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第八卷，總第三十期，1995No．4，957－962
澳門——歷史文化分析的要素
LuísFilipeBarreto＊
“…基本上，葡萄牙人是一個四海為家的民
族…‘葡萄牙人’這個詞的正規意義是歐洲
人…我認為古希臘和整個世界就是歐洲…”
Fernando Pessoa
Ⅰ
今天，錯誤和虛假絕對是源於缺乏客觀的認識。無論是過去或現在，關於澳門葡人社會及文化的資料顯然是一大匱乏，且沒有確切的認識。
這些認識的空白，主要透過零碎及近乎於憑空的想像來填補。因此，澳門被視為“賭博”、“按摩”文化及“搖錢樹”…等的一個城市是不足為奇的。
然而，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澳門是葡萄牙人在世界上面對挑戰的最後一塊融匯不同文化的寶地，是始於十五世紀初的全球文明運動的最後進程。同時，在國際關係史上及東西方交流上，澳門亦是一個堪作典範的唯一實驗室。
這篇簡短文章希望能增進人們對澳門情況的認識，加深在歷史文化方面的瞭解，俾能在近代葡萄牙社會及文化方面對澳門問題作出一個較有根據的見解，這見解表明澳門就是其中一個答案，解答了葡萄牙不斷重覆提出的問題：“…為甚麼我像一個國家般存在？在文明史和世界史中，我的存在是為了甚麼目的？…”（FernandoPessoa）。
直至一九九九年，澳門仍是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國領土，而隨後的五十年，澳門將是一個具有四個多世紀國際性質的獨特社會文化面貌的中國自治地區。
里斯本大學助理教授里斯本大學葡萄牙文化博士
＊
澳門是在歐洲人出現的外來因素影響下所建立和發展的一個亞洲港口城市。確切地說，澳門是在葡萄牙商人自治群體出現的影響下而建立和發展的亞洲港口城市。
此外，還有其他因歐洲人出現而建立和發展的亞洲港口城市，如科倫坡、望加錫、新加坡、上海和香港等。然而，所有這些港口城市的自治存在都不超過個半或兩個世紀。
澳門與其他在亞洲因歐人出現而建立或發展的港口城市之間最大的分別，就是時間上的持久性。澳門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存在超過四個世紀的自治城市，而其他港口城市均少於兩個世紀。
有多種理由可以解釋澳門這唯一的情況，解釋這個由於歐洲人出現而建立的亞洲自治城市長久存在的原因。希望大家注意一些本人認為是基本的，且同時構成澳門與其他因歐洲人開拓或出現而建立的亞洲港口城市之間在一般模式上的分別。
這些理由跟港口城市的源流、發展和地位有關。
一般而言，具歐洲模式或受歐洲人擴張影響的亞洲港口城市，均是或曾經是殖民地。這些港口城市是因為東西方國家之間不平等的軍事和政治關係而建立或發展起來的，是由一些不屬於亞洲的國家以武力強訂遊戲規則而建立的城市。這些港口城市，在十八世紀開始，尤其是十九及二十世紀的部分時間，在亞洲顯示出歐洲殖民者的技術、經濟和軍事力量。
澳門的開埠及其建立的過程是在十六和十七世紀，當時，歐洲人和亞洲人之間的關係是截然不同的。那時，亞洲與歐洲間的技術、軍事及經濟力量方面的差別還是十分小，與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紀部分時間，隨著決定性的歐洲工業文明逐漸侵入亞洲的時期剛好相反。
十五世紀時，世界的技術、軍事及經濟的強大力量屬於伊斯蘭文明和中國文明。十六及十七世紀則是歐洲向世界作出挑戰的時期。當時，文明力量之間的比拼，尤其是在東西方關係上，仍是相對平等和接近。
當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到達中國和日本兩國南部沿岸時，他們佔有一些軍事技術的優勢，但這些優勢並不足以強訂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遊戲規則。
