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首创于隋朝，确立于唐朝，鼎盛于宋朝，元朝时式微，明清又得复兴。尽管自隋唐至晚清，历代均推行科举取士，但具体制度又各有不同。那么宋朝的科举制与唐朝的又有什么差异呢？
从打破阶层固化的角度而言，跟隋唐时期相比，宋代科举有几项制度创新是可圈可点的。
锁院·封弥·誊录
其一，宋朝科举考试更加强调程序的公正，更有利于寒门子弟脱颖而出。
隋朝为科举草创之时，考试制度尚很简陋；唐代科举在制度设计方面还是不甚用心，以致存在很多作弊的漏洞，比如唐朝科举允许“公荐”，每到开科之年，朝中权贵便纷纷宴请主考官——“知贡举”，向他们推荐心仪的进士人选。所以唐时的科举，往往尚未开考，而录取的名单及名次已经预定下来，考试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礼部侍郎崔郾被任命为知贡举，前往东都洛阳主持进士科考试，长安的公卿都来给崔郾饯行，拜托崔郾留意他们的门生子弟。其中有一个叫做吴武陵的太学博士，带着一篇《阿房宫赋》，向崔郾推荐杜牧：“侍郎请看这《阿房宫赋》，作者的才华好得不得了。”崔郾读了《阿房宫赋》，认为杜牧的文章的确写得好。吴武陵趁机说：“请将杜牧录为状元。”崔郾说：“这事不好办，不瞒你说，状元已经许给其他人了。这样吧，我将第五名安排给杜牧吧。”当时有人反对将杜牧列为第五名，称杜牧这个人品行有问题。崔郾说：“已经答应了吴君，不可食言。不管杜牧是杀猪的，还是卖酒的，都给他第五名。”
这种名为公荐、实为请托的做法，到了宋代就不被允许了。建隆四年（963年）正月二十七日，宋太祖下诏：“礼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为杜绝朝臣请托，宋政府在科举考试中推行“锁院制”，即主持考试的知贡举确定下来后，马上进入贡院，不得出外，不得与外人交通，食宿都得在贡院之内。（美国的大陪审团遴选出来后，与要求与外界隔离，以免受干扰）
宋太宗时，又创设“封弥制”，即将考生答卷卷首的考生姓名、年甲、乡贯等个人信息密封，代之以字号，又叫“糊名考校”。这样考官在评卷的时候，由于不知道某卷的考生是何人，就算想给熟人卖一个人情，也无从下手。（今日的高考评卷还沿用宋人发明的封弥制）
不过，“糊名考校”并不能完全杜绝考官徇情，因为考官还可以通过辨认笔迹或暗记，认出答卷是不是出自熟悉的考生之手。到宋真宗时，朝廷又设立“誊录制”，堵住了“封弥制”的制度漏洞。所谓“誊录制”，是说每一份考生交上来的试卷，都要经专门的书吏用红笔抄录成副本，然后将副本送考官进行评卷。
应该承认，锁院制、封弥制与誊录制的推行，使得宋代科举的考试程序更为公平，“一切以呈文任去留”，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从中受益的，当然是那些朝中无贵人、胸中有才学的寒门读书人。
“矫正的平等”
其二，宋朝科举取士不问家世，甚至有意抑制世家，照顾寒门利益。
隋唐之时，门阀制度尚有遗存，政治几乎为世族垄断，社会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门第壁垒。这一门阀制度遗存在科举中也有体现，比如世家子弟占有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与人脉资源，可以通过“公荐”获得主考官的照顾，因此，寒门子弟借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机会尽管存在，但不可高估。
赵宋立国后，有意在科举考试中抑制世家子弟。开宝元年（968）三月开科，翰林学士陶谷之子陶邴名列第六，但宋太祖说：“闻陶谷不能训子，陶邴安得登第？”命宰相加以复试，陶邴在复试时成绩及格，才被录取。之后宋朝立下了一条原则：“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
雍熙二年（985年）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的从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王扶均在科考中名入上等，但殿试时，宋太宗认为，“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俱罢之，将名次让给寒门子弟。此举看似对“势家”不公，但从化解阶层固化的角度看，却体现了一种“矫正的平等”。——类似道理，可参考美国黑人的平权运动。
与此同时，宋朝政府还为寒门子弟参加科举提供经济资助。参加科举考试需要成本，包括从家乡到京城的路费，偏远地方的贫家子弟往往因为掏不出盘缠而不得不放弃了考试。针对这一情况，开宝二年（969年）十月，宋太祖下诏：“国家岁开贡部，敷求俊乂，四方之士，无远弗届，而经途遐阻，资用或阙，朕甚愍焉。自今西川、山南、荆湖等道举人，往来给券。”西川、山南、荆湖的读书人进京考试，凭“券”可以免费使用官驿的交通工具，并在官驿借宿。
宋朝的地方政府也相继设立“贡士庄”与“贡士库”，资助参加科考的当地士子。贡士庄是地方政府拨出若干公田放租，以田租为基金，给当地赴考的读书人提供经济资助。贡士库则是地方政府拨出若干公款，成立一只基金，基金的本金通常用于投资解库（相当于钱庄），再以放贷收取的利息资助应考的当地士子。
贫家子弟参加科考的经费有了着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童话才有变现的可能性。
宋朝进士出寒门
其三，宋代取士的规模远超隋唐时期，寒门子弟被录取的机会也更大。
