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
【内容提要】“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进程，一般史籍论述过于简单，以为移民浪潮的兴起，全由经济优惠政策一种手段；且缺乏详尽、准确的移民统计。通过对具体资料的分期、分区分析和阐释，可粗略测算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人数超过500万。这一波澜壮阔的移民浪潮，与清朝初年筹建、维系四川地方政权的行政调控息息相关，而后来四川人口的过度膨胀，亦与乾隆后期放任自流的施政方针大有干系。
【 正 文】
“湖广填四川”的经济动因与清政府优惠移民的经济政策，已有多种史籍叙及，较为显明。然而细察移民运动的进程，确与清政府建立、维系四川政权的政治努力息息相关。因而，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试加探析，进而对各阶段移民人口略加测算。
一、大移民的预演
大移民的浪潮是从康熙中叶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乾隆中叶才基本结束，主体阶段约达一个世纪（注：一般以康熙20年（1681年）平息“三藩之乱”后算起，到乾隆41年（1776年）四川人口基本恢复自然增长状态止。参见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柯建中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考虑到其缘起是由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的奏折而来，以及其后嘉庆年间流民入川的再起，不妨将其稍作扩展，划为康雍时期与乾嘉时期两个段落。而顺治时期保宁政权招抚流亡的阶段，则可以看作是大移民的序幕（注：有学者认为，“湖广填四川”应从明末张献忠入蜀算起，甚至元末明玉珍入蜀算起，并进而认为“湖广填四川”在历史上有两次，而非一次，这是混淆了该历史事件的特定政治含义所致，故不取。另《华阳国志·巴志》叙：“江州以东，其人半楚”，是否应算作最早的“湖广填四川”呢？如此追溯，恐非史家所宜。）。
顺治二年（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逝世后，清廷即在湖北设立“湖广四川总督”一职（注：《清史稿》卷197《疆臣年表》。 ），以罗绣锦为总督，驻荆州，意图由夔道入川建立四川政权，并派员赴四川招抚张献忠，未果。（注：《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顺治二年十月《总督八省军民佟揭帖》。）顺治三年，清军由汉中入川，在西充射杀张献忠，并追击至成都、重庆。但因全川残破，无以贡奉，遂退守保宁，招民垦荒，实行三年起科政策。王遵坦（山东益都人）随肃王入蜀，以右副都御史巡按四川，“招辑流亡，极意抚恤”（注：嘉庆《四川通志》卷
115《职官志·政绩》。）。杨三知（直隶良乡人， 顺治三年进士），外擢四川松龙道、上东道后，因上东道属经张献忠之劫，“存者在绝峒密箐中”，杨极力安抚，“招来千数百家，
筑堡渝东，民名之曰杨公堡”（注：《清史稿》卷488《列传·忠义》。）， 川北渐有起色。顺治四年，清廷“增设四川总督一员”（注：《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5。），但仍以湖广总督罗绣锦兼署；顺治五年，设置四川巡抚一职，以李国英为巡抚，驻保宁， 续行屯垦。 （注：《清史稿》卷201《疆臣年表》。）
然而，招民垦荒初期并不顺利，“复业垦荒者犹是寥寥然，未有成效可观。”（注：《清代钞档》，《地丁题本50·四川2》， 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4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究其原因， “皆缘地方未静”（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6页。），观望避匿者甚多。“居者恐差粮为累而不肯疾于开垦，流者愈虑资身无策而不敢轻于复业也”（注：《清代钞档》，《地丁题本50·四川2》，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4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也有“阻于关隘之盘诘，或苦于途费之艰难，欲归不得者”（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6页。）。顺治年间，尽管移民不太多，但却揭开了复业兴川、移民实政的序幕，川北保宁一隅，“户口稍聚”。这为康熙年间的大移民政策，提供了现实背景。
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恳祈清廷令各省督抚采取有效的行政手段，“于各属郡邑逐一挨查，凡有蜀民在彼，尽将姓名、家口造册咨送过臣。如资斧自具者，给与引照，促令起程；若贫乏缺资，注明册内，俟臣捐措口粮，另发舟车差官搬取”（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7页。）。这是要求各省督抚下逐客令，将流寓各地的蜀绅撵送回川（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9页。）。但由于当时全国普遍田园荒芜，各省同样面临垦荒复业的困难，此一举措无异于与邻省争夺残黎。因而四川“流移之招徕”虽已“先经入告及咨移各省，以及捐费差员，频频搬取”，地方官不可谓不努力，但效果仍然不佳，迄至康熙六年，“归鸿仍然寥寥”（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23页。）。可见移民这种大事，并非靠一两项简单措施就能解决问题的。 有鉴于此，康熙六年张德地主张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手段，“恳祈天语敕下各省督抚，于各属郡邑挨查，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庶士绅归，而流移小民亦将向风川至”。在发遣回籍过程中，“敢有抗拒不归者，即以违旨悖祖论；地方官仍敢隐匿容留者，亦以违旨例处分。如是，则外省不敢姑留，将见旋里者恐后，而从之者亦如归市矣。”（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24页。）
康熙对移民入川实政，十分重视，采取毅然措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行政手段。康熙七年正月，调升湖广巡抚刘兆麟为四川总督，同年十月裁撤湖广总督，以其地分别隶属四川等省。康熙九年三月，设置川湖总督，驻荆州，以蔡毓荣总其事，迁刘兆麟为浙江总督。（注：《清史稿》卷197《疆臣年表》。 ）康熙的这些强硬举措从行政方面消除了移民所涉及的巨大阻力。事实上，湖广地区隐匿着相当多的四川流民，历史上川中凡有变乱，蔽江而下者所在多有。加以湖广与四川，尤其与川东巴渝地区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渊源关系，辗转奔赴者亦不乏人。
应该看到，这种行政举措在政治方面起了示范作用，这对于湖广人士是不言而喻的。伴随政治中心的西移，追风入蜀者当亦不在少数。尤其是“招民授职”，不拘省内省外，及“准令五年起科”（原定三年起科，后又宽至六年起科）两条颇具实惠的辅助措施在康熙十年正式议行，（注：《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36，7～8页。）对于湖广缙绅民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吸引力可谓强矣。
根据现存资料，粗略估算清初四川人口，可见下表：
清初四川人口统计表（表中括号内为估测数）
年 代 户数 人口 丁 额 资料来源
顺治十八年 (50万) 16096 《清朝文献通考》卷19 康熙九年 (76980) (60～80万) 25660 康熙《四川总志》卷30 康熙十年 18000 (18000) 《清实录》康熙朝
康熙二十四年 (60万) 18509 《清朝文献通考》卷19