葡萄牙人是當時歐洲的先軀，是航海軍事技術方面的先進，具有航海技術和世界地理經濟知識的領先力量。但是，葡萄牙人與其他歐洲人或亞洲人間的技術差別是極小的，並不足以使葡人在未來的軍事技術及政治、經濟的資訊策略上取得優勢。之所以不可能這樣，是因為當時的機器主要是用木製成的，而能量則是風力、人力及動物勞動的力量。
葡萄牙人、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在技術方面沒有差別，只是在相同文明階段的技術範疇和政治軍事及經濟組織範疇方面，有發展先後的差別但水平接近，所以葡萄牙人並沒有強訂遊戲規則的條件。
當時，歐洲西端和亞洲遠東在這些實際力量發展因素方面的差異是極小的。歐洲人在此等情況的數十年問，只得葡萄牙人擁有技術文明的優勢，成為一股動力，能夠首先從海路將東方與西方經常地和持續地連繫起來。但這優勢是程度上
的分別而不是發展階段上的分別，例如，十五世紀前半部分，當葡萄牙三桅帆船在非洲西岸航行時，中國帆船則在同一大陸的東岸航行，這事實足以為證。
其時，雙方應用的技術相同均以木料和人力為主，彼此具不同的發展程度，人口就成了決定性的因素。
十六世紀時，葡萄牙約有一百五十萬人口。在十七世紀時，約有二百萬。移民到非洲、亞洲和美洲的葡萄牙人，十六世紀約三十萬人，而十七世紀時，約有六十萬人。
十六世紀時，中國約有一億人口，而日本約有一千六百萬，在十七世紀時，中國和日本分別約擁有一億五千萬和一千八百萬。
中國和日本在人口和空間方面的優勢，遠遠超過葡萄牙人因微小技術差異而在某些方面所取得的優勢。
就那時期的軍事形勢，倘透過任何歐洲的外來政治軍事力量強加於亞太地區之上，澳門是不可能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因為當時的政治軍事力量明顯地是亞洲人佔優勢的，剛好與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部分時間的情況相反。
Ⅱ
在整個十六和十七世紀，葡萄牙人和繼其之後到中國海域的其他歐洲人（西班牙人、英國人和荷蘭人），都沒有條件強制中國文明，使其成為任何附庸，任何殖民地。
儘管如此，歐洲人仍作出了戰戰競競的試驗，或者作出征服的計劃，企圖冒政治軍事的風險以使其淪為一個殖民地。但是，那些嘗試的失敗或征服計劃的放棄都顯示出一個不平衡的力量狀況，顯示出掌握亞太地區霸權的中國文明佔優勢的狀況。
假若十六和十七世紀時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國人和荷蘭人都不具有政治軍事、技術及經濟力量使中國淪為殖民地，那麼，又如何會在珠江三角洲河口處出現一個，並且是唯一一個葡萄牙模式的國際港口城市呢？
澳門的建立不是由殖民主義、政治軍事壓迫的結果，而是透過中葡相互間的貿易利益，使澳門成為一個自治的自由港，但仍依附著中葡雙方的中央權力。澳門是一個將中國南部連繫日本南部和印度航線（印度洋——大西洋）的私人的、地下的和官方的龐大海上貿易利益網絡的交匯點。
澳門的出現不是因為葡萄牙人的強迫，亦不是因為中國人的戰敗或割讓的結果，在十六和十七世紀，澳門以一個處理國際貿易的服務市場出現，是亞洲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間的地方、區域和國際多重利益的一個實際交匯點。
這相互利益、風險和盈利的網絡是透過中葡雙方於十六世紀前半部分期間互相建立的。
瞭解而
澳門不是透過中國和葡萄牙中央權力間的國際政治條約而建立。儘管澳門的存在無論對里斯本抑或北京，以至其他，尤其是中國南岸和亞洲太平洋沿岸的地方和私人的細小力量都有利，不會與他們產生敵對，然而，澳門並不是因為里斯本和北京王權間的官方協議而建立的。