隋朝时的科举考试，录取人数极为有限，“秀异之贡，不过十数”。唐朝也是如此，每榜不过录取一二十人；而且，由于允许“公荐”，这寥寥可数的一二十个录取名额，也多数被世家子弟占据。研究者对《旧唐书》记载之人物的出身进行分类统计，发现：“《旧唐书》所载从唐肃宗到唐代末年之间的人物，大约有将近十分之七出自名族和公卿子弟，出身于寒素者不及七分之一，如果以宰辅的家世作比较，两者的比例更加悬殊（80%∶7%）”。（参见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第九讲“社会流动及其局限”）
这一情况到了宋代就扭转过来了。宋代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王朝，每榜录取的进士数目扩大了10倍以上。据研究者统计，两宋三百余年，总共通过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及诸科登科人数超过10万名，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元代的近100倍、明代的近4倍、清代的3.8倍。在这10万多名宋朝进士中，布衣出身之人超过半数。
从南宋宝祐四年的《登科录》来看：当年录取了601名进士，其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只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
研究者还发现，“《宋史》列传中的北宋人物，出身于高官家庭的不过四分之一左右，而出身于布衣的则超过二分之一，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时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以宰辅的出身来作统计，情况也大体相似。而布衣官员入仕的途径，在北宋初期以科举出身的约占三分之一，在北宋中期已超过四分之三，到北宋晚期更超过五分之四。”（参见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第九讲“社会流动及其局限”）
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从负面想象科举制度，认为科举制是维护“封建专制”、禁锢读书人思想的工具，也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的文化因素。但是，如果我们不带偏见，摒弃成见，便会发现，科举制度其实为传统中国创造了一个开放性的士人政府，一个流动性的平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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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首创于隋朝，确立于唐朝，鼎盛于宋朝，元朝时式微，明清又得复兴。尽管自隋唐至晚清，历代均推行科举取士，但具体制度又各有不同。那么宋朝的科举制与唐朝的又有什么差异呢？
从打破阶层固化的角度而言，跟隋唐时期相比，宋代科举有几项制度创新是可圈可点的。
锁院·封弥·誊录
其一，宋朝科举考试更加强调程序的公正，更有利于寒门子弟脱颖而出。
隋朝为科举草创之时，考试制度尚很简陋；唐代科举在制度设计方面还是不甚用心，以致存在很多作弊的漏洞，比如唐朝科举允许“公荐”，每到开科之年，朝中权贵便纷纷宴请主考官——“知贡举”，向他们推荐心仪的进士人选。所以唐时的科举，往往尚未开考，而录取的名单及名次已经预定下来，考试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礼部侍郎崔郾被任命为知贡举，前往东都洛阳主持进士科考试，长安的公卿都来给崔郾饯行，拜托崔郾留意他们的门生子弟。其中有一个叫做吴武陵的太学博士，带着一篇《阿房宫赋》，向崔郾推荐杜牧：“侍郎请看这《阿房宫赋》，作者的才华好得不得了。”崔郾读了《阿房宫赋》，认为杜牧的文章的确写得好。吴武陵趁机说：“请将杜牧录为状元。”崔郾说：“这事不好办，不瞒你说，状元已经许给其他人了。这样吧，我将第五名安排给杜牧吧。”当时有人反对将杜牧列为第五名，称杜牧这个人品行有问题。崔郾说：“已经答应了吴君，不可食言。不管杜牧是杀猪的，还是卖酒的，都给他第五名。”
这种名为公荐、实为请托的做法，到了宋代就不被允许了。建隆四年（963年）正月二十七日，宋太祖下诏：“礼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为杜绝朝臣请托，宋政府在科举考试中推行“锁院制”，即主持考试的知贡举确定下来后，马上进入贡院，不得出外，不得与外人交通，食宿都得在贡院之内。（美国的大陪审团遴选出来后，与要求与外界隔离，以免受干扰）
宋太宗时，又创设“封弥制”，即将考生答卷卷首的考生姓名、年甲、乡贯等个人信息密封，代之以字号，又叫“糊名考校”。这样考官在评卷的时候，由于不知道某卷的考生是何人，就算想给熟人卖一个人情，也无从下手。（今日的高考评卷还沿用宋人发明的封弥制）
不过，“糊名考校”并不能完全杜绝考官徇情，因为考官还可以通过辨认笔迹或暗记，认出答卷是不是出自熟悉的考生之手。到宋真宗时，朝廷又设立“誊录制”，堵住了“封弥制”的制度漏洞。所谓“誊录制”，是说每一份考生交上来的试卷，都要经专门的书吏用红笔抄录成副本，然后将副本送考官进行评卷。
应该承认，锁院制、封弥制与誊录制的推行，使得宋代科举的考试程序更为公平，“一切以呈文任去留”，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从中受益的，当然是那些朝中无贵人、胸中有才学的寒门读书人。
