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鸿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12期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3)05-0105-04
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它致力于将生态学理论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环境危机，试图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理想道路。如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生态社会主义理性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及其生产方式，强烈主张“生态重建”，即对工业社会体系进行生态现代化的变革。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构想的社会是一个绿色发展、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的新型社会，它是以高度生态文明为本质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态社会主义对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绿色参照，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想，它反对生物道德论和自然神秘论，以及各种可能导致反人道主义的体制，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也反对“技术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一方面，人类和自然界不是对立的，两者互相依赖，不可分割，并且各自通过对方来体现自己，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又是社会化的自然，即所谓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和自然又是互相作用的，自然制约并改变着社会，社会也在改变着自然，被改变了的自然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的进步。
生态社会主义者强调“以人为本”，以“人类尺度”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和统一性，阐明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关系的整体协调性本质。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眼里，自然不是人类可以无限索取的对象，人类也不是自然界的统治者、主宰者和附庸者，人类可以自主地协调自己和自然的关系，人类在改造、支配或控制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对自然进行“人道的占有”，即“把自然界改造成为符合人的本质的环境世界”，要求“按照美的法则来塑造对象性的自然界、要求人通过劳动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应是一种平等、和睦、共存、协调发展的关系”，“我们赖以交流的一切群众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1](P57)。
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当代生态危机不仅是纯自然领域的问题，也是社会、政治问题。因为“整个生态系统是由无数个相互联系的‘生命网络’系统构成的，人、自然、社会都是‘生命网络’系统，都包含在生态系统的循环之中”。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定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2]
二、正确选择发展模式与发展速度，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理性增长
生态社会主义通过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运用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资本主义的畸形扩张，导致了生产的异化和非理性化。也正是这一生产目的，使其把自然视为掠夺并获取利润的对象，从而在不断强化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强化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造成大量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短缺和枯竭，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美国的维克托·沃尔斯认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3](P396)生态社会主义者强调人类及人类的精神与其他自然物质的非物质性交往的重要性，认为人类并非天然地就是自然界的污染物，人类的天性也非就是傲慢、贪婪、好斗、竞争、野蛮和凶残，如果人类沾上了这些“恶习”，并非“遗传”或“原罪”所致，而是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4](P232)
生态社会主义反对经济理性高于一切的思维定势，反对单纯以物质价值、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生产总值等来衡量经济的发展，呼吁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主张用“社会生态经济”模式取代现行的“市场经济”模式，要求对工业社会体系进行“生态重建”，即从自然生态系统到社会生态系统，按照社会生态标准对生产、交换、消费等行为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变革。[5]只有这样，生态—经济—技术的关系才能得到较好协调，资源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再生资源才能得到较好利用，软技术和无公害、少污染的产品才能得到系统开发。[6]
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高兹认为，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要以符合社会生态要求的“生产得更少但更好”的原则取代利润最大化原则，它将继续坚持经济效率，但要尽可能使经济的合理性服从于社会生态的合理性，在保证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同时实现生态合理性的目标。在生态合理性的基础上保证经济的合理性，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产，杜绝经济总体的浪费、劳动的异化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满足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需求。未来社会主义将是对传统工业主义的全面超越，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的统一。生态社会主义的这一发展观为我们选择发展模式、发展速度，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其一，实现经济的理性增长。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者经历了“稳态经济”、“零增长”、“适度增长”和“理性增长”的理论探索过程，主张“应把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置于可控的条件下和范围内”，在自然环境承受的范围之内实现经济适度增长和理性增长。有鉴于此，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需要重新思考人类进步的内涵”，“以全新的观点来看待财富和人的发展”。
今天，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生态危机已成为当前乃至将来制约中国发展的严重阻碍。所以，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GDP的盲目增长，而是要实现GDP的绿色增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从数量增加转到质量和效益提升上来。
其二，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在评价一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是否合理有效时，不仅要看它是否为大多数公众服务，而且要考量它所引起的社会效果和支付的环境成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在高增长的背后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和低产出、低效益、低质量，这种“三高”、“三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的迅速恶化。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深刻反思并努力转变生产与增长方式，对现有的生产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