由于《清实录》与《四川总志》的记录互相矛盾，且差距较大，《文献通考》的编者不取康熙九年、十年的四川户数（注：我们认为，康熙《四川总志》取材于地方文档，户数较为可信；《清实录》所记康熙十年户数似应为丁额较为合理。）。但《文献通考》所记丁额虽逐年递加，所采有据，却并不直接反映清初四川的人口数量。因此，李世平先生经过一番清查、考订，推算估计清初（顺治十八年）应有约50万人（注：参见李世平《四川人口史》，149～155页。）。这个观点为多数学者所接受（注：这一结论经常被引用，例如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69页，中华书局，1993。）。柯建中先生却根据康熙《四川总志》所记，从另一个角度推算估计康熙九年应有76980 民户（注：柯建中等：《四川古代史稿》，445页。）， 这一观点也为一些人所采用（注：例如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10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根据这一见解，明末清初，四川每户约8口～10口，则全川人数应在60万～80 万之间（注：参阅李世平《四川人口史》，141～142页， 所引《明史·地理志》资料，折算明代四川户口比例为6.8～12； 柯建中等《四川古代史稿》，446页，所引清代四川方志资料， 康熙六年资州户口比例为7，江津户口比例为8.7，兹取平均数。）。二者推算的结果大致吻合。这样，大略可以认为，康熙初年，招抚流亡，有二三十万（每年约二三万）流民重新回到四川。经过“三藩之乱”，户口聚而复散。但据丁额比例，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人口估计应有60万（见表中人口数字栏）。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康熙初年移民实川的成效，由于升科年限未到，并未全部反映在户籍编审资料中；继后“三藩之乱”发生，移民聚而复散，十数年间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但这并不是说清初移民毫无业绩可言。相反，正是由于康熙初年的种种行政努力，奠定了康熙中叶起至乾隆中叶止近百年社会大移民的基础。从某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预演。
二、大移民的兴起
据现存资料记载，大移民的进程是从康熙中叶开始的。川西、川北属二次恢复生聚，川东、川中则为移民重点。
安县，“当明末乱后，尽成荒土，鲜有居民。清康熙中叶，始招民开垦，官给耕牛、籽种”（注：民国《安县志》卷26《食货·户口》。）。乐至，“本境自明季荡版，鞠为茂草，至康熙三十三年，仅有27户”（注：光绪《乐至县
乡土志》《户口》，民国元年刻本。）。苍溪县，“自献贼乱后，土著几空”。“顺治十年至康熙三十年，计户止85。”（注：民国《苍溪县志》卷9 《食货志·户口》。）云阳，“自明季丧乱，遭献贼屠狝，孑遗流离，土著稀简，弥山芜废，户籍沦夷”。“至康熙四十年，始编审户籍”。（注：民国《云阳县志》卷9《财赋》。）这些州县的大体情形都相差不多， 可以视作代表状况。其中部分州县，如苍溪、云阳等，清初也曾“招徕流亡”，“移民吴楚”，但仅“羁縻而已”，不及旧籍之半，真正起步规复，当在康熙三四十年。兹再举几例：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邹图云任大竹县令，“时奉文安集楚民，户口增益”（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6《职官志·政绩》。）。康熙四十八年，徐缵功任蓬溪令，“楚民无业者入蜀垦荒”，田土纠纷不断。 徐善调解之， 不数月“四境晏然”（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6《职官志·政绩》。）。 同样的情形在康熙四十五年李维翰任中江令时也发生过，李“拨真荒以安新民，禁侵夺以安土著，不逾年而尘案一清”（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6《职官志·政绩》。）。 康熙三十九年，梁永祚任蒲江县，时“民多四散。永祚按籍招徕，计日授食，且给以牛种，履亩劝耕，复业者众”（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6 《职官志·政绩》。）。康熙四十八年， 蓬溪县“安插新民曹石友等350余户”（注：道光《蓬溪县志》卷8《户口》。）。 康熙三十八年左右，蜀人李先复上疏陈明湖广之民入蜀垦荒情形，“乃近有楚省宝庆武岗、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惧比，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注：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史籍记载的诸多事实，均成为以上各县创业复垦的起点，清晰显示着一次大规模移民高潮的到来。
然而仅凭列举史料，很难说清康雍复垦移民入川的全貌。大移民究竟移入了多少人，需要适当加以估计。下面按清代划分的四川五道（注：清代四川五道的划分如下：松茂道辖成都、龙安二府，松潘厅、茂州、绵州及属县；川东道辖重庆、羡州二府，达州、忠州、酉阳州及属县；川北道辖保宁、顺庆、潼川三府；永宁道辖叙州府、建武厅、泸州、资州及属县，雷波卫、黄螂所、九姓司；建昌道辖雅州、嘉定、宁远三府，眉州、邛州及属县。）列表统计，大体上可反映康雍年间四川户数丁额的变化情况。
康雍时期四川五道户数丁额比较表
地 区
松茂道
川东道
川北道
永宁道
建昌道
全 省
地 区
松茂道
川东道
川北道 明代原额丁赋 康熙六十 康熙六十 乾隆元年 (省略小数) 一年户数 一年丁额 新旧户数 145364 129109 40469 106610 170398 181032 22236 159399 190081 150543 35746 132357 99694 64460 20420 89305 73800 54165 25283 124529 679337 579309 144154 612200 乾隆元年 乾隆元年 丁额 流寓户数 106610 13026 159399 8089 132357 9854
永宁道 89305 5813
建昌道 124529 5178
全 省 612200 41960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丁额均省略小数。
从上表可以发现， 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四川总户数已达579309户。如按1:5的户口比例测算，当时人口已达289.65万， 基本上恢复了明代的人口水平（注：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户262694、口3102073。这是明代最高人口水平。见《明史·地理志》。）。 这其中，有多少是外来移民，有多少是四川土著，可以进一步测算出来。我们已经估计康熙二十四年，经“三藩之乱”后四川人口约为60万，折12万户，我们将这些人口全部算作土著，前此移入的均省略不计。按人口自然增长规律，如无天灾人祸，人口30年增长一倍（注：明代徐光启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农政全书·田制》）清人洪亮吉根据清代情况也认为人口30年加番。 这当然是增长较快的情形， 自然增长率达23‰，但如以50年～100年增长一倍计算，则移民人数更多！）， 至康熙六十一年共37年，若以30年户口增长一倍计算，那么，这时土著人口约为27万户、135万口；移民及其后裔达31万户、155万口，平均每年移入、增加约8000多户。
这个移民增加的速度还可以从表中所列雍正年间的资料得到佐证。乾隆元年（1736年），四川人口统计出现了新旧民户与流寓民户分别登录的情况。所谓“流寓户”，就是移民，因未到起科年限，暂不归于正册之列。一般而言，6年起科，流寓人口是前5年累计插占垦耕的新移民（注：康熙时垦荒一般6年起科，雍正八年规定四川垦荒田6年起科，垦荒地10年起科。这项措施的目的是在鼓励开发山区旱地。但一般垦荒者皆以垦田为主，或田、地兼有，一旦荒田垦熟起科，流寓户即将列入正册，因而别册所列“流寓”只可能是前5年的移民，而不可能是前9年累计的移民。）。乾隆元年统计的41960户流寓， 反映了雍正年间的移民情况，大约每年8000多户，其比率与我们前文推算的康熙年间流民入川的情形相近，因而大体可信。
