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进学解》和培根《论求知》的比较
中国唐代的韩愈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培根，虽然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大不相同，但在某些方面则颇为相似。例如，二人分别曾担任过‚监察御史‛和‚大法官‛；二人分别为‚文起八代之囊‛的中国古文和儒学极具代表性的领袖人物和‚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语）；二人都因故被各自的君主问罪后贬官或削职，有过坎坷的生活经历。韩愈的《进学解》和培根的《论求知》（On studies）更是不谋而合地用几乎相等篇幅的议论文字发表了对‚学习‛这一共同命题的精辟见解，并且同样对后人产生了经典式的巨大影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异曲同工。本文主要讨论的不是其不言而喻的‚同工‛之妙，而是其耐人寻味的‚异曲‛之趣。
韩愈《进学解》开篇写他教导他的学生们‚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并说由于当今君主开明，学有所成者必能被任用。然而他的学生却以韩愈自己学富五车却得不到重用的事例来反驳他的教训。于是韩愈便用各种木料‚各得其宜‛，各种药材‚俱收并蓄‛的例子和历史上各种能人贤士的际遇来说明自己的处境是合情入理的：人们应当正确估价自己、正确对待自己的责职，而不要待价而沽，‚忘己量之所称‛。
当然韩愈借题发挥地在申述自己关于进德修业的见解时，渲泄自己仕途不得意的怨愤之情，用反讽的方式抨击一下当权者，这是溢于言表的。
同样是谈学习问题在韩愈身后七百多年出生的英国散文大师弗兰西斯。培根的《论求知》则是单刀直入地以‚求知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饰，也可以增长才干‛开头，进而谈及读书求知的种种用途、由于目的不同而读书求知的结果不同以及读的方法种种和种种书籍带给人们种种效果等等。
总起来看，这二篇谈论治学的文章各自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彼此形成对比。 韩愈《进学解》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使命感十分强烈；浓厚的政治功利欲念充溢在字里行间。作者明确地强调，学习的目的就在于能‚有幸而获选‛，所谓‚业‛和‚行‛显然主要就是指在‚有司‛领导之下，政治事业和社会德行。作者引证的许多学有所成的代表人物，作者推崇为楷模的‚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的圣贤，无不是儒学认可的政治家。即便作者本身政治上不幸被埋没，但‚每饭不忘君‛的精神则贯穿始终。作者借学生之口表扬了自己多年来治学的孜孜不倦的博大精深，实际上也是表白自己对作为‚道‛
的主体的儒学的一腔真情和对作为‚道‛的维系核心的‚圣主‛的一腔忠心。作者援引孟轲、荀卿为表率，更是典型地表明了对‚进学解‛的‚学‛是具体地指‚儒道之学‛，政治之学。所以这篇文章关于‚学习‛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真知灼见（如‚夫大木为，细木为桷……各得其宜‛、‚业精于勤荒于嬉‛等）湮没在关于具体的儒学经典作品、作家的罗列、标榜以及作者对自己政治上失意的愤怒情绪的渲泄之中。这篇题为《进学解》的文章倒更像一篇‚儒学颂‛或‚儒者赞‛、‚儒者恨‛。
韩愈这位以儒道传人自居的大作家，在文章中身体力行地载儒学之道，可谓是到了‚三言不离本行‛的地步。《师说》中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伯夷颂》中的‚信道笃而自知明也‛，《原毁》中的‚道德之行‛，《柳子厚墓诘铭》的‚道不行于时也‛，甚至好些‚杂说‛、‚杂记‛、赠序文章中不时出现的‚道‛，都是《原道》中明确界定过的‚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孟轲……的先王之道‛。《进学解》竭力张扬的这种道，不仅渗透到韩愈一个人的许多作品中，而且经由韩愈这个一代宗师的巨大影响，波及到好多代的许多中国古代作家的古文之中。