澳門的建立主要是結合了私人和地方各種不同的積極開創精神。葡萄牙人貿易群體具有與中國南部和日本南部的地方海上貿易群體相似的積極開創精神。澳門的存在並不是偶然或週期性的建立，而是一個永久事實，是葡萄牙人、中國人和日本人的一個三邊需要。將三邊需要開放給其他人參與，是因為對所有在澳門參與貿易的人士而言，澳門是一個利潤高但風險亦不小的貿易網絡中心。
由於澳門的存在是有實際的需要，並因為其懂得開發這需要，所以，澳門的存在是容許的，容許在國際上有一個以模稜兩可——半地下、半官方——形式存在的港口城市。
漸漸地，於十六世紀五十和八十年代間，由一個中國漁村變成中葡永久設置的港口和具葡萄牙模式的國際城市。為了這些得以實現，必需定出和發展一個私人的、地方的和半官方的多重利益網絡。務求將所有不同的實際情況匯聚成一個網絡，並在澳門這細小的空間和自治港口城市的龐大網絡中將力量聯合起來。
於十六和十七世紀時，如何看待澳門主權地位的方式，足以證明這模稜兩可狀況，或者，如欲積極去考慮，就是從社會及文化方面建立一個細小自治地方，為亞洲太平洋及東西方的國際貿易和聯繫服務。
從十六和十七世紀時葡萄牙人的證據中，說明了澳門地位的靈活性和雙重性。由於其重要性，值得引述本人認為具有足夠代表性的三份文獻。
大約在一五八二年，在那一本佚名的葡萄牙王權在印度所擁有的城市和堡壘的書中確實指出：“…雖然是屬於中國帝王的土地，那裏並有他們的官員，負責徵收當地的稅項，然而，是由我葡萄牙王國的法例和規例來管治的…”。
澳門在成為中國“聖名之城”的前四年，已具有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國領土的特徵，事實上，已部分地分享中國徵收稅項的權力。
尚記得在寫給葡萄牙新任國王菲力浦一世（FilipeI）的書函中，提及過澳門是由中葡分擔行政的中國領土。由於是官方中央權力的報告，內有向十六世紀葡萄牙政府稟報的言詞，故此，書函傳遞了葡萄牙在世界開拓領土的一個真實及確切的信息。
現在讓我們看看在澳門著述的兩份十七世紀的文件。其為地方權力於一六二一年的言詞，文件記載：“…尤其是，中國的皇帝，是我們身處澳門這地方的主人…”，以及一六三七年澳門市政廳的一份文件中闡述：“…在這裏我們不是身處由我們征服的土地上，不像我們在印度的那些堡壘，那兒我們是主人…但是在中國皇帝領土上我們没有一掌之地，此外，雖然這城市是屬於我們的王，但所述的地方則屬於中國皇帝…”。
市政廳文件中的言詞，以一個充分客觀的方式，表示出澳門地位的特徵。澳門與其他亞洲沿海城市不同，它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並不是葡萄牙人以政治軍事“征服”的結果。於一六三六年，主要的市政機構——市政廳，它形容澳門猶如中
國領土上的一個葡萄牙城市，猶如在“中國皇帝”土地上所建成的一個葡人自治社會。
只有藉著中葡的創建及分擔管治權，才會有澳門。於十六和十七世紀，分擔管治權的實施，致使有交匯點的出現、克服或平息緊張和可能發生的衡突。
由於具有葡萄牙、拉丁、西方的源流和模式的國際港口城市的因素，故此，自十六和十七世紀開始，澳門實際上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自治區。
正是這四個多世紀澳門的源流和地位，使能考慮現在和直至二十一世紀中葉的未來，有可能在匯集共同利益，風險和盈利的實際知識方面出現的新變化，透過化解衝突策略去匯集這些共同利益、風險和盈利。
澳門是把不同事物融合起來的範例。將地球上西端的世界和遠東世界的文明差異融合起來，將相遇於遠東的一個細小半島的歐洲文明的“流浪者”和中國極為“安定”的文明之間的差異融合起來。他們相遇的進程由半島上開始，而這半島是歐洲自東向西凝望世界的窗戶。在這進程中，葡萄牙人讓“…世人認識本身的世界…”（AntónioVieira），這就是我們活在二十一世紀，日漸增加的全球文明的溫床。