我们绝不能再走过去靠拼土地、人力、资源、环境的粗放型增长的老路，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利用效率，转变利用方式，努力实现资源能源高效利用、节约利用、代替利用、循环利用，变过去单向度的“原料—产品—废料”线性模式为“原料—产品—废料—产品”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转变，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从根本上减轻资源能源趋紧和环境污染的压力。
其三，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生态产业。要吸取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生态灾难的教训，以及我们自身发展中经历的问题，使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和其他经济活动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都要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要求，实现“绿色化”、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特别是要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转变生产方式的主攻方向，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三、正确面对消费和需求，实现生活观念与消费方式的转型
生态社会主义明确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异化消费”，指出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精神衰退和精神贫困正是其直接的后果。“异化消费”激发了人们的物质欲望，使人们把最大限度的消费当作真正的个人追求和幸福来源，也相信大量消费必定可以导致经济的无限增长，这一观念使人在占有、享受和无止境的消费欲望中失去了自我，成为“单向度的人”，成为消费主义者、拜金主义者。对消费的操纵成为维持和提高利润率及实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最终使得生产与消费发生背离，消费行为与消费需求发生背离。作为“将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联系在一起”的中介产业——商业广告，通过劝诱而促进消费，对生态的失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满足“虚假的需要”和“无限扩张的消费”，企业就必须扩大生产、大量消耗自然资源，这势必超越资源环境的容量，加速生态的恶化。因此，“消费异化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推动者”。
罗马俱乐部创始人贝切利曾指出：人类创造的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如果我们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的革命，要以建立丰富全面的生活方式为核心，兼顾人类长远利益包括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的生活范式。生态社会主义者反对人们无限地追求高消费，反对把追求消费同满足或幸福等同起来的观念，认为人们应该根据特定的生物圈所提出的生态要求来建构自己的物质生活，主张适度消费的理念，强调“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提倡“小即美”，消灭“大即美”的异化消费现象。用安德列·高兹的话可概括为“够了就行”，即要达到从对物质的需求到对精神的需求，从对生活物品数量的追求到对生活质量的关注，从对生活享受的满足到对身心健康舒适、与大自然和谐一致的全面追求。生态社会主义为走向基于自我约束的、更节俭的、生态上可持续消费的模式提供了较好方案。
生态社会主义者对异化消费的批判警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还要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树立节约意识，改变过度消费、超前消费、“一次性消费”和“类一次性消费”，努力抑制挥霍无度、铺张浪费、炫富摆阔的消费现象和享乐主义。我们要提倡“有限福祉”的理性生活方式，促进公众生活方式向“生态化”方向变革，使物质财富的消耗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恢复能力，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不损害后代人的需要，逐步形成理性消费、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减少或杜绝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四、树立全民生态文明观，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
在政治方面，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在经济、政治、生态相互统一的基础上，对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进行改造，实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分散化与整体化相结合、区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新型民主政治体制。这种民主既不是专家治国式的，也不是专制式的，而是以保障个人的完整性和集体利益为核心的民主。
生态社会主义者从绿色运动的政治主张中接受了基层民主的原则，强调政治过程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他们认为，社会基本政治单位的规模要尽可能地小，以自力更生为原则建立许多分权化的地方社区或者地方社团。规模小的优越性除了贴近自然之外，还有利于自我管理，提高公民民主参与的积极性。此外，还可以有效制约经济实体的过分膨胀。生态社会主义与一般生态主义在“基层民主”上的区别在于，生态社会主义主张“草根民主”，强调工人阶级和最底层劳动人民(即“草根阶级”)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中间阶级的利益。[7](PP.137—141)在这个社会，公民通过基层民主自治、民主参与，直接参与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为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服务。当然，未来理想社会虽然是民主的、非集中的，但不可能完全是分散的、地方自治的，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国家还将长期发挥管理社会生活的作用。
在社会文化方面，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态社会主义的文化、道德和价值观。每个人都有自由、平等、身体健全和自决的权利，并且只有通过有助于个人解放和发展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生活，才能使每个人在社会舞台自觉地团结、自愿地合作，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公平问题，他们主张社会民主和公平正义，法治无疑是维护民众生态权益，实现代际补偿与生态补偿的根本保障。戴维·佩珀提出，“基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平等、消灭资本主义和贫穷、根据需要分配资源和对我们生活与共同体的民主控制——也是基本的环境原则”。[4](P356)
因此，我们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大力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实现公民的生存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保障和维护公民的生态权益；其次，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使全体国民增强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营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与此同时，要坚持以人为本，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努力推动生态立法、执法和守法，通过健全的法律制度规范政府、企业、公民的行为，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追究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此外，还要建立相关市场交易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2]，最终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化、法制化。