中国古文（特别是议论文）以‚载道‛、‚明道‛为时尚，为追求的倾向，已经成为比较文学意义上中国古文宏观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同上述‚文以载道‛的特点正相反，培根的《论求知》通篇找不到半点为狭隘的切近的政治功利服务的痕迹。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代散文大师培根处在个性解放、个性发展的黄金时代，整个社会洋溢着崇尚自由思想、追求高度个性化文风的气氛。冲破乃至扫除封建传统观念束缚、粉碎无形的思想‚框子‛，是当时散文创作的主要内容，因此散文的形式也是毫无顾忌、毫无粉饰的，它的自由奔放、活泼新鲜正是人们自由思想的标志。培根在《论求知》中，一开始便把思维的焦点调节到‚求知可以作为……‛这样极其朴实的客体上，并且始终畅达轻松地议论着‚赤裸裸‛的‚求知‛（它的性质、目的、过程、方式等等），而无须像韩愈那样以一篇短小的议论文去负载同‚治国平天下‛息息相关的‚先王之道‛。
培根《论求知》的这种强烈的非政治功利性非影射隐喻性和非引络据典性，在同韩愈的《进学解》相比较时，就更显出一种天然、清纯和质实，因而就更容易逾越历史时代和民族的障碍而同更多的读者马上产生共鸣。当然，韩愈《进学解》的‚载道‛风格在审美上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是不必同培根的《论求知》分仲伯的。
韩愈《进学解》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文章中刻意求工于‚有我之境‛。《进学解》以‚国子先生‛（作者自己）和‚诸生‛答辩的形式，讨论作者本身的治学道路与政治遭遇，整个作品注重表现作者自己的形象和对自身的评价等问题。文章中列举的种种儒学经典和儒学大师，实际上也是作者自我的影射或外延，是表现作者自我形象、自我意识的被动载体。而且，文章多用‚意笔‛即用隐含在词句背后的意义来进一步表现‚有我之境‛。例如作者在表彰了‚国子先生‛显赫彪炳的学业后又写他‚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的处境，又称‚投闲臵散，乃分之宜，‛这就使读者不能简单地从正面的词义上理解作者真正的褒贬之所在，而要从整体把握文章的‚有我之境‛出发，顺藤摸瓜，才能解得此中三味。
应当说，像《进学解》这样的议论文章，能巧妙地融注颇为完整的‚有我之境‛，这是写作上的奇迹，是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品位的。这一特点使得《进学解》一类的中国古文既具有艰涩性，又具有耐读性；既缺之普遍的真理性，又充满诱人的欣赏趣味。
同不受‚载道‛的戒律束缚而单刀直入，任意驰骋的特点相一致，培根《论求知》的另一个特点正在于完全摆脱‚自我‛的高度的客观实在性。尽管就培根个人品质而言，颇有些为世人不称道的趋炎附势，为追求个人仕宦之途通达而走过旁门左道的劣迹，但未必‚文如其人‛。《论求知》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平正翔实地阐述着‚求知‛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没有个人恩怨掺杂其间，没有个人行迹出没其间，没有偏执的门户之见操纵其间。培根的其它论著也都有这种‚无我‛的境界和‚忘我‛的精神，因而容易引起广泛的共鸣，具有特别丰富的思维覆盖层次和很大的思维覆盖面。具体以《论求知》为例来看，作者从各种方位、各种层面论及求知的作用、方式、过程、结果等等，犹如一位来自上界的全智全能的独具慧眼的神，不带任何人间难免存在的个人偏见，向人类详尽而透彻地阐述‚求知‛，毫无个人情绪的冲动，毫无‚利己‛的动机，因而令人信服。这同韩愈《进学解》处心积虑地在文章中寄托‚自己‛的特点恰恰形成鲜明对照。
韩愈《进学解》再一个特点是：在文章的文化构造、语言风格和遣词造句的基本原则上，追求一种高度凝炼和具有很强抽象性的‚玄‛的倾向。作为中唐文学革新运动的旗手，韩愈以‚惟陈言之务去‛为口号，在写作中创造新的语言、新的文风。《进学解》的诗篇布局、语言风格、字句选择等都极具创造感，而且特别注重整体上的‚浑然一致‛和‚一气呵成‛。人们不难窥见这些相当精巧别
