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40年8月17日，北京的仲夏夜，在圆明园――那时它还不是废墟，不是喧闹的游乐场，它是圆明园，沉睡于浩大的蓝夜中，完美、贞静，在这梦境的中心，一枝红烛兀自高烧，皇帝正凝神披阅一道表章：《英吉利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这是用炮舰投递了将近两个月的书信。逆虏猖獗，海疆鼎沸，舟山失、定海陷，此时，炮舰停泊在大沽口外，皇帝终于下令接受被各地官员拼死拒收的这封“夷书”，他急欲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夷人意欲何为?他们说什么?怎么说? 史学家们屏住了呼吸，这场战争的一个关键时期即将来临，侵入者不再是沉默的，皇帝谛听着他们的声音： 兹因官宪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龙颜稍霁。皇帝感到世界一如往昔。皇帝不急了，有人可要急死了。就在离皇帝住跸之处不远的清华园内，一位名叫蒋廷黻的史学家感时忧国，绕室彷徨，芦沟桥头硝烟未散，大沽口外铁甲环伺，他写道： 此文(――指巴麦尊照会)是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献，研究此战者必须细审此照会的原文与译文。译者遵照巴麦尊的训令只求信，不求雅。结果不但不雅，且不甚达。但除一句外，全文的翻译确极守信。(蒋廷黻：《琦善和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4月第一版，第126页) 而这不守“信”的一句却最是紧要：“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如按现代汉语直译应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现在翻译者笔头一滑，竟使通牒式的照会变了陈情的状纸，在那个夏夜，皇帝的目光在这句话上久久停留： 求讨皇帝昭雪伸冤。于是，这场战争准确无误地回到了天经地仪的经典情节：野野的蛮夷头顶状纸跪地喊冤。当然，化外之民，桀骜难驯，但是―― 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皇帝接了状纸，自会派员查办，且把炮舰掉个头，回广东等着去吧。皇帝已经决定撤换林则徐――一位惹了麻烦的大臣，煌煌诏谕上，“剿”这个词已被涂擦，与它对称的“抚”字脱颖而出。皇帝的笔下一个词被涂擦或被书写都并非偶然，是的，皇帝提起朱笔，在纸上留下鲜红的字迹，但在书写之前，一个词被涂擦或被书写都并非偶然，是的，皇帝提起朱笔，在纸上留下鲜红的字迹，但在书写之前，一个词已经悄然落在那里，等待着被写出。因为每一个词都身处森严宏大的秩序，追随着上文，等待着下文，当“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在眼前次第出现，“抚”这个词就将被写出――骑一匹陌生的马，理顺它的鬃毛，轻拍它的脖颈，此谓之“抚”，以温和的诱骗行使权力。 然而英吉利人并不是马，尽管据《格列佛游记》记载，1771年在西印度群岛一带发现过一个“慧■国”――智慧的马的国度，但那显然不是英国。所以皇帝的“抚”注定无效，那些蛮夷甚至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抚”，就像他们不曾意识到他们在“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这是一次失败的对话。鉴于双方操持着不同的语言，这次引人注目的误解使那个通常隐藏在历史书页背后的人暴露出来，那个“翻译”：“如此重要的文件如此译法，实为难解之谜。”又有一位史学家郁闷地写道。(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4月第1版，第430页) 二 我将再次引述亨特先生的《旧中国札记》。1995年，在琉璃厂一家书店偶然看到它的中文译文，本以为“旧中国”是1949年前的中国，殊不知错了，在这位当年的旗昌洋行大班眼里，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前的中国才是“旧中国”。 “新”与“旧”，这是深入中国历史经验的紧要话题，紧要，所以不说，因为怕一说便说得无趣。《旧中国札记》是一本有趣的书，晚年的亨特闲居于法国尼斯，这个濒临地中海的小城有毛姆或茨威格小说里的那种气氛，它属于旧欧洲，是历史的一点剩余，像脂肪一样慵懒；天、海，那些空茫的眼睛，一切在湿润的阳光中漫漶欲流。那正好是印象派的世界，现世浮华、脆弱，空气敏感地微微颤动。在酒店的大堂深处，临窗坐着一位老绅士，他的脸隐藏在暗影中，有时他向窗外望去，你看见他的眼睛猝然一亮，然后他转过脸来，用很遥远的声音说： 在他存在的全部时间里，那里是他的惟一栖身之地，可是现在他已从那里消失了，就像史前巨兽从地球表面消失一样。(亨特：《第一版序言》，《旧中国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第14页)――自16世纪到1842年，许多洋人生活在“那里”――中华帝国的南端，澳门和广州。他们“消失”了，因为《南京条约》的签订启动了巨大的历史叙事，相形之下，他们的生活和行动已是无关紧要的细节。此时坐在面前的这个人就是一个被删除的细节，他从历史的两个章节之间遗落，如风中羽毛，飘到了尼斯。 1997年，我在一篇名为《乔治・钦纳里之奔逃》的文章中探讨过一位画家在奔逃中度过的一生，一路狂奔，他从爱尔兰逃到印度，再逃到澳门、广州，逃进了亨特的世界，隐居于《旧中国札记》中一些有趣的段落。亨特在尼斯随手写下很多这样的段落，它们被散乱无章地编成一本书，这是一些埋藏在时间深处的干躁的种子，在被写下时就等待着被重读、重写，重新在某种偏僻的想象中萌芽、生长。 三 1836年10月，广州《中国丛报》上刊登一则短讯： 福建巡抚的差官日前到达，解来夷人一名。该夷人据悉为一名印度水手，至于被何人于何时遗落于福建海岸，尚未查明。――如果是写小说，我就会选择这个印度水手的主观视角，我会用他那双乌黑、洁净的眼睛注视这个陌生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里人很多，到处都是人，他们长得都一样，他们总是围着我，他们的声音像杂乱的鼓声…… 如果这么写，亨特可能就听不出这是他兴致勃勃地讲述过的故事了。在《旧中国札记》里，这不是一个“我”来到“他们”中间的故事，而是在“我”的注视下，发生在“他们”和“他”之间的故事――我真不喜欢这样的绕口令，我其实只是说，谁看谁被看，谁说谁被说，这是每一篇可能的小说、每一个人类生活情境隐秘的要害。“他是一个高贵的、肌肉发达的男人，皮肤黑得就像一位据说长着角和尾巴的古人”，亨特如此描述这位印度水手。为什么皮肤黑得“就像长着角和尾巴”的“古人”。亨特是在粗暴地拼凑词语，表明他眼前出现了一个“怪物”――但是在在场的中国人眼里，“怪物”恐怕不止一个，除了印度水手，站在一边看热闹的亨特也是同样的“怪物”；而那位孤独的印度人，他正在乞求真主把自己从这一群“怪物”中拯救出来。 这场“怪物”们的相遇发生在1837年5月，距印度水手解抵广州已有七个月。现在，官府终于要升堂问案，查清他的来历。无论如何，他出现在福建海岸已经严重触犯天朝法律，因为所有的“夷人”，如果他们一定要来的话只能来广州。这也正是这位水手被跋山涉水移送广州的原因。 审讯在行商公所举行。行商大概相当于领有专营权的外贸商人，但其职能远为复杂暖味，有时近似于坐地铺保，担保那些和他们做买卖的“夷人”循规蹈矩；而当官府和洋商发生交涉时，他们是中间人、是“通事”――两边传话，化不通为通。 1837年广州的总通事是大行商蔡懋，洋人们称之为“老汤姆”。今天这场戏当然不会缺了老汤姆，他就站在广州知府和知县的身边，担任首席翻译。他面无表情，沉默寡言，像所有后来的翻译们一样，看上去他似乎从来没有自己的话可说。正值贸易淡季，亨特等几个洋商闲得发慌，也跑来看热闹，上得堂来，只见那位印度水手正在“口若悬河”： 我完全无法描绘他转过身来渴望地看着我们时，那又是讲话又是做动作的情景。我费了很大劲分辨不出他讲的是哪一种语言、或者讲了多少种语言。孟加拉语和马来语我肯定能辨别出来，但他的口音里有那么多其他陌生的语音，好像他曾去参加语言节，把各种语言的碎屑都偷来了似的……他讲的话是那样乱七八糟，以至于令我们想到，上帝在巴拜尔塔里制造的语言混乱，该就是这样的吧。这位水手说的是“水手语言”，一种混合语。如果你曾乘风破浪，闯荡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走过无数码头，遭遇操着各种语言的水手、小贩、妓女，而且你正好生活在十五或十九世纪，又没什么文化，你就不知不觉地只会说这种“世界语”了。那是一锅杂烩，把一大堆各种语音的能指煮在一起，指望对方能够碰巧从中捞到所指。这不是巴拜尔塔里的混乱，而是浪迹天涯的人们对上帝的阴谋笨拙的反抗，混乱使人互相隔绝，但在混乱中制造的另一种混乱可能使你幸运地、偶然地听懂对方的声音。 ――当然，这位水手极不幸运，而“老汤姆也有点不走运，他一点都听不懂要他传译的话”。但是老汤姆自有妙计：“他从木匠广场带来一个做箱子和盒子的工匠，名叫阿树。他由于提供自己的产品与港脚船的水手做私人交易，所以能说上几句水手们的语言”――“仅仅比白嘴鸦会说得多一点”，亨特写道，“在其他国家，透过夏天黄昏的寂静，我们可以在微风中听到它柔和的叫声。” 这只可爱的白嘴鸦穿长袍、戴官帽，手执折扇站在汤姆身后，他现在是天朝一桩涉外案件的翻译班子成员。这就像从旅游点上找来一个推销纪念品的小贩，他会说“哈罗”会说“完、吐、死端”，于是他成了宝贵的外语人才。在场的一位行商憋不住“掩袖而笑，悄悄地对我们说：‘全都是唱戏!’……我们同意他的讲法，实际上我们可以断言，我们有好些日子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笑剧了。”
四 肃静下来以后，首席法官便说：“问那夷人的乡里籍贯、姓名、年岁和职业。”阿树瞥了老汤姆一眼，就转向那个印度水手，用孟加拉语问道：“你要什么，你要水吗?”对这个问题那个印度人回答得非常清楚：不，他既不要喝水也不要别的什么东西。可是，阿树跪在地上，却是这样翻译他的答话： “大人，夷人说他名叫拉姆・汗，30岁，职业是水手。”然后他站起来，转身向我们这些外国人，显出一副很得意的神气。 大人对老汤姆问道：“你说这夷人是由一艘番鬼船上岸的，那艘船是哪里的船?” 老汤姆用广东英语问了拉姆・汗几句，他当然一点都听不懂。老汤姆又只好看着阿树。阿树问那个黑人：“要樟木箱吗?还有像棋盘，一等一流的货色，太漂亮了!一等便宜。” 那个印度水手做了好几次鬼脸，牛头不对马嘴地答了一阵子，然后看着外国人，用很好的孟加拉语说：“先生，他说什么?我听不懂他的意思。”这时，阿树又赶快跪下，把他的话翻译出来：“大人，黑鬼说他的船是从孟加拉来的。” 然后老汤姆又奉命问那艘船航行了多久?船是受哪里管束?怎么样停靠在该处海岸?载的是什么货?通事一本正经地操着广东英语，小声问那个不知所措的囚徒：“大人说你 船什么时候开行，里面载什么货，去什么地方?”这是直来直去，极简单的，可是阿树却帮助他加上些话：“到我的店铺来，我带你去，在木匠广场九号，名叫‘昌和’。很多船长、很多大副到我的店铺去。”他一面尝试着这样推荐自己的货色，一面跪着，用虔敬的眼光望着那位官员；而那黑鬼则嘎啦嘎啦地嚷了起来，发出一连串听不懂的语音，有些是马来语，有些可能是僧伽罗语。他拼命地作出各种姿势，并且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外国人。老汤姆现在接上手了，他把拉姆・汗的话翻译给大人听(大人摆出一副稳重的官派听着)。老汤姆说：“大人，这番鬼说，船上装的是大米，是从孟加拉开来广州的。途中起了大风，又遇上猛烈的大海潮，船被迫在福建靠岸。他们希望在那里补充点淡水和食物。为此，他们派了一只小艇，载着五个水手上岸；这个人就是五人中的一个。就在他们用水桶装水的时候，这个拉姆・汗由于过度疲劳，倒在地上很快睡着了。突然他被一些中国人弄醒，他们绑住了他的手脚，把他的衣服剥光。……后来他就被带走，关进了监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位委员要来广州了，就委派他把夷人解来这里。” 广州知府转向坐在他左手下的知县说：“你看，通晓番话真是很有用处呀!”然后他又对着老汤姆说：“通事君，你学识渊博，聪明过人，令人钦佩，不过这船是哪个国家的呢?”那“聪明的”通事看着阿树，阿树对印度水手说：“一定来我店，有三苏，一等货色，一等便宜。两元一瓶。”(这个价钱在成交时可能减到两角五分)这一切使可怜的拉姆・汗差点发疯，他就像鸭子在雷雨里那样，翻着白眼，绝望地举起双手，发出一些听不懂的声音，最后累得快要坐下来了。…… 老汤姆对大人说：“那船是属于红毛国的。” “不足为怪，”那大人物推论似地说，“那些人，像老鼠一样，到处无孔不入，总想私自潜入中华领土。最近不是企图进入闽江吗?如果不是我们那些雷鸣般的大炮给他个惊天动地、震撼五岳的齐射，他们就闯进中国来了。天子出于仁慈，把广州开放给他们，他们却不知餍足。……如果广州把夷人全都赶走，他们几年里喝不上茶、用不上大黄，那样他们就会懂得感谢大皇帝对他们的怜恤了。通事，你问问他，自从他有幸来到我们国土上，他受到怎样的对待。” 阿树总是想着关照自己的店铺和货物，他对拉姆・汗说：“千万别忘了，九号，木匠广场，那里，最公道的价钱，卖樟木箱和航海箱。随便比哪家店铺都便宜、都好!”那黑人越弄越糊涂，他朝四周看着，哀声说着一些语无伦次的话。 “大人，”老汤姆提高了声调说，“这个夷人对于他上岸以来所受恩惠，铭感于心，难以用言辞表达。这是今天聚集在这里的外国鬼都可以作见证的。”(然后他向站在附近的一个外国人得意地问道：“你看我哄他哄得很漂亮吧?”“是的，”那外国人说，“你把那老头子当作大傻瓜那样骗了!”)“你告诉他，”那位官员吩咐道，“我们中华的荣光，辉耀寰宇，我们对他扶贫济困，说明我们无限的仁慈，足可为天下万国垂范。你叫他回国以后，应该劝诫他本国君主，定要一心向往教化，这样才好!” 阿树接着对有点绝望的囚犯说：“晚饭准备好了。镜子九号有，不能――”谁也听不懂他掺进来的这些话。