“矫正的平等”
其二，宋朝科举取士不问家世，甚至有意抑制世家，照顾寒门利益。
隋唐之时，门阀制度尚有遗存，政治几乎为世族垄断，社会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门第壁垒。这一门阀制度遗存在科举中也有体现，比如世家子弟占有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与人脉资源，可以通过“公荐”获得主考官的照顾，因此，寒门子弟借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机会尽管存在，但不可高估。
赵宋立国后，有意在科举考试中抑制世家子弟。开宝元年（968）三月开科，翰林学士陶谷之子陶邴名列第六，但宋太祖说：“闻陶谷不能训子，陶邴安得登第？”命宰相加以复试，陶邴在复试时成绩及格，才被录取。之后宋朝立下了一条原则：“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
雍熙二年（985年）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的从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王扶均在科考中名入上等，但殿试时，宋太宗认为，“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俱罢之，将名次让给寒门子弟。此举看似对“势家”不公，但从化解阶层固化的角度看，却体现了一种“矫正的平等”。——类似道理，可参考美国黑人的平权运动。
与此同时，宋朝政府还为寒门子弟参加科举提供经济资助。参加科举考试需要成本，包括从家乡到京城的路费，偏远地方的贫家子弟往往因为掏不出盘缠而不得不放弃了考试。针对这一情况，开宝二年（969年）十月，宋太祖下诏：“国家岁开贡部，敷求俊乂，四方之士，无远弗届，而经途遐阻，资用或阙，朕甚愍焉。自今西川、山南、荆湖等道举人，往来给券。”西川、山南、荆湖的读书人进京考试，凭“券”可以免费使用官驿的交通工具，并在官驿借宿。
宋朝的地方政府也相继设立“贡士庄”与“贡士库”，资助参加科考的当地士子。贡士庄是地方政府拨出若干公田放租，以田租为基金，给当地赴考的读书人提供经济资助。贡士库则是地方政府拨出若干公款，成立一只基金，基金的本金通常用于投资解库（相当于钱庄），再以放贷收取的利息资助应考的当地士子。
贫家子弟参加科考的经费有了着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童话才有变现的可能性。
宋朝进士出寒门
其三，宋代取士的规模远超隋唐时期，寒门子弟被录取的机会也更大。
隋朝时的科举考试，录取人数极为有限，“秀异之贡，不过十数”。唐朝也是如此，每榜不过录取一二十人；而且，由于允许“公荐”，这寥寥可数的一二十个录取名额，也多数被世家子弟占据。研究者对《旧唐书》记载之人物的出身进行分类统计，发现：“《旧唐书》所载从唐肃宗到唐代末年之间的人物，大约有将近十分之七出自名族和公卿子弟，出身于寒素者不及七分之一，如果以宰辅的家世作比较，两者的比例更加悬殊（80%∶7%）”。（参见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第九讲“社会流动及其局限”）
这一情况到了宋代就扭转过来了。宋代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王朝，每榜录取的进士数目扩大了10倍以上。据研究者统计，两宋三百余年，总共通过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及诸科登科人数超过10万名，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元代的近100倍、明代的近4倍、清代的3.8倍。在这10万多名宋朝进士中，布衣出身之人超过半数。
从南宋宝祐四年的《登科录》来看：当年录取了601名进士，其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只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
研究者还发现，“《宋史》列传中的北宋人物，出身于高官家庭的不过四分之一左右，而出身于布衣的则超过二分之一，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时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以宰辅的出身来作统计，情况也大体相似。而布衣官员入仕的途径，在北宋初期以科举出身的约占三分之一，在北宋中期已超过四分之三，到北宋晚期更超过五分之四。”（参见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第九讲“社会流动及其局限”）
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从负面想象科举制度，认为科举制是维护“封建专制”、禁锢读书人思想的工具，也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的文化因素。但是，如果我们不带偏见，摒弃成见，便会发现，科举制度其实为传统中国创造了一个开放性的士人政府，一个流动性的平民社会。
（本文完整版本首发于网易新闻“十号院”、网易云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