於一九九九年，這中國的領土將會由中國來管治，只有當澳門仍具有葡萄牙、拉丁和歐洲模式的自由地區的氣息時，澳門才將會繼續“存在”。若因任何歷史上的無能為力或不可能，而令這國際城市有所限制時，又假如放棄實施中葡現有的一個分擔管治權狀況時，澳門便會回復十五世紀時的作用，即再次變回只是中國南岸的一個漁村。
這個位於中國南岸由葡萄牙人管治且自治的海上贸易小城的建立，需要有一個變化的策略：“…爲了和平，改了我們的名字爲佛郎機，這是從前對我們葡萄牙和馬六甲來的葡萄牙人的稱謂…”（Leonel de Sousa/1556）。需要有模仿和結合其他東方文明的能力。“…一個眞正的葡萄牙人永不會是葡萄牙人，眞正的葡萄牙人永遠是指全部…”（Fernando Pessoa）。
澳門，是一個自治區亦是一個亞洲人自治群體的組合。所述的葡萄牙人就是指印度葡人、馬拉葡人、中國葡人和日本葡人，他們一直以來是澳門基本的組成者：“…市內的居民差不多全是葡萄牙人和其他混血基督徒，以及在本地出生的居民…”（域市書籍…，約一五八二年）。
這些在亞洲出生、母親是東方人且受過部分東方文化培育的葡萄牙人，實際上已超越了限制，更加接近中國的文明。同時，是一道能傳達西方和遠東間語言、思想和感情的橋樑。是數個世紀以來，能令西方和遠東間每天溝通的橋樑。
由於這個亞洲葡人群體，是以一種四散分佈的方式，出現在每天的社會和文化生活中，因此，其重要性和功能跟其他可以直接看到的因素比較，顯得隱蔽和不易察覺。
雖然事實是隱蔽和不易察覺，但不是說它較為次要，正如以下兩個歷史文化範例所顯示的一樣。
在西方文化和世界範圍的傳播方面，澳門首次被一位印度葡人以地圖形式載於一份地圖內（Fernã oVazDourado——載於一五七○年一本有二十頁的地圖冊中錫蘭至日本的亞洲地圖內），而大約在一六一五年，澳門的首幅城市平面圖，由一位馬拉葡人ManueldeErédia繪成。
因此，由有澳門地圖開始，就標誌著在亞洲出生、母親為東方人且受東方文化培育的葡萄牙繪圖師的出現。然而，甚麼人能談論關於地圖繪製學和地理學，相信只有具海上貿易的知識，認識航海路線和市場、產品，以及認識那些獲准囤積產品的人士和對中國、台灣、韓國和日本沿岸有準確了解的人士。
另外一個例子是與一般和實際的文化沒有關係，但與教士和宗教文化有關。由十六世紀中葉開始直至一六六二年，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數量有所增加，其中葡萄牙本土的葡國傳教士有一百三十六位，意大利傳教士有五十位，西班牙傳教士有二十二位，法國傳教士有二十六位，澳門的葡萄牙傳教士有三十一位，而亞洲的遠東傳教士有二十一位，差不多所有都是在澳門受培訓的。
這兩個簡短的例子，顯示出這個在中國南岸具葡萄牙模式的自治國際港口城市亦是東方葡萄牙人的一個小群體。數個世紀以來，因為亞洲葡人群體是世界兩極間接觸的橋樑，拉近了它們的距離，所以，澳門是首個而且在數個世紀期間唯一一個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
澳門是葡萄牙和中國的唯一創舉，澳門的存在“不單只是爲了他們，並且是爲了所有其他國家”（Fernando Pessoa），目的是在其他所有人之前，先行體驗並瞭解全球的狀況。
澳門是國際關係上的一個歷史文化實驗室。由於其非暫時性，對外地位的雙重性但不是殖民地，以及東西方差異的匯合和相交的體制，使澳門成為唯一具有葡萄牙模式的亞洲自治城市。
澳門主要是地理大發現時期建立的結果。該時期“…改變了世界的面貌，開拓了廣闊的土地以利構成整體文明的可能性…”（FernandoPessoa）。通過對不同事物的學習以構成及創造（全球）文明，澳門成為東西方文明交匯的地方。