那个印度水手又大声嚷起来，这回用的是马来语：“那个人是笨蛋，先生，他都说了些什么?”老汤姆却翻译道：“大人，夷人说他很用心听着，他说一定勉力从命。”(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向他的外国朋友诡窭地微笑着，从容自若地说：“你以前知道我这么聪明吗?”)广州知府说：“通事君，你真是学识渊博，出类拔萃。只可惜我未能按你应得的来行赏。”接着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表示审问已经结束……――《旧中国札记》第27―30页 五 《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化，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化’，读若‘讹’。” 据此，则“译”字源于“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捕鸟人张设罗网，把一只驯养的鸟置于网下，那鸟儿婉转啼鸣，遂有大群天真未凿的鸟儿闻声而来，自投罗网。这就是“化”，在1971年修订重排本的《新华字典》中，“化”解为“捕鸟用的繇子”――一种引诱同类的鸟，古称“鸟媒”。 当然这件事必有下文，捕鸟人收了网，一把一个，把鸟儿塞进口袋，这时如果你是其中一只傻鸟，你就会省语上了当着了道儿，口袋里必然要展开“鸟儿问答”：人倒罢了，本就是吃鸟的大虫，偏是那空长一身翎毛的同类，可恨呀可恼―― 都无旧性灵，反为他心腹， 置在芳草中，翻令诱同族!――元稹发傻鸟之心声而为诗，是为《雉媒》。他的朋友白居易是个把话说到明处的诗人，所以在和诗中振笔直书：“岂惟鸟有之?抑亦人复然。” 这下我虽不是“老妪”，我也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说，不仅鸟是傻鸟，人也一样会成为傻人，被人家卖了还帮着数钱呢――如果你不幸破到一个翻译官的话。 提起翻译官，我们知道他应该是什么样，马靴，马裤，白衬衫，斜挎盒子炮，头戴战斗帽。当然我们没有和他打交道，因为我们没赶上见识日本鬼子。但翻译官总是鬼鬼祟祟地出没于我们的童年幻想――严格地说，他是我们童年幻想中一个有意空缺，我们都知道他在那里，但我们宁愿扮演鬼子小队长什么的，没有愿意扮演翻译官。70年代在中国孩子们的虚拟战斗中，一般只有鬼子和八路、魔鬼和英雄，纯粹的善恶二元，没有丝毫暖昧含混。而翻译官这个角色恰恰是暖昧含混，他不是纯粹的恶，就像他那身不伦不类的装束，他是对恶的模仿，是恶的影子，而且还在扭曲晃动，它使恶变得卑微滑稽。所以这个人不仅伤害了善，也伤害着恶，他是一种杂质，把明明白白的世界搅得混沌不清。 1837年发生在广州的那场闹剧因此具有经典意义，其基本情节将无限重复。“老汤姆”和阿树将自己塑成了“翻译官”，他们发现两种语言的相遇是两种互不交融的“现实”的碰撞，是聋子和聋子的对话，只有他们可能把双方引入同一个现实平面，但他们是多么“聪明”啊，他们是天才的喜剧家，他们热爱艺术，他们都熟悉《三岔口》，他们应为黑暗中相遇的两个人点燃烛火，但是不，他们看着，他们既在表演也在观看，他们看着甲乙双方被自己巧妙地蒙骗，在黑暗中互相摸索、互相躲避，他们快要笑破肚子了，他们忍不住对邻座的观众夸嘴：“你看我哄他哄得很漂亮吧?” ――所以，古人之忧并非杞忧，“译”很可能也是“讹”和“诱”。甲乙双方时时会有疑虑和恐惧浮上心头，这第三者会不会是一只“鸟媒”?他流利的声音或许掩盖着陷阱?谦卑的“通事”侍立于我们身边，有时你会觉得他们在极力缩小，缩小成一条灵动的舌头――当中国和现代的西方在16世纪最初相遇时，翻译就被称为“舌头”――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舌头交了出去，同时交出去的还有我们的耳朵，我们必须通过他说、通过他听。如果我们猜得不错，此人由此获得了一种阴险的权力，他将谦卑地背叛我们双方，他将在我们被迫的沉默中自说自话、自问自答，就像“老汤姆”和阿树不仅愚弄了印度水手，同时也使知府大人变成了“傻瓜”。――知府大人知道自己是傻瓜吗?啊，当然知道，我知道，当这个被番鬼称为“老汤姆”的家伙用他被鸦片熏哑的公鸭嗓子说着人话和鬼话时，他肯定不像看上去那么老实，但我何必为此烦心呢?只要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正好是我想听的，只要他确保世界依然如故…… 六 多年以后，亨特在尼斯写下了这个故事，又过许多年，这个故事由我在此引述，这个关于翻译的故事已经过了反复的翻译：在原初的情境中，翻译者是“老汤姆”和阿树；然后，亨特用英语将这个汉语(很可能包括官话和广东话)、广东英语、孟加拉语、僧伽罗语、马来语和乱七八糟的其他什么语众声嘈杂的混乱场面清晰地讲述出来。1992年，《旧中国札记》再被译成中文，你能够感觉到译者在设法还原汉语对话时面临的特殊困难――“通事君，你真是学识渊博，出类拔萃。只可惜我未能按你应得的来行赏。”――这是现代人在书写，肯定不是古时人在说话。该知府大人19世纪末远游欧洲，20世纪末重归故里时，他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初是怎么说话的，他的声音、旧汉语的声音已在这百余年间随风飘散。 其实，在公堂会审时，除了“老汤姆”和阿树，亨特是第三个翻译，他大致听得懂所有的话，然后翻译给不在场的人们。如果说公堂上搬演着《三岔口》，亨特就是唯一耳聪目明的观众，舞台上的诱骗和追逐、想象和错觉在他面前敞开，就像敏锐的观众总会比剧中人更准确、更真实地了解剧情一样，亨特也占有着比在场的任何人更为广阔的现实――什么是“现实”?对知府来说，“现实”就是他在审问一个来历不明的番鬼，现在他知道了一切，他圆满地履行了职责；而“老汤姆”和阿树的“现实”是向官府证明了他们作为通事的专业水准，而且阿树还借此推销了他的樟木箱；至于那位印度水手，他的“现实”是一场噩梦――亨特一目了然地注视着每个人的现实，每个人都在被观看，在此时此地，世界的真相掌握在这个“番鬼”手中，他拥有超出于在场众人之上的权力。 亨特懂汉语，这是他的权力的来源。所以为了确保我们的真相不被窥探，天朝的法律严密防止“番鬼们”学习汉语。1792年，当英国向中国派遣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团时，这种语言封锁就是两国间亟待解决的问题。 英国人所提出的任何抱怨和控诉都被认为没有根据和无理取闹。中国官吏为了有效地制止这种控诉，常常把一些代替英国人把控诉书译成中文的中国人加以处罚。少数懂中文的英国人自然常常出头代本国人提出控诉，他们因此变为非常受中国憎恶的对象。这样一来，英国人就不愿学中文了。同时中国人受英国人的聘请教授中文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职业，这也限制英国人学习中文的机会。(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记实》，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4月第一版，第6页)――马戛尔尼的副使斯当东如此描述天朝的语言防线。所以，当使团从朴次茅斯启航，驶向那沉寂无声的帝国时，他们尚不知如何与对方交谈： 在英国全国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的人……少数广州当地人懂得一些葡萄牙文或英文，但他们的外文知识只能为外国商人翻译一些买卖交易事情，任何关于其他事项的谈话，他们就难于应付了。此外，广州方言在北京也无人懂。(《英使谒见乾隆记实》，第17页)即使找得到称职的“当地人”，他也肯定不想被砍掉脑袋。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使团的秘书找遍了法国和意大利，终于在那不勒斯发现了两个中国人，那里有一所“中国学院”，被传教士带到欧洲的中国青年在此接受培训，以便日后回去“挽救本国人民的灵魂”――然而此行的使命不是“挽救灵魂”，而是推销呢绒、钟表和鸦片，中国学院的管理者们难免心存疑虑，所幸英国驻那不勒斯公使威廉・汉弥尔顿曾是学院的资助者，资助者的说服力总是比较强的，两位中国学生：李神父和朱神父终于成为英国使团的翻译。 就在汉弥尔顿忙于国事时，他美丽的夫人正周旋于那不勒斯的上流社会，几年后，红杏枝头春意闹，她与英国皇家海军的纳尔逊将军演绎出一段经典爱情――费雯丽和劳伦斯・奥利弗执手相看，无语凝咽……多年前看过这部名为《汉弥尔顿夫人》的黑白片，如果此时再看，它的背后就有了更为宏大的吊诡的情节：纳尔逊将军在1798年尼罗河口的决定性海战中打破了拿破仑对“东方”的梦想，于是拿破仑说出了那句名言：“不要惊醒中国，中国醒后将震撼世界”――这句话并非对中国人说的，但中国人铭记不忘，殖民梦想破灭后的叹息神奇地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觉醒的咒语，“警世钟”、“猛回头”、“醒狮”，这些在上世纪初曾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意象均源自法兰西皇帝的灵感。而在此时，汉弥尔顿正设法“惊醒”中国，他和他未来的情敌将成为另一套隐蔽的情节中配合默契的伙伴…… ――但是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李、朱两位神父不懂英语。作为那不勒斯神学院的学生，他们只懂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当然，马戛尔尼受过完备的人文教育，通晓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但是当英中两个帝国迎面相遇时，对话将发生在拉丁语和汉语之间，这显然令英国人感到郁闷，更何况这个局面也微妙地表明，通往东方的路必经梵蒂冈，罗马教廷几个世纪以来通过传教士垄断着东西方的交流渠道。 所以，在1792年的语言政治格局中，英国人丝毫不占优势，他们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使英语的声音覆盖世界。现在，他们的巨舰刚刚驶近澳门，那广大神秘的帝国尚在波涛尽处安眠，这时，有人开始心慌了―― 有一翻译这个时候也想退出使团的工作。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私自无故离开本国和为外国人服务都要受到处分，他有点感到恐慌。虽然处境相同，但另一个中国翻译的态度则十分坚定。……他相信即使他被发现是生在中国的人，特使将对他加以营救。他生长在被中国吞并的鞑靼地区，他的相貌同中国本地人不完全一样。他改换了英国军装，佩带军刀，把他的中国名字改为英国名字……准备着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决不变更初衷。(《英使谒见乾隆记实》，第168页)――事情的结果是，朱留在澳门，而李成了一名我们后来非常熟悉的“翻译官”，他穿上对方的衣服，他的名字也不知是改成了汤姆还是约翰，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英国使团雇员，李的年薪达150英镑，这在当时颇为丰厚。 在英方的记载中，李一直是“李”，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跟随他学习中文，有时根据“李”字的本义称呼他“李子先生”。中方的记载对此人只字未提，显然，官府并未发现这个卑微的“夷人”是谁，我们也就永远不会知道他究竟是谁了。他是满族人，或许属于汉军八旗?人们的所知仅止于此，这个无名者悄然消失于分隔两个世界的茫茫黑暗中。 但此时，李是一只秘密的“鸟媒”，“反为他心腹”，“翻令诱同族”。
七 在北京，马戛尔尼碰到了一个意想之外但成败攸关的问题：他必须如其他番邦使臣一样向皇帝行跪叩之礼。于是“碰撞”发生了，马戛尔尼拒绝叩拜，天朝方面困惑不解：该等“夷人”不远万里而来，难道不就是为了在大皇帝面前三跪九叩吗? ――1816年，嘉庆皇帝在诏书中宣称， 他曾亲眼看见马戛尔尼在先皇面前叩头；而英方的正式报告和使团成员的个人回忆都一口咬定他们不曾叩头。英国人当然不能又叩头又不叩头，所以在这件事上一定有人说谎，而我比较相信说谎者是我们的皇帝。一个人要求天下人向他叩头，他就比较容易说谎，因为反正不会被人跳起来戳穿。其实，事情闹到必须由皇帝充当目击证人的地步，这恰恰说明英国人不曾叩头，因为英国人不叩头，皇帝就不成其为皇帝了，皇帝本来不证自明，人们见了皇帝要叩头就像起了床要穿衣肚子饿了要吃饭，现在他们知道居然有人见了皇帝不叩头，他们会怎么想呀?如果我是皇帝，我就会为此郁闷，郁闷一阵子之后，我就会告诉他们我亲眼看见那些“夷人”在御前叩头，所以我仍然是我，皇帝仍然是皇帝――这里边的逻辑是：因为他们叩了头，所以我仍是皇帝，因为我是皇帝，所以你们必须信我的话，他们的确叩了头。对此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一撅屁股一哈腰，说一声“皇上圣明!” 但是，尽管我们按照皇帝的话书写历史，我们的记忆却无比诡诈，它们会乔装改扮，藏匿于史书的字里行间…… 1839年9月1日，鸦片战争即将爆发，林则徐在一份分析敌我态势的奏折中断言： 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第二年的8月7日，定海失陷，此时已被罢免的林则徐上奏献策，竟说英兵“一仆而不能复起”――只要倒下就再爬不起来，因为他们的腿是直的，不能弯曲。 一位名叫茅海建的史学家用审慎的小号字就此写道： 林则徐亲眼见过外国人，在澳门又检阅过葡萄牙兵。“腿足缠裹”，疑是当时的紧身裤和绑腿；“屈伸不便”，疑是葡萄牙兵采用踢腿式行进方式，即所谓“正步”，而产生的一种误解。又当时外国人不愿行跪拜礼，民间误传其膝关节有问题，不知此说与林的判断有无关系。(《天朝的崩溃》，第153页)――当然有关系。我们惊恐地注视着他们拒不下跪或仅仅单腿下脆，我们断定他们的膝盖肯定有问题。