致而又匠心独运的字、词、句背后，作者所付出的巨大的‚推敲‛功夫。《进学解》同《师说》等名篇一样为世人留下了许多掷地有声的格言成语，确实达到了韩愈所追求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的境界。当然，这种境界不是很多读者能一纵而就地领略到的。只有那些对当时的‚陈言‛有所理解的人才能体会到《进学解》的‚非陈言‛；只有那些对古文的‚文气‛略通一二的人，才能感悟到《进学解》‚气之盛‛；也只有那些具有较多古汉语词汇知识的人，才能把握住《进学解》等文章的石破天惊之处。
造成韩愈文章的上述‚玄‛的特征的社会、历史、文化等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这不是本文探讨的对象。本文指出这一特征，这一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特殊文学现象，目的在于从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角度，从‚彼岸观火‛的角度，进一步观察和探究中国古文的特性。
为此，我们不妨再看看培根《论求知》所展示的高度的通俗流畅性、可读性和强烈的感性色彩和具象倾向。
‚当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当高谈阔论时，知识可供装饰。当处世行事时，知识能增进才干。‛这段话看似简洁明快的说理，但同时又勾勒出几种人逼真的形态。
‚书籍好比食品。有些只须咀嚼，慢慢品味。‛这几句，看似颇为浅显的形象比喻，实为高度概标的深刻哲理。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德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这段传颂了几百年的格言式的论断，读来既无剑拔弩张、提耳面命之感，又无闪烁其词、牵强附会之嫌。而使人觉得这是一种平易诚挚的忠告，是信手拈来的人生经验之谈，正如黑格尔所说，‚培根是根据一种有教养的阅历，‛根据‚他对人的研究‛在谈论‚人们所关注的种种对象‛。因而‚他的著作虽然充满着最美妙、最聪明的言论，但是要理解其中的智慧，通常只需付出很少的理性努力。因此他的话常常被人拿来当作格言。‛
韩愈的《进学解》和培根《论求知》的比较
中国唐代的韩愈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培根，虽然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大不相同，但在某些方面则颇为相似。例如，二人分别曾担任过‚监察御史‛和‚大法官‛；二人分别为‚文起八代之囊‛的中国古文和儒学极具代表性的领袖人物和‚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语）；二人都因故被各自的君主问罪后贬官或削职，有过坎坷的生活经历。韩愈的《进学解》和培根的《论求知》（On studies）更是不谋而合地用几乎相等篇幅的议论文字发表了对‚学习‛这一共同命题的精辟见解，并且同样对后人产生了经典式的巨大影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异曲同工。本文主要讨论的不是其不言而喻的‚同工‛之妙，而是其耐人寻味的‚异曲‛之趣。
韩愈《进学解》开篇写他教导他的学生们‚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并说由于当今君主开明，学有所成者必能被任用。然而他的学生却以韩愈自己学富五车却得不到重用的事例来反驳他的教训。于是韩愈便用各种木料‚各得其宜‛，各种药材‚俱收并蓄‛的例子和历史上各种能人贤士的际遇来说明自己的处境是合情入理的：人们应当正确估价自己、正确对待自己的责职，而不要待价而沽，‚忘己量之所称‛。
当然韩愈借题发挥地在申述自己关于进德修业的见解时，渲泄自己仕途不得意的怨愤之情，用反讽的方式抨击一下当权者，这是溢于言表的。
同样是谈学习问题在韩愈身后七百多年出生的英国散文大师弗兰西斯。培根的《论求知》则是单刀直入地以‚求知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饰，也可以增长才干‛开头，进而谈及读书求知的种种用途、由于目的不同而读书求知的结果不同以及读的方法种种和种种书籍带给人们种种效果等等。