再看丁额情况。明代户少丁多，大约每户2.6丁。康熙年间， 正好相反，丁税奇轻，平均每4户才承担1丁。雍正年间清厘丁税，严格每户1丁，在人口恢复到明代水平的同时，丁额也接近明代总额， 这表明“湖广填四川”的政策调控行为已经达到预期目标。此外，丁额相近，大体也可视为人口相近，以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310 万人除以乾隆元年统计的654160户，每户约4.7人，则家庭结构也大体稳定， 恢复到正常水平。
值得重视的是统计资料所展示的五道户籍变动情况。乾隆元年较康熙六十一年，经历十三年，松茂道、川东道、川北道三道户籍不但不见增加，反而各减少约2万户，减少比例分别为17.4％、11.9％和12％。这一时期，三道也各有民户流进，但总的情况仍是出多进少，反映该三道在雍正时期（或许从康熙后期起），已由“宽乡”变为“窄乡”，一个二次流徙的状况正在形成。
同一时期，永宁道户籍增加2.5万户，建昌道增加7万户，增长比例分别为38.5％和129.9％。尤其是建昌道，13年间户数增加1.3倍，显示了强劲增长的势头，反映这一时期川南、川西南已成为移民垦殖的重点区域。
三、大移民的波折
大约从康熙五十年代起，清廷不再鼓励湖广之民入川。因政权业已巩固，勿须再移民实政。且文献记载，湖广入蜀之民多刁猾之徒，入蜀后指荒占熟，屡与土著争讼，甚而恃强侵夺，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人。（注：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之一《圣训》。许多学者误认为清廷“始终”鼓励移民入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条史料，也有人断章取义，录为鼓励移民入川的证据。该文重点在“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这一规定，否则即为“私垦”或“罪逃”，较之以往任人移徙，听凭垦荒的政策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条控制移民的措施，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即有人提出，“将楚民流寓开垦者，令各州县逐户确查”，“造具清册，咨移楚抚查明原籍”，“取具各州、县印结，转咨川省存案，方准开垦，入籍当差。”（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但康熙一直未加采纳，目的仍在休养生息，与民方便。直至康熙四十八年，仍告诫四川巡抚年羹尧，“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上任不得滋事扰民，“此为川中第一要事”（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94页）。）另一方面，湖广移民入蜀前往往将原籍房产、地亩变卖，在四川垦地届满5年登录起科时，又逃回湖广， 欲赎回房产、地亩，争讼亦多，弄得两省皆难管理。因此，康熙五十一年发出上谕：“嗣后湖广人有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貌、名姓、籍贯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复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照此造册，移送湖广巡抚。两相照应查验，则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争讼可以止息。”（注：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之一《圣训》。许多学者误认为清廷“始终”鼓励移民入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条史料，也有人断章取义，录为鼓励移民入川的证据。该文重点在“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这一规定，否则即为“私垦”或“罪逃”，较之以往任人移徙，听凭垦荒的政策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条控制移民的措施，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即有人提出，“将楚民流寓开垦者，令各州县逐户确查”，“造具清册，咨移楚抚查明原籍”，“取具各州、县印结，转咨川省存案，方准开垦，入籍当差。”（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但康熙一直未加采纳，目的仍在休养生息，与民方便。直至康熙四十八年，仍告诫四川巡抚年羹尧，“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上任不得滋事扰民，“此为川中第一要事”（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94页）。）这无疑给湖广人入川念下一道严厉的“紧箍咒”；而对陕西入川者却非常宽松，因“陕西来者皆讲道德，与川民相安无事”（注：古洛东：《圣教入川记》，6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清廷曾于顺治九年张献忠余部刘文秀反攻保宁，浴血死战解围后，考虑从汉中就近支持保宁政权，遂于顺治十年设置川陕总督，以孟乔芳兼督四川（注：《清史稿》卷197《疆臣年表》。），陕西移民遂众。康熙初年因张德地奏议之故，复又偏重湖广。但从康熙二十年起，清廷恢复川陕总督，直至康熙五十七年川、陕分治。此后雍正、乾隆时期，也有不少年代川陕合治。川、陕行政区划一体，迁徙融合自然较易，一些地方遂有秦人超过楚人之势。（注：如绵竹，康熙时“课雨占晴半楚人”，到乾隆时，因地近西秦故，居然一变而为“楚居三，秦居五”了。）
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的15年间，虽湖广人迁移四川者仍年年不息，但终因有禁有限，获政府安插者甚少。雍正五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开禁，称“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之民，逃荒入川，不下数万户。请开招民事例，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方为有益”（注：《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61，29页。）。而雍正帝却说：“去岁湖广、广东并非甚歉之岁，江西、广西并未题成灾，何远赴四川者如此之众？！此皆本省大小官吏平日全无抚绥，以致百姓失所。身为司牧，而于地方民瘼漫不经心，尚何以腼颜任职乎。”“且地方官坐视百姓远徙于异乡，而不知轸念，不可不加惩戒。”雍正在申斥官吏之余，并将移民活动视为有害，“此等远来多人，良奸莫辨。其中若有游民无赖之徒，不行稽查，必转为良民之扰。”他在规定善后办法时，一方面严令清查，“果系无力穷民，即留川令其开垦”；另一方面又令当地官员对流民示以儆戒，规定安置流民所用牛种、口粮，“即著落本籍州县官照数补还”，以堵源的方式“杜流移民之患于将来”（注：《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
这一从严从紧的控制流民政策，到乾隆前期仍继续沿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中有一条资料记载说：“（川省）户口，原报743088户。乾隆十八年，广东省入川民人杨国能等408户， 湖南省入川民人蒋玉先等991户，广西入川民人胡志章等8户，江西省入川民人萧药荣等394 户，福建省入川民人林理臣等17户。乾隆十九年，广东省入川民人姚官秀等281户， 湖广省入川民人谢恭敬等1612 户， 江西省入川民人萧天祥等140户， 广西省入川民人李子杰等73户。乾隆二十年，湖南省入川民人蔡芝茂等1860户，广东省入川民人高三才等590户。 ”（注：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8～9页。这个材料看来系从贵州省沿途关卡统计所得，因缺陕西等省北路入川户数，仅反映了南路入川情况。其中乾隆十九年“湖广”一项，应为“湖南”之误，见彭遵泗纂《蜀故》卷3《田赋》，21～22页，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兹据以列为下表： 入川民户统计表
