谢，谢谢。”夏家老俩这一下没法住了。临上车的时候，梦乔拦住说了几句话，夏叔倩拿钱包，数出十张面值十元的票子，扬起手，冲端琦晃晃：“给你这么多，够了吧。”梦乔怒不可遏：“收回去，这笔账不跟你算。事是我搭桥，最后算账我去找我爸爸，他总不致于也灭了良心吧!”夏叔倩怪笑着：“再添五十大洋”。直到这个时候，程端琦刚强秉性才发作出来：她竞一步上前，伸手抓起那堆钱，使足了力气，刷的一声，把十五张“大团结”撕成三十片，接着又不断的扯着撕着，直到撕成碎片。小声说：快叫她们上车(如果是在舞台上，那效果必定是掌声如雷)。他们一窝蜂似的走了。――小说在这一章，几笔带过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夏叔倩作阔小姐时曾诬陷女佣偷了她的钻戒，逼得老妇人上了吊。而这老人正是张景森的母亲；一个是夏叔倩之女柳美文恰好与回柳村探家已经大学毕业当了干部的小刺猬相遇，“速战速决”从而拆散了小刺猬和山榴女儿历凌的良缘。本章旨在解剖夏叔倩的“假恶丑”，这些曲折动人的故事，暂留给剧作家们去编电视剧吧。 雏凤清于老凤声 夏叔倩柳村之行，还不算彻底失败，当她10岁的外孙女，就是柳美文和小刺猬的女儿小凤，在她挑唆美文离婚随大舅父侨美要带走小凤的时候，小凤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随父归宗”，高高兴兴到柳村去，她才算彻底失败。我仅摘录几段精美传神、颇具个性的对话，即见全貌： 1、小凤三岁，夏叔倩买回一盒进口巧克力，小风很喜欢，吃完一块，很想再吃，歪头想了一会儿，便匆匆把盒子包好。夏问：“小凤，为什么不多吃些?”凤：“我要留给爸爸吃呀，他也一定喜欢。” 2、小风在幼儿园画画，每次都画爸爸，画得又高又大。贴在卧室墙壁上。柳美文一把扯下来，小凤哭得极为伤心，不停地说：“你不爱爸爸，他是最好最好的爸爸。” 3、小刺猬(张振华)在县里工作，隔一段时间到北京来一次，一次小凤搂着他的脖子问：“爸爸，你有爸爸吗?”“有哇，他就是你的祖父，你的爷爷呀?”“你喜欢你的爸爸吗?”“当然喜欢啦，就像小风喜欢爸爸一样。” 4、小凤听到外婆的辱骂声，问“她骂谁是老不死的?”小刺猬答：“她在骂我爸爸。”小凤去找夏叔倩：“外婆，你怎么能骂爸爸的爸爸呀，我们都爱他的，你再骂他，我就要骂你的爸爸。” 5、奶奶给小凤做来一双布鞋子，小风穿上，高兴笑说：“奶奶的手可真巧。”夏叔倩冷着脸说：“脱下去，不许穿那个老婆子做的鞋。脱了。”小凤耷拉下脑袋小声说：“我喜欢，不脱么，外婆，我穿奶奶做的鞋你干嘛不高兴呀?!”柳美文也说：“外婆让你脱，你就快脱下来。”小凤抬起头，大声说：“你们，你们这是欺辱爸爸，我偏不脱，偏不脱。” 6、夏叔倩的大哥从美国回来，兄妹两人商定，要美文赴美，与小刺猬离婚。柳美文见小刺猬又来了，撒起泼来，让他走。小风急了：“你们也太欺辱人啦，爸，偏不走。”柳美文打小风，边打边骂：“小没良心的，什么爸爸，他不配。”小刺猬再也忍不住，打了她两个嘴巴。于是一家子出来围攻，逼小刺猬离婚。柳美文摊牌了：“张振华我们分手吧，唯一的问题是小凤。”小凤一下蹿到柳美文身边：“妈妈，我不是问题，我什么问题也不是，我只要爸爸，要爸爸呀。”柳美文摸着小凤的头：“我白费了十年心血，我舍不得你。小凤，跟妈妈吧，啊!”小凤说：“不――，我不会跟你走的，我不喜欢外公外婆，因为你们都欺辱爸爸，你们都坏。” 7、小刺猬说：“柳美文，你也是位母亲、离开女儿会难过的。如果你坚持要小风，我会说服她同意的。”小凤哭了：“不爸爸，我不会同意的。你是不是也不愿意要我了，怕我拖累你?是吗，爸爸。” 8、两人同时说：“就依了她吧，她懂事了。” “人之初，性本善。”童言惟真，童言惟善，童言惟美。小风的选择，使夏叔倩一家的人生观、世界观彻底的失败了。他们所夸耀、所追求的东西，连个三岁、五岁、十岁的孩子都不齿，还有什么比这输得更惨呢。小说到此，立意基本完成了。小凤到了柳村，与奶奶(端琦)亲如骨肉，她扎在怀里闻香甜气息的细节，把人间“同气连枝”算是写绝了。可以想象，这只小凤在老凤的爱抚下会是怎样的完美，自然是新世纪的程端琦了。 结尾 我本来还要写最后一章：《凤凰涅�》，把程端琦从“文革”到1982年离开人世这一段的生活、形象加以评述。看一个人、一个中国农村的普通女人，是怎样达到了我们从《前赤壁赋》中所见到的“物我两忘”的境界，从佛书上见到的返朴归真、修成正果的净化。但我实在不能写了，因为一动笔，心就绞疼起来，我不忍让人间这最纯美的心灵停止跳动，不忍看到把一切的热和光都献给世间他所爱的人们，而油干灯尽的情景，更无法对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情形再说些什么。所以，就只好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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