《行政》，第八卷，總第三十期，1995No．4，957－962
澳門——歷史文化分析的要素
LuísFilipeBarreto＊
“…基本上，葡萄牙人是一個四海為家的民
族…‘葡萄牙人’這個詞的正規意義是歐洲
人…我認為古希臘和整個世界就是歐洲…”
Fernando Pessoa
Ⅰ
今天，錯誤和虛假絕對是源於缺乏客觀的認識。無論是過去或現在，關於澳門葡人社會及文化的資料顯然是一大匱乏，且沒有確切的認識。
這些認識的空白，主要透過零碎及近乎於憑空的想像來填補。因此，澳門被視為“賭博”、“按摩”文化及“搖錢樹”…等的一個城市是不足為奇的。
然而，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澳門是葡萄牙人在世界上面對挑戰的最後一塊融匯不同文化的寶地，是始於十五世紀初的全球文明運動的最後進程。同時，在國際關係史上及東西方交流上，澳門亦是一個堪作典範的唯一實驗室。
這篇簡短文章希望能增進人們對澳門情況的認識，加深在歷史文化方面的瞭解，俾能在近代葡萄牙社會及文化方面對澳門問題作出一個較有根據的見解，這見解表明澳門就是其中一個答案，解答了葡萄牙不斷重覆提出的問題：“…為甚麼我像一個國家般存在？在文明史和世界史中，我的存在是為了甚麼目的？…”（FernandoPessoa）。
直至一九九九年，澳門仍是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國領土，而隨後的五十年，澳門將是一個具有四個多世紀國際性質的獨特社會文化面貌的中國自治地區。
里斯本大學助理教授里斯本大學葡萄牙文化博士
＊
澳門是在歐洲人出現的外來因素影響下所建立和發展的一個亞洲港口城市。確切地說，澳門是在葡萄牙商人自治群體出現的影響下而建立和發展的亞洲港口城市。
此外，還有其他因歐洲人出現而建立和發展的亞洲港口城市，如科倫坡、望加錫、新加坡、上海和香港等。然而，所有這些港口城市的自治存在都不超過個半或兩個世紀。
澳門與其他在亞洲因歐人出現而建立或發展的港口城市之間最大的分別，就是時間上的持久性。澳門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存在超過四個世紀的自治城市，而其他港口城市均少於兩個世紀。
有多種理由可以解釋澳門這唯一的情況，解釋這個由於歐洲人出現而建立的亞洲自治城市長久存在的原因。希望大家注意一些本人認為是基本的，且同時構成澳門與其他因歐洲人開拓或出現而建立的亞洲港口城市之間在一般模式上的分別。
這些理由跟港口城市的源流、發展和地位有關。
一般而言，具歐洲模式或受歐洲人擴張影響的亞洲港口城市，均是或曾經是殖民地。這些港口城市是因為東西方國家之間不平等的軍事和政治關係而建立或發展起來的，是由一些不屬於亞洲的國家以武力強訂遊戲規則而建立的城市。這些港口城市，在十八世紀開始，尤其是十九及二十世紀的部分時間，在亞洲顯示出歐洲殖民者的技術、經濟和軍事力量。
澳門的開埠及其建立的過程是在十六和十七世紀，當時，歐洲人和亞洲人之間的關係是截然不同的。那時，亞洲與歐洲間的技術、軍事及經濟力量方面的差別還是十分小，與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紀部分時間，隨著決定性的歐洲工業文明逐漸侵入亞洲的時期剛好相反。
十五世紀時，世界的技術、軍事及經濟的強大力量屬於伊斯蘭文明和中國文明。十六及十七世紀則是歐洲向世界作出挑戰的時期。當時，文明力量之間的比拼，尤其是在東西方關係上，仍是相對平等和接近。
當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到達中國和日本兩國南部沿岸時，他們佔有一些軍事技術的優勢，但這些優勢並不足以強訂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遊戲規則。