迁 省份 广东 湖南 广西 江西 福建 湖广 各省累计 入
户
时间 数
乾隆十八年 408 991 8 394 17 1818 乾隆十九年 281 73 140 1612 2106 乾隆二十年 590 1860 2450 3年累计 1279 2851 81 534 17 1612 6374
资料中所载“户口，原报743088户”，显然系指乾隆十七年统计数（注：该资料从乾隆十八年叙起，则“原报”当为乾隆十七年之前，此姑按十七年计；另据《乾隆会典》卷9 《户部·户口》载：乾隆十八年为750785户（见梁方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261 页）与之也较吻合，故从之。），比较乾隆元年的654160户（注：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乾隆元年新旧户数与流寓户数之和。），增长13.5％，16年间平均每年仅增长8.5‰，大大低于正常年间15 ‰～20‰的自然增长率，显示人口流入极少，并可能有大量流出迹象。（注：15‰～20‰为中等水平自然增长率，人口约50年～35年翻
一番，平均每年净增长约2％～2.8％；如按8.5‰的净增长率，大约要118年才翻番，这是极不正常的，除非经历战争或饥荒。）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3 年间，资料统计移民共6374户，平均每年流入仅2000余户，亦大大低于康雍时期平均每年移民八九千户的情形，证明其控制流民移民相当之紧。即使考虑资料仅叙及南路移民情况，不妨将陕西、湖北等北路移民估算进去，加倍计算，也仅年4000余户，不及康雍大移民时之半。可见并未放松移民限制。
然而，持续不断的流民仍不避艰险，源源不断涌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荡。禁阻愈严，摩擦愈烈，不少地方官基于治安管理，忧心忡忡，屡请设法禁绝。恰在此时，乾隆皇帝却另有其想法，他在批阅地方奏折时训示：“此等搬移入川民人，其不法奸徒及往为啯噜子等类，固应设法究治，并饬一切卡隘加意稽查。至于贫民远图生计，亦不可持之太峻。盖伊本籍如有产业，必不肯轻去其乡，何用阻截？若因亲族可依，就食他处，必尽行逐回，转绝其谋生之路。即如山东流民，往来各处种地者甚多，亦难概行禁止。”接着他又说：“嗣后入川民人给照查察之处，如系奸拐兴贩匪类，断宜严行究处；至实系良民觅食他乡者，虽未便明弛其禁，该督抚亦宜酌量办理，不必过于严紧。”（注：《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67。 ）这实际上是在暗中开了一道移民入川的口子，这一年是乾隆十五年。
到乾隆二十五年，周人骥等又奏，“各省流寓民人，入川者甚多，请设法限制。”乾隆却反驳说：“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小民自量本籍生计难以自资，不得不就他处营生糊口，此乃情理之常，岂有自舍其乡里田庐而乐为远徙者？”“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注：《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05。 ）乾隆“以流通养贫民”的办法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放任政策，他将错综复杂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简单归结为一个“口食之计”，他认为：“此等无业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自求口食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不禁而自止。若该处粮价平减，力作有资，则生计所趋，又岂能概行阻绝？”（注：《清高宗圣训》卷80《乾隆三十年谕军机大臣》。）乾隆固执己见，轻率下令，著各地方官勿庸强为限制，“倘有流为盗贼，如川省啯匪之类，则实力惩治，毋使养奸贻累。既不绝小民觅食之路，又可清闾阎盗贼之源，斯两得之”。宣布“传谕湖广、江西、 四川各督抚， 令其妥协办理”（注：《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04。 ）。这样，从乾隆二十五年起，各省完全开禁，一个移民入川的新浪潮随之而掀起。
到乾隆四十一年，四川人口跃上一个新台阶，从乾隆元年的约 327万人（654160户）上升到乾隆四十一年的约778 万人（注：乾隆元年人口数按1:5折算，户数资料见嘉庆《四川通志》卷64《户口》； 乾隆四十一年人口数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40年间，人口增长约1.4倍，扣除其自然增长因素，移民及其后裔的增长约100万人。待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四川人口增长到5122250户、20937383 人（注：见嘉庆《四川通志》卷65《户口》，不包括番户，以便与前对照。有学者认为这一数字为嘉庆十七年统计，恐误，因卷中含嘉庆十九年户籍资料。另，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62页， 载嘉庆十七年四川人口数为21435678人，册出《嘉庆会典》卷11，可资比较。）。现仍按五道列表比较如下：
乾嘉时期四川五道户籍人丁比较表
乾隆元年 嘉庆二十年 嘉庆二十年 嘉庆二十年
地 区 户数(1736) 户数(1815) 人口 平均每户人口
松茂道 119636 1530537 5839104 3.8
川东道 167488 1333042 4663190 3.5
川北道 142211 767285 3692575 4.8
永宁道 95118 731924 2781225 3.8
建昌道 129707 759462 3961289 5.2
全 省 654160 5122250 20937383 4.1
80年间户数
地 区 增长(倍)
松茂道 12.79
川东道 7.96
川北道 5.4
永宁道 7.7
建昌道 5.9
全 省 7.81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64、65。
从表中可以看出，乾嘉时期四川人口继续大幅度增长。 据推算，80年间，户数增长7.8倍，人口增长6.4倍，而每户人口却从4.7 人（或5人）减少到4.1人，（注：4.7人 ／户系按乾隆元年丁额户数折抵明代丁额人口比例310万计算，与5人／户相差不多，故也作旁证，推算方法误差不大。）意味着分家自立者众，随着社会移民的递增，家庭规模日趋缩小。我们仍按前式计算，人口每30年翻倍，自然增长率为23‰，则每年自然净增约3.3％。乾隆元年以327万人计（5人／户），80 年间增长到1674万，这一期间，移民人口仍达420万之众，平均每年约5万人。这个数字，已属相当高的比率，超过了康雍时期移民入川每年八九千户的水平（注：康雍时期平均每年移民入川人数应低于4万人， 因移民家庭一般不足5口，多数仅2口～3口，上表统计也反映出这种趋势。）。而且从表中可知，乾嘉时期是四川人口由适度走向过剩的重要转折时期。前40年，移民增加约100万，相当于康熙时代移民人数的65％； 而后40年，移民猛增约320万，相当于康熙时移民的206％。五道之中，松茂道人口增长最多，户增达12.8倍，人增约10倍，其余各道虽不及川西突出，但也呈猛增之势。毕竟荒地有限，随着人浮于地的情形普遍出现，“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自然结束。
一般史籍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描述得过于简单，仿佛康熙时的一纸优惠政策，便泽远一二百年，将四川造成一个5000万人的大省。殊不知，康熙时仅移入155万人；雍正时清丈土地，限制流入， 出入相抵，尚不足自然增长数，证明清廷完全可以用行政手段抑制盲流，调控省际人口；恰恰因为乾隆时的放任态度，乾嘉时期（嘉庆二十年前），四川移民即达420万之众，从此步入过剩之途。 乾隆应该是对四川人口过分膨胀负有直接责任的一位君主。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