后来皇帝说马戛尔尼曾经下跪，于是我们就不再记得他们不曾下跪，但当我们遵旨涂改记忆时这个关于膝盖的印象遗漏了，它仍然留在那里，如一块漂移的碎片，直到找到新的上下文：当夷兵来临时，我们只需要一根竹竿，把他们捅倒，因为……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未记错，据使团成员回忆，马戛尔尼在华期间确实常常被严重的风湿痛所困扰，以致有时行动不便。但是此时，马夏尔尼的膝盖还没有犯病，他正苦思冥想地设法打破眼前的外交僵局，他将需要他的“李”翻译的帮助。 八 《英王陛下特使致当朝首相和中堂的备忘录》节录： ……为了避免失仪，和向尊严伟大的皇帝陛下表达地球上最远和最大国家之一的崇高敬意，本特使准备执行贵国臣民和贵国属地君主谒见贵国皇帝陛下时所行的一切礼节。本使准备在下述条件下这样做：贵国皇帝钦派一位同本使地位身份相同的大员穿着朝服在英王陛下御像前行使本使在贵国皇帝面前所行的同样礼节……我跪你，你再跪我，这在马戛尔尼的设想中是两无亏欠的折衷，但在天朝看来是不可理喻的狂悖。跪是表达绝对顺从的姿态，绝对顺从岂可相互交换?所以，这份“备记录”在送达“和中堂”之前就已注定将会被这位著名的和坤和大人所遗忘。在天朝档案中你找不到这份文件的只言片语，了无痕迹，原件在收件后不久就退还使团，未予答复也不加评论，就像一切都“未曾发生”。 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只是叶笃义先生的译文，译自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回忆录。通过一位现代翻译家，这份《备忘录》由英文原本抵达汉语，尽管行文典重，它却具备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外交文书的一切风格要素，圆滑而精确，全文根本不曾提及“跪拜”二字，“跪拜”被小心翼翼地回避同时又准确无误地阐明。但是，在遥远的1793年8月，和坤和大人所读到的并不是这个译本，在马戛尔尼与和大人之间、英国和中国之间，这封书信辗转经历了几次翻译、几重书写―― 使团成员哈特诺――翻译李――一位中国基督教徒――斯当东先生的儿子、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小斯当东。 据斯当东回忆，“这个手续过程是非常麻烦”： 首先英文原件由哈特诺先生译成拉丁文，因为使节团中国翻译只懂拉丁文，不懂英文；然后由这位翻译将拉丁文件口头翻译给这位帮忙的人；这个人将它按照中国官方文件格式写成中文；最后由这个童子重抄一遍作为正式信件。这位“帮忙的人”是由住在北京的传教士介绍来的中国教徒，“这个人经常为那个传教士翻译中文。从文字技术上说，他是力能胜任的。但中国人一向怕参与国事，尤其是他怕钦差查对出他的笔迹来招致祸灾。”所以他的译稿必须由小斯当东抄写一遍，然后把原件当着他的面撕得粉碎。 现在他们有了两只“鸟媒”，“李”和那个无名无姓的教徒，两个匿名者怀着巨大的恐惧、怀着偷情者隐秘的狂喜暗自穿行在历史的暗影之中。他们更像两只结伴而行的鼹鼠，英国人一直未能够准确地理解何以一只需要另一只的“帮忙”，斯当东认为“李”“不熟悉中国宫廷文件的体裁格式”，所以必须有人进行格式化处理，他并未想到“李”其实也需要一个翻译，一个由汉语的口头到汉语的书面的翻译，在1793年，这两者的距离并不比英语和汉语之间的距离更近。 和坤和大人的面容很多年以后通过一部电视剧而为亿万中国人所熟悉，我们熟悉他滚圆的脑袋，眼睛、鼻子和嘴。现在他拆开封套，看到了这份《备忘录》，我们清晰地听见他的笑声，“嗤嗤”的，浑身抖动，似乎一阵大笑在体内鼓荡，终于，他忍不住了，大笑喷薄而出，他张开的嘴里有一颗发黑的虫牙。笑声渐渐消歇，和大人瘫软在椅子上，似乎刚刚经过了一次呕吐，眼角挂着泪花，肚子骤起骤伏。 是的，和大人从未见过这样的公文，字迹歪歪扭扭，恍如蟹行，它出于一位12岁少年之手，他在使团来华的航程中学习中文，至今不到一年。 九 1840年4月7日，英国下院，一个声音在昏暗的大厅内回荡，所有的人，那些在利润和正义之间亢奋而疲惫地争辩的人们都在凝神谛听―― 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这个声音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托马斯・斯当东爵士曾先后随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从1798年他十七岁起即作为东印度公司职员常驻广州，直到1816年。没有人比斯当东爵士更了解中国，他用十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或许是一部中文著作首次被直接译成英文。1810年，英文本《大清律例》出版，同年一位教士在致斯当东的信中说：“你经验丰富，又经过无数的斗争，所以肯定了解中国官员的种种权术，您对他们来说是个可怕的对手。” ――是的，可怕的对手。斯当东有强大的说服力，战争议案在英国下院以5票多数获得通过。在他的座位上，斯当东凝望着那座遥远的名叫广州的城市，他曾经在那里度过十八年的青春岁月，这座城市将在炮火下颤粟，斯当东感到恶毒的快感像电流击打着他的身体。 也许，直到此时，“李”作为一只“鸟媒”才真正完成了使命。四十多年前，在“狮子号”炮舰的甲板上，“李子先生”向一个十一岁的英国少年讲授中文，斯当东记得他平淡、温和的面容，记得他低沉的声音，还有天空飞翔的鸥鸟，就像他记得在中国北方梦境般的园林中，一位伟大皇帝的手轻轻抚过他的头顶，那只手如玉石般坚硬、温润。斯当东长大了，在四十多年里，他穿越了阻隔着、保护着那个神秘帝国的广大的无声区域，就像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他追随着最初的声音，“李”的声音，微弱、飘忽，如无边暗夜中的一点萤火，他跌跌撞撞地走着，渐渐的，眼前的一切从黑暗中出现了轮廓，越来越清晰，这个世界似乎已经向他敞开，他成为第一个精通中文的英国人…… 在“第一个”之后，陌生人一个又一个地走过来，站在我们身边，侧耳倾听。 1825年，斯当东离开中国九年后，一位名叫亨特的美国少年来到广州，随即被洋行派往马六甲英华书院，一所教授中文的语言学院，他在这里学习“中国官话”――事情有些滑稽，一个外国人只有在距广州千里之遥的异域才能学会在广州与人交谈。 多年以后，亨特回忆起他在英华书院的同学：一位名叫穆尔的荷兰人，还有从槟榔屿来的一个“大麻子中国人”―― 他原来在那里的一所罗马天主教学校读书……很快就看得出来，他不是等闲之辈。他熟识拉丁文，而我们的中文教师人人都对他在中文方面的高深造诣感到惊异。他的名字叫小德，四川省人，年纪在25岁左右。他讲一口很浓的中国官话。他对书院的中文印刷所极有用处，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可以给印刷所誉写用来制版的抄本。 他举止粗豪而敏捷，一双亮闪闪的小眼睛锐利而有洞察力。我跟穆尔和小德一起在书院里的那十六个月间，小德专攻英语，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深入研究。当我离开那里回广州的时候，他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他时时跟我和穆尔一起去散步或骑矮种马。他骑马的时候显得特别笨拙。但是使我们觉得他有点讨厌的是，他老是在那里沉思默想些什么。后来，1829年10月3日的英文《广州纪事报》刊登了一则消息： 我们的总商受李巡抚之托，物色到一名四川籍青年，其人曾就读于槟榔屿罗马天主教学堂，后又就读于马六甲英文书院。北京政府发下来一些俄罗斯国的拉丁文文件，政府早已有其译本，专用来测试本国生员的能力的。××以中文译出其大意，遂获任月。月薪100两(约30镑)。据传××是前朝皇位可能的继承者，但也可能纯属笑谈。他受到李巡抚的接见，为他准备了一艘船，还颁与一面官旗，将他送往天朝的宫廷。当然，“××”就是小德，他现在成了天朝理藩院的通译。无所不在的亨特在这件事上发挥了作用，是他把他的老同学介绍给“我们的总商”的。一个学中文的外国人，一个学英文的中国人，真是怪异而危险的友谊。
十 这是一部神秘的书，很少有人读过它，它已被遗忘。在巨大的图书馆中，人们翻过无数的书才能接近这部书，在昏暗的时间深处，几个面目模糊的人抚摸着它细腻的羊皮封面。 他们是这部书最初的读者――亨特、小德和托马斯・斯当东，他们一定读过《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对照辞典。 1823年，也就是亨特来华前两年，这部六大卷近五千页的书终于在澳门出齐，辞典的编纂者马礼逊博士那天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这部书如同编纂世界。 ――马礼逊博士一定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世界是上帝的书，那么这部书版本繁多，一个版本用一种语言写成，世界因语言的混乱而不可理解、不可通读。现在，这部《华英辞典》对世界的两个版本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互译，这是一次全面的命名，汉语世界的事物有了英语的名字，而英语世界的事物有了汉语的名字。 作为中国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想必满怀人文主义激情，他坚信翻译的可能性，坚信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之间可以充分交流和理解。当他在19世纪初的某一天着手编纂这部辞典时，他所想的也许不仅是中国人或英国人，而是“人类”，人类终将完成一个统一的世界版本，而这部辞典是这个梦想中的版本的一份草稿。 这种统一的世界版本据说已经出现，出现于互联网、电影院，或者大公司的谈判桌上。惟一不太方便的是这个版本是用英语写成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懂英语，你就属于“Mankind”，如果不懂，你就还是中国人或坦桑尼亚人。上帝在创造世界时说的是希伯来语，但我们如果回到巴拜尔塔里以前就只能说英语，这多少有点怪异。1999年，微软公司在推出《Encarta 世界英语词典》时宣称：“英语如今是世界性语言，它属于所有讲英语的人。”展望未来，微软预言，到2050年，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约42亿――将具备“合格的”英语水平。也许我是小人之心，我觉得这件事的言外之意是，如果你要踏上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Sorry，请讲英语。 所以讲一口英语意味着成为“未来”的选民，这个未来是人文主义的未来也是科学主义的未来，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它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但是，在1825年，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那个名叫小德的中国青年在“沉思默想”，他肯定精心研读了这部辞典，因为辞典的编纂者正是书院的创办人之一，这位小德是否从中看到了“未来”――我们的语言、生活、世界都将被另一种语言重新编纂?或者，他在内心忧惧地凝视着某种迫在眉睫的危险? 这部辞典在某种程度上是托马斯・斯当东和马礼逊博士的共同事业，因为斯当东此时正是在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他的支持和资助使这项浩大的工程得以完成。可以说《华英辞典》是东印度公司的一项投资，公司为此提供了一万二千镑，一说一万五千镑，反正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公司出资的动机显而易见，一部英汉双语辞典将有助于打破对华贸易的语言壁垒，同时也是对这个神秘帝国的大规模知识整理，一次最初的全面“格式化”论述。这是一桩辉煌的人文主义事业，但人文主义事业从一开始也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事业。 马礼逊的身份同样是多重、暖昧的，他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汉学家，是一位传教士，也是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官方翻译。1807年，马礼逊来到中国，时年26岁。1817年，他作为翻译随阿美士德勋爵出使北京。这是继马戛尔尼之后的第二个英国使团，他们的运气更为不济，几乎是被嘉庆皇帝轰出了京城，原因如前所述，皇帝曾经“亲眼”看见马戛尔尼在先皇面前叩头，那么现在你们为何拒不叩头?似乎预感到即将发生的“所见”的疑难，英国使团的副使恰恰是另一位当时的目击者：托马斯・斯当东。 十一 马儒翰在英军旗舰麦尔威厘号上最后一次审阅了外交大臣致中国宰相书的中文译本，他很满意，他的译文清晰、准确，无懈可击，完全符合巴麦尊外相的训令： 信的译文，你应当尽可能使它正确，不要不必要地脱离英文语法，也不要采用任何足以妨害信实简明而又切合实际地表达原文的中国语文形式。站在甲板上，平原浩浩荡荡，在平原的尽头，铅灰色的天幕垂落的地方就是这个帝国的都城。二十三年前，他的父亲曾经穿过那巍峨的城门，踏上那神圣的大殿，父亲的声音被封存于帝国的档案，遗弃在深宫的某个角落，也许已落满尘埃。但是，马儒翰想，上帝的意志神秘而精确，父亲在遥远的往昔发出的声音其实从未被真正封存，就像飞鸟的痕迹不会消失，每一只鸟的飞翔都是往昔重现，它谛听着冥冥之中回荡的游丝般的声音，那是父亲的声音，现在是他的声音，似乎贯彻他们父子生命的隐秘的目的就是把这声音淬炼得透明、锐利，去划破深黑的寂静。 现在是1840年8月16日，六年前的8月1日，父亲死于那条名为珠江的大河。在一艘独桅快船上，乌云翻卷的天空投印于父亲空茫的眼。在最后的时刻，父亲在想什么?他也许看到了未来?