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会产生诸多影响
日前，劳动社会保障部有关人士称，中国的就业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引起此间舆论的争议。为此，本报记者就这一问题独家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中国就业难原因最复杂
问：有人说，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您是否认可这种观点？
蔡昉：应该是这样的。实际上，失业现象、就业问题是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并不是说哪个国家人口多、劳动力多就有这个问题，任何国家都有。在市场经济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转轨过程中的国家以及市场发育不完善、发展水平也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各自产生失业的原因是不尽相同的，解决就业的政策方案也千差万别。而中国恰恰是把产生失业的各种原因都占了。
首先，有宏观经济的周期现象影响。这个在市场经济国家、发达国家是比较典型、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时候，宏观经济不景气，内需不足，劳动力大量下岗、失业，这是和宏观经济周期相关的。
其次，市场发育还不够。因为我们过去是中央计划来配置劳动力资源，现在转到由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我们过去说打破“大锅饭”，实际上就是要用新的市场机制来配置劳动就业。转轨中的国家，比如前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在转轨过程中，计划不起作用了，市场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造成失业。中国目前也是这样。另外，发展中国家，资源不足，市场功能也不太健全，政府财源相对是有限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特点中国也有。
总之，别人有的问题我们都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就业问题是复杂的。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二元经济结构，既有城市的就业问题，还有大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尚未转移出来的问题，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点，二元经济结构也是中国的一种典型现象。 总量不是就业主要矛盾
问：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可以分为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哪一个是目前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蔡昉：我认为结构问题是主要的。因为事实上，总量问题在任何国家都不是问题，因为你没有什么道理说这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批闲置出来的劳动力。人们谈到就业的总量问题时有一个常说的原因，即一个国家劳动力非常丰富，与劳动力相匹配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则相对稀缺。事实上，每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布局，使用什么样的技术进行生产，都是不同的。如果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话，相应的产业结构就应该逐步形成一个以最大化吸收劳动力的产业为主的发展格局，就是我们常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像我国改革以来的情形。 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使用劳动越来越少，使用机器越来越多，而是什么能够提高生产率，什么就是好的技术进步。而什么能够提高生产率呢？就是使用最丰富且最廉价的资源，这样的技术就是有效率的，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仅仅是劳动生产率。现在人们衡量技术进步、衡量效率用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率，而不一定非得是劳动生产率。讲生产率的时候，要把所拥有的资源都最大化地加以利用，没有浪费。从这个角度来说，劳动力总量问题其实从来都不是造成失业的主要原因。
劳动力增长率下降
问：那么，即便不是主要原因，我国就业到底存不存在总量问题？
蔡昉：假如说我们在一定的阶段中，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供给确实特别大，而我们的资本积累，或者说配置这些劳动力的市场发育还有一个过程的话，那么可以说在那个阶段上，我们还确实有点总量问题。即便如此，它可能也仅仅是一个阶段，最终的均衡要超越这个总量问题，不会长期存在。
另外，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存在有总量问题的条件。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全世界最高的，按照调整过的口径，改革开放期间，差不多是10%的GDP 年平均增长率，这个增长目前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达到。经济增长就应该带动就业，本来就不存在问题。我们设想如果有10%的劳动力增长率，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如果要进行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调整，完全可以把就业增长得快一点，与GDP 的增长速度同步或者更快。这是又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们不具备总量上出现问题的条件。
还有，如果说过去我们的劳动力增长非常快，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非常高，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经历劳动力总量增长速度放缓的阶段了，从目前情况看，每一年都在减缓，而且减速在加快，并不是说它不增长了，而是说增长率大大下降。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甚至一些普通中等城市、小城市，也都出现了劳动力不足，就显示总量问题不是主要矛盾。我们应该看到，在出现了一些劳动力普遍短缺现象的同时，我们还有下岗失业没有实现再就业的劳动力、有愿望但尚未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学生毕业还有就业困难。劳动力短缺和就业困难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是匹配的问题。没有好的匹配，它是什么矛盾呢？显然，不是总量矛盾而是结构矛盾。
劳动力充足是人口红利
问：就业结构的问题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哪些不利影响？
蔡昉：不能充分就业，造成人力资源损失，人力资源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没有把它加以充分的利用，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改革开放期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有各种各样因素，有改革的效应、有对外开放的效应、有贸易发展提供充分市场的效应。还有一条，就是劳动力充足，整个人口结构年龄，正好是劳动力比例最高的时候，用人口学的指标，就是劳动力人口占整个人口比例最高的时候。劳动力人口比例高，就带来以下效应，一个就是劳动力供给充足，经济增长不会因为劳动力供给而受到制约，同时，劳动力供给充足意味着劳动力便宜，这样可以发挥劳动力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比较高，说明这个人口结构是生产性的，而不是消费性的，整个人口负担是轻的，那么生产过程中的剩余就可以积累，好的人口结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实现很高的积累率。
有劳动力充足的供给，积累率又高，就意味着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情况下，还能够实现相对高的积累水平，可以保障我们的投资需求。所以从好的年龄结构来看，我们获得了这个优越的条件——人口红利。如果有很多人失业，意味着没有把可以得到的红利充分加以利用，而且如果以后总量问题不存在的时候，结构性问题却没有解决，就意味着放弃人口红利，放弃自己的经济增长源泉，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当然，随着资源禀赋结构发生变化，我们也要转变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比较优势，更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失业会产生诸多影响