葡萄牙人是當時歐洲的先軀，是航海軍事技術方面的先進，具有航海技術和世界地理經濟知識的領先力量。但是，葡萄牙人與其他歐洲人或亞洲人間的技術差別是極小的，並不足以使葡人在未來的軍事技術及政治、經濟的資訊策略上取得優勢。之所以不可能這樣，是因為當時的機器主要是用木製成的，而能量則是風力、人力及動物勞動的力量。
葡萄牙人、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在技術方面沒有差別，只是在相同文明階段的技術範疇和政治軍事及經濟組織範疇方面，有發展先後的差別但水平接近，所以葡萄牙人並沒有強訂遊戲規則的條件。
當時，歐洲西端和亞洲遠東在這些實際力量發展因素方面的差異是極小的。歐洲人在此等情況的數十年問，只得葡萄牙人擁有技術文明的優勢，成為一股動力，能夠首先從海路將東方與西方經常地和持續地連繫起來。但這優勢是程度上
的分別而不是發展階段上的分別，例如，十五世紀前半部分，當葡萄牙三桅帆船在非洲西岸航行時，中國帆船則在同一大陸的東岸航行，這事實足以為證。
其時，雙方應用的技術相同均以木料和人力為主，彼此具不同的發展程度，人口就成了決定性的因素。
十六世紀時，葡萄牙約有一百五十萬人口。在十七世紀時，約有二百萬。移民到非洲、亞洲和美洲的葡萄牙人，十六世紀約三十萬人，而十七世紀時，約有六十萬人。
十六世紀時，中國約有一億人口，而日本約有一千六百萬，在十七世紀時，中國和日本分別約擁有一億五千萬和一千八百萬。
中國和日本在人口和空間方面的優勢，遠遠超過葡萄牙人因微小技術差異而在某些方面所取得的優勢。
就那時期的軍事形勢，倘透過任何歐洲的外來政治軍事力量強加於亞太地區之上，澳門是不可能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因為當時的政治軍事力量明顯地是亞洲人佔優勢的，剛好與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部分時間的情況相反。
Ⅱ
在整個十六和十七世紀，葡萄牙人和繼其之後到中國海域的其他歐洲人（西班牙人、英國人和荷蘭人），都沒有條件強制中國文明，使其成為任何附庸，任何殖民地。
儘管如此，歐洲人仍作出了戰戰競競的試驗，或者作出征服的計劃，企圖冒政治軍事的風險以使其淪為一個殖民地。但是，那些嘗試的失敗或征服計劃的放棄都顯示出一個不平衡的力量狀況，顯示出掌握亞太地區霸權的中國文明佔優勢的狀況。
假若十六和十七世紀時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國人和荷蘭人都不具有政治軍事、技術及經濟力量使中國淪為殖民地，那麼，又如何會在珠江三角洲河口處出現一個，並且是唯一一個葡萄牙模式的國際港口城市呢？
澳門的建立不是由殖民主義、政治軍事壓迫的結果，而是透過中葡相互間的貿易利益，使澳門成為一個自治的自由港，但仍依附著中葡雙方的中央權力。澳門是一個將中國南部連繫日本南部和印度航線（印度洋——大西洋）的私人的、地下的和官方的龐大海上貿易利益網絡的交匯點。
澳門的出現不是因為葡萄牙人的強迫，亦不是因為中國人的戰敗或割讓的結果，在十六和十七世紀，澳門以一個處理國際貿易的服務市場出現，是亞洲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間的地方、區域和國際多重利益的一個實際交匯點。
這相互利益、風險和盈利的網絡是透過中葡雙方於十六世紀前半部分期間互相建立的。
瞭解而
澳門不是透過中國和葡萄牙中央權力間的國際政治條約而建立。儘管澳門的存在無論對里斯本抑或北京，以至其他，尤其是中國南岸和亞洲太平洋沿岸的地方和私人的細小力量都有利，不會與他們產生敵對，然而，澳門並不是因為里斯本和北京王權間的官方協議而建立的。