也许他看到在这个黄昏，他的儿子把一封由冰凉的枪炮、热的鲜血写成的书信由英文翻译成中文，也许儿子那谨慎、缜密的目光是由父亲的眼睛发出的，也许在某一瞬间，似乎被那冰凉、炽热的词句所刺伤，父亲闭上了眼睛? 马儒翰有些累了。他想，不管怎样，明天中国朝廷的官吏就将登舰收取这封文书，然后由飞驰的驿马送达皇帝的案头。作为英国远征军的首席翻译，他已经善尽职责。 是的，马儒翰，英国远征军的首席翻译，在中文里，他有时也与他的父亲共用一个名字：马礼逊。 十二 当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强调译文应该“信实”、“正确”时，他是在重申西方翻译理论的传统信条：必须忠实，必须使意义被一面镜子完整无误地映照出来。此为翻译家的天职，本来无须刻意叮咛，但巴麦尊也许记得塞缪尔・约翰生博士很久以前说过的话：“谁能用同样的风度转达同样的思想，并且，在做翻译的时候，只改变语言而不改变其他任何东西，谁就应该受到最高奖励……”，显然，他对马儒翰能否得到这份“最高奖励”并无充分的信心。 老约翰生的话表达了英国人对翻译的复杂态度，既确信又怀疑。作为在持续的殖民扩张中与各种不同语言发生对话的民族，英国人确信能够实现完满的翻译，似乎“意义”已经先于语言差异而存在，翻译只需把它从另一种语言中提炼出来，然后对称地予以表述。这种先验、本原的“意义”最初的源头是上帝，上帝确立意义，尽管后来有巴拜尔塔里的语言爆炸，但意义世界依然超越于混乱和差异之上。当然，在约翰生的时代，意义的源头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移，现在，站在那里的是“人”，在具体的各种各样的人之中和之上，有一个大写的“人”，他使一切语言都变得透明，一切语言都映照着他的形象，因此两个操持着不同语言的陌生人最终能够在对方的声音中认出自己，他们心灵相通，他们实现了完满的翻译。 但是，谁都知道这种“最高奖励”实际上多么难得。从约翰生博士的语气中你可以听出他甚至对人们最终能否得到这种奖励心存疑虑。如果说，英国殖民史同时是一部翻译史，那么，这部翻译史也是误译史。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的每次相遇都是深不可测的陷阱，一切夷匪所思的差错、误解、幻觉和欺骗在其中翻滚沸腾。“译”即是“讹”，中国古人的话虽然扫兴，但真是没错。 在故宫博物院编辑的《掌故丛编》(中华书局，1990年3月第一版)中，刊载了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皇帝呈递的表文： ……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里常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的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国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变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飘洋到各处。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也不是为贪图买卖便宜，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处，各处事情物件可以彼此通融，别国的好处我们能得着，我们的好处别国也能得着。恐各处地方我们有知道不全的，也有全不知道的，从前的想头要知道，如今蒙天主的恩可办成了，要把各处的禽兽草木土物各件都要知道，要把四方十界的物件各国相互交易，大家都得便宜。是以常想着要将各国的风俗礼法明白了。如今闻得各处惟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一切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实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叶笃义先生在历史译本之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现代译本，见于《英使谒见乾隆记实》：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也曾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此种举动决非谋求扩充本国已经足以满足一切需要的非常广大的领土，亦非谋求获取国外财富，甚至并非谋求有益本国臣民的对外商业。陛下志在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增进整个人类世界的知识水平。陛下常常派遣船只载动物及植物种籽至荒瘠地区帮助当地人民。此外，对于一切具有古老文明国家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陛下更是注意探询研究以资借镜。贵国广土众民在皇帝陛下统治下，国家兴盛，为周围各国所敬仰。英国现在正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因此英王陛下认为现在适逢其时来谋求中英两大文明帝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比较这两个译本，你肯定觉得必有一个译者发了疯，至于发疯的是谁，那要看你是谁。如果你生活在18世纪的中国，你会认为收藏于军机处档案的那份文本无可置疑地真实，它的辞气卑顺，每一行文字都表达着憨厚的屈从。而且它是有“声音”的，它在模拟“说话”。在18世纪，任何有教养的中国人都不会在书面上公开“说话”，他们不会留下“声音”，只有引车卖浆者流的口语才会被书写出来，这种书写行为本身就充满优越感地向人们展示说话者的低微伧俗――蔑视声音，这是古代汉语的一项根本规划，汉语由此被分割为书写和说话，书写者是上等人，说话者是下等人。而在军机处存档案的当时的译本中，英国人恰好被表现为粗野的下等人。 极为吊诡的一件事是，我们从叶笃义先生的译本得知，英国人其实是在煞费苦心地为自己塑一个“文明”人的形象。这份国书几乎是一篇人文主义理想的概要：知识、技术、贸易的扩展，“人类世界”的信念，我们仿佛看到那个大写的“人”正在向我们走来。 但如果西方先贤说得不错，翻译是面对文本的一面镜子，那么这个大写的“人”肯定碰上了一面魔镜，类似于照妖镜或“风月宝鉴”，当时的译本几乎是对原文的一次滑稽模仿。 这种事何以发生?当然，和关于跪拜问题的备忘录一样，这份文件也经过了由英文到拉丁文再到中文的多重转译，语意的流失和错讹在所难免。而且中文译者想必是我们熟悉的翻译李，他的译文肯定也经由某位精通中国公文行文规则的在华传教士润色或重写，出于习惯、恐惧或者对马戛尔尼的一片好心，他们都有可能故意改变文件内容，比如把英国国王的一大段自吹自擂径自改为对中国皇帝的歌功颂德，马戛尔尼如果懂得中文不被气死才怪。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在1793年，这样一份文件根本不能译成中文，它所表述的意义在中文中无法找到对称的词语――英国人的“人类世界”在中文里就会成为“普天之下”。而“普天之下”隐含的下文是“莫非王土”。对此你有什么办法呢?即使你是最忠实的翻译，你的译本也必然在有意无意之间根本偏离原文，生成另外一套意义。 一个秘密是，语言之外无意义，意义就在语言之中。无论巴麦尊还是马儒翰，这些天真的人文主义者兼凶悍的殖民主义者对此一直缺乏领悟，他们和他们的对手一样，坚信天地之间只有一套意义，这种意义已被自己的语言充分表述，惟一不同的是，反正他们是开着大吨位炮舰来的，他们可以跨越任何意想不到的陷阱。 所以，人们没有理由怀颖马儒翰是否严格遵循了巴麦尊外相的训令，他肯定是尽忠职守的。他的译本发生严重的误译，《英吉利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歪曲了英国政府的姿态和意图，这并非“难解之谜”，谜底就是――作为一个16岁来到中国，幼承家学，精研中文的英国人，周旋于两种语言之间如同一仆二主，当然他忠诚于自己的语言，但当从英文出发进入中文时，他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中文的仆从，被中文的“真理”所驯化，服从中文的规则和习惯，在他的笔下，“satisfaction and redress”只能被写成“昭雪申冤”，而“赔偿并匡正”这样的说法包含着英国人自《大宪章》以来全部的政治、法律和商业伦理，在1840年，它完全处于中文的语言经验之外。 可怜的马儒翰，他也许在某个瞬间清晰地看到他和他父亲的境遇：他们学会了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是对世界的另一种描述，在一个被如此描述的世界里，他们极力加入自己本来的声音，但他们的每一声鸣叫都是古老声音的回响。 这是两只奇怪的鸟，他们将继续飞翔，因为鸟在天空和大地之间先知消息，他们知道，有的世界终归于沉寂，有的世界将日渐喧闹。在漫长的飞翔中，我们悄然衔走一个世界的梦，直到某个月光如水的夜晚，这片森林的鸟群在深睡中沉入陌生的梦境，当曙光初露，他们醒了，他们振翅鸣叫，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声音已被偷走…… ――我们终于得到了马戛尔尼使团的表文和《英吉利国外相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的准确译文。但时间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这是一个漫长的翻译过程，无数翻译为此穷尽了毕生的精力，他们在中文中制造一个又一个新词，他们逐步改变着汉语的结构、语法，直到一个名叫叶笃义的人和一个名叫蒋廷黻的人能够轻松自如地由原文抵达译文，由英语抵达汉语，似乎意义就在两种语言、两种声音之间透明地流动。 于是，1840年的汉语归于沉寂，那个意义世界已被成功地遗忘，荒烟落日，遍地榛莽。 十三 在这个故事中，充满了奇异的邂逅、对称和重复，斯当东父子相继出任访华使团的副使，小斯当东担任副使时，马礼逊是使团的翻译；1840年，小斯当东成为鸦片战争的坚定推动者，而英国远征军的首席翻译自然是马礼逊的儿子。 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物：亨特。在《旧中国札记》中，亨特写道： 我在1824年乘“公民号”从纽约出发的时候，带了一封由这位博士的朋友奥利芬写给他的介绍信。但我抵达时适逢他去了英国，所以没见到。直到1827年1月我从马六甲书院(他是该书院的创始人之一)回来之后，才见到他。于是他就考核我，看我在学习中文方面有什么进步，结果宣称“成绩‘良好’”。――这位“博士”正是马礼逊，按照中文的传统说法，亨特是马礼逊的“门生”。我们记得，在马六甲书院，亨特有一位同学名叫“小德”，经过亨特的介绍，1829年他被选送到京师理藩院担任通译，马礼逊此时应在广州或澳门，不知小德是否见过这位老师? 1829年的秋天，遥远的北京雁阵南飞，天很高，是一种明亮的蓝。在广州，十三行前的广场上，亨特和小德从喧闹的人群中走过，小德依然沉默无语。亨特忽然觉得，这个朋友竟如此陌生，他是谁?他在想什么?他的沉默似乎守护着某种神秘的事物，亨特永远无法接近。 “北京的天也应该凉了。”亨特说。 小德微微一笑。 ――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亨特想。北京无限遥远，他的朋友小德将消失在那传说中的幽深宫殿中。 实际上，1830年和1838年，他们曾两度重逢，每次小德都是匆匆来去，只是为了“找几本外国书”。 1839年，当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时，人们在钦差的随员中看到了小德，这一次，他没有与他的朋友亨特见面，但是―― 钦差阁下到达广州后不久，人们给我拿来一份他与广州政府的高级官员联名写给英国女王陛下谈鸦片贸易的信件的英译本，带到行商公所，要我把它译成中文，以检查原来的译文是否正确。这个英译本显然出自我的老同学小德的手笔。他在广州一直呆到这一年年底，后来听说他返回北京，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音讯。他和我两人的通信成了问题，相互之间都身不由己。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小德是谁了，他是袁德辉，林则徐的首席英文翻译。在历史的这个紧要时刻，敌对双方的首席翻译原来出自同一师门：马儒翰是马礼逊的儿子，而袁德辉曾在马礼逊创办的马六甲书院学习英文。 亨特晚年的散漫回忆使我们走近了这个失落于历史的重重暗影中的人物：袁德辉，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个名字，但这个沉默寡言的人悄悄地改写了我们的基因密码、改写了我们的语言。通过他的眼睛，林则徐看到了世界，后来林则徐将所有的翻译资料转送给一位名叫魏源的文人，魏源据此写了《海国图志》，于是中国人开始寻求和接受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的“意义”。 ――这真是一株神秘的谱系之树，也许你还记得，最初的那粒种子竟是那位姓“李”的翻译，从他那里开始，根须和树叶在历史中不为人知地暗自生长。 直到1917年前后，一位名叫胡适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发起了“白话文运动”，这棵谱系之树蓦然间变得遮天蔽日，这场运动从来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是要人们按照自己的所说去书写，它隐秘的真正目的是使汉语彻底地成为一种可以翻译和被翻译的语言，直到我们能准确无误地听清来自世界的声音和意义。 那时，飞鸟将自己翱翔? 组稿编辑：海〓男 责任编辑：李〓巍