五、警惕生态殖民主义威胁国家生态安全
生态社会主义揭示了全球性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必然联系。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经济、技术、资本与管理优势最大限度地、直接或间接地掠夺和占有全球资源，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进行生态殖民，造成全球性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直接威胁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戴维·佩珀指出，资本主义过去的发展在生态方面已欠下了巨额债务，今天仍以占世界25%的人口消费着占世界75%的能源和80%以上的原料，在全世界释放的可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中，发达国家占2/3。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威廉·莱易斯在自己论著中写道，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大力推行生态帝国主义、生态殖民主义，将一些有害于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技术、工业项目和生产、生活垃圾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原料库和垃圾场。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的，它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或生态的后果”[8](P180)。戴卫·佩珀谴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生态殖民主义行为是生态犯罪，认为“环境的质量与一个社会物质财富的丰裕与贫乏是紧密相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环境，使之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4](P96)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定要清醒地权衡外资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利弊，防止他们将本国的一些落后的高消耗和高污染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转基因产品甚至生产生活垃圾转移到我国；防止外资对我国的土地、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采取有效政策措施，理性开展招商引资，加大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力度，以免国家生态安全受到威胁。
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代表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社会全面解放的更为高级和理想的人类文明形态。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彰显了全新的执政理念。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全体中国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我们必须努力借鉴和吸收包括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优秀成果，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9]，切实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走向深入，及早踏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和谐发展道路。
作者介绍：康鸿(1973- )，女，陕西绥德人，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从事西方政治思想研究（陕西 西安 710061）。
作者：康鸿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12期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3)05-0105-04
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它致力于将生态学理论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环境危机，试图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理想道路。如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生态社会主义理性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及其生产方式，强烈主张“生态重建”，即对工业社会体系进行生态现代化的变革。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构想的社会是一个绿色发展、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的新型社会，它是以高度生态文明为本质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态社会主义对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绿色参照，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想，它反对生物道德论和自然神秘论，以及各种可能导致反人道主义的体制，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也反对“技术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一方面，人类和自然界不是对立的，两者互相依赖，不可分割，并且各自通过对方来体现自己，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又是社会化的自然，即所谓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和自然又是互相作用的，自然制约并改变着社会，社会也在改变着自然，被改变了的自然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的进步。
生态社会主义者强调“以人为本”，以“人类尺度”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和统一性，阐明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关系的整体协调性本质。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眼里，自然不是人类可以无限索取的对象，人类也不是自然界的统治者、主宰者和附庸者，人类可以自主地协调自己和自然的关系，人类在改造、支配或控制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对自然进行“人道的占有”，即“把自然界改造成为符合人的本质的环境世界”，要求“按照美的法则来塑造对象性的自然界、要求人通过劳动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应是一种平等、和睦、共存、协调发展的关系”，“我们赖以交流的一切群众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1](P57)。
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当代生态危机不仅是纯自然领域的问题，也是社会、政治问题。因为“整个生态系统是由无数个相互联系的‘生命网络’系统构成的，人、自然、社会都是‘生命网络’系统，都包含在生态系统的循环之中”。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定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2]
二、正确选择发展模式与发展速度，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理性增长