澳門的建立主要是結合了私人和地方各種不同的積極開創精神。葡萄牙人貿易群體具有與中國南部和日本南部的地方海上貿易群體相似的積極開創精神。澳門的存在並不是偶然或週期性的建立，而是一個永久事實，是葡萄牙人、中國人和日本人的一個三邊需要。將三邊需要開放給其他人參與，是因為對所有在澳門參與貿易的人士而言，澳門是一個利潤高但風險亦不小的貿易網絡中心。
由於澳門的存在是有實際的需要，並因為其懂得開發這需要，所以，澳門的存在是容許的，容許在國際上有一個以模稜兩可——半地下、半官方——形式存在的港口城市。
漸漸地，於十六世紀五十和八十年代間，由一個中國漁村變成中葡永久設置的港口和具葡萄牙模式的國際城市。為了這些得以實現，必需定出和發展一個私人的、地方的和半官方的多重利益網絡。務求將所有不同的實際情況匯聚成一個網絡，並在澳門這細小的空間和自治港口城市的龐大網絡中將力量聯合起來。
於十六和十七世紀時，如何看待澳門主權地位的方式，足以證明這模稜兩可狀況，或者，如欲積極去考慮，就是從社會及文化方面建立一個細小自治地方，為亞洲太平洋及東西方的國際貿易和聯繫服務。
從十六和十七世紀時葡萄牙人的證據中，說明了澳門地位的靈活性和雙重性。由於其重要性，值得引述本人認為具有足夠代表性的三份文獻。
大約在一五八二年，在那一本佚名的葡萄牙王權在印度所擁有的城市和堡壘的書中確實指出：“…雖然是屬於中國帝王的土地，那裏並有他們的官員，負責徵收當地的稅項，然而，是由我葡萄牙王國的法例和規例來管治的…”。
澳門在成為中國“聖名之城”的前四年，已具有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國領土的特徵，事實上，已部分地分享中國徵收稅項的權力。
尚記得在寫給葡萄牙新任國王菲力浦一世（FilipeI）的書函中，提及過澳門是由中葡分擔行政的中國領土。由於是官方中央權力的報告，內有向十六世紀葡萄牙政府稟報的言詞，故此，書函傳遞了葡萄牙在世界開拓領土的一個真實及確切的信息。
現在讓我們看看在澳門著述的兩份十七世紀的文件。其為地方權力於一六二一年的言詞，文件記載：“…尤其是，中國的皇帝，是我們身處澳門這地方的主人…”，以及一六三七年澳門市政廳的一份文件中闡述：“…在這裏我們不是身處由我們征服的土地上，不像我們在印度的那些堡壘，那兒我們是主人…但是在中國皇帝領土上我們没有一掌之地，此外，雖然這城市是屬於我們的王，但所述的地方則屬於中國皇帝…”。
市政廳文件中的言詞，以一個充分客觀的方式，表示出澳門地位的特徵。澳門與其他亞洲沿海城市不同，它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並不是葡萄牙人以政治軍事“征服”的結果。於一六三六年，主要的市政機構——市政廳，它形容澳門猶如中
國領土上的一個葡萄牙城市，猶如在“中國皇帝”土地上所建成的一個葡人自治社會。
只有藉著中葡的創建及分擔管治權，才會有澳門。於十六和十七世紀，分擔管治權的實施，致使有交匯點的出現、克服或平息緊張和可能發生的衡突。
由於具有葡萄牙、拉丁、西方的源流和模式的國際港口城市的因素，故此，自十六和十七世紀開始，澳門實際上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自治區。
正是這四個多世紀澳門的源流和地位，使能考慮現在和直至二十一世紀中葉的未來，有可能在匯集共同利益，風險和盈利的實際知識方面出現的新變化，透過化解衝突策略去匯集這些共同利益、風險和盈利。
澳門是把不同事物融合起來的範例。將地球上西端的世界和遠東世界的文明差異融合起來，將相遇於遠東的一個細小半島的歐洲文明的“流浪者”和中國極為“安定”的文明之間的差異融合起來。他們相遇的進程由半島上開始，而這半島是歐洲自東向西凝望世界的窗戶。在這進程中，葡萄牙人讓“…世人認識本身的世界…”（AntónioVieira），這就是我們活在二十一世紀，日漸增加的全球文明的溫床。
