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父亲2010在邯郸武术论坛上发言的部分，全文收入2017年计划出版的《说剑续稿》中。
马廉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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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说剑篇》是我们了解战国时代赵国剑文化的重要文献，是十分难得的先秦剑学资料。有趣的是，北方有《说剑篇》，南方则有《吴越春秋》关于“越女论剑”的记载，虽都有寓言色彩，但虚中有实，堪称中国古代剑学的“双子星座”。在先秦剑道著作已全部失传的今天，它们的存在尤显珍贵。
《说剑篇》历来被视为《庄子》的杂篇，是后人的假托之作，属于“纵横家言，与庄学无关”。（止庵《樗下读庄》）或曰：“此文与《战国策》之文绝相似，其为后出无疑。”（钟泰《庄子发微》）而作为与剑有关的文献，它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一些在其他史籍中看不到的东西，这大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国时代赵国——实则不止赵国——的剑文化，至于它是否属于“庄学”，与庄子本人是否真有关系等，对我们而言，倒是又其次也的事情。
概括言之，我以为《说剑篇》作为一篇寓言作品，以赵国作为故事发生地，又以赵武灵王之子惠文王赵何为依托，恐怕是有一定道理的，可能反映了赵国击剑活动朝野兴盛的真实情况。春秋时代，吴越宝剑名重天下，击剑蔚然成风，故很长时间以后，吴地还有“吴王好剑术，民人多剑瘢”的谚语。
以此类证，假定《说剑篇》是迟至汉魏的作品，作者选择赵国也必定有所依据，而非全然作空穴来风之谈。《说剑篇》提供的信息量甚大，至少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当时的职业剑士不但有专门的“剑服”，而且还有专门的装扮和言语风格，即所谓“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对这番样子，注家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且不必细作考证，我以为与击剑技术的施展直接有关的是两点，其一，“垂冠曼胡之缨”，即头上的冠是用比较粗的绳索（缨）系起来的，二人击剌之间，缨易于断绝，会影响到勇力的发挥，只有用比较粗的缨才牢固，而这种粗绳没有什么文理，这就是“曼胡之缨”，有学者认为“曼胡”就是模糊，所言有一定道理。其二，“短后之衣”，是为了方便进退起伏而设计的服式，很可能是专门的击剑服。
二，“瞋目而语难”，古今解说甚多，莫衷一是。我以为这是古代职业剑士群体约定俗成的一种表情或表达方式，“语难”就是“言不流利”，是为了显示实力和庄严感而有意为之的，是一种职业风格，应该是古老的传统。旧说“竞以难事相夸说”、“说相击也”之类，都是文人想像之词，不足据信。
三，“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同样有许多不同解说，主要由于注家的着眼点不同，有认为这是指剑而言，“极言其剑之利也”；另有人认为是指人而言，言剑术的高明。我以为后说为是。这里是讲剑技的高超绝伦，没有人可以阻挡，挡则必亡！“千里”只是夸张之词而已，极言“倏忽纵横”的能力。
四，“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这是《说剑篇》通篇之中最具有“剑论”意味的四句，经常被人们所引用。其实这几句与“越女论剑”的“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约略相近，而总体的意蕴远不及“越女论剑”丰富、生动，更具有先秦剑论的真实感。古人的解说是，“示之以虚”是欲人不能测也，“开之以利”，欲人不及防也。由此才能引出“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的境界，这是合乎击技之道的正解。我以为这四句很可能采自某家剑论著作，不是寓言作者的创作。
五，“夫子所御杖，长短如何？”这是赵王问庄子的话，“杖”是剑的代称。赵王问庄子，你所用的是长剑还是短剑？春秋战国到汉代，剑有长、短两大类，形制不同，技术特点也不同。对此，我曾在《短剑与长剑》一文中有所考论，也引用过《说剑篇》的这条材料。我说：“庄子以剑士身份去游说喜好击剑而不惜剑士生命的赵文王，赵文王问庄子曰：“夫子所御剑，长短何如？”此处“剑”字或作“杖”，“杖”是兵器的代称。
可见，长剑短剑各有千秋，剑士执长执短各有所宜。”《说剑篇》里的这一问，显示了作者对剑的熟悉，表现出了一个行家特有的历史感，也给我们判断《说剑篇》的成文时间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实际上后世的剑技家们，特别是晚近以来以姿态翩躚的“剑舞”冒为剑法的舞家们，竟然以剑穗的长短作为依据，分成所谓长穗剑、短穗剑，还有什么长穗双剑，这些花样翻新的新把戏，距离剑的本原去之又何啻千里！传统文化不能离开其特定的根基，不能抛开真正的古意而任情“创新”，如果这样，那就是胡编滥造，是对传统精神的扭曲和亵渎。
关于《庄子·说剑篇》我就先谈这么多，还有些内容比较细琐，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容纳的，请允许我以后再谈。从司马氏祖上以司马蒯聩为代表的击剑世家，到庄子与赵惠文王之间关于击剑的长篇对话，使我们初步认识到，战国时代的赵国，以其中心城市邯郸为依托，曾经形成浓郁的尚剑之风，产生了重要的剑论家族，这在赵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值得我们继续探索并加以继承和弘扬的。
唐代大诗人李白，以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和《庄子·说剑篇》的记载为题材，创作了脍炙人口的诗篇《侠客行》，诗的第一句：
“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
就把我们带入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一个赵国侠义英雄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令人感佩，令人神往。对于赵的剑文化，我们的了解还相当有限，这篇小文只是一个初涉胜景的引玉之作，不当处尚祈方家有以指正。
谨以李白的诗句作为拙作的标题，试图借助于这位“十五好剑术”的诗人，感受一下他心目中的赵国剑客，领悟一下古之慷慨悲歌之士的磊落襟怀。