【内容提要】“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进程，一般史籍论述过于简单，以为移民浪潮的兴起，全由经济优惠政策一种手段；且缺乏详尽、准确的移民统计。通过对具体资料的分期、分区分析和阐释，可粗略测算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人数超过500万。这一波澜壮阔的移民浪潮，与清朝初年筹建、维系四川地方政权的行政调控息息相关，而后来四川人口的过度膨胀，亦与乾隆后期放任自流的施政方针大有干系。
【 正 文】
“湖广填四川”的经济动因与清政府优惠移民的经济政策，已有多种史籍叙及，较为显明。然而细察移民运动的进程，确与清政府建立、维系四川政权的政治努力息息相关。因而，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试加探析，进而对各阶段移民人口略加测算。
一、大移民的预演
大移民的浪潮是从康熙中叶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乾隆中叶才基本结束，主体阶段约达一个世纪（注：一般以康熙20年（1681年）平息“三藩之乱”后算起，到乾隆41年（1776年）四川人口基本恢复自然增长状态止。参见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柯建中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考虑到其缘起是由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的奏折而来，以及其后嘉庆年间流民入川的再起，不妨将其稍作扩展，划为康雍时期与乾嘉时期两个段落。而顺治时期保宁政权招抚流亡的阶段，则可以看作是大移民的序幕（注：有学者认为，“湖广填四川”应从明末张献忠入蜀算起，甚至元末明玉珍入蜀算起，并进而认为“湖广填四川”在历史上有两次，而非一次，这是混淆了该历史事件的特定政治含义所致，故不取。另《华阳国志·巴志》叙：“江州以东，其人半楚”，是否应算作最早的“湖广填四川”呢？如此追溯，恐非史家所宜。）。
顺治二年（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逝世后，清廷即在湖北设立“湖广四川总督”一职（注：《清史稿》卷197《疆臣年表》。 ），以罗绣锦为总督，驻荆州，意图由夔道入川建立四川政权，并派员赴四川招抚张献忠，未果。（注：《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顺治二年十月《总督八省军民佟揭帖》。）顺治三年，清军由汉中入川，在西充射杀张献忠，并追击至成都、重庆。但因全川残破，无以贡奉，遂退守保宁，招民垦荒，实行三年起科政策。王遵坦（山东益都人）随肃王入蜀，以右副都御史巡按四川，“招辑流亡，极意抚恤”（注：嘉庆《四川通志》卷
115《职官志·政绩》。）。杨三知（直隶良乡人， 顺治三年进士），外擢四川松龙道、上东道后，因上东道属经张献忠之劫，“存者在绝峒密箐中”，杨极力安抚，“招来千数百家，
筑堡渝东，民名之曰杨公堡”（注：《清史稿》卷488《列传·忠义》。）， 川北渐有起色。顺治四年，清廷“增设四川总督一员”（注：《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5。），但仍以湖广总督罗绣锦兼署；顺治五年，设置四川巡抚一职，以李国英为巡抚，驻保宁， 续行屯垦。 （注：《清史稿》卷201《疆臣年表》。）
然而，招民垦荒初期并不顺利，“复业垦荒者犹是寥寥然，未有成效可观。”（注：《清代钞档》，《地丁题本50·四川2》， 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4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究其原因， “皆缘地方未静”（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6页。），观望避匿者甚多。“居者恐差粮为累而不肯疾于开垦，流者愈虑资身无策而不敢轻于复业也”（注：《清代钞档》，《地丁题本50·四川2》，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4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也有“阻于关隘之盘诘，或苦于途费之艰难，欲归不得者”（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6页。）。顺治年间，尽管移民不太多，但却揭开了复业兴川、移民实政的序幕，川北保宁一隅，“户口稍聚”。这为康熙年间的大移民政策，提供了现实背景。
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恳祈清廷令各省督抚采取有效的行政手段，“于各属郡邑逐一挨查，凡有蜀民在彼，尽将姓名、家口造册咨送过臣。如资斧自具者，给与引照，促令起程；若贫乏缺资，注明册内，俟臣捐措口粮，另发舟车差官搬取”（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7页。）。这是要求各省督抚下逐客令，将流寓各地的蜀绅撵送回川（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9页。）。但由于当时全国普遍田园荒芜，各省同样面临垦荒复业的困难，此一举措无异于与邻省争夺残黎。因而四川“流移之招徕”虽已“先经入告及咨移各省，以及捐费差员，频频搬取”，地方官不可谓不努力，但效果仍然不佳，迄至康熙六年，“归鸿仍然寥寥”（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23页。）。可见移民这种大事，并非靠一两项简单措施就能解决问题的。 有鉴于此，康熙六年张德地主张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手段，“恳祈天语敕下各省督抚，于各属郡邑挨查，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庶士绅归，而流移小民亦将向风川至”。在发遣回籍过程中，“敢有抗拒不归者，即以违旨悖祖论；地方官仍敢隐匿容留者，亦以违旨例处分。如是，则外省不敢姑留，将见旋里者恐后，而从之者亦如归市矣。”（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24页。）
康熙对移民入川实政，十分重视，采取毅然措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行政手段。康熙七年正月，调升湖广巡抚刘兆麟为四川总督，同年十月裁撤湖广总督，以其地分别隶属四川等省。康熙九年三月，设置川湖总督，驻荆州，以蔡毓荣总其事，迁刘兆麟为浙江总督。（注：《清史稿》卷197《疆臣年表》。 ）康熙的这些强硬举措从行政方面消除了移民所涉及的巨大阻力。事实上，湖广地区隐匿着相当多的四川流民，历史上川中凡有变乱，蔽江而下者所在多有。加以湖广与四川，尤其与川东巴渝地区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渊源关系，辗转奔赴者亦不乏人。
应该看到，这种行政举措在政治方面起了示范作用，这对于湖广人士是不言而喻的。伴随政治中心的西移，追风入蜀者当亦不在少数。尤其是“招民授职”，不拘省内省外，及“准令五年起科”（原定三年起科，后又宽至六年起科）两条颇具实惠的辅助措施在康熙十年正式议行，（注：《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36，7～8页。）对于湖广缙绅民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吸引力可谓强矣。
根据现存资料，粗略估算清初四川人口，可见下表：
清初四川人口统计表（表中括号内为估测数）
年 代 户数 人口 丁 额 资料来源
顺治十八年 (50万) 16096 《清朝文献通考》卷19 康熙九年 (76980) (60～80万) 25660 康熙《四川总志》卷30 康熙十年 18000 (18000) 《清实录》康熙朝
康熙二十四年 (60万) 18509 《清朝文献通考》卷19