总起来看，这二篇谈论治学的文章各自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彼此形成对比。 韩愈《进学解》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使命感十分强烈；浓厚的政治功利欲念充溢在字里行间。作者明确地强调，学习的目的就在于能‚有幸而获选‛，所谓‚业‛和‚行‛显然主要就是指在‚有司‛领导之下，政治事业和社会德行。作者引证的许多学有所成的代表人物，作者推崇为楷模的‚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的圣贤，无不是儒学认可的政治家。即便作者本身政治上不幸被埋没，但‚每饭不忘君‛的精神则贯穿始终。作者借学生之口表扬了自己多年来治学的孜孜不倦的博大精深，实际上也是表白自己对作为‚道‛
的主体的儒学的一腔真情和对作为‚道‛的维系核心的‚圣主‛的一腔忠心。作者援引孟轲、荀卿为表率，更是典型地表明了对‚进学解‛的‚学‛是具体地指‚儒道之学‛，政治之学。所以这篇文章关于‚学习‛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真知灼见（如‚夫大木为，细木为桷……各得其宜‛、‚业精于勤荒于嬉‛等）湮没在关于具体的儒学经典作品、作家的罗列、标榜以及作者对自己政治上失意的愤怒情绪的渲泄之中。这篇题为《进学解》的文章倒更像一篇‚儒学颂‛或‚儒者赞‛、‚儒者恨‛。
韩愈这位以儒道传人自居的大作家，在文章中身体力行地载儒学之道，可谓是到了‚三言不离本行‛的地步。《师说》中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伯夷颂》中的‚信道笃而自知明也‛，《原毁》中的‚道德之行‛，《柳子厚墓诘铭》的‚道不行于时也‛，甚至好些‚杂说‛、‚杂记‛、赠序文章中不时出现的‚道‛，都是《原道》中明确界定过的‚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孟轲……的先王之道‛。《进学解》竭力张扬的这种道，不仅渗透到韩愈一个人的许多作品中，而且经由韩愈这个一代宗师的巨大影响，波及到好多代的许多中国古代作家的古文之中。中国古文（特别是议论文）以‚载道‛、‚明道‛为时尚，为追求的倾向，已经成为比较文学意义上中国古文宏观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同上述‚文以载道‛的特点正相反，培根的《论求知》通篇找不到半点为狭隘的切近的政治功利服务的痕迹。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代散文大师培根处在个性解放、个性发展的黄金时代，整个社会洋溢着崇尚自由思想、追求高度个性化文风的气氛。冲破乃至扫除封建传统观念束缚、粉碎无形的思想‚框子‛，是当时散文创作的主要内容，因此散文的形式也是毫无顾忌、毫无粉饰的，它的自由奔放、活泼新鲜正是人们自由思想的标志。培根在《论求知》中，一开始便把思维的焦点调节到‚求知可以作为……‛这样极其朴实的客体上，并且始终畅达轻松地议论着‚赤裸裸‛的‚求知‛（它的性质、目的、过程、方式等等），而无须像韩愈那样以一篇短小的议论文去负载同‚治国平天下‛息息相关的‚先王之道‛。
培根《论求知》的这种强烈的非政治功利性非影射隐喻性和非引络据典性，在同韩愈的《进学解》相比较时，就更显出一种天然、清纯和质实，因而就更容易逾越历史时代和民族的障碍而同更多的读者马上产生共鸣。当然，韩愈《进学解》的‚载道‛风格在审美上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是不必同培根的《论求知》分仲伯的。
韩愈《进学解》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文章中刻意求工于‚有我之境‛。《进学解》以‚国子先生‛（作者自己）和‚诸生‛答辩的形式，讨论作者本身的治学道路与政治遭遇，整个作品注重表现作者自己的形象和对自身的评价等问题。文章中列举的种种儒学经典和儒学大师，实际上也是作者自我的影射或外延，是表现作者自我形象、自我意识的被动载体。而且，文章多用‚意笔‛即用隐含在词句背后的意义来进一步表现‚有我之境‛。例如作者在表彰了‚国子先生‛显赫彪炳的学业后又写他‚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的处境，又称‚投闲臵散，乃分之宜，‛这就使读者不能简单地从正面的词义上理解作者真正的褒贬之所在，而要从整体把握文章的‚有我之境‛出发，顺藤摸瓜，才能解得此中三味。