一 1840年8月17日，北京的仲夏夜，在圆明园――那时它还不是废墟，不是喧闹的游乐场，它是圆明园，沉睡于浩大的蓝夜中，完美、贞静，在这梦境的中心，一枝红烛兀自高烧，皇帝正凝神披阅一道表章：《英吉利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这是用炮舰投递了将近两个月的书信。逆虏猖獗，海疆鼎沸，舟山失、定海陷，此时，炮舰停泊在大沽口外，皇帝终于下令接受被各地官员拼死拒收的这封“夷书”，他急欲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夷人意欲何为?他们说什么?怎么说? 史学家们屏住了呼吸，这场战争的一个关键时期即将来临，侵入者不再是沉默的，皇帝谛听着他们的声音： 兹因官宪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龙颜稍霁。皇帝感到世界一如往昔。皇帝不急了，有人可要急死了。就在离皇帝住跸之处不远的清华园内，一位名叫蒋廷黻的史学家感时忧国，绕室彷徨，芦沟桥头硝烟未散，大沽口外铁甲环伺，他写道： 此文(――指巴麦尊照会)是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献，研究此战者必须细审此照会的原文与译文。译者遵照巴麦尊的训令只求信，不求雅。结果不但不雅，且不甚达。但除一句外，全文的翻译确极守信。(蒋廷黻：《琦善和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4月第一版，第126页) 而这不守“信”的一句却最是紧要：“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如按现代汉语直译应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现在翻译者笔头一滑，竟使通牒式的照会变了陈情的状纸，在那个夏夜，皇帝的目光在这句话上久久停留： 求讨皇帝昭雪伸冤。于是，这场战争准确无误地回到了天经地仪的经典情节：野野的蛮夷头顶状纸跪地喊冤。当然，化外之民，桀骜难驯，但是―― 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皇帝接了状纸，自会派员查办，且把炮舰掉个头，回广东等着去吧。皇帝已经决定撤换林则徐――一位惹了麻烦的大臣，煌煌诏谕上，“剿”这个词已被涂擦，与它对称的“抚”字脱颖而出。皇帝的笔下一个词被涂擦或被书写都并非偶然，是的，皇帝提起朱笔，在纸上留下鲜红的字迹，但在书写之前，一个词被涂擦或被书写都并非偶然，是的，皇帝提起朱笔，在纸上留下鲜红的字迹，但在书写之前，一个词已经悄然落在那里，等待着被写出。因为每一个词都身处森严宏大的秩序，追随着上文，等待着下文，当“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在眼前次第出现，“抚”这个词就将被写出――骑一匹陌生的马，理顺它的鬃毛，轻拍它的脖颈，此谓之“抚”，以温和的诱骗行使权力。 然而英吉利人并不是马，尽管据《格列佛游记》记载，1771年在西印度群岛一带发现过一个“慧■国”――智慧的马的国度，但那显然不是英国。所以皇帝的“抚”注定无效，那些蛮夷甚至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抚”，就像他们不曾意识到他们在“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这是一次失败的对话。鉴于双方操持着不同的语言，这次引人注目的误解使那个通常隐藏在历史书页背后的人暴露出来，那个“翻译”：“如此重要的文件如此译法，实为难解之谜。”又有一位史学家郁闷地写道。(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4月第1版，第430页) 二 我将再次引述亨特先生的《旧中国札记》。1995年，在琉璃厂一家书店偶然看到它的中文译文，本以为“旧中国”是1949年前的中国，殊不知错了，在这位当年的旗昌洋行大班眼里，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前的中国才是“旧中国”。 “新”与“旧”，这是深入中国历史经验的紧要话题，紧要，所以不说，因为怕一说便说得无趣。《旧中国札记》是一本有趣的书，晚年的亨特闲居于法国尼斯，这个濒临地中海的小城有毛姆或茨威格小说里的那种气氛，它属于旧欧洲，是历史的一点剩余，像脂肪一样慵懒；天、海，那些空茫的眼睛，一切在湿润的阳光中漫漶欲流。那正好是印象派的世界，现世浮华、脆弱，空气敏感地微微颤动。在酒店的大堂深处，临窗坐着一位老绅士，他的脸隐藏在暗影中，有时他向窗外望去，你看见他的眼睛猝然一亮，然后他转过脸来，用很遥远的声音说： 在他存在的全部时间里，那里是他的惟一栖身之地，可是现在他已从那里消失了，就像史前巨兽从地球表面消失一样。(亨特：《第一版序言》，《旧中国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第14页)――自16世纪到1842年，许多洋人生活在“那里”――中华帝国的南端，澳门和广州。他们“消失”了，因为《南京条约》的签订启动了巨大的历史叙事，相形之下，他们的生活和行动已是无关紧要的细节。此时坐在面前的这个人就是一个被删除的细节，他从历史的两个章节之间遗落，如风中羽毛，飘到了尼斯。 1997年，我在一篇名为《乔治・钦纳里之奔逃》的文章中探讨过一位画家在奔逃中度过的一生，一路狂奔，他从爱尔兰逃到印度，再逃到澳门、广州，逃进了亨特的世界，隐居于《旧中国札记》中一些有趣的段落。亨特在尼斯随手写下很多这样的段落，它们被散乱无章地编成一本书，这是一些埋藏在时间深处的干躁的种子，在被写下时就等待着被重读、重写，重新在某种偏僻的想象中萌芽、生长。 三 1836年10月，广州《中国丛报》上刊登一则短讯： 福建巡抚的差官日前到达，解来夷人一名。该夷人据悉为一名印度水手，至于被何人于何时遗落于福建海岸，尚未查明。――如果是写小说，我就会选择这个印度水手的主观视角，我会用他那双乌黑、洁净的眼睛注视这个陌生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里人很多，到处都是人，他们长得都一样，他们总是围着我，他们的声音像杂乱的鼓声…… 如果这么写，亨特可能就听不出这是他兴致勃勃地讲述过的故事了。在《旧中国札记》里，这不是一个“我”来到“他们”中间的故事，而是在“我”的注视下，发生在“他们”和“他”之间的故事――我真不喜欢这样的绕口令，我其实只是说，谁看谁被看，谁说谁被说，这是每一篇可能的小说、每一个人类生活情境隐秘的要害。“他是一个高贵的、肌肉发达的男人，皮肤黑得就像一位据说长着角和尾巴的古人”，亨特如此描述这位印度水手。为什么皮肤黑得“就像长着角和尾巴”的“古人”。亨特是在粗暴地拼凑词语，表明他眼前出现了一个“怪物”――但是在在场的中国人眼里，“怪物”恐怕不止一个，除了印度水手，站在一边看热闹的亨特也是同样的“怪物”；而那位孤独的印度人，他正在乞求真主把自己从这一群“怪物”中拯救出来。 这场“怪物”们的相遇发生在1837年5月，距印度水手解抵广州已有七个月。现在，官府终于要升堂问案，查清他的来历。无论如何，他出现在福建海岸已经严重触犯天朝法律，因为所有的“夷人”，如果他们一定要来的话只能来广州。这也正是这位水手被跋山涉水移送广州的原因。 审讯在行商公所举行。行商大概相当于领有专营权的外贸商人，但其职能远为复杂暖味，有时近似于坐地铺保，担保那些和他们做买卖的“夷人”循规蹈矩；而当官府和洋商发生交涉时，他们是中间人、是“通事”――两边传话，化不通为通。 1837年广州的总通事是大行商蔡懋，洋人们称之为“老汤姆”。今天这场戏当然不会缺了老汤姆，他就站在广州知府和知县的身边，担任首席翻译。他面无表情，沉默寡言，像所有后来的翻译们一样，看上去他似乎从来没有自己的话可说。正值贸易淡季，亨特等几个洋商闲得发慌，也跑来看热闹，上得堂来，只见那位印度水手正在“口若悬河”： 我完全无法描绘他转过身来渴望地看着我们时，那又是讲话又是做动作的情景。我费了很大劲分辨不出他讲的是哪一种语言、或者讲了多少种语言。孟加拉语和马来语我肯定能辨别出来，但他的口音里有那么多其他陌生的语音，好像他曾去参加语言节，把各种语言的碎屑都偷来了似的……他讲的话是那样乱七八糟，以至于令我们想到，上帝在巴拜尔塔里制造的语言混乱，该就是这样的吧。这位水手说的是“水手语言”，一种混合语。如果你曾乘风破浪，闯荡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走过无数码头，遭遇操着各种语言的水手、小贩、妓女，而且你正好生活在十五或十九世纪，又没什么文化，你就不知不觉地只会说这种“世界语”了。那是一锅杂烩，把一大堆各种语音的能指煮在一起，指望对方能够碰巧从中捞到所指。这不是巴拜尔塔里的混乱，而是浪迹天涯的人们对上帝的阴谋笨拙的反抗，混乱使人互相隔绝，但在混乱中制造的另一种混乱可能使你幸运地、偶然地听懂对方的声音。 ――当然，这位水手极不幸运，而“老汤姆也有点不走运，他一点都听不懂要他传译的话”。但是老汤姆自有妙计：“他从木匠广场带来一个做箱子和盒子的工匠，名叫阿树。他由于提供自己的产品与港脚船的水手做私人交易，所以能说上几句水手们的语言”――“仅仅比白嘴鸦会说得多一点”，亨特写道，“在其他国家，透过夏天黄昏的寂静，我们可以在微风中听到它柔和的叫声。” 这只可爱的白嘴鸦穿长袍、戴官帽，手执折扇站在汤姆身后，他现在是天朝一桩涉外案件的翻译班子成员。这就像从旅游点上找来一个推销纪念品的小贩，他会说“哈罗”会说“完、吐、死端”，于是他成了宝贵的外语人才。在场的一位行商憋不住“掩袖而笑，悄悄地对我们说：‘全都是唱戏!’……我们同意他的讲法，实际上我们可以断言，我们有好些日子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笑剧了。”
四 肃静下来以后，首席法官便说：“问那夷人的乡里籍贯、姓名、年岁和职业。”阿树瞥了老汤姆一眼，就转向那个印度水手，用孟加拉语问道：“你要什么，你要水吗?”对这个问题那个印度人回答得非常清楚：不，他既不要喝水也不要别的什么东西。可是，阿树跪在地上，却是这样翻译他的答话： “大人，夷人说他名叫拉姆・汗，30岁，职业是水手。”然后他站起来，转身向我们这些外国人，显出一副很得意的神气。 大人对老汤姆问道：“你说这夷人是由一艘番鬼船上岸的，那艘船是哪里的船?” 老汤姆用广东英语问了拉姆・汗几句，他当然一点都听不懂。老汤姆又只好看着阿树。阿树问那个黑人：“要樟木箱吗?还有像棋盘，一等一流的货色，太漂亮了!一等便宜。” 那个印度水手做了好几次鬼脸，牛头不对马嘴地答了一阵子，然后看着外国人，用很好的孟加拉语说：“先生，他说什么?我听不懂他的意思。”这时，阿树又赶快跪下，把他的话翻译出来：“大人，黑鬼说他的船是从孟加拉来的。” 然后老汤姆又奉命问那艘船航行了多久?船是受哪里管束?怎么样停靠在该处海岸?载的是什么货?通事一本正经地操着广东英语，小声问那个不知所措的囚徒：“大人说你 船什么时候开行，里面载什么货，去什么地方?”这是直来直去，极简单的，可是阿树却帮助他加上些话：“到我的店铺来，我带你去，在木匠广场九号，名叫‘昌和’。很多船长、很多大副到我的店铺去。”他一面尝试着这样推荐自己的货色，一面跪着，用虔敬的眼光望着那位官员；而那黑鬼则嘎啦嘎啦地嚷了起来，发出一连串听不懂的语音，有些是马来语，有些可能是僧伽罗语。他拼命地作出各种姿势，并且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外国人。老汤姆现在接上手了，他把拉姆・汗的话翻译给大人听(大人摆出一副稳重的官派听着)。老汤姆说：“大人，这番鬼说，船上装的是大米，是从孟加拉开来广州的。途中起了大风，又遇上猛烈的大海潮，船被迫在福建靠岸。他们希望在那里补充点淡水和食物。为此，他们派了一只小艇，载着五个水手上岸；这个人就是五人中的一个。就在他们用水桶装水的时候，这个拉姆・汗由于过度疲劳，倒在地上很快睡着了。突然他被一些中国人弄醒，他们绑住了他的手脚，把他的衣服剥光。……后来他就被带走，关进了监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位委员要来广州了，就委派他把夷人解来这里。” 广州知府转向坐在他左手下的知县说：“你看，通晓番话真是很有用处呀!”然后他又对着老汤姆说：“通事君，你学识渊博，聪明过人，令人钦佩，不过这船是哪个国家的呢?”那“聪明的”通事看着阿树，阿树对印度水手说：“一定来我店，有三苏，一等货色，一等便宜。两元一瓶。”(这个价钱在成交时可能减到两角五分)这一切使可怜的拉姆・汗差点发疯，他就像鸭子在雷雨里那样，翻着白眼，绝望地举起双手，发出一些听不懂的声音，最后累得快要坐下来了。…… 老汤姆对大人说：“那船是属于红毛国的。” “不足为怪，”那大人物推论似地说，“那些人，像老鼠一样，到处无孔不入，总想私自潜入中华领土。最近不是企图进入闽江吗?如果不是我们那些雷鸣般的大炮给他个惊天动地、震撼五岳的齐射，他们就闯进中国来了。天子出于仁慈，把广州开放给他们，他们却不知餍足。……如果广州把夷人全都赶走，他们几年里喝不上茶、用不上大黄，那样他们就会懂得感谢大皇帝对他们的怜恤了。通事，你问问他，自从他有幸来到我们国土上，他受到怎样的对待。” 阿树总是想着关照自己的店铺和货物，他对拉姆・汗说：“千万别忘了，九号，木匠广场，那里，最公道的价钱，卖樟木箱和航海箱。随便比哪家店铺都便宜、都好!”那黑人越弄越糊涂，他朝四周看着，哀声说着一些语无伦次的话。 “大人，”老汤姆提高了声调说，“这个夷人对于他上岸以来所受恩惠，铭感于心，难以用言辞表达。这是今天聚集在这里的外国鬼都可以作见证的。”(然后他向站在附近的一个外国人得意地问道：“你看我哄他哄得很漂亮吧?”“是的，”那外国人说，“你把那老头子当作大傻瓜那样骗了!”)“你告诉他，”那位官员吩咐道，“我们中华的荣光，辉耀寰宇，我们对他扶贫济困，说明我们无限的仁慈，足可为天下万国垂范。你叫他回国以后，应该劝诫他本国君主，定要一心向往教化，这样才好!” 阿树接着对有点绝望的囚犯说：“晚饭准备好了。镜子九号有，不能――”谁也听不懂他掺进来的这些话。那个印度水手又大声嚷起来，这回用的是马来语：“那个人是笨蛋，先生，他都说了些什么?”