这是父亲2010在邯郸武术论坛上发言的部分，全文收入2017年计划出版的《说剑续稿》中。
马廉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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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说剑篇》是我们了解战国时代赵国剑文化的重要文献，是十分难得的先秦剑学资料。有趣的是，北方有《说剑篇》，南方则有《吴越春秋》关于“越女论剑”的记载，虽都有寓言色彩，但虚中有实，堪称中国古代剑学的“双子星座”。在先秦剑道著作已全部失传的今天，它们的存在尤显珍贵。
《说剑篇》历来被视为《庄子》的杂篇，是后人的假托之作，属于“纵横家言，与庄学无关”。（止庵《樗下读庄》）或曰：“此文与《战国策》之文绝相似，其为后出无疑。”（钟泰《庄子发微》）而作为与剑有关的文献，它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一些在其他史籍中看不到的东西，这大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国时代赵国——实则不止赵国——的剑文化，至于它是否属于“庄学”，与庄子本人是否真有关系等，对我们而言，倒是又其次也的事情。
概括言之，我以为《说剑篇》作为一篇寓言作品，以赵国作为故事发生地，又以赵武灵王之子惠文王赵何为依托，恐怕是有一定道理的，可能反映了赵国击剑活动朝野兴盛的真实情况。春秋时代，吴越宝剑名重天下，击剑蔚然成风，故很长时间以后，吴地还有“吴王好剑术，民人多剑瘢”的谚语。
以此类证，假定《说剑篇》是迟至汉魏的作品，作者选择赵国也必定有所依据，而非全然作空穴来风之谈。《说剑篇》提供的信息量甚大，至少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当时的职业剑士不但有专门的“剑服”，而且还有专门的装扮和言语风格，即所谓“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对这番样子，注家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且不必细作考证，我以为与击剑技术的施展直接有关的是两点，其一，“垂冠曼胡之缨”，即头上的冠是用比较粗的绳索（缨）系起来的，二人击剌之间，缨易于断绝，会影响到勇力的发挥，只有用比较粗的缨才牢固，而这种粗绳没有什么文理，这就是“曼胡之缨”，有学者认为“曼胡”就是模糊，所言有一定道理。其二，“短后之衣”，是为了方便进退起伏而设计的服式，很可能是专门的击剑服。
二，“瞋目而语难”，古今解说甚多，莫衷一是。我以为这是古代职业剑士群体约定俗成的一种表情或表达方式，“语难”就是“言不流利”，是为了显示实力和庄严感而有意为之的，是一种职业风格，应该是古老的传统。旧说“竞以难事相夸说”、“说相击也”之类，都是文人想像之词，不足据信。
三，“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同样有许多不同解说，主要由于注家的着眼点不同，有认为这是指剑而言，“极言其剑之利也”；另有人认为是指人而言，言剑术的高明。我以为后说为是。这里是讲剑技的高超绝伦，没有人可以阻挡，挡则必亡！“千里”只是夸张之词而已，极言“倏忽纵横”的能力。
四，“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这是《说剑篇》通篇之中最具有“剑论”意味的四句，经常被人们所引用。其实这几句与“越女论剑”的“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约略相近，而总体的意蕴远不及“越女论剑”丰富、生动，更具有先秦剑论的真实感。古人的解说是，“示之以虚”是欲人不能测也，“开之以利”，欲人不及防也。由此才能引出“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的境界，这是合乎击技之道的正解。我以为这四句很可能采自某家剑论著作，不是寓言作者的创作。
五，“夫子所御杖，长短如何？”这是赵王问庄子的话，“杖”是剑的代称。赵王问庄子，你所用的是长剑还是短剑？春秋战国到汉代，剑有长、短两大类，形制不同，技术特点也不同。对此，我曾在《短剑与长剑》一文中有所考论，也引用过《说剑篇》的这条材料。我说：“庄子以剑士身份去游说喜好击剑而不惜剑士生命的赵文王，赵文王问庄子曰：“夫子所御剑，长短何如？”此处“剑”字或作“杖”，“杖”是兵器的代称。
可见，长剑短剑各有千秋，剑士执长执短各有所宜。”《说剑篇》里的这一问，显示了作者对剑的熟悉，表现出了一个行家特有的历史感，也给我们判断《说剑篇》的成文时间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实际上后世的剑技家们，特别是晚近以来以姿态翩躚的“剑舞”冒为剑法的舞家们，竟然以剑穗的长短作为依据，分成所谓长穗剑、短穗剑，还有什么长穗双剑，这些花样翻新的新把戏，距离剑的本原去之又何啻千里！传统文化不能离开其特定的根基，不能抛开真正的古意而任情“创新”，如果这样，那就是胡编滥造，是对传统精神的扭曲和亵渎。
关于《庄子·说剑篇》我就先谈这么多，还有些内容比较细琐，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容纳的，请允许我以后再谈。从司马氏祖上以司马蒯聩为代表的击剑世家，到庄子与赵惠文王之间关于击剑的长篇对话，使我们初步认识到，战国时代的赵国，以其中心城市邯郸为依托，曾经形成浓郁的尚剑之风，产生了重要的剑论家族，这在赵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值得我们继续探索并加以继承和弘扬的。
唐代大诗人李白，以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和《庄子·说剑篇》的记载为题材，创作了脍炙人口的诗篇《侠客行》，诗的第一句：
“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
就把我们带入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一个赵国侠义英雄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令人感佩，令人神往。对于赵的剑文化，我们的了解还相当有限，这篇小文只是一个初涉胜景的引玉之作，不当处尚祈方家有以指正。
谨以李白的诗句作为拙作的标题，试图借助于这位“十五好剑术”的诗人，感受一下他心目中的赵国剑客，领悟一下古之慷慨悲歌之士的磊落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