应当说，像《进学解》这样的议论文章，能巧妙地融注颇为完整的‚有我之境‛，这是写作上的奇迹，是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品位的。这一特点使得《进学解》一类的中国古文既具有艰涩性，又具有耐读性；既缺之普遍的真理性，又充满诱人的欣赏趣味。
同不受‚载道‛的戒律束缚而单刀直入，任意驰骋的特点相一致，培根《论求知》的另一个特点正在于完全摆脱‚自我‛的高度的客观实在性。尽管就培根个人品质而言，颇有些为世人不称道的趋炎附势，为追求个人仕宦之途通达而走过旁门左道的劣迹，但未必‚文如其人‛。《论求知》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平正翔实地阐述着‚求知‛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没有个人恩怨掺杂其间，没有个人行迹出没其间，没有偏执的门户之见操纵其间。培根的其它论著也都有这种‚无我‛的境界和‚忘我‛的精神，因而容易引起广泛的共鸣，具有特别丰富的思维覆盖层次和很大的思维覆盖面。具体以《论求知》为例来看，作者从各种方位、各种层面论及求知的作用、方式、过程、结果等等，犹如一位来自上界的全智全能的独具慧眼的神，不带任何人间难免存在的个人偏见，向人类详尽而透彻地阐述‚求知‛，毫无个人情绪的冲动，毫无‚利己‛的动机，因而令人信服。这同韩愈《进学解》处心积虑地在文章中寄托‚自己‛的特点恰恰形成鲜明对照。
韩愈《进学解》再一个特点是：在文章的文化构造、语言风格和遣词造句的基本原则上，追求一种高度凝炼和具有很强抽象性的‚玄‛的倾向。作为中唐文学革新运动的旗手，韩愈以‚惟陈言之务去‛为口号，在写作中创造新的语言、新的文风。《进学解》的诗篇布局、语言风格、字句选择等都极具创造感，而且特别注重整体上的‚浑然一致‛和‚一气呵成‛。人们不难窥见这些相当精巧别
致而又匠心独运的字、词、句背后，作者所付出的巨大的‚推敲‛功夫。《进学解》同《师说》等名篇一样为世人留下了许多掷地有声的格言成语，确实达到了韩愈所追求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的境界。当然，这种境界不是很多读者能一纵而就地领略到的。只有那些对当时的‚陈言‛有所理解的人才能体会到《进学解》的‚非陈言‛；只有那些对古文的‚文气‛略通一二的人，才能感悟到《进学解》‚气之盛‛；也只有那些具有较多古汉语词汇知识的人，才能把握住《进学解》等文章的石破天惊之处。
造成韩愈文章的上述‚玄‛的特征的社会、历史、文化等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这不是本文探讨的对象。本文指出这一特征，这一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特殊文学现象，目的在于从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角度，从‚彼岸观火‛的角度，进一步观察和探究中国古文的特性。
为此，我们不妨再看看培根《论求知》所展示的高度的通俗流畅性、可读性和强烈的感性色彩和具象倾向。
‚当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当高谈阔论时，知识可供装饰。当处世行事时，知识能增进才干。‛这段话看似简洁明快的说理，但同时又勾勒出几种人逼真的形态。
‚书籍好比食品。有些只须咀嚼，慢慢品味。‛这几句，看似颇为浅显的形象比喻，实为高度概标的深刻哲理。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德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这段传颂了几百年的格言式的论断，读来既无剑拔弩张、提耳面命之感，又无闪烁其词、牵强附会之嫌。而使人觉得这是一种平易诚挚的忠告，是信手拈来的人生经验之谈，正如黑格尔所说，‚培根是根据一种有教养的阅历，‛根据‚他对人的研究‛在谈论‚人们所关注的种种对象‛。因而‚他的著作虽然充满着最美妙、最聪明的言论，但是要理解其中的智慧，通常只需付出很少的理性努力。因此他的话常常被人拿来当作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