由于《清实录》与《四川总志》的记录互相矛盾，且差距较大，《文献通考》的编者不取康熙九年、十年的四川户数（注：我们认为，康熙《四川总志》取材于地方文档，户数较为可信；《清实录》所记康熙十年户数似应为丁额较为合理。）。但《文献通考》所记丁额虽逐年递加，所采有据，却并不直接反映清初四川的人口数量。因此，李世平先生经过一番清查、考订，推算估计清初（顺治十八年）应有约50万人（注：参见李世平《四川人口史》，149～155页。）。这个观点为多数学者所接受（注：这一结论经常被引用，例如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69页，中华书局，1993。）。柯建中先生却根据康熙《四川总志》所记，从另一个角度推算估计康熙九年应有76980 民户（注：柯建中等：《四川古代史稿》，445页。）， 这一观点也为一些人所采用（注：例如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10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根据这一见解，明末清初，四川每户约8口～10口，则全川人数应在60万～80 万之间（注：参阅李世平《四川人口史》，141～142页， 所引《明史·地理志》资料，折算明代四川户口比例为6.8～12； 柯建中等《四川古代史稿》，446页，所引清代四川方志资料， 康熙六年资州户口比例为7，江津户口比例为8.7，兹取平均数。）。二者推算的结果大致吻合。这样，大略可以认为，康熙初年，招抚流亡，有二三十万（每年约二三万）流民重新回到四川。经过“三藩之乱”，户口聚而复散。但据丁额比例，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人口估计应有60万（见表中人口数字栏）。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康熙初年移民实川的成效，由于升科年限未到，并未全部反映在户籍编审资料中；继后“三藩之乱”发生，移民聚而复散，十数年间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但这并不是说清初移民毫无业绩可言。相反，正是由于康熙初年的种种行政努力，奠定了康熙中叶起至乾隆中叶止近百年社会大移民的基础。从某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预演。
二、大移民的兴起
据现存资料记载，大移民的进程是从康熙中叶开始的。川西、川北属二次恢复生聚，川东、川中则为移民重点。
安县，“当明末乱后，尽成荒土，鲜有居民。清康熙中叶，始招民开垦，官给耕牛、籽种”（注：民国《安县志》卷26《食货·户口》。）。乐至，“本境自明季荡版，鞠为茂草，至康熙三十三年，仅有27户”（注：光绪《乐至县
乡土志》《户口》，民国元年刻本。）。苍溪县，“自献贼乱后，土著几空”。“顺治十年至康熙三十年，计户止85。”（注：民国《苍溪县志》卷9 《食货志·户口》。）云阳，“自明季丧乱，遭献贼屠狝，孑遗流离，土著稀简，弥山芜废，户籍沦夷”。“至康熙四十年，始编审户籍”。（注：民国《云阳县志》卷9《财赋》。）这些州县的大体情形都相差不多， 可以视作代表状况。其中部分州县，如苍溪、云阳等，清初也曾“招徕流亡”，“移民吴楚”，但仅“羁縻而已”，不及旧籍之半，真正起步规复，当在康熙三四十年。兹再举几例：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邹图云任大竹县令，“时奉文安集楚民，户口增益”（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6《职官志·政绩》。）。康熙四十八年，徐缵功任蓬溪令，“楚民无业者入蜀垦荒”，田土纠纷不断。 徐善调解之， 不数月“四境晏然”（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6《职官志·政绩》。）。 同样的情形在康熙四十五年李维翰任中江令时也发生过，李“拨真荒以安新民，禁侵夺以安土著，不逾年而尘案一清”（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6《职官志·政绩》。）。 康熙三十九年，梁永祚任蒲江县，时“民多四散。永祚按籍招徕，计日授食，且给以牛种，履亩劝耕，复业者众”（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6 《职官志·政绩》。）。康熙四十八年， 蓬溪县“安插新民曹石友等350余户”（注：道光《蓬溪县志》卷8《户口》。）。 康熙三十八年左右，蜀人李先复上疏陈明湖广之民入蜀垦荒情形，“乃近有楚省宝庆武岗、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惧比，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注：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史籍记载的诸多事实，均成为以上各县创业复垦的起点，清晰显示着一次大规模移民高潮的到来。
然而仅凭列举史料，很难说清康雍复垦移民入川的全貌。大移民究竟移入了多少人，需要适当加以估计。下面按清代划分的四川五道（注：清代四川五道的划分如下：松茂道辖成都、龙安二府，松潘厅、茂州、绵州及属县；川东道辖重庆、羡州二府，达州、忠州、酉阳州及属县；川北道辖保宁、顺庆、潼川三府；永宁道辖叙州府、建武厅、泸州、资州及属县，雷波卫、黄螂所、九姓司；建昌道辖雅州、嘉定、宁远三府，眉州、邛州及属县。）列表统计，大体上可反映康雍年间四川户数丁额的变化情况。
康雍时期四川五道户数丁额比较表
地 区
松茂道
川东道
川北道
永宁道
建昌道
全 省
地 区
松茂道
川东道
川北道 明代原额丁赋 康熙六十 康熙六十 乾隆元年 (省略小数) 一年户数 一年丁额 新旧户数 145364 129109 40469 106610 170398 181032 22236 159399 190081 150543 35746 132357 99694 64460 20420 89305 73800 54165 25283 124529 679337 579309 144154 612200 乾隆元年 乾隆元年 丁额 流寓户数 106610 13026 159399 8089 132357 9854
永宁道 89305 5813
建昌道 124529 5178
全 省 612200 41960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丁额均省略小数。
从上表可以发现， 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四川总户数已达579309户。如按1:5的户口比例测算，当时人口已达289.65万， 基本上恢复了明代的人口水平（注：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户262694、口3102073。这是明代最高人口水平。见《明史·地理志》。）。 这其中，有多少是外来移民，有多少是四川土著，可以进一步测算出来。我们已经估计康熙二十四年，经“三藩之乱”后四川人口约为60万，折12万户，我们将这些人口全部算作土著，前此移入的均省略不计。按人口自然增长规律，如无天灾人祸，人口30年增长一倍（注：明代徐光启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农政全书·田制》）清人洪亮吉根据清代情况也认为人口30年加番。 这当然是增长较快的情形， 自然增长率达23‰，但如以50年～100年增长一倍计算，则移民人数更多！）， 至康熙六十一年共37年，若以30年户口增长一倍计算，那么，这时土著人口约为27万户、135万口；移民及其后裔达31万户、155万口，平均每年移入、增加约8000多户。
这个移民增加的速度还可以从表中所列雍正年间的资料得到佐证。乾隆元年（1736年），四川人口统计出现了新旧民户与流寓民户分别登录的情况。所谓“流寓户”，就是移民，因未到起科年限，暂不归于正册之列。一般而言，6年起科，流寓人口是前5年累计插占垦耕的新移民（注：康熙时垦荒一般6年起科，雍正八年规定四川垦荒田6年起科，垦荒地10年起科。这项措施的目的是在鼓励开发山区旱地。但一般垦荒者皆以垦田为主，或田、地兼有，一旦荒田垦熟起科，流寓户即将列入正册，因而别册所列“流寓”只可能是前5年的移民，而不可能是前9年累计的移民。）。乾隆元年统计的41960户流寓， 反映了雍正年间的移民情况，大约每年8000多户，其比率与我们前文推算的康熙年间流民入川的情形相近，因而大体可信。