老汤姆却翻译道：“大人，夷人说他很用心听着，他说一定勉力从命。”(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向他的外国朋友诡窭地微笑着，从容自若地说：“你以前知道我这么聪明吗?”)广州知府说：“通事君，你真是学识渊博，出类拔萃。只可惜我未能按你应得的来行赏。”接着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表示审问已经结束……――《旧中国札记》第27―30页 五 《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化，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化’，读若‘讹’。” 据此，则“译”字源于“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捕鸟人张设罗网，把一只驯养的鸟置于网下，那鸟儿婉转啼鸣，遂有大群天真未凿的鸟儿闻声而来，自投罗网。这就是“化”，在1971年修订重排本的《新华字典》中，“化”解为“捕鸟用的繇子”――一种引诱同类的鸟，古称“鸟媒”。 当然这件事必有下文，捕鸟人收了网，一把一个，把鸟儿塞进口袋，这时如果你是其中一只傻鸟，你就会省语上了当着了道儿，口袋里必然要展开“鸟儿问答”：人倒罢了，本就是吃鸟的大虫，偏是那空长一身翎毛的同类，可恨呀可恼―― 都无旧性灵，反为他心腹， 置在芳草中，翻令诱同族!――元稹发傻鸟之心声而为诗，是为《雉媒》。他的朋友白居易是个把话说到明处的诗人，所以在和诗中振笔直书：“岂惟鸟有之?抑亦人复然。” 这下我虽不是“老妪”，我也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说，不仅鸟是傻鸟，人也一样会成为傻人，被人家卖了还帮着数钱呢――如果你不幸破到一个翻译官的话。 提起翻译官，我们知道他应该是什么样，马靴，马裤，白衬衫，斜挎盒子炮，头戴战斗帽。当然我们没有和他打交道，因为我们没赶上见识日本鬼子。但翻译官总是鬼鬼祟祟地出没于我们的童年幻想――严格地说，他是我们童年幻想中一个有意空缺，我们都知道他在那里，但我们宁愿扮演鬼子小队长什么的，没有愿意扮演翻译官。70年代在中国孩子们的虚拟战斗中，一般只有鬼子和八路、魔鬼和英雄，纯粹的善恶二元，没有丝毫暖昧含混。而翻译官这个角色恰恰是暖昧含混，他不是纯粹的恶，就像他那身不伦不类的装束，他是对恶的模仿，是恶的影子，而且还在扭曲晃动，它使恶变得卑微滑稽。所以这个人不仅伤害了善，也伤害着恶，他是一种杂质，把明明白白的世界搅得混沌不清。 1837年发生在广州的那场闹剧因此具有经典意义，其基本情节将无限重复。“老汤姆”和阿树将自己塑成了“翻译官”，他们发现两种语言的相遇是两种互不交融的“现实”的碰撞，是聋子和聋子的对话，只有他们可能把双方引入同一个现实平面，但他们是多么“聪明”啊，他们是天才的喜剧家，他们热爱艺术，他们都熟悉《三岔口》，他们应为黑暗中相遇的两个人点燃烛火，但是不，他们看着，他们既在表演也在观看，他们看着甲乙双方被自己巧妙地蒙骗，在黑暗中互相摸索、互相躲避，他们快要笑破肚子了，他们忍不住对邻座的观众夸嘴：“你看我哄他哄得很漂亮吧?” ――所以，古人之忧并非杞忧，“译”很可能也是“讹”和“诱”。甲乙双方时时会有疑虑和恐惧浮上心头，这第三者会不会是一只“鸟媒”?他流利的声音或许掩盖着陷阱?谦卑的“通事”侍立于我们身边，有时你会觉得他们在极力缩小，缩小成一条灵动的舌头――当中国和现代的西方在16世纪最初相遇时，翻译就被称为“舌头”――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舌头交了出去，同时交出去的还有我们的耳朵，我们必须通过他说、通过他听。如果我们猜得不错，此人由此获得了一种阴险的权力，他将谦卑地背叛我们双方，他将在我们被迫的沉默中自说自话、自问自答，就像“老汤姆”和阿树不仅愚弄了印度水手，同时也使知府大人变成了“傻瓜”。――知府大人知道自己是傻瓜吗?啊，当然知道，我知道，当这个被番鬼称为“老汤姆”的家伙用他被鸦片熏哑的公鸭嗓子说着人话和鬼话时，他肯定不像看上去那么老实，但我何必为此烦心呢?只要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正好是我想听的，只要他确保世界依然如故…… 六 多年以后，亨特在尼斯写下了这个故事，又过许多年，这个故事由我在此引述，这个关于翻译的故事已经过了反复的翻译：在原初的情境中，翻译者是“老汤姆”和阿树；然后，亨特用英语将这个汉语(很可能包括官话和广东话)、广东英语、孟加拉语、僧伽罗语、马来语和乱七八糟的其他什么语众声嘈杂的混乱场面清晰地讲述出来。1992年，《旧中国札记》再被译成中文，你能够感觉到译者在设法还原汉语对话时面临的特殊困难――“通事君，你真是学识渊博，出类拔萃。只可惜我未能按你应得的来行赏。”――这是现代人在书写，肯定不是古时人在说话。该知府大人19世纪末远游欧洲，20世纪末重归故里时，他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初是怎么说话的，他的声音、旧汉语的声音已在这百余年间随风飘散。 其实，在公堂会审时，除了“老汤姆”和阿树，亨特是第三个翻译，他大致听得懂所有的话，然后翻译给不在场的人们。如果说公堂上搬演着《三岔口》，亨特就是唯一耳聪目明的观众，舞台上的诱骗和追逐、想象和错觉在他面前敞开，就像敏锐的观众总会比剧中人更准确、更真实地了解剧情一样，亨特也占有着比在场的任何人更为广阔的现实――什么是“现实”?对知府来说，“现实”就是他在审问一个来历不明的番鬼，现在他知道了一切，他圆满地履行了职责；而“老汤姆”和阿树的“现实”是向官府证明了他们作为通事的专业水准，而且阿树还借此推销了他的樟木箱；至于那位印度水手，他的“现实”是一场噩梦――亨特一目了然地注视着每个人的现实，每个人都在被观看，在此时此地，世界的真相掌握在这个“番鬼”手中，他拥有超出于在场众人之上的权力。 亨特懂汉语，这是他的权力的来源。所以为了确保我们的真相不被窥探，天朝的法律严密防止“番鬼们”学习汉语。1792年，当英国向中国派遣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团时，这种语言封锁就是两国间亟待解决的问题。 英国人所提出的任何抱怨和控诉都被认为没有根据和无理取闹。中国官吏为了有效地制止这种控诉，常常把一些代替英国人把控诉书译成中文的中国人加以处罚。少数懂中文的英国人自然常常出头代本国人提出控诉，他们因此变为非常受中国憎恶的对象。这样一来，英国人就不愿学中文了。同时中国人受英国人的聘请教授中文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职业，这也限制英国人学习中文的机会。(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记实》，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4月第一版，第6页)――马戛尔尼的副使斯当东如此描述天朝的语言防线。所以，当使团从朴次茅斯启航，驶向那沉寂无声的帝国时，他们尚不知如何与对方交谈： 在英国全国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的人……少数广州当地人懂得一些葡萄牙文或英文，但他们的外文知识只能为外国商人翻译一些买卖交易事情，任何关于其他事项的谈话，他们就难于应付了。此外，广州方言在北京也无人懂。(《英使谒见乾隆记实》，第17页)即使找得到称职的“当地人”，他也肯定不想被砍掉脑袋。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使团的秘书找遍了法国和意大利，终于在那不勒斯发现了两个中国人，那里有一所“中国学院”，被传教士带到欧洲的中国青年在此接受培训，以便日后回去“挽救本国人民的灵魂”――然而此行的使命不是“挽救灵魂”，而是推销呢绒、钟表和鸦片，中国学院的管理者们难免心存疑虑，所幸英国驻那不勒斯公使威廉・汉弥尔顿曾是学院的资助者，资助者的说服力总是比较强的，两位中国学生：李神父和朱神父终于成为英国使团的翻译。 就在汉弥尔顿忙于国事时，他美丽的夫人正周旋于那不勒斯的上流社会，几年后，红杏枝头春意闹，她与英国皇家海军的纳尔逊将军演绎出一段经典爱情――费雯丽和劳伦斯・奥利弗执手相看，无语凝咽……多年前看过这部名为《汉弥尔顿夫人》的黑白片，如果此时再看，它的背后就有了更为宏大的吊诡的情节：纳尔逊将军在1798年尼罗河口的决定性海战中打破了拿破仑对“东方”的梦想，于是拿破仑说出了那句名言：“不要惊醒中国，中国醒后将震撼世界”――这句话并非对中国人说的，但中国人铭记不忘，殖民梦想破灭后的叹息神奇地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觉醒的咒语，“警世钟”、“猛回头”、“醒狮”，这些在上世纪初曾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意象均源自法兰西皇帝的灵感。而在此时，汉弥尔顿正设法“惊醒”中国，他和他未来的情敌将成为另一套隐蔽的情节中配合默契的伙伴…… ――但是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李、朱两位神父不懂英语。作为那不勒斯神学院的学生，他们只懂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当然，马戛尔尼受过完备的人文教育，通晓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但是当英中两个帝国迎面相遇时，对话将发生在拉丁语和汉语之间，这显然令英国人感到郁闷，更何况这个局面也微妙地表明，通往东方的路必经梵蒂冈，罗马教廷几个世纪以来通过传教士垄断着东西方的交流渠道。 所以，在1792年的语言政治格局中，英国人丝毫不占优势，他们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使英语的声音覆盖世界。现在，他们的巨舰刚刚驶近澳门，那广大神秘的帝国尚在波涛尽处安眠，这时，有人开始心慌了―― 有一翻译这个时候也想退出使团的工作。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私自无故离开本国和为外国人服务都要受到处分，他有点感到恐慌。虽然处境相同，但另一个中国翻译的态度则十分坚定。……他相信即使他被发现是生在中国的人，特使将对他加以营救。他生长在被中国吞并的鞑靼地区，他的相貌同中国本地人不完全一样。他改换了英国军装，佩带军刀，把他的中国名字改为英国名字……准备着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决不变更初衷。(《英使谒见乾隆记实》，第168页)――事情的结果是，朱留在澳门，而李成了一名我们后来非常熟悉的“翻译官”，他穿上对方的衣服，他的名字也不知是改成了汤姆还是约翰，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英国使团雇员，李的年薪达150英镑，这在当时颇为丰厚。 在英方的记载中，李一直是“李”，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跟随他学习中文，有时根据“李”字的本义称呼他“李子先生”。中方的记载对此人只字未提，显然，官府并未发现这个卑微的“夷人”是谁，我们也就永远不会知道他究竟是谁了。他是满族人，或许属于汉军八旗?人们的所知仅止于此，这个无名者悄然消失于分隔两个世界的茫茫黑暗中。 但此时，李是一只秘密的“鸟媒”，“反为他心腹”，“翻令诱同族”。
七 在北京，马戛尔尼碰到了一个意想之外但成败攸关的问题：他必须如其他番邦使臣一样向皇帝行跪叩之礼。于是“碰撞”发生了，马戛尔尼拒绝叩拜，天朝方面困惑不解：该等“夷人”不远万里而来，难道不就是为了在大皇帝面前三跪九叩吗? ――1816年，嘉庆皇帝在诏书中宣称， 他曾亲眼看见马戛尔尼在先皇面前叩头；而英方的正式报告和使团成员的个人回忆都一口咬定他们不曾叩头。英国人当然不能又叩头又不叩头，所以在这件事上一定有人说谎，而我比较相信说谎者是我们的皇帝。一个人要求天下人向他叩头，他就比较容易说谎，因为反正不会被人跳起来戳穿。其实，事情闹到必须由皇帝充当目击证人的地步，这恰恰说明英国人不曾叩头，因为英国人不叩头，皇帝就不成其为皇帝了，皇帝本来不证自明，人们见了皇帝要叩头就像起了床要穿衣肚子饿了要吃饭，现在他们知道居然有人见了皇帝不叩头，他们会怎么想呀?如果我是皇帝，我就会为此郁闷，郁闷一阵子之后，我就会告诉他们我亲眼看见那些“夷人”在御前叩头，所以我仍然是我，皇帝仍然是皇帝――这里边的逻辑是：因为他们叩了头，所以我仍是皇帝，因为我是皇帝，所以你们必须信我的话，他们的确叩了头。对此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一撅屁股一哈腰，说一声“皇上圣明!” 但是，尽管我们按照皇帝的话书写历史，我们的记忆却无比诡诈，它们会乔装改扮，藏匿于史书的字里行间…… 1839年9月1日，鸦片战争即将爆发，林则徐在一份分析敌我态势的奏折中断言： 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第二年的8月7日，定海失陷，此时已被罢免的林则徐上奏献策，竟说英兵“一仆而不能复起”――只要倒下就再爬不起来，因为他们的腿是直的，不能弯曲。 一位名叫茅海建的史学家用审慎的小号字就此写道： 林则徐亲眼见过外国人，在澳门又检阅过葡萄牙兵。“腿足缠裹”，疑是当时的紧身裤和绑腿；“屈伸不便”，疑是葡萄牙兵采用踢腿式行进方式，即所谓“正步”，而产生的一种误解。又当时外国人不愿行跪拜礼，民间误传其膝关节有问题，不知此说与林的判断有无关系。(《天朝的崩溃》，第153页)――当然有关系。我们惊恐地注视着他们拒不下跪或仅仅单腿下脆，我们断定他们的膝盖肯定有问题。