生态社会主义通过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运用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资本主义的畸形扩张，导致了生产的异化和非理性化。也正是这一生产目的，使其把自然视为掠夺并获取利润的对象，从而在不断强化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强化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造成大量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短缺和枯竭，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美国的维克托·沃尔斯认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3](P396)生态社会主义者强调人类及人类的精神与其他自然物质的非物质性交往的重要性，认为人类并非天然地就是自然界的污染物，人类的天性也非就是傲慢、贪婪、好斗、竞争、野蛮和凶残，如果人类沾上了这些“恶习”，并非“遗传”或“原罪”所致，而是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4](P232)
生态社会主义反对经济理性高于一切的思维定势，反对单纯以物质价值、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生产总值等来衡量经济的发展，呼吁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主张用“社会生态经济”模式取代现行的“市场经济”模式，要求对工业社会体系进行“生态重建”，即从自然生态系统到社会生态系统，按照社会生态标准对生产、交换、消费等行为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变革。[5]只有这样，生态—经济—技术的关系才能得到较好协调，资源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再生资源才能得到较好利用，软技术和无公害、少污染的产品才能得到系统开发。[6]
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高兹认为，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要以符合社会生态要求的“生产得更少但更好”的原则取代利润最大化原则，它将继续坚持经济效率，但要尽可能使经济的合理性服从于社会生态的合理性，在保证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同时实现生态合理性的目标。在生态合理性的基础上保证经济的合理性，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产，杜绝经济总体的浪费、劳动的异化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满足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需求。未来社会主义将是对传统工业主义的全面超越，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的统一。生态社会主义的这一发展观为我们选择发展模式、发展速度，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其一，实现经济的理性增长。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者经历了“稳态经济”、“零增长”、“适度增长”和“理性增长”的理论探索过程，主张“应把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置于可控的条件下和范围内”，在自然环境承受的范围之内实现经济适度增长和理性增长。有鉴于此，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需要重新思考人类进步的内涵”，“以全新的观点来看待财富和人的发展”。
今天，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生态危机已成为当前乃至将来制约中国发展的严重阻碍。所以，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GDP的盲目增长，而是要实现GDP的绿色增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从数量增加转到质量和效益提升上来。
其二，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在评价一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是否合理有效时，不仅要看它是否为大多数公众服务，而且要考量它所引起的社会效果和支付的环境成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在高增长的背后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和低产出、低效益、低质量，这种“三高”、“三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的迅速恶化。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深刻反思并努力转变生产与增长方式，对现有的生产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
我们绝不能再走过去靠拼土地、人力、资源、环境的粗放型增长的老路，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利用效率，转变利用方式，努力实现资源能源高效利用、节约利用、代替利用、循环利用，变过去单向度的“原料—产品—废料”线性模式为“原料—产品—废料—产品”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转变，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从根本上减轻资源能源趋紧和环境污染的压力。
其三，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生态产业。要吸取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生态灾难的教训，以及我们自身发展中经历的问题，使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和其他经济活动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都要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要求，实现“绿色化”、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特别是要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转变生产方式的主攻方向，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三、正确面对消费和需求，实现生活观念与消费方式的转型
生态社会主义明确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异化消费”，指出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精神衰退和精神贫困正是其直接的后果。“异化消费”激发了人们的物质欲望，使人们把最大限度的消费当作真正的个人追求和幸福来源，也相信大量消费必定可以导致经济的无限增长，这一观念使人在占有、享受和无止境的消费欲望中失去了自我，成为“单向度的人”，成为消费主义者、拜金主义者。对消费的操纵成为维持和提高利润率及实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最终使得生产与消费发生背离，消费行为与消费需求发生背离。作为“将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联系在一起”的中介产业——商业广告，通过劝诱而促进消费，对生态的失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满足“虚假的需要”和“无限扩张的消费”，企业就必须扩大生产、大量消耗自然资源，这势必超越资源环境的容量，加速生态的恶化。因此，“消费异化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推动者”。
罗马俱乐部创始人贝切利曾指出：人类创造的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如果我们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的革命，要以建立丰富全面的生活方式为核心，兼顾人类长远利益包括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的生活范式。生态社会主义者反对人们无限地追求高消费，反对把追求消费同满足或幸福等同起来的观念，认为人们应该根据特定的生物圈所提出的生态要求来建构自己的物质生活，主张适度消费的理念，强调“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提倡“小即美”，消灭“大即美”的异化消费现象。用安德列·高兹的话可概括为“够了就行”，即要达到从对物质的需求到对精神的需求，从对生活物品数量的追求到对生活质量的关注，从对生活享受的满足到对身心健康舒适、与大自然和谐一致的全面追求。生态社会主义为走向基于自我约束的、更节俭的、生态上可持续消费的模式提供了较好方案。
