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邹壮云 男（1971-）汉族，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程朱理学已经趋于衰退，王阳明的心学以倡导人性自由为出发点，适合了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需要。心学讲究心即理，致良知为核心思想，王阳明的弟子将心学理论发展成了不同的派别，晚明的文人据心学理论也提出了不同的文学思想。
关键词：王阳明 心学 发展过程
到了明代中期，随着政治的变革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儒学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著名的大儒陈献章在南宋陆九渊的心学之本体论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个体为中心的本体观，他认为心、道之间有直接的联系，道体现于心，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的王守仁在陈献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他认为朱子的理学分裂了“心”与“理”，也就导致了学问与人格的分离，他认为心与理关系应当是这样的：“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1]这样，个人的人格修养之心便与理学之学问统一起来了。在此基础止王守仁进一步提出了“致良知”的理论，其所谓的致良知就是强调在实践中体现心的作用，同时以心来指导个人的实践，讲究的是一静一动之谓致良知。至嘉靖年间，王守仁的思想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潮，不但在文人士大夫之间流行，在广大的以市民为中心的中下层阶级中也广为流传，因此而成为了当时个性思潮主流思想。王守仁的“心学”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显然背道而驰，他认为天理和人欲是统一的，这样就在理论上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这种思想与当时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理念可谓不谋而合，也成为了当时通俗文学的主流性思想。
至明代后期，王学思潮进一步发展，其“致良知”的学说在其门人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即以王轰、王良为代表的左派，以聂豹、罗洪先为代表的右派和以邹守益、欧阳德为代表的正统派。其中以王学左派思想最能代表王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因此在明代后期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想。王学左派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与王守仁思想的不同，王良及其弟子多为社会底层之人，他们从人格平等和独立的角度提出了“尊身立本”的理论，王良主张：“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2]这里所认为的“道”不再是理学之道，而是指“百姓日用之道”，“身”即是指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因此他把人的自身价值和尊严摆在了首位，以此为中心提出了“明哲保身”的思想。他认为致良知就是要把人当下的生活处理好，认为那种漫长的做学问的修养功夫是阻碍本体的生活质量的，应当在适当的时候放弃，并且应当把“吾心”直接当成生命的本体来看待，主张“人人心中有圣人”。“因此，他们提倡所谓‘直下承当’、‘直下之信’、‘一了百当’的顿悟，而排斥渐修。……所以，他们轻视工夫，动辄随任纯朴的自然性情，或者随任知解情识，从而陷人任情悬空之弊，以至于产生蔑视人伦道德和世之纲纪的风潮。”[3]这样就也就让王守仁的心学走上了一种极端，也是有其理论上的形而上的弊端的。
王艮的弟子颜山农对这种理论则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人性皆是较好放纵各种欲望的，不能强制性地去阻止欲望的满足，只有在这些欲望没有控制而自由放逸时，才应得到有效的节制，要不然就会走向固执的自我而无法自拨。颜山农的弟子何心隐在则进一步完善了这种理论，他认为孔孟等圣人所说的无欲实是要人寡欲，也就是要对欲望有所节制，人更多的精力不应花在对欲望的满足上，而应当去努力建立功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则认为彼此是平等的，是一种朋友的关系，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间，士、农、工、商，都应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应是指功业上和道德修养上的不同，他认为：“农工之超而为商贾、商贾之超而为士”，士之超而为圣贤。”[4]他对一般民众的生活欲望和感情需求寄于同情，主张把人从繁琐的礼教和名教束缚中解放出来。继他之后的李贽思想更为激进，他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5]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他认为童心即是人的最真之心，是没有任何的虚假与造作的，还认为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才是人心的真实描述，而六经等圣人之著作体现的思想往往是对人内心的压制，因此他非常尊重人的自然感情的真实流露，他认为：“酒色财气，一切不碍。”[6]可以说，李贽的思想已经走向了反封建礼教的极端，他的思想对后来文人思想和文学创作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继李贽之后，汤显祖提出了著名的“至情论”，汤显祖的学说源于泰州学派，他认为世间之事总是一个情字，不是理所能完全解释的，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至情”，至情就是情已经超越了生死的界限，这种思想在他的著名的戏剧《牡丹亭》中得到形象化诠释。与之同时还有公安二袁提出的“性灵说”的理论，他们的这种理论以李贽的“童心说”为基础，肯定人们“性灵”中蕴含的各色各样个人情感与生活意欲的合理性，将表现个体自由情性和欲望看作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与汤显祖相近的还有冯梦龙的“情教观”，冯梦龙一生酷爱李贽的学说，是晚明主情、尚真、适俗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但是冯梦龙主以情来达到封建教化的作用，在作品中往往大谈忠孝节义等传统伦理观感，已有主张克制“情”与“欲”而复归传统的“天理”的倾向。（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
参考文献：
[1][明]王守仁《传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页。
[2][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第716页。
[3][日]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4页。
[4][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第703页。
[5][明]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中华书局，1975年，第4页。
[6][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六《江右王门学案一邹颖泉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347页。