於一九九九年，這中國的領土將會由中國來管治，只有當澳門仍具有葡萄牙、拉丁和歐洲模式的自由地區的氣息時，澳門才將會繼續“存在”。若因任何歷史上的無能為力或不可能，而令這國際城市有所限制時，又假如放棄實施中葡現有的一個分擔管治權狀況時，澳門便會回復十五世紀時的作用，即再次變回只是中國南岸的一個漁村。
這個位於中國南岸由葡萄牙人管治且自治的海上贸易小城的建立，需要有一個變化的策略：“…爲了和平，改了我們的名字爲佛郎機，這是從前對我們葡萄牙和馬六甲來的葡萄牙人的稱謂…”（Leonel de Sousa/1556）。需要有模仿和結合其他東方文明的能力。“…一個眞正的葡萄牙人永不會是葡萄牙人，眞正的葡萄牙人永遠是指全部…”（Fernando Pessoa）。
澳門，是一個自治區亦是一個亞洲人自治群體的組合。所述的葡萄牙人就是指印度葡人、馬拉葡人、中國葡人和日本葡人，他們一直以來是澳門基本的組成者：“…市內的居民差不多全是葡萄牙人和其他混血基督徒，以及在本地出生的居民…”（域市書籍…，約一五八二年）。
這些在亞洲出生、母親是東方人且受過部分東方文化培育的葡萄牙人，實際上已超越了限制，更加接近中國的文明。同時，是一道能傳達西方和遠東間語言、思想和感情的橋樑。是數個世紀以來，能令西方和遠東間每天溝通的橋樑。
由於這個亞洲葡人群體，是以一種四散分佈的方式，出現在每天的社會和文化生活中，因此，其重要性和功能跟其他可以直接看到的因素比較，顯得隱蔽和不易察覺。
雖然事實是隱蔽和不易察覺，但不是說它較為次要，正如以下兩個歷史文化範例所顯示的一樣。
在西方文化和世界範圍的傳播方面，澳門首次被一位印度葡人以地圖形式載於一份地圖內（Fernã oVazDourado——載於一五七○年一本有二十頁的地圖冊中錫蘭至日本的亞洲地圖內），而大約在一六一五年，澳門的首幅城市平面圖，由一位馬拉葡人ManueldeErédia繪成。
因此，由有澳門地圖開始，就標誌著在亞洲出生、母親為東方人且受東方文化培育的葡萄牙繪圖師的出現。然而，甚麼人能談論關於地圖繪製學和地理學，相信只有具海上貿易的知識，認識航海路線和市場、產品，以及認識那些獲准囤積產品的人士和對中國、台灣、韓國和日本沿岸有準確了解的人士。
另外一個例子是與一般和實際的文化沒有關係，但與教士和宗教文化有關。由十六世紀中葉開始直至一六六二年，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數量有所增加，其中葡萄牙本土的葡國傳教士有一百三十六位，意大利傳教士有五十位，西班牙傳教士有二十二位，法國傳教士有二十六位，澳門的葡萄牙傳教士有三十一位，而亞洲的遠東傳教士有二十一位，差不多所有都是在澳門受培訓的。
這兩個簡短的例子，顯示出這個在中國南岸具葡萄牙模式的自治國際港口城市亦是東方葡萄牙人的一個小群體。數個世紀以來，因為亞洲葡人群體是世界兩極間接觸的橋樑，拉近了它們的距離，所以，澳門是首個而且在數個世紀期間唯一一個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
澳門是葡萄牙和中國的唯一創舉，澳門的存在“不單只是爲了他們，並且是爲了所有其他國家”（Fernando Pessoa），目的是在其他所有人之前，先行體驗並瞭解全球的狀況。
澳門是國際關係上的一個歷史文化實驗室。由於其非暫時性，對外地位的雙重性但不是殖民地，以及東西方差異的匯合和相交的體制，使澳門成為唯一具有葡萄牙模式的亞洲自治城市。
澳門主要是地理大發現時期建立的結果。該時期“…改變了世界的面貌，開拓了廣闊的土地以利構成整體文明的可能性…”（FernandoPessoa）。通過對不同事物的學習以構成及創造（全球）文明，澳門成為東西方文明交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