再看丁额情况。明代户少丁多，大约每户2.6丁。康熙年间， 正好相反，丁税奇轻，平均每4户才承担1丁。雍正年间清厘丁税，严格每户1丁，在人口恢复到明代水平的同时，丁额也接近明代总额， 这表明“湖广填四川”的政策调控行为已经达到预期目标。此外，丁额相近，大体也可视为人口相近，以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310 万人除以乾隆元年统计的654160户，每户约4.7人，则家庭结构也大体稳定， 恢复到正常水平。
值得重视的是统计资料所展示的五道户籍变动情况。乾隆元年较康熙六十一年，经历十三年，松茂道、川东道、川北道三道户籍不但不见增加，反而各减少约2万户，减少比例分别为17.4％、11.9％和12％。这一时期，三道也各有民户流进，但总的情况仍是出多进少，反映该三道在雍正时期（或许从康熙后期起），已由“宽乡”变为“窄乡”，一个二次流徙的状况正在形成。
同一时期，永宁道户籍增加2.5万户，建昌道增加7万户，增长比例分别为38.5％和129.9％。尤其是建昌道，13年间户数增加1.3倍，显示了强劲增长的势头，反映这一时期川南、川西南已成为移民垦殖的重点区域。
三、大移民的波折
大约从康熙五十年代起，清廷不再鼓励湖广之民入川。因政权业已巩固，勿须再移民实政。且文献记载，湖广入蜀之民多刁猾之徒，入蜀后指荒占熟，屡与土著争讼，甚而恃强侵夺，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人。（注：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之一《圣训》。许多学者误认为清廷“始终”鼓励移民入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条史料，也有人断章取义，录为鼓励移民入川的证据。该文重点在“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这一规定，否则即为“私垦”或“罪逃”，较之以往任人移徙，听凭垦荒的政策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条控制移民的措施，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即有人提出，“将楚民流寓开垦者，令各州县逐户确查”，“造具清册，咨移楚抚查明原籍”，“取具各州、县印结，转咨川省存案，方准开垦，入籍当差。”（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但康熙一直未加采纳，目的仍在休养生息，与民方便。直至康熙四十八年，仍告诫四川巡抚年羹尧，“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上任不得滋事扰民，“此为川中第一要事”（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94页）。）另一方面，湖广移民入蜀前往往将原籍房产、地亩变卖，在四川垦地届满5年登录起科时，又逃回湖广， 欲赎回房产、地亩，争讼亦多，弄得两省皆难管理。因此，康熙五十一年发出上谕：“嗣后湖广人有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貌、名姓、籍贯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复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照此造册，移送湖广巡抚。两相照应查验，则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争讼可以止息。”（注：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之一《圣训》。许多学者误认为清廷“始终”鼓励移民入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条史料，也有人断章取义，录为鼓励移民入川的证据。该文重点在“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这一规定，否则即为“私垦”或“罪逃”，较之以往任人移徙，听凭垦荒的政策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条控制移民的措施，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即有人提出，“将楚民流寓开垦者，令各州县逐户确查”，“造具清册，咨移楚抚查明原籍”，“取具各州、县印结，转咨川省存案，方准开垦，入籍当差。”（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但康熙一直未加采纳，目的仍在休养生息，与民方便。直至康熙四十八年，仍告诫四川巡抚年羹尧，“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上任不得滋事扰民，“此为川中第一要事”（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94页）。）这无疑给湖广人入川念下一道严厉的“紧箍咒”；而对陕西入川者却非常宽松，因“陕西来者皆讲道德，与川民相安无事”（注：古洛东：《圣教入川记》，6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清廷曾于顺治九年张献忠余部刘文秀反攻保宁，浴血死战解围后，考虑从汉中就近支持保宁政权，遂于顺治十年设置川陕总督，以孟乔芳兼督四川（注：《清史稿》卷197《疆臣年表》。），陕西移民遂众。康熙初年因张德地奏议之故，复又偏重湖广。但从康熙二十年起，清廷恢复川陕总督，直至康熙五十七年川、陕分治。此后雍正、乾隆时期，也有不少年代川陕合治。川、陕行政区划一体，迁徙融合自然较易，一些地方遂有秦人超过楚人之势。（注：如绵竹，康熙时“课雨占晴半楚人”，到乾隆时，因地近西秦故，居然一变而为“楚居三，秦居五”了。）
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的15年间，虽湖广人迁移四川者仍年年不息，但终因有禁有限，获政府安插者甚少。雍正五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开禁，称“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之民，逃荒入川，不下数万户。请开招民事例，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方为有益”（注：《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61，29页。）。而雍正帝却说：“去岁湖广、广东并非甚歉之岁，江西、广西并未题成灾，何远赴四川者如此之众？！此皆本省大小官吏平日全无抚绥，以致百姓失所。身为司牧，而于地方民瘼漫不经心，尚何以腼颜任职乎。”“且地方官坐视百姓远徙于异乡，而不知轸念，不可不加惩戒。”雍正在申斥官吏之余，并将移民活动视为有害，“此等远来多人，良奸莫辨。其中若有游民无赖之徒，不行稽查，必转为良民之扰。”他在规定善后办法时，一方面严令清查，“果系无力穷民，即留川令其开垦”；另一方面又令当地官员对流民示以儆戒，规定安置流民所用牛种、口粮，“即著落本籍州县官照数补还”，以堵源的方式“杜流移民之患于将来”（注：《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
这一从严从紧的控制流民政策，到乾隆前期仍继续沿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中有一条资料记载说：“（川省）户口，原报743088户。乾隆十八年，广东省入川民人杨国能等408户， 湖南省入川民人蒋玉先等991户，广西入川民人胡志章等8户，江西省入川民人萧药荣等394 户，福建省入川民人林理臣等17户。乾隆十九年，广东省入川民人姚官秀等281户， 湖广省入川民人谢恭敬等1612 户， 江西省入川民人萧天祥等140户， 广西省入川民人李子杰等73户。乾隆二十年，湖南省入川民人蔡芝茂等1860户，广东省入川民人高三才等590户。 ”（注：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8～9页。这个材料看来系从贵州省沿途关卡统计所得，因缺陕西等省北路入川户数，仅反映了南路入川情况。其中乾隆十九年“湖广”一项，应为“湖南”之误，见彭遵泗纂《蜀故》卷3《田赋》，21～22页，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兹据以列为下表： 入川民户统计表