作者简介：邹壮云 男（1971-）汉族，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程朱理学已经趋于衰退，王阳明的心学以倡导人性自由为出发点，适合了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需要。心学讲究心即理，致良知为核心思想，王阳明的弟子将心学理论发展成了不同的派别，晚明的文人据心学理论也提出了不同的文学思想。
关键词：王阳明 心学 发展过程
到了明代中期，随着政治的变革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儒学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著名的大儒陈献章在南宋陆九渊的心学之本体论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个体为中心的本体观，他认为心、道之间有直接的联系，道体现于心，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的王守仁在陈献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他认为朱子的理学分裂了“心”与“理”，也就导致了学问与人格的分离，他认为心与理关系应当是这样的：“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1]这样，个人的人格修养之心便与理学之学问统一起来了。在此基础止王守仁进一步提出了“致良知”的理论，其所谓的致良知就是强调在实践中体现心的作用，同时以心来指导个人的实践，讲究的是一静一动之谓致良知。至嘉靖年间，王守仁的思想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潮，不但在文人士大夫之间流行，在广大的以市民为中心的中下层阶级中也广为流传，因此而成为了当时个性思潮主流思想。王守仁的“心学”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显然背道而驰，他认为天理和人欲是统一的，这样就在理论上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这种思想与当时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理念可谓不谋而合，也成为了当时通俗文学的主流性思想。
至明代后期，王学思潮进一步发展，其“致良知”的学说在其门人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即以王轰、王良为代表的左派，以聂豹、罗洪先为代表的右派和以邹守益、欧阳德为代表的正统派。其中以王学左派思想最能代表王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因此在明代后期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想。王学左派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与王守仁思想的不同，王良及其弟子多为社会底层之人，他们从人格平等和独立的角度提出了“尊身立本”的理论，王良主张：“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2]这里所认为的“道”不再是理学之道，而是指“百姓日用之道”，“身”即是指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因此他把人的自身价值和尊严摆在了首位，以此为中心提出了“明哲保身”的思想。他认为致良知就是要把人当下的生活处理好，认为那种漫长的做学问的修养功夫是阻碍本体的生活质量的，应当在适当的时候放弃，并且应当把“吾心”直接当成生命的本体来看待，主张“人人心中有圣人”。“因此，他们提倡所谓‘直下承当’、‘直下之信’、‘一了百当’的顿悟，而排斥渐修。……所以，他们轻视工夫，动辄随任纯朴的自然性情，或者随任知解情识，从而陷人任情悬空之弊，以至于产生蔑视人伦道德和世之纲纪的风潮。”[3]这样就也就让王守仁的心学走上了一种极端，也是有其理论上的形而上的弊端的。
王艮的弟子颜山农对这种理论则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人性皆是较好放纵各种欲望的，不能强制性地去阻止欲望的满足，只有在这些欲望没有控制而自由放逸时，才应得到有效的节制，要不然就会走向固执的自我而无法自拨。颜山农的弟子何心隐在则进一步完善了这种理论，他认为孔孟等圣人所说的无欲实是要人寡欲，也就是要对欲望有所节制，人更多的精力不应花在对欲望的满足上，而应当去努力建立功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则认为彼此是平等的，是一种朋友的关系，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间，士、农、工、商，都应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应是指功业上和道德修养上的不同，他认为：“农工之超而为商贾、商贾之超而为士”，士之超而为圣贤。”[4]他对一般民众的生活欲望和感情需求寄于同情，主张把人从繁琐的礼教和名教束缚中解放出来。继他之后的李贽思想更为激进，他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5]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他认为童心即是人的最真之心，是没有任何的虚假与造作的，还认为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才是人心的真实描述，而六经等圣人之著作体现的思想往往是对人内心的压制，因此他非常尊重人的自然感情的真实流露，他认为：“酒色财气，一切不碍。”[6]可以说，李贽的思想已经走向了反封建礼教的极端，他的思想对后来文人思想和文学创作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继李贽之后，汤显祖提出了著名的“至情论”，汤显祖的学说源于泰州学派，他认为世间之事总是一个情字，不是理所能完全解释的，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至情”，至情就是情已经超越了生死的界限，这种思想在他的著名的戏剧《牡丹亭》中得到形象化诠释。与之同时还有公安二袁提出的“性灵说”的理论，他们的这种理论以李贽的“童心说”为基础，肯定人们“性灵”中蕴含的各色各样个人情感与生活意欲的合理性，将表现个体自由情性和欲望看作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与汤显祖相近的还有冯梦龙的“情教观”，冯梦龙一生酷爱李贽的学说，是晚明主情、尚真、适俗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但是冯梦龙主以情来达到封建教化的作用，在作品中往往大谈忠孝节义等传统伦理观感，已有主张克制“情”与“欲”而复归传统的“天理”的倾向。（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
参考文献：
[1][明]王守仁《传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页。
[2][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第716页。
[3][日]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4页。
[4][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第703页。
[5][明]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中华书局，1975年，第4页。
[6][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六《江右王门学案一邹颖泉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347页。