生态社会主义者对异化消费的批判警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还要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树立节约意识，改变过度消费、超前消费、“一次性消费”和“类一次性消费”，努力抑制挥霍无度、铺张浪费、炫富摆阔的消费现象和享乐主义。我们要提倡“有限福祉”的理性生活方式，促进公众生活方式向“生态化”方向变革，使物质财富的消耗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恢复能力，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不损害后代人的需要，逐步形成理性消费、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减少或杜绝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四、树立全民生态文明观，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
在政治方面，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在经济、政治、生态相互统一的基础上，对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进行改造，实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分散化与整体化相结合、区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新型民主政治体制。这种民主既不是专家治国式的，也不是专制式的，而是以保障个人的完整性和集体利益为核心的民主。
生态社会主义者从绿色运动的政治主张中接受了基层民主的原则，强调政治过程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他们认为，社会基本政治单位的规模要尽可能地小，以自力更生为原则建立许多分权化的地方社区或者地方社团。规模小的优越性除了贴近自然之外，还有利于自我管理，提高公民民主参与的积极性。此外，还可以有效制约经济实体的过分膨胀。生态社会主义与一般生态主义在“基层民主”上的区别在于，生态社会主义主张“草根民主”，强调工人阶级和最底层劳动人民(即“草根阶级”)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中间阶级的利益。[7](PP.137—141)在这个社会，公民通过基层民主自治、民主参与，直接参与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为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服务。当然，未来理想社会虽然是民主的、非集中的，但不可能完全是分散的、地方自治的，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国家还将长期发挥管理社会生活的作用。
在社会文化方面，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态社会主义的文化、道德和价值观。每个人都有自由、平等、身体健全和自决的权利，并且只有通过有助于个人解放和发展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生活，才能使每个人在社会舞台自觉地团结、自愿地合作，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公平问题，他们主张社会民主和公平正义，法治无疑是维护民众生态权益，实现代际补偿与生态补偿的根本保障。戴维·佩珀提出，“基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平等、消灭资本主义和贫穷、根据需要分配资源和对我们生活与共同体的民主控制——也是基本的环境原则”。[4](P356)
因此，我们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大力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实现公民的生存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保障和维护公民的生态权益；其次，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使全体国民增强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营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与此同时，要坚持以人为本，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努力推动生态立法、执法和守法，通过健全的法律制度规范政府、企业、公民的行为，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追究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此外，还要建立相关市场交易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2]，最终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化、法制化。
五、警惕生态殖民主义威胁国家生态安全
生态社会主义揭示了全球性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必然联系。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经济、技术、资本与管理优势最大限度地、直接或间接地掠夺和占有全球资源，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进行生态殖民，造成全球性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直接威胁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戴维·佩珀指出，资本主义过去的发展在生态方面已欠下了巨额债务，今天仍以占世界25%的人口消费着占世界75%的能源和80%以上的原料，在全世界释放的可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中，发达国家占2/3。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威廉·莱易斯在自己论著中写道，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大力推行生态帝国主义、生态殖民主义，将一些有害于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技术、工业项目和生产、生活垃圾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原料库和垃圾场。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的，它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或生态的后果”[8](P180)。戴卫·佩珀谴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生态殖民主义行为是生态犯罪，认为“环境的质量与一个社会物质财富的丰裕与贫乏是紧密相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环境，使之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4](P96)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定要清醒地权衡外资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利弊，防止他们将本国的一些落后的高消耗和高污染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转基因产品甚至生产生活垃圾转移到我国；防止外资对我国的土地、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采取有效政策措施，理性开展招商引资，加大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力度，以免国家生态安全受到威胁。
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代表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社会全面解放的更为高级和理想的人类文明形态。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彰显了全新的执政理念。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全体中国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我们必须努力借鉴和吸收包括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优秀成果，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9]，切实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走向深入，及早踏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和谐发展道路。
作者介绍：康鸿(1973- )，女，陕西绥德人，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从事西方政治思想研究（陕西 西安 71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