后来皇帝说马戛尔尼曾经下跪，于是我们就不再记得他们不曾下跪，但当我们遵旨涂改记忆时这个关于膝盖的印象遗漏了，它仍然留在那里，如一块漂移的碎片，直到找到新的上下文：当夷兵来临时，我们只需要一根竹竿，把他们捅倒，因为……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未记错，据使团成员回忆，马戛尔尼在华期间确实常常被严重的风湿痛所困扰，以致有时行动不便。但是此时，马夏尔尼的膝盖还没有犯病，他正苦思冥想地设法打破眼前的外交僵局，他将需要他的“李”翻译的帮助。 八 《英王陛下特使致当朝首相和中堂的备忘录》节录： ……为了避免失仪，和向尊严伟大的皇帝陛下表达地球上最远和最大国家之一的崇高敬意，本特使准备执行贵国臣民和贵国属地君主谒见贵国皇帝陛下时所行的一切礼节。本使准备在下述条件下这样做：贵国皇帝钦派一位同本使地位身份相同的大员穿着朝服在英王陛下御像前行使本使在贵国皇帝面前所行的同样礼节……我跪你，你再跪我，这在马戛尔尼的设想中是两无亏欠的折衷，但在天朝看来是不可理喻的狂悖。跪是表达绝对顺从的姿态，绝对顺从岂可相互交换?所以，这份“备记录”在送达“和中堂”之前就已注定将会被这位著名的和坤和大人所遗忘。在天朝档案中你找不到这份文件的只言片语，了无痕迹，原件在收件后不久就退还使团，未予答复也不加评论，就像一切都“未曾发生”。 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只是叶笃义先生的译文，译自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回忆录。通过一位现代翻译家，这份《备忘录》由英文原本抵达汉语，尽管行文典重，它却具备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外交文书的一切风格要素，圆滑而精确，全文根本不曾提及“跪拜”二字，“跪拜”被小心翼翼地回避同时又准确无误地阐明。但是，在遥远的1793年8月，和坤和大人所读到的并不是这个译本，在马戛尔尼与和大人之间、英国和中国之间，这封书信辗转经历了几次翻译、几重书写―― 使团成员哈特诺――翻译李――一位中国基督教徒――斯当东先生的儿子、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小斯当东。 据斯当东回忆，“这个手续过程是非常麻烦”： 首先英文原件由哈特诺先生译成拉丁文，因为使节团中国翻译只懂拉丁文，不懂英文；然后由这位翻译将拉丁文件口头翻译给这位帮忙的人；这个人将它按照中国官方文件格式写成中文；最后由这个童子重抄一遍作为正式信件。这位“帮忙的人”是由住在北京的传教士介绍来的中国教徒，“这个人经常为那个传教士翻译中文。从文字技术上说，他是力能胜任的。但中国人一向怕参与国事，尤其是他怕钦差查对出他的笔迹来招致祸灾。”所以他的译稿必须由小斯当东抄写一遍，然后把原件当着他的面撕得粉碎。 现在他们有了两只“鸟媒”，“李”和那个无名无姓的教徒，两个匿名者怀着巨大的恐惧、怀着偷情者隐秘的狂喜暗自穿行在历史的暗影之中。他们更像两只结伴而行的鼹鼠，英国人一直未能够准确地理解何以一只需要另一只的“帮忙”，斯当东认为“李”“不熟悉中国宫廷文件的体裁格式”，所以必须有人进行格式化处理，他并未想到“李”其实也需要一个翻译，一个由汉语的口头到汉语的书面的翻译，在1793年，这两者的距离并不比英语和汉语之间的距离更近。 和坤和大人的面容很多年以后通过一部电视剧而为亿万中国人所熟悉，我们熟悉他滚圆的脑袋，眼睛、鼻子和嘴。现在他拆开封套，看到了这份《备忘录》，我们清晰地听见他的笑声，“嗤嗤”的，浑身抖动，似乎一阵大笑在体内鼓荡，终于，他忍不住了，大笑喷薄而出，他张开的嘴里有一颗发黑的虫牙。笑声渐渐消歇，和大人瘫软在椅子上，似乎刚刚经过了一次呕吐，眼角挂着泪花，肚子骤起骤伏。 是的，和大人从未见过这样的公文，字迹歪歪扭扭，恍如蟹行，它出于一位12岁少年之手，他在使团来华的航程中学习中文，至今不到一年。 九 1840年4月7日，英国下院，一个声音在昏暗的大厅内回荡，所有的人，那些在利润和正义之间亢奋而疲惫地争辩的人们都在凝神谛听―― 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这个声音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托马斯・斯当东爵士曾先后随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从1798年他十七岁起即作为东印度公司职员常驻广州，直到1816年。没有人比斯当东爵士更了解中国，他用十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或许是一部中文著作首次被直接译成英文。1810年，英文本《大清律例》出版，同年一位教士在致斯当东的信中说：“你经验丰富，又经过无数的斗争，所以肯定了解中国官员的种种权术，您对他们来说是个可怕的对手。” ――是的，可怕的对手。斯当东有强大的说服力，战争议案在英国下院以5票多数获得通过。在他的座位上，斯当东凝望着那座遥远的名叫广州的城市，他曾经在那里度过十八年的青春岁月，这座城市将在炮火下颤粟，斯当东感到恶毒的快感像电流击打着他的身体。 也许，直到此时，“李”作为一只“鸟媒”才真正完成了使命。四十多年前，在“狮子号”炮舰的甲板上，“李子先生”向一个十一岁的英国少年讲授中文，斯当东记得他平淡、温和的面容，记得他低沉的声音，还有天空飞翔的鸥鸟，就像他记得在中国北方梦境般的园林中，一位伟大皇帝的手轻轻抚过他的头顶，那只手如玉石般坚硬、温润。斯当东长大了，在四十多年里，他穿越了阻隔着、保护着那个神秘帝国的广大的无声区域，就像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他追随着最初的声音，“李”的声音，微弱、飘忽，如无边暗夜中的一点萤火，他跌跌撞撞地走着，渐渐的，眼前的一切从黑暗中出现了轮廓，越来越清晰，这个世界似乎已经向他敞开，他成为第一个精通中文的英国人…… 在“第一个”之后，陌生人一个又一个地走过来，站在我们身边，侧耳倾听。 1825年，斯当东离开中国九年后，一位名叫亨特的美国少年来到广州，随即被洋行派往马六甲英华书院，一所教授中文的语言学院，他在这里学习“中国官话”――事情有些滑稽，一个外国人只有在距广州千里之遥的异域才能学会在广州与人交谈。 多年以后，亨特回忆起他在英华书院的同学：一位名叫穆尔的荷兰人，还有从槟榔屿来的一个“大麻子中国人”―― 他原来在那里的一所罗马天主教学校读书……很快就看得出来，他不是等闲之辈。他熟识拉丁文，而我们的中文教师人人都对他在中文方面的高深造诣感到惊异。他的名字叫小德，四川省人，年纪在25岁左右。他讲一口很浓的中国官话。他对书院的中文印刷所极有用处，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可以给印刷所誉写用来制版的抄本。 他举止粗豪而敏捷，一双亮闪闪的小眼睛锐利而有洞察力。我跟穆尔和小德一起在书院里的那十六个月间，小德专攻英语，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深入研究。当我离开那里回广州的时候，他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他时时跟我和穆尔一起去散步或骑矮种马。他骑马的时候显得特别笨拙。但是使我们觉得他有点讨厌的是，他老是在那里沉思默想些什么。后来，1829年10月3日的英文《广州纪事报》刊登了一则消息： 我们的总商受李巡抚之托，物色到一名四川籍青年，其人曾就读于槟榔屿罗马天主教学堂，后又就读于马六甲英文书院。北京政府发下来一些俄罗斯国的拉丁文文件，政府早已有其译本，专用来测试本国生员的能力的。××以中文译出其大意，遂获任月。月薪100两(约30镑)。据传××是前朝皇位可能的继承者，但也可能纯属笑谈。他受到李巡抚的接见，为他准备了一艘船，还颁与一面官旗，将他送往天朝的宫廷。当然，“××”就是小德，他现在成了天朝理藩院的通译。无所不在的亨特在这件事上发挥了作用，是他把他的老同学介绍给“我们的总商”的。一个学中文的外国人，一个学英文的中国人，真是怪异而危险的友谊。
十 这是一部神秘的书，很少有人读过它，它已被遗忘。在巨大的图书馆中，人们翻过无数的书才能接近这部书，在昏暗的时间深处，几个面目模糊的人抚摸着它细腻的羊皮封面。 他们是这部书最初的读者――亨特、小德和托马斯・斯当东，他们一定读过《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对照辞典。 1823年，也就是亨特来华前两年，这部六大卷近五千页的书终于在澳门出齐，辞典的编纂者马礼逊博士那天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这部书如同编纂世界。 ――马礼逊博士一定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世界是上帝的书，那么这部书版本繁多，一个版本用一种语言写成，世界因语言的混乱而不可理解、不可通读。现在，这部《华英辞典》对世界的两个版本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互译，这是一次全面的命名，汉语世界的事物有了英语的名字，而英语世界的事物有了汉语的名字。 作为中国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想必满怀人文主义激情，他坚信翻译的可能性，坚信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之间可以充分交流和理解。当他在19世纪初的某一天着手编纂这部辞典时，他所想的也许不仅是中国人或英国人，而是“人类”，人类终将完成一个统一的世界版本，而这部辞典是这个梦想中的版本的一份草稿。 这种统一的世界版本据说已经出现，出现于互联网、电影院，或者大公司的谈判桌上。惟一不太方便的是这个版本是用英语写成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懂英语，你就属于“Mankind”，如果不懂，你就还是中国人或坦桑尼亚人。上帝在创造世界时说的是希伯来语，但我们如果回到巴拜尔塔里以前就只能说英语，这多少有点怪异。1999年，微软公司在推出《Encarta 世界英语词典》时宣称：“英语如今是世界性语言，它属于所有讲英语的人。”展望未来，微软预言，到2050年，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约42亿――将具备“合格的”英语水平。也许我是小人之心，我觉得这件事的言外之意是，如果你要踏上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Sorry，请讲英语。 所以讲一口英语意味着成为“未来”的选民，这个未来是人文主义的未来也是科学主义的未来，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它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但是，在1825年，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那个名叫小德的中国青年在“沉思默想”，他肯定精心研读了这部辞典，因为辞典的编纂者正是书院的创办人之一，这位小德是否从中看到了“未来”――我们的语言、生活、世界都将被另一种语言重新编纂?或者，他在内心忧惧地凝视着某种迫在眉睫的危险? 这部辞典在某种程度上是托马斯・斯当东和马礼逊博士的共同事业，因为斯当东此时正是在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他的支持和资助使这项浩大的工程得以完成。可以说《华英辞典》是东印度公司的一项投资，公司为此提供了一万二千镑，一说一万五千镑，反正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公司出资的动机显而易见，一部英汉双语辞典将有助于打破对华贸易的语言壁垒，同时也是对这个神秘帝国的大规模知识整理，一次最初的全面“格式化”论述。这是一桩辉煌的人文主义事业，但人文主义事业从一开始也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事业。 马礼逊的身份同样是多重、暖昧的，他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汉学家，是一位传教士，也是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官方翻译。1807年，马礼逊来到中国，时年26岁。1817年，他作为翻译随阿美士德勋爵出使北京。这是继马戛尔尼之后的第二个英国使团，他们的运气更为不济，几乎是被嘉庆皇帝轰出了京城，原因如前所述，皇帝曾经“亲眼”看见马戛尔尼在先皇面前叩头，那么现在你们为何拒不叩头?似乎预感到即将发生的“所见”的疑难，英国使团的副使恰恰是另一位当时的目击者：托马斯・斯当东。 十一 马儒翰在英军旗舰麦尔威厘号上最后一次审阅了外交大臣致中国宰相书的中文译本，他很满意，他的译文清晰、准确，无懈可击，完全符合巴麦尊外相的训令： 信的译文，你应当尽可能使它正确，不要不必要地脱离英文语法，也不要采用任何足以妨害信实简明而又切合实际地表达原文的中国语文形式。站在甲板上，平原浩浩荡荡，在平原的尽头，铅灰色的天幕垂落的地方就是这个帝国的都城。二十三年前，他的父亲曾经穿过那巍峨的城门，踏上那神圣的大殿，父亲的声音被封存于帝国的档案，遗弃在深宫的某个角落，也许已落满尘埃。但是，马儒翰想，上帝的意志神秘而精确，父亲在遥远的往昔发出的声音其实从未被真正封存，就像飞鸟的痕迹不会消失，每一只鸟的飞翔都是往昔重现，它谛听着冥冥之中回荡的游丝般的声音，那是父亲的声音，现在是他的声音，似乎贯彻他们父子生命的隐秘的目的就是把这声音淬炼得透明、锐利，去划破深黑的寂静。 现在是1840年8月16日，六年前的8月1日，父亲死于那条名为珠江的大河。在一艘独桅快船上，乌云翻卷的天空投印于父亲空茫的眼。在最后的时刻，父亲在想什么?他也许看到了未来?也许他看到在这个黄昏，他的儿子把一封由冰凉的枪炮、热的鲜血写成的书信由英文翻译成中文，也许儿子那谨慎、缜密的目光是由父亲的眼睛发出的，也许在某一瞬间，似乎被那冰凉、炽热的词句所刺伤，父亲闭上了眼睛? 