迁 省份 广东 湖南 广西 江西 福建 湖广 各省累计 入
户
时间 数
乾隆十八年 408 991 8 394 17 1818 乾隆十九年 281 73 140 1612 2106 乾隆二十年 590 1860 2450 3年累计 1279 2851 81 534 17 1612 6374
资料中所载“户口，原报743088户”，显然系指乾隆十七年统计数（注：该资料从乾隆十八年叙起，则“原报”当为乾隆十七年之前，此姑按十七年计；另据《乾隆会典》卷9 《户部·户口》载：乾隆十八年为750785户（见梁方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261 页）与之也较吻合，故从之。），比较乾隆元年的654160户（注：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乾隆元年新旧户数与流寓户数之和。），增长13.5％，16年间平均每年仅增长8.5‰，大大低于正常年间15 ‰～20‰的自然增长率，显示人口流入极少，并可能有大量流出迹象。（注：15‰～20‰为中等水平自然增长率，人口约50年～35年翻
一番，平均每年净增长约2％～2.8％；如按8.5‰的净增长率，大约要118年才翻番，这是极不正常的，除非经历战争或饥荒。）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3 年间，资料统计移民共6374户，平均每年流入仅2000余户，亦大大低于康雍时期平均每年移民八九千户的情形，证明其控制流民移民相当之紧。即使考虑资料仅叙及南路移民情况，不妨将陕西、湖北等北路移民估算进去，加倍计算，也仅年4000余户，不及康雍大移民时之半。可见并未放松移民限制。
然而，持续不断的流民仍不避艰险，源源不断涌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荡。禁阻愈严，摩擦愈烈，不少地方官基于治安管理，忧心忡忡，屡请设法禁绝。恰在此时，乾隆皇帝却另有其想法，他在批阅地方奏折时训示：“此等搬移入川民人，其不法奸徒及往为啯噜子等类，固应设法究治，并饬一切卡隘加意稽查。至于贫民远图生计，亦不可持之太峻。盖伊本籍如有产业，必不肯轻去其乡，何用阻截？若因亲族可依，就食他处，必尽行逐回，转绝其谋生之路。即如山东流民，往来各处种地者甚多，亦难概行禁止。”接着他又说：“嗣后入川民人给照查察之处，如系奸拐兴贩匪类，断宜严行究处；至实系良民觅食他乡者，虽未便明弛其禁，该督抚亦宜酌量办理，不必过于严紧。”（注：《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67。 ）这实际上是在暗中开了一道移民入川的口子，这一年是乾隆十五年。
到乾隆二十五年，周人骥等又奏，“各省流寓民人，入川者甚多，请设法限制。”乾隆却反驳说：“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小民自量本籍生计难以自资，不得不就他处营生糊口，此乃情理之常，岂有自舍其乡里田庐而乐为远徙者？”“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注：《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05。 ）乾隆“以流通养贫民”的办法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放任政策，他将错综复杂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简单归结为一个“口食之计”，他认为：“此等无业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自求口食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不禁而自止。若该处粮价平减，力作有资，则生计所趋，又岂能概行阻绝？”（注：《清高宗圣训》卷80《乾隆三十年谕军机大臣》。）乾隆固执己见，轻率下令，著各地方官勿庸强为限制，“倘有流为盗贼，如川省啯匪之类，则实力惩治，毋使养奸贻累。既不绝小民觅食之路，又可清闾阎盗贼之源，斯两得之”。宣布“传谕湖广、江西、 四川各督抚， 令其妥协办理”（注：《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04。 ）。这样，从乾隆二十五年起，各省完全开禁，一个移民入川的新浪潮随之而掀起。
到乾隆四十一年，四川人口跃上一个新台阶，从乾隆元年的约 327万人（654160户）上升到乾隆四十一年的约778 万人（注：乾隆元年人口数按1:5折算，户数资料见嘉庆《四川通志》卷64《户口》； 乾隆四十一年人口数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40年间，人口增长约1.4倍，扣除其自然增长因素，移民及其后裔的增长约100万人。待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四川人口增长到5122250户、20937383 人（注：见嘉庆《四川通志》卷65《户口》，不包括番户，以便与前对照。有学者认为这一数字为嘉庆十七年统计，恐误，因卷中含嘉庆十九年户籍资料。另，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62页， 载嘉庆十七年四川人口数为21435678人，册出《嘉庆会典》卷11，可资比较。）。现仍按五道列表比较如下：
乾嘉时期四川五道户籍人丁比较表
乾隆元年 嘉庆二十年 嘉庆二十年 嘉庆二十年
地 区 户数(1736) 户数(1815) 人口 平均每户人口
松茂道 119636 1530537 5839104 3.8
川东道 167488 1333042 4663190 3.5
川北道 142211 767285 3692575 4.8
永宁道 95118 731924 2781225 3.8
建昌道 129707 759462 3961289 5.2
全 省 654160 5122250 20937383 4.1
80年间户数
地 区 增长(倍)
松茂道 12.79
川东道 7.96
川北道 5.4
永宁道 7.7
建昌道 5.9
全 省 7.81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64、65。
从表中可以看出，乾嘉时期四川人口继续大幅度增长。 据推算，80年间，户数增长7.8倍，人口增长6.4倍，而每户人口却从4.7 人（或5人）减少到4.1人，（注：4.7人 ／户系按乾隆元年丁额户数折抵明代丁额人口比例310万计算，与5人／户相差不多，故也作旁证，推算方法误差不大。）意味着分家自立者众，随着社会移民的递增，家庭规模日趋缩小。我们仍按前式计算，人口每30年翻倍，自然增长率为23‰，则每年自然净增约3.3％。乾隆元年以327万人计（5人／户），80 年间增长到1674万，这一期间，移民人口仍达420万之众，平均每年约5万人。这个数字，已属相当高的比率，超过了康雍时期移民入川每年八九千户的水平（注：康雍时期平均每年移民入川人数应低于4万人， 因移民家庭一般不足5口，多数仅2口～3口，上表统计也反映出这种趋势。）。而且从表中可知，乾嘉时期是四川人口由适度走向过剩的重要转折时期。前40年，移民增加约100万，相当于康熙时代移民人数的65％； 而后40年，移民猛增约320万，相当于康熙时移民的206％。五道之中，松茂道人口增长最多，户增达12.8倍，人增约10倍，其余各道虽不及川西突出，但也呈猛增之势。毕竟荒地有限，随着人浮于地的情形普遍出现，“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自然结束。
一般史籍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描述得过于简单，仿佛康熙时的一纸优惠政策，便泽远一二百年，将四川造成一个5000万人的大省。殊不知，康熙时仅移入155万人；雍正时清丈土地，限制流入， 出入相抵，尚不足自然增长数，证明清廷完全可以用行政手段抑制盲流，调控省际人口；恰恰因为乾隆时的放任态度，乾嘉时期（嘉庆二十年前），四川移民即达420万之众，从此步入过剩之途。 乾隆应该是对四川人口过分膨胀负有直接责任的一位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