日前，劳动社会保障部有关人士称，中国的就业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引起此间舆论的争议。为此，本报记者就这一问题独家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中国就业难原因最复杂
问：有人说，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您是否认可这种观点？
蔡昉：应该是这样的。实际上，失业现象、就业问题是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并不是说哪个国家人口多、劳动力多就有这个问题，任何国家都有。在市场经济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转轨过程中的国家以及市场发育不完善、发展水平也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各自产生失业的原因是不尽相同的，解决就业的政策方案也千差万别。而中国恰恰是把产生失业的各种原因都占了。
首先，有宏观经济的周期现象影响。这个在市场经济国家、发达国家是比较典型、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时候，宏观经济不景气，内需不足，劳动力大量下岗、失业，这是和宏观经济周期相关的。
其次，市场发育还不够。因为我们过去是中央计划来配置劳动力资源，现在转到由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我们过去说打破“大锅饭”，实际上就是要用新的市场机制来配置劳动就业。转轨中的国家，比如前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在转轨过程中，计划不起作用了，市场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造成失业。中国目前也是这样。另外，发展中国家，资源不足，市场功能也不太健全，政府财源相对是有限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特点中国也有。
总之，别人有的问题我们都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就业问题是复杂的。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二元经济结构，既有城市的就业问题，还有大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尚未转移出来的问题，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点，二元经济结构也是中国的一种典型现象。 总量不是就业主要矛盾
问：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可以分为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哪一个是目前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蔡昉：我认为结构问题是主要的。因为事实上，总量问题在任何国家都不是问题，因为你没有什么道理说这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批闲置出来的劳动力。人们谈到就业的总量问题时有一个常说的原因，即一个国家劳动力非常丰富，与劳动力相匹配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则相对稀缺。事实上，每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布局，使用什么样的技术进行生产，都是不同的。如果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话，相应的产业结构就应该逐步形成一个以最大化吸收劳动力的产业为主的发展格局，就是我们常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像我国改革以来的情形。 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使用劳动越来越少，使用机器越来越多，而是什么能够提高生产率，什么就是好的技术进步。而什么能够提高生产率呢？就是使用最丰富且最廉价的资源，这样的技术就是有效率的，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仅仅是劳动生产率。现在人们衡量技术进步、衡量效率用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率，而不一定非得是劳动生产率。讲生产率的时候，要把所拥有的资源都最大化地加以利用，没有浪费。从这个角度来说，劳动力总量问题其实从来都不是造成失业的主要原因。
劳动力增长率下降
问：那么，即便不是主要原因，我国就业到底存不存在总量问题？
蔡昉：假如说我们在一定的阶段中，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供给确实特别大，而我们的资本积累，或者说配置这些劳动力的市场发育还有一个过程的话，那么可以说在那个阶段上，我们还确实有点总量问题。即便如此，它可能也仅仅是一个阶段，最终的均衡要超越这个总量问题，不会长期存在。
另外，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存在有总量问题的条件。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全世界最高的，按照调整过的口径，改革开放期间，差不多是10%的GDP 年平均增长率，这个增长目前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达到。经济增长就应该带动就业，本来就不存在问题。我们设想如果有10%的劳动力增长率，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如果要进行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调整，完全可以把就业增长得快一点，与GDP 的增长速度同步或者更快。这是又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们不具备总量上出现问题的条件。
还有，如果说过去我们的劳动力增长非常快，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非常高，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经历劳动力总量增长速度放缓的阶段了，从目前情况看，每一年都在减缓，而且减速在加快，并不是说它不增长了，而是说增长率大大下降。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甚至一些普通中等城市、小城市，也都出现了劳动力不足，就显示总量问题不是主要矛盾。我们应该看到，在出现了一些劳动力普遍短缺现象的同时，我们还有下岗失业没有实现再就业的劳动力、有愿望但尚未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学生毕业还有就业困难。劳动力短缺和就业困难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是匹配的问题。没有好的匹配，它是什么矛盾呢？显然，不是总量矛盾而是结构矛盾。
劳动力充足是人口红利
问：就业结构的问题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哪些不利影响？
蔡昉：不能充分就业，造成人力资源损失，人力资源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没有把它加以充分的利用，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改革开放期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有各种各样因素，有改革的效应、有对外开放的效应、有贸易发展提供充分市场的效应。还有一条，就是劳动力充足，整个人口结构年龄，正好是劳动力比例最高的时候，用人口学的指标，就是劳动力人口占整个人口比例最高的时候。劳动力人口比例高，就带来以下效应，一个就是劳动力供给充足，经济增长不会因为劳动力供给而受到制约，同时，劳动力供给充足意味着劳动力便宜，这样可以发挥劳动力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比较高，说明这个人口结构是生产性的，而不是消费性的，整个人口负担是轻的，那么生产过程中的剩余就可以积累，好的人口结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实现很高的积累率。
有劳动力充足的供给，积累率又高，就意味着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情况下，还能够实现相对高的积累水平，可以保障我们的投资需求。所以从好的年龄结构来看，我们获得了这个优越的条件——人口红利。如果有很多人失业，意味着没有把可以得到的红利充分加以利用，而且如果以后总量问题不存在的时候，结构性问题却没有解决，就意味着放弃人口红利，放弃自己的经济增长源泉，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当然，随着资源禀赋结构发生变化，我们也要转变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比较优势，更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