马儒翰有些累了。他想，不管怎样，明天中国朝廷的官吏就将登舰收取这封文书，然后由飞驰的驿马送达皇帝的案头。作为英国远征军的首席翻译，他已经善尽职责。 是的，马儒翰，英国远征军的首席翻译，在中文里，他有时也与他的父亲共用一个名字：马礼逊。 十二 当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强调译文应该“信实”、“正确”时，他是在重申西方翻译理论的传统信条：必须忠实，必须使意义被一面镜子完整无误地映照出来。此为翻译家的天职，本来无须刻意叮咛，但巴麦尊也许记得塞缪尔・约翰生博士很久以前说过的话：“谁能用同样的风度转达同样的思想，并且，在做翻译的时候，只改变语言而不改变其他任何东西，谁就应该受到最高奖励……”，显然，他对马儒翰能否得到这份“最高奖励”并无充分的信心。 老约翰生的话表达了英国人对翻译的复杂态度，既确信又怀疑。作为在持续的殖民扩张中与各种不同语言发生对话的民族，英国人确信能够实现完满的翻译，似乎“意义”已经先于语言差异而存在，翻译只需把它从另一种语言中提炼出来，然后对称地予以表述。这种先验、本原的“意义”最初的源头是上帝，上帝确立意义，尽管后来有巴拜尔塔里的语言爆炸，但意义世界依然超越于混乱和差异之上。当然，在约翰生的时代，意义的源头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移，现在，站在那里的是“人”，在具体的各种各样的人之中和之上，有一个大写的“人”，他使一切语言都变得透明，一切语言都映照着他的形象，因此两个操持着不同语言的陌生人最终能够在对方的声音中认出自己，他们心灵相通，他们实现了完满的翻译。 但是，谁都知道这种“最高奖励”实际上多么难得。从约翰生博士的语气中你可以听出他甚至对人们最终能否得到这种奖励心存疑虑。如果说，英国殖民史同时是一部翻译史，那么，这部翻译史也是误译史。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的每次相遇都是深不可测的陷阱，一切夷匪所思的差错、误解、幻觉和欺骗在其中翻滚沸腾。“译”即是“讹”，中国古人的话虽然扫兴，但真是没错。 在故宫博物院编辑的《掌故丛编》(中华书局，1990年3月第一版)中，刊载了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皇帝呈递的表文： ……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里常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的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国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变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飘洋到各处。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也不是为贪图买卖便宜，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处，各处事情物件可以彼此通融，别国的好处我们能得着，我们的好处别国也能得着。恐各处地方我们有知道不全的，也有全不知道的，从前的想头要知道，如今蒙天主的恩可办成了，要把各处的禽兽草木土物各件都要知道，要把四方十界的物件各国相互交易，大家都得便宜。是以常想着要将各国的风俗礼法明白了。如今闻得各处惟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一切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实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叶笃义先生在历史译本之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现代译本，见于《英使谒见乾隆记实》：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也曾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此种举动决非谋求扩充本国已经足以满足一切需要的非常广大的领土，亦非谋求获取国外财富，甚至并非谋求有益本国臣民的对外商业。陛下志在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增进整个人类世界的知识水平。陛下常常派遣船只载动物及植物种籽至荒瘠地区帮助当地人民。此外，对于一切具有古老文明国家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陛下更是注意探询研究以资借镜。贵国广土众民在皇帝陛下统治下，国家兴盛，为周围各国所敬仰。英国现在正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因此英王陛下认为现在适逢其时来谋求中英两大文明帝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比较这两个译本，你肯定觉得必有一个译者发了疯，至于发疯的是谁，那要看你是谁。如果你生活在18世纪的中国，你会认为收藏于军机处档案的那份文本无可置疑地真实，它的辞气卑顺，每一行文字都表达着憨厚的屈从。而且它是有“声音”的，它在模拟“说话”。在18世纪，任何有教养的中国人都不会在书面上公开“说话”，他们不会留下“声音”，只有引车卖浆者流的口语才会被书写出来，这种书写行为本身就充满优越感地向人们展示说话者的低微伧俗――蔑视声音，这是古代汉语的一项根本规划，汉语由此被分割为书写和说话，书写者是上等人，说话者是下等人。而在军机处存档案的当时的译本中，英国人恰好被表现为粗野的下等人。 极为吊诡的一件事是，我们从叶笃义先生的译本得知，英国人其实是在煞费苦心地为自己塑一个“文明”人的形象。这份国书几乎是一篇人文主义理想的概要：知识、技术、贸易的扩展，“人类世界”的信念，我们仿佛看到那个大写的“人”正在向我们走来。 但如果西方先贤说得不错，翻译是面对文本的一面镜子，那么这个大写的“人”肯定碰上了一面魔镜，类似于照妖镜或“风月宝鉴”，当时的译本几乎是对原文的一次滑稽模仿。 这种事何以发生?当然，和关于跪拜问题的备忘录一样，这份文件也经过了由英文到拉丁文再到中文的多重转译，语意的流失和错讹在所难免。而且中文译者想必是我们熟悉的翻译李，他的译文肯定也经由某位精通中国公文行文规则的在华传教士润色或重写，出于习惯、恐惧或者对马戛尔尼的一片好心，他们都有可能故意改变文件内容，比如把英国国王的一大段自吹自擂径自改为对中国皇帝的歌功颂德，马戛尔尼如果懂得中文不被气死才怪。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在1793年，这样一份文件根本不能译成中文，它所表述的意义在中文中无法找到对称的词语――英国人的“人类世界”在中文里就会成为“普天之下”。而“普天之下”隐含的下文是“莫非王土”。对此你有什么办法呢?即使你是最忠实的翻译，你的译本也必然在有意无意之间根本偏离原文，生成另外一套意义。 一个秘密是，语言之外无意义，意义就在语言之中。无论巴麦尊还是马儒翰，这些天真的人文主义者兼凶悍的殖民主义者对此一直缺乏领悟，他们和他们的对手一样，坚信天地之间只有一套意义，这种意义已被自己的语言充分表述，惟一不同的是，反正他们是开着大吨位炮舰来的，他们可以跨越任何意想不到的陷阱。 所以，人们没有理由怀颖马儒翰是否严格遵循了巴麦尊外相的训令，他肯定是尽忠职守的。他的译本发生严重的误译，《英吉利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歪曲了英国政府的姿态和意图，这并非“难解之谜”，谜底就是――作为一个16岁来到中国，幼承家学，精研中文的英国人，周旋于两种语言之间如同一仆二主，当然他忠诚于自己的语言，但当从英文出发进入中文时，他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中文的仆从，被中文的“真理”所驯化，服从中文的规则和习惯，在他的笔下，“satisfaction and redress”只能被写成“昭雪申冤”，而“赔偿并匡正”这样的说法包含着英国人自《大宪章》以来全部的政治、法律和商业伦理，在1840年，它完全处于中文的语言经验之外。 可怜的马儒翰，他也许在某个瞬间清晰地看到他和他父亲的境遇：他们学会了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是对世界的另一种描述，在一个被如此描述的世界里，他们极力加入自己本来的声音，但他们的每一声鸣叫都是古老声音的回响。 这是两只奇怪的鸟，他们将继续飞翔，因为鸟在天空和大地之间先知消息，他们知道，有的世界终归于沉寂，有的世界将日渐喧闹。在漫长的飞翔中，我们悄然衔走一个世界的梦，直到某个月光如水的夜晚，这片森林的鸟群在深睡中沉入陌生的梦境，当曙光初露，他们醒了，他们振翅鸣叫，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声音已被偷走…… ――我们终于得到了马戛尔尼使团的表文和《英吉利国外相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的准确译文。但时间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这是一个漫长的翻译过程，无数翻译为此穷尽了毕生的精力，他们在中文中制造一个又一个新词，他们逐步改变着汉语的结构、语法，直到一个名叫叶笃义的人和一个名叫蒋廷黻的人能够轻松自如地由原文抵达译文，由英语抵达汉语，似乎意义就在两种语言、两种声音之间透明地流动。 于是，1840年的汉语归于沉寂，那个意义世界已被成功地遗忘，荒烟落日，遍地榛莽。 十三 在这个故事中，充满了奇异的邂逅、对称和重复，斯当东父子相继出任访华使团的副使，小斯当东担任副使时，马礼逊是使团的翻译；1840年，小斯当东成为鸦片战争的坚定推动者，而英国远征军的首席翻译自然是马礼逊的儿子。 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物：亨特。在《旧中国札记》中，亨特写道： 我在1824年乘“公民号”从纽约出发的时候，带了一封由这位博士的朋友奥利芬写给他的介绍信。但我抵达时适逢他去了英国，所以没见到。直到1827年1月我从马六甲书院(他是该书院的创始人之一)回来之后，才见到他。于是他就考核我，看我在学习中文方面有什么进步，结果宣称“成绩‘良好’”。――这位“博士”正是马礼逊，按照中文的传统说法，亨特是马礼逊的“门生”。我们记得，在马六甲书院，亨特有一位同学名叫“小德”，经过亨特的介绍，1829年他被选送到京师理藩院担任通译，马礼逊此时应在广州或澳门，不知小德是否见过这位老师? 1829年的秋天，遥远的北京雁阵南飞，天很高，是一种明亮的蓝。在广州，十三行前的广场上，亨特和小德从喧闹的人群中走过，小德依然沉默无语。亨特忽然觉得，这个朋友竟如此陌生，他是谁?他在想什么?他的沉默似乎守护着某种神秘的事物，亨特永远无法接近。 “北京的天也应该凉了。”亨特说。 小德微微一笑。 ――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亨特想。北京无限遥远，他的朋友小德将消失在那传说中的幽深宫殿中。 实际上，1830年和1838年，他们曾两度重逢，每次小德都是匆匆来去，只是为了“找几本外国书”。 1839年，当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时，人们在钦差的随员中看到了小德，这一次，他没有与他的朋友亨特见面，但是―― 钦差阁下到达广州后不久，人们给我拿来一份他与广州政府的高级官员联名写给英国女王陛下谈鸦片贸易的信件的英译本，带到行商公所，要我把它译成中文，以检查原来的译文是否正确。这个英译本显然出自我的老同学小德的手笔。他在广州一直呆到这一年年底，后来听说他返回北京，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音讯。他和我两人的通信成了问题，相互之间都身不由己。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小德是谁了，他是袁德辉，林则徐的首席英文翻译。在历史的这个紧要时刻，敌对双方的首席翻译原来出自同一师门：马儒翰是马礼逊的儿子，而袁德辉曾在马礼逊创办的马六甲书院学习英文。 亨特晚年的散漫回忆使我们走近了这个失落于历史的重重暗影中的人物：袁德辉，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个名字，但这个沉默寡言的人悄悄地改写了我们的基因密码、改写了我们的语言。通过他的眼睛，林则徐看到了世界，后来林则徐将所有的翻译资料转送给一位名叫魏源的文人，魏源据此写了《海国图志》，于是中国人开始寻求和接受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的“意义”。 ――这真是一株神秘的谱系之树，也许你还记得，最初的那粒种子竟是那位姓“李”的翻译，从他那里开始，根须和树叶在历史中不为人知地暗自生长。 直到1917年前后，一位名叫胡适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发起了“白话文运动”，这棵谱系之树蓦然间变得遮天蔽日，这场运动从来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是要人们按照自己的所说去书写，它隐秘的真正目的是使汉语彻底地成为一种可以翻译和被翻译的语言，直到我们能准确无误地听清来自世界的声音和意义。 那时，飞鸟将自己翱翔? 组稿编辑：海〓男 责任编辑：李〓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